詹佳如
　　［本文提要］近代报纸的兴起使得江南以不同地域的新闻为载体，在版面上与其他地域空间以拼贴方式并置在一起，这成为江南得以呈现和传播的新方式。本文勾勒了晚清《申报》所使用的、随着历史环境变化而表达和呈现江南的多种版面编辑和呈现技术，它们设定和表达了江南与上海这座新兴的中心城市的关系，江南与其他地域（如沿海、长江中游等通航口岸以及世界）以上海为转接的关系。作为晚清新媒体的报纸所特有的媒介技术，版面通过令江南置于不同的空间关系之中来得以定义和显现，从而使江南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复杂。
　　［关键词］江南 《申报》 版面 地理
　　《申报》创办后不久就有竹枝词：“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嘉门晚红山人，1872年9月28日）报纸使得江南以崭新的方式互通音信，江南地区通过阅读《申报》而一起想象着江南。于是，“遐迩共知音”有两个新条件：一是作为近代新媒体《申报》的流通界定着“遐迩”的范围，二是《申报》如何呈现江南，呈现怎样的江南，界定着“知音”的范围以及“知”怎样的“音”。这或许意味着，《申报》及其流通是江南地理经验的大变数。
　　何处是江南?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作为行政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江南各自在边界上的游离，还在于江南始终是历史的江南，不同意义上的江南在相互作用之下，处于历史的变化之中。说到近代江南最大的变数，在江南这一文化地理概念中增添了丰富性和混杂性的，乃是上海的崛起，从而令江南的经济秩序和文化格局均处于巨大的变迁之中。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这本身就说明江南地理经验的巨变（周武，2019；王家范，2000；熊月之，2019；林达·约翰逊，2005；郭骥等，2021）。由上海喷薄而出的促进江南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诸种力量之中，本文特别关心其作为新兴的印刷出版中心所产生的力量、所做出的贡献：晚清上海所生产并有力辐射江南地区的标志性大众媒体——《申报》，一种晚清崛起的新媒体，会以怎样的方式去呈现江南，与江南的文化内涵的历史变迁又会产生怎样的复杂关系?本文当然无力全面地讨论这一宏大主题，但为管窥这一问题，本文将取径于版面这一近代报纸所特有的内容呈现技术来讨论如下问题：《申报》的版面如何安排来自江南的新闻和信息，这种呈现江南的方式有何特征，又是否产生过关键性的变化，如何理解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意义?本文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来透视近代大众媒体的兴起之于近代江南文化内涵的历史变迁的意义。
　　
一、版面上的江南
　　熊月之指江南有大江南、中江南和小江南之别，基本包括了江南一词所表示的所有可能之地理范围（熊月之，2021：1）。这与其说是给出了可用于研究的概念工具，不如说是反映了学界对“何处是江南”本身尚无统一共识的状况。
　　李伯重对“江南地区”的界定，即明清时期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以及太仓州的“八府一州”（大致上与熊月之先生所说的“小江南”相当），为研究者所看重。但易令人忽视的是，这一界定乃是基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也正是基于此，他否定了从行政角度定义江南的做法，主张要基于“地文-生态地域”，并且要考虑到因为紧密的经济交往和经济水平的接近，“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李伯重，1991：101）。换言之，李伯重将江南视为基于自然条件和经济交往而导致的经济水平相近所形成的一种地方共同体的想象。
　　但是事实上，至少在清人那里，使用江南一词时指代的内涵是相当多义的，并不特指某个具有清晰界线的地理实体。笔者查阅早期《申报》就发现，比如《江南闱中情形》（1873年10月17日第二页）一文中的江南，就指安徽和江苏两省，而作为清代前期的行政机构“江南省”，早在乾隆时期就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此时却仍在报纸上沿用。又比如《限迁屯聚虹口小船事》（1874年3月7日第二页）一文中的江南更接近苏南地区，与江北之地相对。这种混乱，或许源于关于江南的地理想象的影响力量不止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交往，正如周振鹤所说，江南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与行政建制有关，又具有经济涵义，同时亦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胡晓明（2017：5）如此理解江南作为一个文化地域的概念：“与其说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不妨说是由具有历史与地理的特殊性的特定人物、事件、论述、象征、记忆、想象与幻想，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江南，不纯粹是一个空间，文人学士对江南的想象和经验，除却功能或者行政建制等因素之外，特别重要的是文化氛围，“清人眼里的‘江南’往往与典雅别致的园林，丝竹飘荡的游船，文人雅士的宴集，轻歌扇舞的名妓风流密不可分”（梅尔清，2004：8；杨念群，2017：14）。景观和意象，并为历史记忆、想象和认同所萦绕，清代的江南还包裹着令异族统治者所忌惮又自卑的高雅、精致和奢靡的汉族文化认同（杨念群，2017）。
　　这样，“胡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若将江南视为一个与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相对应的文化区域，其地理虽有大致范围，但边界是模糊的，很难用府、县等行政边界来框定，更无法被看作是一个固定而封闭的实体。它所带来的记忆和想象，更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扬州的例子很典型，它曾经象征着江南，却逐步在江南区域社会中边缘化，甚至是否属于一座江南城市也成了有争议的问题，这说明了江南城市群格局的历史性、边界的模糊性（周振鹤，1992：141-147；林达·约翰逊，2005；梅尔清，2004）。
　　在江南区域史中，继扬州之后，杭州、苏州，然后上海，相继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影响着江南的区域格局和文化风貌。明清时期，在上海崛起之前，苏州是江南的中心，有“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引领时髦和风气（王家范，2000：34；郭骥等，2021）。苏州在江南文化中能引风气之先，相信与其作为图书出版中心等角色密不可分，那些文人骚客关于苏州的诗文和言辞，和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流布。苏州的商贩、酒保和妓女等，也将苏州的文化传递到各处，这些都有力地帮助苏州成为长江下游各市镇的文化典范（梅尔清，2004：30）。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上海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这不仅是近代江南的重大变革，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变迁。上海模式不是苏杭模式的翻版，“上海不仅仅是用新的经济方式重构江南，同时也用新的文化、新的思维、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去辐射去影响江南，继而影响整个中国”，江南从而成为了“上海的江南”（周武，2019：229；林达·约翰逊，2005；王家范，2000；斯波义信，2013）。上海所能辐射江南甚至全国的诸多力量中，《申报》所代表的新式报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力量。
　　《申报》一开始就不仅是上海的报纸，也是江南的报纸。其在江南影响之大，以至于江浙乡间以“申报纸”指称各种报纸（周作人，2013：401-404；张静庐，1930：15）。虽然上海南北沿海均有通航，往来便利，但是《申报》代售点一开始却主要设于江南诸市镇以及汉口以下长江各口岸，第二号就有告白称：“启者，本馆《申报》今注明在各路远处发售地名：镇江大闸外天主街口运河边、南京评事街万寿宫隔壁、扬州左卫街中、九江西门外仙镇菜市街、汉口董家巷中市、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如贵客在各路欲买者，须至上洋数处问全昌顺信局便知，每张十文。宁波水街口、杭州珠宝巷、嘉兴塘卫镇，以上问协兴信局可也，每张十文（申报，1872年5月2日）。这些代售点除九江、汉口等沿长江口岸，均为江南市镇。出版第二天就对代售点有这样的布置，一方面自然与人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一开始所设想的读者面——江南士人群体有关。《申报》虽属于英人，但主笔都是江南一带的秀才，是“秀才办报”（宋军，1996）。早期《申报》征集诗词文赋，又时常举办以《申报》主笔为中心的文人雅集，并以报纸为载体唱酬等，这些都反映出江南文人审美和情趣中文雅的一面，展现出《申报》的江南气质（花宏艳，2018）。这样的《申报》在江南地区广泛流布，《申报》上又有相当多的来自江南诸市镇的新闻，这使其成为表达和传播“江南”的重要媒介。
　　作为一种传播“江南”的新媒介，一种定期出版的印刷品，报纸大量地、标准化（每日）传播出文本。版面则是一种——不同于文本内容——能够保证报纸以较为稳定、以特定的结构去组织和呈现新闻和观点的物质技术手段。麦克卢汉认为“报纸的版式即它的结构特征”，他说“报界的广泛主题，只有靠与该媒介的形态模式直接接触才能处理好”，而所谓的“形态模式”，就是“多种版面或多种信息条目以马赛克的形式排列在同一张纸上产生的效果”（麦克卢汉，2011：245，233）。报纸版面将那些本身无逻辑关系的信息条目拼贴在一起，又通过冠以版面名称、设置栏目、安排新闻特定的顺序等方式，使得这些无逻辑关系的条目被组织在一起的同时，呈现出某种意义。这样，报纸版面就构成了一种与以往表达江南地理空间关系殊为不同的崭新手段。这种手段的突出特点是，它可以将不同的空间按照特定的逻辑，在报纸版面上进行并置，从而表达出特定的空间关系，在特定的空间关系中显现和定义“江南”。那么，版面是如何安排和组织来自江南的新闻，从中展示出怎样的江南?在绵延的《申报》史中，是否产生过关键性的变化?又如何理解背后所透露出的意义?
　　
二、音信可通：在版面上可见
　　如果与1905年改版后的版面对比，早期《申报》与其说是报纸的版面，不如说与书籍更为接近，正如20世纪40年代末的掌故学家彬之（1947：9）所说：“拿一份早年的申报来看，似乎并不是在看报，而是在读旧书。”翻阅早期报纸的论说、新闻版面，文字密密麻麻排布，没有栏目名，也没有分割线来区隔不同条目、板块，甚至标题也使用与正文相同字号，不分段，仅以“〇”区别。版面的这种特点使得对其的分析只能侧重于报纸安排新闻与观点的某种惯常，如安排新闻的顺序以及基于何种原则，是否有固定的“栏目”（不管其是否以特定的栏目名来标识）等。
　　创刊第一个月里（1872年4月30日至5月31日），《申报》对来自国际的、国内各地的（包括江南诸市镇）、本地的新闻错落安置，没有发现《申报》从地理空间的特定逻辑来安排新闻的呈现顺序。实际上，初创的《申报》更多是强调渠道而非空间（比如是《香港中外新报》上的新闻而非香港的新闻），更多地是自居于各种信源的中心对各空间中的新闻消息一一展示，如随轮船而来的香港报纸《香港中外新报》、《华字日报》以及稍后的《循环日报》、友人来函、读者来函、《京报》等。除却广告和船期，《京报》以及香港报纸是出现得最为频繁的条目。
　　版面以展示渠道来源作为安排新闻的惯常，凸显了《申报》作为信息集成者的形象。地区消息的密度既体现为《申报》在此地的消息灵通程度，也体现为上海与该地区之间的交往密切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应当重新估计《申报》固定地刊载《京报》消息，对上海与北京之间、《申报》所传播辐射的地区与北京之间的地理经验的影响。于1871~1892年在松江府娄县担任教谕的常州府人姚福奎，留有多次阅读《申报》的记录，大多是关于报纸所载会试中本邑考员的消息。身在娄县的姚福奎，通过《申报》稳定地获得来自京师的消息，1892年后，他调任常州府教授，亦是通过《申报》来获知北京的科举消息（姚福奎，2022）。同样是居住在娄县的杨葆光，以及客居温州的江西人符璋，在19世纪末主要阅读的报刊均是《申报》，或从当地信局或从他人处借阅。就目前留存的日记所记来看，他们读报时关注焦点大都是上谕、科考等来自京城方面的消息（杨葆光，2010；温州市图书馆编，2018）。
　　对香港报纸的新闻进行摘要是早期《申报》的另一个惯常做法。《申报》自称仿香港唐字新闻而设于上洋，又派主笔钱昕伯至香港学习办新报，钱也成为旅居香港的王韬的女婿。王韬的文章后来在《申报》上刊载，著作由申报馆结集出版，都反映了《申报》与王韬、与香港方面非常密切的交往关系（宋军，1996）。因此，前十年左右的《申报》大量转载香港报纸的信息，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如下文所说香港与上海同为开埠口岸而日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申报》所建立起来的人事交往关系。香港新闻在《申报》上的频繁出现，自然可能影响当时《申报》读者关于上海与香港、广东地区之间的地理经验。翁同龢日记中所留下的一条阅读《申报》的记载或可说明些问题。这天，身在江苏常熟的他按照《申报》的预测去观察日食，但是一无所获，略感失望之外，推测“彼所测乃香港所见，或与此间不同耶”（翁同龢，2012：3378）。翁同龢对《申报》所报道的香港诸多新闻似乎习以为常，像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世界，直到《申报》所说的日食在常熟观察不到，才意识到“香港”是一个“此间不同”的地方。
　　整体上，《申报》的版面到底又是为哪些地方的新闻所占据呢?（表1　表1见本期第102页）是本文对创刊一个月的《申报》所登载的新闻按照来源地进行的统计。《申报》出版地在租界，表中所指“上海”包括了上海租界和县城。
　　表1显示，《申报》所载新闻集中于这样几个区域：除上海本地（租界、县城）和国际之外，一个是香港广东，一个是江浙两省，再有就是湖北汉口地区以及天津、北京。（表２　表２见本期第102页）统计了（表1　表1见本期第102页）同一时间阶段内到上海的轮船始发地与班次。若将（表２　表２见本期第102页）与（表1　表1见本期第102页）对照起来看，香港、汉口、天津以及来自日本、英国的轮船班次数量，与其登载的香港、汉口、天津以及国际新闻的来源具有很明显的相关性。
　　以上两表透露了版面安排新闻的另一个惯常，即交通，特别是通航，影响了这些地区在版面上的可见性。至开埠前，围绕上海有五条固定航线：一是北洋航线，通往东北的牛庄、天津、山东芝罘；二是东南沿海航线，至浙江、福建、台湾以及两广；三是长江沿岸至汉口之间各港口；四是内河航线，借助江南水系和大运河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和河北各县之间；五是国际航线，侨商商船往返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周武，2019：179）。这基本跟《申报》创办之初所描述的上海所居交通状况一致：“窃思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盖自中西各国通商以来，几于无物不至无美不臻。何也?盖由水陆交会地理便易也。尝考其地势，其北，则有天津山东牛庄治府，为北货之薮；其南，则有广潮漳厦台建汀温，为南货之渊；其西，则通湖广江浙之富；其东，则尽横滨长崎之利。洵乎，为货物骈集商贾辐凑之区矣！”（申报，1872年5月2日）从上海所辐射的国内区域看，开埠前与开埠三十年后，并无太大差异，建立在上海所有的水利之便上。表1所占相当比重的江南各市镇新闻则很可能借助纵横交错且颇为发达的江南水系而来。
　　如果将表1《申报》新闻的来源地，与上述上海通航之所相比照，除却甘肃之外（甘肃的新闻很可能来自《京报》），新闻所出之地基本都在所通航路之地。其中，江南作为交通可达之处，成为消息灵通的区域，与其他同样因交通而消息灵通之所并置在一起。这些消息灵通之所包括长江汉口以下诸多口岸，福建至广州香港沿岸诸多口岸，还有因与各洋通航所带来的国际消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新闻都是交叉排列，并不以相同地域分类，江南各市镇虽然是消息灵通的区域，但是在版面上的效果是，它们被等同为与香港、汉口、天津同等消息灵通的区域，江南并不如实际地理关系所显示的那样，与上海有相较于其他地域更接近的关系。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地理经验以交通便利和速度，而非实地位置上的远近而衡量。
　　表1亦显示出不同地区的新闻密度有差异，除国际新闻之外，来自香港的消息最多，要多于上海周边的江浙诸市镇，更多于汉口、天津等口岸。创刊初期《申报》的外埠发行主要集中于长江沿岸以及江南各市镇，这不仅显示了这些地域与上海之间颇为紧密的关系，是上海音信所及的腹地，而且还暗示了江南诸市镇通过上海所能触及到的南北沿海口岸以及由《申报》所能音信通达的“世界”。就好像包天笑（2014）坐在姑苏家中，上海的《申报》带来了许多关于中外战争的新闻，上海的《点石斋画报》又带来了外国的新发明、新事物。另外像翁同龢在被开缺回籍之前，虽偶有阅读《申报》记录，却相当零星，究其原因乃因其身为阁臣本身就处于各方信息汇报的中心。一旦身处远离朝廷的故乡常熟之时，他阅读上海出版的新闻纸的频率就明显增加，无论是京城的“拳匪”、广西的“匪乱”，还是长江的大风、黄河的决口。甚至还需要借由《申报》之眼来感知自身所处地方的消息，比如1899年12月6日记：“苏州于前月廿九早地微动，《申报》云，然吾乡人或知或不知。”（翁同龢，2012：3829）
　　其实，学者早已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是以对外贸易主导的，卷入全球市场体系的“世界性区域”，与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一个埠际贸易主导的相对封闭的“区域性世界”，殊为不同（周武，2019：自序2）。从包天笑、翁同龢的《申报》阅读中，也可以依稀看出，上海是如何借助报纸这样的新媒介引领江南变迁为一个“世界性的区域”。与扬州、苏杭文化的传播媒介有所不同，报纸这样的大众媒体构成了一个看世界的窗口，使得江南地区在报纸的中介之下看到了报纸所展示的世界，从而通过上海而转接到上海所连接的国家与世界。这种路径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报纸在江南地区传播着上海的时髦和新潮，从而使江南文化实现近代转型。
　　表1还显示，在江浙诸市镇中，宁波的消息最为频繁。另外，也可以特别关注到宁波新闻的频率（9条）与来自宁波的轮船到港的频次（11次），这中间似乎有某种关联。上海与宁波的紧密关系，表现为宁波的消息在版面上频繁出现。这表明一种受到与上海的交往关系影响的地理（江南）可见性。同时，这也透露出处于重组中的江南三角洲都市群内部的新格局，宁波因为与上海的紧密关系而变得重要了。这种情况类似于无锡地位的变化。无锡原本不过是常州府的一个县，却因靠近上海，与上海有更紧密的经济往来，于是该地域形成了“苏锡常”的格局，无锡排在了常州之前（葛剑雄，2019）。上海以及宁波的崛起，正处于一个从汽船代替帆船、从内河航运转向与海运结合的革命性时代。得益于上海以及上海所处的江南集合了长江、沿海、运河以及江南水系这些条件，上海和宁波抓住了航运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革命的契机，从而逐渐成为长江下游城市体系重组中的得益者（斯波义信，2013）。
　　无论是香港、宁波还是其他沿江沿河口岸、江南诸市镇，在《申报》版面上的可见性，恐怕都不能说是《申报》主笔们无中生有的创造。上文所着力展示的，版面之所以分布着这些来源地的消息，是基于它们与上海交通和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以及这种身处上海联通四方的地理经验很可能为生活于彼时上海的主笔们所体验而表达在版面上。《申报》主笔们旅居上海的生活史，正是上海在江南城市格局中崛起的历史。很遗憾，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留存资料尚且稀少，更遑论关于他们是怎样体验上海与江南、上海与他们的家乡之间地理关系的变化这些更为细节的心理资料。不过，翁同龢（2012）这位江苏常熟的晚清阁臣的日记又能提供一些线索，他身居京师时，所寄至常熟的家信，均需从上海转寄；几次返乡，也需在上海坐轮船中转；当他开缺居乡时，周围亲朋出行，大多均需先至上海，再至各目的地。无疑，无论是信息还是人员流动，上海都是江南区域的中心。他对此常常记述甚详，可见是日常生活中颇值得关注的事情。《申报》的版面也呈现出一种与此相关的地理经验，即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交往格局，以及江南城市群格局围绕着上海来形成并在与上海的关系中定义的机制。
　　
三、分割版面的多种方式
　　进入1880年代，《申报》在版面呈现方式上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直接摘抄香港诸日报如《循环日报》、《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闻》等报纸的新闻大幅减少，甚至逐渐消失，《西报译编》这样的条目也比较少使用了。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京报》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创刊初始《京报》的位置在新闻之后，广告、行情、船期之前，到1882年2月《申报》能通过天津电报首先刊发《京报》中的重要消息，冠以“本馆自己接到的电音”，不久《京报》就被抽出，成为附张，夹于报中赠阅（申报，1882年2月23日；申报，1882年3月8日）。这些并不是说《申报》的新闻不再依赖从香港而来的中外报纸、从北京转道天津而来的《京报》，而是试图从侧面说明，《申报》在淡化其作为各种信源集成者的角色，而代之以一套新的逻辑来呈现其所收集到的信息。本文无法就版面的变化及其历史演变作全面的展示，而只择其要处展示一二，以使读者看到版面在呈现和表达地理空间关系方面的潜力。值得予以说明的是，这些版面上的新变化与前述所呈现的新闻来源的版面分布，并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的线性关系。依然可以看到新闻来源地与上海之间的交通和经济往来。对各地区的可见性的影响。所以，版面随着《申报》史的绵延，有多种编排逻辑交叉其间，而彼此协调。这部分所要关注的主要是18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1879年的《申报》告白显示其外埠售报处有：“北京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申昌号，天津紫竹林广东堂子间壁沈竹君，南京金陵门东边营林宅内李佑之，武昌府城道街夏德昌杂货铺，汉阳府汉口信和洋行，扬州府新城内六条巷刘治平报房、又湾子街红毛司巷兴隆报房、又曹老药铺巷刘沁泉报房，安庆府城郑葆初京报房，江西省城南昌府城乾昌全泰盛恒源铨昌祥信局，苏州阊门城内都亭桥河沿街铜锡店内黄星斋，杭州城中官巷街申昌号，福州城外南台复利洋行，宁波江北岸李甡号内，香港中环街循环日报馆，广西省城内胡万昌信局，四川重庆府胡万昌信局，湖南长沙府胡万昌信局。其余外埠者皆由各信局以及京报房代售。”（申报，1879年11月26日）有研究称，草创头几年，《申报》从具体言论到争取读者群的措施，有从江南走向京师的趋向（卞冬磊，2022）。实际上，京师只是一个方向，若比较1872年与1879年的代售点，长江沿岸和江南各市镇变化不大，主要扩及南北沿海港口，京师代售点可看作天津口岸的延伸（反向地，《申报》对包括《京报》在内的北京消息的接收也经由天津）。报纸在全国沿河沿海各口岸铺展得更开，报纸在全国沿河沿海各口岸铺展得更开，这可能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中的位置不断提升有关。
　　再说《申报》版面所出现的新变化。1880年代初，《申报》扩展至正附两张，附张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刊载《京报》，后杂以各地官报、告白以及新闻。扩版并区分“正”、“附”两张，或是为了容纳更多的新闻和广告，却也同时在新闻之间区分出了“紧要”和“琐碎”之别：“至于琐碎新闻及公堂案牍，今亦列入附张之内，俾正张上多登紧要事机。”（申报，1893年4月12日）且看（表3　表3见本期第106页）所示这日《申报》如何安排正附两张新闻（除《京报》外）。
　　（表3　表3见本期第106页）所举这天，附张所载两新闻条目，一个是九江的三条新闻，一个是上海法租界公案。如果再翻阅《申报》附张所载“琐碎”新闻，则明显以苏浙皖赣诸市镇新闻与上海本埠租界公堂案件为主。这些“琐碎”的街谈巷议，体现出围绕着上海的广大腹地之间更为紧密的文化关系。“琐碎”新闻也刊有官报，这可能与《京报》列入附张的逻辑有关。若对各地官报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苏、浙、赣、皖、鄂数量明显占优。另外，《申报》规律性地登载辕门抄，将其作为一个固定栏目的时间大概是在1881年至1891年之间，绝大多数登载的是两江总督辕门抄、浙江巡抚辕门抄以及江苏巡抚辕门抄。《申报》刊载这些地区的官报和辕门抄，与交通往来频繁便捷、文本易得有关，也显示着这些地区与上海之间密切的政治关系。这样看来，附张的“琐碎”非从特定的内容上讲是无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新闻，而主要说的是其聚焦于上海及其腹地的“小世界”。
　　（表3　表3见本期第106页）显示，除有琐细与紧要的大分类原则之外，以地域来组织新闻，而不是以行业（实业、教育、工业、外交等）或者新闻主题（政治、经济或者文化等）等原则来组织新闻，是此时组织和呈现新闻的重要原则。论说、上谕之后，总是国外新闻先于国内新闻，所有上海本地的新闻，则被集中编排在一起，放置在正张新闻的最末。这样的版面安排，从1880年代持续至1905年改版，鲜少例外，这应是报纸所秉持的一个重要原则。表3以及下文的表4也显示，在上谕、国际新闻、中外交涉新闻、较为偏远的地域新闻之后，上海新闻之前，《申报》安排分布于苏浙赣皖鄂等各口岸市镇的新闻，相比于前后地域空间的固定，这些来自国内口岸的新闻之间并不使用特定的顺序，经常是错落交叉安置，从而这些地区并未区分出与上海特定的亲疏程度。
再看表3，新闻所使用的标题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申报》以“章赣双流”、“郭外青旗”、“鸠江记事”以及“浔阳纪事”等具有传统文化意象的词语来标明地点，新闻标题的意义也只在表明新闻的地点，而不表明新闻事件的内容。这些条目之下，完全不相干的新闻事件被编织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它们发生于同一地点。这体现出《申报》史上新闻版面的一个编辑技术，即使用地点而非新闻事件的主题来分类新闻。这跟《申报》元老雷瑨对早期《申报》新闻编辑的突出印象——“各就其地，冠以总名”——完全符合：“如北京则‘上林春色’、‘禁苑秋声’，江宁则‘白门柳色’，镇江则‘铁瓮涛声’，苏州则‘藤廊艳影’，松江则‘峰泖闲云’，杭州则‘西湖棹歌’，嘉兴则‘鸳湖渔唱’，武昌则‘鹤楼留韵’，九江则‘湓湖潮声’，安庆则‘皖公山色’，广州则‘羊城夕照’之类。颠倒变换，应用不穷。”（雷瑨，1923）这样，此时《申报》版面不仅体现出很强的文学性，而且在视觉上就呈现为对不同市镇、不同地理区域的传统文化气质的展示，并反复出现。
至1898年，以地域来安排新闻的原则，被其时主持笔政的黄协埙很清晰地阐述出来：“所谓文法矣，一曰次第，论说之后，首录谕旨电音，尊王也。顾各报体例不同，亦有录于论说之前者。至各路新闻，亦首纪京师，而后外洋、外省、外府州县，依次而殿以本地。如外洋则宜先美洲、新金山、大西洋群岛、太平洋群岛，次欧洲各国，次非洲，次亚洲西南各国，次南洋群岛，次暹逻、缅甸、安南，次日本、高丽、琉球、台湾（甲午战后台湾被割让与日本）。中国则宜先内外蒙、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次青海、西藏，次东三省，次新疆、陕甘，次云南、贵州，次四川，次广西，次山西、河南、山东，次湖南、湖北，次福建、浙江，次江西，次安徽。本省则宜先江宁，次苏州，次徐海，次淮扬通海，次镇常太，次松郡，次松属各县，而后本城南市、高昌庙等处以及英法美三租界。此一定之次序也。”（申报，1898年8月24日）很显然，这一编排逻辑依据的是政治上的空间秩序，比如距离“本省”最近的依次是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这是因为乾隆朝之前有江南省的建制，所辖安徽和江苏两者，尽管后来拆分，还有驻地在江宁的两江总督辖制江西、安徽、江苏三省。正因此，作为督臣驻地的江宁也要尊于作为抚臣驻地的苏州。用报纸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原则是“尊王也”，也就是服从于政治对地理空间秩序的规定。无论是黄协埙希望以传统文体来规范报章文体的努力，希望以版面空间来重现政治控制的秩序，还是以具有文学意味的地理命名来为不同的新闻作标题，背后所反映的乃是19世纪60年代后，早至王韬，晚至黄协埙（被杨喾视为传统文化精英制度终结的一个代表），所面临的特殊社会背景、所承继的历史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拥有的特定思想心理结构。据《申报》后来的总主笔张蕴和（1935）的看法，《申报》早期主笔们，多为别无它途、以科举为业而屡试不第者——“既无他图可入，复不敢论朝政，则往往藉风月笔墨，游戏文章，以抒写其抑郁无聊之意”，以报纸这个全新的平台，来寄托他们的政治抱负、道德理想以及文学审美趣味。蒋芷湘、黄协埙们，亦代表着其时《申报》读者的共性。《申报》这种“为中国发明的新闻纸”使得其能在竞争中击败更为西化的新闻纸《上海新报》。这种气质的报人/文人在19世纪90年代后就逐渐消失了（叶凯蒂，2014）。
　　回过头来，若拿黄协埙这一番话去比照表3，那么《申报》似乎确有“整顿”的必要。如前所述，彼时关于上海周边诸市镇新闻的次序安排，很明显没有体现出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本省、本郡这样的顺序，这些地理范围如前述更多地体现为一个混杂、没有明确优先性的整体。如果严格按照黄文的新闻安排次序，服从于政治的空间逻辑来安排报纸版面，恐怕将消解作为文化的、经济的江南。那么，《申报》的版面是否确如黄协埙所说安排新闻?如果是查阅当天新闻，则基本按照《整顿报务余言》所列顺序来报道各地新闻，从上谕电报、奉天营口、宁波鄞县、安徽芜湖、江苏苏州然后是上海本埠。但若再往后翻阅报纸，则与表3所呈现的编排逻辑并无什么改变，报纸版面大多脱离黄文所定的那种严格的“文法”。且看黄文发表的第二天《申报》正张新闻顺序（见表4）。
参照（表3　表3见本期第106页）、（表4　表4见本期第108页）就可知《申报》对新闻次序的安排，尽管整体上依循政治秩序的空间逻辑，但又有一定的弹性。江苏、浙江、湖北都被交错安排，与其说各自地域被肢解，不如说江南地区和不属于江南地区但具备通航条件的各市镇体现为一个整体的地理格局。围绕着上海的空间关系就不是同心圆似的，上海居中，包裹着江南腹地，在外面则是更远的辐射区；而是以交通便利、经贸往来频繁为准绳来衡量的不均质的地理空间关系。在这样的逻辑下，江南作为一个区域地理整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但也更加地开放和不均质，因为需要在与上海的经济关系、文化关系、交通交往中去界定自己。
　　自1880年代以后，《申报》逐步建立起以地域为重要原则来组织和呈现新闻信息。如前所述，《申报》突出了江南地区中那些交通往来便利的口岸，并且与沿海沿江口岸融为一体，以整体视之。考虑到报纸发行本身就集中在这些口岸城市，这些《申报》读者就按着上谕、国外新闻、国内各地新闻的顺序，观看世界，日复一日。
　　报纸新闻的安排以“尊王”为始（从这个角度说，《申报》的保守并不仅在于它的言论，而是京师新闻和皇帝起居政令的位置就决定了其对既有政治秩序的支持和维系作用），并以上海新闻为依归。这样，包括江南诸市镇在内的各口岸、各地区，都成了围绕上海、走向上海的城市关系网中的市镇和地方。也就是说，经由报纸所传播的一种新型的地理经验，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理（江南）经验。这样的版面是否有益于提升上海在观念层面的重要性?这中间的因果联系也许是无法确定的。但版面所现，围绕着上海的江南地区，成为上海的腹地，而且还只是一部分腹地，是“江南”此前所未有的内涵。原本是“江南的上海”，把江南变成了围绕着上海的口岸网络的一部分，并与其他非江南的口岸融为一体。
此时，虽很难判断读者是否潜移默化地受到《申报》所建立的地理关系的影响，但若有影响，1905年前的版面也是大于1905年改版后的。如前所述，1905年大改版之前，《申报》的版面风格是密密麻麻文字排布，读者更倾向于从头到尾地阅读报纸。1905年《申报》改版，版面转向现代报纸形态，所有的版面以马赛克式形态清晰分割，栏目、标题突出，这更利于人们形成自己的阅读顺序。
　　“江南”的呈现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紧随当时《时报》、《中外日报》等报纸的做法，《申报》以明晰的栏目来编辑分类新闻，如“要闻”、“交涉”、“政界”、“学界”、“军界”、“路矿”、“实业”、“官事”、“民事”等，来自各市镇的新闻则分门别类地编入不同“界”的新闻之下。如图1所示，来自南昌、镇江、武昌和扬州的新闻分别被编入“交涉”、“政界”、“学界”的业界栏目之下。这些标识地理的字是如此之小，甚至小于新闻正文。反观那些栏目的设计，使用除报头外最大的字号，并缀有图案和花边，周围大量留白，在版面上十分醒目，栏目——也就是不同的“界”，或者说是以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聚集起来的“群”，成为新闻版面首要的分割原则，而地域则成为报纸版面呈现新闻的次要标识。这一版面编辑原则主导下，图1中镇江、扬州作为江南地域的整体性就被“政界”、“学界”所分割了。对比　　
（图1　图1见本期第106页）与（表3　表3见本期第106页）、（表4　表4见本期第108页）的新闻标题，就可以看到版面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新闻标题逐渐脱离纯粹对地点的标示，变得反映新闻事件的实质内容，版面也就逐步从具有文化意义的不同地域空间的拼接，变为由不同事件而拼接起来的效果。这些反映着共同的趋势，地理因素在版面上虽并非不可见，但也变得次要了。
版面变化，表面上与报纸背后报人群体性质的变化有关。在1905年《申报》改版前夕，黄协埙被辞退，取而代之的是金剑花、雷瑨、赵孟遴以及有留日背景的张蕴和。黄的离开，被视为新旧两代报人断层的标志，一种是“‘上通下情’式的公共角色”，一种是“扮演为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而服务的公共角色”（杨喾，1998：274），也就是大城市中领薪水的职业报人（叶凯蒂，2014）。这些职业报人的出现，本身乃世纪之交关键性的社会变化（陈旭麓先生称之为“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士绅阶层的分化——的缩影。士阶层分化成不同的职业，以不同的职业为基础的“界”作为亚文化圈层，成为号召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身份认同（章清，2003）。原来因为同乡观念深厚，以省、府和县等行政疆域来描述自己的籍贯，并以此作为重要来源的身份认同。实际上，这也是黄协埙那种以地域分割版面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世纪之交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动之下，籍贯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则退而居次了。

结语
　　报纸版面的特殊效果就是可以将不同的空间按照特定的逻辑并置，这跟书籍那种伴随着叙事展开而转换空间场景，有着较大的区别，从而有能力去呈现和表达出特定的空间关系。空间意义在空间关系中确定和定义，也被认为是19世纪以后的空间图示（汪民安，20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版面就是一种建立现代空间图示的力量。作为特定的媒介技术，《申报》版面的效能是，通过并置不同的空间，通过并置空间与行业，从而在江南与其他沿江沿海口岸、国际世界，江南与上海的空间关系中来重新定义和定位“江南”：这是以上海为转接而构筑起的江南与国家、江南与世界关系中的江南。版面也能通过并置地理空间与行业，在地域与群体不同的从属关系来重新定义和定位“江南”。这是被不同的“群”再结构起来的江南地域社会。可以说，这样的江南，是近代江南才有的意涵。如果说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塑造地理经验的现代力量（保罗·亚当斯，2020），那么，版面或许彰显着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塑造和形成地理经验的一种运作机制。
　　本文只是粗线条勾勒早期《申报》的版面变化，其所呈现和传播的“江南”也处于变化之中。版面虽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但稍拉长时间看，这种媒介技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有关，是身处具体历史条件中的不同时代的报人对其地理经验的表达。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事无巨细地展示所有变化，而是试图去展示除却文本内容之外，近代报纸在最为复杂的文化地理概念之一——“江南”的近代变迁中，产生影响的特殊机制，版面更加侧重的是近代报纸这种媒介的物质性一面。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勾勒的版面及其所呈现的江南文化内涵的这些变化，并不是线性的因循关系。事实上，与上海的交通和交往始终影响着江南诸地区的可见性，甚至界定着其是否重要；地域即便在以“界”为主导性的版面编辑原则兴起之后，仍然是重要的新闻标签。重要的问题也不是去建立一种线性变化，而是在不同的版面编辑原则的此消彼长过程中，“江南”所可能激发的文化想象的变化。比如，正是在版面当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意涵被凸显出来，江南各地区与沿江沿海各口岸的关系，江南与香港、江南与京师的关系，围绕着上海而建立起来；江南地域与行业的从属关系也被建立起来，并日复一日地呈现和传播。
　　这里所引发的进一步的问题，也是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是，这样的“江南”，与“杏花春雨”的诗意江南，与那种具有颠覆异族合法性的汉族精英文化象征的江南等不同的江南文化内涵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没有证据表明一种江南的文化内涵会完全消解掉另一种文化内涵，可能只是让江南更为复杂、多层次。无论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还是杏花春雨的江南，今天都仍然是江南想象的重要内容。本文更愿意视它们为文化江南的不同层面，各有不同的载体，会在不同的实践当中激发出不同的想象和记忆。
报纸与版面之后，“江南”的呈现媒介还在持续变异。今天，短视频将江南变成了数据位置定位与景观的传统意象相结合的孤立、流动的东西，江南再一次被新的媒体固化、封闭在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象之中。短视频中的江南是没有它在清代所具有的那种与政治权力的张力的，也无法像报纸版面那样在与上海、国家、世界的空间关系中去定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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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詹佳如系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0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