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简丹丹 陈炜漫 李昂 谭文静
引言
　　1924年1月，《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创刊，被后世学者们认为“标志着新闻学术研究的开端”（Singer et al.，2023）。在此之前，对新闻业和记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通常关注报纸杂志等媒介编辑和出版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些趣闻轶事和所谓的历史记录（马丁·劳福霍兹，戴维·韦弗，2022：4）。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新闻学研究已转变为一门典型的社会科学，强调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现实进行观照（白红义，2021a）。在数字新闻时代，当今西方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干预，而是本体论的变化（Ryfe，2019）。随着新闻生产主体不断扩充，新闻生产量相比以往急剧提升，记者在新闻生产领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一社会事实，新闻业是什么、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新闻产品区分开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这提示研究者必须从本体出发，重新审视数字新闻业在实践中关注的社会客体转向，以及新闻学研究针对该转向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所持有的立场与使用的工具。
　　本报告旨在以研究议题为锚点，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三个层面勾勒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图景。具体而言，研究议题指西方新闻学研究关注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主题范畴；本体论关注的是构成议题现象或问题的客体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关注对象、问题面向、分析层次等；认识论指在对议题进行探索、解释时所持有的视角与立场，一般体现在理论资源的使用上；方法论则侧重于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策略工具。报告依然将《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四本期刊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团队从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数据库分别收集了四本刊物于2023年正式刊发的全部论文，排除书评、编辑语等非研究型论文，《数字新闻学》共有10期91篇论文，《新闻学研究》共有16期105篇论文，《新闻学》共有12期145篇论文，《新闻实践》共有10期104篇论文，总计445篇论文纳入本报告分析范围。
　　具体研究过程中，在参考既有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新闻学期刊的方法基础上（Zelizer，2004；Steensen & Ahva，2015；Steensen et al.，2019），团队成员结合研究问题、刊物实际情况，细读原文，通过小组讨论确定研究议题、理论资源、方法策略三个编码类目及编码原则。研究议题上，编码遵循一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首先，小组将研究问题、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文献综述概括纳入“研究议题”编码范畴，提炼1—6个核心关键词，构建原创数据集作为一级编码文本来源。其中，将研究问题、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文献综述概括纳入研究议题分析范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研究问题本身是社会客体的反映，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则是对研究议题和问题的概括，文献综述体现了为研究问题寻找知识脉络的过程，将三者纳入分析范畴，可以实现交叉验证，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在一级编码基础上，小组根据词意确定对核心关键词的类型学划分标准，合并同类项，形成关键词意群；最后，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对其进行主题聚类，按照频次排序，确定十大核心研究议题（表1　表1见本期第60页）。
　　理论资源的编码主要将学科视角、概念、理论、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四个方面纳入编码范畴。方法策略按照研究过程分为数据/材料收集、数据/材料分析、混合研究设计三个范畴。对于不明确的理论资源、方法策略，团队成员通过识别摘要、过程性关键词（代表论文研究过程中理论、方法、模型、变量等的关键词）、文献综述、研究结论等部分内容进行确证。编码结束后，本研究依照不同研究议题，对理论资源、方法使用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以下报告内容将依次展现十大研究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呈现的特征。
　　
一、新闻与意识形态
　　媒体和政党关系所表征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当下重点讨论的社会现象。围绕媒体、政治二者彼此间的作用与互动，一般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党派媒体的政治作用、政治利用媒体报道的方式，以及媒介在意识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党派媒体的政治作用问题下，主要包括黑人媒体、民族媒体、族裔媒体、含有政治倾向性的新闻非营利组织，以及另类媒体。其中，另类网络媒体作为党派媒体的新兴代表，成为2023年讨论的重点。一方面，学者们在探索另类网络媒体议程的问题中，发现党派媒体在引发社会运动，塑造各类主体身份、国家形象、政治知识与公共媒体角色、少数群体的媒介形象、公民行为，以及重要的公共新闻和社会话题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Kim（2023）对美国媒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美国媒体为美国对外援助发挥作用主要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高调的援助故事，而在宣布后未能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全面的跟进。媒体主要用物质援助来描述发展援助，不加批判地将其称为“行善”，同时将其非合法性归因于受援国的无能。另一方面，学者们通常将党派媒体与主流/专业媒体置于显性或隐性的比较视角下看待其关系及各自的新闻实践，比如在新闻实践和普遍持有的新闻道德原则的方式下，Dowling（2023）以另类媒体机构Unicorn Riot、IndyMedia为案例，讨论了另类媒体激进新闻形式的具体表现。与专业事实核查人员相比，Tsang等（2023）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党派事实核查人员不太可能局限于揭露虚假事实本身，他们更有可能采用无来源信息。
　　在政治利用媒体报道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媒介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将非本国记者作为软实力工具两种。前者的着眼点一般在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比如新闻来源及客观性面临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党派媒体会选择性使用政治家个体言论、新冠疫情、网络新闻使用、假新闻等议题素材，表征媒体的立场和倾向，进而对政治产生影响；编辑制作方面则体现在对新闻叙事、话语框架及话语策略塑造的研究上。比如Bedingfield（2023）利用黑人和女权主义评论家考察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关键时刻，发现当时白人主流媒体帮助具体化了种族叙事，而新的黑人媒体现正在努力解构这些叙事。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身份政治与编辑独立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媒体独立性对议题框架的影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当记者作为软实力工具时，政治和媒体体现在两组相关性关系上：审查、信息控制制度与记者职业生涯相联系，进而影响记者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并合理化自身的服从行为以及运作方式（Vessey，2023）。同时，党派新闻偏见也与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有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记者通常不像威权政治制度下的记者那样认同特定的角色概念，他们拒绝接受威权主义新闻和转型期新闻所定义的传统角色概念。而在“混合政权”和“不完善民主”的转型政治体系中，新闻业具有一组特定的角色概念，这些概念与政治激进主义相关联。相比之下，“完全民主国家”的记者往往不会接受这种做法（Soontjens et al.，2023）。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将政治和报道、民粹主义和新闻组织、新闻和国家等主体勾连在一起，充当社会运作的控制机制。
　　在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与分析时，学者通常会借鉴来自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政治平行性、框架理论、新闻价值、边界工作、媒介间议程设置、影响层次模型等新闻传播学科的经典概念与理论，为研究问题提供了解释视角与分析框架。除此之外，后殖民主义视角、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知模型、民粹主义、批判种族主义理论等主要来源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被用于理解新闻工作者处于该场域时的反应与态度。由于大部分研究问题都属于效果、行为研究范畴，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案例研究与访谈是其在经验分析层面的主要研究工具。意识形态作为表征媒体和政党关系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当下新闻行业已成为各类主体博弈的主要场所。
　　
二、新闻与创新实践
　　过去十几年，随着数字技术进入新闻行业，围绕内容生产所展开的各类创新实践相继出现，也推动新闻创新议题成为新闻学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所聚焦的问题面向围绕算法推荐等技术要素、创业公司等新进入者、新的新闻类型以及数字新闻学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策略创新展开。技术发展背景下，技术与新闻的关系、记者和编辑等利益相关者对技术采用的理解与态度、其在新闻创新实践中的适当性，以及算法推荐引入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原理等问题被着重讨论。比如在自动化新闻生产的背景下，Dierickx（2023）运用物质性概念探讨了软件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的相关性，发现技术人工制品也可被理解为由专业价值观和文化实践所塑造。Munoriyarwa等（2023）的访谈研究则表明，南非主流新闻室对人工智能实践的吸收是缓慢、多样，但有条不紊的。AI在新闻室中的用途主要有整体性挪用、专有技术运用、特定任务专有三种。对人工智能的不同吸收，与对这一技术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正发生着冲突。这种怀疑是由对工作损失的恐惧、采用人工智能的成本、有限的培训、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在民主进程中的功效所驱动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记者采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数字化与记者职业认同的关系、技术背景下受众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等偏技术策略导向的现象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Holman 和Perreault（2023）在创新扩散概念视角下，通过访谈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技术的使用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男性使用DSLR和摄像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使用非线性视频编辑软件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同样，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中，数字化的新闻话语会强化记者的再技能化过程（Trimithiotis & Stavrou，2023），影响新记者对新闻工作的期望值。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报酬的驱动下可能会选择从事其他创业工作。聚焦受众角色，Dodds等（2023）基于对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发现舆论力量已经转移到数据化版本的受众身上，这对于理解当前多平台新闻编辑室对流量的追逐以及这种现象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依托新闻业的技术发展，部分研究将关注点放在类似沉浸式科技公司作为“新进入者”对新闻场域的潜在影响上（Wu，2023），包括其与传统新闻人员的关系及其对自身在新闻场域中的定位、记者如何看待自动化新闻对新闻自由的法律影响（Jamil，2023）等。建设性新闻、气候新闻、科学新闻、慢新闻等成为当下数字新闻领域新新闻类型的代表。其中，新闻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关于建设性新闻未来发展的反思、各种新闻类型的实践如何等，是学者们认为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比如对受众如何理解健康科学报道中科学证据的强度和不确定性的追问（LＯvlie et al.，2023），勾勒了其在具体实践中所呈现的行业现象与新问题。除此之外，学者研究了新闻服务、社交媒体平台、报道叙事框架、早期新闻网站吸引用户的设计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设计内容的互动性以及用户能动性的发挥。
　　技术发展使得内容生产领域的边界变得模糊。在回答以上问题时，边界工作、新闻框架、叙事理论是常用的概念理论资源，借此窥探各类主体如何在技术的加持下为自身利益服务。结合问题性质，经验材料的收集偏向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等方法，材料处理则侧重主题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的使用。各类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内容生产领域提供了多重创新实践选择，不过，创新实践议题下的大部分研究仍局限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观念，因此在理论层面未有突破和创新。在“新瓶装旧酒”的现状下，技术逻辑下行业发展的本质并未得到真正探索。
　　
三、新闻与受众参与
　　随着受众角色日益频繁地介入原有的新闻生态，有关受众参与的研究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点。既往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研究对受众参与的定义和操作化大多强调新闻的生产语境而非接收语境，而现在的研究逐渐把受众作为主体，重视受众感知和实践的主体性、多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文化与政治内涵（Carlson & Peters，2023）。
　　对新闻的定义和认知是受众参与的基础，这既决定了受众对新闻的反应方式，也形成了他们对新闻业期望的土壤。由此，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分别是受众对不同类别媒体的认知和不同受众角色对媒体的认知。就前者而言，受众对另类媒体、事实核查新闻、虚假新闻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议题。譬如在政治信息环境中新闻碎片化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Steppat等（2023）发现受众会将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相融合以致无法区分。受众对虚假新闻的定义则超越了“假新闻”和阴谋论本身，还包含有偏见的新闻和政治炒作，其背后是他们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批判性解读（Kyriakidou et al.，2023）。反观后者，有研究者将受众分为观察者、倾听者和连接者三类角色（Goyanes et al.， 2023），不同角色的受众对新闻的认知有所差异。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试图解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受众对新闻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其中，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新闻与商业内容边界的模糊、个体处理内容的能力和动机、以党派偏见为例的主观感知（Amazeen，2023；Lee & Jang，2023）等，都会对受众的新闻认知产生影响。这些处于动态中的受众认知除了会影响他们与新闻业的关系，也会影响社会民主的实现。
　　作为受众参与的基石，“受众能动性”（audience agency）被界定为个体、组织群体或集体受众有意或偶然地采取行动、实施权力的能力（Hendrickx，2023）。在此基础上，受众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受众转向”愈发凸显。比如在新闻使用范畴下，因应新闻业的各类变化，Vulpius等（2023）发展出一种有关新闻使用的类型学，包括新闻媒体如何在受众个体的媒体剧目中出现、维持以及消失。这可以避免静态、孤立的视角，转而动态、联系地看待受众的新闻使用。同时，已有研究指出另类媒体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反民主的威胁（Schwarzenegger，2023），具有意识形态偏见或明显政治倾向的受众更容易在危机时期使用另类媒体。另外，研究者还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新闻消费。譬如，Zhou等（2023）认为可供性理论可以用于理解印刷或其他媒体如何促进新闻消费中的信息获取和消费过程的意义建构。当然，受订阅价格、足够的免费新闻、不想将支付作为承诺使用的手段，以及其他技术问题的影响，并非所有受众都愿意为新闻付费（Kormelink，2023）。与之类似，也有研究者探讨了年轻成人用户关于订阅新闻的体验，发现他们并不反对为新闻付费，但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新闻收费持批评态度（Borchgrevink-Brkhus & Moe，2023）。
　　此外，部分受众出于个体或结构性原因选择新闻回避，这同样是受众参与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研究者对新闻回避的兴趣与日俱增，试图从不同视角探索新闻回避的前因与后果。其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因素都会对新闻回避产生影响。比如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缺乏文化和经济资本，更有可能回避网络新闻；而且缺乏文化资本可能会回避公共服务新闻和优质新闻，缺乏经济资本则会回避大众新闻（Lindell & Bage，2023）。Goyanes等（2023）更多考察了与新闻回避相关的个体因素，比如政治兴趣、新闻超载、对专业新闻的信任，以及对“新闻找到我”的认知。同时，在对新闻回避进行类型学分析时，谨防把受众动机作为唯一的分类依据，因为这将难以捕捉媒体习惯是如何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和社会构建的偏好形成的（Palmer et al.，2023）。
　　受众作为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行动者，其扮演的角色逐渐得到重视。因此，受众能动性、使用与满足理论等概念成为该议题在认识论层面不可或缺的资源。同时，参与者视角强调受众的切身体验，诸如实验法、访谈法为获取受众理解新闻业经验材料提供了适宜的策略工具。总体而言，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媒体环境，当下的新闻业需要重新思考并调适自己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更加植根于包容参与、真诚对话和对受众透明的新闻实践（Pignard-Cheynel & Amigo，2023），以期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新闻观看待媒体内容和文化、公民和民主、公众和公共事务等更广泛的问题。
　　
四、新闻与新闻文化
　　在新闻文化议题下，研究主要围绕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组织）两类主体的生产活动展开，在此基础上凸显二者在角色与职业认知、新闻生产等方面所形成的工作惯例与新闻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进一步讨论目前新闻行业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运作机制及扮演的角色。将新闻工作者视为研究主体时，问题一般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以重大公共事件为案例，追问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数字转型的危机与挑战时，如何创新自身新闻观念、重塑对自身角色的认识，进而对相应事件进行报道与建构。比如Arafat 和Porlezza（2023）利用对埃及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在面对数字转型中的挑战时，记者更多地依赖交互式数字报道方式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对现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重组，以达到新闻创新的目的。其次，相较于从整体层面围绕新闻工作者展开讨论，部分研究对主流之外记者编辑的文化、共同信仰和行为更感兴趣。比如在当前数字环境中，黑人媒体通常被概念化为宣传媒介的情况下，Fayne（2023）关注黑人新闻编辑自身如何定义宣传，进一步扩展了宣传概念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其他主体包括品牌记者、宗教记者、生活方式类记者等，问题一般围绕这类主体关于工作内容的操作惯例、职业角色认知、如何想象新闻业的未来等展开。最后，部分研究将关注点落在记者群体本身，探索其如何内化新闻实践文化。有的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讨论不同体制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观念和角色表现（Vu et al.，2023）；有的以技术为导向，探索数字新闻业为主导的今天，记者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以及对数字工具的使用（Papanagnou，2023）。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局限、媒体行业本身的演变、媒介技术的颠覆力量等因素如何影响记者的工作和身份职业建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相反，将新闻机构（组织）视为研究主体时，核心问题指向在新媒体语境下所形成的新闻工作惯例，以及如何通过报道进行新闻生产与权威维护。在新的网络技术对新闻生产产生影响的背景下，Barnoy和Reich（2023）通过访谈发现数字消息来源并没有使消息来源的选择多元化，并且比起非数字消息来源来说，更少被核实和提及。除此之外，媒体的新闻叙事形式、传播方式也是目前讨论的重点。在不断变化的新闻体制下，McCaffrey（2023）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英雄神话故事在新闻业的制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进了新兴新闻伦理准则中的核心原则，还认可了职业守则所不具备的品质，如勇气、坚忍和冒险的倾向，其象征力量赋予了普通规则崇高的意义，将其等同于英雄记者赋予他们生命的更高的召唤。Kulkarni等（2023）则从对比倒金字塔与故事化叙事中发现，新闻中很少使用的线性形式的故事可以更有效地将知识传递给新闻消费者。借此，在总结故事化叙事的操作原则下，为网络新闻中以用户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奠定基础。
　　该议题下对研究问题的回应，一般遵循社会-文化或者文化-心理研究路径，关注新闻以及围绕新闻为主体的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除角色认知、自我概念、职业角色等普遍概念的使用外，集体记忆和新闻价值观是反映该议题视角的典型代表。比如Wang和Downey（2023）从理论层面将合作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运用前瞻性记忆和回顾性记忆这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理解叙事的记忆和转变。作者发现，在不同的新闻文化中，回顾记忆和前瞻记忆的运作会有所不同，这为对新闻文化中的记忆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媒体也会运用集体记忆概念构建公众人物形象、处理新闻丑闻以及对新闻业本身进行文化复兴。反观新闻价值观，它是新闻行业及其主体在新闻生产中内化的一套观念、惯例与共识。在新闻价值观视角下，目前的研究一方面聚焦对新闻价值理论本身的讨论，尤其是其作为潜在的组织结构如何塑造对新闻价值的理解（Varma，2023）；另一方面依托技术背景，探讨新闻价值观如何与新兴技术融合以及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下，自由职业记者在新闻收集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客户选择相应的新闻价值观（Zhang & Jenkins，2023）。相应地，对文化与意义的关注更多使用民族志、访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不过，在技术、商业利益等因素驱动下，新闻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已具有“流动性”特征，如何捕捉不同情境下各类主体的行动逻辑以及该过程对新闻文化的重塑，在方法上仍需要创新与突破。
　　
五、新闻与伦理规范
　　在新闻与伦理规范的讨论中，有两个核心议题被广泛关注。一个是新闻伦理规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包括新闻行业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新闻伦理规范在新闻报道中的具体应用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新闻业和整个社会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不稳定，这可能会影响记者的独立生产模式。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会对媒体机构的工作流程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新闻报道准确性的下降（Fiser & Caks，2023）；管理层人员也会因为记者对于规范的颠覆，而将他们从报道中剔除或解雇（Konieczna & Maria，2023）；Shah等（2023）则关注了非西方、非民主、农村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现资金不足、需要担任多个职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缺乏教育和培训等因素，限制着这些地区的记者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追求西方新闻标准所定义的专业主义与满足当地条件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张力。
　　当然，在新闻业内部，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本身也影响着新闻伦理实施。新闻业对于部分伦理要求进行明确规范的缺位，会导致新闻记者在操作过程中的伦理缺失。Springer等（2023）发现，即使在激烈冲突造成的高压情况下，进行事实查证仍然是部分记者们的个性化做法，这些做法是由新闻编辑室文化中内化的、不成文的专业规则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核查协议或专门工具的支持。在定位数据的使用方面，仅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大型新闻机构公开分享了伦理准则，业界对如何合乎伦理地使用定位数据缺乏清晰的政策和指导方针（Oppegaard & Schmitz Weiss，2023）。Seo（2023）则发现，导致新闻报道失误的，除了既往研究探讨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记者的信仰体系和惯例也显著地影响着报道。此外，记者的经验和年龄也是影响变量，经验较少的事实核查者更倾向于认为行动主义是事实核查的目的，而年轻的事实核查者更有可能声称事实核查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事业的理想，并将此作为对信息透明度的承诺（Rodríguez-Pérez et al.，2023）。
　　另一个核心议题是探究新闻业及新闻记者为坚守新闻伦理规范所采取的措施。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虚假信息泛滥与公众不信任感加强，Muresan和 Salcudean（2023）探讨了特定背景下的记者角色感知以及传统媒体在疫情危机中的作用，认为专业新闻的作用在于打击错误信息、伪科学、阴谋论和假新闻。而面对新冠疫情中的阴谋论叙事时，新闻记者常采取偏离策略、反击策略和虚假对等策略来应对，以满足公众对可靠事实的需求（Sarelska & Jenkins，2023）。另外，有关政治选举的事实核查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Soo等（2023）通过研究BBC在2019年英国大选期间利用事实核查打击虚假信息的情况，认为广播公司可以通过在竞选活动之外的日常报道中增加更多事实核查，以及利用更广泛的专家来源进行审查，以更有效地打击虚假信息。具体而言，在新闻报道中进行数字使用时，记者会将数字的核验外包给他们信任的来源，而确定哪个消息来源可以被信任，则是一种为构建和维护可信消息来源的持续性新闻努力（Lawson，2023）。另外，地区与种族冲突也是新闻报道的聚焦点，专业、自由的新闻业必须认识到其在种族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基础，而不是回到自治、真相和事实的安全地带（Beckert，2023）。在记者无法亲临现场的冲突地区，记者通过新兴媒体开发消息来源，但对此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通过强调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以维护他们与新闻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界限，并通过核实和审查信息来加强他们的把关人角色（Christensen & Khalil，2023）。
　　总体而言，有关新闻伦理规范的研究致力于全面理解新闻实践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展开，探讨新闻客观性、新闻框架、角色认知、新闻自主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以此来回答新闻业与新闻记者们在日常报道工作中遇到何种阻碍，以及在阻碍中如何坚持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承诺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过程中，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并大多伴以案例分析。
　　
六、新闻与职业风险
　　目前，在线骚扰、性别不平等、工作不稳定是研究者经常提及的三类新闻职业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风险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一定的交集。首先，关于在线骚扰，不少受访的记者将这种来自受众的攻击视为新闻业的一种常态，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疲劳、焦虑以及自我审查。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暴民审查”（Waisbord，2023），认为它会剥夺记者的合法性并使其沉默。Obermaier（2023）基于对德国记者的在线调查，阐述了记者成为受害者的不同因素，包括记者个人和职业特征与态度（即目标适宜性）、受众参与特征（即有动机的罪犯）和新闻编辑室支持（即合适的监护人）。除了考察在线骚扰的影响因素，研究者还探讨了它的运作过程，发现在线骚扰可能遵循自上而下的过程：从位于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到最后的支持者即大量普通社交媒体用户追随完成（Tandoc et al.，2023）。针对日益增多的在线骚扰研究，Miller（2023）强调研究者在考察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敌意和骚扰时需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关注记者在不同身份上的交叉性。
　　性别不平等同样是一类不可忽视的职业风险。研究者从不同国家或媒体组织的具体情境出发，考察记者在性别失衡中面临的挑战。这种失衡既可以追溯至宏观的社会结构，也与媒体组织、记者个体的特点相勾连。其中，女性记者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一方面，部分国家的媒体组织由男性主导，长期存在性别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的问题，很少认真对待女性群体的声音。尽管一些国家女性记者多于男性记者，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日益严重：女性记者越来越年轻，收入却越来越低；男性记者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收入却越来越高（Dawson et al.，2023）。除了女性记者以外，研究者还将视角转向潜在的职业群体，考察新闻学专业女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他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虽然选择了新闻专业但并没有进入新闻行业，这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学生性别意识和能动性提高等因素有关（Guo & Fang，2023）。另一方面，与前述在线骚扰相关，女性记者还容易成为性别歧视言论的攻击目标。da Silva等（2023）发现女性记者遭遇的骚扰和网络暴力既包括身体威胁，也包括针对外表、年龄和性的不文明言论，而这些骚扰进一步影响到了女性记者的日常生活。
　　关于工作不稳定的职业风险，研究者主要将关注点放在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群体即自由职业记者身上，分析他们在新闻业中的特殊位置以及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尽管他们的自主性相对较高，但工作状态和收入情况都处于高度不稳定。Norback（2023）以瑞典为例，指出处于就业系统内部的人通常受到政府的福利保护，而“局外人”群体如自由职业记者则暴露在紧张的、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中。然而，即使是专职记者也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这特别体现在收入水平上。部分记者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选择屈从于广告商的要求，在新闻内容上严重妥协，这使得记者的新闻期待与工作现实之间的不匹配尤为凸显（Cheng & Tandoc，2023），还可能导致新闻编辑室内部在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Goyanes & Canedo，2023）。
　　围绕上述不同风险，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全面、跨学科的记者安全概念模型：记者安全分为身体、精神、数字和财政安全，它会在个人、组织和系统层面受到风险因素的削弱，植根于定义新闻工作边界的权力动力（Slavtcheva-Petkova et al.，2023）。为应对这些职业风险，与新闻业相关的社会各类行动者生成了与之相应的策略，主要包括记者本人、新闻组织以及其他行动者。对记者来说，他们需要充分了解不同的职业风险，并具备一定的韧性和修复力，建立具有应变能力的策略以实现自我保护（Frey， 2023）。对新闻组织而言，其结构性障碍往往不利于应对诸如网络暴力等风险。Sybert（2023）认为，尽管记者有时会对不稳定因素进行个性化处理，但仍有必要对新闻行业进行结构变革和跨联盟建设。对学校而言，在现有新闻学课程中增加数字安全课程对新闻教育和新闻从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Henrichsen & Shelton，2023）。近年来，有关职业风险和记者安全的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未来既需要不同国家研究者根据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展开讨论，也需要在新闻业面临多种风险的背景下进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
　　
七、新闻与新闻的未来
　　新闻的未来议题主要围绕三个面向展开：对过往新闻学研究的回顾，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综述；新型报道种类和未来的新闻业在民主社会扮演的角色；在传统新闻业式微的背景下，对新闻学教育的审视和反思。
　　在《数字新闻学》庆祝创刊十周年之际，学者借此机会回顾近十年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diversity）。Zeng和Chan（20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新闻学》的论文作者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性别平衡度略低于群体平均水平，并建议期刊促进作者国籍的全球多样性和性别敏感。Schatto-Eckrodt与Quandt（2023）对更广范围的新闻学研究进行分析后，进一步指出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学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不平衡，这一现象将对新闻学知识生产造成影响。此外，在认识论上，学者关注近几年新闻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包括对“外围行动者”相关理论和概念的梳理，新闻学研究的“流动性”转向及其四条研究进路，解困式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研究综述，新闻创新实践对数字新闻业的影响等。学者提倡运用多元化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资源进行分析，比如借用“技术决定论”提升跨学科性，促进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政治学科视角，或结合两种数据生产的互补视角制作新闻实践研究的数据集。Vos（2023）则提纲挈领地指出要认识学科研究盲点，并在更广泛的信息生态系统中重新定义新闻业。方法论方面，在计算传播方法兴起的当下，学者开始探究计算工具和方法的规范性和应用情况，包括多元分析法（multiverse approach）的效度问题、自动内容分析研究中未经检验的检索词引入的“噪音”等问题。
　　数字新闻业出现的多种新型报道方式对既有传统新闻准则造成冲击，吸引研究者对其实践进行分析，包括建设性新闻遵守传统新闻标准与创新报道方式之间的冲突、记者如何处理和平衡“他说/她说”新闻的矛盾，以及记者在政治报道中如何应用平衡和公正概念等。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学者还关注未来的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Magin等（2023）从自由民主理论进路考察德国新闻媒体是否符合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同样关注新闻业的民主规范建构作用，Harrison和Pukallus（2023）强调新闻业建设和平的功能，Budarick（2023）更具创新性地提出激进民主模式以应对传统新闻业危机。
　　新闻专业学生是未来的媒体从业者，他们学习新闻专业的动机、接受的新闻教育与其对新闻业的认知，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具有深远影响。一些学者通过考察新闻学生在实习时期运用的软硬技能、调查新闻素养，以及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批判性地分析新闻学位课程的科学性。Josephi和Alonso（2023）则发现新闻学专业女学生人数的增长未必带来更多的女记者，但是新闻教育扩张与女性记者数量增加之间存在联系。在认识论方面，围绕这一议题的新闻学研究大多从社会-技术-政治和教育学视角出发，借用多样性、边界工作、自由民主理论、社会责任理论等概念和理论资源。在方法论上，学者大多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内容分析法，前者属于一种社会科学领域规范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从多维视角检视科学研究状况；后者也是研究学术文章内容和不同新闻报道种类的常用量化方法。
　　
八、新闻与新兴行动者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崛起和新闻平台化趋势引发了学者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新闻媒体公信力式微的当下，突破传统新闻机构边界的地方组织也成为一大研究对象。新兴行动者的议题主要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新闻媒体对平台依附的程度、本质和差异；地方组织的新闻实践及其在整体媒介生态中扮演的角色。
　　随着新闻平台化趋势出现，学者开始关注新闻机构对平台的依附性和不同因素导致的依附程度差异。Kammer（2023）发现所有新闻机构都必须跟第三方平台进行资源交换，而平台占据主导权。这种依附性冲击了新闻业的原有边界，比如内容推荐平台推动编辑和广告的边界模糊化，使新闻业容易受到平台经济的消极影响，还对新闻多样性构成挑战。新闻机构对平台依附的本质是依赖平台进行新闻分发以制造可见性（Papa & Kouros，2023），而新闻机构也意识到了数字平台对新闻自主性的威胁，主动调整协商二者的制度性关系。Chua（2023）发现尽管新闻出版商受到平台限制，但通过特定实践创新可以保持一定独立性。不仅如此，新闻机构还会结合新旧媒介逻辑，在传统新闻标准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游戏规则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也有新闻机构的平台化程度较低，不会因为社交媒体改变新闻内容（Hase et al.，2023）。此外，有一部分学者采取法学视角，考察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新闻自主性的影响。由于在传统意义上，法律保障媒体的编辑独立性，法学和新闻学学科视角的融合将有益于关于编辑独立性的规范性讨论。Seipp等（2023）认为新闻媒体的意见权力正被平台争夺，媒体集中法应与时俱进，提出规范举措以处理权力不平衡和结构性依附。并且，这种法律监管和组织政策的制订对记者也有约束和赋能作用。
　　随着数字化和商业化趋势发展，处在新闻业边缘的行动者呈现多元化特征，Maares与Hanusch（2023）提出一种包含自治/他律和正统/异端两个维度的理论框架，以理解复杂的边缘新闻业。在全国性新闻机构逐渐衰落的背景下，地方媒体组织受到更多关注，比如地方新闻机构如何促进全国媒体生态多样性。地方媒体还被委以恢复新闻业公信力的重任，如Arnold和Blackman（2023）发现“超地方运作”（hyperlocal）代表着一种媒体亚文化，其工作实践和经营模式恢复和重新利用了主流媒体的部分要素。此外，学者还关注地方媒体的新闻实践如何促进新闻多样性。而且，由于地方媒体与社区联系紧密，地方新闻机构被视作满足社区信息需求和展开合作的基础设施，揭露当地社区存在的犯罪事实（McCallum et al.，2023）。Wenzel（2023）也发现“互助合作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挑战客观性的新闻原则，加强了公共媒体与基层影响者之间的联系。在关注地方媒体从业者如何看待新闻业边界和践行道德准则之外，调查性新闻报道领域中“开源行动者”发挥的作用和与记者协商新闻边界的过程也被纳入研究范围（Müller & Wiik，2023）。
　　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大多从社会-技术的跨学科视角出发，采用场域理论、可供性理论、制度理论、媒介逻辑、边界工作和自主性等理论资源和概念，讨论数字平台和地方机构等新兴行动者对新闻场域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稳固边界和维持自主性的努力。研究者大多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前者关注地方组织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机构记者如何应对边界重塑，后者旨在分析地方媒体生产的新闻内容。但是，近几年来，平台对新闻出版商编辑独立性的影响逐渐减弱（Hartley et al.，2023），新闻机构是否能真正减少对平台的依附，以及这种依附程度在不同媒体之间有何差异，较少受到学者关注。此外，Tiktok等新平台的崛起是否构成新闻场域的新兴行动者、ChatGPT等新兴技术发展是否会颠覆现有的新闻机构和平台的制度性关系也亟需考察。
　　
九、新闻与情感体验
　　新闻学研究中的情感体验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情绪反应及其与职业认同、工作倦怠、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展开。记者不仅在具体工作时会面临数字化转型、工作场景不安全等情况，而且在冲突环境中会面临遭受创伤的重大风险（Obermaier et al.，2023），因此需要了解记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管理与应对方式。比如在处理和应对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媒体时，Faris等（2023）发现记者和政治家/官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例如通过恐惧、沮丧、友好关系、争论、接受来表达），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相互关联的活动，如咖啡聚会或政治活动。新闻业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情感化的职业，研究者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分析了记者在应对此类社会情境时的需求和期待。组织支持在记者情绪管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Hoak，2023）。从这个层面出发，新闻编辑室作为意义、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场所，为记者提供了一种效率感和“好”新闻的理想，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Maares et al.，2023）。Stupart（2023）则通过理论化愤怒在新闻中的地位表明，尽管控制和管理方面有着重要的规范，但愤怒在调查记者的工作中仍构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相应地，也有研究发现这些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情绪压力管理不当时，将带来包括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职业认同等一系列负面影响（Guo，2023）。总体而言，围绕记者面向的研究侧重于记者本身的情绪体验及应对方式，对如何缓解记者压力的预防措施关注不足。另外，对全球新闻中的情感和情绪的研究应该在塑造新闻角色和代表方式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进行。
　　另一方面，议题聚焦接收者体验，主要从新闻生产策略角度探讨情绪或情感在新闻中的作用。其中，当情绪情感作为一种生产策略时，一般结合框架理论或叙事分析的方法探讨其作为一种元素如何被应用到新闻的框架叙事当中，进而影响接收者在新闻报道中的媒体参与。叙事研究视角下，第一人称视角的沉浸式叙事在创造效价方面（valence dimension）的情感体验更有效，可以增强与主人公真实互动的体验（Or et al.，2023）。同时，还可以使用围绕情感锻造的叙事元素和第一人称报道来构建记者和受众之间的亲密关系（Lindgren，2023）。另外，情绪在媒体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实践中有着重要作用。当情绪情感作为中介发挥作用时，Van't Riet等（2023）发现在网络儿童新闻文章中，与焦虑相关的信息和范文的使用显著增加了一篇文章被年轻新闻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与愤怒、悲伤和积极情绪相关的信息对选择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参与感方面，相比于负面帖子，建设性社交媒体帖子导致了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感知新闻可信度（Overgaard，2023），矛盾的情绪、怜悯和嫉妒比钦佩和蔑视更能激发社交媒体参与度（Tian et al.，2023）。根据认知、情感和行为原则，以上研究都表明情绪情感在媒体参与与接收者感知中所发挥的效用。因此，讨论受众参与度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以及情感情绪在新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
　　无论围绕记者还是接收者的情感体验，该议题主要以社会-心理学科为主导，通常借鉴工作情绪管理模型、心理应对理论、情感接近性、社会支持、情绪、积极心理学等与心理学相关的概念或理论资源，以回答记者及接收者在新闻工作具体情境中的情感反应动态。在研究方法使用上，深度访谈与实验设计是两种使用频率较高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方法的运用以记者为主要对象，实验法则聚焦接收者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感知与影响。不过，由于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处于初始阶段，该议题的理论资源与分析方式使用相对单一。未来研究可将关注点全方位拓展至新闻生产、新闻文本、新闻消费等方面。同时，可以结合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拓展情感体验的问题面向。
　　
十、新闻与媒体信任
　　在讨论新闻与媒体信任这一议题时，研究者主要关注三方面的内容：媒体信任的重要性、造成公众对媒体信任下降的因素，以及如何加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首先，媒体信任不仅代表受众对新闻的反应，更是使新闻成为一种可能的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通过探讨信任在新闻制作各个阶段的作用，可以认为媒体信任是新闻资金、制作、发行和受众测量的结构和基础，对新闻制作与媒体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Jakobsson和Stiernstedt（2023）通过对文献进行回顾，确定了有关媒体信任重要性的三个不同论点，即认为媒体信任对媒体组织和媒体行业都很重要，对公民身份和培养有政治参与能力的知情公众至关重要，以及需要将媒体信任与其他形式的信任（如社会、政治和机构信任）联系起来。
　　但是，媒体信任在当今新闻环境中遭遇了严重考验，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导致公众对媒体信任下降的因素也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相对其他来源的新闻，人们更加不信任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新闻，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等中介机构会影响受众对于新闻可信度的认知（Karlsen & Aalberg，2023）。即使媒体对公众进行错误信息的提醒，这样的警告也有可能存在负面溢出效应，引发人们对真实新闻的普遍不信任，害怕这种对错误信息的暗示背后存在着欺骗性偏见（Van der Meer et al.，2023）。而在线评论也会对媒体信任产生影响，当评论特别针对媒体或作者时，媒体的信任会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针对作者的不文明评论会降低大众对媒体的信任，而针对媒体的不文明评论则会降低大众对于特定媒体的信任（Hutchens et al.，2023）。即使不文明评论并没有直接攻击新闻媒体，但这种新闻媒体暴露于不文明评论的现象，也会导致人们降低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这种情况就算在人们接触到的前几条评论都是文明言论的情况下也依然适用（Masullo et al.，2023）。由此可见，媒体在线上平台进行内容发布时，在线评论的观点态度会影响到大众对媒体的信任，媒体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为了与受众建立信任，记者也可以在新闻实践过程中采用一系列策略。一方面，记者可以通过掩盖新闻制作过程，使用虚假言论、被动语态和避免辩解来产生信任；另一方面，权威和透明度表现策略也有助于建立信任，它强调记者的可信角色，并将选举项目嵌入元话语中，以产生真实性和谨慎性（Aharoni et al.，2023），这两种平行策略能够唤起一种双重形式的可信度。此外，Swijtink等（2023）还特别指出，建设性新闻与非建设性新闻相比，引发的负面情绪水平较低，积极情绪水平则较高，并且情绪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的主题。这些结果进一步强调了研究人员和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平衡建设性新闻元素的重要性，并能够以此来优化受众的信息处理。总的来说，媒体与记者在重建或维护公众的信任时，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突出强调自身的可信性，并在观点表达和新闻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议题，媒体信任下的研究大多采用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学科视角，实验法和访谈法是这一议题下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而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最终目的多为测量和分析受众的态度与新闻策略的应用效果，以此来探究新闻业与新闻媒体可以采取何种方式来加强受众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感，最终打破公信力式微的媒体困境。在未来的探究过程中，新闻业可以尝试将一些规范和价值观正式化，并将其纳入现有的新闻道德准则当中，这些隐含的准则是一种未开发的资源，可以提高公众眼中新闻业的社会合法性和权威性（Karlsson et al.，2023）。另外，地方新闻业的兴起也应当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除了强调客观的信息传播者和监督者的传统新闻角色，还可以进一步阐述媒体“好邻居”的角色（Moon & Lawrence，2023），比如利用社区新闻等形式进一步拉近与受众的关系，赢得更多媒体信任。
　　
结语
　　依托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分析维度，本报告从意识形态、创新实践、受众参与、新闻文化、伦理规范、职业风险、新闻的未来、新兴行动者、情感体验、媒体信任十个方面，勾勒了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图景。无论研究指向何种社会现象，解释何类社会问题，其重点始终离不开对该议题之下关键行动者的关注与讨论。新技术不断发展，内容生产领域不断演化出新的行动者加入竞争。同时，在地缘政治的交织下，意识形态已成为新闻研究领域的显性问题。这个过程中，媒体原有的操作规范已不适用当下的社会情境，进而出现信任危机、职业伦理、合法性等行业问题，新闻业何以自处成为共同追问的议题。一方面，勾连过去、当下与未来，学者们回望过去，重访客观性、真实性等经典理论，反思变与不变之基；立足当下，创新观念与不断实践成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托底之举；展望未来，受众在新闻内容生态系统中的位置逐渐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反求诸己，新闻工作者从事内容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与经历的情感体验得以关照。记者作为身处其间的具象个体，其对新闻工作的理解与选择，无疑成为重述新闻功能与意义的主要体现。新闻何为?新闻何以可为?学界、业界与教育界的同行者在集体探寻新闻的未来中，新闻自身的文化得以共同书写。
　　诚然，新闻研究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借助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白红义，2021b）。在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图景基础上，报告将其视作一面棱镜，从以下三方面反思中国新闻业研究应有何为：本体论上，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传统媒体衰落已成必然。同时，伴随技术的加持，社会或行业问题不断涌现，中国新闻业自身面临应接不暇的变革挑战。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何以拨开迷雾，探寻问题本质，值得省思。譬如针对目前舆论场关于中国新闻业衰兴的讨论与争议，立足本体，大众想象的新闻业与具体的新闻实践是否存在错位?为何会出现这场讨论?其反映的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还是社会危机的映射?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应当被研究者们追问。
　　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要求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新闻业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索与解释，这对理论资源的丰富度提出了要求。借此，中国新闻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其他学科以及自身理论化水平三方面丰富认识论视角。首先，由于许多新现象与问题都为历史复现，历史分析的视角可以帮助研究者窥探客体发展与演化的路径，进而为当下提供借鉴意义。其次，重思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其出现的问题既是子系统的问题，也是社会系统的问题。在共性与差异之间，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理论资源，也可以在结合问题的关注维度、层次与对象中“为我所用”。最后，无论是为不断发展变化的行业提供理论支撑，还是新闻业自身目前的理论资源贡献数量，既为中国新闻业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发展之机。未来，需要更多学者以理论化为研究目标，识别新闻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与模式，回应社会关切。不过需要警惕的是，理论本身是一种框架，透过框架的视角看现象，视野难免存在局限。
　　相应地，在方法论上，首先，针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研究者需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大量经验个案勾勒整个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图景。其次，在分析探索过程中，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研究者应持有比较分析的视角，用以发现不同地方、文化、国家、组织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需要打破质性与量化方法对立的二元认知框架，认识到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在对社会客体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研究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服务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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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白红义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简丹丹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炜漫、李昂、谭文静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也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作为符号资源的10万+：中国新闻从业者的‘流量想象’研究”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