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恬
　　【本文提要】通过梳理与反思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脉络，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桥接模型。研究发现，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媒介素养、社会支持获取构成跨文化桥接的驱动力，在其正向推进下，在华西方旅居者主要围绕“地方文化符号”、“地方社会交往”与“地方评价”三类主题，依循“解释差异”、“求同存异”、“变通协调”三种桥接路径讲述中国地方故事。跨文化桥接模型揭示了在华西方旅居者沟通中西文化的传播逻辑与机理，为有效推进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新视角。
　　【关键词】在华西方旅居者 中国地方故事　熟悉的陌生人　跨文化桥接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国际话语权日渐提升的同时，涉华国际舆论环境依然复杂而严峻，西方仍主要以其惯有逻辑与立场解读中国，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时常面临“传而不通”的困境。如何沟通中西以促进中国故事传播效果，是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亟需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华西方旅居者是连接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桥梁人群。本研究中“在华西方旅居者”的内涵主要有两层：首先，他们来自西方国家，拥有本国国籍。本文中的“西方”作为观念性概念，一方面代表西方文明模式（知识话语）（吴雷，姜飞，2022）；另一方面，旅居者身份属性中的“西方”在与中国社会互动时又存在变化的可能性。第二，西方旅居者因留学、工作等目的来到中国，具有在中国居住的行为事实，他们暂居中国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①对于在华西方旅居者而言，文化身份的异质性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共同作用于其日常交际与跨文化传播行为，该群体具有更多机会与可能性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基于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在“专业传者”与“国际受众”两个视角下展开。立足“专业传者”视角的研究着重分析国际社交媒体上涉华舆论领袖的传者特征及其影响力（相德宝，2015），探析国际“中国通”的信息交换网络权力结构（相德宝，曹春晓，2022），以及西方作家通过非虚构文学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策略与认同机制建构（王小英，明蔚，2021），探讨在华外国视频博主追求跨文化可见性的实践路径与其中蕴含的身份政治内涵（曹小磊，梁影霞，2023）。相较而言，长期稳定留华的外国人多被置于“国际受众”视角下研究，主要考察该群体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涉华新闻接触与对华态度（冯海燕，范红，2019），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知（李晓静，付强，王韬，2021），以及在华外籍人士对中国故事的认知特征及成因等（王敏，王令瑶，2022）。
　　立足全球化数字时代，跨文化交流群体在接受信息之际亦在生产与传播新的意义（Shuter，2012）。在华外国人在涉华国际舆论场中可能兼具“受众”与“传者”双重身份，但研究者对其作为“传者”的行为研究尚不够充分。国内学界仅有少数研究关注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发现来华外国人作为“桥梁人群”对国外受众的中国品牌认知起重要的重塑作用（赵云泽等，2015），来华留学生作为中介群体和二次传播主体通过修正传受偏差和强化认同反作用于中国故事的传播（王敏，王令瑶，2020）。在国外学界，研究者则主要探讨特定情境下在华外国人的文化身份协商策略及效果（Liu & Kramer，2019;　English， Zhang & Tong， 2021）。综上，国内外已有研究对本文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但仍存不足，主要体现为：第一，对于在华外国人作为跨文化传播者的驱动机理缺少充分重视；第二，缺少对在华外国人主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行为规律的深入探析。
　　在华西方旅居者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又与西方民众具有共通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中西方漫游，与中国地方、西方社会保持着微妙的距离，可谓是中西文化互动中“熟悉的陌生人”。基于这一兼具矛盾性与开放性的身份特征，在华西方旅居者有机会跨越“中-西”二元论认知框架，形成基于主体间性视角的中国解读，并不同程度地生产新的跨文化意义。鉴于在华西方旅居者对于沟通中西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非在华西方民众讲述中国地方故事这一跨文化传播行为进行探索性研究。需要指出，本文的“非在华西方民众”作为传播对象以在华西方旅居者的母国民众为主，他们与西方旅居者通过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互联互通，构成多重文化价值观交织的互动社群。
　　中国地方故事是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指在华西方旅居者对旅居地（本文以四川为例）日常生活的真实呈现与讲述，蕴含了其从旅居生活中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从日常交往中把握住的对中国地方文化的普遍感受和社会心理（刘子曦，2018：项飚，2010）。本文以“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非在华西方民众讲述中国地方故事”为研究对象探讨以下核心问题：第一，在华西方旅居者是否讲述中国地方故事？如果是，驱动其讲故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第二，在华西方旅居者的中国地方故事主题具有什么特征？他们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播？通过探讨上述问题，本文在中国故事“区域化表达”与“跨文化表达”相互勾连的视角下探析在华西方旅居者于西方身份与中国社会语境张力之中面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传播逻辑与桥接实践规律，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提升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力提供启示性思考。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西方社会学有关陌生人的研究主要立足“陌生人-本地人”情境（张杰，2012），其中涉及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互动具有跨文化性，说明对陌生人的研究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基本问题（单波，2011）。本文依循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脉络，从中提炼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观点，作为本研究分析与讨论的理论依据。
　　（一）谁是陌生人：理论溯源与概念内涵
　　对陌生人的研究从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发轫。齐美尔指出“陌生人”具备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在空间距离上，陌生人是“暂时的社区群体成员”，这是其身份的“接近”（nearness）特点；“接近”是成为陌生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空间距离上的接近，也就不会存在心灵上的距离。第二，陌生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现在的社区，即便他生活在这里，在身份上却也保持了与所处社区的疏离，这就是心灵上的“距离”（distance），发生在社会文化层面，是一种“陌生”。正是基于“接近”与“距离”，陌生人能够保持“客观性”，并以此特殊姿态参与到所处社区当中，在远和近、冷淡与关怀的微妙关系中进行普遍性意义的分享（Simmel，1921: 322-327）。
　　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美国学者威廉·古迪昆斯特（William B. Gudykunst）对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予以沿用并明确地将“陌生人”定义为“来自不同群体的不为我们所了解的人”（Gudykunst，2014：421）。在陌生人跨文化适应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oery of strangers’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中，古迪昆斯特用陌生人概念联系人际和群体传播，提炼出自我认知（self-concept）、交往动机（motivation to interact）、与东道主的关系（connections with hosts）、东道主文化状况（conditions in host culture）等影响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的维度，指出陌生人只有将焦虑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最大与最小限度之间，形成与发展跨文化语境中的留意（mindfulness），才有可能有效传播与积极适应（Gudykunst，2014：426）。
　　区别于西方学者对陌生人的研究，在对芝加哥中国洗衣工的研究中，华裔学者萧振鹏（Paul C.P.Siu）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洗衣工可以被视为边缘人（marginal man），他继而提出“旅居者”（sojourner）这一陌生人类型。旅居者是在外国生活却并没有被同化的陌生人；“暂居”、“工作或是完成任务”、“具有内群体倾向”与“在旅居地和故土之间往返流动”是旅居者身份的重要特征（Siu， 1952）。后来的跨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国际旅居者具有“候鸟心理”，其旅居时间有限而不会为客居国文化所同化（Church， 1982）；作为“临时移民”，国际旅居者已成为推动全球跨文化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力量之一（Berry，2007: 69-82）。
　　（二）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桥接实践研究
　　学界对于不同类型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给予了多元性的阐释，丰富了理解“桥接”（bridge/briging）概念的面向。关于西方传教士跨文化互动的研究表明，传教士与不同阶层中国人接触的跨文化经验影响其认知中国形象的知识偏向，与持不同宗教态度的中国人接触则促使其形成中国形象认知的情感偏向（单波，王媛，2016）；对于“中国通”的研究主要分为群像与个体视角，分析对象包括外交官、学者、社交媒体上的民间意见领袖等，并从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层面考察“中国通”对涉华国际关系的影响（王莉丽，2017；马建标，2018）。外国驻华记者的在华社会互动网络、中国知识生产与传播也是学界关注的议题（钱进，2015；路鹏程，2020；蔡丰喆，2021）；研究表明，外媒中国籍雇员作为“译转者”常通过异化翻译策略进行中西文化协商，但仍存在与普通受众的对话缺口（吴梅红，姜飞，2021）。此外，社会学家从更广泛层面考察了来华外国人的社会融入性，剖析其陌生人身份与地方社会的勾连机制（梁玉成，2013；梁玉成，2019）。
　　在文化离散（diaspora）研究中，留学生的桥接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并发现该群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加速了其与地方的再嵌和联接全球的可能（陈薇，2021）。同时，留学生的多元文化认同与其媒介使用行为微妙互动，影响了留学生的跨文化传播意愿（莫莉，2023）。在国外学界，跨文化传播学者在古迪昆斯特的AUM理论基础上，以离散人群社会互动为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推进“陌生人交往”的具体实践路径（Langmia & Durham，2007；Liang et al.， 2021；Terigele et al.， 2022）。
　　既有研究通过探讨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不同层次地揭示了其作为“桥接社群”（田浩，常江，2020）的差异化的文化间性特质。在反思已有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语境，本文以“跨文化桥接”这一表述指涉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非在华西方民众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行为。“连接”与“协调”是“跨文化桥接”的关键构成要素。“连接”强调西方旅居者在中西语境穿梭中发挥的联系功能，即不同程度地建立中西文化中相异与相近元素可对话的关联性；“协调”是西方旅居者在连接基础上基于对中西文化差异性的把握，就有关中国信息进行传播与解释，澄清、纠正中西文化之间的误解，以实现跨文化意义传播的协调状态。
　　就跨文化桥接的作用过程而言，在华西方旅居者在与中国地方社群的互动中进行跨文化意义再生产，此为西方旅居者实践桥接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在华西方旅居者通过面向非在华西方人讲述中国地方故事来进行跨文化桥接。强调桥接实践的“跨文化”特征是因为在华西方旅居者是通过对中国地方的跨文化语境式解读来连接与协调中西文化，以不同程度地增进相互理解与共情，实践跨越文化的桥接。
　　“陌生人”概念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在跨文化人口频繁流动、交往语境网络化与移动化的当下，陌生人在与不同文化保持微妙距离关系之际，其能动的传播实践对打通边界、促进不同意义之间的对话与协调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拟立足于中西方关系发展的新语境，探讨作为传播主体的在华西方旅居者沟通中西文化“同”与“不同”的跨文化桥接机理，进而尝试拓展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边界。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的筛选与研究资料收集
　　本研究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根据样本数量“理论饱和原则”，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来获取样本。具体而言，研究者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在华西方旅居者学习与生活的空间场所，通过参与他们的日常社会活动，与其建立起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招募到了20名在四川生活的西方旅居者参与到本研究之中，并基于已有人际关系结识了5位在四川生活过、近期回国的旅居者。②最后，共25名在华西方旅居者成为本研究的正式受访对象（样本构成见表1　表1见本期第19页），访谈对象满足抽样饱和条件。
　　需要说明，质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关系（包括相互角色、互动方式等）的影响（陈向明，2014：133）。本文研究者与受访西方旅居者的关系类型主要分为“师生关系”与“非师生关系”两类。在应对师生关系对研究客观性的影响时，研究者在与调查对象互动时尽量淡化教师的角色意识，给予受访者更多选择的权利与空间；同时，研究者亦在充分反思角色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教师作为局外人的理性、包容性、客观性等优势因素，以获得受访者的信任并在互动时产生深度信息。总之，本研究在对待研究关系的影响时秉持建构主义立场，重视通过多元开放的互动来获取客观现实的研究资料，这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既有角色关系为研究带来的干扰。
　　在获得有效调查样本后，本研究正式开始资料收集工作。本研究采用了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的路径来收集资料。深度访谈法被广泛地应用于跨国流动群体的研究中，主要原因是该方法可以从受访者的个人视角出发来审视跨国流动群体的生活境遇，从而获得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和洞察（董晨宇，2020），而参与式观察法帮助研究者清楚地了解受访者跨文化交流经验的连续性、关联性及背景脉络，以厘清研究者与受访者在某些“事实”上存在的误解（陈向明，2014：229），因此参与观察是对深度访谈的重要补充。
　　在2019年9月至2022年6月期间，研究者多次参加西方旅居者的聚会与短途旅行，对旅居者与四川本地人、旅居者之间围绕四川及中国社会文化展开的交流进行了细致观察与详细记录。同时，研究者也对受访旅居者在中国与国际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与互动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收集相关在线资料并分类存档。
　　本研究通过对受访者线上线下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观察记录而获得第一手直观资料后，制定了访谈计划。本研究访谈主要围绕如下三个主题展开：第一，受访者的跨文化交流经验；第二，受访者对四川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理解；第三，受访者面向非在华西方民众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意愿、传播方式与影响因素。访谈过程中根据设定问题不断追问，使得访谈内容最终趋于饱和。本研究共开展了12场深度访谈与3场焦点小组，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均以汉语和英语结合的双语方式完成。每次访谈时间约为40到100分钟，累计访谈时间约为29个小时；所有访谈均在受访者同意后进行了录音，并通过录音转写软件转换成文字。综上，删除冗余信息后，本文共形成了22.62万字的质性分析材料。④
　　（二）研究资料的分析
　　资料收集工作结束后，本研究依循扎根理论方法的一般性操作程序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编码之前，本研究团队的六名成员进行讨论并形成以下共识：分析访谈稿与观察记录资料（下文简称文本资料）时，开放编码运用在初步分析中，在确定文本资料呈现的核心主题之后，通过对主题之间逻辑关系的搭建，进行主轴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编码。随后，研究团队六名成员两人一组独立阅读整理好后的文本资料，使用Nvivo12软件辅助分析，进行编码工作，并在组内与组间对编码结果进行对比与讨论，在剔除与研究无关的内容和重复率比较低的原始概念之后，共获得了12个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概念范畴（表2　表2见本期第20页）。
　　进行主轴编码时，本研究对12个概念范畴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甄别与归类，从陌生人身份特征与基于地方的桥接概念的关联性视角出发，最终形成了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传播驱动要素、中国地方故事主题、中国地方故事的桥接路径、跨文化桥接语境4个主范畴。
　　在进行选择编码时，依循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脉络，本文初步构建了“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桥接模型”（图1　图1见本期第21页）。扎根理论建议在选择性编码中应阐明“故事线”，据此，本文“故事线”是：第一，国际舆论环境、文化传播阻力、文化交流环境共同构成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桥接语境，受制于舆论环境与文化传播阻力，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一度“传而不通”；第二，在华西方旅居者穿梭于中西文化交流环境之间，作为“熟悉的陌生人”，其与中国民众互动时也面向西方母国民众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第三，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媒介素养、社会支持获取是驱动其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三大要素；第四，在华西方旅居者在桥接实践中形成中国地方故事文本，“地方文化符号”、“地方社会交往”、“地方评价”是最常讲述的三类主题；第五，在华西方旅居者主要通过“解释差异”、“求同存异”、“变通协调”三条路径讲述中国地方故事。基于此，在华西方旅居者不同程度地实践跨越中西文化的桥接。
　　
四、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桥接模型阐释
　　（一）桥接的起点：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传播驱动要素
　　1.跨文化理解度
　　跨文化理解度指在华西方旅居者对中国地方文化理解的开放性、多元性及针对性程度（Gudykunst， 2014:425）。本研究依据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分析结果，将受访者分为“具有西方文化内群体倾向”与“具有群际互依倾向”两类，以准确把握在华西方旅居者不同特征的跨文化理解度。具有西方文化内群体倾向的旅居者在理解中国地方文化时主要依据西方文化价值观与知识体系，倾向于持有保守而单一的“西方-中国”二元认知立场。例如，在谈到与中国人发展关系时，有受访者认为中国人的关系层级过多，没有其母国人际关系“直接、简单、轻松”（S07）。这类旅居者倾向于回避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习惯于依赖西方文化规范来行动。正如这位对中国社交关系保持警惕的受访者所言：“我确实在尝试避免刻意进入当地社会关系，我感觉到了不舒服，我不那么认同。”（S07）
　　相比之下，具有群际互依倾向的西方旅居者会从开放而多元的视角来解读文化差异，并尝试针对性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受访者S04来到成都后居住在只有本地人的社区，她说：“最初不适应，有人直接问我婚姻、家庭还有政治（问题）……这可能不是坏的意思，所以我回答或者不回答。我来了，试试去理解这种人和人的关系、文化的不同。我不想ghettoize（隔离）在国际社区里，要coexist（共存）。”此类旅居者会主动创造具有适应性的新认知范畴来针对性理解中西文化差异：“这不是一个你不好我好的问题，是一个事（实），知道了，在这里生活就会放松一些，选择适合新环境的方式去解决问题。”（S24）综上，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越高，面对文化差异时越倾向于持有多元视野与开放心态，愿意向非在华西方人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试图降低差异产生的负面效应。相反，坚持以单一保守的母国文化视角来对待中国地方文化，对差异持防御立场的旅居者，更不愿意与人分享其对中国地方文化的理解，甚或进行负面情绪的宣泄。
　　2.媒介素养
　　本文的媒介素养主要指在华西方旅居者对涉华报道的取样能力与批判性认知能力（卢峰，2015）。通过深度访谈与在线观察，本研究区分出了在华西方旅居者的两类媒介素养特征。一类是选择性信任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受访者认为主流西方媒体报道“很多时候，人们提出的论点过于简单，无法深入、恰当地研究中国”（S20）；相比之下，他们更加信任西方独立新闻机构中的深度调查报道，认为“（西方）主流媒体经常受到资本利益的影响，因此有时候也太片面或耸人听闻。但是，有很多独立的记者，他们经常真的有洞察力，而不是为了效率而报道的。这种很中立、冷静、全面的媒体，我会经常看”（S17）。在这类情况中，在华西方旅居者接近真实中国地方生活的同时，仍依据西方视角看待与分析中国议题，这种西方媒介使用与认知上的黏性拉开了旅居者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距离，同时也更容易使其在遭遇认知不协调时拒绝沟通与协调。
　　第二类西方旅居者的媒介素养特征是同时使用中西方媒体以保持平衡互补视角。受访者S19认为“使用外国和中国的媒体对于深入了解中国非常重要”，而这里所指中国媒体多是英文媒体，例如《中国日报》、澎湃新闻旗下的“第六声”（Sixth Tone）、面向在华国际社区运营的公众号“外籍人士关注”（Expat Focus）等。在此类情况中，西方旅居者使用中国媒体是为了对西方媒体报道进行事实核查（fact-checking），进而结合自身在华生活经验逐渐形成全面理性看待中国的视野。总体而言，相比于只通过西方媒体来认识中国，当在华西方旅居者倾向平衡地使用中西方媒体时，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向非在华西方人讲述不同于西方媒体立场的中国故事。
　　3.社会支持获取
　　参考谢尔顿·科恩（Sheldon Cohen）和托马斯·威尔斯（Thomas A. Wills）对社会支持的解释（Cohen， 1985），依据对访谈结果的分析，本文将西方旅居者获取的社会支持分为“现实利益”与“情感联结”两类。“现实利益”主要指来自中国社会经济层面上的支持，西方旅居者获取的现实利益越多，越倾向于向其西方亲友讲述中国社会发展优势，以为在华生活提供合理依据：“欧洲（市场）大多饱和，而中国内地城市发展很快，还有很多赚钱机会。我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情况，希望家里更支持我们。”（S10）
　　需要说明，现实利益仅是影响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故事的众多因素之一，不能将旅居者的传播行为解释为单纯的逐利行为。在西方旅居者获取的社会支持中，“情感联结”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度访谈，我们发现旅居者“情感联结”的对象来源可区分为西方社会与中国地方社会；旅居者对两种情感联结的依赖程度差异会影响其讲述中国故事的情感取向。当西方旅居者更加依赖与西方社会的情感联结时，他们更多讲述的是其在华生活的不适与区隔，涉华叙事情感偏向消极；而当西方旅居者更加依赖基于中国社会关系的情感联结时，表明其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对中国地方的依恋，这类情感体验使得旅居者对中国的叙事情感偏向积极。
　　跨文化理解度、媒介素养、社会支持获取对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桥接实践具有明显“推拉”效应，并反映出其作为陌生人与中国地方、西方社会之间所保持的动态关系特征：跨文化理解度越高，西方旅居者越可能意识到同时关注中西方媒体报道的重要性，重视与中国地方社群的情感联结，进而主动面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地方故事，此为正向推进效应；相反，西方旅居者则可能将自身区隔于单一、封闭、认知泛化的旅居“孤岛”之上，抵触中西文化意义的分享与交流，此为反向拉离效应。在此过程中，三要素的推进效应形成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西方母国民众的桥接起点，为对方走近中国提供可能；而拉离效应则会进一步固化或加深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
　　（二）进入桥接：中国地方故事与讲述中国地方故事
　　1.中国地方故事主题：地方文化符号、地方社会交往、地方评价
　　地方文化符号是塑造地方形象的基本要素。根据线上田野观察，西方旅居者对地方文化符号的讲述并未局限于“景观式”介绍，而是认为地方文化符号应具有文化差异性与承继性。一方面，受访旅居者惊叹于城市里飞速涌现的现代化建筑，但认为传统建筑的消失抹灭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城市正在以失去文化的代价来发展”，并且“城市正在和任何地方一样，失去个性”（S16）。另一方面，部分受访旅居者强调地方文化符号具有衔接传统与当代的承继性，例如澳大利亚人S12在新媒体作品中展现用作纹身的书法作品、四川方言说唱、城市街道标语等不同形态地方符号，指出“传统符号如何变，可能是外国人了解当代中国的最佳途径”。西方旅居者对地方文化符号的解读不同程度地具象化了非在华西方人的中国地方想象，为其理解中国创设了具体语境。
　　在华西方旅居者对于“地方社会交往”的讲述主要分为人际边界的“打破”与“淡化”两条线索。在受访者看来，要与中国人深入交往常需通过打破人际边界（譬如交换隐私）来实现，这却与西方价值观中对真实自我（private self）的维护产生冲突：“有时候隐私的、个人的问题被问得多，这个边界不太清楚”（S04）；而当旅居者拒绝交换隐私时，则可能出现“社群看上去封闭了”（S05）的情况。相比之下，地方社会交往中蕴含的人情味更适度而非突兀地拉近西方旅居者与地方社会的距离，发挥淡化人际边界的作用：⑤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情。才来四川时，老师带我们去老家过春节。她帮我们买火车票、订酒店。她新当的老师，很热情，（我们）还去了（她）奶奶的老家。我们用了肥料施肥，她到每个地方都会（给我们）说，还会跟我们介绍她的家人。这种关系很温暖，亲情很重。 （S24）
　　中国的人情味是由文化价值、社会结构等因素辐辏而成的（金耀基，2017:49），尽管这种特殊取向的人格特征与西方文化存在不同程度差异，但作为受惠一方，西方旅居者也借此加深体认“人情味”所蕴含的中国意涵，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中国文化“摩登，向前看但又有一只眼睛在过去；因为人的感情所以凝聚，好客，天真”（S16），这正好构成旅居者面向西方母国民众解读中国地方文化的一种思想
　　资源。
　　相较于地方文化符号与社会交往的微观视角，地方评价是从整体层面上形成的地方认知，是由人的意图与经验所赋予，并随人的处境而变迁（爱德华·雷尔夫，2016:108）。根据田野观察，西方旅居者的“地方评价”涉及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文化价值观差异、地方文化特性等议题：⑥
　　经济超过了很多西方国家，而社会还是有强有力的传统家庭与文化价值观。（S05）
　　我以前以为中国人最多是集体主义的，（来了四川以后发现）集体主义是有圈层的，是圈内相互依靠，（对圈外）不太帮助和需要帮助。（S07）
　　以前会觉得有些吵闹，匆忙与焦躁，来四川以后，对四川地区的认识有很大不同，四川人是从容、安静、亲切的，而且成都具有特有的安静和悠闲的氛围。（S21）
　　在华西方旅居者的地方评价是其识别地方特性的一种反映，程度深浅可主要折射出“疏远”、“依恋”、“联而不结”三类西方旅居者与中国地方的距离关系。其中，“依恋”与“疏远”可理解为人地关系的正反两端，“联而不结”体现出陌生的西方旅居者与中国地方在价值观上的“区隔式共存”。
　　地方文化符号、地方社会交往、地方评价三类主题依循从特殊到普遍的逻辑路径，关联交织形成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西方社会讲述的中国地方故事文本，其中的中国形象不同于西方媒体报道中“政治化的中国”，而是经过旅居者在地性经验与跨文化认知共同加工而成的“生活化的中国”，这于日益复杂的中西关系之中引入了一个有人文温度的视角。就此意义而言，在华西方旅居者的中国地方故事讲述亦是增进西方民众理解中国的过程。
　　2.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桥接路径： 解释差异、求同存异与变通协调
　　通过对访谈与观察资料的质性分析，本研究区分与界定出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三类桥接路径，即“解释差异”、“求同存异”与“变通协调”。第一类桥接路径是“解释差异”。采用该路径的在华西方旅居者多从西方内部视角出发，以包容性态度理解中国，并对中西差异进行解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面对中国与丹麦不同的防疫政策以及亲友的担忧，丹麦人S09在Instagram上发文：“每个国家都有差异，有时这些都是那个国家的人想要保留的东西，比如在中国想要很多人一起保持爱国，一起防疫。”2021年S09本科毕业时，她在社交媒体上总结了四年的在川生活，特别提到，“四川的环境是开放的，但对个人来说，这里更多人还是规行矩步；而丹麦人看重独立性，是个人主义的”。简言之，解释差异型桥接路径依循承认多元文化共存的逻辑，观照中国地方特性；然而，又因过于强调差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西方文化共鸣的程度。
　　出于对中国地方社会的跨文化体认以及批判性反思中西方媒体意见，部分西方旅居者趋向于从关系性视角出发解读中西异同，主动面向西方民众解释差异并探求共识，本文将此行为概念化为“求同存异”，此为第二类桥接路径。法国人S20表示西方媒体经常在报道中国时“很表面、有误导”，她常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四川生活，一再强调“眼见为实”和“将心比心”的重要性：“我不赞同对中国没有理由的批评。我向别人展示真实四川，我在这里的社交生活。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因为国家不同而完全不同。”
　　在跨文化认同的内部驱动与西方涉华报道失实的外部压力之下，在华西方旅居者会“站出来说话”，以尝试澄清误解、消减西方民众因区隔而形成的负面涉华认知。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澳大利亚人S12制作了一系列疫情主题短片并同时投放于微博与YouTube平台，短片对比解释了中澳民众的防疫态度，并表达了对两国疫情防控的看法：⑦“由于我在社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我确实了解两个地方的不同和相同。澳大利亚保护个人（隐私），但对疫情防护也严格了起来。一样的道理，一旦你开始了解中国的小社区，就更容易了解整个情况，了解中国政府和人民如何共同工作和改善状况。”可见，求同存异型路径是在解释差异的基础上探求中西文化可能的共同之处。在此类桥接中，西方旅居者不同程度地跳脱出“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基于一定的文化间意识，通过故事讲述将中西方共通性观念逐渐传递给西方母国民众。
　　在华西方旅居者的第三类桥接路径是“变通协调”。部分西方旅居者以传播行为是否“有用”与“政治正确”作为其桥接实践的行动参考。其中，“有用”体现于西方旅居者对行为效益的理性判断：如果在华生活能够有效满足其在物质或精神上的个体利益，那么旅居者会更倾向于以积极联接、协调矛盾的方式进行桥接，相反则保持沉默。
　　对于“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本文专指西方旅居者基于涉华舆论风向判断而形成的一种避免冒犯中西方政治利益的自我审查意识（Loury，1994），基于此意识而形成的桥接策略具有“左右不得罪”特征。对此，旅居者S22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重要的是你在哪个方面来看中国，这个影响你解释（的）平衡。我是外国人，我会小心。我之所以阅读中国内外新闻，只是为了教育自己，并从上述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出发，不持有更偏颇的观点。我从不向别人传播或强加我的观点。当然，对于我认为肯定是真实的、正确的事，可能别人问（我）会说。但（我）小心，拿着信息adjust（调整），不让人，我国家、家乡人认为我在拍马屁，或者是来到中国就变了。”基于对政治气候、利益获取综合评估的“变通协调”桥接路径可视为在华西方旅居者对其西方身份与中国社会语境之间张力的一种微妙回应，即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前提下，协调西方母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误差。
　　
五、研究结论：能动的陌生人与跨越文化的桥接实践
　　“等了快四年的日子到了，我终于可以飞回来中国！”当德国人S16再次来到中国时，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这条信息。中国之于他，不只是短暂停留的异乡，更是承载其跨文化生活记忆与情感的“熟悉的异乡”。
　　通过考察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向西方社会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传播实践，本研究对西方旅居者跨越文化的桥接行为进行深入探析，刻画其对中国这一“熟悉的异乡”的跨文化传播图景。研究发现，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媒介素养、社会支持获取是驱使其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核心三要素。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越高，越倾向平衡使用中西媒体，在来自中国地方的现实利益驱动与情感联结支持下，会积极面向西方母国民众进行跨文化桥接。相反，当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偏低，侧重关注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依赖于来自西方母国的情感联结时，其进行跨文化桥接的意愿就越弱。
　　在桥接实践中，地方文化符号、地方社会交往、地方评价是在华西方旅居者最常讲述的三个故事主题，并关联交织形成“生活化的中国故事”。在华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时主要持有“解释差异”、“求同存异”、“变通协调”三类桥接路径，西方旅居者依据理解中国的不同价值导向，基于对中西方社会语境中的意见气候感知，采用差异化传播策略讲述中国故事，不同程度地灵动游移于桥接中国地方与西方社会的行动光谱之上。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以在华西方旅居者为主体的跨文化传播模型，探析经典陌生人理论基于当下语境的解释力，并对在华西方旅居者联通中西的传播新机理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实证考察了在华西方旅居者这一“熟悉的陌生人”面向西方社会分享中国文化意义的“特殊姿态”（齐美尔，2002：512），从驱动机理、行为策略层面总结与提炼出该群体处理中西文化距离关系、跨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规律，不同程度地对在华西方旅居者陌生人身份中的文化间性特征予以验证，从而实现了与经典陌生人理论对话的同时，精准呈现当下语境中跨文化陌生人行动特征的可能性。
　　第二，本研究将在华西方旅居者联接中西的行动实践总结提炼为“跨文化桥接”，丰富了国际旅居者桥接行为研究领域的考察维度与经验材料。有别于既有研究关注国际旅居者如何就其母国文化与客居国民众交流，本文以在华西方旅居者为考察对象，立足中西方关系发展的新语境，探讨了西方旅居者面向母国民众就中国地域文化所进行的跨文化桥接行动机制，构建了西方旅居者讲述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桥接模型。需要说明，本研究的受访者主要生活于四川，讲述的四川故事自有其地方性，然而，地方是在和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才得以形成的（王东杰，2016：7）。因此，本研究为深入理解国际旅居者的桥接行为提供了一条“跨文化性”与“在地性”有机勾连的新路径。
　　在现实层面上，研究发现在华西方旅居者的跨文化理解度、媒介素养、社会支持获取对其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中国地方故事的跨文化桥接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认为，应重视推动中国民众与在华西方旅居者“线上-线下”路径融通的交往，增进彼此信任，提升在华西方旅居者理解中国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其对中外媒体报道的批判性反思能力；同时，通过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为在华西方旅居者提供持续性的事业发展支持与情感支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在华西方旅居者面对西方社会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潜能，使之在中西方对话中发挥更加积极的跨文化桥接作用。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尝试为有效推进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提供一个可参考的新视角，并在理论层面拓展基于陌生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边界。囿于研究的客观条件（新冠疫情、旅居者群体的高度流动性等），受访样本限于主要生活于四川的25名西方旅居者，因此在解释中国故事传播从地方到国家的勾连机理时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够充分的问题。其次，在华西方旅居者作为故事讲述者的主体性建构于桥接实践之中，而解读所用的质性材料具有一定概要性与阶段性，故在此基础上的扎根理论分析结果对旅居者主体性的精准呈现存在局限。此外，研究关注在华西方旅居者于日常生活语境中的故事讲述，围绕“为什么讲”与“怎么讲”提炼故事讲述的形成与发展要素，而没有明确刻画每类故事讲述的特定语境。综上，这些问题与相应的研究工作将在日后进一步探索并完成。■
　　
注释：
①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在华生活时间均在1年及以上。
②这五名旅居者分别是S02、S14、S15、S16、S17。其中，S16在2020年接受了研究者微信电话访谈，2023年5月，S16在结束了德国的研究生生活后又来到中国。
③该受访对象出生于乌克兰，后随家人先后移居德国、加拿大，在主流西方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并参加工作。因此，本研究将该受访者的文化身份界定为在华西方旅居者。
④本文引用的西方旅居者访谈实录及其社交媒体文本语句均以中文形式呈现，并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保留了旅居者的中文原文，但受其中文水平影响，这些语句在词汇、语法、语用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其二是在保证语义完整的前提下对旅居者的英文原文进行了中文直译。
⑤这段文字引自受访者S24在国际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的自述，由英文原文直译为中文。
⑥这段文字引自受访者的国际社交媒体文本，由英文原文直译为中文。
⑦这段文字引自传播者在自制短视频中的自述，由英文原文直译为中文。
　　
参考文献：
爱德华·雷尔夫（2016）。《地方与无地方》（刘苏，相欣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向明（2014）。《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曹小杰梁影霞（2023）。跨文化可见性与身份政治的再生产：“老外吃中餐”短视频的传播分析。《现代传播》（6），57-67。
蔡丰喆（2021）。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西方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的认知及其知识系谱。《新闻与传播研究》（8），5-21+126。
陈薇柯金妍（2021）。脱嵌、再嵌与联结：离散群体的疫情叙事与共同体想象。《现代传播》（8），48-54。
董晨宇（2020）。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国际新闻界》，（7），74-95。
冯海燕，范红（2019）。社交媒体环境下涉华新闻接触与对华态度—基于在京外国人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11），151-157。
格奥尔格·齐美尔（2002）。《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金耀基（2017）。《从传统到现代》。北京：法律出版社。
李晓静，付强，王韬（2021）。新冠疫情中的媒介接触、新闻认知与媒介信任——基于中外大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新闻记者》，（3），76-86。
刘子曦（2018）。“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164-188。
卢峰（2015）。媒介素养之塔:新媒体技术影响下的媒介素养构成。《国际新闻界》，（4），129-141。
路鹏程（2020）。论民国时期外国驻华记者与中国记者的合作与竞争。《新闻大学》（1），53-71+126-127。
梁玉成（2013）。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果机制—累积因果视野下的移民行为研究。《社会学研究》（1），134-159+243-244。
梁玉成李蔓莉（2019）。在华B省非法外籍劳工人口规模的测算—一项移民社会学的本土化尝试。《社会学评论》（6），31-48。
马建标，杨康书源（2018）。冷战祛魅：1996年美国中国通的“时代证词”及其国家角色反思。《南京政治学院学报》，（34），78-87+141。
莫莉卢咏珊（2023）。文化间性与回归：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网络媒介使用、双文化认同整合与跨文化传播意愿。《新闻大学》（6），18-31+116-117。
钱进（2015）。驻华外国记者间的社会交往研究:一个跨国社会空间的视角。《国际新闻界》，（4），55-70。
单波（2011）。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单波，王媛（2016）。跨文化互动与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形象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1），5-25+126。
田浩，常江（2020）。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1），38-52+127。
吴雷，姜飞（2022）。建构与解构：“西方”概念祛魅与中国国际传播话语重塑。《南京社会科学》，（10），105-117。
吴梅红姜飞（2021）。西方跨国媒体的文化译转性以及协商路径—基于外媒中国雇员的访谈。《新闻记者》（8），3-12。
王小英，明蔚（2021）。“中国故事”的叙述策略与传播认同机制—基于彼得·海斯勒非虚构小说“中国三部曲”的考察。《现代传播》，（11），66-71。
王敏，王令瑶（2022）。为何没能击中他者：中国故事破圈出海的偏差与局限。《传播与社会学刊》，（61），127–159。
王敏，王令瑶（2020）。中国故事的传播中介、传受偏差与传声纠偏—以在华留学生为中介的研究。《新闻记者》，（12），56-68。
王莉丽（2017）。美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分析。《智库理论与实践》，（1），10-15+32。
王东杰（2016）。《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相德宝（2015）。国际自媒体涉华舆论传者特征及影响力研究—以Twitter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1），58-69+127。
相德宝，曹春晓（2022）。交换、信息与权力：美国“中国通”社交媒体社会网络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59），119-146。
项飚（2010）。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开放时代》，（10），117-132。
赵云泽，滕沐颖，赵菡婷，孟蝶，刘璇（2015）。“桥梁人群”对中国品牌的跨文化传播的影响研究。《国际新闻界》，（10），65-78。
张杰（2012）。“陌生人”视角下社会化媒体与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研究。《国际新闻界》，（1），34-40。
Berry, J.W. (2007).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and adaptation. In J. E. Lansford, K. Deater-Deckard & M. H. Bornstein (Eds). Immigrant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ChurchA.T. (1982). Sojourner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1(3)540-572.
Cohen, S.Wills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310-357.
English, A. S.ZhangY. B.& Tong, R. (2021). Social support and cultural distance: Sojourners’ experienc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80349-358.
Gudykunst, W.B. (2014). An 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 Theory of Strangers’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In William B. Gudykunst (Eds).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Liu, Y.Kramer, E. M. (2019). Cultural value discrepancies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integrated identity: American migrants’ experiences of being the Other in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4(1)76-93.
Langmia, K.Durham, E. (2007). Bridging the gap: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cation in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37(6)805-826.
Liang, X.LiuN.ZhuX.& He, Y. (2021). Express acceptance or feel anxiety? The effects of trait-related information about foreign residents on endorsement of multicultur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82145-156.
Loury, G. C. (1994). Self-Censorship in Public Discourse: A Theory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Related Phenomena. Rationality and Society6(4)428–461.
ShuterR. (2012). Intercultural New Media Studies: The Next Frontier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3)219-237.
SimmelG. (1921).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ranger”. In Robert E. Park & Ernest W. Burgess (Ed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iu,P.C.P. (1952). The Sojourn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58(1)34-44.
TerigeleT.ZhangY. B.& JiangH. (2022).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rect and para-social contact and attitudes toward American host national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65068-5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