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鑫鹏 李娜　　
　　【本文提要】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的问世，引发有关技术与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大讨论，其中裹挟着恐慌、焦虑、迷茫的社会情绪，从具象传播文本梳理宏大命题更有利于人类的技术认知。本研究结合社会技术想象理论和“地位-框架-定位”科学传播分析框架，利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的方法，解析微信公众平台中多元话语行动者对ChatGPT的建构与想象。研究发现ChatGPT社会技术想象的“权力秩序”、“身份区隔”、“现实投射”特征。自媒体通过“想象-传播-观念”模式，将风险社会的定义权向普通民众拉近，提升个体参与公共技术设计的可能与可行性，成为“公众参与科学”范式的典型样态。媒介文本框架和技术想象表述了异质群体间的意义协商、抵抗与共识，“精英-民众”、“民族-他国”、“规制-戏谑”、“赋能-风险”等互斥话语，成为技术嵌入社会实践中的“强制性通过点”。ChatGPT传播作为“话题媒介”，承载着智能时代人们的现实不满、未来期待及弱抵抗自我表达。媒介参与的社会技术想象“神话叙事”中容纳了偏向、争夺和投射，这为理解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辩证案例。
　　【关键词】ChatGPT 社会技术想象 媒介叙事 科学传播 话题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
　　2022年11月30日，OpenAI推出基于GPT-3.5架构的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一经发布，ChatGPT迅速成为流行热词。上线仅两个月，ChatGPT的月活跃用户就即将触及1亿规模，这是互联网领域发展20年来增长最快的消费类应用（UBS，2023），也是面向个人用户增长最快的AI产品。公众注意力的集中爆发表现为集体注意力的骤升和骤降现象（王成军，2021），到2023年2月，国内围绕ChatGPT话题的公众注意力（图1　图1见本期第29页）表现出显著的“爆发特征”（Crane & Sornette，2008）。
　　对于国内公众而言，ChatGPT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介化”存在，该产品不面向中国用户开放，大多数人并没有直接使用体验，仅仅是通过媒介叙述或展示来想象这一技术产品。与元宇宙相似，ChatGPT似乎也在“创造新的神话时代”，人们生活在“神话叙事”中，并依照这些故事为现实编织意义之网，进而“‘倒写’了人类与故事的关系”（周志强，2021）。但ChatGPT的社会传播又与元宇宙不同。元宇宙的火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剧本施加”过程，即以Meta为代表的元宇宙概念科技公司通过剧本编制和社会展演，将一套“元宇宙想象”输入给公众，这一过程由科技巨头和资本市场主导（许莹琪，董晨宇，2022）。而OpenAI公司作为半营利性质的AI研究组织，攫取利润并非该组织的首要愿景，①
　　在ChatGPT发布过程中，并没有使用夸张或过度拔高的宣传文本来包装；且ChatGPT并非是浮于想象的、未来的概念，而是已完成的、好玩易用的AI产品，公众惊奇于其“类人”程度，积极主动地分享使用过程中的趣味和体验。ChatGPT的流行更像是媒介与公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舆论建构”过程，这个话语实践给予能指生成和意义争夺的多重想象。
　　所有知识和关于知识的主张都是社会建构的，都应在“社会世界”而非“自然世界”中寻求解释（Pinch & Bijker，1984）。许多社会、技术和经济现象的动态变化是由人类行为驱动的（Barabasi，2005），人们的言谈、议题和叙事成为剖析这些现象的重要维度（Shiller，2017）。人们通常并不关心技术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是关于新鲜事物的叙事。叙事可以“描摹轮廓”，让人们初步建立起对新事物的认知；叙事也可以“涂抹色彩”，让接受叙事的个体收获某种情绪和态度。简言之，叙事是建构想象的重要途径。在脱离现实的模式下，个体需要借助想象力才能广泛地认识事物和深刻地思考问题（Jasanoff，2015：7）。反过来，“语境-技术-叙事-想象-社会”构成了研究观念传播与社会参与的微观实践路径。在上述理论视角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科学传播的分析框架，来探究ChatGPT在中国的传播叙事与观念建构过程。研究重点关注传播网络中的行动者、话语和技术想象的生产框架，旨在呈现ChatGPT的社会想象图景及其背后多元动态的叙事竞争。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SCOT与社会技术想象
　　科学发现并非自然界作用于科学家的必然结果，科学家可以根据他们观察到的同一种自然现象做出不同的解释（Pinch & Bijker，1984）。根据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客观存在，哪些技术得以保留，哪些被淘汰，被保留的技术又将如何发展，本质上也是社会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体现为社会和市场不确定性以及技术知识不确定性的“耦合过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种异质的、复杂的因素从开始就结合成“有机整体”影响这一过程（Callon，1989）。沿袭SCOT理论路径，Jasanoff和Kim（2009）提出“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定义为“集体持有和施行的对理想未来的愿景（或对不理想未来的抵抗）”。此概念在其著作《现代性的梦境：社会技术想象与权力的制造》中得到进一步阐释：社会技术想象既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共同产物，也是它们自我实现的工具——想象能够被实施，作为集体行动的“蓝图”转化为社会实践（Jasanoff，2015：19）。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社会技术想象聚焦于不同社会行动者对科技的阐释和传播，探究科技愿景何以“进入”物质性、意义和道德的集合体（Jasanoff，2015：4）。在社会技术想象视域下，产生了一批具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
　　政治定位对于科技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不同政治愿景会造成不同的科技结果。同样面对核能技术，美国政府着眼于管控风险，而韩国政府则将其视为国家发展和民族自强的抓手，由此导致美韩两国在核能领域截然相反的政治和科学实践（Jasanoff & Kim，2009）。政治和社会运动经常自我标榜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politico-ideological）方式援引社会创新（Moulaert，2013：17），参与创新被视作“未来运动”（Slaughter，1993）。在这种语境下，社会创新被赋予“替代性社会政治话语”（alternative socio-political discourses）的功能，社会变革叙事通过提供参与意义制造的机会来吸引参与者加入（Wittmayer et al.，2019）。
　　企业愿景和逐利动因同样驱动新的技术发现和应用。Facebook为践行其团队对“VR改变社交”的愿景，于2014年收购了Oculus，并将Oculus VR眼镜定位为其软件平台的延伸，宣称VR眼镜将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角色（Egliston & Carter，2022）。这一定位加快了消费级VR眼镜的研发和上市进程，推动了VR技术社会化。对于尚未落地的技术或短期无法实现的目标，科技公司就需要推销各种概念和主张来吸引资本和公众关注，将未来“投射”到当下（姜宇辉，2021），以建立自身的叙事合法性和话语优势地位。Sadowski和Bendor通过研究IBM和思科公司为建构“智慧城市主义”所生产的原始资料，发现科技公司使用“城市危机-技术救赎”的叙事策略，将其他关于智慧城市的实现路径或愿景排挤在外，取得话语主导权（Sadowski & Bendor，2019）。尽管结果证明科技公司的计划和专家建议有时行不通，地方政府也可以回避项目缺乏成果的问题，利用这些未来主义愿景和叙事制造积极的意义，推销城市的正面形象（Wiig，2016）。
　　我们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中，这种想象不仅存在于国家和民族层面（Anderson，2020：283），还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践领域（Appadurai，1990）。想象是权力和行动力的储备，存储于行动者的认知和意识中，想象的实施需要借助网络的力量（Jasanoff，2015：17）。想象如同福柯的“栅栏”，训练人的感知，引导人的行动（福柯，2016：227）。想象具有再生性，在传播过程中不断生产出新的想象，“技术的迭代，本质也是想象与意义的迭代”（高冉，李智，2022）。想象是一个动态、竞争的社会场域，研究想象就是要比较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立场、利益取向和结构位置的行动者如何根据各自的想象塑造个人愿景，又如何把这些愿景编织成社会意义（Jasanoff，2015：25）。简言之，研究社会技术想象就是比较不同行动者围绕技术展开的话语生产和意义建构。
　　既有关于社会技术想象研究主要围绕政策文本或权力话语展开，这些研究主要受到Jasanoff（2015：28）的影响：社会技术想象是集体“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研究要“关注权力的语言，尤其是国家的官方话语”。不过，这种理性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取向招致了一些批评（Tidwel & Tidwell，2018；庄曦，章城，2022）。一方面，官方话语并不等于社会想象，从官方议程到公共议程的转化有时并不“平顺”，两个舆论场之间处于协商甚至斗争关系。官方话语在社会舆论中有时会遭误读或解构，公众还会生产“反话语”以抵抗不被认同的官方话语。另一方面，社会技术想象本身在构词上就带有民主色彩：是“社会的”，而不是“专家的”；是“想象”，而不是“真理”，任何行动者都有想象实践的权力。因此，可以从公共传播文本考察技术在公共讨论中是以何种形象存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争夺对技术的定义权，使用何种叙事策略或修辞话术来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如何为技术加冕——借助各种展演和仪式生产意义和价值。本研究依循这种研究取向来探究ChatGPT的社会技术想象。
　　（二）AI的社会想象
　　社会想象推动了智能技术的生成和发展。“AI的历史是一部幻想、可能性、演示和承诺的历史”（Buchanan，2005）。
　　科幻作品一直是建构AI社会想象的重要力量。艺术所描绘的AI图景为技术发展提供了激励和灵感（陈瑜，2019），一些AI领域的先行者正是因青年时代深受机器人文化的感召才将AI作为毕生事业（Favro，2018：6）。公众透过科幻这扇窗想象AI和技术统治下的社会生活，从多元的智能机器形象中收获复杂的情感体验（秦喜清，2016）。相较于积极的、乌托邦式的智能世界，科幻电影更倾向于展现AI威胁人类生存的一面，构建关于AI的恐惧和风险想象（许乐，2016）。一方面，AI没有“身体”，可以像幽灵一样游走于计算机网络，因此科幻作品经常呈现AI渗透人类生活、俘虏人类思维的桥段（李维，李佳，2020）。另一方面，科幻作品又赋予AI程序以“机器人”的身体，创造出一种具象的、超真实的人机互动，但AI的威胁性被进一步放大（郭春宁，陈涛，2022）。在艺术和科技交融的科幻叙事中，公众从科技幻想反思社会现实（李彬，沈佳妮，2022）。不断引进国外科幻作品，加之国内本土化科幻创作水平的提高，科幻叙事已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现象（王峰，2019b）。不仅在整个社会叙事中存在不自觉的、技术与科幻相混淆的迷思，甚至学界和业界也利用这种迷思追捧AI（王峰，2019a）。
　　AI的社会建构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共同体需要通过传播在公众心目中建立研究的“合法性”，传媒是生产科研合法性的主要平台（Gerhards & Schafer，2009）；而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参与动机主要是为了顾及自身利益（刘华杰，2009）。因此，科学传播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受到多重因素干扰，必须置于具体的传播语境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刘兵，侯强，2004）。对此，Gerhards和Schafer（2009）提出“地位-框架-定位”（Standing，Framing，Positioning）作为分析科学传播及其影响的三个维度，被后续研究进一步使用和发展。“地位”关注的是能够通过媒体表达意见的行动者，即“发声的权力”。这种权力既表现为直接被媒体采访，也包括间接被媒体引用。这两种方式都为行动者提供了介入媒体话语的机会，而媒体话语是制造意义的主要资源（Ferree，2002：16）。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社会传播格局已经发生巨大转变，大众传媒不再垄断发声渠道，社会化媒体平台给每个人提供了发声的机会。“框架”是从不同行动者的叙事中提炼出的表述方式，即“解释的语境”。框架选择是意义争夺的一部分，对于特定议题，框架决定了哪些视角是重要的，哪些观点是合适的，哪些方面是有问题的，哪些解决方案是可行的（Gerhards & Schafer，2009）。“定位”是指不同行动者针对一则话题发表的观点以及其中预设的立场，即“评价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主要源于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所属，他们都想让自己的意见上升为主流民意，施加对外部的影响（Gerhards & Schafer，2009）。相应地，行动者会在叙事中融入很多说服策略。本研究以此三个维度架设分析结构。
　　基于上述讨论，针对ChatGPT社会想象的媒介建构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哪些行动者参与了ChatGPT的社会想象活动？不同身份行动者的传播影响力有什么区别？
　　RQ2：行动者基于不同框架形成了哪些关键叙事？框架与定位存在何种关系，即意义争夺实践如何展开？
　　RQ3：当前语境下，ChatGPT关键叙事形构了哪些情感倾向、技术秩序和未来期许？
　　
二、研究设计
　　为了能同时在宏观框架和微观话语两种视野下考察ChatGPT的社会想象，本文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对ChatGPT相关的文本大数据进行LDA主题建模以初步建立起框架性认知；然后过滤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文本内容作为关键样本进行内容编码；最后在社会技术想象理论视域下，分析阐释传播构建ChatGPT社会想象过程中的行动者架构、叙事框架和观点立场。
　　（一）样本选取
　　研究旨在呈现关于ChatGPT的社会想象，因此样本须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以确保在社会层面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微信公众号平台作为样本来源，以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的以“ChatGPT”为主题词的文章作为初始样本，以“原创声明”为筛选条件，②时间范围限定在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3月8日，共查询到7730条结果。③使用python自建爬虫对7730条原创文章进行爬取，爬取内容包括标题、发布账户、发布时间、摘要、内容、阅读量、点赞和“在看”共8个指标。为保证文章讨论的核心内容是ChatGPT，进一步剔除标题中不包含“ChatGPT”的样本，最终得到来自4342个账户的6922条有效数据。经用SPSS 26测算，微信原创内容的时间分布与国内ChatGPT话题搜索趋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929，p<0.01），证明样本对于公众注意力爆发期间ChatGPT的社会想象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二）数据分析
　　首先利用LDA模型对6922条样本建立初步的框架认知。用jieba中文分词模块和自建停用词库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分词，后用机器学习模块scikit-learn对预处理过的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建模，为确定最优主题数k，使用“困惑度”这一指标对模型质量进行判定。LDA模型困惑度越低，表明语言模型分类效果越好；当困惑度下降趋势不再明显或处于拐点处时的k值，就是最优主题数（周健等，2021）。经计算，发现当主题数量k=14时，困惑度曲线出现明显拐点，并且随着主题数量增多，困惑度曲线不再有明显下降趋势（图2　图2见本期第32页），故确定主题数为14，获得14个文本主题（表1　表１见本期第33页）。
　　社会技术想象与流行叙事和意见领袖密切相关，为深度聚焦ChatGPT话语叙事的运行机制，本研究重点关注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和文本叙事，即关键样本和关键叙事，进行第二轮编码。个人或小团体对技术的主张或定位，必须通过传播才能不断扩散，具备一定流行度后才能上升到“社会想象”的地位，所以可将传播影响力作为判断行动者和文本叙事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公众想象的指标。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中的影响力测量，既有研究发展出多元的测量维度和评价指标体系（郭顺利等，2016；金兼斌等，2017；匡文波，武晓立，2019）。经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测量方法不能很好地契合研究所需，④为满足测量所需，本研究发展出“文本影响力”和“账户声量”作为筛选关键样本和高影响力行动者的工具。以每1万阅读量对应100个点赞和50个“在看”为基准，文本影响力=log2[（阅读量+点赞数*100+在看数*200）/10000]，账户声量=账户所有发文的文本影响力之和。⑤将文本影响力较低（小于1）的样本剔除后，余下来自585个账户的841条数据作为研究的关键样本再次编码。
　　为了避免人工编码中的主观性和误差，第二轮编码延用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在保证算法效度的前提下保证编码的一致性（党明辉，2017）。识别内容框架的方法通常包括：深读文本并归纳出框架类别；对文本进行统计分析后识别其背后的框架；通过内容分析软件提取关键词进一步辨识出内容框架（李海波，郭建斌，2013）。本研究综合这三种框架识别方法，围绕研究问题和“地位-框架-定位”分析框架发展出一套编码类目。
　　针对“地位”变量，划分出8种不同的身份：媒体组织、自媒体组织、科技公司、非科技公司、学术界、政府机构、公民团体和非机构账户。⑥人工依照账户认证信息对来自585个账户的841条数据进行身份标注。
　　针对“框架”变量，在LDA模型主题分类结果基础上，对样本的叙事框架进行探索性人工编码，最终将框架数量确定为6个类别：经济框架、伦理框架、科学框架、娱乐框架、教育框架和政治框架。框架之间并不互斥，一则叙事可能同时包含多种框架，也可能未使用上述框架。不同框架必须达到“语境”标准——关键词和一定篇幅的说明文本，才能判定文本使用了该种框架。人工设定各个框架下的关键词和判定条件，用文本分析平台DiVoMiner进行计算机辅助框架标注。
　　针对“定位”变量，使用情感分析和人工标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测量。使用台湾国立大学情感词典对文本的情感倾向性进行测算，文本情感=（积极情感词数-消极情感词数）/词语总数。⑦对文本中表述的“机器智能程度”和“人机关系想象”进行人工标注，“机器智能程度”划分为“不如人类”和“类似或超越人类”两个维度，“人机关系想象”划分为机器是人类的“协助者”、“替代者”和“控制者”三个维度。
　　
三、研究发现
　　（一）行动可见与合法呈现
　　1.可见性差异反映文本世界的权力秩序
　　ChatGPT是科技圈内的新生事物，发掘新话题、制造新热点是自媒体的强项。从发文数量来看，自媒体（包括自媒体组织和非机构账户）合计贡献了超四分之三的文本（见表2），在不同行动者中占据绝对优势。自媒体在选题和叙事上更加灵活，图文并茂的报道形式和通俗幽默的话语能降低科技议题的理解难度，促进科技叙事传播。相较于其他行动者，自媒体受广告投放、平台激励、内容变现等商业逻辑的影响更大，流量增长和维持压力造成自媒体普遍的“蹭热点”现象（陈昶文，2019）。而其他行动者基于各自的机构身份，报道灵活度会受到一定限制，原创内容和收割流量的动机也不如自媒体那样强烈，在ChatGPT话题上的发文数量较少。
　　从发文时间来看，自媒体是较早报道ChatGPT的行动者，在ChatGPT尚未广泛进入国内公众视野实现“破圈”传播之前，自媒体已经开始创作相关内容。而其他行动者的参与则相对滞后，直到ChatGPT成为公共热议的话题后才活跃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媒体在ChatGPT议题上扮演着创新扩散者的角色，是最先介入ChatGPT社会想象建构的行动者。
　　从账户声量来看，自媒体组织和非机构账户分别在总声量和篇均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图3　图3见本期第34页）。自媒体组织账户因发文数量多，有明显高出其他身份账户的声量积累；而在篇均声量上，非机构账户则能凭借一两篇爆款文章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媒体组织、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账户在ChatGPT议题中的可见性则稍逊一筹，学术界也没有出圈的文章，公民团体的声量则微乎其微。非科技公司发文量类似于媒体组织，但声量较后者优势明显。
　　从前述统计结果来看，以政府和企业为代表的机构行动者并未取得与其权力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而作为权力弱势方的自媒体则取得压倒性声量优势。在此科技议题的媒介建构中，权力结构似乎发生了倒置。但当我们把身份引用⑧纳入考量后，发现科技报道文本仍深受资本权力话语的影响。政府和科技公司/名人虽较少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声，但因被自媒体高频援引而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见性（图4　图4见本期第35页）。这其中，国外科技界名人的话语尤其被奉为圭臬。比尔·盖茨宣称，“ChatGPT出现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亚于PC和互联网诞生”。OpenAI CEO山姆·阿尔特曼曾说，“人工智能首先会影响体力劳动，然后是认知劳动，也许有一天可以做创造性的工作。现在看起来，它会以相反的顺序进行”。在样本中，“埃隆·马斯克”出现192次，“山姆·阿尔特曼”出现142次，“比尔·盖茨”出现76次。文本世界的秩序由现实的外部权力话语先行规定（阎立峰，郑美娟，2022）。
　　2.引述、挪用和展演作为构建叙事合法性的手段
　　少数有技术背景的行动者能够从专业角度解读和建构ChatGPT，但对于大多数不具备技术知识和专业探讨能力的行动者而言，需要采取一定的叙事策略以增强自身探讨AI科技的合法性。除了频繁引述名人话语，还通过挪用和展演的方式组织文本叙事。在挪用方面，与历史相关的概念频繁被用来描述ChatGPT的划时代意义，如“AI领域经历了‘寒武纪大爆发时代’”、“ChatGPT将开辟AI领域的‘新纪元’”。科幻作品中的AI角色经常被援引作为想象ChatGPT的媒介形象，这些AI形象是技术客观存在转化为人们认知结果的重要路径（王朋进，2010）。“科幻电影激活着用户对未来的期盼，很多人使用ChatGPT都属于好奇心驱使的状态，去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此外，将ChatGPT与国际竞争相关联，拔高ChatGPT的战略意义，也是常用的叙事手法。在样本中，有408篇文本出现“美国”，272篇出现“竞争”，108篇出现“战略”。在展演方面，许多行动者通过贴出与ChatGPT的对话记录来构建叙事，ChatGPT的可展演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讨论。在影响力最高的30篇文本中，有18篇（占比60%）都采用了对话展演的叙事策略。展示ChatGPT成为人人可参与的传播实践，行动者们积极加入这场“ChatGPT社会大测试”中。媒体组织关注ChatGPT的文笔，“我们请ChatGPT模仿杜甫写了一首诗”、“我们请ChatGPT写了篇同题评论”；学术界热衷于让ChatGPT对本校做出评价，“爆火的ChatGPT，是如何评价郑大的”、“ChatGPT献给西南石大的赞美诗”；政府机构轮番测验ChatGPT对本地的了解程度，“跟ChatGPT聊了聊，它竟然是个‘老成都’”、“试过了，ChatGPT不懂武汉”；样本中公民团体仅有的3篇发文也均为ChatGPT测试结果的展演。
　　（二）叙事框架与话语争夺
　　框架是一种认知之“象”，是被发现、激活和挪用的，框架总是伴随着特定的话语实践（刘涛，2017）。经济框架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经济这副“眼镜”似乎能够适配所有行动者的观察需求。教育框架同样被高频地使用，因为用ChatGPT辅助学术造假和课业作弊的现象被定义为典型的“智能失范”问题，ChatGPT也因此被视为教育的“大敌”。伦理框架整体围绕“ChatGPT会增强人类还是毁灭人类”的辩论而展开。在政治领域，AI往往被看作风险和挑战，会引起国家网络主权冲突，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冲击政治制度等（张彦华，徐帆，2022）。娱乐框架抛弃了或宏大或严肃的讨论，以恶搞式创作和另类的话语建构，如网络小说般源源不断地生产“快感”。虽然是科技产物，在科学框架下讨论ChatGPT的文本却最少，专业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缺位的。框架能引导叙事的结果，框架同样也能反映行动者的认知乃至立场。框架数量及影响力如（表3　表3见本期第34页）、（图5　图5见本期第36页）所示。
　　科技公司（80%）和自媒体组织（79.8%）使用经济框架的频率最高。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引发社会对于失业潮的想象，人们对沦为“无用阶级”的恐惧，促使他们必须做出反应。如工业革命初期工人认为大机器的出现使自己失业，于是将对大机器的憎恶转化为破坏机器设备的“卢德运动”。作为新的“大机器”，ChatGPT对就业市场的冲击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在样本中，一些话语有明显引导社会焦虑的倾向，如“扫地出门”、“大规模裁员”、“70%的工作将被淘汰”、“智械危机”。也有观点强调技术使用的不平等问题，相同工具被不同人使用，效力和效果完全不同。尽管国内市场仍未出现ChatGPT类产品，国内用户也无法直接使用ChatGPT，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市场散布乐观情绪和炒作概念。一些公司账号和财经自媒体将ChatGPT描述为下一个风口，“多只基金提前布局ChatGPT概念股”、“ChatGPT两个月引爆千亿美金新赛道”、“ChatGPT概念龙头品种已6连板”。一些叙事沉浸于对ChatGPT应用前景的想象：“取代搜索引擎”、“推动媒体融合”、“赋能直播带货”、“补全元宇宙版图”等。作为船头瞭望者，媒体组织提示了资本热炒ChatGPT的风险，揭发了许多山寨版ChatGPT。相较于其他框架，使用经济框架叙事的感染力有限，因此整体的影响力得分最低。
　　公民团体（100%）和学术界（90.48%）最关注ChatGPT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学生用ChatGPT完成作业并拿到高分”、“ChatGPT通过各类高难度考试”、“ChatGPT写出合格且通过抄袭检测的论文”等负面案例被广泛引述和传播。面对乱象，高校和学术期刊只能施令全面禁用以应对ChatGPT的冲击。这些叙事引起家长群体的焦虑和反思：“未来20年，孩子所面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些只有应试能力的孩子还能找到工作吗？”传统教育面临被逼入墙角的威胁，一些话语又将ChatGPT描述为向新教育范式转型的变革力量。“没有围墙的学校”、“没有边界的课程”、“没有时限的课堂”，这些普惠式教育想象因ChatGPT在互动教学方面展现出的巨大潜能被激发出来。在学校教学缺乏效率与个性化的现实面前，智能教育被视作摆脱传统教育困境的可行出路。对于受到双减政策冲击的教育市场而言，ChatGPT让各大教培公司看到增长的新抓手，纷纷喊出“进军智能学习系统”、“扎根智能学习赛道”的口号。在正反两种话语的建构下，教育框架整体的影响力处于中间水平。
　　伦理框架的使用频率相较于经济和教育框架有明显降低，科技公司（56.67%）是该框架最频繁的使用者。AI的社会伦理问题通常具有良好的话题性，一种模糊的社会共识是，AI既能带来机遇，提升效率，也会增加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社会伦理困境。分析发现，虽然科技公司讨论ChatGPT伦理问题的频率最高，但其伦理叙事通常是表达对“AI向善”的关切，积极表明自己拥抱监管的立场。而非机构账户的伦理叙事则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诱导性：ChatGPT会破坏社会秩序、腐蚀人的理性和思维，甚至摧毁人类文明；ChatGPT会沦为少数特权阶层和居心叵测者的“新型意识形态工具”。科技界名流也是“AI威胁论”的助推者，“ChatGPT好得令人害怕，我们离危险而强大的AI不远了”，埃隆·马斯克的这句评价被多次引述。伦理叙事通常输出鲜明的价值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幻作品中邪恶的AI形象，感染力很强。此外，行动者们还经常抛出ChatGPT潜在的社会问题，如虚假信息泛滥、深度伪造、恶意使用、隐私泄露、数字鸿沟扩大等。道德性话语和批判性话语通常能引起个体共情与集体反思，伦理框架整体的影响力较高。
　　在政治议题方面，公民团体（66.7%）和媒体组织（34.29%）是积极发声者。政治框架与伦理框架展现出相似的风险叙事。一些行动者通过测试ChatGPT的政治立场，发现它被灌输“西方政治正确的价值观”，是“美国式双标的代理”。ChatGPT在西方政治敏感问题上表现得圆滑且聪明，但却无法在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评价上保持中立。“美国正在将政治正确的‘魔掌’伸向ChatGPT”，ChatGPT犹如“快枪”，沦为“美国认知战和舆论战的有力工具”，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被放大了。在政治框架下，战争话语扑面而来，中美竞争成为主导性叙事。“OpenAI关键模型不开源，只给API，中国还不能随便用，已经是‘卡脖子’了”。面对美国的封锁，技术民族主义想象被唤醒。美国仍在对华开展贸易战和科技战，以进攻态势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孙海泳，2020）。作为“中国版ChatGPT”的百度文心一言被赋予“抵抗美国霸权”的象征意义，因而被投注更多关注和讨论。整体来看，与民族主义情绪相关联的政治框架取得了一定影响力，在六类框架中位列第三。
　　除公民团体没有使用娱乐框架外，其他行动者对该框架的使用频率没有明显分化（20%—30%）。研究发现，一些行动者以新的意义编码抵抗其他关于ChatGPT的宏大叙事。ChatGPT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变革人类社会的异质性力量，而是一个聪明、幽默且善解人意的帮手，“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抑或是天真、听话、经得起挑弄的“电子宠物”，“调教AI，成了年轻人们最新流行的游戏”。这些行动者乐此不疲地设置各种“陷阱问题”为难ChatGPT，使用刁难语气“训斥”ChatGPT，以“驯化”ChatGPT为快感之源。戏谑式表达通过丰富的表意符号、新颖的表达方式将受众持续卷入其中（张淑华，周志勇，2022）。行动者们一边展示自己和ChatGPT的对话，一边用各种表情包和旁白来解读机器的“心理活动”，从这场自导自演的剧目中收获快感。在文本“围猎”和话语狂欢中，形成一种临时性但高情感卷入度的趣缘群体（付佳，赵树旺，2022）。娱乐框架整体取得了最高的影响力，反映出戏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网络文化的底色。
　　学术界（19.05%）是频繁产出科普文本的行动者。分析发现，大多数科普文本都没有脱离其他几种框架单纯地探讨技术，在叙事中穿插着对经济效益、社会伦理、学校教育以及国际竞争的评论。这些文本似乎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只有在社会语境下讨论科学和技术才是可展开、有意义的。在科学框架下，行动者们有“技术决定论”的叙事倾向，即将ChatGPT的诞生描述为一种可以预见的、长期积累的、不可避免的科技结果，而非各种科技和社会因素耦合的结果。“ChatGPT出圈的速度，是历史级别的。貌似偶然，实则必然”。既无法脱离社会语境讨论ChatGPT，又将ChatGPT描述为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出科普叙事的矛盾之处。因对ChatGPT科学背景的阐述遵守一套相对固定的说辞，⑨科学话语呈现出明显的同质化特征，未能取得显著影响力。
　　（三）情感倾向与人机评价
　　框架和话语都服务于行动者对己方立场的呈现（Gerhards & Schafer，2009）。其中既有行动者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动机，“ChatGPT成为了这段时间科技圈里最热门的话题，如果逢人不提上两句，甚至都要担心自己‘元宇宙KOL’的身份难保了”；也有将个人认知和定位上升成为社会想象的渴望，新生事物爆发初期是占据话语高地的关键时期。在双重动机的驱使下，身份各异的行动者创造出多元的科技叙事，形成技术议题的“媒介合唱”（赵蕾，2019），微信公众平台是国内媒介合唱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情感倾向性、智能评价和人机关系想象三个维度出发，来呈现ChatGPT媒介合唱中不同行动者的定位。
　　1.乐观情感中的话语失衡与风险想象
　　不同行动者对ChatGPT的情感倾向分布如（图6　图6见本期第35页）所示，整体而言，行动者们对ChatGPT持一种乐观的情感倾向。除了非机构账户外，其他行动者的积极情感占比都超过80%，公民团体、学术界和政府机构是情感最正面的三类行动者。非机构账户则更多地提示ChatGPT的风险，如“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剥夺了人的思考”等，消极情感倾向占比较大。凭借在内容生产方面的高度自主性，非机构账户是产出风险话语的重要力量。新媒体及活跃其中的行动者往往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主题和立场，其传递的信息具有放大风险的倾向（曾繁旭等，2015），但这些风险话语也在引导整个社会对技术理性进行反思和质疑（李艳红，2012）。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公共机构的公民团体、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在ChatGPT议题上相对缺乏批判性立场。
　　框架的情感倾向性可视为框架效果的情感属性，可用来探究报道叙事可能引起的受者情绪反应（陈强，2013）。如（图7　图7见本期第39页）所示，不同叙事框架都呈现出较为正面的情感，但程度有所不同。科学框架的情感倾向最为积极，因为在科学话语中出现了大量正面修饰词，如先进、优秀、强大、提升等。并且在科学框架下，没有出现明显与主导性话语相抵抗的反话语，“ChatGPT是科技革命的产物”近乎是一种共识。在经济框架下，失业话语虽然有引导焦虑的倾向，但对ChatGPT在经济赋能和产业应用方面的积极看法拉高了经济框架整体的情感得分。娱乐框架的戏谑话语同样制造了积极的情感氛围，以意义再解读的方式生产快感。教育框架整体受智能失范叙事的影响较大，而政治框架的风险叙事中使用了较多的负面修饰词，二者的消极情感占比较前述三个框架有所增加。在各类框架中，伦理框架的负面情感倾向最为显著，ChatGPT的伦理风险被重点强调甚至放大了。一些叙事试图将《黑客帝国》、《西部世界》等科幻作品中觉醒，甚至控制人类的AI描述为现实智能技术演化的可能后果，从而让ChatGPT的风险想象更加具象，更具有感染力。
　　进一步将每篇文本的影响力和情感进行交叉分析，分布结果如（图8　图8见本期第39页）所示。在文本情感方面，95.48%的样本得分在-0.5—0.5之间，没有出现情感极化现象；79.19%的样本得分在0—0.5之间，大多数行动者对ChatGPT持相对积极的态度。在文本影响力方面，头部非机构账户发文效果显著，包揽最具影响力的5篇文本；在影响力得分前100篇文本中，自媒体组织占48篇，非机构账户占34篇，政府机构占6篇，媒体组织占5篇，非科技公司占4篇，科技公司占2篇，学术界占1篇，不同行动者在ChatGPT建构活动中的话语权处于失衡状态。统合文本情感和影响力，发现在最具影响力的100篇文本中，仅有3篇情感得分在-0.5—0.5区间以外，情感倾向性较强的文本未能产生显著影响。在梳理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多数文本都是从正反两个角度探讨ChatGPT，少有单向度的褒扬或批评，或许是因为行动者们在急于建构自己并不熟知的科技产物时采取了保守的话语策略。
　　2.话题媒介中的价值焦虑与替代想象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智能机器，如何看待AI与人类的关系是各类叙事的落脚点。如图9所示，多数行动者认为ChatGPT已经具有类似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每个使用过ChatGPT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年，人工智能创作内容已经飞速成长，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越了专家学者的精准性和博识水准”。AI的技术性和社会性交织在一起，AI的大规模商业化伴随着其对社会关系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用人性和意识来认知、阐释AI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社会现象（王军峰，2019）。区分“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是人的认知惯性，这种区分深刻影响了人们的决策和生活。但意识鉴别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依据机器的实际行为表现做出的现象判断（高新民，罗岩超，2021）。当看到机器能理解人类语言，能与人自然地交互，人们就不自觉地将AI和“有意识的”关联起来。从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大师，到ChatGPT所展现出的强大内容生成能力，在让人惊叹之余，也成为人们自我反思的镜子——何为创造力？何为人的价值？面对类似甚至超越人类的“机器意识”，社会对AI革命的近忧和远虑在所难免（赵汀阳，2018）。知识和创造被认为是人的专属特权，也是人类以万物之灵自恃的根基，然而ChatGPT的出现动摇了这一基本面，让人类再次陷入价值焦虑。“上一次让全人类都这么担心的，还是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再往前，还有蒸汽机开起来的时候”。
　　在行动者的集体反思中，发现相较于辅助者（作为工具帮助人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和控制者（控制人类的思维和生活），ChatGPT更多被视为人类的替代者。一方面，在讨论ChatGPT对自然语言强大的理解和生成能力时，行动者们很容易依照叙事逻辑得出AI未来必将取代人类的结论。例如把ChatGPT置于经济框架讨论时，凭借历史和常识就能推断出ChatGPT是来抢饭碗的，这种程式化的推论很契合新媒体的报道风格；另一方面，人们也很难想象乖巧听话和频频穿帮的ChatGPT会反过来控制人类，因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ChatGPT是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的。例如，“ChatGPT的政治正确是被‘喂’出来的”、“ChatGPT的‘干净’是被廉价的‘信息清洁工’打扫出来的”。OpenAI的企业愿景也作为论据被引用，“让AI造福人类，让AI变得安全，不带有偏见”。
　　ChatGPT类产品是否会引发大规模失业仍待实践检验，但在某种意义上，大量工作将交由AI来完成已成为关于未来的共同想象。在样本中，有337篇文本出现“取代”，250篇文本出现“替代”。在被机器替代的焦虑面前，戏谑表达和自我解构成为集体情绪宣泄的通道。“等到ChatGPT吃透了数据成熟了，第一个先消灭的，就是我们这批啥都不懂，就懂跟风玩节奏的自媒体人”。AI已经“无所不能”，人的价值该如何重建？一些行动者以黑色幽默式话语回应这一问题，如“背锅，才是人类的核心竞争力”，“人比AI最大的优点不是人更厉害，而是人可以坐牢”。网络传播中的黑色幽默有内、外、中三个层次的驱动力量，“内”指不满情绪和表达愿望，“外”指社会呼应和表达平台，“中”指共同讨论的谈资话题（张淑华，周志勇，2022）。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微信公众平台上，ChatGPT似乎成为行动者们发泄对工作现状不满、批评就业环境的“话题媒介”，将网络语言的后现代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SCOT语境下，结合社会技术想象理论和“地位-框架-定位”科学传播分析框架，试图呈现在ChatGPT第一轮公众注意力爆发期内，微信公众平台中多元行动者对AI的建构和想象。在ChatGPT的媒介建构中，很多话语脱离技术本身，呈现出明显的想象特征。这种想象既非有条有理的逻辑推理，也非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居于其间并导向社会观念和行动实践。传统媒体时代科技新闻胜在准确和真实，但网络时代科学叙事并未成为主导性叙事，而是用“展演”和“遐想”布阵了技术想象资源，恰为“神话叙事”。媒介“神话叙事”的三个关键点包括公共舆论、高度自然化和片面化叙事（郑宏民，2021），能够对应ChatGPT社会技术想象中的行动者、策略和评价。
　　作为“权力秩序”的ChatGPT社会想象。可见性的差异反映出权力关系的等级次序（高艺等，2022）。研究将可见性指标丰富为数量、时间、声量、被引等，可见性程度越高的行动者越具有影响力，其对公众想象的引导作用越强。自媒体在ChatGPT注意力爆发初期占据了优势可见性，可能在过后技术嵌入社会并上升为国家想象的过程中作用明显。按照社会技术想象理论，技术得以实施是本体物质、社会价值观念和行动实践合体的产物。自媒体将“传播-观念”调整为“想象-传播-观念”的共生和互动，将风险社会的定义权向普通民众拉近，提升个体参与公共技术设计的可能与可行性，成为“公众理解科学”转向“公众参与科学”范式的典型样态。当然，各社会行动者借助引述、挪用和展演等叙事策略，得以在自己并不熟知的科技议题传播上，基于一种“漂浮”的社会语境建构技术，为自身谋取社会资本。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自媒体频繁在经济、教育和社会伦理语境下制造关于ChatGPT的焦虑情绪，用具有引导性和感染力的叙事获取影响力。非科技公司将ChatGPT视为增长的抓手，有热炒ChatGPT概念之嫌，而媒体组织则不断提示资本炒作的风险。科技公司为树立负责任的公共形象，在伦理话语中表明拥抱监管的立场，并探讨“AI向善”的治理路径以建立社会信任。政府、学术界和公民团体在ChatGPT议题上缺乏可见性和反思性，来维系不确定性中的话语正确。
　　作为“身份区隔”的ChatGPT社会想象。正如Jasanoff（2015：14）所言，在社会技术想象的建构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与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行动者们通过调整对事物的新表述，将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嵌入技术叙事中，社会技术想象是一个利益交锋与话语争夺的场域，技术的社会话语本质上是行动者们身份、认知、利益取向和价值观的投射。在经济框架下，ChatGPT是升级数字经济和赋能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但它又会成为数字时代的“大机器”，抢走人们的饭碗。教育框架下，ChatGPT的智能失范现象引起高校和家长群体的反思，但AI在个性化、互动式教学方面的优势又激发出教培公司对普惠式教育的想象。伦理框架下，人们担心ChatGPT类产品的发展速度过快，社会无法对AI持续暴露出的伦理问题做出有效回应，预言AI将会挣脱人类控制，但也有叙事强调效率和机遇。政治框架下，技术封锁所裹挟的民族主义情绪让中美竞争和科技自强成为热议话题。娱乐框架下，ChatGPT成为生产快感的工具，行动者们一边抱怨“ChatGPT你来了，我怎么办”，一边兴致勃勃地测试ChatGPT的智商和情商，以发现ChatGPT“露出马脚”和将其“驯化”为旨趣。而带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科学话语在文本建构中的地位较为边缘化，与其他框架的嵌套程度较深。媒介调用多元叙事框架反映社会想象ChatGPT的维度，生成就业想象、教育想象、资本想象、风险想象、民族想象、抵抗想象、伦理想象、价值想象等。研究社会技术想象最好的切入点是“争论、冲突与矛盾”（曹玫，2021）。文本框架和技术想象承载了异质群体间的意义协商、抵抗和共识。想象背后，浮现出“精英-民众”、“民族-他国”、“规制-戏谑”、“赋能-风险”等，以“身份区隔”为表征的双向话语场域，恰是这些互斥成为技术嵌入社会实践中的“强制性通过点”。
　　作为“现实投射”的ChatGPT社会想象。技术的社会建构不会止步于技术本身，而是会进入更加宽广的社会领域，是生活世界的再现和对未来的期待。探究AI的社会技术想象，也是在探测智能时代的社会心理，观察科技叙事其实是在观察社会对未来的期望（Bareis & Katzenbach，2022）。我们认知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与我们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Jasanoff，2004：2）。行动者们建构出一个要来抢饭碗的ChatGPT，是否是对就业市场萎靡的不满情绪的投射？将ChatGPT描述为传统教育的变革力量，能否理解为对学校应试教育的失望？对ChatGPT在伦理风险和大国竞争等方面的讨论亦是如此，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下的社会心理。各种戏谑表达和解构话语既指向ChatGPT，也指向行动者自身。在当前网络空间，各种建设性话语以及解决方案已无法成功投合年轻群体的认知和情感逻辑（汪凯，2017）。就此，ChatGPT成为讨论现实问题的“框架”，技术讨论是“外包装”，而“内核”则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期待与弱抵抗的自我表达。ChatGPT“神话叙事”源于对规矩、守制、稳定的恪守，对开放、个性、创造的焦虑，及对未来价值、掌控、安全的隐忧。社会技术想象理论肯定了想象在个体愿景、公共舆论、技术发展和国家政策间的空白勾连，是技术嵌入社会并得以实施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后续推出的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AI文心一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多所大学和学术期刊的ChatGPT禁止令，都是技术想象下的社会嵌入行为实践。历史上，每次革命性新技术变革都会引发关于价值、关系、生存的社会大讨论。ChatGPT的媒介注意力爆发也只可能是“敞篷车式”的历史性重演，其是众多“话题媒介”中的一个“壳”，关键是找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固定变量的系数变化，及新增社会想象的特殊因素，来为社会困境和未来实践把脉。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对技术媒介化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并作出理论贡献。关注传播在技术与社会关系中的能动作用，将实践中的主体、客体、语境、中介物以想象视角切入，系统性 观察技术传播的微观话语实践。媒介参与的社会技术想象“神话叙事”中容纳了偏向、争夺和投射。需要警醒的是，广义神话作为“任一时代被社会过度自然化的社会知识”，能够参与塑造社会舆论，以片面化的叙述建构事实，将非理性因素和刻板印象带入人们的认知倾向（郑宏民，2021）。本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其一，研究只选取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原创性文章作为样本，这些文本不免受到微信平台可供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丰富度。哔哩哔哩和微博等平台上关于ChatGPT的表征和定位可能有所差异。其二，因微信对PC端推文用户评论的隐藏，未采集到来自受者端的数据作为佐证材料，没有展现出社会技术想象中意义协商和充满互动性的一面。其三，技术的社会建构或影响因素是个复杂、动态的进程，并且不同时期、不同技术的优势话语行动者也不同，比如元宇宙、推荐算法、智慧城市等，有可能涉及科技公司、资本财团、政治倾向等。也正是这种复杂和开放性，给予社会技术想象理论在技术与社会互嵌研究中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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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鑫鹏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娜（通讯作者）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硕导。本文为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培育项目“基于协同治理的环境话语媒介动员机制研究”（202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