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孙梦如
　　【本文提要】数字技术环境下，新闻信息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新闻知识生产认识论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生产者更多元了，现实也更多元了，建构的知识更多面了。数字新闻研究应当关注到这种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传统的新闻学是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而搭建的知识体系，数字新闻学要从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入手来建构知识体系。数字新闻学要解释建立在数字秩序上的新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剖析新的代理者、能动者的实践逻辑与实践规范。
　　【关键词】数字新闻学 数字秩序 新闻业 新闻理论
　　【中图分类号】G210
　　随着信息、传播这样的概念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提出之后，新闻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但是，当下传播技术的进化又突破了对新闻传播的传统想象，新闻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面临着新的挑战。“新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它的文本样式、生产的参与者、内容的载体、传播模式与之前不同，评价和激励新闻生产的机制也不同，新传播技术正在使信息的生产与消费成为新世纪最重要的产业（Maurine Beasley，杨保军，2001）。数字新闻的主要优点包括更快的速度，即数字新闻可以实时更新，使读者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事件和发展；更广泛的覆盖面，即数字新闻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覆盖范围更广；更多样化的内容形式，即数字新闻可以采用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呈现（Newman et al.， 2021）。此外，数字技术改变了传播格局，也催生了数字新闻学相关理论、方法、实践的研究（陆小华，2021）。而随着元技术的兴起，信息传播结构出现变动与重构，新闻业的运行逻辑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并且，受众从传统的“读者”转化为“用户”，在社会体系中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媒介融合改变了现有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媒体行业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不仅跨媒介跨行业，融合也发生在同一设备、同一行业、同一公司、消费者头脑中，以及同一粉丝团体中；既涉及媒体的生产方式变化，又涉及媒体的消费方式变化（詹金斯，2012）。也许，新闻存在的根本价值并没有因为传播技术的革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关于什么是新闻、新闻是如何生产和传播之类的问题，却需要重新思考（黄旦，2015）。
　　杰·布鲁默（Jay G Blumler）和斯蒂芬·库森（Stephen Cushion）认为，学界和业界关注新闻业复杂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影响和意义。也就是说，新闻学研究可能正变成内向型，而正在被边缘化的规范性问题——如为民主而传播的观点——才应是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所在（Blumler & Cushion， 2014）。这一批评，得到了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的肯定。她认为，社会一直以来没有严肃对待新闻，新闻在文化领域始终地位卑微，只有“变成非新闻现象时最被人欣赏”；新闻业界与学界之间是断裂的，学术界内部亦按照不同学术领域各自为战，产生互不相关的学术研究（泽利泽，2022：3）。芭比·泽利泽提出“如何对待新闻学”的问题（Zelizer， 2014）是及时且重要的。正如她所言，这不仅是概念层面的问题，比如我们在思考新闻学时要研究什么；还包括教学方面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教授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更有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新闻学到底是什么？
　　
一、变化了的新闻实践和新闻业
　　只有在旧有理论体系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回答现实时，理论创新才变得必要。那么在数字化背景下，新闻、新闻业的生态、语境、社会价值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呢？
　　（一）新闻报道的行动者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的生产者就是职业新闻记者和编辑，而现在是几乎所有的人和智能算法，如写稿机器人和ChatGPT。唐·皮特（Don Peat）早就提出，公民新闻的兴起改变了新闻报道模式，任何一个普通人，现在都能以“行走的眼睛”观察世界（Peat， 2010）。伯特·赫尔曼（Burt Herman）则断言，2023年是人工智能真正到来的一年，因为机器人记者来了（Herman， 2023）。这一变化引发了两面性的思考，一方面是公共参与新闻生产网络，可以提供多元化的声音和视角，同时也可以促进公众的参与和责任感；另一方面是非职业化的新闻网缺乏编辑审查和质量控制，可能导致虚假信息和偏见的传播。
　　在20世纪早期，新闻由传统的新闻机构来生产，记者和编辑是新闻生产与传播中重要的作者与把关人。但是到20世纪后半叶，新闻从业人员可能不会第一时间报道新闻，而是通过整理和评估官方来源提供的新闻和信息来提供服务。事实上，至今还有不少公众号或者头条号文章，仍然是这样的生产逻辑。不过，随着用户的深度参与以及技术可供性的增强，用户如今生产内容几乎是实时的，他们利用最新的社交网络可以在几分钟内传播、分享、评论、质疑和驳斥新闻报道（Bruns， 2011）。可以说，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被彻底颠覆——这是新闻学必须关注到的根本性变化。
　　（二）中介的平台
　　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者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催生了新闻传媒业的巨大变革。传统媒体机构类似于传统的百货大楼，由专业人士设计大楼的品位（精英化媒体或大众化媒体）、负责选择或组织出售商品（新闻信息）及摆放位置（版面）、类别（题材与体裁等）以及出售的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搭载广告和娱乐信息内容出售）。而受众只能选择是否接收内容。但是，由分布式技术支持的数字社交媒体平台就像是自由贸易集市，各色人等出售各种不同品位、内容和形式的信息，任何人都可能进入这个集市，用户可以自由选择，而且可以随时转换身份。技术的变化模糊了专业人员和公民、党派及旁观者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化，更是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接受信息方式——可以自己去寻找某种媒体、去订阅或者收看收听，算法也通过各种关系数据帮助受众选择和做出回应。如此，传统媒体的生态系统和生产与传播系统都不得不再造和重塑。那些原本不懂新闻规律的用户已经成为数字平台的主要新闻生产者，各类并不生产新闻内容的技术型公司，如Twitter、Facebook、谷歌、今日头条、腾讯、百度等，正吸引着大量的新闻用户。传统媒体虽然还拥有内容、资源和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却已经从垄断话语权的强势传播者，变成“多元声部”的一个声部。
　　（三）传播的模式
　　传统媒体时代是所谓的“传-受”模式。虽然有学者引用受众能动性之类的观念，提出受众不是被动的，但新闻传播的基本模式就是传者生产并传播，消费者只是接收和使用，这里传者和受者的身份是相对稳定的。而数字传播是一个流动的虚拟的网络，虽然传统媒体机构仍然在这一网络之中，但更多的用户既不知道是哪里的，也不知道究竟是谁。网络社会的核心特点在于产生了新的空间域态、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个体。在网络社会，社会结构更加扁平，社会组成由简单静态结构向复杂动态结构转变（何哲，2017）。黄旦（2015）认为，网络社会出现的新沟通系统以及新技术带来的根本性挑战，让新闻传播学研究正在发生“整体的生态变革”。虽然学界和业界关注到了诸如“媒体融合”之类的操作性课题，但似乎忽视了“网络化社会”或者“网络化关系”是由另一种“融合”所构成，亦即延森提出的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与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泛延伸，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由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延森，2010：17）。延森（2010）认为，数字媒介不仅让信息触手可及，而且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信息的提供者，让普通的社会成员成为传播者。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其他节点对其能力的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转换者”遵从的是网络运行逻辑。
　　（四）新闻见证的模式
　　学界往往使用媒体见证（media witnessing）一词来表示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机构通过派遣记者或摄影师等专业人士到事件现场采访和记录，然后通过新闻报道等渠道传播信息。媒体见证的优势在于专业性和可信度，能够提供更准确和全面的报道，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如公众对媒体信任度的下降、商业利益和政治立场等问题（艾伦，2023）。在数字时代，学者更多地使用新闻见证（news witnessing）一词来表示个人通过拍摄照片或视频等形式，记录事件现场的情况，并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渠道分享信息。这种行为能够促进信息流通和真相公开，有助于增强公众对事件的了解和参与（Allan， 2013）。例如，新冠疫情期间，很多用户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现场的情况，使得公众能够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和应对措施。然而，由于数字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有一些风险和挑战，如数字新闻可能受到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影响。为此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例如建立数字新闻审核机制、提高公民见证者的素养和责任感、推出更加精准和可信的数字新闻报道等。
　　（五）新闻信息的信誉机制
　　新闻报道不仅要求一个事件被真实清楚完整地陈述，还会涉及对事件的解释和表述，这种解释和表述会对受众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影响。因此，新闻报道的信誉问题一直受到关注。新闻专业规范就是传统媒体时代有关新闻信誉机制的回应。它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新闻工作者对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思考和反省，是新闻业在现代社会逐渐走向规范化、职业化的必然结果（John， 2007）。在数字传播生态下，专业新闻工作者必须维护其对准确性、公正性和新闻伦理的承诺，成为数字传播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的领导者，这便意味着要核实消息来源、避免耸人听闻的报道、提供背景和分析，以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问题。此外，数字时代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信誉机制。例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的新闻平台可以让读者直接与新闻报道的源头交互，并通过数字签名等手段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同时，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开始采取措施来减少虚假信息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例如谷歌和Facebook采取的算法优化、人工智能筛选等措施。
　　（六）新闻的商业模式
　　随着读者转向网络媒体，传统媒体的收入来源，如印刷广告已经减少，新闻机构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下，最常见的模式是付费墙和订阅模式。至2022年10月底，《纽约时报》付费用户达700万，《华尔街日报》也有200多万付费用户，财新传媒有90余万付费读者。财新传媒副总裁康伟平解释说，财新新闻付费的成功，关键是因为有高质量的报道，价值决定价格。财新用持续、专业的内容生产能力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用户认可，继而为之付费（李磊，2021）。另外，还有一些新闻机构也转向慈善或非营利模式。例如，“贝壳新闻”致力于报道环境和公益领域新闻，采用非营利模式，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报道工作。近年来中国也涌现出一批由公益基金会和媒体机构合作的新闻项目，旨在通过深入报道社会问题和公益事业来提升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七）新闻的叙事模式
　　这个变化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闻文本不再表现为一个稳固的最终文本，更多情况下呈现为一个“过程性文本”，“流动性”、“不可还原性”成为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这也使未来新闻业充满不确定性（姜华，张涛甫，2021）。其二，传统媒体时代建构起来的新闻专业规范要求“客观陈述信息”的报道模式，王克勤（2011）甚至使用“机器人式的写作”的说法，认为关注报道这个事件已经足够了，接下来记者应该全部以机器人角色来出现。但在数字传播语境下，新闻越来越倾向于采取“讲故事”的模式，舒德森便提出“客观性2.0”的观念，认为新的客观报道包括了混合的信息——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个人阐述”，记者的目标不仅是传播他们认为公民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试图讲述他们认为人们想听的故事（舒德森，李思雪，2021）。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采用多元化报道方式，不仅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媒介展示新闻内容，还将用户参与作为一种新的报道形式。同时，新闻行业也不断尝试采用新的技术和平台，例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来提升新闻报道的效果和体验。此外，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使得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具有个性化和情感化。例如，Twitter上的新闻推送和评论通常都带有作者或编辑的主观看法和情感色彩，这样的报道方式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读者和观众。
　　
二、数字新闻理论的创新路径
　　传统的新闻学是围绕职业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而搭建的知识体系，数字新闻学则要从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入手来建构知识体系。截至2022年5月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受欢迎的前五大社交媒体分别是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和Tiktok，这些新型技术公司取胜的法宝是大数据、云计算和精准推送的算法。这些公司可以深度介入和分析用户的信息消费习惯，所以它们可以从海量的信息市场上找到用户偏好的信息，并以恰当的方式推送给他们。也就是说，新闻的生产者、把关者，新闻的传播逻辑，新闻的阅读或观看的场景和欣赏偏好都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使得数字性（digitality）概念应运而生。目前，有关数字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影响，数字化对个人和组织的影响等方面。从数字新闻的角度看，数字性的研究涉及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信息流通方式和决策方式等。微博、微信以及Twitter这样的平台，成为媒体和社交互动的交叉点。但是，数字化并没有为互相关联的用户打开无限的知识视野，反而常常导致他们在精细控制、受限的环境中被原子化。数字交往助长了两极分化，而不是形成基于事实的知情意见。常江（2021a）认为，数字性是数字新闻学的元概念，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技术特征，而是一系列可以被观察和解释的文化特征；数字性是对数字媒体逻辑的提炼，它为信息和文化的流通提供了观念和物质的基础设施；数字性也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人们参与并介入文化过程的能动性。数字化生存似乎赋予了数字世界参与者一种全新的生命——数字生命。而数字生命的出现，也对现有秩序和规则提出了挑战，例如当一个人在现实世界中死亡，其他人是否有权利为其维护数字生命？其财产权、隐私权是否与现实中的人一致？可见，数字性不仅涵盖技术本身，还涵盖了广泛使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变革。
　　理论创新大体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提出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二是发现并提出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三是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发展出新的中层理论；四是真正的“范式革命”，即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景跃进，2021）。这四个层次的创新程度和难度，是依次推进的，即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相对容易，而“范式革命”很难。数字新闻研究近些年来出现不少新的概念，诸如“数字媒体”、“液态新闻业”、“数字新闻创业机构”、“超本地新闻”、“弥散新闻”、“混合媒介系统”、“点击诱饵”、“生态转向”、“情感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这些新概念目前还只是浅层次的理论创新状态，“数字新闻学”、“互联网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等提法，也未真正形成理论自洽的理论体系，自然就谈不上范式创新（吴飞，2023）。这可能因为新闻业和新闻理论长期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且新闻理论产生的时间也不长，使得理论建构与创新成为一个需要同时展开的过程（白红义，2021）。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数字新闻学是有价值的，但数字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理论的目标是什么？研究方法是否有新的路径？如何理解数字新闻在社会中的影响和意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2019年Journalism创刊20周年版特刊“新闻学的理论、实践和批评”中，指出当今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涉及规范性价值和民主有关的问题、新闻媒体的政治经济、受众和公众信任的相关性、新闻业本身的定义，以及新旧形式的专业意识形态的冲突性、社会共识挑战和威胁等（Tumber & Zelizer， 2019）。这些问题在中国新闻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是新闻研究的共识性议题。常江（2021b）建议，数字新闻学要研究跨媒体新闻叙事的机制、新闻内容及文化的媒介化、新闻产消主体和新闻机构之间的信息/情感网络，以及新闻自身作为媒介化力量影响社会进程的方式。实际上，这些新的研究议题都指向以“作为媒介的新闻”这一生态性思路，以取代“作为文本的新闻”、“作为机构的新闻”、“作为社会信息生产部门的新闻”等工具性思路，来引领未来的新闻学研究（王斌，2021；陆小华，2021；石力月，2019）。泽利泽也提醒道，将新闻业作为信息提供者和交流平台的特权，只说明了新闻业的部分情况，相反，“作为文化的新闻业和作为批评的新闻业”（Zelizer， 2008）会为新闻学研究提供全新的想象。
　　（一）从“事学”向“人学”转型
　　传统的党报新闻学是基于“事学”的视角建立起来的，强调的是工作和任务，强调新闻媒体是宣传员、组织者和鼓动者，是党的耳目和喉舌。新闻研究的“事学”研究向度带来的后果是“作为新闻实践‘路标’的新闻理论由于自身视野的局限，没有及时承担起‘导新闻事业于正途’的职能”（姜红，2006）。童兵就认为，无论处于政党报纸还是商业报纸阶段，由于报纸被当作政党的“作战工具”或“谋利工具”，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掩盖了，只剩下物与物的交易、政权之间的较量。到了进行这些交易和较量的条件逐渐淡化的时候，新闻传播中的人的精神活动才会更多地得到重视和获得更多的反映，新闻活动才能广泛体现出更多的人文关怀（童兵，2001）。
　　数字新闻学则应该将中心放在“人学”层面，导向人的生命价值、幸福和尊严，导向公众参与和公共生活。互联网作为高度互动、即时性强的媒介，给传统大众社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传统大众社会以机构为运作主体，而互联网的出现，将社会的运作主体从机构转向了个人，从而导致社会的“微粒化”。在这个新的传播时代，个人的自我表达、个性化需求、创造力等得到更多关注，从而逐渐成为网络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一些新的说法如“闯入者”、“陌生人”、“外围行动者”等，被用来形容数字媒体生态培育的新兴新闻生产主体（常江，罗雅琴，2023）。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大批被忽视的微内容、微资源和微力量被发掘并被激活和调动，从而形成了以个体和群体为主导的传播新景观。例如，众包生产、知识经济、直播带货等新现象层出不穷，都反映出个人在网络社会中的重要性和价值，反映出个人是具有独特思想和创意的生产力量。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媒体的不断发展，这种微粒化社会趋势将更加明显。同时，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普及，也将进一步增强个体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推动微粒化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喻国明等人指出，在传播语境中，人的行为是外显性的，是考量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个体的传播行为能够表征其心理、情感、态度和社交关系。同时，人的行为也是社会构造的基础和力量，个体行为表征着个人的心智、想象力和行为自由度；社会行为实践则是从个人行为产生，体现了圈层关系、权力结构和价值取向（喻国明，苏芳，杨雅，2022）。
　　所以，数字新闻学范式的创新首先要回答的是新闻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以及新闻对于人类社会公共善的意义。杨保军和孙新（2022）指出，智能时代，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之间形成了辅助、协作、共融三种关系。人主体新闻与智能体新闻的关系，表现为人主体新闻的“主体性”与智能体新闻“拟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以智能体为中介建构的人与人之间的新闻关系。在新闻生产实践层面新闻业不仅存在“算法转向”，而且本质上出现了“关系转向”，即算法以一种不同于传统媒介技术的姿态嵌入甚至重塑了新闻生产流程。在新闻价值层面，算法的“人格化”与人的“算法化”成为新闻价值的双重驱动力（吴璟薇，杨鹏成，丁宇涵，2022）。近几年，中国主要领导人多次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表明要从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具体的人出发，从人的角度建构新的新闻学。事实上，这种“人学”导向的新闻观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人才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2012）。尤其在智能传播时代，“人机信任”以及“人机传播”、“人机融合”等都将成为新闻研究的核心议题，技术的进化要求我们必须反思智能时代人存在的价值。
　　（二）从“专业规范秩序新闻学”向“新数字秩序新闻学”转型
　　计算机作为“全能粉碎机”重新安排了世界，并准确地重新定义了知识生产的空间（Tuschling， 2016）。这意味着，数字新闻学需要解释建立在数字秩序上的新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剖析新的代理者、能动者的实践逻辑与实践规范。新闻是一种知识，追求事实的客观、全面和准确，采用专业群体共同认可的方法和手段来呈现经验材料，并且基于“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规范来运作。传统新闻实践旨在报道和传播信息，它以时间性和事件性为特点，采用直接、简明的语言，向公众传播信息，实现社会瞭望者的角色和监督者的功能。这种知识的生产者，是记者和编辑，这些社会精英会直接生产知识或者承担知识生产的代理者的角色，为公众提供公共信息并对各种社会事实提供解释，以使公众对生活世界有更好的了解。新闻业相对独立的知识探寻和真相追求，在整个认知分工体系中至关重要，它可以监督各个知识生产领域、传递可靠的信息，通过所传递的信息和自身的运作，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信力水平及其分布（潘忠党，2023）。但是在传统的媒体体系下，现实似乎只有一个，知识也只有一个，而且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那么拥有足够信誉度的媒体和优秀的记者们，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代言者”（温伯格，2017：138）。
　　数字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信息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新闻知识生产认识论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的生产者更多元了，现实也更多元了，建构的知识更多面了。数字新闻研究要关注到这种新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解释框架。数字媒体参与者是不断演化和壮大的，并且以更加直接、快捷的方式进行新闻生产，不太受传统编审规范的约束。因此，数字媒体参与者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也为新闻生产和传播带来了挑战。在这样的数字媒体环境中，新闻生产主体之间没有太多的联系和合作，容易导致信息片面化，甚至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也促使学者们不断探讨数字媒体生态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和规范，以期打造更加稳健的数字新闻生态。可以说，互联网正在实现更加分散和民主的知识分配，允许更多不同类型的声音和观点得到展示，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并实现了新的合作和知识创造形式。
　　戴维·温伯格分析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到现今的数字传播时代漫长而生动的信息建构、分类与传播史，揭示了数字世界中事物排序方式和知识产生路径的变化。他提出了新数字秩序的三个阶层，分别是“有序”（自然秩序）、“无序”（没有固定规则的数字秩序）和“超级无序”（算法技术带来的秩序）。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认识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需要采用更加灵活、开放、适应变化的方式来理解和处理这些秩序，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温伯格以维基百科为例，概述三阶秩序的知识产生方式。在维基百科这样的三阶媒体中发布内容没有身份限制，比起二阶媒体看重的作者权威度，维基百科更加看重内容本身。网站中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被所有人质疑、讨论，甚至修改，这是二阶秩序无法做到的。维基百科的成功来源于社群的共同智慧，知识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产生。三阶秩序不需要二阶的专家帮助我们过滤信息，知识也不再受到传统权威的垄断，知识的创造与选择在三阶秩序中成为社会行为。三阶秩序中，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区产物，而非来源于一群毫无联系的个体”（温伯格，2017：189），这种变化是革命性的。胡泳（2017）评论说，网络时代要谨记，对传统守门人来说是混乱和退化的东西，对网民可能恰恰意味着智慧的几何级增长，这里的认知差异来自对智慧的不同理解。
　　（三）从“独白新闻学”向“公共对话新闻学” 转型
　　一直以来，新闻业被认为“是”也“应该”忠实地、真实地、可靠地、准确地、冷静地向公众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与这些信息传播对等的，公众被期望作为一个更理性、更负责任、更有参与意愿的政治体发挥作用。这使得新闻业构成了公共领域运作的核心场。但在数字传播时代，新闻业与它所服务的社区以及它所寻求解决的新闻和公共事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随着博客和公民新闻的兴起，人们普遍认为互动参与式媒体正在改变传统专业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一个流行的假设是，从媒体到公民的传统信息流正在被改革成社区成员之间的对话。
　　传统的新闻报道生成模式，可以被称为“独白新闻学”，新闻报道的重心在于新闻记者以及他们所在媒体组织的经验和看法，记者承担着公众代言人以及眼睛的角色，他们独立进入新闻现场去发掘、揭露真相，向公众报道他们看到的故事。这些故事当然是向公众言说的，但媒体缺乏与公众互动和对话的渠道，公众的参与是极为有限的。这种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信息交流和互动的需求。
　　而所谓“公共对话新闻学”就是建立在数字技术泛在连接的基础上的新型新闻模式，注重新闻报道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强调新闻报道应该是一个与公众共享信息和意见的开放平台。这种新闻学更多地探索建立一个互动、对话和共享的信息平台，让公众成为新闻报道的积极参与者，形成一个基于合作、共赢和发展的生态系统。互联网内容生产模式依次出现的专业生成内容、用户生成内容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三种方式，分别代表着从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的进化（曾润喜，秦维，2023）。这种进化的背后，涉及的就是数字空间中参与者行动者网络的变化，以及交往关系的变化。
　　数字媒介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神经系统，连接着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各种信息和思想。可以说，数字媒介的特征让传统的物理空间意义被大幅削弱，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亲身到场才能获取信息和感受现实，而是通过数字媒介快速地将其传递到全球，形成了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数字媒介的传播特征不仅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还拓展了共情的范围。为什么媒体选择使用土耳其海滩上的男孩的形象，为什么丰县铁链女案件引发广泛的共情？因为数字媒介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和感受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们的生活和体验，让我们更容易产生同情和共鸣。数字媒介提供了更多交流和分享的机会，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人、文化和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增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数字化全新的时空情境下，新闻与公众的意义勾连需要重新审视。虽然新闻并非民主本身，但是它在社会民主中扮演着信息提供者的角色是基本共识。随着数字新闻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数字新闻对民主的意义和价值。数字新闻学民主愿景的意义阐释，不应被规训话语和制度结构所遮蔽，而应以传统修辞的论述起点为基础，触及更广泛的公众。例如，新闻业应该促使“知情公民”转变为“能动公民”或“监督公民”，以实现更加多元化、普遍适用的陈述和界定。在这个数字时代，新闻业需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以更广泛、更高效的方式向公众传递信息。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数字新闻技术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媒体的作用，因为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传播效果。因此，数字新闻技术和传统媒体应该相互补充，形成一个更加完整和有效的新闻传播体系。除此之外，新闻业还需要不断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和期望。比如，通过社交媒体、互动性新闻报道等方式，与公众进行更加紧密的互动，促进公众参与新闻的生产和传播。
　　（四）从“人类中心主义新闻学”向“人机协作进化新闻学”转型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起，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技术已经深度介入到新闻传播过程之中。从早期的计算机辅助新闻到数字新闻再到机器人新闻，人工智能在新闻采集、分析、分发甚至是讨论中，带来了效率、速度和精确性的变化，也重构了传统的媒介组织。2022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技术让人们可以创造出各种类型的内容，包括文章、小说、音乐、绘画、程序代码和论文等。这其中，ChatGPT就是一款极具代表性的大型语言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文章、摘要和问答等内容的自动生成。对新闻实践而言，ChatGPT能够快速拥有大量文本数据，并提供对文章、新闻事件、学科的有效概括和总结。当然，到目前为止，AIGC在处理某些领域的新闻和信息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这一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和维护无人值守的新闻平台和新闻机器人已在进行之中，这对新闻业而言更是颠覆性的。据报道，2023年3月27日世界上首个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新闻频道——NewsGPT启动（网址为newsGPT.ai），其首席执行官艾伦·列维表示，长期以来，新闻频道一直受到偏见和主观报道的困扰，而NewsGPT能够为观众提供事实和真相，并且没有任何隐藏的议程或偏见。NewsGPT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分析和解释来自广泛来源的数据，使得该频道能够向观众提供主题广泛的最新新闻和信息（NewsGPT， 2023）。
　　诚然，智能技术可以在信息采集、数据分析、信息审核、内容的精确分发以及与用户互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高效生产、深度挖掘能力，有助于解放人，使人在某些类型的作品生产中投入更多精力（彭兰，2020）。但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还不足以作为准确的信息源，它没有能力主动去采访新闻对象，更不太可能去做深度的调查报道。同时，作为人类，我们还需要警惕它们变成对人的思维的禁锢，让人变成无用的阶层——不能创造价值、没有批判与反思能力、在娱乐中至死的存在。对此，学者们警告说，过度依赖机器思维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认识方向和通道被阻塞或关闭，从而限制我们的思维能力。虽然看上去是机器在不断模仿人类思维，但实际上人类思维也可能因此受到机器思维的影响，机器思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彭兰，安孟瑶，2023）。因此，人类需要保持警觉，既要善于应用机器思维的优势，又不能忽视人类思维的特点和独特价值。在新闻业中，需要充分发挥人类思维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创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深入的新闻信息。
　　（五）从“市场导向新闻学”向“数字文明新闻学”转型
　　新闻也是一门生意，这是当下的事实，是严肃的学者不乐意承认的事实。毕竟，新闻被寄望于承担公共责任，被认为是民主的基石。但新闻是一种社会实践，它与权力、文化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Deuze， 2005），新闻机构的运作需要经济的支持。当认为新闻是一门生意时，便会使其与商业经营勾连起来，不少新闻学变成了“市场导向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主要关注媒体组织的商业化运营和新闻内容与商业需求的关系。尽管不能说这种研究取向没有价值，因为商业化运营可以提高新闻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但是，商业利益往往会导致新闻报道过分迎合受众需求，是虚假报道、点击量至上、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的根源，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诚如麦克切尼斯（McChesney， 2004）所言，市场导向新闻学过分关注商业利益，忽视了新闻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性质，而商业化运营和媒体集中（media concentration）也会导致新闻内容质量的下降和信息垄断等问题。
　　近几年，一种被称之为“新黄色新闻”的做法在社交媒体平台流行起来，这种“新黄色新闻”采用各种手段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比如夸大事实、渲染情感、制造耸人听闻的标题等。类似于“刚刚……”、“史无前例的大事”之类的标题，或者“听风就是雨”的道听途说，使得“新闻反转”成为常态。
　　针对这种乱象，有必要建立数字文明新闻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新文化观点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和人本主义，提倡自由思想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倡导的，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文明观。数字文明新闻学需要关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同时，也需要注重新闻的道德和伦理，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公正性和客观性，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数字时代的新闻媒体应该具备创新性和开放性，注重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强化自我监管和社会监督，营造良好的传播环境和文化氛围。
　　当然，建立数字文明新闻学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公众和学者等各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监管新闻媒体的行为，保障媒体的自由和权利。新闻媒体应该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引导的作用，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公众应该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增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和尊重，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和反馈。学者应该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探讨数字时代新闻媒体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
　　（六）从“组织宣传新闻学”向“多元共通新闻学”转型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学是从苏联党报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闻组织被看作是党的脚手架和螺丝钉，也就是说，新闻事业并非大众文化事业，而是党向党外宣传和组织的机关单位。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新闻学主要是宣传学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播学知识和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相关观念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学界，这对传统新闻理论带来一定冲击。一批名为“新闻传播学”的著作在国内出现，学者们使用大众传播学的知识来重构新闻理论，甚至有学者认为新闻学不过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这一理念的旨趣，是用双向交流的传播观念来取代单向的宣传灌输思想。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闻学的基本框架。因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内容是效果研究，而效果研究的核心仍然是说服公众，只是从单向的说服向双向和互动的说服转变，被传播对象仍然只能被称之为受众——一种具有一定的自主解读能力和有限参与传播活动的主体。普通公众的一些反应和看法，必须被大众传播媒介这一“探照灯”照亮后才能被听见或者被看见。
　　数字传播技术推动下的数字新闻学，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多元共通的新闻学。这里的共通指的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主体之间的共在与共显，是人和智能机器的连接和互通，是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对话。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沟通语境下，圈层是人与人相遇的基本社会结构，各种人基于圈层内的兴趣和品位而团结在一起，但圈层外仍然是陌生人的海洋。不过，数字技术也提供了强大的圈层之间的连接与交互的可供性——不同圈层之间可以破壁、相互连接、出圈交流。这便为在不同圈层中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共通提供了机会，也为进一步的共鸣与共识提供了机会。因此数字新闻学便可以基于共通体的共在与共显机制，来重构新闻学理论体系。这导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面向所有参与者的新架构，而不只是组织性的宣传，也不只是双向的互动，而是分布式的多元互动与沟通。这便意味着，在分布式的数字生态中，如何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将成为数字新闻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三、结语
　　数字新闻学是一门涵盖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其研究内容涵盖数字新闻生产、传播、消费和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大体而言，现有的研究包括如下方面：（1）数字新闻技术，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提高数字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效率；（2）数字新闻内容制作，研究如何制作高质量、高效率的数字新闻内容，以及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内容的吸引力和互动性；（3）数字新闻传播，研究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和其他数字平台传播数字新闻，以及如何评估传播效果；（4）数字新闻的社会影响，研究数字新闻对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管理和解决数字新闻带来的问题。当前数字新闻学的研究热点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中的应用，社交媒体对数字新闻传播的影响，数字新闻对公众舆论和政治影响等。其中，数字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应用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这些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和传播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效率、质量和效果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交媒体作为数字新闻消费的主要渠道之一，在数字新闻学中也得到了广泛关注。社交媒体在数字新闻传播、公民参与和政治影响等方面的作用和挑战，成为数字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提出问题的思路看，数字新闻研究大体可以从两个维度入手：一种是作为哲学的规范性新闻学研究——基于应然性问题展开的研究路径，主要回答诸如（理想的）新闻（业）应该行使何种角色？新闻业应该如何运行（才合乎需要）？新闻业应该如何认识和报道世界（方法论、认识论）？遵行哪些伦理原则（伦理学问题）等；另一种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研究——即围绕实然性问题展开，主要回答新闻业究竟在如何运行？（在当下或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会如此？以及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等（李艳红，2021）。即使从这两个维度的追问看，数字新闻研究仍然存在许多未解之题，比如如何定义和确定数字新闻的界限？如何确保数字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准确评估数字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另外，类似于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重构新闻传播生态，这种技术对新闻的生产、传播、影响以及机制等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还有待更深入的观察。
　　“只要理论不能接受经验的检验，或者不具有可检验性，那么它就应该被修改，以使得它的预测仅限于可观测的范围之内”（波兰尼，2021：11）。可见，理论知识是需要更新的，但知识的创新不可能是“断裂式的创新”，每一个所谓的创新者都有其理论传承。即便一项新技术确实颠覆了一项旧技术，就像数字媒体对报纸的影响一样，其效果展现得也很慢，是循序渐进而非突飞猛进地发挥作用。而公众对新闻的偏好，新闻对公共善的价值，与杜威、帕克和李普曼的时代相比较，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变化而出现根本性的差异。比如说，新闻学研究的根本性议题：什么力量左右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什么样的新闻是好的新闻？为什么说公民需要一个这样的新闻界？新闻专业规范何以还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价值？新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究竟为何？这些问题仍然是未来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
　　虽然在传统的权力要素——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外，还有一个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何尝不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延伸？技术虽然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仍然要受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制约，而且技术公司彰显或者隐藏某些信息的控制逻辑与传统权力控制模式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吗？虽然说人人都可以生产新闻，但有品质的新闻仍然弥足珍贵。数字技术的可供性让更多的信息和新闻被广泛传播，但更多不等于更好，相反“新闻作为一系列实践、作为个体的集合、作为一种职业乃至作为一种机构的不可替代性”（常江，田浩，2019）愈发明显。即使未来新闻不再是一种由职业记者提供的垄断知识产品，但这绝不意味着职业新闻的灭亡或式微。在职业新闻和公民新闻之间进行二元选择，其实是在知识形态上对新闻做了固化的、单一的理解。事实上，未来新闻的知识形态将会更多元，这意味着参与者会更广泛、新闻生产形式会更加灵活、新闻生产者与接受者的边界会更模糊，角色转换更为常见，职业新闻生产会变得更有活力而非相反（王辰瑶，2013）。所以潘忠党（2016）指出，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不是新闻业会被打造成什么样或新闻会变成何种模样，而是我们希望并如何建构什么样的公共生活，即如何交往。我们不仅需要拷问哪些新闻创新可能或正在发生，其成败会受什么影响，而且更要探究这些新闻创新体现了怎样的元传播模式。它如何将公共性原则、商业和其他逻辑融合，落实为新闻传播的结构符码。职业新闻人又如何促进新闻场的进一步开放，并在其中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式，继续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这与詹姆斯·凯瑞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说新闻业有基础，那基础就是公众；如果说新闻业有客户，那客户就是公众。新闻业以公众为名，使自身获得合法性；其存在之价值就是告知公众，成为公众的耳目，保护其知情权，服务于公共利益。公众是新闻界的图腾与护身符，是新闻界仪式致敬的对象（Carey，1995）。是以我们认为，数字技术确实重构了新闻生态和样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新闻业赖以生存的模式。但是公众对新闻业的期待，尤其是寄望于通过严肃的新闻传播网络建立起一张可以敏感地捕捉或解释自然和社会变动的信息功能，并没有被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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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孙梦如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编号：21&ZD3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