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塔克曼
　　我想从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开始——《做新闻》中研究的电视台以及电视台拥有的报纸，我是如何入场的？当初，我给媒体公司的总裁打电话，说我得到一项全国性研究资助，而我对研究新闻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很感兴趣，因为这项工作很困难，尤其在有很多人批评媒体时，研究媒体人的工作更加重要。这位总裁就把我介绍给电视公司的负责人了。
　　这段经历我曾多次讲给我的学生们听，是为了告诉他们如何获得研究的入场权限：人们总是乐于和对他们的问题感兴趣的人交谈。
　　1977年夏撰写《做新闻》的经历，我记得更清楚一些。我把已经发表的一些论文改写成书稿内容，并从头开始写作一些新章节。对我而言，那个夏天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报道故事只是新闻工作者生活的一部分一样。
　　接下来，我想先谈谈美国在这之后发生的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我的工作。另外还包括美国的新闻媒体和高等教育如何在对待知识和公司化上呈现出相似的态度。
　　我不能说了解当前新闻研究的最新情况，有时一篇新闻研究的文章会突然出现在社会学期刊上，但通常来说都会在文化语境下加以讨论。但在我从事《做新闻》的相关研究时，美国还不重视文化社会学，而欧洲在文化研究方面正出现一批出色成果——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尤为出色。后来在美国也出现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新声，来自德国的批判理论在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占有一席之地，我就在那里读本科和研究生。它的社会学系是受希特勒迫害者的庇护所，他们向我们传授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欧洲理论家的思想。我记得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说过，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位教授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国社会学家。
　　我的确阅读了一些由功能主义者撰写的关于文化和新闻的文献，老实说我觉得大部分都很乏味，但这些人在美国社会学研究中是主流。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学出现了从功能和结构到强调阶层化（尤其是种族）、文化和意义的转变，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主要关注点。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对反越战运动的激进主义、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的力量以及妇女运动复兴的一种反击。尽管一些人加入了这三种运动，尽管这三种运动像强调伦理、道德一样强调人们的生活条件，但这些运动与文化无关，即便它们偶尔会强调文化习俗。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人要理解社会现象，就必须了解其背景，包括社会经济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文化差异，以及个体生活中的问题与乐趣。我的学生斯蒂芬·奥斯特塔格（Stephen Ostertag）在即将出版的《混乱后的连接》（Connecting after Chaos）一书中指出，人们的生活毫无疑问会影响文化。在新奥尔良经历了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亲人朋友遭遇了什么，甚至他们的家是否还存在。彼时，有手机的人开始在博客上发布信息，最终，有一批博主创办了自己的在线报纸并至今存在。大约10年后，当地多数人的生活已经足够安定，这些博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正如奥斯特塔格所说，时代既非总是一成不变，也非总是动荡难安。新奥尔良的博主们呈现出一种新的文化，他们在不安中创造了安定。当共有文化在动荡时代消散时，人们总会共同努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在《脚踏实地：新气候制度下的政治》（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e Regime）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没有那么个体主义。他认为“没有一种经证实的知识可以独立存在。只有在共有文化、可信赖机构以及在得体公共生活和可靠媒体或多或少的支持下，个体行为才能保持活力”。
　　
美国“地方新闻荒漠”化
　　当我阅读最新的新闻研究著作时，坦率地说，我很惊讶它们与我的工作已大为不同——除了还有较多民族志的内容。几年前我读到一本书，含蓄地批评我、赫伯·甘斯（Herb Gans）和马克·菲什曼（Mark Fishman）没有讨论社会变化。其中我获得了部分“豁免”，因为我的《做新闻》中关于报道妇女运动的那个章节包含了部分关于报道模式变化的内容。但我必须说，我认为所有我们这些被批评者受到了羞辱。原因有二：在美国，那时任何一个主题的书通常都会包含关于种族问题的独立章节，而《做新闻》正是第一批没有作如此处理的著作之一。因为有关种族的内容是综合的，几乎在每一章都有。在此意义上说，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变化。马克和我也都明确表示过，我们是将新闻作为意识形态来写作的。我们都引用了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作品中一段话，即：
　　知识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性和文化性的产物。如果成为这样的存在需要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成为人需要意识形态），那么知识和作为知识的科学从根本上说就是意识形
　　态的。
　　对我来说，知识、科学也就是意识形态，这仅仅意味着变化，但不一定是变得更好。目前，关于新闻的研究工作在不那么现象学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新闻研究也不再那么明确地关注意识形态，而更关注新闻自由。最终，对新闻自由的关注引发了对所有权模式的讨论，包括所有权模式的转变和数字媒体的所有权模式。
　　这些话题显然很重要。报纸、广播和电视已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巨变。在海滨城市（塔克曼给《做新闻》研究地取的名称——译者注），唯一一份下午报已与一份晨报合并。大约在1962年初至1963年间，纽约新闻工作者就如何出版报纸进行了为期114天的罢工。此后，该市日报从7家减少到2家。报纸联营企业正在扩张，在短短30年里，一些公司吞并了许多新成立的地方新闻机构，以至于美国部分地区不再有本地新闻或能获得紧急情况信息的渠道。事实上，美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变成甘尼特集团所谓的“新闻荒漠”，城市和几乎整个州的新闻都来自大型新闻连锁企业，本地新闻几乎失去了立锥之地。
　　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berg）在《空中之战：控制美国媒体的战争》（Fighting For Air： the Battle to Control America’s Media）一书中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是2002年发生在北达科他州米诺特的毒气泄漏事件。清晰频道公司（Clear Channel）拥有为该地区提供服务的全部6家本地广播电台。每个电台都得通过该公司的一个中心站协调播放录制好的音乐。2002年1月中旬，一列火车出轨导致一团有毒气体向小城米诺特蔓延，但居民们却无法被告知这一突发情况（当时本地广播播出的还是既定的音乐节目——译者注）。简而言之，电台唯一负责播出紧急事务的工作人员打不出去电话（没法让中心站的人改变播出内容），因为当时有太多人打电话给电台询问发生了什么、有什么问题。清晰频道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搪塞道，“当晚当地执法部门没能执行适当的程序，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自行中断我们的本地广播，因为不幸的是地方执法部门没有安装我们的设备”。而我认为，清晰频道对这起紧急事件信息没有被迅速传播是有责任的，它们至少应确保信息渠道通畅。
　　随着媒体连锁企业发展，报纸解雇记者以便节省开支而不至于破产。随着引入更多计算机技术，记者每天的报道量大大增加。尽管报纸之间总是相互“借鉴”故事（所以编辑部里会“改写”的人是很重要的），但现在能追踪新闻并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信息，已成为对记者工作的要求。为了省钱，部分报纸将每日上门投递减少到每周两到三次。新闻媒体使用计算机来追踪报道获得了多少点击量。如今，即使是权威的《纽约时报》也得在数字版首页列出当天最受人们欢迎的新闻故事，以便读者可以迅速知道要与朋友谈些什么，而时报的编辑们也就因此可以知道哪些故事最终值得某种形式的再生产（如果人咬狗是新闻，那么一大群人去咬狗是更好的新闻）。
　　雪城大学的凯伦·亨德森（Karen Henderson）最近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关于雪城一家电视台为其管理人员开设特别培训项目，以学习如何指导编辑和记者，以及如何收集观众想了解的新闻故事。我们都知道，至少在美国，记者们通常喜欢谈论政治，而消费者喜欢阅读的却不是政治性内容，而时常是关于名人的新闻。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不断减少的地方报纸不能再为当地人说话，而“点击率排行榜”和“热搜榜单”也使编辑们的新闻判断经验显得有些多余。
　　许多学者认为新闻荒漠体现了企业在何等贪婪地积聚资本、权威和声望。你可以从报纸连锁集团的财富排名、经营成功的全国性报纸排名，以及许多报纸记者作为新出现的电视新闻网官方贡献者并同时在两家新闻媒体获得地位等许多现象中，读到此类观点（这里的“贡献者”意味着报纸记者在新闻节目中露面是有报酬的——译者注）。
　　目前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上世纪60年代的问题，研究者们关注新闻自由，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人们能在“新闻荒漠”中选择多种观点吗？人们能在一座城市只有一份日报的情况下，选择多种观点吗？最终，如果一个城镇乃至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接触到包括相互冲突观点在内的大量信息，那么它还能成为一个民主体制吗？
　　美国宪法给出的答案是民主取决于新闻自由，正如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如果一定要我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我宁可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译者注）所述——尽管杰斐逊可能是特朗普上任前受到批评最多的美国总统。事实上，早期美国新闻自由观念甚至与邮局的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为了鼓励民主，邮寄报纸比邮寄一封信便宜，现在依旧如此。在18世纪90年代，报纸占美国邮件投递量的70%，到19世纪30年代占比为90%。
　　如果今天的媒体不打算通过消除“新闻荒漠”来鼓励乃至落实新闻自由，那它们的意图是什么？目前许多研究认为它们意在（获取）权力和利润，而不是培养能够以民主方式做出决定的知情公民。显而易见，“新闻荒漠”削弱了民主。媒体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造成无知的工具。
　　
出售学术知识的高校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报纸的历史完全不同，但今天的高等教育面临许多与媒体相似的压力，并制定了一些类似的应对措施。
　　美国第一所大学也像第一份报纸一样在新英格兰地区成立。一位历史学家开玩笑说（你可能觉得这是个糟糕的笑话），波士顿的清教徒需要一所学校培养神职人员，所以他们几乎在建造下水道系统的同时就建造了一所学校，也就是现在的哈佛大学。即使这是个糟糕的笑话也有意义。当移民们穿越大陆，他们要求自己的新城镇有一定的设施：一座教堂、一所学校，以及要与附近城镇一样宏伟的中心火车站和由城镇教堂赞助的大学。那都是些规模很小的大学，可能只有六七个老师和25到30个学生。大学校长既是教师也是主要的出资人，教职人员很难涵盖全部必要的科目。但随着城镇的发展，以及城镇中白人中产阶级年轻人发现受教育会带来更好的工作，学院规模逐渐扩大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达特茅斯学院就是为原住民建立的）。
　　在我看来，美国大学历史上有四项发展举措非常重要：第一项是19世纪中期国会建立州立大学。第二项是为黑人学生建立大学，这差不多都发生在内战之后。现在美国大约有100或103所黑人大学。第三项是扩建大部分原本免费的州立大学，并采用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做法，许多最早成立和最知名的大学都成了研究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第四项是富有的实业家们出巨资建设大学或创设新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索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918年出版的《美国的高等教育：商人行为的备忘录》中把握住了这些大学的核心特征：几乎全是白人大学，且学费相当昂贵。他们还解雇表达自己观点的教授，以至于一些著名学者共同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以保护学术自由，保护寻求和解释知识的权利。
　　如今公立和私立大学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学生，但学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理一起指责高校偏袒少数族裔的案件。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还存在极端种族主义，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情况越来越糟糕）。比如我所任教的康涅狄格大学，学生一年的学费大约是19450美元，另外还有13622美元的食宿费，当然学生还必须购买书籍、手机和电脑等。州外的学生，例如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则需要支付大约4.2万美元的学杂费，这也意味着接收非常富有的中国学生，而并非向非常贫穷的康涅狄格州本地学生提供奖学金，更符合学校的利益。而那些私立非营利性院校的费用则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例如哈佛大学本科一年的学费为52659美元，加上其他指定费用，总额约为7.7万美元。
　　我们可以对大学提出与对新闻媒体相同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一个机构如何承担这样的成本？特别是正如1983年人口统计警告的那样，1961年至1975年期间出生率下降，使得白人男性高中毕业生亦在减少，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但白人男性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首选对象。钱和生源都很重要，毕竟一所大型大学就像一座城市，它有公寓（宿舍）、食堂、图书馆、艺术博物馆、教室、电影院、街道、人行道、餐厅等城市所拥有的一切。而钱必须来自某处。
　　早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小型学院毫不意外地要么已经关闭，要么与其他院校合并，即便如米尔斯学院这样的一流院校，现在也已改为东北大学米尔斯学院，尽管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与位于波士顿的东北大学相距约3000英里。
　　大学如何生存？像报纸一样，有些大学没有活下来。2019年6月13日，Inside Higher Ed网站列出了37所关闭或合并的私立非营利性学院。几个月后，这个高度可靠的消息来源宣布“高校数量继续缩减”，“有资格获得联邦财政资助的院校数量”已从2017—2018学年的6642所下降到2020—2021学年的6063所。减少的这579所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另有消息人士指出，在没有新冠大流行的2016—2017年，已经有100多所公立非营利学院关闭。
　　和报纸一样，高校也在裁员并降低员工工资。以往大多数教师都是终身教职或即将获得终身教职，而如今高校里大多数都是兼职教师，学校按每门课程支付工资并禁止他们在任何一所院校教授过多课程，以免他们有资格享受医疗福利。但在几乎所有场合，兼职教师和全职教师一样都要遵守管理规程。
　　在研究型大学和正努力成为以研究为导向的学院（这意味着更富有）里，教授被要求能带来更多的研究经费，无论经费是来自全国健康研究所这样的政府组织还是制药企业，或者最好是来自资助了大量科学研究的国防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以来，管理层一直敦促教授们获得更多资助。行政人员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即所谓的STEM）领域的教授们施压，要求他们获得更多经费。校方裁撤或解雇了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项目及教师，以雇用更多STEM教师并招收更多STEM学生。反过来，个别州也在推动其大学在学术研究人员和企业之间建立联盟，以便建立更多的企业并为这些州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而且，对教师违反学术自由的指责也成倍增加。部分教授虽不会经常被称作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但对他们的批评用语可不算礼貌。
　　笼统地说，人们可以将高等教育与新闻业进行比较。就像是联邦通信委员会放任媒体公司构建出了“媒体荒漠”；就像是福克斯新闻等个别媒体对记者吹捧特朗普总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是许多报纸改变了新闻工作条例并允许记者们相互抄袭。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已经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弥补损失，吸引更多学生，尽管学费仍在继续上涨。我还要补充一点，2022年美国高校入学率下降了，因为很多学生显然不愿意花4万美元在电脑上看视频。由于资金短缺危机，我们正生活在斯蒂芬·奥斯特塔格所说的不安定时期，各自或共同寻找着解困方案。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来说，大学与新闻之间并没有太多联系。但我想指出至少在美国事情是如何发展的。我们看到，报纸和大学正在采用同样的方式维持生存：采用新技术和公司化。■
　　
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系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她在1978年出版的《做新闻》一书对新闻学研究产生极大影响。本文根据塔克曼教授2022年11月12日在第二届新闻创新工作坊的主旨发言整理编译而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张启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王辰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