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愿景，须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合众力，汇众智，打造最大同心圆。二十大同时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就是，通过特定意义框架的建构，编织社会共享意义系统，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共识，为共同行动提供认同驱动力。简而言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团结一致，共同行动。
　　
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共识
　　人是意义蛛网上的“蜘蛛”。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为社会系统中的行动主体提供共同分享的解释框架。意识形态是社会行为人理解其周围世界的中介，是社会生活中的意义、符号、信仰和价值的生产过程，是个体得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结构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借助于该框架，人们得以解释、理解、体验和生活在一个能找到自身、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社会环境中。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由个人的想象所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能被社会地投射的概念系统问题，这种投射构成了一个社会地建立起来的概念集合体（Altrusser， 2006：218）。瑟伯恩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视角，它关心的不是观念和思想的内容或形式本身，而是把它们视为人类主体作为有优势的行为者的在世之在的结构，更准确地说，涉及的是人类主体的构成机制（转引自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2017：313）。在社会系统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媒介，它将人和社会系统连接起来，将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化知识、社会价值和意义系统内化为个人内在的意义结构和认知框架。
　　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将14亿之众的超大型国家团结在一起、实现万众一心的思想前提，也是凝聚9600万党员的精神保证。没有超强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国可能沦为鲁迅所说的“沙聚之国”。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一套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系统。没有超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没有强大的精神内驱系统，不可能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远航，也不可能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构成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话语和传播两个层面。话语的建构总是依附于一定的阐释框架。意识形态通过构建话语的参照尺度、运行方式塑造了客观世界的解释图式。话语是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规则和资源的产物，也是这些规则和资源得以再现的媒介。如此一来，在统治权力和具体利益的统摄下，意识形态以一种背景式的、无处不在的力量规定象征建构的策略和话语的操作机制，即话语符号的“深层结构”。话语是使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存在下去的重要手段。话语由此而对社会行为者进行定位，使他们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定位不仅仅包括对各种信仰和态度的持有，还包括构成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体的存在（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5：100）。某一组织群体的话语是一个媒介，通过它，组织成员的行为为他们自己、也为别人而被框定为独特的“组织”行为。因此，组织语言在认识上使得组织实践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条件得以形成。组织成员通过构建他们的话语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现实意识（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5：108-109）。传播则将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有效地传播到社会系统中去，使得意识形态不仅被看见、意识到，且将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个体的共享解释框架。而传播效果的实现则依赖于传播网络的联结、触达，藉此提供传播的物质性网络和多主体的向心行动，将意识形态话语内化为民众的解释框架和意义“内存”，进而将一个个微粒化、原子化的个人思想归化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框架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包括理论、价值观、舆论、文化多个层面，每一部分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和逻辑。
　　理论是被系统提炼、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度的话语系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统中的理论话语处于话语体系的顶部，具有宏观、抽象、长效的特征。其核心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套理论注重与时俱进，强调与时代和社会语境的深度互动。进入新时代，这套理论话语体系主要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这一系统理论，向中国乃至世界提供解释中国以及世界的整体性宏观解释系统。
　　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体系中，价值观是遍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乃至各个社会末梢的意义网络。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价值观往往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系统，统合其他价值观，为社会民众提供价值导航系统。
　　舆论是社会的“皮肤”，它是社会的“感受结构”，及时反映外部世界的变化，同时连接着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王俊秀，2013）。社会心态是社会精神系统的一部分内容，属于低水平、无形、隐性、无序、零乱的社会意识，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通过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显现出来。社会舆论即时感应世道、人心，也是意识形态的表层结构，易感性强。深究起来，舆论是与价值观、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文化是一个集体现象。它包括一系列共享的意义，这些意义为一个人群理解社会实在、调整自己在集体生活中的活动以及适应外部环境，提供了共同参考框架（豪格，阿布拉姆斯，2015：18）。中国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大国，其文化积存中沉淀了丰厚的传统，这些传统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存在，并以默会知识的形式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很多时候，文化难以跟理论、价值观、舆论截然分别开来，它们水乳交融。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调文化自信自强的极端重要性。文化关乎中华民族精神皈依。失去文化的自信自强，就难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意义支撑系统，离开这强大的意义支撑，中国就会失魂落魄，失去凝聚共识的精神内核。
　　
实现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触达
　　意识形态话语是凝聚共识的前提，但仅有意识形态话语的存在，还难以凝聚共识。若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没有活化、内化为全社会共同分享的意义框架，就会悬浮于社会表层，难以深入人心，难以成为全社会的精神“内驱”系统。因此，须通过社会化、组织化的传播活动，通过成建制的传播网络，将意识形态话语滴灌到各个社会个体，将个体认知和认同接入主流意识形态系统，进而成为社会面上的意义共享系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意识形态话语要通过日常化的传播行动，通过组织化的传播活动，传播到社会系统中，大循环与微循环贯通，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在新媒体技术没有全面连接中国社会之前，主流媒体—舆论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成了有效的传播闭环，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新媒体技术全面打开社会系统，打破了由主流媒体掌控的舆论话语权，大幅度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传播的强连接，主流舆论的主力军与主战场遭遇空前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话语创新和传播体系再造，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传播的双重强化。一方面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强化了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另一方面，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畅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过滤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效传播的杂音和噪音，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广域传播和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Louis AltrusserPhilosophy of Encounter(2006): Later Writings, 1978-1987Verso.
[法]埃哈尔·费埃德伯格（2005）。《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澳]迈克尔·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5）。《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俊秀（2013）。关注社会情绪、促进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2012至2013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民主与科学》，（1）64-71。
汪行福，俞吾金，张秀琴（2017）。《意识形态星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3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