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婧 王婧涵
　　【本文提要】本文以微博平台中的明星超级话题为观察场域，聚焦其中的粉丝及所属圈群——“饭圈”的追星实践，勾勒和阐释饭圈内部的权力关系生成及权力运作过程。研究着重考察饭圈内部的大粉、产出粉和普通粉丝三种粉丝类型，研究以线上、线下民族志相结合为主要研究方法，得出以下结论：饭圈内部秩序的建构，是以牧领权力及其治理术为核心的权力关系实践；在饭圈的数字实践中，“袒露与服从”是实现情感满足、群体认同和数字生活“自我救赎”的前提；饭圈的运行机制成为数字牧领的显现，出现了再中心化、制度化和数字劳动异化的新型权力生产特征。
　　【关键词】饭圈 牧领权力 数字媒介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
　　
一、问题由来
　　“短时、高效”成为数字信仰主导下饭圈活动的典型特征，其鲜明的类组织特征（毛丹，2022）是学界与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数字技术赋予大众更多话语权的时代，饭圈以其特别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引人注目，“崇拜”、“爱”成为维系上述秩序的关键词。平台凝结新的粉丝社群形态，粉丝社群在平台的媒介实践中逐渐形成高度圈群化、封闭化、组织化的特征。多元主体如何在饭圈中展开具体的数字实践，其中的权力关系如何建构，需要深入思考和阐释。
　　既有研究多以政治经济学角度审视饭圈，明星、粉丝等多主体常被缠绕在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的逻辑线索上。我们认为该逻辑潜在的运作规则与福柯“治理术”所聚焦的权力运作问题不谋而合。有研究者认为，牧领权力的分析维度，对廓清数字文化中的权力形态脉络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Catalina， 2009：698-714）。其中，“引导灵魂以拯救灵魂”的牧领权力，以其“神—牧羊人—羊群”三者的宗教隐喻，揭示了权力如何在具体的人群中弥漫并运作，以及牧领形态的制度化转向。这一描述也契合了饭圈内部“以明星为目的，大粉提供指导，小粉听从指挥，平台制定隐含数字指标”的运作程序。
　　本研究尝试以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聚焦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生产，透视数字时代饭圈的秩序与权力问题。通过线上、线下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探究饭圈的组织力量与数字牧领之间的关联。我们发现，饭圈中普遍存在三类主体：大粉、产出粉和普通粉，①研究聚焦上述三类主体，目的在于探索其追星实践中权力流动的具体路径，剖析这一权力运作与产业资本、数字平台以及时代语境间的勾连。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粉丝研究与“饭圈”初探
　　国外粉丝文化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始于1990年代初的粉丝研究，挑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强调粉丝参与文化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Gray， 2007：1-18）；第二次浪潮则借助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范式，将场域、文化资本、社会阶层等新角度纳入粉丝研究，将其带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结构中（Matt Hills，2002）；第三次浪潮聚焦粉丝的个体性与情感机制，希尔斯（Matt Hills）提出“跨粉都”（trans-fandom）概念，从粉丝的主体出发，研究粉丝实践中的情感联系。三次浪潮分别解决了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粉丝，粉丝为什么成为粉丝，粉丝如何成为粉丝（尹一伊，2020）。
　　我国粉丝文化相较西方具有更加复杂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粉丝文化同样经历三次转型，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单向传播中的受众粉丝文化，转变为生产方式变革影响下的消费化粉丝文化，进一步转化成为数字化背景下的互动性粉丝文化。数字化传播技术支撑并提供了社会转型的结构性机会，为原本分散的粉丝提供聚合空间，大大激发了粉丝能动性（姜明，2018；毛丹，2022）。
　　粉丝们在网络空间中构筑共同情感联盟，并被“共同的身份”赋予权力，粉丝社群对内形成认同、规范成员，对外代表粉丝群体与其他组织或人群互动，并在持续互动中向组织化发展。由此，“饭圈”一词取代“粉丝”成为当下粉丝与偶像之间进行文化实践的关键性概念。“饭圈”是更严密、正规的粉丝组织，展现出商业化、组织化和媒介化的特征（王艺璇，2017；毛丹，2022）。
　　粉丝的饭圈实践经历了以“文本消费为核心”到“文本生产为核心”，最终过渡到“以数据实践为核心”的实践阶段（马中红，2022），其中情感劳动与数字劳动相辅相成，构建起当前饭圈的主要劳动形式。情感劳动起源于文化工业中的“共识制造”（庄曦，2019），粉丝“以爱之名”自愿参与饭圈行动，满足以数据为核心标准的量化指标，通过数字劳动展现粉丝的集体爱意。在这一实践中，粉丝所贡献的流量积累被认为是个性化的真实表达，但实则是顺从数据规则下伪个体化的过程，“被生产出”的主体性异化为数据再生产的源泉（王艺璇，2017；杨馨，2020）。
　　为了使众多粉丝的情感劳动与数字劳动更加高效有序，粉丝围绕多平台展开规模运作，并显示出“类组织”特征，粉丝群体被划分为顶层粉丝、核心粉丝和边缘粉丝三部分，围绕“站姐”、“粉头”、“太太”三大权力中心，饭圈建成了完善的自组织机制与权力结构，同心圆式的结构由圈层中心逐渐向外进行独特的日常规训（毛丹，2022；马志浩，2018；吕鹏，2020）。成熟的饭圈拥有明确的组织系统、运作机制、动员策略，通过建立不同类型的组织部门实现细致分工，并通过制度化力量维持与管理社群（范岳亚，2019）。
　　（二）权力、牧领权力与数字牧领
　　“权力”是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在众多对“权力”有精深阐释的理论脉络中，福柯的权力论述对当下社会权力进入微观领域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阐释力。其权力观可以从几个维度得到刻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精神分析传统的颠覆，二是挖掘权力的非经济维度，三是推动权力从中心走向非中心的观念（陈炳辉，2002）。其权力观最广为人知的内核就在于：从对宏观国家权力的关注转向对微观的规训性权力的讨论——福柯将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关系比喻为“毛细血管”（福柯，1977：153），这种微观的权力运作以弥散式的渗透作为其运作的主要方法，以全景敞视为其经典模型。
　　在上述福柯权力观的经典叙述之外，其借助基督教羊群的宗教隐喻所阐发的欧洲中世纪治理术，即牧领权力（pastoral power）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更具解释力。该理论源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牧羊人理论”，用以解释君主—臣民/公民之间的政治关系。牧领权力具有“向善”和“个人化”的特征（陈殿青，2017）。但“基督教社会发明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形式，发明了一种作为少数人的牧人来统治作为多数人的羊群这样怪异的权力技术”（莫伟民，2011），这一治理术并未随着启蒙运动后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消逝，“牧领”转化为“牧领制度”，基督教权力变为牧领权力，成为近现代欧洲社会、政治治理过程中的“母题”模型（刘广斌，2010；莫伟民，2011）。
　　福柯认为，基督教牧领制度成为16世纪治理术的萌芽，曾经被牧领权力捍卫的“个体化”（individualisation）异化为“屈从化”（subjectivation）（福柯，1977：257），这种屈从化是分解身份的、通过臣服来排除自我中心的、生产内部隐秘真相的个体化（莫伟民，2011）。伴随数字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浸入，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牧羊人”，技术的牧领权力成为分配个体化与主体权力的新途径：数字技术的牧领权力将网络中的实践伪装成为“真实的”自我呈现，但这样的自我也成为被技术渗透过的个体化（Catalina， 2009：698-714）。在上述意义上，福柯的牧领权力为其权力观增添了微观权力运作“再中心化”的可能路径——微观治理空间中权力中心以某种超越的、象征的、代理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有研究者进一步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与福柯对牧领权力的论述放置在一起来讨论数字时代的异化问题，探索数字场域中的数字异化是如何运行的（Catalina， 2009：698-714）。上述理路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逻辑连接。
　　通过文献耙梳我们发现：当前饭圈研究以具体文化现象的个案解析居多，而对其内部组织结构、权力关系的解读较少。更重要的是，对于饭圈这一圈群的“组织化”的根源挖掘多侧重外部政经结构探查，而对其内部权力构成解读不足。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揭示饭圈内部组织化过程中的微观权力运作模式，探索这一机制的开展过程。同时，探索作为圈群外部力量的平台资本，与上述饭圈内部权力实践之间的勾连，从而描绘一种作为数字“治理术”的“饭圈”样态。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研究主要使用线上、线下民族志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经验材料。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期间，以“新浪微博明星超级话题” ②（后文简称超话）为数字田野，围绕饭圈超话的准入、行动规则、动员策略，及其中的成员互动、做数据等多维度行动展开观察。本文具体选择三个超话（表1　表1见本期第70页），参与式观察自2019年7月开始，至2022年7月结束。③选取其中13位超话活跃度较高、不同属性的粉丝，观察其每日在该饭圈中的行动情况（见表2）。另外，通过随机抽取和滚雪球的方式，在2022年3月展开了第一阶段的半结构式访谈。随后为增加样本差异饱和度，于2022年4月至6月间，补充了第二阶段访谈。两阶段共访谈17名超话等级7级以上的粉丝。社会身份涵盖初中生、大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自由职业者等领域，粉丝属性则覆盖了大粉、产出粉和普通粉丝三个主要类型。表3中以G开头受访者编号指饭圈中的大粉，以P开头的受访者编号指饭圈中的产出粉，以N开头的受访者编号指饭圈中的普通粉丝（表3　表3见本期第71页）。
　　通过初步分析，我们认为超话内部存在着“类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塔尖相对稳定，且规模小权威性强；其他两层间有流动性，规模递增，边缘散逸（图1　图1见本期第71页）。三个粉丝类型间的权力秩序有着更为精细的运作方式。研究期待通过对这一运作方式的细致描述，揭示其权力运作的路径。
　　
四、代理“偶像”：大粉牧领饭圈组织的数字实践
　　饭圈组织成立之初，并未形成大粉、小粉等天然身份区隔。通过个体贡献、粉龄时长、知识数量等饭圈实践的累积，逐渐形成了粉丝间的身份差异——越多的数据资本积累，置换来越多的圈内权威。
　　大粉正是这样的“权威者”，在观察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大粉在饭圈行动中，具有显著的“行动纲领”属性，其在号召和动员饭圈集体行动方面具有难以取代的地位。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大粉界定为在圈群中具有较强引领与动员能力，能够制定圈群互动准则并指导其他粉丝进行饭圈实践的一类粉丝
　　群体。
　　大粉的饭圈实践集中在以组织动员内部成员、内外关系维系以及秩序管理为代表的多个方面。大粉的圈群外部连结主要存在于与明星及其团队间的“隐晦”互动，大粉遵循明星及团队的意愿策划饭圈内部具体活动，始终与明星利益共进退。圈群内部则依靠与其他粉丝展开的一系列互动产生连接。为了使每一次饭圈“行动”更加行之有效，大粉首先充当起圈群中的“规则制定者”，通过制定超话规则、群规、每日任务规定和单项任务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使饭圈内部的数字劳动保持稳定、大量且高效，并对服从制度的行为加以高度赞扬。其次，大粉围绕控评、转发、反黑净化、打榜、宣传、氪金等形式的数字劳动展开行动与情感的多样化动员：与传统媒体时代的组织互动不同，依托社交媒体展开系列饭圈实践的大粉深谙平台流量法则，与平台有着密切的互动。在大粉的饭圈日常数字实践中，不断与各方展开互动，在巩固自身饭圈地位的同时，逐渐承担起饭圈“牧羊人”的角色。
　　（一）大粉的“赋权”过程及其“代理”属性
　　1.成为大粉：粉丝资本与平台认证的双重“赋权”
　　在饭圈内部，普通粉丝及其他各类粉丝对大粉的服从并非盲目或冲动的，大粉凭借在所属饭圈中的追星实践及个人社会资源等因素进行文化资本积累；同时，饭圈数字实践所依托的平台也因其流量的算法逻辑，为大粉提供权力来源。通过上述双重机制，大粉成为组织中具有话语权和引领能力的个体，在饭圈内部树立起一个新“神话”，即一种可信、可靠的引领能力。
　　数据信仰、数据崇拜是大粉生成的重要因素。媒介平台作为连结粉丝与偶像的中介，在饭圈迭代中越发扮演着核心角色，其余要素则经由平台中介而发生关联，数据信仰充斥饭圈结构（马中红，2022）。平台利用数字劳动与荣誉体系挂钩的基本逻辑，驱使用户持续进行展演劳动（翁旭东，2021）。以微博超话为例，通过划分不同“超话等级头衔”将粉丝的数字化贡献分为不同等级，而等级化指标转化为“粉丝头衔”，不仅象征着该粉丝为偶像与饭圈的贡献率，还象征着来自平台对数字劳动的“官方认可”以及地位划分。等级化使饭圈中超话等级头衔较低的粉丝凭借对平台的信任，更加认可被官方赋权的高阶粉丝，这就形成了占多数的普通粉丝拥护少量大粉的饭圈现象：
　　超话机制是发帖发了（一定数量），升到多少级，有多少经验以后，新浪官方会给他一个认证，一般看到他名字后面的认证，会觉得新浪都给人家认证了，他突然出来说了一句话，大家也会听。（ND03）
　　你们口中的所谓大粉也不是说我躺平得来的。我超话等级13其实并不是很高级别，但至少证明我是实打实的花时间得来的。除了超话事务，更重要的是我几乎除了高考前3个月上网少，其他的时间每天都在打榜签到、发原创、互动攒流量。数据和地位就是这样做起来的，那我就应该有发言权。（GD15）
　　如果说数据实践及其累积所得的粉丝资本是大粉权威来源的底层逻辑的话，那么平台的官方认证所带来的，不仅是贡献多、忠诚度高、具有话语权的身份象征，更使饭圈产生“大粉与偶像及团队高度关联互通”的圈群印象。
　　在“平台—娱乐公司—饭圈”间的资本流动之中，大粉出众的粉丝资本、官方身份认证转化为其社会资本，增加了其进入后援会甚至更加接近明星本人的可能性。在其他粉丝眼中，大粉具有更多获取偶像非官方信息的渠道。如能与大粉产生更多关联，也就意味着与偶像产生更多关联，这是其他粉丝紧密围绕在大粉周围的原因之一：
　　有的大粉能私联到明星，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料，小道消息。（PD02）
　　事实上大粉或者说站姐，比你们想象中还要能（东北方言中“厉害”的意思）。我跟着一个韩团的大粉跑过几次机场和行程。实际上经纪团队对她们很客气，甚至会纵容。因为团队也需要一些路透街拍的好片子。所以大粉肯定是粉丝中信息最灵通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粉丝。（PGD14）
　　2.双向连结的“中间人”：大粉的“代理”角色
　　正如上文描摹的那般：在“偶像—大粉—其他粉丝”这样一组关系中，大粉向上连结着偶像，接受来自明星的委派，成为明星在粉丝群体中的“代理人”；同时向下将明星与团队的意愿传递给其他粉丝甚至扩散至边缘游荡的散粉。这一上传下达的中间人形象与身份操演，如同牧领权力中的“牧羊人”将上帝的旨意作用于每只“羊”。
　　福柯在阐述西方基督教传统中政治治理术的源流时，认为牧领权力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耶稣命令彼得牧领他的羔羊和羊群，彼得是耶稣的使徒，也是羊群的牧羊人。在基督教的牧领制度中使徒是牧羊人，他们是被指派的，他们被放在羊群的前面以保护羊群，照顾羊只（福柯，1977：214）。基督教教会以牧领为己任，神职人员作为耶稣与其信徒之间的“中间人”连接两者。
　　在饭圈生态中，大粉接受明星与团队的意志，作为被指派的“中间人”引领饭圈与偶像团队共进退：
　　基本上做数据都来自于明星的官方后援会，后援会要跟着艺人的脚步走，比如说艺人今天发了一个通告，官方后援会要回应他。大粉肯定会带大家每天转发，要起一定带头作用。（PD02）
　　而就普通粉丝来说，及时知晓偶像动态信息的机会较少，更难以与偶像面对面地接触。而作为“中间人”的大粉，不论是对明星及团队，还是饭圈中的其他粉丝，都具有易接近性。在普通粉丝眼中，大粉已经成为“偶像代理”，甚至成为“偶像”——无法靠近明星的粉丝只能选择不断接近这位“牧羊人”，来实现自我满足：
　　后援会的负责人都是大粉，她们也会开一些小号，用来解释或透露一些无法明说的信息。我担（偶像）新代言、新活动、新剧都是大粉透露出来的，激发大家的热情和持续关注的动力。总之跟着大粉没错。（ND13）
　　在我们的观察中，有几位大粉的圈内定位和对家④描述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你听、队队、Hotpot几位都有显著的“偶像”特质：三位大粉都拥有数量可观的粉丝群体，社交媒体关注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在几起饭圈事件中，几位大粉被戏称为“流量担当”。
　　“你听”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级大粉，其单日微博阅读量100万+，互动数高达4.6万。这并非是她的流量顶峰，“在我担被黑得比较惨的那段时间，她简直以一敌百，我们开玩笑说对家明星自己出来，流量都不一定能有千万级别。‘你听’就可以”。“她出马，至少饭圈争吵就能稍微平息一下。她一个人的流量和关注度，比那些糊咖爱豆强多了”（ND08）。而队队、Hotpot等众大粉，也在自己的圈群内发挥着相似的作用。
　　（二）大粉作为“牧羊人”的数字牧领及权力规训
　　通过对大粉赋权过程的基本描摹，我们清晰地看到大粉在维系造星工业和平台娱乐产业中的重要意义。在大粉的指导之下，资本—明星—饭圈的循环得以存续，而“指导”与“布道”则成为大粉在饭圈实践中的主要任务与权力运行方式——饭圈“牧羊人”产生了。
　　福柯认为对日常行为的指导构成了基督教牧领的根本特征之一，这种指导不仅教授并被当作“普遍原则”，还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调整来实现教育，这种对羊只总体行为的全面指导应尽可能没有中断（福柯，1977：218）。在宗教传统中，上帝及其代理人牧师，以及牧羊人与羊群的隐喻揭示了：“指导”通过制定律法来实现。牧羊人制定了具有上帝命令与意愿的相关律法，并将“服从作为统一的行为典范，这种行为得到很高的评价”。在“指导—服从”的体制中，牧羊人的职责得以体现。
　　而在饭圈组织中，大粉对普通粉丝的指导可分为行为指导与情感指导两部分。
　　在行为指导层面，大粉会在饭圈公开发布每日应完成的“基础数据”内容，以及格式和数量要求。以管理某明星微博数据库账号为例，要求粉丝在发博时带有特定话题以提升话题热度，每日发布与明星相关微博数不低于5条，超话内评论不少于10条，点赞不少于20条。饭圈中专门分管数据的大粉会将实时数据发布在超话，让粉丝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可见”，也就更便于大粉对数据的实时指导。针对粉丝日常行动和特殊活动的全面指导，意味着大粉要全面关注其他粉丝的生活，使指导行为尽可能没有中断。
　　而在精神/观念的指导层面，大粉的指导是行为动员的重要保证。通过对普通粉丝的提醒、检查，来实现高效的数字劳动。为了更大程度地唤起粉丝共情，大粉会采用正向感动与反向激励等多种话术，例如通过发布心灵鸡汤式的“小作文”，一边唤起普通粉丝对大粉工作的认可与支持，一边唤起普通粉丝的自我反省，以专注日后的数字劳动产出；或是通过暗示普通粉丝除了专注数据以外，难以为偶像做出更大贡献，以达成最终的数据目的：
　　大粉会发一些他们自我反省的小作文来唤起你的反省，他们进行自我剖析，说自己今天又给后援会打了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影响关注他的粉丝，普通粉丝肯定就会觉得：好像我也做不了什么，我不能产出，不会营销，没有其他特长了，只能给爱豆氪金了。小粉觉得大粉都给了这么多钱了，我现在什么也不会，就只能再给点钱。（ND03）
　　大粉高度强调和赞美“服从”行为。面对服从，大粉通常利用“公开树立行为典范”和提升其“粉圈地位”两种方式，使服从行为得到较高评价，使得服从更为合理化。同时，使普通粉丝认识到每一次遵循大粉规定的数字劳动会被视为“为爱发电”，无形中促进饭圈律法的顺利落实，也形成了普通粉丝对大粉的“全面依赖”关系。
　　牧羊人的指导职责也会演变为一种带有权力凝视的审查与规训制度，“日常生活应当实际上被置于管理和观察之下，使牧师可以从他所监视的羊群的日常生活出发，构建一种持续的知识”（福柯，1977：228）。大粉能够深入每一个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内容审查与数字劳动审查，以此鉴别个体对圈子的忠诚度与贡献度，同时大粉在饭圈中开展的“百日打卡”、“每日三省”等活动，将普通粉丝的日常数字劳动呈现在饭圈公共平台之中，以此便于完成审查，并让粉丝间形成竞争，内化数字劳动的习惯。
　　值得注意的是，大粉指导的前提则与牧羊人或牧师的“代理人”过程近似。其根源是排他性的“偶像授意/神的选择”。在中古世纪神的代理人多经历“神灵凭附”而被承认，而在大粉身上这一传统亦有重现：“我接到过工作室的指令，或者说是暗示。比如在某个竞争关系的battle中怎么引导普通粉丝，工作室会给一个基本的态度。合作也有好处，近距离拍摄独家素材、各种活动礼盒也是有的”（GD15）。这成为大粉在饭圈中排他性权力再中心化的重要来源。
　　
五、被规训的“羊群”：普通粉丝的袒露与救赎
　　大粉引导粉丝情感，组织成员行动，而受其指引与管理的对象是饭圈的大多数——普通粉丝。通过访谈与观察发现，大部分普通粉丝因缺乏直接向明星表达喜爱的渠道，不得不通过大粉的指导习得“为爱发电”的正确方式。因此本研究将普通粉丝定义为：在精神层面，“钟情于”明星，但在数字平台的追星实践中却以大粉为行动指南，并通过互动袒露，来实现自我满足的群体。普通粉丝通常既不具备组织管理能力或强大的粉丝资本，也不具有持续性产出的能力，因此难以成为大粉或产出粉。他/她们在饭圈中服从大粉指导，特别是进行数字劳动实践来体现自身在饭圈中的价值。普通粉丝具有庞大的数量和高效的饭圈“施工”能力，在大粉的引导下，这一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大粉与普通粉丝相互成就的关系，也正如牧羊人与羊群之间的依存关系：牧羊人帮助羊群走向救赎，羊群信赖它的牧羊人并全心全意听从牧羊人的指导，向牧羊人袒露自己的内心。在饭圈中，作为羊群的普通粉丝同样也是通过袒露，达成追星实践中的自我满足、身份认同，完成“救赎”的目的（图2　图2见本期第75页）。
　　（一）以袒露获得爱和救赎的“追随者”
　　基督教的古典时期，信众在经历艰难之时，通过向精神导师袒露自我的方式，得到指引、获得救赎。而在牧领权力视角下，精神指导与袒露并非跟随具体情景存在或消减，“它涉及受指导者的一切问题并终其一生”，袒露成为羊群向牧羊人靠近并最终得到拯救的重要手段（福柯，1977：221）。
　　饭圈中的袒露行为，即普通粉丝面对大粉的指导做出的回应，以服从和自我披露来获取大粉、饭圈，乃至明星（团队）的认同。粉丝的袒露行为与牧领权力中的忏悔功能近似：普通粉丝通过全面袒露自我，不断地展现和证明着对明星及本圈层的贡献、忠诚与热忱，进而达到追星的最终目的与自我拯救：一切为了偶像！这样的袒露应当是无时无刻、全方位的，并内化为粉丝日常惯习。这样的“全面依赖关系”也进一步固化着大粉与普通粉丝之间的连结。
　　饭圈的数字劳动难以为普通粉丝带来显著的物质性回报，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普通粉丝愿意选择服从。通过访谈与观察，普通粉丝认为数字劳动能够满足其希望对偶像作出贡献的心理，当偶像得到宣传与奖励时，粉丝则感受到共同的荣誉。还有粉丝将偶像看作是自己的子女，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抚育（徐婧，2021）。在该心理动机驱使下，服从大粉指导，成为普通粉丝“为爱发电”的最有效渠道，数字劳动成为“有意义”的贡献以及粉丝的“自我拯救”：
　　有一些必要的数据控评我是会参与，但我觉得完成这些任务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去年我们做草莓榜做了一个月，拿到了第一名的奖励，是上海70米的大屏可以给他们（爱豆）免费做一个应援，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义的。（PD05）
　　有三位访谈对象表示，如果服从大粉指导能使偶像在平台中的数据高居榜首，数据带来的“面子”也能使粉丝达成自我满足，这样的满足成为了再次数字劳动的动力。
　　如果说我做了两三天（应援），我发现他们成绩没有长进的话，我会暂停我的行动，我就不想再干这个事情了。但是如果说他们这次成绩特别好，然后我就会更有动力去刷榜。（ND09）
　　谁不希望偶像在各类榜单遥遥领先呢？攒流量、控评、打榜这个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大粉不用号召，我也能自觉去做。为了让孩子得到最耀眼的成绩。（ND12）
　　普通粉丝的此类服从，既有为了完成大粉发布“任务”的表象服从，也有与大粉、其他同侪及自我互动的渴望，但在平台之上，即使是真情袒露也会陷入数字化的围城，看似是袒露的“个体化”过程，实则在平台数据和流量逻辑中走向“屈从”。
　　（二）数字化袒露中的“个体化”与“屈从化”
　　福柯将牧领制度视为16世纪发展起来的治理术的前奏，受到基督教牧领权力保证的个体化成为分解性身份的个体化，牧领权力下的个体化是排除自我中心的个体化，此时的个体已然是一种屈从（莫伟民，2011）。
　　在数字平台中，粉丝的袒露也面临着屈从化的问题：平台中普通粉丝诉说的自我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表达，而是一种在大粉指导下的高度制度化的“个体”袒露，即数字屈从。这一过程通常是通过抬高个体贡献，以高度的个体化来最终实现屈从化的。大粉与平台给予普通粉丝极大表述自我的自由，普通粉丝能够利用平台提供的“公共追星空间”来表达自己对偶像和饭圈的热爱。普通粉丝数以万计的以自我表达为外在形式的“袒露”，被大粉公开表示为“正是有了大家努力，爱豆才能拥有今天”的赞扬：
　　“你不投我不投，老公何时能出头？你一票我一票，儿子今天就出道。”这是我们开玩笑的。但的确是一种动员大家干活的方法，大家都偷懒，我担就没办法出头。这就是玩法，这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PGD14）
　　然而，随心所欲地袒露难被饭圈肯定，“听话”的表达则更受欢迎。在参与式观察中我们发现大粉使用“规范化”的评论模板维持饭圈的评论秩序。文案集满足了普通粉丝向偶像袒露自我及服从大粉的欲望，在没有“个体化”表达动机的驱动下也能够通过“标准化”完成袒露，既能保证偶像的评论区充满好评，更能够通过普通粉丝重复但简洁的操作达到数量指标，还能满足平台的量化评估指标，让偶像的应援在平台中占有一席之地：
　　比如我要发爱豆音乐底下的那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有后援会编辑好的文案，因为他们的文案写得会比较概括，我们发自己的文案没有问题，没有人限制你不能发，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会这么做。（PD02）
　　饭圈中的互动扩展了普通粉丝的生活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种“拟态的亲密关系”（朱丽丽，2017），而普通粉丝与同侪之间这种“拟态亲密关系”也同样存在着“数字化互利”。受访者表示：“互关对于粉圈来说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礼节，比如我们两个是同辈的身份，如果我关注了你而你不关注我，过两天我可能会把你取关”（ND09）。对于普通粉丝而言，粉丝数量、评论数量、点赞数量都有着数据背后代表的权力象征，而当这些数量又在平台“官方身份认证”规则的要求下，与粉丝个人的饭圈地位有着紧密联系。于是有着“提升自我饭圈地位”共同需求的普通粉丝们聚集在一起，通过互关、互赞、互评等一系列同侪互动，完成数字化互利的过程。粉丝之间共同提升数据象征的地位，则能更进一步向饭圈核心靠近，完成自我拯救。“饭圈扩关群”、“饭圈扩关超话”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使共享着身份和喜爱的普通粉丝找到互动的对象，巩固身份认同，也是普通粉丝应对平台数字逻辑或大粉数字劳动指导的对策。在此意义上，饭圈中的数字个体化走向了屈从化，饭圈内部的牧领结构初现。
　　
六、维系权力的物质养料：产出粉的物质劳动与数字异化
　　作为一种另类的能动者，产出粉的数字实践在饭圈组织内部引发的后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产出粉并非全新的粉丝类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美粉丝围绕喜欢的剧集、动漫乃至真人偶像展开自主的二次创作，后逐渐发展成具有重要价值的衍生品。在这时，以同人创作为开端的“产出”行为就已诞生。
　　在数字社交时代，产出粉逐渐成为平台追星行为和饭圈组织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她们一般具有较为出色的摄影、绘画、视频剪辑和文字创作能力，着力围绕偶像或其影视音乐作品进行主题化的原创内容或二次创作。他/她们将作品以特定的关键词、偶像活动周期等契合形式在互联网上发布传播，从而积累高度的人气值和经验值，属于超话内粉丝们重点关注对象，能够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但不同于大粉权威性的指导、组织与管理饭圈的权力，产出粉大多二次创作，并无意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号召或完全投身于数字劳动。因此，产出粉在自我身份认同层面，是独立于大粉与普通粉丝的，换句话说，他们是独立于牧羊人与羊群的存在。但值得深入讨论的是，这类去功利化的公共产出，恰恰填补了明星无法时刻在线、作品空窗期的空白。正是如此源源不断地产出，为饭圈内部长久的稳定运转提供了关键养料。
　　（一）为爱发“电”：从纯粹的追星热情到专业化的个人表达
　　产出粉在饭圈中并不占多数，这一群体不追求强大的号召力、引导力，也并不愿意进行高密度的数字劳动。他们凭借长期较为稳定的优质产出，在饭圈中“站稳脚跟”，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甚至拥有以自我为核心的次级圈群。
　　当前数字平台中的产出粉，主要出产几类内容：一是真人活动相关内容，如明星在各类场合中的精美图片、现场视频；二是明星衍生内容，如同人文、同人视频、周边玩偶等。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产出粉从“入圈”开始，都怀有最纯粹的偶像热爱，希望借助自己的才能，为明星创作出能够吸引更多“路人”的作品。同时，也期待通过这类生产，使自己的能力被认可。这种自我认同的满足，实则是假借自己之手塑造出一个属于自视角的、“独一无二”的“新”偶像，完成属于产出粉的独特自我“救赎”：
　　感觉大家的动力都是喜欢这些偶像再加上自己有这个能力，水到渠成地去做了。我个人的情况，更多的动力是我自己想放松心情，因为生活够苦了就想给自己造一个美好的乐园，我用产出把偶像捏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发出来的动力也是想让大家看看我眼里的不一样的他们。（PD16）
　　同时，收到的良好反馈不仅给予产出粉持续产出的动力，保持产出热情，更逐渐为产出粉展现了一条专业化与可持续的道路，加之当前对原创作品的保护与奖励机制，产出不再是饭圈小范围的自娱自乐，也为产出粉提供了部分经济来源，甚至能够创造更多社会机遇：
　　产出的初衷真的是因为喜欢Y，最初只是画单张贺图之类。后来做了一些小剧情、小设计。出过画册，赚的不算少，更重要的是因此我获得了一个时尚相关的offer，且是我们同担提供的。你说奇妙吗？所以感恩我爱豆。（PGD14）
　　由此，产出粉最初为爱发电，在互动中寻找到了热爱，最后得到经济收益，转向专业化产出，形成了一种持续生产、持续自我满足的循环。但我们在访谈中也同样发现另一种情况，虽然产出粉获得了部分经济收益，但只能勉强保住本钱，有的甚至还会亏本，或者直接将收益全部用于支持偶像。即便如此，她们依然持续进行产出，永远将“为爱发电”作为自己一切饭圈实践的初衷：
　　有时候追星是可以挣点小外快，我经常跑机场，拍图什么视频也好，可以卖钱。但说实话，基本上就是不亏本或者挣个路费，辛苦钱都没，但确实喜欢这个事，也就觉得没什么。（PD02）
　　（二）持续供给：“产出”作为牧领权力运行的物质养料
　　产出粉的存在，为“大粉—普通粉丝”为显著主体的饭圈维系提供了怎样的价值呢？这样一群去功利化的数字文化生产者，对饭圈这一类组织结构的形成和维系有无特别的贡献呢？回到对大粉—普通粉丝间牧领关系的探索，产出粉又处于何种位置？福柯在论述牧领权力时，着重讨论了“上帝—牧羊人—羊群”三者之间的系统化关系，但是通过观察，饭圈中的产出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粉或普通粉丝，却仍在饭圈牧领这一框架之下且始终维系着饭圈牧领生态。
　　激活饭圈的重要动因是偶像的各类动态，在偶像及团队本身业务或活动密集的时期，饭圈相应做出更加高频密集的数据、数字劳动以呼应明星行为，而产出粉也能够依据明星动态更快更多地产出现场照片、视频等周边产品。但偶像及其团队很难维持长期、持续性的演艺活动，这种空档期极易导致饭圈的不稳定——即粉丝的“爬墙”（指拥有一直喜爱的明星，却突然爱上另一位明星）大潮。正是产出粉稳定的产出，维系了粉丝在明星空档期的热情与忠诚。许多非产出粉的粉丝表示，面对明星的空档期，旧资讯很难维系长久的粉丝热情，而产出粉能够在旧素材的基础上，二次创作产出新资讯，不仅维系了圈内的新鲜感，甚至能够感召已经“爬墙”的粉丝，重回曾经的饭圈之中。一位受访者说道：“B是个非常低调性格的明星，但坚定地粉他的人不少。我圈氛围好，产出各个牛逼，每天首页都有新内容，那我也愿意等他。因为等待的时候不无聊。”（ND12）“我属于佛系粉那一类，所以经常爬墙，感觉很多产出粉的存在对于我来说特别像妈妈叫孩子回家吃饭的感觉。就比如GOT7，我肯定也不会一直关注他们的行程。但是当偶然刷到他们的视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啊，还是他们好’的感觉，会引起回忆。”（PD17）
　　产出粉在明星空档期的持续产出，不仅维系了圈群成员的稳定，还能够通过对明星再造，创造一个更为符合大众理想的“偶像角色”，为明星不断创造附加价值，从而吸引更多新粉丝：“一些大的产出粉，它们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意见领袖的作用，去美化或者说，给本人一种新的形象，就比如在香蜜中的L，这部剧当时在播出的时候，他就有很多产出粉，吸引了很多路人去看这部剧以及完善对这个角色的思考。不仅是巩固以前的粉，还能吸新粉。”（PD17）
　　这种创造性的、为饭圈牧领权力提供最有力却极易被忽视的物质养料和权力供给的产出及其主体，就如同牧羊人所仰赖的草地、上帝和牧师所依托的“道”义一般，在牧领权力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却极具隐蔽性的角色：产出粉的持续产出，如同使牧羊人和羊群关系得以稳定运行的“肥沃草地”，在这一物质养料充分的前提下，大粉/牧羊人的指导得以良好存续、发挥作用，普通粉丝/羊群的服从和袒露能够得到回应从而获得救赎。以专业能力换取“个人价值”的产出粉，其平台劳动并未成为自身显著的“对立物”，却成为饭圈控制和权力的有力工具。在这一意义上，饭圈内部的牧领权力的运行机制最终形成。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索了饭圈这一具体、微观的网络平台圈群的组织结构，及其在数字追星实践中形成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饭圈内部权力秩序有如下特征：
　　一是再中心化。饭圈是依赖平台和数据逻辑而存在的粉丝圈群，其与中文互联网初期的网络社群的“超链接”瞬时“组团”，和应时“离散”的开放状态不同，饭圈的权力形态是高度中心化而非多元化的。大粉作为权力中心的象征，承载和行使着明星团队与平台逻辑赋予的“权力”，完成了指令的发布及对普通粉丝的驯服。
　　二是制度化。饭圈的存续，或曰大粉与普通粉丝的关系的存续，以高度制度化的追星程序为必要条件。普通粉丝在由明星团队和平台逻辑共同制定的追星法则中习得“爱”的法则，这套法则经由大粉的指导得以反复操演、内化。可以说，服从这套制度，将自我完整地、事无巨细地奉献给追星制度，才是一个真粉丝的“救赎”之路。
　　三是数字劳动异化。本研究对产出粉的阐释，让我们发现了观测和描述饭圈“治理术”的新维度。产出粉使用自我才能，参与到维护饭圈权力运行及秩序稳定持久的工作中来。在主体化为表象的数字文化生产中，其产出初衷与作品的实际作用之间产生了分离。从这一层面而言，数字化的劳动异化在饭圈内部发生了，而这一异化恰是大粉—普通粉丝，乃至娱乐资本—平台资本—饭圈权力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上述意义上，饭圈内部的“治理术”与福柯意义上的牧领权力高度吻合——一个前现代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治理术，在饭圈这一微观数字场域中闪现了。基督教社会以牧领权力将“牧羊人”对“羊群”的指引，演变为“作为少数人的牧人来统治多数人的羊群这样怪异的权力技术”（莫伟民，2011），“牧羊人”所拥有的权力演变为治理行为与思想的“治理人的艺术”，创建了由引导、指引、带领、率领、控制、操纵循序渐进的基督教牧领制度。而在饭圈中，大粉竭力用明星的利益与数据荣光，达成对每一个潜在的、现在的普通粉丝的动员、指导和拯救。普通粉丝则需要通过不断地与大粉互动，表达和袒露自我的“忠诚”和服从，才能够获得更多与明星“连结”的机会和信息，从而达成救赎。权力贯穿于饭圈内部互动的每一个步骤，由谁带领、由谁指导、由谁来供给的制度问题得到了确立，而数字异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确认。在上述权力生产与制度化的数字实践中，一种属于数字化时代的饭圈“治理术”产生了：其正如牧领权力所隐喻的那般，“上帝”般的明星团队、平台资本，共同打造了数字平台的追星数据逻辑，并将其授权给代理人即“牧羊人”——大粉。大粉将这套异化的数据追星法则传递给“羊群”。而作为“羊群”的普通粉丝，以绝对服从来换取圈群认同与“救赎”。最后，产出粉作为维系这一牧领生态的重要桥梁，源源不断地为饭圈治理术及饭圈的数字牧领提供存续的养料。至此，饭圈的牧领生态及其运行机制得以确认。
　　研究以福柯牧领权力为理论视角，并非全盘否定粉丝的能动性和粉丝的抵抗性解码/创造的能力，而是试图阐明，饭圈作为一种扎根于新媒体平台的新型组织，其组织、动员和实践，已很难使用传统的粉丝研究视野来阐释。另外，研究认为，对饭圈内部的权力运作的仔细描摹，有助于勾勒一种数字实践时代的圈群动力学框架。平台时代，多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于圈群的数字媒介实践，其究竟是如何完成内部组织运行的，是研究关注的焦点。
　　显然，研究清晰地呈现出控制和异化的问题，但我们并非想以此为靶子，去批判已然卷入“数字异化”的粉丝个体，而是希望在众所周知的所谓平台资本、数字劳动等宏大概念下，将“个体和圈群卷入异化和控制”这一过程以解剖“毛细血管”般的手法显现出来，旨在为上述众多宏大叙事的批判增添鲜活的注脚。也许，在饭圈的数字牧领、治理术的逻辑统摄之下，个体已无法全然掌握“自我”，而这也是当下数字化生存的重要隐喻之一：我们终将失去对数字化自我以及生活世界的控制能力。在数字实践中，我们重新回到集权的、制度化的、高度异化的数字牧领部落中，谓为数字“圈”。■
　　
注释：
①这里的粉丝类型划分是依据平台中的号召力、数字劳动与媒介实践的“工作量”等元素为指标的，普通粉丝中也有核心粉与散粉等更细微的划分。但应注意，粉丝类型按照不同标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称谓与界定，因文本核心议题暂不计算入内。
②研究观察的明星超话是依托各个明星所设立的网络虚拟社区，因此具有强烈的明星个体色彩。为研究需要，文章主要的经验材料来源依托具有代表性的三个网络社区而展开。
③研究的参与式观察开始较早，最初为另一篇研究收集经验材料。但在观察中逐渐关注到饭圈内部的权力秩序问题。因而将两项研究的参与式观察时间放于一个起点。特此说明。
④“对家”是饭圈常用称呼竞争者、竞争团队和竞争关系饭圈的名词。
　　
参考文献：
陈炳辉（2002）。福柯的权力观。《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84-90。
陈殿青（2017）。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牧羊人隐喻”——福柯生命政治学视角。《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3），178-183+192。
［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编（2016）。《马克思归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范岳亚（2019）。“转发过亿”的背后：网络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研究。《东南传播》，（09），102-105。
胡岑岑（2020）。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02），112-118+57。
[美]亨利·詹金斯（2008）。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赛都的大众文化审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
胡泳，刘纯懿（2021）。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新闻大学》，（08），65-79+119。
姜明（2018）。改革开放后粉丝文化的三次“历史转型”。《文艺争鸣》，（01），191-194
吕鹏（2020）。“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9），40-45。
吕鹏，张原（2019）。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中国青年研究》，（05），64-72。
毛丹，王敬雅，陈佳俊（2022）。“饭圈”观察：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社会科学文摘》，（01），61-63。
莫伟民（2011）。权力拯救灵魂？——福柯牧领权力思想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05），41-48。
［法］米歇尔·福柯（1975）。《规训与惩罚》（第4版）（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
［法］米歇尔·福柯（2010）。《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志浩，林仲轩（2018）。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阶层形成——以SNH48 Group粉丝应援会为例。《中国青年研究》，（06），13-19+45。
马中红，唐乐水（2022）。绕过年龄重思“代”：从文本实践到数据实践的饭圈迭代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01），64-76。
翁旭东，姜俣（2021）。一种隐蔽的展演劳动——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自我展演与数字劳动。《新闻记者》， （12），68-80。
王艺璇（2017）。网络时代粉丝社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鹿晗粉丝群体“鹿饭”为例。《学术界》，（03），91-103+324-325。
徐婧，孟繁荣（2021）。数字化抚育：“妈粉”媒介实践中的“母职”再造。《新闻大学》，2021（11），59-74+123-124。
杨馨（2020）。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09），14-24。
尹一伊（2020）。粉丝研究流变：主体性、理论问题与研究路径。《全球传媒学刊》，7（01），53-67。
朱丽丽，韩怡辰（2017）。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 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06），72-76。
曾庆香（2020）。“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9），14-23。
庄曦，董珊（2019）。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56（06），32-42。
GrayJ. , Sandvoss, С. & Harrington, C. L. (2007). Introduction: Why study fans?
GrayJ. , Sandvoss, C. &. Harrington, C. L. (Eds. )Fandom: Identities and Communities in a HillsM. (2002). Fan cultures. NY: Routledge.
Mediated World .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徐婧系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王婧涵系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2021M013）、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2022SK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