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燕 尹连根
　　【本文提要】本文以澎湃新闻客户端UGC栏目“澎友圈”为例，以边界工作为理论视角，聚焦UGC与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本文研究认为，澎湃新闻主要通过三种边界工作策略实现与UGC之间的边界协商，即，合作、隔离、让渡。合作包括用户共同体的想象、“互动的幻觉”、内容边界的模糊与扩张，隔离包括物理隔离、话语隔离，让渡包括故事讲述者和事实守护者的社会角色让渡。置于机构媒体合法性危机的大背景来看，合作、隔离、让渡固然是对新闻边界的捍卫，但也不啻为机构媒体在数字时代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努力。
　　【关键词】边界工作 机构媒体 澎湃新闻 新闻客户端 UGC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新媒体的勃兴对机构媒体的冲击不言自明，学者们或谓之新闻边界的模糊乃至去边界化（Loosen， 2015），或认为机构媒体所面临的是“社会正当性的困境”（王海燕等，2018）。Waisbord（2018）甚至将这场新媒体冲击波视作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全球衰退在新闻领域的反映。总体来说，无论聚焦机构媒体所遭遇的挑战还是其应对之举，学者们更偏好从机构媒体组织内部来审视新媒体冲击，而对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与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关注得还不够。但从现实来看，UGC如今的确在机构媒体日常表现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发挥作用。
　　实际上，自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用户的前身概念“受众”就已经开始经历范式转换（殷乐，2010），以至于有学者当时即声称“受众已死”（Deborah & Holmes， 2006）。在这种背景下，Livingstone（2013）提出“参与式受众”（participatory audience）概念。后来，随着新的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用户被赋予了更多权利和能力，使之在作为用户的同时又作为内容生产者，在互联网上创建、评价和分发他们自己所创作的内容。具体地，一方面用户可以在诸如YouTube、Instagram、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自己拍摄的照片、视频，以及对他人的创作进行评论、点赞和转发；另一方面可以在各种新闻网站中评论、转发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闻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Singer（2013）认为用户已经成为媒体网站发布内容的二级把关人（secondary gatekeepers），帕梅拉·休梅克称，以UGC为主的社交媒体集团正在成为新闻领域的超级把关人（supra-gatekeeper）（休梅克，韩刚，2020）。如Saffo（2007）所说，“在这种新的媒体文化中，公众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媒体消费者，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媒体景观的创造中”。在这个过程中，用户所创作的内容逐渐进入原有的新闻场域，给新闻工作者和机构媒体带来冲击和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和冲击，机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反应不一，有的擎起专业性大旗捍卫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有的寻求与UGC合作，“公民新闻”、“参与新闻”等概念不断出现；还有的将其视为补充材料进行筛选规范后，纳入机构媒体的新闻实践中。
　　将用户生产内容纳入机构媒体转型之中的研究相对匮乏，尤其在我国。为此，本文试图以边界工作为研究视角，探讨机构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处理和应对UGC的话语策略。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新媒体用户生产内容主要包括哪些主题？机构媒体采取什么样的话语策略应对用户生产内容？这些话语策略如何维护新闻边界以夯实专业新闻业的合法性？为此，笔者以澎湃新闻为研究对象，对澎湃新闻客户端内UGC文本以及澎湃新闻话语策略进行分析，并尝试从边界工作角度对机构媒体与UGC的关系进行解读，力图廓清二者关系，为机构媒体转型研究添砖加瓦。
　　
二、UGC与机构媒体的关系
　　UGC是随着Web 2.0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网络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根据Hermida和Thurman（2008）的定义，UGC指的是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制作和发布的内容，包括在新闻机构的网页、社交媒体、博客和公共论坛上的内容。这些内容有三个主要特征：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由非权威人士用非专业手段创作（OECD， 2007）。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UGC给信息的主要传播者——新闻机构带来了冲击和挑战。
　　Robinson（2010）研究发现，新闻栏目中的用户评论内容区成为重构记者与阅听人关系的场所，破坏了“我们写—你们看”的现代新闻业教条，促使既有的新闻模式发生变化。同时，UGC的出现模糊了新闻与非新闻之间的职业边界，瓦解了新闻业在内容生产和故事讲述方面的权威性（Deuze， 2008）。在诸如海地地震和埃及抗议等全球性危机事件中，机构媒体如BBC将以普通公民为主的目击和传播行为置于单纯的信息告知行为之上，代表新闻认识论从专业机构建构真相（truth of institutional expertise）到普通人发声建构真相（truth of ordinary voice）的转变（Chouliaraki， 2012）。UGC甚至部分承担起之前完全由记者们所占据的社会角色——事实守护人（fact custodian）、故事讲述人（storyteller）、历史记录者（historian），从而使机构媒体的新闻边界不断被协商与重塑（Robinson， 2015：152）。
　　当然，有学者认为UGC对机构媒体的影响并非那么显著，Jonsson 和 ornebring（2011）通过对网络报纸用户的参与程度（degree of participation）以及所贡献内容的研究认为，用户所提供内容更多是流行文化导向的、个人日常生活导向的，并非新闻/信息类内容，用户介入新闻生产程度非常微小，毋宁说是“互动的幻觉”（interactive illusion）。因为UGC“不过是创造和提升与用户亲近关系的品牌策略而已，用户被当作公民接触但却被认同为消费者”（Jonsson & ornebring， 2011：141）。总之，UGC与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根据既有文献，UGC和机构媒体的关系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谓之“专业整合”，也就是新闻机构根据现有的需求、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和职业规范，将UGC纳入新闻实践和新闻产品中。新冠肺炎大流行和隔离政策使直击现场和当面采访的机会减少，拉丁美洲机构媒体为此在报道中纳入更多UGC，但UGC会经过新闻编辑部的中介过程（mediation）以获得信息合法化地位（Sanseverino & Carpes， 2021）。类似地，英国BBC编辑们出于被用户媒体边缘化的担忧而广泛使用UGC，不过会以他们认为有用和有价值的方式过滤和聚合UGC，进而将其作为信息来源引入新闻报道（Hermida & Thurman， 2008）。张伟伟（2019）对南方日报网站互动栏目《网眼》的研究发现，新闻机构重视吸收与公共利益相关尤其是与公权力冲突相关的UGC，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机构媒体自身的公共性，不过这种常规化吸收是有限的。总之，机构媒体在保持把关人角色的同时更积极开放地回应用户评论，以便UGC能够被规范进新闻常规中（normalized into journalistic routines）（Chen & Pain，　2016；Wolfgang et. al， 2020）。
　　第二类可谓之“消极排斥”，也就是机构媒体将UGC视为对新闻业的威胁，拒绝UGC进入原有的新闻场域。一些机构媒体制定在线评论的编辑室政策和审核规则，包括在论坛顶部张贴规则，删除问题评论甚至禁止评论（Wolfgang， 2018）。Sanseverino 和 Carpes（2021）研究表明，尽管多数机构媒体在话语上保持允许用户参与的态度，但实际上并没有为公众开放诸如评论区等参与空间。
　　第三类可谓之“模棱两可”，也就是新闻机构在处理UGC时具有不确定性。有些机构媒体一边模仿用户话语，在新闻报道中加入网络迷因（Internetmeme）和幽默的蒙太奇手法，一边拒绝把UGC纳入新闻产制过程（Peribanez， 2017）。美国机构媒体记者对是否把推特视为合法新闻源头持有矛盾的观点，一些新闻工作者认为推特具有时效性和及时性等特性，从而可以视为新闻；另一些新闻工作者认为它缺乏深度和语境，所以不能视为新闻（Liu & Berkowitz， 2018）。尤其对地方性媒体来说，它们需要在内容来源的可信度与拉拢用户在自身网络平台发布UGC之间取得平衡（Johnson & Dade， 2018）。这种态度上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机构媒体想融合UGC却又担心其影响新闻价值和规范，矛盾的态度也说明现有信息环境的复杂性。
　　
三、新闻业合法性与边界工作
　　合法性（legitimacy，也有译为“正当性”）对一个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生存至关重要，有了合法性，他们的行为才能被社会中的其他成员接受（John & Jeffrey， 1975）；失去合法性，任何机构和组织都无法生存（Routh， 2021）。新闻业的合法性使公众能够接受新闻在收集、生产和传播可靠信息以及定义事实方面具有文化权威，这种文化权威反过来又巩固了它的合法性（Bishop， 1999；Garman， 2005）。然而，数字媒体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新闻业在信息生产和传播方面失去了原有的垄断地位（Blaagaard， 2013；尹连根，王海燕，2018）。业余记者在博客、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文章，甚至把他们的材料贡献给专业机构媒体，如在美国“9·11”事件中，由个人或业余人士拍摄的原始图片大量进入新闻报道中，重塑了新闻专业人士对视觉真相的讲述，打破了专业的界限（Allan， 2020），挑战了记者的既有权威，带来新闻场域内的权力转移（Robinson， 2015）。
　　数字技术和UGC虽然冲击了新闻机构的合法性，但也为机构媒体在新技术背景下重建其专业合法性打下了基础（Tong， 2017）。比如主流机构媒体开发了专门接受UGC的网页或者栏目，如BBC的Your news， CCN的I-report和卫报的Guardian Witness 等；还有些新闻机构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推出自己的品牌客户端（App），如纽约时报、CNN等老牌新闻机构。此外，这些新闻机构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注册账号，以便在更多渠道和平台传播信息，重建新闻机构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专业合法性和权威性。当然，合法性还需要从文化认知层面加以巩固和夯实。
　　边界工作最初用来研究科学家为确立其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性而进行的活动，以将其与宗教、伪科学和技术追求区分开来（Gieryn，1983），后来被扩大运用，以理解各知识领域如何通过边界工作建立、协商和维持其合法性。对新闻业来说，边界工作可以通过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发生，“各种行动者通过他们的阐释劳动（interpretive labor）不断创造和重塑可接受实践的边界”（Carlson， 2016）。Carlson（2016）分析了元新闻话语的三个阐释过程：定义建构、边界划定和合法化。
　　那么，机构媒体如何从边界工作层面处理UGC呢？机构媒体如纽约时报通过边界划定的方式，将维基解密中UGC界定为超出了专业新闻的边界（Coddington， 2012）。媒体记者贬低博客等UGC的合法性，称UGC的生产者们只是“穿着睡衣的作家”（Jones & Himelboim， 2010）。然而，边界维护过程也有可能无意中促进新闻机构对UGC的文化支持和规范接受，将UGC阐释为一种合法的交换货币（legitimate coin-of-exchange）（Lee， 2012）。Wahl-Jorgensen（2015）通过研究英国卫报官方网站的UGC区Guardian Witness发现，机构媒体主要通过合作（cooptation）和隔离（segregation）两种话语策略来自我保护，以应对UGC。具体来说，Guardian Witness一方面欢迎用户投稿参与，但限定用户内容在“软新闻”一类；另一方面欢迎用户发表在某些新闻现场的文字，但限定用户内容在个人经历方面。不过，Wahl-Jorgensen只是针对Guardian Witness的征稿通知类文字进行分析，还是记者导向而非用户导向，缺乏对UGC内容本身的研究。
　　另外，现有关于机构媒体应对UGC的边界工作研究，多数只是关注西方记者的反应，对其他社会诸如中国背景下UGC如何影响机构媒体的研究付诸阙如。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重点关注UGC与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地，本研究以澎湃新闻为例，通过对其新闻客户端UGC的内容分析和澎湃新闻应对UGC策略的话语分析来探究三个问题：新媒体用户生产内容主要包括哪些主题？我国机构媒体采取什么样的话语策略应对用户生产内容？这些话语策略如何维护新闻边界以夯实新闻业的合法性？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澎湃新闻手机客户端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两个考量。首先，作为机构媒体上海报业集团转型的代表——澎湃新闻自2014年7月22日上线以来就获得了大量关注，截至2020年安装用户已超1.78亿，日活跃用户达1060万，每日全网阅读数超过4.5亿（澎湃，2021）。2017年《中国移动新闻客户端产品发展报告》（冷莹莹，2018）指出，澎湃新闻的转型成绩亮眼，未来发展潜力强劲，可见其在手机新闻客户端中的代表性。其次，澎湃手机客户端完成的五周年献礼之作“澎友圈”有三大板块：“关注”、“推荐”、“问吧”，是集评论分享、关注“澎友”、热点追踪等社区功能为一体的高质量用户互动社区。作为机构媒体新闻客户端聚集UGC的典型代表，澎湃新闻手机客户端是考察边界工作的合适选择。
　　本文主要采取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内容分析的材料来源于“澎友圈主理人”每月发布的“澎友圈荣誉榜”。“澎友圈主理人”从2019年9 月开始精选本月互动量最高的用户原创帖Top 5形成荣誉榜，进行二次传播，在榜单上的用户将会获得由“澎澎”、“湃湃”送出的小礼物以鼓励更多用户参与到内容创作中。本研究主要搜集了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澎友圈主理人”发布的15个月（2020年9月数据缺失）共75条UGC，按照表1的内容分析编码表进行编码，重点关注帖子发布主体、内容类型和主题。本研究对帖子主题的编码分类参考了Jonsson和ornebring（2011）对新闻网站中的UGC分类界定，他们将网站中的UGC分为信息（information）、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个人生活（private）三类。信息包括传统的“硬新闻”、公共讨论和民意调查，此分类下的用户被视为公民（citizen）；流行文化包括娱乐资讯和名人轶事，此分类下的用户被视为娱乐文化的消费者（consumer）；个人生活包括旅游日记、家庭照片、学生生活等，此分类下的用户被视为个体（individual）。
　　话语分析的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观察、搜集、整理和分析澎湃新闻客户端内的界面设计、用户互动设计、对UGC采取的政策规则。第二个来源是在互联网上收集的50多篇关于澎湃新闻的文章，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澎湃新闻机构的宣传稿，尽管这些文字以为宣传为主，但是能很好地展示机构媒体对UGC的态度；二是他人对澎湃新闻管理层关于手机新闻客户端的访谈资料；三是学者们有关澎湃新闻研究的部分篇章。
　　
五、机构媒体与UGC之间的边界协商
　　（一）合作
　　Selznick（1948）首先在《组织学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合作”（cooperation）的概念，他认为合作是一个组织或结构吸收新元素的过程，以消解新元素对组织稳定性和生存所造成的威胁。在他看来，这些新元素通常是“反对派或更广泛的观点”，而合作则是一种防御性机制，也是一种适应性反应。比如，殖民地国家通过吸收当地土著进入殖民地当局的行政机构来重申其合法性，美国的军事法庭引入平民代表来消解战争期间对军事司法的不信任。一般地，当同意与控制之间存在间隙使当局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官方就会采取合作的方式来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后来，Wahl-Jorgensen（2015）将合作的概念引入新闻学边界研究中，他认为合作是媒体在面对UGC带来的挑战时，所采取的与UGC合作的边界策略，在此过程中，媒体自身的实践常规也会部分地得到改变。如Selznick（1948）所言，合作是机构媒体将UGC吸收进新闻客户端的策略，以消解其带来的威胁，而且，基于本研究，笔者认为合作实际上还为机构媒体带来了边界的扩张。具体到澎湃新闻客户端，其合作策略主要有三：
　　1.用户共同体的想象
　　澎湃新闻在客户端内开发专门的界面容纳UGC。2019年7月，澎湃新闻上线五周年之际推出客户端的全新互动社区——“澎友圈”。在这个界面里，用户可以：
　　（1）发现身边美好事物，随时随地与澎友分享。（2）关注心仪澎友，对已有讨论进行叠楼再讨论。（3）首页热词功能，和澎友实时追踪当日热新闻。（4）一键上传图片、视频，与澎友分享此刻心情。（5）专业领域知识分享，与大咖在线互动。（2019.07.17）
　　这是机构媒体合作策略的典型体现，也就是，积极邀请用户到客户端内进行创作，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随时随地发表自己创作的内容，而且在技术的支持下这种内容创作变得十分简单，只需“一键就可上传”，上传的内容形式也是多样的。如果说命名是一种示好的话，那么这个界面宣言则诉求于用户相互之间的分享与联结，这与我国目前最大的分享社交软件之一——微信“朋友圈”的诉求相一致。实际上，且不论“澎友圈”与“朋友圈”本就谐音，两者在操作和功能上也十分类似，彰显了“澎友圈”在社交媒体属性上的诉求。而在之前的研究中，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由于其匿名性、碎片化的特性被新闻工作者划在新闻的边界之外（Liu & Berkowitz， 2018）。
　　在搭建平台之后，澎湃新闻重视对用户的运营，通过奖励刺激和话语认可的方式进一步维持用户共同体的稳定性和活跃性，同时显示平台向用户示好以求与用户合作的用心，以物质奖励和话语认可为诚意，旨在形成一个围绕澎湃新闻的用户共同体想象空间。如用金钱、奖品刺激用户在澎友圈生产更多的内容：
　　当中秋邂逅国庆，国与家撞了个满怀。10月1日—10月8日，来澎友圈共庆双节。来澎友圈共庆双节，华为P40 pro等你拿！（2020.09.30）
　　记录最有年味的瞬间，参与征集，集赞赢取20份大奖，点赞最高优质帖子获得华为MatePad 5G一台。（2021.02.04）
　　从“澎友圈”的有奖征集规则可以看出，澎湃新闻对符合自己制定规则的优质UGC进行奖励，用户意识到生产内容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就会在客户端停留更长时间、创作更多机构媒体想要的内容，无形中成为客户端活跃用户。如van Dijck（2009）所言，即使用户从他们的自制内容中获得了部分金钱收益，但其真正附加价值——生产消费群体的社会行为元数据，仍然是高度隐形的。
　　打造用户共同体的另一个策略是给活跃用户贴上象征身份地位的标签表示认可，将优质的UGC放在更突出的页面展示，以彰显其重要性：
　　获奖的10份作品，将定制成为澎湃新闻App开屏页进行展示；作品获奖的摄影师，澎湃将送上“摄影圈内人”专属“蓝V”认证标志，同时获得本次摄影大赛特制电子证书一份。（2021.04.02）
　　“蓝V”认定是澎湃新闻客户端特有的标识，被认证为“蓝V”的用户头像右下角将带有“V”字标识，这和微博的加V认证相似，是对用户身份的认定。澎湃新闻对用户的“蓝V”认证，实际是赋予了用户身份地位的象征，表明该用户的发表内容质量高、互动量大，同时将用户归为“圈内人”，强化用户对“澎友圈”共同体的归属感。
　　2.“互动的幻觉”
　　澎湃新闻在客户端建立属于自身品牌的用户社区——“一个高质量的用户互动社区”，并用年轻态的社交重塑用户之间的沟通纽带。一个互动的社区为用户提供横向交流的平台，用户在这里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分享观点、进行观点的碰撞，同时也活跃了用户和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就如有学者指出的，用户通过阅读、观看或互动等多种形式的参与（engagement），逐渐培养起对媒体品牌的忠诚度，这在一个媒体内容碎片化和市场分散化的时代尤为重要（Krebs & Lischka， 2019）：
　　为什么要重视互动？因为这是互联网产品做媒体时的最大刚需。原来传统媒体经常不重视用户，但互联网时代却是平视，甚至仰视用户的，拼命去满足用户想要的东西。澎湃定位在时政与思想，就要去了解关心时政与思想的这批用户他们想看什么东西。现如今，平台化已经使用户和用户之间、用户和平台之间交流更便利。澎湃新闻努力给读者的表达提供开放的平台，让他们跟澎湃更好地互动起来，通过更多途径去发生互动。（2019.12.10）
　　和用户互动还会为新闻机构带来更多的优质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成为新闻的补充：
　　互动还会成为二次创作很好的素材，很多时候评论比新闻更精彩，澎湃新闻会拿这些评论做二次素材、二次传播……让观点“为我所用”，很多时候观点不能在文章里面表达，评论互动就成了最好的补充。（2019.12.10）
　　“补充”、“二次素材”，这些都表明了新闻机构对UGC的定性，并从它对新闻实践的贡献来衡量其价值，但是UGC的主要价值更多与工具性有关，并且为新闻机构所使用。换句话说，UGC是新闻机构夯实其专业合法性的补充工具。新闻机构将其视为一种品牌策略，用来维护与用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互动的幻觉”（interactive illusion）（Jonsson & ornebring，2011）会让用户更认同媒体机构，从而增强媒体品牌影响力。
　　3.内容边界的模糊与扩张
　　为支持和激励用户创作更多的内容，澎湃新闻客户端举行了多次征稿活动，对征稿规则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合作策略是如何实践的：
　　不论通过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人人都是天然的创作者，每天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件便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这个时代。（2020.07.24）
　　在这里，机构媒体将新闻的边界扩张到“每天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件”，自然而然地将UGC纳入新闻的范畴。定义的扩张让用户认为可以和记者一样在“记录这个时代”，让专业记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对UGC的扩张式合作还体现在与新闻机构外部的自媒体或UGC机构的合作上：
　　从去年开始，澎湃开始探索外延式的扩展，也就是一种矩阵化的扩展。我们和外部更多垂直类的内容创作者，一些MCN（Multi-Channel Network）或者更加机构化的内容供应商合作，合作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对他们进行投资、提供内容管理或者内容分发服务。通过这些合作，澎湃和他们形成一种新的矩阵化平台，共同做大做强。（2020.07.22）
　　从内生式扩张到外延式扩展都是为了更好地和UGC进行合作，不仅是在客户端内的用户，还有客户端外的自媒体等，这些合作进一步模糊了既有的新闻边界。此外，“澎友圈”积极鼓励用户少文字、多图片、多视频，带来叙事方式的多样化，反过来动摇了以“客观”、“冷静”和“硬新闻”为基础的传统新闻认识的根基（Wahl-Jorgensen， 2015）。总之，无论边界的扩张还是叙事方式的多样化，都是澎湃新闻与UGC进行合作的一种结果，也是澎湃新闻在数字技术勃兴情势下寻求新的合法性的一种努力。
　　（二）隔离
　　机构媒体寻求与UGC合作的同时也在使用隔离的策略以保护专业自立。Wahl-Jorgensen（2015）指出，如果UGC对新闻专业固有的自我认知和实践构成了威胁，新闻工作者就会制订新的策略对其进行物理上和话语上的隔离，从而凸显UGC的非专业性。物理的隔离体现在将UGC放在不同的报纸版面、网页或平台上发表，话语的隔离则体现在对UGC的描述和定性上。从新闻的发展史来看，隔离策略一直是区分专业和非专业的手段，报纸诞生之初，“观点”和“新闻”并没有区分，直到专业新闻的出现，才确认新闻是“以客观事实为中心的实践”。
　　1.物理隔离
　　就物理隔离而言，澎湃新闻客户端对UGC的隔离主要体现在界面的设计上。由（图1和图2　图1和图2见本期第10页）可以看出，以UGC为主的“澎友圈”和以专业生产内容为主的“要闻聚集”在界面上是完全隔离开的，这种设计为用户带来了舒适的阅读体验，无形中也将其生产的内容与专业内容隔离，创建出一个更容易控制的空间，维持着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边界。
　　以“用户体验为中心”的设计，在澎湃新闻看来是一种“互联网思维”的体现，需要不断迭代更新：
　　上线之后，澎湃新闻不断推进版本更新，在UI设计、字体选择、功能添加等方面大胆创新、突破，寻找既与众不同又使用舒适的用户体验，并运用技术手段节约成本，增加内容产量。（刘永钢，2017）
　　从最初只有“问吧”一个主要的用户内容互动栏目，到如今的“澎友圈”汇集了“关注”、“推荐”、“问吧”三个栏目，升级迭代更新进一步带来了物理隔离。这些升级一方面如上一节所说，扩张了用户创建内容的边界，使得用户可以自由发布内容，然而也更彻底地把用户创建的内容都封闭在“澎友圈”中。隔离不仅可以方便管理，还可以节约成本，最大限度地增加内容的产量。可见，机构媒体对用户内容建构的边界不是静止不变而是随时间而灵活变动，可以在技术的支持下不断迭代更新，而且边界的磨合与升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以用来区隔专业生产内容与UGC。
　　2.话语隔离
　　对UGC的隔离还体现在话语上，如对特定主题或类型的UGC的倡导：
　　以#我们的开学季为主题，用短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记录神兽开学的珍贵时刻，重返校园后的所见所闻，食堂添的新菜，宿舍长的新植物……（2020.09.01）
　　以#捕捉春日好时光为主题，发布原创摄影作品。（2021.04.02）
　　这些向用户征集的内容都属于“软新闻”的范畴，这反映在对UGC的本质建构上，即用户生产的内容为“软新闻”，主要以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为主，而且形式以图片为主。通过这种建构，UGC天然地被挡在“硬新闻”领域之外，这一点倒是呼应了之前同样有关机构媒体与UGC的相关研究结论（Jonsson & ornebring， 2011； Wahl-Jorgensen， 2015）。
　　本研究对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入选“澎友圈”每月荣誉榜top5的帖子进行统计分析，由（表2　表2见本期第11页）可以看出，用户在“澎友圈”发表的内容主题中，个人生活（65.6%）超过一半，在信息主题中贡献的内容也是以评议新闻内容为主；由（表3　表3见本期第11页）可以看出，UGC的形式以图片为主（43.8%），用户确实被允许参与到媒介的公共领域中并可以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但用户被授权创建的只是以个人日常生活为主的内容而不是新闻信息内容，或可谓UGC是一种有限度参与。
　　在将UGC软新闻化的同时，澎湃新闻不断强调时政新闻、原创内容、深度报道等“硬新闻”的重要性：
　　澎湃视频将秉承澎湃新闻做“硬新闻”的品质，致力于做最好的原创新闻短视频，做最快的新闻事件直播。更直接地还原新闻现场，更立体地呈现新闻事件，更彻底地捕捉新闻人物。（2016.12.28）
　　Manosevitch和Tenenboim（2016）认为，机构媒体倾向于将UGC与价值较低的 “软新闻”（娱乐、名人新闻等）联系起来，而将他们自己的专业制作内容与价值更高的“硬新闻”（犯罪、调查性报道等）联系起来，以维护其自主权。而将软新闻和硬新闻两者相互隔离的操作，最终有利于维护现有的新闻等级制度，并通过隔离UGC于软新闻领域以捍卫自身的合法性（Sjovaag，2015）。话语隔离的另一种形式是先行确定“澎友圈”的话题，从而客观上将与话题无关抑或有悖的内容隔离在门外。比如，202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合，虽然“澎友圈”也提及双节“撞满怀”，但在话题设定上，却只是落到了“国庆”：
　　#镜头里的祖国
　　国是每个家的归属
　　家是每个人的港湾
　　街边的红旗
　　窗外的明月
　　按下快门记录大好河山与家国盛世
　　
　　#把祖国写进诗里
　　从“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誓言
　　到“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
　　对祖国你是否也有话想说
　　来澎友圈晒出你的诗
　　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成为压倒性主题，具有传统意义的中秋节退居其后化为背景与衬托，政治文化盖过民俗文化，将话题置于吻合政治需求的意义架构内，折射了机构媒体在政治上对合法性的追求：
　　转战互联网主阵地以来，澎湃新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自觉承担起党媒党网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刘永钢，2017）
　　此举同时有利于媒体将UGC的内容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从而将那些游离于意愿主题的用户内容排除在外。
　　总之，物理隔离从空间上建构和区隔开两个新闻世界，一个是机构媒体的专业团队在表演，一个是媒体用户业余性的自娱自乐。这样，在拓宽新闻表现形态的同时，UGC的非专业性反而被强化。再从话语隔离看，UGC被主要限定在“软新闻”领域，隔离于“硬新闻”，客观上维护了机构媒体的专业合法性；同时，UGC的命题作文性质有利于机构媒体自主地把握住UGC的专业控制权。
　　（三）让渡
　　“让渡”一词在法律、金融和政治等领域表示权利、价值、利益等方面的让出、转移。魏正聪（2012：234）在讨论媒体的让渡时指出，“价值让渡，意味着媒介功能或影响力的弱化，或活动领域的萎缩；而接受者则获得在此领域活动的权力”。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媒的价值让渡和价值调适频繁发生。本文在此使用“让渡”的概念，取其“转让或出让”的含义。机构媒体在应对UGC时使用让渡策略主要体现于将故事讲述人（storyteller）和事实守护者（fact custodian）的社会角色部分让渡给用户，让用户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或提供阐释。这种让渡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解释为技术赋权（胡泳，张月朦，2016），与赋权不同的是，机构媒体的让渡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是不断调整媒体边界的体现。
　　1.作为故事讲述人的用户
　　Gans（2004）认为，作为故事讲述人的新闻工作者将原始的经验转化为假定的事实（presumed fact），并整理成连贯的故事过程有助于建立新闻的价值体系。Lule（2001）则认为，记者讲故事是一种创造迷思（myth making）的方式。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今天，用户的主动性日益增强，打破了媒体在故事讲述上的垄断权。在澎湃新闻客户端中体现为邀请新闻当事人入驻“问吧”，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回答其他用户的提问：
　　不知（不）觉间，疫情已经肆虐了近两年，从一开始的恐慌、窘迫，到渐渐适应了在家办公、视频会议和网购柴米油盐的“新常态”，再到如今病毒新变种又让人担忧今天的经验能否适应明天的生活。疫情下的美国现状如何？我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工作的中国人李文力，如果你想了解普通人视角下的美国疫情现状，欢迎向我提问！（2022.01.01）
　　通过这样的叙述，该新闻当事人就如记者一样在事件现场——正在经历美国的疫情，对美国疫情的了解更具有及时性；同时他又强调自己的“普通人”视角，以跳出新闻工作者的规则。“问吧”中的用户承担起故事讲述人的角色，这是机构媒体面对日益崛起的用户及其生成内容的让渡，将垄断的故事讲述权利部分地让渡给用户，以激励他们在“问吧”中积极创作。除了在美国的用户叙述，还有远在南非、韩国的用户对当地新冠肺炎疫情的讲述：
　　我在南非二次感染新冠，奥密克戎对南非影响多大，问我吧。（2021.11.30）
　　我是韩国庆熙大学博士万延娇，疫情中的首尔什么样，问吧！（2020.02.25）
　　这些UGC正是机构媒体和其他用户所需要的，对于机构媒体来说可以减少获得一手材料的成本，有些无法在报道中呈现的内容也可以在“问吧”中出现。这与Sanseverino和Carpes（2021）的研究结论一致，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和政府倡导的社会隔离政策使记者直击现场和当面采访机会减少，拉丁美洲的机构媒体不得不纳入更多UGC，巴拉圭的报纸甚至将以公众为第一人称的叙述经历放在了头版。可见，部分让渡故事讲述权是机构媒体调整边界应对特殊时期的策略之一。此外，新闻当事人在讲述过程中常用直接引语形式，以加强UGC的可信度：
　　我在广州从事了16年汽修工作，7月25日，看到郑州洪水灾情后，驱车前往郑州成为志愿者。5天里，我和同事免费维修了约四百辆被水泡坏的车辆，随后返回广州，返乡后郑州出现疫情，主动上报行程被隔离，却因此被骂“为什么去郑州还要回来”、“把病毒带回花都”。为什么我会选择做志愿者？遭遇辱骂和质疑后，经历了哪些心态改变？我是叶军港，关于我支援郑州返粤的种种经历，欢迎和我交流。（2021.08.05）
　　在这段讲述中，新闻当事人将别人辱骂他的话语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展现，这种“引用别人话语将自己的观点从故事中移除，让‘事实’说话的方式是新闻工作者作为故事讲述者的重要讲述方式之一”（Tuchman， 1972）。以往研究表明，受众依赖既定的合法策略，如通过模仿新闻风格和使用新闻修辞来建立自己作为边界工作者的合法性（Kananovich & Perreault， 2021）。与其和用户在原有新闻场域竞争谁是故事讲述人的角色，不如另辟新空间，让渡部分讲述权给用户，以缓解用户开放参与和机构媒体专业控制之间可能的紧张关系。
　　2.作为事实守护者的用户
　　事实核查原指的是对媒体内容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的核实工作，是媒体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马晓彦（2017）指出新传播生态下的“事实核查”过程趋于互动化，机构媒体发动读者参与核查工作，第三方事实核查平台也在社交网站上开设账号，欢迎读者提供有待核查的事实和言论。面对用户在“问吧”中生产的大量未经修改和未经核查的一手信息内容，澎湃新闻将事实核查的角色部分让渡给了用户。用户承担了“事实守护者”的职责，对当事人讲述的“事实”进行核查。如对支援郑州返粤志愿者的提问：
　　为你的善良和大爱点赞！但是很多人想知道，5天秀（修）四百辆，每天修80辆，泡水车不需要换零部件，如果换零部件，怎么一天可以修80辆啊，真的太快了。（2021.08.06）
　　用户针对“5天里维修了四百多辆”的数据提出质疑，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由用户参与并承担的事实核查工作。在以往的研究中，事实核查被视为记者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新闻工作者可以通过核查事实来宣称报道的客观性（Tuchman，1972）。类似的通过提问核查事实的还有在Kyle 于2020年4月9日创建的关于“我曾被困埃塞俄比亚，离美回国经历了些什么？问吧”的话题中，有用户就其中的时间细节提问：
　　埃塞俄比亚不是关闭了很多欧美航班入境转机了吗，您的经历是什么时候的？（2022.04.09）
　　除了对新闻当事人讲述内容进行核查外，澎湃新闻还允许用户向部分参与现场报道的记者提问：
　　我是澎湃新闻记者王万春，曾深入西双版纳追寻人象冲突背后的故事。亚洲象是一群怎样的庞然大物？它们还会向城市迈进吗？……关于野生亚洲象与人象冲突，欢迎向我提问。（2021.05.28）
　　在此话题下用户Vicent提问：“野象迁移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地震或气候变暖造成的，是这样吗？”这样，用户在承担起事实守护者角色的同时，也打破了“我写—你读”、“我写—你读—你评论”等传统新闻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故事讲述还是事实核查的角色让渡，机构媒体依旧保留着对“问吧”中UGC的把关权，用户在“问吧”中新建话题需要通过1—3天的审核程序。换言之，机构媒体的权利让渡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或可谓记者角色权利的有限让渡。
　　
六、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合法性
　　“合法性”是一个在多个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的概念。不过，本部分不拟陷入对该概念的争论，而是基于目前较为公认的，Suchman （1995： 574）有关合法性的界定与论述。Suchman将合法性界定为：
　　（关于一个实体的）一般性观念或预设，那就是，该实体的行为相对于规范、价值、信念等社会建构系统而言，被认为是理想的、合适的、适宜的。
　　同时，他认为一个组织在面临合法性挑战的时候，往往具体表现为获得合法性（gaining legitimacy）、保持合法性（maintaining legitimacy）、修复合法性（repairing legitimacy）三个方面的挑战。
　　置于机构媒体遭遇数字时代的大背景下来看，澎湃新闻在处理与UGC关系时所采取的合作、隔离、让渡等边界协商工作，固然是新闻边界的捍卫，但也可谓数字时代新闻业应对合法性挑战的努力。
　　新闻业面临新技术触发的合法性挑战（Waisbord， 2018），反应与举措不一而足。一些媒体依赖地方性行政力量，以公共性为内核的合法性让位于以公关性为内核的合法性，从而完成自身专业合法性的重构，以获得新的合法性。相反地，另一些媒体诸如澎湃新闻、财新等，仍把做有质量的新闻作为自身专业合法性的根基（姜丽钧，2019：61）。澎湃新闻将其特色概括为“原创、严肃、严谨，专注时政与思想”（刘永钢，2020），即是澎湃矢志走专业路线的另一种表达，不啻为一种保持合法性的策略。
　　尽管如此，机构媒体的合法性危机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层面的合法性挑战，正如刘永钢（2017：24）所言：
　　对所有传统媒体来说，技术和互联网运营能力都是绕不过去的短板。…… 在技术层面，澎湃新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基本上没有前沿的研发能力，要做的是紧紧跟随最新的媒体趋势和技术。
　　对此，澎湃新闻还需要在技术层面获得合法性，“澎友圈”一定程度上就是澎湃新闻努力建构技术合法性，以适应数字化环境的例证之一。通过融入新媒体，与UGC合作以扩张专业边界，澎湃新闻从而顺应技术变化并相应实施合法性的建构。至于将UGC隔离于主界面和硬新闻之外以保护自身的专业自主权，则是在技术与专业合法性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故事讲述者或事实守护人的角色让渡，或吸纳或扩张或隔离，总体来说都是为了突出用户参与性和互动性，迎合和满足当前流量决定新闻价值的市场合法性诉求。
　　不过，澎湃新闻尽管在技术层面努力获得合法性，但是在专业层面则选择的是保持合法性的策略。Suchman认为保持合法性的策略主要是：把握未来变化，保护既有成绩。实际上，单就澎湃新闻本身而言，它本就是其母体上海报业集团把握未来变化的有力证明，而澎湃新闻的UGC策略，既是增强用户黏性的手段，也是把握未来变化的策略之一，因为数字媒体时代本就是传受边界模糊、难以简单二分的时代。澎湃新闻所依托的上海报业集团本就有倡导主旋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要求。为此，澎湃新闻在保持专业合法性上，一方面引导UGC进行主旋律创作，打造“家国”IP，“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倡导主流价值观”（李嵘，2018：20）；另一方面将UGC通过地位赋予等形式整合进专业意识形态框架。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澎湃新闻与UGC之间的边界协商折射了机构媒体在应对数字媒体时代合法性挑战方面的不懈探索。不过，无论在技术、市场抑或政治层面合法性的边界工作，最终都是为了巩固和夯实专业合法性，都是专业合法性在数字时代的有力支撑。尽管在现实实践中，专业合法性导向有异，或诉诸公共性，或诉诸公关性，但是，技术、市场、政治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却是所有机构媒体在数字时代建构新的专业合法性所必须共同面对的。
　　
七、结论
　　新媒体勃兴对机构媒体的冲击众所周知，如何理解和分析这种冲击一直是学界热门话题之一。不过，此类研究到底还是媒体或记者中心论居多，要么带有技术决定论色彩。本文以澎湃新闻客户端UGC载体“澎友圈”为例，以边界工作为理论视角，聚焦于UGC与机构媒体之间的关系。
　　本文研究发现，澎湃新闻主要通过三种边界工作策略实现与UGC之间的边界协商，即，合作、隔离、让渡。就合作而言，澎湃新闻主要是构筑用户共同体的想象、建立“互动的幻觉”、模糊与扩张内容的边界。就隔离而言，澎湃新闻通过物理隔离使得专业生产内容和UGC的界限泾渭分明；通过话语隔离，将UGC限定于软新闻，并以命题作文形式限定UGC于主旋律。就让渡而言，澎湃新闻将部分故事讲述者和事实守护人的社会角色让渡于用户，以普通人视角的UGC作为常规报道的补充。
　　放在机构媒体合法性危机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澎湃新闻在处理与UGC关系时所采取的合作、隔离、让渡等边界协商工作，既是对新闻边界的捍卫，也是机构媒体在数字时代建构和保持自身合法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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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燕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尹连根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媒介融合对新闻边界工作影响的研究”（项目号：17YJA860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