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宇 曹浩帆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美国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皇后学院传媒研究系教授，师承传播政治经济学大师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①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媒体及其社会和文化影响、媒体和文化消费以及媒体的环境影响等，著有《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Herbert Schiller）（2015）、《全球好莱坞》（Global Hollywood，与人合著）（2003）、《绿化媒体》（Greening the Media，与人合著）（2015）等，编有《媒体与生态危机》（Media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与人合编）（2015）、《劳动与媒体手册》（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2016）、《媒体与生态危机》（Media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与人合编）（2017）等。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议题演变
　　赫伯特·席勒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深深感受到西方政治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他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语境中，长期关注美国传播政策、文化帝国主义、军事—企业联合体圈占信息以及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争取全球传播新秩序的抗争。作为赫伯特·席勒的学生，理查德·迈克斯韦尔教授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习勒思想评传》一书中，将恩师波澜起伏的生平及其对世界传媒不平等加剧趋势的学术批判娓娓道来，展示出批判传播学术的薪火传承及国际主义联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上继续深耕，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媒体和传播技术本身。
　　赫伯特·席勒剖析了企业与军事传播官僚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揭示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和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来扩张军事—传播—娱乐联合体。他也深刻反思由于经济和政治资源不平等造成的日益严峻的信息鸿沟，指出这会为美国带来社会阶层和族群的“数字分裂”。他的意识形态批判集中体现于其“思想管理”理论，其中“社会劳动意识”是其理论分析的焦点。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脱离现实的虚假观念体系，但赫伯特·席勒将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系统联系在一起，阐明信息机器扩张所需要的“知识劳工”是由军事—工业—传播—教育联合体生产出来的——接受思想管理的学生丧失了对军事主义、消费主义、市场准则、流行文化以及技术迷思的否定和批判力。此外，通过挖掘媒体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力量，赫伯特·席勒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建构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迈克斯韦尔，2015）。
　　赫伯特·席勒洞察了国家间、资产阶级间为争夺新信息经济中的地位而导致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沿着他的历史研究路径，后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展开对广播、电视等媒介的传播历史研究，通过新旧媒介的连续性来说明旧权力的结构性问题依旧存在于新媒介的世界中。迈克斯韦尔教授传承了这种对具有连续性的资本主义政治和权力结构的批判，在访谈中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指出，美国5G技术战争以及疫情期间新闻业暴露出的问题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商业资本侵蚀传播公共利益的恶性后果的爆发。正如他的恩师赫伯特·席勒的预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霸权极力抑制新兴国家，后者正在利用传播新科技的契机来努力建立全球传播新秩序。同时，商业化的大众媒体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迎合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偏颇报道新冠疫情，这让公众很难通过主流媒体获取民主交往和政治参与必需的真实而全面的信息。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迈入“后真相时代”，很多媒体已经放弃对新闻事实的完整呈现，而是以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等方式传播符合受众认知但是与真相相去甚远的内容。但是事实证明，在真正的社会危机面前，人们需要真实的信息和理性的实践来解决问题，由此借助互联网，美国公民向“后真相”的主流媒体发起挑战，企图重新实施启蒙时代以来人们理想的新闻实践。这种努力的效果仍旧微弱，但是已经充分说明，无论在任何时代，理性、民主和平等的背后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
　　孔宇、曹浩帆（▲）：赫伯特·席勒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之一，另一位是达拉斯·史迈斯（Dallas Smythe）。②您认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席勒最具开创性的地方在哪里？就其学术研究与贡献而言，两位开山祖师有什么样的异同？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们是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席勒加入该学院后，史迈斯敦促席勒接替他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此后席勒将自己接受过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训练和研究视野带入传播学领域，关注传播资源分配、权力结构、美帝国主义和军事—工业—传播联合体，以及传播领域其他方面的批判分析。两位大师同时注意到美国的传媒和信息系统深受商品化的殖民，强调要保护媒体和传播的公共利益倾向。
　　同事关系促成了两人的交流沟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席勒扩大了他原来的视野，考察媒体商品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他围绕媒体和文化帝国主义建立了新的批判性论述，分析美国如何努力塑造符合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际传播体系。与此相对，史迈斯研究资本主义体系中媒体商品化的基本问题，他深受马克思关于劳动剥削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影响，提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受众商品化，揭发了在媒体商业系统中，受众提供无偿劳动、广告商和商业媒体从中获得利润的神秘过程。
　　▲：您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中将席勒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与他的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他富有激进人文主义（radical-humanism）色彩的人生阅历和学术研究反映了当时媒体讯息和传播技术的资源分配与维护资本主义系统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从而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启发后起之秀沿着他的学术脉络与路径不断深入，揭露资本主义系统中传播机制的秘密。赫伯特·席勒最终成为享誉全球的参与政治的思想者，这是时代与学者的相互造就。关注当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新的传播现象、传播技术层出不穷，您认为目前传播政治经济学最迫切需要把握的传播议题是什么？
　　●：由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侧重，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会有偏见。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更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气候变化。因此，在我看来，“传播与环境”是当今的中心议题之一，传播学和媒体研究的学者应当研究传播技术和媒体在对抗全球变暖造成的恶劣后果的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传播技术本身带来了生态环境压力，数字传播依赖数据存储、数据传输和供电网络等硬件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带来庞大的电力消耗，成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新罪魁。其次，我们还应该积极增强全球公民的气候意识——媒体内容制作人（例如新闻工作者、纪录片记者、电影制片人等）应该进行有效的气候传播，以提高公众意识并动员人们采取行动。
　　另一个中心议题是监控。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和其他形式的新通信系统已经建立了人口追踪的密网，旧的权力结构牢牢地抓住了这一网络，几乎以极权主义的方式复制了阶级和种族等压迫机制，个体无法逃脱，毫无抵抗和防御之力。所幸我们已经产生了警惕之心。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等人让权力机构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系统监控的权力滥用广为人知，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依然在开发和强化监控技术，并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边缘化和妖魔化。传播学和媒体研究的学者需要严厉批判监控技术系统，警示和揭露嵌入该系统中的暴力形式以及受到新传媒技术加持的暴力带来的诸多恶果。
　　第三个中心议题是传媒系统中的劳工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正在思考，资本主义形塑的劳动技能和才能带来人的自由解放的可能性。目前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是平台合作运动（Platform Cooperative Movement）——人们正在为公共利益、劳动和权利改革而创造使用数字技术的新方式。我认为，学者和公众在努力建立另类传播系统时不妨回顾前辈挖井人的学术贡献，因为席勒和史迈斯等学者的研究和思考仍具有活力和时代穿透力。
　　▲：当下信息和传播技术（ICTs）飞速发展，各国都在竞相发展5G技术，以期在新一轮的传播资源分配和信息圈地中占据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为的限制也一再升级。那么您认为5G、人工智能等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是否会带来全球传播资源分配和信息传播秩序的洗牌？
　　●：我认为5G的“进步”更多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技术。美国在5G或任何新一代电信领域都无法与中国竞争，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电信行业是寡头垄断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资非常少。在全球电信未来的发展中，中国电信和信息技术行业有机会成为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行业。
　　美国公民一直因为与高昂的网络费极不相符的网络速度和覆盖率对美国电信公司不满，即便在5G时代，美国的网络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寡头垄断的竞争和投资关注的是品牌，而不是网络基础设施。美国电信公司AT&T花费了7300万美元向消费者炒作和推销其“5G”网络，但实际上这只是另一种4G LET网络，而华为在2017年的研发支出是AT&T的9倍。此外，美国政府除了宣扬美国技术领先和国家安全之外，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更让人失望的是，监管机构作为商业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而成为帮凶，并以5G竞争的名义帮助电信行业瓜分公共无线电波。2019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开始向无线运营商拍卖24赫兹频段，这引起了多个学术组织的警告，因为占据24赫兹的5G网络会影响科学数据传输无线电波段。
　　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制裁是基于一种偏执的地缘政治的“种族”修辞——如果不能保持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美国将面临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威胁。在关于技术和美国安全的热烈讨论中，我们应该追问究竟是谁会从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中受益。媒体、经济专家和政府都在预测，网络技术的发展会为美国创造市场利润和就业机会，但是这样的预测能否实现仍让人心存疑虑——美国是否真的赢得了4G LET技术竞赛？现实是美国人民只得到全世界最慢、价格最昂贵的网络。
　　▲：我们看到，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中，美国的国家主流媒体公信力降低、新闻报道框架高度意识形态化、政府信息透明度下降等导致“信息疫情”层出不穷。为了应对“信息疫情”的挑战，谷歌、脸书、推特等各大社交平台纷纷拨付大笔预算，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等权威机构联手强化信息治理的专项行动。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新闻（Public Service Journalism）让我们重新看到新闻媒体作为文化和服务的公共平台的价值所在，公共服务类媒体可以通过社交媒介展开行动。各个国家对疫情危机的认知和应对都不能离开媒介，可以说，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赋予了我们对危机认知和应对的新价值和新规范。您认为，透过这样一次危机，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它如何改变危机认知和治理的运作机制，危机又会如何重塑我们的媒介逻辑？
　　●：美国媒体的主要问题是主流媒体的商业化。首先，新冠疫情的现实与商业广告的童话世界之间存在脱节。为了保证“记忆效应”，企业不断在媒体上做广告以便让自己的形象持续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其结果就是电视文化仍旧停留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世界，持续向观众展示消费主义的世界观，助推“没有新冠疫情”的幻觉。其次，美国媒体努力寻找新冠病人的悲剧故事，让新冠疫情个人化，而不是试图分析美国疫情控制不力的根本原因。民意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根本不担心新冠病毒——这确实意味着疫情泛滥可能是这些美国人并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的结果，媒体们老调重弹，不断批评政客、自私的民众、人类聚集的本能等等。但事实远不止如此，媒体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疫情封锁期间，看电视和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数有所上涨，这增加了我们在消费主义和错误信息的虚幻世界的暴露——电视不断宣扬美国需要、也应该保证经济正常运作。但这些商业媒体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作为美国公民，在流行病疫情中应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重创了传媒业。自2004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近1800份报纸，其中包括60多份日报和1700份周报。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包括摧毁数字新闻网站。
　　公共服务新闻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一个让人心怀乐观的态势。显然，一个关注公共健康、环境问题和所有其他紧急危机（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的媒体系统将是非常棒的。但由于传播渠道太过分散，很难协调全国性的运动。主流媒体对疫情的报道是“假新闻”，但这一严重问题难以依靠单薄的公共服务新闻来解决。
　　
二、媒介技术物质性的研究路径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必须通过不断地增长、创新、加速才能维持整个系统。哈维指出，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为了运转必须保证地理拓展和货币贬值一直持续发生。20世纪8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希望克服资本空间拓展的极限，以弹性快速的时空关系来满足资本流动和增殖的内在需求，“资本更加灵活的流动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哈维，2015：220）。资本的“运转”已经带有后现代的特点，超越福特主义，演化出“灵活积累”的模式。这种资本加速流通、商品淘汰周期缩短的“加速”时间景观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促成以后福特主义为主轴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最终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媒介物质性及其生态后果的历史性分析，迈克斯韦尔教授发现，新媒介需要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逻辑，新媒介生产商不断迭代设备，这不仅让人们进一步确信科技带来的“进步”承诺，也迎合资本持续积累的要求，但社会经济加速进步导致的物质索取加剧，自然环境已经不堪重负，生态的循环平衡难以维持。
　　进一步看，媒介技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成为其不断被更迭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将对商品的分析应用到整个社会层面，认为商品拥有一种创造或再创造社会关系的神秘能力。私人劳动被隐藏到商品本身的关系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此存在于事物之间，在这样具有拜物教性质的世界中，在商品生产、交换和占有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走向异化（马克思，2004：88-102）。马克思诊断出的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在居伊·德波（2007）看来是被商业性展现的景观中的欲望所主导的——广告等媒介景观建构的意识形态主导人们的选择，而景观社会就是商品拜物教原则的完全实现。鲍德里亚（2007：78）则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崇拜已经转变为“对于符码的迷恋”，媒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体制的一部分参与了消费社会的符号膨胀。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不断麻痹人们主体性，消磨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批判力，诱惑人们不断加深对物的依赖并沉溺在虚假需求制造的平等幻象中。
　　资本主义鼓励人们仅仅关注媒介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消费景观，人们陷入传播技术向人类做出的自由、美好和平等的承诺中，轻信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发展。新媒介所带来的时空压缩感让我们难以摆脱它的诱惑，但是技术迷思的背后是人类传播系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不断消耗地球资源。迈克斯韦尔教授透过媒介的物质进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历史，力求揭示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市场竞争下，媒介技术迷思所遮蔽的“环保”真相。他认为，资本主义私人劳动让人们对媒介生产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由此造成生产过程中的恶劣的劳动环境、资源消耗和生态破坏被光怪陆离的媒介景观所掩饰。
　　▲：媒介的环境影响是您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您的很多研究中，包括在您的专著《绿化媒体》中，回顾了媒介技术的生态历史，描述了媒介的物质性及其对我们环境和健康的影响。您认为媒介与环境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理解和探索这样的关系？
　　●：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且重要的，甚至可以说会影响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未来，但是很遗憾我们长期忽视了两者的关系。我们以前认为环境就是事关野生动植物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我们人类的文明社会很遥远——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我们首先接触的环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环境，而媒体已经深深嵌入其中、中介方方面面，这种“中介化”不仅影响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地球每一个生灵之间以及当下和未来的关系。
　　首先，在数字时代，无论我们如何鼓吹媒介的“去物质性”，媒介终究离不开我们手中的纸张、广播信号、终端设备、数据中心等等，这也意味着媒介始终无法离开人的劳动，而媒介的物质性会影响很多工人的生命健康。回溯到纸媒时代，造纸厂带来的两个生态环境问题我们耳熟能详：水污染和伐木；在印刷产业链，印刷厂工人每天都要与铜、铅、锑和锡等有毒重金属打交道，他们的肺、神经系统、肝脏、肾脏和皮肤等受到严重损害。如果再去探求这些原料的生产源头，更多的真相会浮出水面——印刷与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密切联系。在数字媒体时代，我们不禁会问：媒体的物质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否还是巨大的？答案是肯定的。苹果（Apple）等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是电子供应链的主宰者，控制着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创新、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在整个生产链上，还有合同制造商和组装商等等。现在原始设备制造商将约75％的全球电子产品和60％的手机外包给合同制造商和组装商，这些外包公司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经营工厂，雇佣数千万工人，但工厂的生产环境和工人健康情况堪忧。例如，生产微芯片的工人就暴露于伤害肺组织及生殖系统、甚至致癌的化学物质中，再例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富士康悲剧。
　　媒介对环境造成的第二重压力是能源消耗。刚刚我们谈到了媒介生产中会消耗很多资源，这种局面在今天的数字媒体时代也没有根本性改变。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为信息和传播技术以及消费电子（CE）供电的住宅用电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19年，家用电器的耗电量占据全球用电量15%，而近十年来，路由器、电脑、手机等小型即插即用媒介技术设备总用电量增加了两倍。③
　　▲：您提到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被长期忽略了，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公众相信传播技术是“去物质性”的呢？
　　●：造成我们对媒介物质性的环境效应无动于衷的首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传播技术很容易取悦我们，当媒介技术与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时，一种高科技版本的消费主义诞生，假定人们为购物和娱乐而使用计算机。无论是媒体、政府、专家学者还是普通人，都对新媒体技术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对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痴迷导致消费的代际效应和区域不平等被忽视，从而阻碍了我们发现媒介对工人和环境的长期伤害。根据格罗斯曼（Grossman）的说法，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电气工程学有了新的“道德准则”，即“计划性淘汰”或“内置报废”，④新媒介产品是这种营销理念的典范，从而不断引领“现代崇拜”下的“潮流”。所以媒介并非“去物质化”了，而是生产速度的提升和商品空前多样性催生了社会与自然环境脱节的拜物教。
　　另一个原因是自工业社会以来文化赋予现代机械和工程技术的一种象征性的神圣力量。人们认为西方的先进性取决于对科学技术的崇敬，技术取代了自然界，引发人们的神圣感和好奇心。媒介技术的历史充斥着人类利用技术将巫术（magic）与科学进行有效融合的疯狂愿景。人们相信媒介善于产生真理，而且不断追求媒介技术的极致。媒介技术的象征性力量伴随着媒体的生产和再生产，最终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很少被人质疑。
　　第三个原因是学者在媒介—环境领域的研究缺失。媒体研究放弃了对媒介物质性的深入分析，部分原因在于该领域仍然局限于两种截然不同但在此议题上极为兼容的论调：科学主义崇尚数字化的未来，坚信传播新科技是人类从石器时代以降线性发展积累的文明成果；人文主义崇拜技术所提供的文化发展，将媒体技术视为扩展人类表达和交流能力的工具。两者都忽视了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自然的混合物，究其本质无法成为人类的孤岛而脱离整个自然—社会/文化的物质环境。现有的媒体研究并非没有为理解媒介物质性做出努力，例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劳动和劳工的研究，但是在整个媒体研究范式中这种趋势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倾向于将技术描述成为各种天才的灵光一闪或者车库传奇的产物，但是技术也可以是种族歧视、劳工血汗、军事暴力的混合物。媒体研究忽视媒介的物质性就是舍弃了一种揭示媒体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研究路径。
　　
三、绿色媒体实践
　　道德维度是迈克斯韦尔教授研究的组成部分。由马克思开辟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坚持对社会进行整体性、历史性的批判，延续道德哲学家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实践。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莫斯可，2013）。迈克斯韦尔教授对深层“异化”开的处方是全新的生态伦理和绿色媒体实践。为了合理使用新媒介，促进区域和代际之间的生态公平，迈克斯韦尔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一种道德立场，将生态自然资源视为全人类的公共利益，树立一种全新的、以生态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建立绿色公民的基本观念，实施全球性的绿色治理和绿色媒介实践，促成媒介技术生产、传播和消费方面的结构性变革。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保障了美好的经济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改变媒介、媒介生产和消费来扭转越发恶劣的生态环境？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可以说涵盖了媒介—环境领域课程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内容。前面我已经说过，如果继续将消费主义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我们无法走出一条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之路。但新自由主义带来市场去管制的同时最终也引发消费者的反抗，很多消费者的消费抵制源自环保主义和行动主义，成为“绿色消费者”。虽然延续了消费者的逻辑，但是他们拥有环境意识，清楚媒介的物质性和媒体的内容再现对环境和环境意识的影响，从而呼吁绿色媒介消费。
　　虽然微薄的力量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消费主义带来的物质追求和消耗，但在新市场利润的驱动下，企业也做出了回应。企业等机构将“环保”、“绿色”作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以迎合公众的“环保”呼声。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好莱坞巨头迪士尼就将“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视为其承诺的一部分，好莱坞明星也热衷于将他们为减少碳足迹的努力变成人设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政府和专业贸易计划都在支持这些绿色行动，这同时引起媒体机构的关注。媒体从业者作为媒体内容的直接生产者将环境危机视为灵感来源，通过媒介再现参与环保行动。虽然机构或行业带头的环保行为并不能保证全面彻底的绿色实践，但这种集体形式的绿色公民仍旧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为公民设置在学校、社区、家庭以及工作场所等时空中的绿色实践规则，将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日常化。
　　第三个层面的行动是国家的环保法律和政策。国家可以就降低媒介技术造成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形成综合和专门的法律法规，以规范媒介生产和实践。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高科技优先主义”的驱动之下，这一行动的落实还存在很多障碍，政府和资本在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逻辑之下，倾向于奔向技术神话而忽视技术背后的生态代价。
　　▲：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但是在您的著作中，您指出这样的治理往往具有局限性，体现出一种人类中心的伦理观念。那么您认为在绿色治理中，我们应该抱持何种伦理立场？
　　●：首先，我们需要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反思我们长期秉持的对自然的伦理观念，即人类应如何与非人类自然行为相联系。我总结出三种生态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 Eco-ethics或者Human-centered Ethics）、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c Ethics），以及试图在两种极端的伦理之间寻找到位置的中间伦理（Intermediate Eco-ethics）。在实践中，三种伦理的界线常常模糊不清，但是每种伦理都有优点和局限性，我们从中可以思考如何评估环境与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原则下，自然界与人类是对立的，除了为人类服务之外没有任何价值。但作为繁荣人类文明的工具需要被合理地使用。这种生态伦理观在个人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提供了塑造环境政策的道德话语基础。资本主义社会鼓励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会因为鼓励积累和展示个人品德而形成一种旨在保护非人类自然界的道德。所以目前大多数环境政策和行动主义仍旧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固然有局限性，但是其他两种生态伦理也并非完美。持中间生态伦理立场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媒介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威胁，但是基于人类中心的道德扩展主义，在中间生态伦理的道德推论中，权利和价值被逐渐扩散至与人类关系最亲密或者最近似人类的生物，而那些人类不熟悉的、未被认知的生物被边缘化——教条的动物权利论者用动物沙文主义取代了人类沙文主义。
　　最后，生态中心的生态伦理对技术崇拜（technophile）形成最尖锐的挑战，它倡导“可持续性”作为道德基础彻底取代人类中心和中间主义的生态伦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拒绝以破坏地球生态为代价的技术和经济狂欢，否定“以技术来解决技术问题”的自以为是。对于痴迷于技术更新换代的我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基于地球的利益而放弃对技术的无休止追求。对于技术的祛魅将带来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复魅进而带来更为宽泛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甚至是颠覆资本主义的。所以当下想要落实生态中心的生态伦理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经过艰辛历程。
　　▲：您谈及了不同的生态伦理反映出人们对自然界价值和权利的不同认知，那么当下面对环境和生态问题，您理想的绿色治理实践是什么样的？
　　●：首先，想要从根本上颠覆消费主义对地球物质的无情破坏，我们需要诉诸“公民”这一传统的力量。绿色治理并不是个人行为——“消费者”可以采取一些力所能及的绿色实践。对于“公民”这一概念我们并不陌生，过去我们讨论政治公民、经济公民和文化公民，现在我们要从环境权利的角度扩充“公民”的意义——人类社会应将环境和生态视为公共福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应该公平地拥有获得环境资源和享有美好生态的权利。“绿色公民权”不同于以往的三种公民权利，而是彻底打破地区和国家的边界，寻求所有人类的环境福祉，强调地区之间、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过去人们为了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公民权利而忽视了享有美好生存环境的公共权利。如今，绿色公民权从经济公民权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将环境资产和损耗纳入地球文明发展的评估中。
　　其次是实践新型的绿色治理，将生态伦理的价值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提高人类对地球及其所有生灵的伦理政治承诺。现有的主流绿色治理仍旧是以人类为中心的风险管理，由涉及生产的资本、劳动和政府三方制定政策，但是新型的绿色治理需要囊括动物以及其他形式的生命利益，让环境专家、“异见”群体领袖、地方社区以及全球化生产链的工人参与公共讨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应建立相互依赖、统一的环境法律体系。为防止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或者法律规章不能深入社会基层，国家可以将绿色治理的权力分散化，授权小型的机构负责监控环境问题以及实施环保的具体措施。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我理想的绿色治理并不止于上述实践。绿色公民和绿色治理可以带来一个更绿色的媒体。绿色媒体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中一项就是审计。绝大多数的媒体机构都拥有自己的审计和会计部门，其职责就是计算生产投入的资本、能源、物质、劳动、管理等成本。传统的绿色治理和相关政策仍旧建立在局部区域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或者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的逻辑之上，重在衡量短期的成本—收益得失却忽略了区域和代际的公平。更可悲的是，在风险管理的利益计算器上，科学并没有保护我们，相反，所谓的“安全值”被作为科学话语合法化，从而让人们忽视了这种科学话语掩盖的污染和破坏。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媒体审计部门负责评估媒介生产对环境的压力，从而敦促员工习惯于绿色公民的身份并采取行动。新型的绿色审计不能与不完整的环境审计媾和，而应该联合一切的力量和组织——工会、非政府机构、地方行动者、记者、企业等等——确定全球媒体生产中不可割裂的生产链，并衡量这种复杂劳动的分工和合作，这样才能达成对媒介生产链的物质消耗和生态威胁进行全面的、全球管控。
　　想要真正实现这样的绿色审计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战斗：一场传统和环保的生产模式之战、一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之战、一场消费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意识形态之战。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传统商业正在抵制和污蔑生态斗士的努力：通过媒体和交流渠道，一切照旧的宣传将试图说服消费者所谓的绿色媒体技术是一个骗局。媒体需要作出立场抉择，很多媒体研究的学者已经发出警示，除非当前的商业和政府宣传为导向的传播系统被公共利益导向的传播系统取代，否则媒体难以在结束环境灾难的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反思媒体和媒介技术，认识到这些稀松平常的媒体在这场生态环境的拉锯战中既可以成为公民的喉舌，也可以是资本家的工具；既可以是现代生活的福祉，也可以是生态和人类健康的破坏者。■
　　
注释：
①Herbert Schiller，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曾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著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信息和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等多部论著，率先提出并系统阐述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被誉为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精神领袖。
②Dallas Walker Smythe，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二战期间曾任职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1948年至1963年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著有《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and Canada）（1981）等论著，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建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学派。
③数据来源IEA：Kevin Lane. (2020). Appliances and Equipment. https://www.iea.org/reports/appliances-and-equipment。
④具体可参见Elizabeth Grossman 2010年出版的著作“Tackling High-Tech Trash: The E-Waste Explosion & What We Can Do About It”第7-8页。
　　
参考文献：
理查德·迈克斯韦尔（2015）。《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宣言：赫伯特·席勒思想评传》（张志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戴维·哈维（2015）。《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尔·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居伊·德波（2007）。《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让·鲍德里亚（2009）。《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文森特·莫斯可（2013）。《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孔宇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曹浩帆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