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
　　【本文提要】数字地理研究探讨当前数字技术与地理的多重相互关系，为勾连地理学和传播学，重新理解媒介、传播、空间等关键概念，提供了传播地理学、城市传播研究之外的又一条路径。数字地理学者把空间媒介理解为联系人与世界的中介，强调数字技术对现实的构成意义。这一理解消解了现实世界和媒介表征的二元区分，认为技术、社会、地理空间三者的持续交汇构成了人类所处的“中介化的空间性”。数字制图术的传播实践在信息分享和社会互动之外，更包含了超越话语的身体实践和空间媒介的自动参与。数字地理研究关注人与非人类技术在空间生产中的会遇，探讨人对周遭世界新的认知方式，也从人文地理学的传统出发，提示后人类的差异与多样性。
　　【关键词】数字地理 空间媒介 中介 空间性 非人类
　　【中图分类号】G206
　　地理学与传播学的关联和对话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古典地理学者便已留意到电报作为现代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空间、距离体验的改变，现代传播学也不难从芝加哥学派的脉络中追溯到地理、交通研究的渊源（袁艳，2019）。两个学科的激荡在进入21世纪后愈演愈烈：人文地理学者保罗·亚当斯（Paul Adams， 2009/2020：11）指出地理学的“传播转向”，并以空间与地方的区分、编码/表征与空间组织的区分分别作为横、纵轴线，建构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四个象限；传播学者杰斯珀·福尔克海默（Jesper Falkheimer）和安德烈·杨森（Andrea Jansson）则在《传播地理学》（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中指出传播学的“空间转向”，讨论媒介在符号和物质两个层面的空间生产，以及日常空间的媒介化（mediatized） （Falkheimer & Jansson， 2006）。在对跨学科领域的积极建构之外，更多学者也从具体问题切入关注媒介与地理空间的交叠，如传播学者斯科特·麦夸尔在对“媒体城市”（McQuire， 2008）、“地理媒介”（McQuire， 2016）的阐述中探讨新媒介情境下城市空间和公共生活的新可能，地理学者吉莉恩·罗斯（Gillian Rose）等考察电脑制图等数字视觉媒介的运作逻辑和实践，并以此讨论城市复兴的空间营造（Rose， Degen & Melhuish， 2014； Degen， Melhuish & Rose， 2017）。这些研究所依托的社会现实，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应用。地理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像计算机一样对地理实践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Sui & Morrill， 2004：82），媒介、传播与地理的相互嵌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越发深入。
　　在两个学科互动和数字技术普及的现实状况下，数字地理研究（digital geographies）近年来崭露头角。三位地理学者，詹姆士·阿什（James Ash）、罗伯·基钦（Rob Kitchin）和阿格涅斯卡·莱兹琴斯基（Agnieszka Leszczynski）2018年在《人文地理学进展》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地理学面临数字化转向（digital turn），强调数字技术对地理研究的影响（Ash， Kitchin & Leszczynski， 2018）；时隔一年，学者们又推出了以《数字地理研究》为名的论文集，更明确地使用“数字地理”这一术语描述地理研究的新转向（Ash， Kitchin & Leszczynski， 2019）。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与地理空间相关的数字技术，特别是带有位置感知能力的、联网的移动设备，围绕数字技术（the digital）①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讨论，集合多位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阐述数字技术作为媒介如何介入、重构多个地理研究领域，如何影响人们对空间、城市、移动等的认知。有别于传播地理学在传播学与地理学两个学科之间的视角转换，数字地理研究从地理学的既有领域出发，侧重关注数字技术作为日常现实所形成的地理知识及其生产方式的转变，将考察重心从麦夸尔、罗斯等人关注的城市生活现实，转向知识生产的层面。这种转变并不形成特定领域的地理分支学科，数字地理研究跨越地理学的多个领域，更触及地理知识生产多方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变革。
　　数字地理研究的研究旨趣，正与新近传播学，如城市传播研究（孙玮，2018b）等，对数字媒介和数字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乃至人类处境的讨论形成呼应。它提供了重新理解媒介、传播、空间等关键概念的又一条路径，也为传播研究在新媒介时代的推进带来新的启示。因此，本文尝试梳理数字地理研究的基本思路，着重考察数字地理学者对媒介的理解和对空间的阐述，并以此探讨数字地理研究为理解传播、考察新媒介技术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所能提供的启示。本文将（1）阐述数字地理学者如何理解媒介，讨论其与以往地理学者的媒介理解的区别，（2）厘清数字地理学者如何基于新的媒介理解，重塑地理学的关键概念——“空间性”的阐释框架，并（3）以数字制图术（digital mapping）为例，探讨新的空间生产实践及其所指向的传播的内涵。在文章结尾，笔者将讨论数字地理研究有何特色，及其能为传播学在新媒介发展下的持续推进提供哪些启示。
　　
一、理解媒介：作为中介的空间媒介
　　地理学对于数字技术的关注，始于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等空间和位置技术在地理，特别是自然地理考察中的应用。而随着更为多元的、联网的、通常可移动的空间技术在近二十年间兴起并普及，数字技术便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士的特殊工具，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地理的认知转变更引起了人文地理学者的兴趣。公众通过网络地图等数字平台参与地点的标记、轨迹的绘制和地图的制作，这种被称为“志愿式地理信息（VGI）”的做法，促成了脱离专家、由用户生产的新地理学（neogeography； Wilson & Graham， 2013）；地理定位、导航等在数字应用中的嵌入使得地理在数字网络中越发重要，位置导向的社交应用支持对“附近”的检索和基于位置的服务，广泛地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些新现象中，数字空间技术不仅作为空间数据的呈现载体，更涉及日常社会交往、信息传播分享等一系列社会—空间实践。空间技术与社交媒体、互动网络的融合（Sui & Goodchild， 2011），催生出“空间媒介”（spatial media）的概念。地理学者们认为，空间技术与数字网络的互嵌构成了空间媒介，这种媒介生成、筛选并分享空间信息，支持和组织空间实践，也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Crampton， 2009； Leszczynski， 2015； Kitchin， Lauriault & Wilson， 2017： 4-5）。
　　以“空间媒介”这一概念概括数字空间技术的新近发展，地理学者们强调它作为媒介的信息流通、文化意义生产，以及对人类日常实践、社会关系和空间内涵的重构。莱兹琴斯基认为，空间媒介基于空间导向的硬件设备、软件、算法等技术，提供了生成和分享地理信息的物质性载体或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地理信息新的内容形式，融合了信息、数字平台、互联网络等构成数字媒介的要素，与数字媒介一样拥有可由用户修改、内容可跨平台流通、可交互、网络化等特性。空间媒介源于数字媒介与地理位置的融合和相互作用（Leszczynski， 2015），一方面地理位置成为数字媒介的组织逻辑，具有位置感知能力的移动设备及其算法作为载体，支持了位置导向的数字内容的呈现和信息流通。另一方面，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网络的随时连接，数字媒介的信息、平台及其算法逻辑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特定空间的体验和认知，空间大数据、数字互动场景等数字要素弥漫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媒介作为人与所处空间的连接介质，参与空间环境的意义建构。在数字地理学者看来，空间媒介并不只是早期地理信息系统的扩展，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等随着空间媒介的发展已发生改变。莱兹琴斯基（Leszczynski， 2015）主张从认知方式的变革切入，重新理解空间媒介的地位，认为空间媒介已成为人与世界的中介（mediation）。
　　空间媒介作为中介，是指空间媒介成为人与他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相互联系，个人与世界相互交流的中间介质。莱兹琴斯基结合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的中介理论和亚历山大·盖罗威（Alexander R Galloway）的界面效应理论，认为日常生活现实的生产依赖于空间媒介对技术、社会、空间等不同面向的中介（Leszczynski， 2015）。同时，这种中介并非通过外来的、独立的技术介质对既有的空间、社会进行改造。空间媒介是连接界面，是技术、社会等多种面向相互交流的产物，存在于多方面互动的动态关系网络之中（Leszczynski， 2019： 19）。这些关系的交汇，构成了人对世界的中介化体验和人所处的生活现实。如罗斯所总结的，“社会生活必须通过空间媒介而发生。空间媒介活跃地建构了自我和世界……数字技术成为社会生活的构成条件”（Rose， 2019： 168）。
　　这种将空间媒介视为人与世界的中介的理解，与以往多数地理学者对于传播媒介的理解有了很大不同。自上世纪60年代交通与传播研究分道扬镳之后，地理学者对于媒介与传播的关注大多聚焦于媒介的符号内容。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新文化地理学侧重于讨论电影、摄影等媒介内容对人类所处世界的再现，及这些符号对社会现实的建构，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生产、消费和空间意义的生产、竞争（Burgess & Gold， 1985）。这一思路随后也被应用到对数字媒介的考察中，人文地理学者考察赛博空间，特别是数字社交平台时，会聚焦其对“现实”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复制、增强或颠覆（Longhurst， 2009； Elwood & Leszczynski， 2013）。在文化转向之下，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1997/2003：9-10）所阐述的“表征”（representation），成为当时地理学者所理解的媒介的核心。作为表征的媒介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观念和情感等转化为具体、形象的符号，以符号表达思想观念、建构地方想象、展露权力关系，是人类运用技术而进行的意义制造和话语阐释。媒介的符号世界区别于被表征的物质性的“现实”世界，也无法独立于人类的能动意识。
　　从作为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表征，到作为现实构成条件的中介，这一媒介理解的转变，源于符号内容之外，媒介的物质性层面在媒介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相关讨论中日渐凸显。仅在人文地理学中，阿什对数字平台建构大众文化的考察，已从经验研究中留意到数字媒介的运作算法等技术设置对其符号表征的影响（Ash， 2019： 150）。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非表征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更为地理学者提供了理论资源，便于阐述编码、算法等技术在建构现实时所呈现的能动性。非表征理论强调无意识或前认知（pre-cognitive）的身体实践和感官体验，强调人类身体和物（thing）同样作为行动力量在物质世界中相互遭遇和互动，认为这些持续进行的互动形成了空间及人类的空间感（Thrift， 2008： 5-16）。在非表征理论中，物质技术超越了人类主导的社会权力关系及其符号表征，作为非人类（nonhuman）的能动者建构人类所处的环境及其情感氛围。
　　在对空间媒介作为中介的论述中，莱兹琴斯基（Leszczynski， 2015）更直接借用了媒介研究的相关成果和观点。她引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理论，一方面强调媒介所固有的技术特性，申明空间媒介作为技术物件（technological objects）和信息制品（information artifacts）的物质性层面；另一方面也认为媒介作为一种实在的物，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延伸感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构成对社会实践和人类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后果。空间媒介随着编码算法和地理位置的相互渗透而更加凸显其物质存在，也将其影响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和方方面面。人们持续依赖网络地图、位置导向的社交平台等空间媒介，形成对空间环境的感知、对外在于自我的世界的认识。空间媒介成为人们经验日常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条件，而非世界的虚拟再现。
　　数字地理研究将空间媒介理解为构成人类所处世界的中介，侧重媒介物质性的技术、实践等层面，正与近期传播地理学、地理媒介、城市传播等研究不谋而合，又更强调空间媒介在技术、社会、空间多种面向之间的界面效应。这一理解消解了以往对于真实世界和媒介的虚拟表征之间的二元区分，也突破了新文化地理学仅聚焦于媒介内容的局限。空间媒介并非像早期的地理信息系统一样，作为技术专家考察、再现地理空间的特殊应用工具，而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构成部分，支持人与世界的持续中介（always-already mediated）。伴随这一新的媒介现象及其所促成的媒介新理解，数字地理作为新的研究框架出现，意在阐述整个地理学科对空间的认知转向。阿什等人将地理与数字技术的相互关系归结为三类，以此描绘数字地理研究的主要旨趣（Ash， Kitchin & Leszczynski， 2018/2019）：其一，通过数字技术生产的地理（geographies produced through the digital），探讨数字媒介如何参与地理知识、地理政治的生产；其二，由数字技术生产的地理（geographies produced by the digital），关注数字媒介如何中介空间及社会—空间关系，即空间性（spatialities）、空间特质的生产；其三，数字技术中的地理（geographies of the digital），考察数字媒介所建构的新型传播互动领域中的社会—空间关系。这些互不相斥或割裂的多种地理—数字技术关系，以空间媒介作为集中展现和连接的界面，包含地理场所和数字媒介在物质、实践多方面的纠缠，构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复数的数字地理现实。“数字地理从来不是纯粹数字化的，而是身体实践、技术基础设施、数据库、可视展示（visualization）等多种事物共同建构的集合”（Thatcher， 2019： 76）。地理学者们一方面坚持地理科学对空间议题的固有聚焦，另一方面也在地理和数字技术的纠缠中重新理解空间内涵，强调人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空间、空间性的过程性生产。
　　
二、重构空间性：技术、社会、空间的交汇
　　在数字地理领域兴起之前，媒介技术对空间与空间性生产的参与，自制图术（mapping）研究开始，已为不少学者所讨论。地图被认为创造了它所表征的领地，并投射了社会的权力控制（Baudrillard， 1983： 2-3； Pickles， 2004）。而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络在日常办公和家用中的普及，数字网络对线上交往场景的建构获得了更多关注。赛博空间被认为脱离于城市空间的几何格局及其所隐含的身份、传统，通过数字信息编织的场所结构，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及其中的社会交往方式（米切尔，1995/1999：23-25；Bolter & Grusin， 2000： 179-183）。一方面，地理学者延续人文地理学对权力关系的考察，在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实证研究中破除对数字网络乌托邦般普遍、无差别连接的想象，讨论赛博空间、赛博城市起伏不平的差异化结构和碎片化状态（Graham & Marvin， 2001； Graham， 2004）。另一方面，从空间媒介作为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出发，数字地理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并不限于对非物质的赛博空间的建构，不仅通过符号表征构成线上空间的交往场景，更不只是社会关系的人为投射和调整，而是作为关键要素，影响人们所处空间环境的社会内涵、感知氛围等。特定空间的空间性的形成，在社会关系和地理空间的交织之外，加入了技术的独立一维。数字地理学者将数字技术纳入对日常空间生产过程的讨论，并在相互批判和推进中建构空间及空间性的新理论框架。
　　“混合空间”（hybrid spaces）（de Souza e Silva， 2006）概念，是数字地理学者展开论述新空间特性时的重要参照。在传播学者阿德里安·德·苏扎·席尔瓦（Adriana de Souza e Silva）看来，手机等联网移动设备的兴起重构了日常的空间体验。人们在街头行走时保持随时网络在线，数字空间也随着人们的位置移动而变化，通过网络位置（net locality）的组织而随时指导人在地理空间的移动（Gordon & de Souza e Silva， 2011），数字与地理两个世界即时通过移动界面而混合交织。在席尔瓦等学者的论述中，移动媒介作为连接界面支持数字内容与地理位置的相互影响，也由此引领城市空间转向混合空间。
　　席尔瓦等人用“混合化”（hybridized）来阐述数字技术中介下城市空间的新空间性，遭到了数字地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提法实则延续了新文化地理学中对真实物质世界与传播媒介建构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划分，将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预设为原本区隔的不同事物，只通过移动媒介中地理位置和数字网络的交织而相互连接、混合。这一并未完全超越虚实二分的提法，忽视了数字空间固有的物质基础设施和物理空间素有的象征意义、关系网络。基钦和马丁·道格（Martin Dodge）以“代码/空间”（code/space）形容当前人们所经验的城市空间（Kitchin & Dodge， 2011），试图消除对数字与物理的截然区分，也不将数字和地理分别对应于虚拟和真实。在他们看来，数字技术并非把外来的虚拟空间与既有的真实空间相连接，而是作为构成条件之一，生产着人们所处的现实空间环境。
　　基钦和道格将代码/空间区别于代码化空间（coded space），反复申明代码与空间在代码/空间中缺一不可的相互成就。代码并非空间中可被替代的增强措施（augmentation），而是特定空间得以存在、空间性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譬如在当前的机场中，一旦缺少值机系统、航班数据库、票证上的条码等，或是一旦其中自动运转的代码失灵，航班的起降和乘客的往来都将陷于混乱，由构筑物、器材设备等搭建起来的物理空间将失去机场应有的形式和秩序，无法再作为机场而运行（Kitchin & Dodge， 2011： 17-18； 138-142），空间的社会内涵不复存在。软件作为一种社会—物质产物，同时也是物质世界中的行动者（actant），制造着人们所处的空间。软件通过代码在事物、基础设施、实践过程、整体环境等不同方面的广泛嵌入和计算化的自动感知、响应，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人类的日常实践，并以此构成不同时空及社会情境中多样化的空间性。特定空间所呈现的场所功能、默认程序、行为规范等种种现实，都是软件代码隐身于背景之中对人类实践进行支持、组织的结果；数字技术主导了这些社会—空间关系的构成。代码/空间既存在于特定地域，无法脱离特定的地理空间，但又不限于地理的、物质的空间及其设施本身。它形成由日常软件（everyware）自动组织、响应且针对特定用户个性化调适的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Kitchin & Dodge， 2011： 217），其空间性已然超出人类社会的全权操控之外。
　　在基钦和道格的论述中，代码/空间一方面依赖于软件作为自主行动者的计算、运作、调适，另一方面也是数字技术与人类实践相互协商的产物。例如机场依赖于大量软件和设备来组织乘客的移动实践，形成其作为出发或到达口岸的空间性，但乘客的即兴走动和相互会遇，也可以淡化技术所设定的场所功能，建构临时的、个人化的空间意义，将流动的值机或候机场地转化为聊天等活动的停驻空间。代码对空间性的生产经由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实践而实现，随着人在空间中的展演和互动而构成具身（embodied）的代码/空间，也随着个体的特殊社会身份和交互习惯而进行个性化调适，随着人类实践的展开过程而保持代码/空间在生成之中（becoming）的未完成状态（Kitchin & Dodge， 2011： 73-74）。这种空间性的构成实则涉及人、技术、空间环境三个面向，并在三者的相互关系中持续更新、发展。莱兹琴斯基以“中介化的空间性”（mediated spatialities）一词进一步阐述这一空间状态，强调三者聚于一处相互制衡、协调的关系，而非技术对社会—空间关系的特权性主导（Leszczynski， 2019： 19）。在莱兹琴斯基所述的三角关系中，人的面向更多被归结为超越特殊个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场景，而非代码/空间中所指的个人习性和即时实践。这种社会关系，和技术、空间一样作为人们感知、经验的世界的一部分。莱兹琴斯基认为，技术、社会、空间经由空间媒介的中介而共同参与空间性的生产，三者都是建构人类所处现实的活跃行动者。
　　中介化的空间性是技术、社会、空间相互交汇的结果（effects）。这一框架的搭建并不只是理论化的抽象说法，更是人们作为具体的个人在日常所处的空间中、在与事物的日常互动中所经验的现实。人们依托空间媒介现场实时提供的信息，建构所处地点的意义，形成对周遭环境的切身经验；同时，地理位置越来越多地参与数字内容和社会关系的组织，空间媒介总是位于特定地理空间中，调整人们对于周遭信息网络和社会关系的体验。人们日常所经验的世界现实，在数字技术、社会关系与空间环境的相互交错、汇集和相互影响中产生。这种交汇经由空间媒介的持续中介而不断进行，空间的特质与意义一直处于中介化的状态之中（Leszczynski， 2015）。此时，中介化的空间性不是数字与地理两个不同世界连接、混合的结果，空间媒介在技术、社会、空间的聚合中生产人们对周遭空间的整体现实体验，连接人与个人之外的世界。
　　从对“混合空间”的批判到“中介化的空间性”的阐述，不同数字地理学者越来越强调空间媒介作为中介，在空间及空间性生产过程中的本体论意义。这种中介，或者说空间媒介对社会生活的构成，是在多种面向的聚合、交汇、协调中，生长出人们所经验的现实本身。数字地理学者并未将空间及其空间性视为既定的、稳定的客观实在。如亚当斯（2009/2020：216）在传播地理学中已指出的，地理学曾经基于“地球表面”、基于“客观真实”的自洽性已面临危机。数字地理学者所找到的回应路径，是主张空间“超越任何形式的决定论”（Evans & Perng， 2017： 172），在多种事物的连接、互动过程中形成其物质性本体，并随着相互关系的动态变化而保持生成之中的状态，持续进行空间性的再创造。此时，空间的关系性构成，不同于多琳·马西所述的社会关系的会遇、交织（Massey， 1997），更强调技术、人类社会和物理空间的交汇和相互协调。在兴起之初，数字地理领域沿用人文地理学的路径发展批判性地理信息系统研究（critical GIS），秉承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试图从更为多元的认识方式理解世界的动态生产及其知识建构。而当空间媒介被理解为现实世界的构成中介（Leszczynski， 2015），对空间关系性、过程性的多元认识（Thatcher， 2019： 76）不再完全指向基于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的意义竞争，更涉及人、技术、地理环境的反复互动，涉及话语、物质、实践等多方面的协作生产。数字地理研究提供了全新意义上的多元认识和关系性的空间生产，人与技术、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新的焦点。
　　
三、在空间生产中理解传播：数字制图术与身体移动
　　如果把空间和空间性视为多种关系的交汇，意义与信息等在不同事物之间流通、交流，亦即传播，便是空间生产得以实现的核心环节。制图术作为空间及其知识生产的关键技术，随着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嵌入，正形成地理知识生产和呈现的新方式，也催生出对传播的新理解。把实践纳入传播的范畴，亚当斯（2009/2020：186-192）在传播地理学中探讨移动与制图传播时已经指出，身体移动对城市空间的书写和铭刻不完全是一种比喻；地图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在符号的信息传递与社会建构之外，也包含身体移动所关联的多元网络。数字地理研究从制图术向数字制图术（digital mapping）的技术变迁切入，同样强调：当人与技术的关系被纳入空间性的生产过程，当空间媒介成为新的传播载体，数字制图术不完全是对地理空间的表征，传播在数字地理领域的内涵正被拓展。
　　如前面所提到的，地图作为承载空间意义的关键媒介，早已为地理学者所讨论。在地理学对地图和制图术进行意义阐释的初期，亚瑟·罗宾逊（Arthur H Robinson）和芭芭拉·佩切尼克（Barbara Bartz Petchenik）便将地图视为一个传播系统，以信息传播模型分析制图术对地理信息的编码、传递和解码（Robinson & Petchenik， 1975； Board， 1977）。人文地理学者并不满足于将制图术视为客观的信息传递，而是探寻地图作为表征符号的内在意义，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探讨制图术中隐含的权力谱系和知识政治（Harley， 1989； Crampton， 2001）。数字技术在制图术中的介入，带来了测绘技术的更新，也以新的制图方式引起对制图术的重新讨论（Crampton， 2001； Wilson， 2019： 50），最早催生了地理学者对数字技术的关注和数字地理研究的兴起。
　　地理网络（GeoWeb）和地理信息系统，特别是志愿式地理信息在数字制图术中的加入，被认为带来了超越专家掌控、公众广泛参与的新制图方式。市民收集空间信息，并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录入，将之转化为可在互联网中被分享的空间数据，再通过软件的算法分析和视觉化，形成动态的数字网络地图。数字制图术成为一项众包的社会活动（Crampton， 2017），市民在空间媒介中标记、分享空间数据，服务于地图的生成；同时，空间数据的标记和分享伴随着市民与他人的互动、交往，数字地图越发成为社交平台（Sui & Goodchild， 2011），其生产也在社交实践之中进行。数字制图术所制成的“地图2.0”，成为集纳一系列空间内容和相关服务的数据库，在公众持续的制图实践和数据的不断积累、更新中被随时改动和再生产（Kitchin & Dodge， 2007； Crampton， 2009； 2017）。此时，数字地图不再是平面的地理表征，而是可与读者或用户互动的整体环境，构成人们所体验的城市空间的一部分，人们在这里分享、相遇、交往，展开城市生活。
　　在围绕新制图方式的争议中，地理学者将对传统制图术的权力批判转向地理信息系统（Schuurman， 2000），隐私、监视等数字时代的新问题被引入制图术之中（Wilson， 2019： 54），但除了技术背后涉及的商业资本、社会不平等之外，与数字地理新的空间性理论框架相呼应，物质技术在制图术中超越人类主体的能动角色也为数字地理学者所强调。莱兹琴斯基指出，以往人文地理学更多基于人的话语进行批判，忽视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技术本体。地理信息系统作为空间媒介，依赖于计算的物质基础和代码的模式、指令，一方面难以完全被人为操控，另一方面又塑造出空间为人类所认知、所经验的形态（Leszczynski， 2009a； 2009b）。数字制图术，或者说由地理信息系统生成、分享空间数据的传播活动，是人与空间媒介之间的互动、协作（Leszczynski， 2015）。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在带有位置感知能力的移动设备上运行，公众对地图绘制的参与更不止是在到访地点之后，以技术为工具的主动标记，不止是脱离于身体实践的数字信息传送和话语阐释。人们在城市街头行走、生活，便无意识地成为“城市的数据点”（Gabrys， 2014： 38），以身体实践参与地图作为数据库的绘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一是基于公众定位大数据的“城市热力图”：与公众身体相伴的手机形成相应地理空间的位置数据，数据通过算法的空间计算而转化为人群的实时分布密度，叠加街道底图形成城市人流密度的动态呈现。二是诸如Keep、咕咚等运动应用的轨迹记录。在跑步、骑行等运动中，用户在地理空间的身体移动带动手机等设备的移动，由此在数字应用上绘制出相应的移动轨迹。这一轨迹与基于地理空间的底图相叠加，构成用户个人的数字运动地图。
　　基于身体实践的制图术并非空间媒介的独创，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论述中便讨论了欧洲早期作为行程描述的地图，区别于后来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主导的作为抽象、清晰全景的地图（德·塞托，1990/2015：204）。当带有位置感知能力的空间媒介普及于日常生活，行程轨迹的绘制就并非凭借行走者记忆的过后记录、书写，而是在身体移动的过程之中进行，人们的日常实践及其所在的空间环境被实时转化为空间数据。这种转化由全球定位系统（GPS）、罗盘、运动传感器及相关辅助应用等自动进行。这些技术集合于人们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通过连续的环境感应和位置追踪，实时抓取、记录、存储身体移动的位置、速度、方向等数据，并在与地理空间的对照中，将数据组织为可以以视觉化形式被人所阅读的多层次的地图、轨迹、图表等。机器自动生成的地图叙事，免于个人或群体有意识的阐释，以身体与空间媒介的互动而形成展演制图（performative cartography），不同于基于人类认知绘制的表征制图（Verhoeff， 2012： 145； Barratt， 2017）。与此同时，市民日常的身体移动也存在于空间媒介的持续中介之中。随身携带或嵌入车辆等移动系统的设备，通过联网传感装置、数字界面等的即时数据监控和反馈响应，借由数字地图的呈现影响人的移动实践，形成移动路径的“灵活校准”（Frith， 2015： 93）。网络地图大数据来源于日常生活，更影响人们的身体移动和目光焦点（Thatcher， O’Sullivan & Mahmoudi， 2016）。这些空间媒介中介下的日常身体移动，在实践过程中又经由空间媒介转化为空间数据，再次参与数字地图的绘制。此时，身体移动与制图术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地图的制作与阅读之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身体实践与空间媒介循环往复的相互影响，构成数字地图的持续生产，或者用麦夸尔的话来说，构成“操作化的城市数据档案”的不断发展（McQuire， 2016： 84）。这种数据档案不只作为地理知识的集合，更是人们所经验的，并在其中生活的现实城市空间。
　　数字制图术的传播实践不再只是以地理空间为客体、以技术为工具的意义阐释，更包含了作为普通市民或用户的人、作为技术的空间媒介与地理空间三者间的互动。数字地图成为人与空间技术共同生产的动态的、环境式的产物，而非人类对既有地理形态的表征，呼应于莱兹琴斯基所阐述的，空间性在技术、人类社会和地理空间三者的交汇中产生（Leszczynski， 2015）。在数字制图术的实践中，传播的内涵呈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数字地图的绘制不只是对地理空间的数字表征和信息流通，更包含了公众的交往会遇和身体移动等。空间环境在数字制图术中被转化为可分享、可操作的数据，不完全依赖于人类对符号的编码、解码。人们在日常行走的身体实践中，无需经过主动的、有意识的表达，便不自觉地参与了地理信息的收集和数字地图的绘制；同时，这种实践也在数字地图的中介下随时调整，并在持续的实践中形成数字地图的反复再创造。新的制图方式，一方面使公众成为制图术的参与者，制图者和读图者的界限消失；另一方面，地图的动态生产，及身体实践在其中的实时参与，松动了领土作为真实、动态环境与地图作为虚拟、静态表征之间的固定对应和相互区隔（Wilson， 2019： 55）。数字地图作为公众在城市之中行走、交往等社会生活实践的普遍后果，也是城市空间性的一部分。而身体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从地理知识与空间的生产上来说，同样是一种传播实践。身体的物理移动，直接对应数据的实时生成、信息的网络分享和数字地图的持续生产。曾经被区隔于不同学科的符号、信息流通与物理的移动、交通，在这里变得无法区分。这一论述与新近传播学者对身体及其他物理移动的更多观照形成呼应（Moores， 2014；孙玮，褚传弘，2019；张昱辰，2019），而数字地理学者从数字制图术出发，更强调身体作为“物”的移动本身所构成的空间和知识生产。
　　其二，数字制图术不只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借由话语意义的社会互动，媒介技术同样是地图绘制中的行动者。数字技术在脱离人类意志的自动计算中展现其物质性（Leszczynski， 2015）和组织能力，把空间环境和人类实践随时转化为数据，并通过不同设备、软件、算法等技术之间的合作，将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筛选、组织、视觉化等，从而参与数字地图作为数据库的建设和运作。数字技术直接介入对空间的排布，而不只是对空间形态的表征，数字制图术突出其非表征的一面。同时，空间媒介建构了人类所处的智能环境，人的日常互动并不纯粹存在于人类之间，非人类的物、空间等同样参与其中（Thrift， 2014）。空间媒介的算法智能与人类的认知相互协调、互动，构成人在中介化空间性中的日常实践，也促成身体实践的实时数据生产。数字制图术在人与空间技术的互动中进行。数字地理研究对于数字制图术的这些探讨，反过来指向了亚当斯展开传播地理学的前提：传播不仅是信息跨越基础设施、空间、时间的传递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是“多种人与非人类的行动者之间的会遇（encounters between various human and nonhuman agents）”（Adams， 2017）。
　　
四、人与技术的会遇：数字转向下的地理知识生产和差异性
　　在数字地理研究中，媒介被视为构成现实世界的中介，空间性被理解为技术、社会、地理空间三者持续交汇的产物，数字制图术的传播实践则突出人类身体和物质技术的参与。如前文零星提到的，数字地理学者对媒介、空间和传播的重新讨论和理解，与近年来传播学的部分新研究路径正形成对照。无论是从传播媒介与空间的融合来讨论社会和日常生活媒介化的“非媒介中心的媒介研究”（Krajina， Moores & Morley， 2014），还是以城市作为多重传播网络、重新理解传播变革的“城市传播”（孙玮，2018b），传播研究的新取向都力图撼动大众传播理论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对传播的理解，从日常实践、关系网络乃至人类主体的塑造等方面出发，超越符号的表征与流通，理解传播所包含的物理移动和技术能动性。这些新取向，和数字地理研究一样留意到了媒介技术与地理空间的紧密关联，也强调媒介的物质性，及其对空间、对现实的构成性意义。这些相似的现实判断和研究思路，隐含了传播学与地理学对人类当前处境的共同关切：他们同样面对空间媒介嵌入日常生活的经验现实，同样探讨数字技术与地理空间交织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不约而同地关注人与非人类的技术之间的日益纠缠。
　　而在共性之外，数字地理以空间为中心的视点，及其始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渊源，使其在近期诸多学科的相似转向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一支，也为传播研究在新媒介发展下的推进提供新的启发。
　　首先，相比于传播学者从媒介切入、关注新媒介介入下的社会文化、强调媒介变革力量的思路，数字地理学者更多沿用地理研究的核心逻辑，以空间为中心对人类处境进行提问，追问人在空间之中与技术的关系，强调空间性的生产在技术、社会、地理空间多方面的交汇中进行。数字地理学者在空间生产实践中理解身体移动及其数据转化的传播意义，理解技术作为超越人类的能动力量对世界的组织作用。这一聚焦于空间性生产的特殊思路，使得数字地理研究在数字化、媒介化的空间现实和社会生活之外，更关注人们认知、理解空间的新方式。此时数字技术作为人与所处世界的中介，催生出人对空间、对周遭世界的认识论变革。数字地理研究聚焦于知识生产的转向，而不只是技术工具和现实生活的变化，为数字媒介研究提供了另一层次。
　　其次，这种地理知识生产的“数字转向”，与传播地理学的“传播转向”也有所不同。传播地理学将传播过程纳入对空间和地方的生产，纳入地理学的宗旨——对地球表面现象的把握——之中（亚当斯，2009/2020：11-12），从媒介对地理的表征和组织切入理解空间和地方，以“媒介中的空间”、“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媒介”四个象限搭建传播地理学的框架。同样面对地理学的危机，数字地理研究并未通过传播的理论思路来颠覆地理学的派别分类，而是基于数字技术这一新媒介的当代变革，从地理学既有的学科脉络出发，讨论不同地理分支的变化，并在数字技术的新现象、新知识中，更加凸显中介界面、自动计算、制图的身体实践等媒介、传播的新内涵。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一转向来自日常现实的驱动，而非不同学科视角的切换，但又恰恰推动了对两个学科各自关键概念的重新理解。
　　与传播地理学区分的四个象限相似的，是前文提及的、数字地理研究所区分的三类数字地理。从两者的关联上来看，如果说“数字技术中的地理”大致对应“媒介中的空间”，同样指向虚拟空间中的拓扑关系及其社会意义，“由数字技术生产的地理”在探讨数字技术对空间及空间性的建构时，则没有区分“空间中的媒介”和“地方中的媒介”。而相比于“媒介中的地方”，数字地理研究在讨论“通过数字技术生产的地理”时也关注地理知识及其空间政治的生产，但这种知识生产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意象的表征和话语建构。当数字技术越发突出其中介而非表征角色，地理知识不完全是人运用技术对意义的表达和操控，更源于人与技术、空间环境等的多方互动；媒介对地理的组织和表征两个维度的区分，在这里同样变得模糊。数字地理研究没有刻意强调空间与地方的对立张力，而采用“地理（geographies）”这一宽泛概念描述人类所处的周遭，以空间性，即空间—社会关系，替代具体空间本身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在数字地理研究中，地理不仅指向数字技术日益渗透下的空间环境，指向具体空间的复杂意义，指向不同主体、不同位置相互勾连的拓扑关系，也指向起伏不平、疏密不均的空间分布形态。
　　尽管数字地理研究留意到数字技术超越人类、自动计算的能动性，与城市传播等研究取向的学者一样，力图打破人文学者常见的、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和对人类能动性遭遇冲击的焦虑，但是，数字地理学者仍未放弃主张地理固有的不均衡特质。空间所包含的差异与不平等或者说空间政治，一直是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学者们坦诚地探讨人与技术同为行动者的相互协商，探讨技术在人与他人相处的社会中，甚至在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类本质中的构成意义，探讨后人类（posthuman）的能动性（Thrift， 2014； Rose， 2017），与一些传播或媒介学者动摇人类中心主义（基特勒，1999/2017；戴宇辰，2020）、认为“赛博人”成为后人类传播主体（孙玮，2015，2018a）的相关讨论相呼应。而另一方面，一些数字地理学者也强调后人类的能动主体并非技术的统一构造，不同主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和多样性。这一点在目前的城市传播研究中尚未被充分讨论。罗斯借用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第三持存”，重新思考作为人与技术共同产物的后人类能动性，强调后人类的建构包含了来自技术的多种空间和时间组织，由此形成数字中介的城市中多种后人类（posthumans）之间的差异化（Rose， 2017）。对差异和多样性的强调来自人文地理学的传统，数字地理研究最初正是在对空间技术的多元批判中兴起的 （Elwood & Leszczynski， 2018），劳工、知识政治、地理政治等也仍在数字地理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Ash， Kitchin & Leszczynski， 2019）。但罗斯指出，后人类的差异并非既有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复制，学者们更应探讨原有社会差异如何在后人类中被改造，以及新的差异方式如何在社会、技术的共同构成中形成。这一提示，将关于后人类的哲学探讨拉回对社会现实的多样性考察，要求地理学者持续以批判的视角审视空间及其差异性，也为数字地理研究本身及城市传播研究等更多领域，指出了对后人类社会进行经验研究的推进方向。
　　数字地理研究在空间性生产、技术自动计算等方面的侧重，和对多元差异的一惯强调，启发传播学在理论推进中进一步考察人与技术在特定空间、特定社会实践中的纠缠和相互构成。当然，反过来说，传播学在媒介变革、社交媒体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数字地理研究一直以来的理论资源。如德布雷（2000/2014：3-4）所说，定义不同学科的并非不同研究对象，而是其进入、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视角。地理学与传播学以不同的提问方式共同关切人类在数字媒介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的处境，基于不同的视角在对话中推进各自围绕自身焦点的理论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在空间媒介深入日常生活并将不断发展的当下，可以预见两个学科的对话会更加深入，也将为我们理解人类所处的现实提供更多元的、跨越学科旧有边界的新可能。■
　　
注释：
①本文所提及的“数字技术”、“数字化”、“数字”等，皆对应于英文的“digital”，更贴切的中文译法或为“数码”，或台湾地区常用的“数位”，以区别于对应“number”的“数字”。本文沿用大陆学术界的惯常用法，仍用“数字技术”、“数字化”表示“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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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显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