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静
　　【本文提要】相较于此前多个人文社会学科蔚然成风的空间转向，欧美新闻研究领域近年来发起的空间转向具有哪些特征？本研究以托马斯·库恩的“知识发现”理论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依托欧美主流新闻学术期刊发表的222篇以重点空间概念为主题词的研究成果，展开对作为一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的新闻研究之空间转向的知识图谱描绘和引用行为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采用重点空间概念为主题词的新闻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显著提升，空间转向已初具规模。相对于媒介研究等临近学科积极的跨学科努力，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更具“内聚性”，也更倾向在方法论维度承接空间转向思潮。空间转向助推下，相关新闻研究的议题关注呈现从“新闻专业及生产过程”向“新闻报道的流通及相关受众实践”的转移，对学科研究版图产生拓展，并对地方媒体和新闻业角色等核心概念发起挑战；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对新闻研究元理论层面的改进效力，则日益成为领域内对空间相关研究价值的评判标准，亦折射出其强烈的学科化诉求。
　　【关键词】跨学科知识发现与扩散 文献计量 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
　　【中图分类号】G211
　　近二十年才渐成独立研究领域的欧美新闻研究以上世纪70年代的新闻生产社会学为基础，并不断进行学术合法性的争取（Carlson， Robinson， Lewis & Berkowitz， 2018）。面对剧烈变迁的媒介生态和激烈的学科间竞争，既有新闻社会学路径追求“一致性”和“概括性”的研究取向被批评存在严重的“时间偏好”，难以有效促进新研究的开展。寻求改变的驱动下，多位学者发起“空间转向”的呼吁。相对于本世纪初蔚然成风的空间转向思潮，十多年后新闻研究开启的“空间转向”受哪些因素促动？吸纳了哪些资源？又激发了哪些学术创新？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作为一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的新闻研究之空间转向展开知识图谱描绘和引用行为分析，为更好地把握欧美当代新闻研究中的相关进展，展开批判式的借鉴提供参考。
　　
一、作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的新闻研究之空间转向
　　（一）地方概念的跨学科扩散和两种维度的空间转向
　　“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以来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事件（陆扬，王毅，2006：212），对其的理解首先要参照地理学在近代的边缘地位以及空间在社会理论中的缺席（Augé， 1995）。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促成知识界形成“空间屈从于时间”的认识。Soja将此总结为“过于强调历史处境而隐没和边缘化了地理或空间想象”（Soja， 1989）。在此背景下，作为学术思潮的空间转向可被理解为地方（place）概念在地理学的崛起及空间理论的跨学科输出（Warf， 2009：1）。
　　进程的开端是当代地理学的范式革命。20世纪中期地理学占主导的是数理思维的空间科学，一度忽视了空间中的人性化因素。作为抵抗，Yi-Fu Tuan、David Seamon、Edward Relph等学者指出地方不仅是空间的组成部分，更涉及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Yi-Fu Tuan（1970）提出独立于空间（space）的地方（place）概念——空间是行动的和流动的，而地方是停留的、生成的、卷入的，充满了社会关系和意义建构。这种崭新的定义方式将“地方”提升至地理学的核心，带来“地方/场所主义”范式的兴起（冯雷，2008）。此后，Relph（1976：43）进一步沿着胡塞尔的路径，发掘地方概念的心灵维度；Edward Casey等人（1976/1993/2005）也不断拓展地方概念的存在主义意涵，发起对“物化空间”观念的检视（索亚，1989/2004：157）。
　　20世纪80年代后，地方概念向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扩散，并在不同学科领域呈现出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化推进。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与文化研究结合，引入权力视角深化对地方的研究（Seamon， 1979；Massey， 1993；Creswell， 2004）。但Lefebvre（1991）和Harvey（1985）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并不过多将地方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更注重其所提示出的空间的“社会性”对批判资本主义运作结构的积极意义。随后Soja和 Foucault等学者加入，以及人文地理学与后结构主义的融合（Davis， 1984），社会理论中的“空间转向”开始从认识论（作为研究对象）向方法论（作为研究路径）维度倾斜。Jonathan Murdoch将这一转变描述为，“为了更好地研究权力和关系网络及其空间进程，不再寻求一致性，而是更多强调各种地理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Murdoch， 2010）。
　　方法论维度的空间转向对原有社会理论偏好单一线性历史进程和普遍规律的元理论取向产生剧烈冲击，也推动了空间理论在其他学科的扩散。此后的许多理论——如场域、行动者网络、后殖民主义、网络社会、新制度主义等——都蕴含了明显的空间化思维（Arias， 2010）。2000年前后，全球化和新技术强化了对变化中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经验的广泛关注，更多学科宣告了自身的“空间转向”。地方概念和空间理论在跨学科扩散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调整，成为一个跨学科的议题领域，既反映出其显著的学术启发力，又折射出不同学科领域各自的知识吸纳逻辑。
　　（二）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的呼吁
　　相对于本世纪初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欧美新闻研究对空间转向的呼吁于近十年来初具规模。虽然早期新闻研究中也有对新闻事件的地点以及报纸在地角色等议题的讨论，但地方研究仍被认为严重不足（Hallin， 1986：146-196；Peters， 2015；Usher，2017， 2019），地理学也并非此前新闻研究领域的重点理论来源（Steensen & Ahva， 2015）。这种相对的疏远与新闻研究领域的元理论取向有关。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当代欧美新闻研究起航于2000年前后，旗手学者Zelizer在学科脉络回顾中承认美国媒介社会为“新闻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指出其诸多缺陷：这一路径以20世纪70年代几项著名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为范例（exemplars），关注“常规”而非“个例”，关注“普遍规律”而非“差异或变化”，关注少数大都市地区“精英媒体”，并认为其可以代表“美国全貌”（Zelizer，2004）。这种追求“一致性”和“概括性”的元理论取向被指责存在严重的“时间偏向”，愈发难以有效解释新闻业面临的复杂变化（Dickens， Couldry， Fotopoulou， 2015）。
　　迫切寻求改变的驱动下，曾一度被忽视的空间和地方相关理论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012年前后，定位新闻和超本地新闻研究陆续涌现（例如，oie， 2013；Hess & Waller， 2015；Oppegaard & Rabby， 2015；Schmitz Weiss， 2015）；2015年Journalism studies杂志刊发“新闻受众的空间与地方”专题，讨论变化了的空间和地方经验对新闻消费产生的影响；2019年，Communication Morgah杂志推出“新闻地方”（Journalism Place）专刊，提议将“地方”列入新闻研究的核心概念（Usher， 2019）；紧随其后，Jouralism杂志2020年联合卡尔斯塔德大学地理媒介研究中心刊发“小城镇新闻业”专题。而此前不久，曾一度是美国媒介社会学经典分析路径——分层分析的代表学者Reese也对其原有的“线性思维”展开反思，呼吁新闻研究进行“空间转向”（Reese，2017）。上述研究的规模化出现体现出地方概念和空间理论在新闻研究领域认可度的提升。在空间转向思潮的背景下，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亦可被视为一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对重点空间概念扩散轨迹的分析有助于探知其进展和特征。
　　
二、文献计量方法支持下的空间知识发现与扩散分析
　　（一）跨学科知识扩散分析与知识发现
　　科学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领域的知识被应用于其他多个领域的研究统称为知识扩散（Liu， Rafols & Rousseau， 2012）。由于跨学科知识扩散带来的学术启发力，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广泛研究。例如Tsay等利用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方法，对1998-2010年引用重要信息科学期刊文献的学科和主题进行分析，发现与信息科学产生知识流动的领域主要是其本身（Tsay & Ming-yueh， 2015）。邱均平等则通过引文分析方法，利用Citespace分析了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扩散的多样性和凝聚性，研究了不同学科间的知识扩散规律（邱均平，曹洁，2012）。总体而言，知识扩散研究普遍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知识图谱工具，并在分析路径上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托马斯·库恩为代表的知识发现理论的启发（Paisley， 1989；Chen， 2006；侯剑华，胡志刚，2013）。
　　以《科学革命的结构》闻名的托马斯·库恩在其1979年补充的后记中着力强调自己关注的一直是科学发展方式的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库恩转向概念语典（Kuhn， 1987）研究，力求展示作为小规模“革命”的“知识发现”如何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李醒民，2004）。“知识发现”指的是常规科学对新颖事实的消化过程，既受到本学科范式指导，又是颠覆（至少是部分的）原有的分类体系和理解方式，并在研究共同体层面对新的概念或内涵形成新共识的过程（库恩，2012：44-49）。从路径上看，科学进步由不断的知识发现构成，①而在分析方法上，库恩推荐了正在兴起的文献计量研究（Kuhn， 1970：176）。文献计量方法整合和分析与一个学科公开发表的书籍和刊物的相关数据，用以展现特定的历史进程以及评估研究成果、个人、机构等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Pritchard， 1969）。计量的重点是已发表学术成果之间的概念共现和引用。共现分析有利于区分不同的学术共同体——特定的研究共同体往往使用大致相同的概念语汇和研究方式（Borgman， 1989）。引用分析则依托“假设导向”（artifact-oriented）——认为引用的前人研究会对新研究的假设或情景判断产生影响，引用的级别、频繁度、走向等可以用来回答“谁与谁有关联”的问题。概念共现和引用分析因此有利于追踪跨学科知识的扩散，也就是特定概念和理论被另一个领域“发现”的过程（Paisley， 1989），并帮助评估学术发展——当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引用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则可能是科学革命之时（Small，1988）。
　　（二）新闻研究领域空间知识发现与扩散的分析路径
　　库恩为代表的知识发展观下，空间知识的跨学科扩散已经激发了大量生产力。SSCI收录的核心期刊中，仅以“空间转向”为关键词的研究就有2800多篇，并呈逐年上升，学术专著中也不乏重量级成果。②而如果要考察空间转向思潮在特定学科中的扩散过程，则需同时考虑该学科自身的知识发现逻辑（Rafols & Meyer，2009；宋凯等，2017）。虽然吸纳新知会带来启发，但也会对既有共识产生冲击，从外部看来的研究进展可能是一系列的世界观转变（Kuhn， 1987）。空间转向的积极推动者Santa Arias就曾表示他在1996年读到Soja的《后现代地理》后，颠覆了自己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发生方法论上的震荡（Arias，2010）。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困难、受多重因素影响，却不一定保证“成功”。比如虽然数字技术促发的多元化媒介和地理经验被认为推动了媒介研究和地理学③这两个原本没有相近主题的研究领域④出现融合（Falkheimer & Jansson， 2006），但许多学者还是认为大部分媒介地理学的成果仍受制于地方和全球、地方与空间、生产和分配/消费等二元对立的束缚，有着各自的视角差异（Christophers， 2007）。由于既有研究范式的偏重，许多未被消化的新知可能被研究共同体暂时搁置，或者划为其他学科应该研究的问题。作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的空间转向，在知识发现的意义上可用于反思所涉学科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过程。受此启发，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展现出哪些知识发现逻辑？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聚焦欧美主流新闻研究期刊中在题名、摘要、关键词等主题词⑤位置采用了核心空间概念的研究成果，展开对新闻研究之空间转向进程的知识图谱描绘和引用关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重点文献展开引用行为分析，⑥力求在充分呈现相关研究进展的同时折射其知识吸纳逻辑。具体操作中，采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⑦选取Journalism 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Practice和Digital Journalism四本期刊为考察重点。⑧以从空间转向思潮中梳理出的“space”、“place”两个核心概念⑨为主题词（但排除make space for、take place等无关词组），时间段设定为（2011-2019），⑩检索出有效文献222篇（文献类型包括综述、研究论文、书评）。虽然并不能确保涵盖所有新闻空间相关研究（这个边界可能是模糊而开放的），但相关引用行为研究已显示出共识，概念使用和学术引用是学科的集体行为（White & Wang， 1997），上述收集方法已经可以折射出新闻研究领域空间知识发现和扩散的基本轨迹。
　　
三、新闻研究领域空间知识扩散及其转向特征
　　（一）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初具规模
　　既有跨学科知识扩散研究中，多样性（diversity）和凝聚性（coherence）是两个重要指标（Rafols & Rousseau， 2012），以其来观察新闻研究领域的空间知识扩散，可以看到无论是研究数量、影响力还是研究议题的内部结构等方面，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都显现出较明显的多样性和凝聚性，已经初具规模。
　　1.使用空间主题词的新闻研究数量大幅提升
　　文献检索显示，近十年间四本核心新闻期刊中在主题词位置使用了地方（place）或空间（space）概念的研究数量达222篇，占同期发文总量的近10%（总数为2491篇），且年度数量显著上升（图1　图1见本期第84页），其中不乏许多高影响力的成果，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数据库提示，领域内（传播研究大类）热点论文为Thomas Hanitzsch和Tim P. Vos（2018）的《走出民主的新闻：一项针对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新闻业角色的回顾》。该文认为此前聚焦民主功能的新闻定义已不能很好解释很多非政治以及非西方新闻实践，在话语制度主义（方法论维度空间转向中的重要代表）的启发下，他们将新闻业定义为关于新闻业认同和社会地位的话语建构。其次的高被引研究是Lasorsa等（2012）的《常规化Twittter：一个正在兴起的传播空间中的新闻实践》（被引350次），考察主流新闻人如何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改变和协商原有的专业理念。还有Hermida和Alfred（2013）的《重塑新闻研究的Twitter研究》（被引108次），将Twitter视为网络化的传播空间（a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space）。运用空间知识，这些研究涉及社交媒体、受众关系、新闻业角色等多个重点新闻议题，显示出空间知识与新闻研究存在较高的融合度（而非只涉及边缘议题）。
　　2.新闻空间相关研究的议题分布呈较高内聚性
　　将此222篇文献导入Citespace软件，时间切片为1，节点类型为主题词，阈值为30%，导出高频主题词通量图（图2　图2见本期第85页）显示，相较于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传播学中的临近分支媒介研究对空间性、地方尺度等核心空间议题的积极讨论（例如，Couldry，2002；Livingstone & Sonia，2007；Adams，2017），新闻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在研究议题上更具“内向性”。Journalism仍是其中突显值最高（5.11）、新颖度最高（9.49）的主题词，许多研究以“新闻业”来操作化空间概念（如place of journalism work，spatial journalism，journalism place等），用以更好地分析新闻议题。
　　对高频节点的聚类计算得到7个高效聚类[11]（聚类值均高于0.7，见图3　图3见本期第85页），编号从小至大聚类规模依次递减，模块颜色越浅聚类越新。其中的最大聚类0关注借助社交媒体提高新闻生产的透明性；聚类1关注新闻业文化和共同体整合功能；聚类2关注新闻研究方法论的提升；聚类3关注社交媒体及其媒介逻辑；聚类4关注边界工作和变化了的新闻业角色；聚类5关注公民新闻和新形态的地方报道；聚类6关注地方媒体的经营战略。从上述广泛的议题分布来看，新闻空间研究主题结构在差异性和凝聚性上均较明显，空间转向已初具规模。
　　（二）新闻研究空间转向的方法论偏好
　　为呈现新闻研究领域空间知识的引用来源，本文对此222篇研究进行了引用关系分析，发现新闻研究对空间知识的吸纳有较明显的方法论维度偏好，采用中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新闻重点议题是较普遍的知识吸纳策略。
　　1.新闻空间研究引用来源的基本分布
　　将节点类型选择为“共被引”，阈值选为前50%，[12]时间切片为1，最大引用长度设置为50，得到8843个引用。从高频被引文献列表（见表1）中可以看出，新闻空间研究的引用来源以领域内空间相关文献为主，其中最大的节点是Danel C. Hallin（2004）的“比较媒介制度”，该研究受地方概念所提示出的社会进程的地区差异启发，不仅呈现出不同区域和政治体制中的媒介制度和新闻业角色差异，还同节点四—Mark Deuze（2005）、节点九Kovach & Rosenstiel（2007）一起对根植于美国的许多新闻研究核心概念的适用性提出挑战。第二大节点为Lewis（2012），采用边界隐喻描述新闻生态变化。之后是一组经典新闻社会学研究，包括Gans（1979）、Tuchman（1978）等涉及新闻地点和新闻生产过程的研究，以及Zelizer（2004）对新闻研究学科属性的讨论。结合引用关系的数量及组合方式可以看出，对新传播环境的考察和与本领域内经典研究的对话是新闻空间相关研究的重点考虑范畴（图4　图4见本期第86页）。
　　2.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的引用关系侧重
　　高频共被引列表中来自地理学空间研究的长距离引用相对较少，仅有段义孚（1970）和David Harvey（1989）进入前50，提示将地方或空间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对地理学议题进行回应的新闻空间研究相对有限。更受偏好的是在方法论维度发生空间转向的部分社会理论和媒介研究学者，例如Henri Lefebvre（1991）、Pierre Bourdieu（1984）、Pierre Bourdieu（1977）和Nick Couldry （2012）等，其共同特点是将空间理论引入社会空间分析——用以解释变化了的社会空间与自主性的行动者之间的建构与争夺——被归纳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中层理论”的空间转向（Meso-Level Spatial Approaches， Lowrey & Sherrill， 2019）。
　　对共被引文献的聚类更直观地呈现出空间知识与新闻研究领域的融合方式。所得到的7个高效（轮廓值都大于0.7）共被引聚类（图5　图5见本期第87页）中，聚类0（地方/社区媒体的新闻生产）、聚类3（替代媒体和多元化的新闻叙事）、聚类4（新闻业的社交媒体使用）、聚类6（新闻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改进）、聚类7（数字时代地方媒体的经营方式）为2017年前出现，相互之间有较多被引关系重叠，关注重点以专业新闻业为主。2018年突发式地出现了一个高密度的聚类5，关注新闻业的政治角色和共同体整合功能，与美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有关；两个最新出现且规模较大的聚类1（新闻业的边界变化）和聚类2（社交媒体中的受众研究）提示“新闻报道相关的受众实践”成为空间概念相关新闻研究的新近重点。
　　3.新闻研究空间转向背后的学科化逻辑
　　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的方法论偏好与其自身的学科化历程不无关联。虽然关于新闻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y）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近二十年的事（Carlson， Robinson，　Lewis & Berkowitz， 2018；白红义，2018），职业教育的出身使其在学科地位上一直遭遇“赤字”（Wahl-Jorgensen & Hanitzsch， 2009：6；Singer， 2008）。出于对新闻业研究价值的认同（Zelizer，1993；Carey， 2000），2000年后开启的新闻研究学科化是一场努力将研究重点从“伦理规范”（早期德国研究）和“内容效果”（大众传播范式）转移到对“新闻业和新闻文化”的学术共同体凝聚的历程（Peters， Broersma， 2018）。受此学科化承诺号召，新闻学者的空间研究更多关注地方媒体机构的生产实践以及如何运用空间（移动、定位等）技术（Goggin， Martin & Dwyer， 2015；Weiss， 2018等），并坚持认为相比于其他竞争者，专业新闻人对地方道德更具支撑作用（Wiard & Pereira， 2018）——新闻业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成为重要的研究前提。
　　不断增强的理论意识也是近年来学科化的重点（Ahva & Steensen， 2019），新闻研究因此在新理论引入上持有比许多传统学科更开放的态度（Dickinson， Matthews & Saltzis， 2013），从而为吸纳空间理论开辟了更多行动可能。比如Schmitz Weiss（2015）将Yi-Fu Tuan（1977）和Tuchman（1978）的《做新闻》整合为基于地方知识（place-based knowledge）的空间新闻业（spatial journalism）（被引数35次），为开启新闻地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Usher， 2018）。又如Chris Peters（2015）的研究，使用Yi-Fu Tuan（1977）和Henri Lefebvre（1991）等空间理论分析受众的日常生活。试图走出大众传播范式的当代新闻研究曾一度避开受众研究，但面对社交媒体的崛起，新闻研究开始积极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日常生活”、“场域”正好为分析新闻业与受众间不断变化的相对位置提供了视角。
　　学科建制中学术期刊的编辑方针也对新闻研究的中层理论偏好起到引导作用（Loffelholz， 2008；Erjavec & Zajc， 2011）。期刊不仅记录，还对本研究领域起到认证和权威授予的作用（Brienza & Casey， 2015）。新闻研究领域的四本核心期刊在办刊宗旨中都强调了对经验研究的偏好，反映在新闻空间研究，许多学者会认为现象学或人文主义的日常生活以及地方（place）概念过于抽象不能直接用于新闻现象分析，转而使用社会学的中层空间理论（Peters， 2015；Weiss， 2015；Usher， 2019；Gutsche， 2019）。如此的知识吸纳逻辑显然会折损空间转向思潮的丰富呈现，但也促成了新闻空间研究对“现实经验反常”的格外敏感。
　　虽然全球化和新技术引发了诸多改变，但其被纳入学术研究的方式和程度还要受到学科敏感度的调节。图2所示的高频主题词中，除了journalism，第二、第三具有高突显和高新颖度的分别是web和interactivity，提示使用空间主题词的新闻研究对新闻消费方式的变化尤为敏感。高被引文献（见表1）中较高中心度的节点是Singer（2011）的“参与式新闻”和Lewis（2015）的“新闻边界”，两篇研究都聚焦环境变化如何影响新闻的意义生成。现实反常促成新研究的开展，并推动新闻空间研究看到更多的问题。由于地方新闻业的生存困境，对其经营策略的研究（Konieczna，2018；Olsen， Kammer & Solvoll， 2020）也展现出地方新闻业差异化的角色认知；大选报道中美国的区域政治分化凸显了支持地方媒体和整合政治认同的必要性，进而推动对在地受众体验的充分考察（Usher， 2019；Napoli，Philip， 2019；Gutsche， 2019）。这些研究一旦发表便呈现出范例的优先性（库恩，1980），开启了新的增长点。
　　
四、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中的知识创新及最新走向
　　空间知识发现的推动下，近十年来的新闻研究在“新闻地点”、“地方中的权力”、“超本地新闻”和“新闻所根植于的地方”等多条线索中展开了积极的知识创新，并在2018年前后发生了引用结构的转移，强化了研究范式中的空间化思维。截至2020年，欧美新闻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空间转向均在稳步深入，并以后者为本研究领域更为显著的特征。
　　（一）新闻研究领域空间转向中的知识创新
　　1.定位技术带来“新闻地点”的浮现
　　相对于早期研究对国别差异的关注，当代新闻研究对地方和空间概念的规模化使用首先受到新兴定位技术的激发。地点是新闻的基本要素，但此前并没有被充分研究（Erdal， oie， Oppegaard， Westlund， 2019），定位技术使对新闻地点的操作成为可能。早期定位研究更多从应用层面看能为新闻生产做什么（Nyre， Bjornestad， Tessem & Oie， 2012；oie， 2013）。通过对重点个案的分析，定位技术被认为有助于帮助受众找到特定地点关联的新闻，或者确定新闻的发生地（Wilken & Goggin， 2014；Goggin， Martin & Dwyer， 2015）。然而由新技术驱动的经验研究的共同问题是其研究对象自身的不断迭代（Erdal et al.， 2019）——曾经的研究案例常常在几年之后就成为“僵尸应用”（Evans，Saker，2017：69），即使选择曾获奖的定位应用，比如Schmitz Weiss以NBC的突发新闻Breaking News为个案，后者也在2016年因盈利不佳而关闭（Weiss， 2018）。这些现实迫使定位新闻研究者们将研究对象从机构媒体的生产转向新闻报道（news）的流通（例如Goggin， Martin & Dwyer， 2015），并极力提高自身的抽象层次。
　　为更好地对位置进行概念化，Schmitz Weiss认为地方概念有助于完善定位新闻的研究框架（Weiss， 2019）。位置分发体系下，虽然消费者离新闻事件位置越近体验就越好（Nyre， Solveig， Tessem & Oie， 2012；Oppegaard & Rabby， 2015），但如果一个新闻事件没有明确的地点，就很难在系统中归类（Oie， 2013）。引入地方概念有助于融入更多的受众经验、意义和场景。媒介因而可被定义为一种混合的空间（Frith， 2015），其中既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数字信息的流动和新闻消费带来的开放性的社会互动。Weiss提出一套“空间—新闻业”（Spacial-Journalism）的生产模式，既与特定物理位置相连，又可以溢出地点，面向更广泛的公众进行传播（Weiss， 2018：51）。虽然受众的物理位置偏好依然显著，但Schmitz Weiss不建议用原有的“本地”（local）或“社区”等概念来限制“空间—新闻业”的多元实践，与地方的联接方式可以是物理的，也可以是增强现实甚至是虚拟的（Weiss， 2019）。
　　2.“地方中的权力”反思共同体理念的局限
　　虽然本轮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凸显于2010年前后，但许多新闻空间研究都曾将学术脉络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Weiss， 2015；Hess & Waller， 2015）。早期芝加哥学派将新闻作为共同体的粘合剂（Miller， 2018），帕克发现报纸可以促进移民融入、塑造新的城市认同（Park， 1923）；杜威则更关注在地共同体生活中的交往、共享及其民主价值（Dewey， 1927/2012）。虽然并未明确使用“地方”概念，但由于当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报纸和小型杂志，这一阶段的新闻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地方媒体”研究。即使在电视和全国型报纸成为主流媒体以后，对地方的承诺依然被认为是新闻业的重要价值基础。甘斯认为（Gans， 1974/2004）小城镇报纸承载了新闻业田园牧歌式的准意识形态（para-ideology）。
　　此后的新闻研究曾一度被纳入大众传播学范畴，但为了抵抗效果范式以“时间对空间的消灭”，凯瑞从芝加哥学派重新出发，强调传播的“空间仪式”。其地方概念相较于杜威的“在地生活方式”更加强化了“区域共同体”的社会关系意涵。新闻对地方的承诺窄化为对地方事务的报道（Hardt， 1999），以及成为相对于“全国”的“本地”（local）利益代言人（Barnhurst， 2016）。这些一度的共识在数字技术和美国政治分化中遭遇挑战（Abernathy，2018；Ferrier et al.， 2016；Napoli et al.， 2017）。新一轮经济压力使地方报纸大规模关停，广告商转向社交媒体，人们开始担心地方受众的权益（Ali， 2017），进而引发对地方媒体的复兴热情（Richards， 2014；Williams et al.， 2015；Konieczna， 2018）。
　　Usher对新闻地方的研究呼吁也是在此情境中展开，她认为由于“新闻的地方”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导致新闻业原有社会关系发生脱节，从而危害到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团结。这里的地方概念引自玛西和哈维，用来强调与特定区域相连的社会关系。受Usher启发，Jouralism杂志2020年联合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地理媒介研究中心合作了“小城镇新闻业”专题，认为既有对地方媒体的理解过于依托都市大报，而忽略了小城镇新闻形态和角色上的多元性。这些研究从小城镇的位置和文化关系出发，将小镇报纸作为另类的媒体类型，认为虽然主流大报在衰落，作为地方纽带的小镇报纸则仍在创新，是新闻业的希望所在（Rnebring， Kingsepp & Mller， 2020等）。
　　上述新闻地方研究虽被学者Gutsche赞誉具有挑战核心难题的勇气，但却忽视了宏观权力结构而很难真正解决信任危机（Gutsche，2019）。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已提示出，以社区、共同体来理解地方的方式含有价值上的缺陷——共同体的边界总会涉及一些人被纳入，另一些被排除（Cresswell， 2004）。即使是公益型或者众筹式的地方报道项目，也总是会遗漏一些对媒体信任度较低（Andrea， Ford & Nechushtai， 2019）或者社会资本缺乏者（Robinson， 2018）。Gutsche因此将journalism作为一种话语制度，而非本质化为是机构媒体和专业新闻人专有，通过分析不同媒体营造“这里/那里”、“我们/他们”的边界工作，呈现多元行动者在塑造地方认同以及话语权威中的竞争（Gutsche， 2014；Gutsche & Shumow， 2017）。令人乐见的是，Usher等学者已经在2020年关于新闻制图实践的研究中纳入了权力维度，来进一步思考新闻权威和公众信任等问题（Usher， 2020；Griffin， 2020）。
　　3.超本地新闻对“地方媒体”的概念重审
　　地方媒体概念的另一个模糊之处在于其报道从来都不只是地方，还会受到媒体机构逻辑的引导（Funk， 2013），这种交织在超本地新闻中更为明显。新技术支持下，大量小型的、数字化的地方报道项目纷纷出现，被泛称为“超本地新闻”。对其的研究涉及规模、结构、经营模式等，许多学者认为超本地新闻可以更好地报道本地事务、支持本地立场，动员地方参与（Baines 2010/2012；Ryfe & Mensing， 2010）。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上述热情未免过于乐观。超本地新闻业的运营大都十分不稳定（Kurpius， Metzgar & Rowley， 2010），许多并非那么专注公共议题，报道的地理范围也较为模糊（Ali， 2017）。澳大利亚学者Hess认为，尽管在数字媒体时代，与特定地理区域的关联对于新闻业来说仍旧十分重要，但对“本地”（local）这个概念，则需要借助“积极的地方”（Massey， 1995）来重新理解（Hess， 2013）。
　　“积极的地方观”烛照下，本地是实在、物理的，也可以是开放的。超本地新闻提供的是一种跨空间、跨平台的“地理—社会”（geo-social）新闻——既将新闻置于特定的区域，又强调其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境的关联（Hess， 2013）。评价本地新闻的标准不再只是盈利和权力制衡，还在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凝聚和分享。已有学者关注到超本地新闻价值中的互惠性（Holton et al.，2015）。Hess进一步认为互惠来自于超本地新闻对受众“地方感”的营造。与单纯的定位（locative）不同，地方感可以用来解释人们即使并不身在某地，却仍能将心理、体验与特定区域相连（Hess， 2013）。由此，新闻的在地角色走出了政治和专业框架，从报道和监督地方拓展到对受众“共享地方感”的营造等具身的社会文化实践（Hess， 2015）。地方新闻业被认为是共同体理解自身的方式（Gutsche，2014），是一种存在的文化氛围（Ali， 2017）。
　　4.“根植地方”对“表征地方”的补充
　　英国学者Rogers进一步将超本地新闻的研究价值从营造地方感拓展至媒体自身的根植性等问题。在他看来，超本地新闻是一种二元性现象（phenomenological duality），一方面是根植于既定环境的情景化的媒介工作，另一方面又处于流动的社会、专业文化和技术网络中（Rodgers， 2017）。这种理解方式受到莫利（Morley， 2000）和库尔德利（Couldry， 2004）的启发，但不满足于前两者对受众体验的侧重，以Rogers为代表的新闻空间研究更关注新闻生产，以及新闻业自身的体验、寓居和实践。
　　在表征地方（Robinson， 2019）的基础上，引入地方概念的新闻生产研究更关注所处物理环境或情境对新闻生产和意义生成的影响。这一路径可追溯至塔奇曼（Tuchman， 1978），但其现象学视角在媒介社会学主导的新闻研究中一度未被充分推进（李红涛，2018）。新一轮地方研究既关注新闻生产空间的外部形态和位置，比如Wallace认为新闻建筑是媒体与公众关联的表征（Wallace， 2005）；也涉及编辑部的内部布置，比如Robinson发现在从印刷到数字生产的编辑部实体空间重新布局中，传统新闻人感觉自己在被边缘化（Robinson， 2011）。Usher则以哈维的三重空间（Harvey， 2012）为框架，综合分析了美国报业搬迁潮中新闻空间所发生的多向度调整，认为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对传统新闻生产依然重要，新闻业的内外关系正在经历剧烈变迁（Usher， 2016）。
　　但是关注新闻生产物理空间的变化不能走向一种新的环境决定论，媒体的报道或表征功能仍起到重要作用。Rogers引用Livingstone的双重表述（Livingstone， 2007）概念，将新闻业的地方报道理解为一种整合实践（integrative practices），既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又以不断调整的媒介形式实现着与其所在城市公共领域的关联（Rodgers， 2017）。从这个意义上，关注新闻实践的根植性是从物质和过程层面对既有新闻业角色及其与地方间“表征”关系的积极补充。这会带来既有新闻认知模式的转变，2020年，已有学者开始采用VR技术来试图帮助新闻地方来阐述自身，利用媒介化的环境激发用户的情感和能动卷入（Kukkakorpi & Pantti， 2020）。
　　（二）新闻研究领域空间相关研究的最新走向
　　除了在研究对象上的拓展，2018年前后新闻空间相关研究的引用关系结构还发生了较明显的转移，提示空间视角下的新闻研究发生了渐进式的“革命”，在元理论层面采用更多的空间化思维成为新闻空间研究的特点。
　　1.新闻空间相关研究的引用结构转移
　　如图4显示，2018年前后在原有交错的引用版图之外新出现了两个较大规模的自然聚类，提示新闻空间研究的引用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移，也就是具有了“科学革命”（发展）的可能。在对新研究的启发力上，2018年以后出现的聚类1和聚类2明显更受关注。虽然与20世纪70年代经典新闻理论关联较少，这两个聚类的施引文献却在受众研究和改进新闻研究路径等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比较典型的如Carlson对新闻元话语的重新界定（Carlson， 2016），以及Peters和Broersma的“重新思考新闻”（Peters & Broersma， 2016），这些研究普遍不满足仅仅思考新闻专业的文化和实践，而将概念重点放在更广泛的新闻“场域”或“生态”这些空间隐喻，来审视多元行动者之间的边界重构。
　　受到上述新路径启发，相较于一度偏向“职业”和“机构”而窄化（Revers & Brienza，2017）的主流新闻研究，新闻空间研究的重点已逐渐从新闻业溢出（Deuze & Witschge，2018），转向对流通中的新闻报道（news）及相关受众实践。但这场革命的意义并不止步于研究对象的拓展，而是更进一步提出了不同于经典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元理论取向。
　　2.转向空间化思维的新闻研究
　　如果说早期采用地方概念的受众研究集中于对变化了的新闻消费场景的关注（Broersma & Peters， 2012），接下来的研究则看到了受众空间背后更为多元的关系变化（Peters， 2015）。将新闻消费与其他媒介实践截然分开越来越困难，用户可以跨越多个媒体平台展开资讯生活（Schrode， 2015），并通过流动的空间来定位自身和表征日常（Jansson & Lindell， 2015），地点成为理解新闻对于受众日常生活重要意义的理论资源（Peters & Broersma， 2018）。受众的崛起还带来新闻生产和流通的整体变化，转向更为关怀的、同辈生产的混合形态，共享聚合的、虚拟的新闻地方（Papacharissi， 2015）。新的协作生产网络的结构化和权力等问题（例如，Hellmueller，Lischka & Humprecht， 2020；Usher， 2020）成为新进的研究热点。
　　混合式的新闻生产和去中心的媒介生态激发出对“何为新闻”及其作用方式的元理论调整。新闻报道的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受众意识的提高使接近性被优先强调（Jenkins & Nielsen， 2020），此前被漠视的情感、在地意义等要素也被重新理解。新闻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对民主的支撑（Hanitzsch & Vos， 2016），而是拓展至受众/用户的日常生活，作为社会存在和连接的基本方式（Papacharissi， 2015）。场域、生态、网络化的传播空间（networked communication space）等大量空间隐喻出现在新闻研究中（Haak， Parks & Castells， 2012；Anderson， 2010；Hermida， Alfred， 2013），这是一种与以往线性的分层分析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更为“空间化”地展现出新闻机构和新闻业日益模糊的边界，跳出原有的机构容器，面向新闻流通的过程和复杂情境（Kligler-Vilenchik & Tenenboim， 2020； Tenenboim & Kligler-Vilenchik， 2020）。
　　这是Reese等学者所更乐见的空间转向，在研究路径上采用更多的空间化思维或在概念指涉中采用更多空间化的思维（Reese， 2017）。相对于形成确定的界定性概念（Jensen，2013），隐喻的方式在很多经典媒介社会学者看来可能还不够成熟，甚至被批评为落入“新描述主义”的陷阱（Benson， 2014）。但对于迫切需要提高自身学术地位的新闻研究（Singer， 2008），面对社会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普遍感知的“反常”，空间隐喻可以推动对问题的聚焦和向概念的过渡（Kuhn， 1989），协助展开实验性的探索，推动新闻研究领域的不断适应和提升。
　　
结语
　　本研究以托马斯·库恩的“知识发现”为基础，采用文献计量方法，依托欧美主流新闻研究期刊中发表的222篇以重点空间概念为主题词的研究成果，展开对作为一场跨学科知识扩散事件的“新闻研究之空间转向”的知识图谱描绘和引用行为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采用重点空间概念为主题词的新闻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显著提升，空间转向已经初具规模。相对于媒介研究等临近学科更积极的跨学科努力，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更具“内聚性”，也更倾向于在方法论而非认识论维度承接空间转向思潮。空间转向下，相关新闻研究的议题关注呈现出从“新闻专业及生产过程”向“新闻报道的流通及相关受众实践”的转移，对学科既有研究版图产生拓展，并在地方媒体和新闻业角色等概念上对既有学科共识发起挑战；而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对新闻研究元理论层面的改进效力，则日益成为领域内对新闻空间相关研究价值的评判标准，亦折射出其强烈的学科化诉求。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是参照空间转向的整体思潮及其跨学科扩散的学术事件而言，具体体现为地方概念及相关空间理论在当代新闻研究领域日益规模化的应用，而非学科层面的单一方向的整体转型。在日益多元化的新闻研究领域（Craig，2019），采用任何单一范式来展望未来都未免过于简化（Ahva & Steensen， 2019）。面对剧烈变迁的媒介环境，既有概念和理论体系遭遇激烈挑战（Dickinson， Matthews & Saltzis，2013）的新闻研究正在积极吸取各种有益的跨学科资源，以更好地理解新闻和新闻实践（Carlson， Robinson， Lewis & Berkowitz，2018）。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进程既受到地方和空间理论的启发，又受到自身学科化诉求的调节。我国学者在吸收欧美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需同时意识到其所展开的特定情境，既关注到相关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带来的方法论革命，也需对欧美新闻研究所未能充分吸纳的地方和空间理论资源在我国媒介和新闻研究中可能的启发价值持有自主的敏感性。■
　　
注释：
①库恩指出，知识发现是研究共同体的共同事务，为此他举了氧的发现为例——有至少三个科学家与氧的发现有关，但其中两个只是得到了氧，却将其认定为“燃素”等别的物质，经过了几十年的集体调整，作为一种新的物质的“氧”才被普遍接受。
②例如，Baker, M. C. & BakerM. C. (2003). Lexical categories: Verbsnouns and adjectives (Vol. 10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eryn, T. F.(2000).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6(1)463-496; LowS. M.& Lawrence-ZúnigaD. (Eds.). (2003). 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Locating culture (Vol. 4). Blackwell Pub等。
③媒介空间相关研究参见，Couldry, N. & McCarthy, A. (2004). Media 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Rutledge，以及FalkheimerJ. & JanssonA.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Nordicom。
④近年来，媒介地理学正努力形成相对独立的传播学分支领域，把采用空间视角的文学、电影、电视、数字媒体、摄影、漫画、邮票和纸币文化研究归入自己的范畴。参见 AdamsP. C. (2017).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 Metaphysics of encounter.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41(3)365-374.
⑤文献计量研究者已普遍认同，在同行评议的审稿制度中，题名关键词的选择表达了作者的研究主旨，是一篇论文理论路径的重点表述之处。
⑥考虑到创新度太高的新概念、新知识往往因未被既有研究共同体充分消化而引用度不高（Shadish, et al, 1995)，2000后的文献计量研究转向更为情景化的引用行为分析，考察特定引用的内容、上下文，在施引文本中所处位置等引用行为，更有利于回答“为何A引用了B”等问题。
⑦有学者对欧美常用的12种知识图谱工具进行了比较(Coboet al.2011)，CiteSpace在功能和便利性上都较为突出。
⑧对新闻研究领域学科现状的考察，Steensen和Laura Ahva（2015）年以及Cokley等（2017）等许多研究均选择了Journalism—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和Journalism Studies 两本期刊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本研究在这两本核心期刊的基础上增添了新入选SSCI的Journalism Practice以及Digital Journalism两本活跃的新期刊（Journalism Studies的姐妹刊物）为考察范围。
⑨前期研究中，作者本人以spatial turn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SSCI子数据库中搜索出1990-2019发表的1094篇研究论文进行的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空间”和“地方”两个概念仍具有较高突显值，并广泛出现在新近研究热点中，可作为考察空间转向思潮跨学科扩散的核心概念。
⑩由于SSCI最早收录Journalism杂志的时间为2011年，且本研究所选取的重点期刊在两篇前人研究中均有可靠数据，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挖掘的时间起点设为2011年；同时考虑到本文写作时2020年度数据尚未完备，故将数据分析的截止时间设为2019年。
[11]平均轮廓值S在0.5以上，聚类一般被认为是合理的，高于0.7，聚类效果是令人信服的。
[12]考虑到上文发现的研究对象上的“内向化”特点，为更清晰呈现跨领域引用行为，将阈值选为前50%。
　　
参考文献：
白红义（2018）。新闻行业的变革与新闻研究的勃兴。《青年记者》，（19），28-30。
冯雷（2008）。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四个主题——对后现代空间论的批判性重构。《中国社会科学》，（3），40-51。
侯剑华，胡志刚（2013）。CiteSpace软件应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现代情报》，（4），99-103。
李红涛（2018）。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国际新闻界》，（6），24-47。
李醒民（2004）。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自然辩证法通讯》，（1），22-28。
陆扬，王毅（2006）。《文化研究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宋凯，李秀霞，赵思喆，刘超（2017）。基于引文分析的学科知识流动计量研究。《情报杂志》，（1），154-159。
邱均平，曹洁（2012）。不同学科间知识扩散规律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情报理论与实践》，（5），1-5。
爱德华·索亚（1989/2004）。《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学理论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托马斯·库恩（2012）。《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AhvaL. & Steensen, S. (2019). Journalism Theory. In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pp. 38-54). Routledge.
Ali, C. (2017). Media localism: The policies of pla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Arias, S. (2010). Rethinking space: an outsider’s view of the spatial turn. GeoJournal, 75(1)29-41.
Amy L. Griffin (2020). Trustworthy Maps, Journal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5-19 doi: 10.5311/josis.2020.20.654.
AndersonC. W. (2010). Journalistic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Local News: The BriefHappy News Life of the “Francisville Fou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7(3) (August 4): 289-309.
AndersonC. W. 2013. Rebuilding the New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André Jansson& Johan Lindell (2015). News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media AgeJournalism Studies16:179-96.
Andrea D. Wenzel, Sam Ford & Efrat Nechushtai (2019): Report for AmericaReport about Communities: Local News Capacity and Community TrustJournalism StudiesDOI:10.1080/1461670X.2019.1641428.
AugéM. (1995). Non - 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 modernity. VersoNew York, London.
Barney Warf (2017). Spatial Turn, .In Turner, B. (2017). The wiley-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5 Volume Set. John Wiley & Sons.
BirdElizabeth. (2011). “Seeking the Audience for News: Response, News Talk, and Everyday Practices.” In The Handbook of Media Audiencesedited by Virginia Nightengale489-508. HobokenNJ: Wiley.
Borgman, C. L. (1989). Bibliometrics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ditor’s introduc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5)583-599.
BourdieuP. (1977). Theory of an Outline of Practice.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19.
BourdieuP. (1984).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ienza & Casey (2015). Activism, legitimation, or record: towards a new tripartite typology of academic journals. 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46(2)141-157.
BroersmaMarcel and Chris Peters. (2012). “Introduction.” In Rethinking Journalism: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Transformed News Landscapeedited by Chris Peters and Marceln Broersma, 1-12. London: Routledge.
Carlson, M.Robinson, S.LewisS. C. & BerkowitzD. A. (2018). Journalism studies and its core commitments: The making of a communication fie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8(1)6-25.
CaseD. O. & HigginsG. M. (2000). How can we investigate citation behavior? A study of reasons for citing literature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51635-645.
Casey, E. S. (1993). Getting back into place: toward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henC.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3)359-377.
ChristophersB. (2007). Media geography’s dualities. Cultural Geographies14156-161.
CoboM. J.A.G.López-Herrera, Herrera-ViedmaE. & HerreraF. (2011). Science mapping software tools: review, analysis, and cooperative study among too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2(7)1382-1402.
CokleyJ.Tilley, E.Hetherington, S.AngusD. & Taylor, A. (2017). Parallel worlds: a computerized textual analysis of abstracts published in major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s 2000-11. Journal of Applied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14(2)115-132.
Couldry, N. (2012). Mediasociety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 Polity: Cambridge.
Couldry, N. & McCarthy, A. (2004). Media Space: Place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London: Routledge.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Davis, M. (1985). Urban renaissance and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ism. New Left Review, 151(106)14.
Deuze, M. &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2)165-181.
Dickens, L.CouldryN. & Fotopoulou, A. (2015). News in the community? Journalism Studies16(1)97-114.
Dickinson, R.Matthews, J. & SaltzisK. (2013). Studying journalists in changing times: understanding news work as socially situate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5(1)3-18.
Edward Casey (2005). Getting Back into Place: Toward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lace-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Edward Casey (1998).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lkheimerJ. & JanssonA. (2006). 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 Goteborg: Nordicom.
Funk& M. (2013). Imagined commodities? analyzing local identity and place in american community newspaper website banners. New Media & Society15(4)574-595.
Gerard Goggin, Fiona Martin & Tim Dwyer (2015). Locativ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16:141-59.
Gutsche, R. E. (2014). News place-making: applying ‘mental mapping’ to explore the journalistic interpretive community. Visual Communication13(4)487-510.
Gutsche, R. E. (2019). From the shipping news to snapchat: problems of spaceplaceand power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1(2)152-159.
HaakB. V.Michael Parks and Manuel Castells. ( 2012).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Networked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923-2938.
HallinD. C. & ManciniP. (Eds.). (2011).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nitzsch, T. & VosT. P. (2018). Journalism beyond democracy: A new look into journalistic roles in political and everyday life. Journalism, 19(2)146-164.
Hans J. G. Hassell. (2020) What Makes News Newsworthy: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Where a News Story Is Published (or Not) and Its Perceived Newsworthines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pages 194016122094732.
HarveyD. (1985).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Palgrave, London.
HarveyD. (2012). From space to place and back again: Reflec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In J. Bird, B. Curtis, T. Putnam, & L. Tickner (Eds.)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pp. 17-44).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Hellmueller, Lischka & Humprecht (2020). Shaping (non)-discursive social media spaces: cross-national typologies of news organizations’ heavy commenters. New Media & Society146144482094645.
Hermida, A. (2010). Twittering the news: 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 4(3)297-308.
Hermida, A. (2013). # Journalism: Reconfiguring journalism research about Twitterone tweet at a time. Digital journalism, 1(3)295-313.
HessK. (2013). BREAKING BOUNDARIES: Recasting the “local” newspaper as “geo-social” news in a digital landscapeDigital journalism, Vol. 1pp. 48-63.
HessK. & Waller, L. (2015). Hip to be hyper. Digital Journalism, 4(2)193-210.
HessK. & Waller, L. (2016). The powerful logic driving local news. Journalism Studies17(3)263-276.
Jansson, A. & LindellJ. (2015). News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media age amalgamationsorientations and geo-social structuration. JournalismStudies16(1)79-96.
Jensen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203-222.
Liu, Y.Rafols, I. & Rousseau, R. (2012). A framework f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diffusion.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68(1)31-44.
LoffelholzM. (2008). Heteregeneous—multidimensional—compe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journalism: An overview. In D. H. Weaver, A. Schwarz& M. Loffelholz (Eds.)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findings, future (pp. 15-27).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KovachB.Rosenstiel. T. (2007).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KuhnT. S. (1987). The presence of past science. The Shearman Memorial Lectures.
KuhnT. S. (1989). Possible worlds in history of science. In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65). 9-32.
Lasorsa, D. L.LewisS. C. & Holton, A. E. (2012). Normalizing Twitter: Journalism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communication space. Journalism studies13(1)19-36.
Lefebvre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 Nicholson-Smith. Malden.
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Liu, M. (1993). The complexities of citation practice: A review of cit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49370-408.
Liu, Y.Rafols, I. & Rousseau, R. (2012). A framework for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diffusion.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68(1)31-44.
Livingstone, D. N. (1995). The spaces of knowledge: contributions toward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13(1)5-34.
Livingstone, Sonia (2007). On the material and the symbolic: Silverstone’s double articulation of research traditions in new media studies. New media and society9 (1). pp. 16-24.
Mariia Kukkakorpi & Mervi Pantti (2020). A Sense of Place: VR Journalism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Journalism Practice, DOI: 10.1080/17512786.2020.1799237.
MasseyD. (1995).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2nd edn. New York: Routledge.
Massey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MorleyD. (2000). Home territories: 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 London, England: Rutledge.
Murdoch, J. (2006).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y: a guide to relational space. London: Sage.
NapoliPhilip (2019). Place/Space 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Local Journalism and Local Journalism Research.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1. 147-151.
Neta Kligler-Vilenchik, Ori Tenenboim. (2020). Sustained journalist–audience reciprocity in a meso news-space: The case of a journalistic WhatsApp group. New Media & Society 22:2pages 264-282.
NyreL.Bjornestad, S.Tessem, B. & OieK. V. (2012). Locative journalism: designing a location-dependent news medium for smartphones. Convergence18(3)297-314.
PapacharissiZ. (2015). Toward New Journalism(s): Affective news, hybridityand liminal spaces. Journalism Studies16(1)27-40.
Paisley. W. (1989). Bibliometrics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6(5)701-717.
PetersC. (2015). Introduction: The places and spaces of news audiences. Journalism Studies16(1)1-11.
PetersC. & Broersma, M. (Eds.). (2016). 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 Societal role and public relevance in a digital age. Taylor & Francis.
PetersC. & Broersma, M. (2018). Fusion cuisine: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cooking.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146488491876067.
Pritchard, A. (1969). Statistical bibliography or bibliometric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5348-350.
Ori Tenenboim & Neta Kligler-Vilenchik (2020). The Meso News-Space: Engaging with the New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sDigital Journalism, DOI: 10.1080/21670811.2020.1745657.
oie, K. 2013. “Location Sensitivity in Locative Journalism: An Empirical Study of Experiences While Producing Locative Journalism.” Continuum 27 (4): 558-571.
RyfeD.M.MensingDonica. (2010). Citizen journalism in a historical frame. Public Journalism 2.0: The Promise and Reality of a Citizen-engaged Press. 32-44.
RafolsI. & MeyerM. (2009). Diversity and network coherence as indicator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case studies in bionanoscience. Scientometrics, 82(2)263-287.
Reese, S. D. (2017). The new geography of journalism research: Levels and spaces. Digital Journalism, 4(7)816-826.
ReversM. & BrienzaC. (2017). How not to establish a subfield: media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st (6)1-17.
Robert E. Gutsche Jr.Moses Shumow (2019) When Local is National, Journalism Studies20:3442-462.
Robinson S (2011). Convergence crises: news work and news space in the digitally transforming newsroo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6): 1122-1141.
RobinsonS. (2019). Book Review: News of Baltimore: Race, Rage and the City by Linda Steiner and Silvio Waisbord.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6(2)630-631.
Rodgers, Scott (2014). The architectures of media power: editingthe newsroom, and urban public space. Space and Culture 17 (1)pp. 69-94.
Rodgers, Scott. (2017). Roots and fields: excursions through placespace and local in hyperloc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40(6).
SeamonD. & Sowers, J. (2008).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1976): Edward relph. Key texts in human geography43-52.
Shadish, W. R.Tolliver, D.Gray, M. & Sen GuptaS. K. (1995). Author judgments about works they cite: Three studies from psychology journal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5477-498.
SingerJ. B. (2008).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Loffelholz, M. & Weaver, D. (eds.).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 Theories, MethodsFindings, Future (pp. 145-157).
SingerJ. B.DomingoD.Heinonen, A.HermidaA.PaulussenS.Quandt, T. & Vujnovic, M. (2011).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Guarding open gates at online newspapers. John Wiley & Sons.
SojaE. W.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Steensen M. & Ahva L. (2015). Theories of Journalism in a Digital ageDigital Journalism, 3:11-18.
TumberH. and ZelizerB. (2019). Special 20th anniversary issue: The challenges facing journalism today. Journalism, 20(1)pp5-7.
TsayMing-yueh. (2015). Knowledge flow out of the domai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 bibliometric and citation analysis study. entometrics102(1)487-502.
Usher, B. (2020). The celebrified columnist and opinion spectacle: journalism's changing place in networked public spheres. Journalism, 146488491989781.
Usher, Nikki. ( 2016). 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 MediaCulture and Society 37(7). 1005-1021.
Usher, N. (2019). Putting “Place” in the Center of Journalism Research: A Way Forward to Understand Challenges to Trust and Knowledge in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1(2)84-146.
Usher, N. (2020). News cartography and epistemic authorit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journalists as map-makersmap-users, and map-subjects. New Media & Society22(2)247-263.
Wahl - JorgensenK. & HanitzschT. (2008). Introduction: On Why and How We Should Do Journalism Studies. In Wahl - JorgensenK.& HanitzschT. (eds.).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Wallace, A. (2005). Newspap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Santa BarbaraCA: Greenwood Press.
WarfB. (2009). Introduction: the reinsertion of spac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rf, B.AriasS.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1-28.
Weiss, A. S. (2013). “Exploring News Apps and Location-Based Services on the Smartphon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0 (3): 435-456.
Weiss, A. S. (2015). Place-based knowledg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reation of spatial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3(1)116-131.
Weiss, A. S. (2018). “Location-Based News in Mobile News Apps: Broadcast Leads in Geolocated News ContentNewspapers Lag Behind.”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39 (1): 42-54.
White, M. D. & Wang, P. (1997). A qualitative study of citing behavior: Contributionscriteria, and meta-level documentation concerns. Library Quarterly67122-154.
Wiard, V. & Fábio Henrique Pereira. (2018). Bad neighborhoods in a good city? spaceplace and brussels’s online news. Journalism Studies(1)1-26.
WilkenR & Goggin, G (2014)‘Locative media - Definitionshistoriestheories’ in Rowan Wilken, Gerard Goggin (ed.) Locative MediaTaylor and FrancisUnited Kingdompp.1-19.
Withers, C. (2009). “Place”and the “spatial turn”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4no.4pp.637-658.
Zelizer, B. (2004).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Thousand Oaks: Sage.
　　
陶文静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重塑新闻业的未来：媒介实践视域下上海主流媒体内部创业研究”（编号：2020BXW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