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雯俪 童兵
　　【本文提要】时尚传播成为新闻传播类本科目录中的二级学科，但时尚传播学科建设尚未起步。时尚传播学科隐含着理论知识体系不健全、人才培养定位不精准、师资短缺、教材匮乏、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等问题。本文对时尚传播从理论建设、学科特点、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时尚传播 学科建设 新闻传播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6
　　2020年2月，教育部公布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显示，2017年目录外的特别设置专业时尚传播（专业代码：050308T）获批入选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目录，成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新增的专业。
　　时尚传播专业的设置得到学界和业界同仁的关注和热议，然而新兴学科的建设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时尚传播的学科边界、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设置等问题亟待厘清，它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对应社会和相关产业的需求等问题，还需深入思考与分析。
　　
一、时尚传播的理论脉络与学科建设背景
　　理论知识图谱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时尚传播的理论来源多元交叉，虽然理论研究基础仍然薄弱，但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时尚的理论界定与多元博弈
　　何谓“时尚”，至今未有统一的定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时尚”进行过界定和阐释。作为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之一，时尚曾被定义为，“在生产与组织方面都带有历史和抵御色彩的特殊衣着系统”（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2005），是一种“流行的或被接受的风格”（邓卓明，1999），亦或是“一时崇尚的式样”（郑也夫，2006）。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时尚不限于衣着系统，而是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等众多领域的一种总体性机制。如日本研究者滕竹晓提出，时尚不仅是某种思潮、行为方式渗透于社会的过程，也是改变人们价值判断的过程（滕竹晓，1996）。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时尚是一种从（编码符号意义的）纯粹“指涉”功能转向（标志意义终结的）纯粹“自我参照”功能的过程（鲍德里亚，1976）。也有些社会学家从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的视域定义时尚，如齐美尔认为，“时尚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的同时，又满足对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齐美尔，2001）。时尚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心理现象”（时蓉华，1986），“在大众内部产生的一种非常规的行为方式的流行现象。特指在一定时期内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行为和行动方式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周晓虹，1991）。各国学者不仅提供了来自不同语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还生产了大量关于时尚特征与传播机制的理论知识，对时尚与时尚传播理论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直接影响。
　　1.时尚理论的脉络解读
　　关于时尚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西方著名学者通过时尚来思考社会结构、经济价值、语言符号、大众文化和消费心理等领域的问题。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针对时尚在社会中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把时尚视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并指出时尚具有彰显身份的特征（Spencer， 1879）。恩特维特尔则强调，时尚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主要的结构性影响（恩特韦斯特尔，2005）。法国哲学家吉尔·利波维斯基（Gilles Lipovetsky）讨论了时尚的社会机制，并指出时尚具有短暂性和随意性的特点（Lipovetsky， 1987）。
　　如果说社会学家率先发现时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那么经济学家则致力于对时尚的批判性研究。在早期研究时尚的经济学家中，时尚就是一个由“炫耀和势利眼”的需求而产生的一个新兴消费市场。例如，凡勃伦（Veblen）把人们追求时尚的动力解读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并提出时尚是社会地位竞争的工具，有闲阶级的炫耀式消费潜移默化地推进了时尚的发展，揭示时尚在构建和再生产社会等级方面的功能（Veblen， 1899）。这也印证了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判断：时尚的模仿是为了与有钱人或有权势的人交往，以便参与他们的幸福，获得心理的满足感（Smith， 1759）。美国经济学家哈维·雷本斯丁（Harvey Leibenstein， 1950）把炫耀性消费称为“势利眼需求”（Snob demand）。鲍德里亚则认为，时尚如同一架消解意义的机器，所有投入其中的事物意义都将被消解，即“价值溃决论”（Baudrillard， 1981）。然而，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斯基认为，时尚并非产生于炫耀性消费和经济上的变化，而是产生于文化想象物的转变（Lipovetsky， 1987）。皮埃尔·布尔迪厄则认为，时尚的标新立异推动了象征性财产经济的发展（Bourdieu， 1984）。由此可见，时尚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范式在西方学界的广泛探讨下逐渐形成。
　　时尚的理论研究中涉及了时尚的传播与路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美尔的“水滴理论”，即时尚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扩散过程，贵族精英阶层掌控着水流的阀门，而位于水流下端的普罗大众只能被动接受与模仿。一旦时尚被广泛模仿，贵族阶层立即创造新的时尚取而代之（齐美尔，2001）。然而，布鲁默（Blumer）在《时尚：从阶级分化到集体选择》一文中批判齐美尔的观点，他认为时尚是源于内在驱动的集体选择，且在这个集体选择过程中，广大民众是形成选择结果的关键，故时尚是由下至上的传播（Blumer， 1969）。这一观点在新媒体时代被广泛推崇，时尚传播模式从单一化的线性传播逐渐向多元化的双向传播转化。
　　时尚的语言学转向构成了当代艺术和文化批判的主要框架（Rorty， 1967），而第一位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应用到时尚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家是罗兰·巴特。他在著作《流行体系》（The Fashion System）中将符号的概念应用于时尚研究，语言学转向成功开启了一个符号阅读的时代，时尚服饰、电视广告、艺术作品都被视为符号系统的“文本”（Barthes，1967）。而福柯则从“话语”的角度分析权力关系（Foucault， 1969），雅克·拉康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基础上建构了时尚的心理机制（Lacan， 1977）。这一路径将语言学应用于一切符号实践，乃至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58）提出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标志着时尚流行文化研究的开端。
　　上述不同领域的学者不仅为时尚的社会、经济、文化意义增添了注释，也为时尚传播研究的跨学科脉络提供了理论依据。
　　2.时尚传播研究的回顾
　　随着传播学的兴起，时尚研究不再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学者们正在延展时尚作为社会现象的范畴，将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时尚有机结合。如马尔科姆·巴纳德（Malcolm Barnard， 2002）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方法，论述了时尚在当代文化中的矛盾地位。安格内·罗卡莫拉（Agnes Rocamora， 2009）融合了福柯和布尔迪厄的观点来阐述“时尚话语”的概念，以说明时尚传播被社会实践赋予的价值和意义。安娜·法瑞那（Ana Faria）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时尚产业专家，发现情感因素在数字时代的时尚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Faria et al.， 2019）。
　　时尚从产生、发展、流行直至被新时尚替代，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传播的力量，对于时尚传播这一新课题，国内学者也有零散和初步的研究。
　　（二）时尚传播学科建设背景
　　时尚从不同的侧面映射社会的进步与时代的发展。然而，时尚必须在传播中才具有意义，只有在传播中才具备文化和商业价值。著名的“裙摆理论”形象地刻画了经济与时尚的密切关系，即“经济环境越好，裙子越短，反之，则裙子越长”。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引发时尚产业经济新一轮的发展，时尚传播也成为发展时尚产业经济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抓手。时尚传播的媒介已从平面、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向时尚类APP、社交媒体、时尚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转变。根据2016年《中国时尚行业微信公众号数据洞察报告》显示，已认证的时尚类公众号占比53%，其中31.2%的头条文章阅读量在1万以上，头条平均阅读量1.3289万次，①这些数据反映出微信用户对时尚类信息的普遍关注。然而，在时尚创意产业体制改革背景下，时尚传播人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视野宽、懂策划、有创意、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严重匮乏。而目前新闻传播类的专业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审美意识和创新精神，无法满足时尚相关产业的人才需求。
　　时尚理论研究历史悠久，但时尚传播研究基础薄弱，且许多应用型问题缺少学理性阐释，与时尚传播丰富的实践不相称。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时尚传播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电商直播、电子竞技、时尚生活方式等领域，如2020年9月27日，奢侈品牌迪奥（Dior）于巴黎时装周期间在全球12个平台上进行直播，总计吸引了9500万人次的观看。②作为分享时尚、旅行、健身、艺术等生活方式的“小红书”APP，截至2019年12月单日曝光次数已经超过45亿。③时尚传播学科建设不仅有利于丰富和深化时尚传播理论研究，更可为时尚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二、时尚传播的学科属性和学科特色
　　学科特色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学科框架的规划也必须建立在学科特色的基础上。时尚传播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叉与融合，跨学科的视野能够使时尚传播从理论与方法中得到多维度的支持与观照。然而，随着新媒介技术的更迭，时尚传播要结合网络新媒介技术，研究时尚传播与人、社会、媒介之间的关系，因此时尚传播既是具有经验性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社会与人文、自然学科交叉的一门学科。
　　英国是全球最早开设时尚传播专业的国家，然而开设院校多为艺术院校，其中包含了知名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Central Saint Martin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和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London College of Fashion），其主要传授时尚传播业务知识，即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传播和推广时尚，为时尚杂志和时尚企业培养具备审美素养和新媒介技术应用能力的人才。亦有高校将时尚传播划分到管理学领域，如伯明翰城市大学（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等。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十余所高校也陆续成立了时尚传播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包括时尚新闻、媒介传播、图像处理与多媒体设计等。由此可见，全球范围内时尚传播专业建设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跨界与融合成为各大院校时尚传播专业课程设置的特点。国内的时尚传播学科建设除了需要借鉴国外领先的学科体系，更应当根据国内的人才培养实践，突出学科特色，与人文、自然，甚至哲学进行交叉融合，建立多学科协同创新和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
　　（一）与人文学科特别是美学、艺术学的交叉融合
　　人文学科包括了文学、历史、语言学和艺术，是以人为本的学科，而时尚传播与人文学科的关联不言而喻。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美学的正当名称是“艺术哲学”，确切说是“美的艺术的哲学”，继而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核心观点，探讨了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理念与理想（黑格尔，1979）。显而易见，时尚传播与艺术学、美学有着天然联系，时尚是美学的通俗表达，是个体的独特性和生活品位的审美取向。
　　人们在追求时尚的过程中，实质是对时尚所建构的审美理想和美学价值的认同，时尚传播因而具备了表达艺术、传播美学的内涵和意义。语言学家罗兰·巴特的代表作《流行体系》正是从语言学的视域发展了语言符号在时尚服饰上的阐释。就全球各高校时尚传播学科的倾向性而言，现阶段开设时尚传播专业的院校多为艺术类高校，时尚传播正是通过将审美需求与文化、艺术符号相结合，使其成为一种审美表达和自我形象构建的有效工具，从侧面推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工具理性和审美理性的结合。
　　（二）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应用技术的交叉融合
　　如果说人文科学是黑格尔所言的文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绝对精神”，那么自然科学则是研究客观世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时尚传播并不局限于点对点或点对面的时尚信息传播，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科技也被编织进整个时尚传播的网络中，从新型材料生产、加工、分销到互联网直播、虚拟走秀、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等都凸显了时尚传播与自然科学的跨界融合。从应用科学层面，科研人员将材料学应用于时尚领域。例如，导电纤维作为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枢纽，它不仅具有基质材料优异的力学性能，还具有导电功能材料突出的电学、光学等功能特性，拓展了柔性导电纤维在智能纺织品领域的研究应用，对未来时尚可穿戴智能织物的研发有指导意义。
　　时尚传播正以快速、互动、融合的实践方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科技也成为时尚品牌传播的“护城河”。例如2010年，巴宝莉首次将VR技术运用到时装发布会现场，运用AR技术允许消费者在手机上自由选购走秀款服饰；2018年，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小米等品牌相继推出的智能音箱，不仅能播放音乐、新闻，还能跟它说话聊天、点餐、购物、控制所有家电；2020年LVMH集团首次用电玩游戏《最终幻想13》女主角代言；迪奥（Dior）与品牌代言人Angelababy在微信精品店上设计融合手势互动的视频……
　　（三）与哲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
　　作为经验性较强的学科，时尚传播除了关注时尚与科技、时尚与艺术等实务研究外，还与哲学有着响和景从的关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思考过服装与美的联系，但他认为服装的美具有欺骗性，从此时尚总给人一种肤浅的印象，这也许是时尚被众多学者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Plato， 1992）。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通过时尚对哲学和女性主义的解读，从同性恋的角度审视社会性别的操演过程，突破了时尚在社会生活中的刻板印象（Butler， 1990）。齐美尔时尚理论的精华在于它能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社会和心理两极之间的动态平衡，例如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化与从众化，创造与消亡，冲突与妥协。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不仅满足了对差异性、特殊性、个性化的需求，还提供了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齐美尔，2001）。时尚传播的轨迹正是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妥协的轨迹，其哲学寓意不仅是促进时尚不断更新的动力，也推动着社会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赵振祥等，2019）。
　　毋庸置疑，一门学科得以成立，并不是因为它是纯粹的、与其他学科毫无关系的独立知识体系，而是出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社会需求的需要。时尚传播这一新兴学科要建构其特色，绝非一日之功，这需要专家学者们有意识地长期规划，不断融合、吸纳多元学科精华，逐渐形成独特的学科特色。
　　
三、时尚传播学科框架与建设模式的探索
　　新闻传播学是规范式学科和经验式学科的合体，但由于传播学宽泛无边，形成XX+“传播”的局面，导致学科边界和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通盘考虑，不仅要避免时尚传播学科在原有一级学科框架中复制粘贴或只是“时尚”与“传播学”的叠加，又要避免禁锢在单一学科框架的自我想象。学科所涉及的要素包括建制架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以及专业知识体系，这都需要用全新的思路整合和组织。现阶段，时尚传播的学科建设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理论上构建一套规范和逻辑自洽的学科体系，从而使时尚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二是在实践应用上让时尚传播成为专业性职业，精准对标产业细分后的人才需求，制定具有实践性和前瞻性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构建时尚传播理论知识图谱，规范研究方法
　　只有构建一套相对较为完整和逻辑自洽的理论知识体系，才能在实践层面指导数字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时尚传播活动，才能在研究层面逐步迈向成熟的学科道路。从长远的目标和愿景来看，时尚传播学科建设现阶段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是如何消化和吸收多学科的精华，并产出属于时尚传播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从历史的追溯和现实的考察中不难发现：时尚传播的研究焦点一直处于游移的状态，尚未找准自己的研究对象，更无从奢谈规范研究方法。只有研究对象的确立才能够为其提供理论研究的方向和框架，为此，学者必须深化时尚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用哲学思维来把握时尚传播的本质，从而解决时尚传播的研究对象问题。
　　时尚传播最基本的知识体系框架的建构需要规范的研究方法予以支撑。现阶段的时尚传播研究中主要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时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但随着新媒介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网络化社会重组了社会关系，传统的定性研究已不能满足数字时代时尚传播研究的需求。笔者认为，球形、多向度的知识体系符合时尚传播学科特色，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形式主义的逻辑推理，如政治学的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即QCA）、模型建构和自然科学的大数据分析、量化研究等研究方法不妨用在时尚传播的实践研究中。
　　（二）打破专业壁垒，凸显学科特色
　　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边界不断扩大，专业设置不断细分，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增长点，如国际传播、健康传播和城市传播等。从2020年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不难发现，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旗下已有的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5个目录内专业，外加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际新闻与传播、会展5个特设交叉专业，新闻传播类本科专业俨然成为“十全”专业。无论是新的学术研究方向，还是新设专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在国家与全球社会的变革中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在学科融合背景下，时尚传播作为新兴的二级学科，与艺术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等多门学科产生跨界和融合，但也容易出现为了跨学科而跨学科的现象，诸如单一的整合课程资源，联合培养人才，推进不同专业教师之间的跨学科学术交流等合作形式的跨界，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时尚传播的学科融合要在本质上追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跃迁，延展学科边界，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构建属于时尚传播特有的学科体系。
　　2005年，日本学者川村在英国牛津大学提出了“时尚学”（fashionology）的概念，并指出学者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时尚（Kawamura， 2005）。时尚与传播有相似的学科主题，也有共享的方法论基础，跨学科转向将两者的共享性和经验性有机结合。时尚传播学应从社会科学中获得理论资源和实践依据；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研究方法和数据挖掘；从人文科学中获得审美眼光和精神滋养，成为集多学科于一体的“矩阵”。
　　特色，是学科建设中的“定海神针”。学科建设的顶层规划中要突出特色的规划，避免再次出现“千学一面”的窘状。各个新闻传播院系需根据自身的办学优势，构建特有的时尚传播学科文化，并伴随时间的积淀将其特色传承下去。例如，世界知名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作为全球最早开设时尚传播专业的院校，始终以培养具备审美素养和新媒介技术应用能力的时尚杂志编辑为学科特色，但没有因媒介技术的变迁限制了对时尚传播人才培养空间的想象力。
　　（三）精准人才培养定位，避免学科“内卷化”
　　第四轮学科评估在指标体系中，将“人才培养质量”排在了“科学研究水平”之前，体现出学科评估体系中对人才培养的重视（骆正林，2018）。而我国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专业对口率不断下降，以复旦大学新闻学为例，毕业生进入传媒机构的不超过30%（张涛甫等，2016）。后疫情时代，全球的政府、企业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才招聘的方向和要求也随之发生改变。许多企业表示需要具备数字和数据技能的传播人才，数字智商④（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势必成为未来职场热门的关键词。因此，不少高校在制定时尚传播人才培养方案时强调新媒介技术的应用，提出复合型、全媒体人才的培养目标。
　　然而，培养“拥有新闻传播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成为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方案的共同标语。长此以往，培养目标同质化严重必然导致学科“内卷化”。⑤这不仅违背了新闻传播专业类目细分的初衷，还与新闻传播教育全面转型，跨界、融合发展的态势背道而驰。为此，笔者提出M型时尚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其一，基于媒介环境的变化和行业的需求，兼具广博的多学科知识、复合型的传播人才是未来职场的优先选择，即Multiple（多元化）。其二，Mode（法语的“时尚”）的概念不仅涵盖了流行时尚的品位，还隐含着思维方式的转变。时尚传播的人才培养要围绕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能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其三，打破根据媒介（Medium）类型来细分人才的旧逻辑，以媒介内容来制定教学方案，使得在校所学知识技能与企业需求无缝对接。
　　（四）重视教材建设，建设多元协同的课程体系
　　教材是知识的载体，是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直接渠道。我国的时尚传播学缺乏标志性的教材和理论经典专著，极少有学者做出有影响力的创新研究。从现阶段的教育实践中不难发现，市面上仅有一本以“时尚传播学”命名的教材无法满足本科四年的教学任务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且该教材依然按照媒介划分章节，聚焦狭义的时尚，缺乏知识点的拓展和理论逻辑。而英美国家通用的本科教材Fashion as Communication挑战阶级、性别和社会身份的方式，涉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核心命题。由此可见，虽然国外院校关于时尚传播学科建设的侧重点截然不同，但已超越了狭义的“时尚”+“传播”的认知，与管理学、传播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相邻学科深度融合。作为新兴的交叉型学科，组织专业教师与业界导师共同编撰时尚传播专业的必修教材成为当务之急。其次，缺乏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商讨，创新成果匮乏。学界同仁应组织撰写时尚传播方面的战略研究报告，每年提交一批高质量的专家建议、专题咨询报告，进一步提升时尚传播学科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促进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集成与融合发展。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落脚点，也是学科建设的内核。新闻传播类的课程同质化现象严重，从2018年全国16所高校35个新闻传播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的调研结果来看，传播学、网络与新媒体的技能课程的重复率高达50%（陶建杰等，2020）。时尚传播专业应结合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比例，构建有深度、有特色的时尚传播课程体系。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时尚传播的课程体系架构需要在强调时尚审美和艺术修养的同时，强调科技素养的培养，提升数据意识和传播人才的技术思维，符合就业趋势，多元协同地完成学科知识的衍生发展。
　　（五）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加强产学研平台建设
　　目前我国不乏从事时尚传播研究的人才，但真正能够引领学科发展、与其他学科开展对话的学科带头人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领军人物甚少。与此同时，师资分配不均、教研力量缺乏等问题也亟待解决。作为应用型学科，时尚传播教学及科研团队必须要以优化学科梯队结构为中心，鼓励多学科背景共存，发扬优势、彰显特色。高校除吸纳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教师外，适当增加来自计算机科学与多媒体技术、工商管理、艺术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教师，以从事时尚数据传播、交互多媒体、时尚场景社交心理研究等交叉融合类课程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时要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企业挂职锻炼，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与外部环境的同时，关注国内外时尚传播教育的最新学术动态，积累实践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实战能力。
　　根据国家对高等学校本科教育的要求定位以及专业特色要求，时尚传播学应坚持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积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方面，根据时尚传播的学科特色和课程设置，打造时尚虚拟仿真实验室，开创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实验、实训教学新模式。另一方面，搭建与业界发展相适应的科研平台，如时尚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立足国家战略，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撰写有针对性、有借鉴意义的年度研究报告，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有效地促进时尚与传媒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结语
　　时尚传播的学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本文通过对时尚传播理论脉络的梳理、学科建设背景、学科特色和学科框架的分析，为时尚传播学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为了避免学科体系互相割裂或重复建设，出现“千院一面”的趋同现象，以及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和企业需求不吻合等问题，新闻传播类院系可选择几所有代表性的高校为牵头单位，在符合新闻传播学科的普遍性要求和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凝练时尚传播学科特色和标识性概念，通过差异化的专业定位和特色学科，在同质化现象严重的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脱颖而出。
　　二是尽管教育部主张时尚传播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其特有的艺术学和商科属性不容忽视。
　　三是结合全球时尚业界的新动态，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早日形成学术共同体，提高中国时尚传播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
　　除了要不断吸纳、融合各个学科的精华之外，学界、业界还应共同探讨时尚传播的话语体系；如何与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的建构进行互动；如何在对接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方面发挥优势等一系列问题，改善缺乏学术共同体意识的窘况，加强学科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开发与时俱进的新课程，构建具有独立特性的学科体系。■
　　
注释：
①《中国时尚行业微信公众号数据洞察报告》。检索于http://science.china.com.cn/2016-03/18/content_8647896.htm。
②华丽志（2020）。《流媒体新纪录：Dior 巴黎时装周大秀观看量近一亿》。检索于 https://luxe.co/post/123603。
③新华网（2019）。《货正当“潮”，离不开新消费的时代驱动力》。检索于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10/30/c_138514241.htm。
④数字智商：是继IQ(智商)，EQ（情商）之后，形容善于运用数字工具为自己增值的新能力。
⑤内卷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文中特指新闻传播类学科没有差异化发展，毫无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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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雯俪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杉达学院副教授、巴黎政治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童兵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