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
　　【本文提要】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对苏维埃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探索的过程。本文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意义加以探讨，这些论述有总体思路正确的一面，也有具体论述存在偏差的一面。鉴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认识，深入研究列宁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价值。
　　【关键词】列宁新闻观 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 报刊工具论 榜样的力量
　　【中图分类号】A821，G210
　　1966年以后的十一二年里，凡是革命导师的话语，发表时必须使用黑体字，以便在其他字体中凸显出来。这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革命导师的话是神圣的，绝不能有半点怀疑。这也是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界“研究”革命导师思想的心态，并非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文章，基本上把他的每句话都当作不容怀疑的真理来解释，而不考虑历史上产生的实际结果怎样，甚至也不考虑列宁本人的思想随着实践发展而产生什么变化。《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修订版2017年出齐后，有了更多的基础材料来全面研究列宁的思想，笔者深感过去对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研究的片面和实用主义，需要加以检讨。借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机，本文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进行梳理，结合历史背景对其思路与变化做了探讨，特别对其哪些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哪些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也进行一些分析。
　　
一、苏维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他十分重视苏维埃的报刊，把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事业。1919年3月在俄共（布）八大上他提供的一份财务报告表明，最大的一项拨款就是建立工人出版社和创办两家工人报纸，总投资总计300万卢布。列宁说：只要研究一下这些数字，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①列宁也很重视广播事业的建设。1918年12月，列宁签署了建立俄国第一个无线电实验室的决议。1922年他指示：“在完成组织无线电话通讯事业上，在生产完全适用的扬声器上，绝对不要吝惜资金。”为此，他建议拨款10万金卢布供无线电实验室使用。②
　　只要读一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43卷、第48-52卷——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论著和通信就可以发现，他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论述的重点，迅速从政治论战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权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保持政权。尽管列宁非常希望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但又不得不经常把工作重心放到军事和政治斗争方面。每当形势发生转机的时候，他总要提出工作（包括报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经济建设始终是他追求的真正的工作重心。
　　从思想发展的阶段来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可以分为1918-1920年、1921-1922年两个阶段，重点有所不同。第一个阶段主要从思想上要求报刊进入经济建设的新环境，以及解决许多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中发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则是结合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法规上宣布所有的主要报刊要成为生产性报刊。从列宁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顽强地要把报刊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道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心情。
　　目前新闻传播学界缺少对第一阶段总体政治背景的梳理，因而对列宁在这一阶段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很多具体论述没有做出适当的判断。
　　1918年3月，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撰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目的是确定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他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消灭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为蓝图。从现在看，带有明显的政治乌托邦色彩。但当时列宁是十分认真的，他几易其稿，文章的定稿发表在《真理报》上，影响全国。后来在共产国际各党之中传播也很广，例如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就包括这篇文章（当时译名为《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要求苏维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他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设想则缺乏现实性。为了准确理解列宁何以提出苏维埃报刊的那些任务，需要看一下1918年3月初他起草的《党纲（草案）》中的“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他在涉及经济改革时谈到苏维埃报刊，而经济改革的内容，列宁概括为以下六项：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暂时不废除货币，但一切交易要经过消费生产公社，记入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强制所有企业在银行建立起账户，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起初由工人组织执行，然后过渡到由全体居民执行。
　　——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③
　　显然，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超越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七成半人是文盲，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环境中，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时期取消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设想是失败的。后来，列宁改变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
　　既然他1918-1920年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是错误的，那他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具体论述，也需要进行分析，接受其中正确的部分，而不应继续坚持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部分。1918-1920年列宁精力充沛，论述苏维埃报刊最多。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及口述稿外，1918年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和1919年的《伟大的创举》中，都论述了报刊工作。我国研究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文章，大量引证的都是他在这一阶段的论述。
　　第一个阶段，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他1918年的一句话来概括：“少谈些政治”和“多谈些经济”。④由于党领导的报刊长期从事政治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许多报刊工作人员仍然习惯于政治喧嚣，报刊上充斥各种政治空谈和政治高调，而实际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却无人关心。列宁告诫说，现在政治已经很明确，对于新的国际上的政治表现，用“电报体”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行了，不必长篇大论，老调重弹。不要总是报道政治领导人的活动，日常的例行公事，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政治上激动人心的空话和报刊宣传要加以避免。这并非是不谈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⑤
　　“多谈些经济”是与“少谈些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另一面。列宁就此写道：“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 ⑥他坚决反对诸如以下的套话：正在整顿、计划已拟就、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现在我们可以担保、无疑会得到改善，等等。他要求报道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是否真的有成就。列宁这方面的目标是：“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常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⑦
　　1920年春，在消灭了几股主要白卫军后，列宁在党的九大上宣布：“现在可以沉着坚定地执行当前的和平经济建设任务。” ⑧于是，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始。但几个月后残余白卫军再次发动进攻，列宁不得不再次提出“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1920年12月底平叛结束，1921年起最终转入国家的经济建设阶段。此前的1920年11月，列宁成立中央生产宣传局，开始扭转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平叛战争还未最后结束，他就在1920年12月22日指出：“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事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 ⑨
　　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繁重的国务和党务工作使得身体状况不佳的列宁难以应对，发表的文章和讲话越来越少，只能以有限的精力谈眼下最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关于报刊的论述少且分散。但是，研究这个阶段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非常重要，从他零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我国学界对于第二阶段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的研究是欠缺的。
　　在第二个阶段，列宁以苏维埃机关和党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苏维埃报刊的“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⑩这一步骤最早开始于1920年春第二次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之时，由于重新出现武装叛乱，拖到第三次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之时（1920年底）。1920年11月，列宁为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生产宣传提纲》；12月，列宁提纲的思想被写入党中央《关于创办专门的生产机关报的决议草案》。[11]他的系统设想如下：
　　1.把全俄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和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改成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的机关报，并引导全俄其他所有报纸做同样的改变，减少政治方面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
　　2.把《贫苦农民报》改为生产性的机关报，成为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机关。这个报纸应当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宣传经济建设，只用不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报道必要的政治新闻。
　　3.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他们在全部工作中用更大的力量进行生产宣传。
　　4.在全国范围内经常进行生产宣传，改进宣传方式，特别要检查它确实取得了哪些成绩。
　　5.发挥地方和工会报刊在统一的生产宣传机关领导下开展生产宣传的积极性，他们应享有绝对必须的广泛的自主权。
　　6.在报纸之间展开竞赛，以促进生产宣传。
　　7.各人民委员部都应设置一名经济建设评论家，负责撰写评论。
　　8.有组织地吸收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和苏维埃职员参加报刊的生产宣传。
　　9.把生产宣传和生产检查结合起来，并与扫盲、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10.在一个时期，调动所有报刊，集中所有版面，运用所有文体，对一些重大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或某一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建设进行集中宣传。[12]列宁全力促进苏维埃报刊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次的设想比较实在、全面。他在指导《经济生活报》和《贫苦农民报》的工作中，顽强地扭转报刊政治空话太多的弊病，同时继续贯彻他在第一阶段提出的“少谈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思想。
　　要求苏维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工作，这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二、列宁对苏维埃报刊基本职能的认识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定稿和口述稿有一部分集中论述了苏维埃报刊，提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13]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也要注意，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一些恶劣习惯和批判以往苏维埃报刊的政治喧嚣时说的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报刊基本职能认识的偏差。他说：
　　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14]报纸（newspaper，新闻纸）的基本职能是向公众报告新闻，如果把“日常新闻”减少到百分之一，那报纸就不是报纸，而是面向“全体居民”下发的文件了。
　　列宁批评资产阶级报刊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批评以往苏维埃报刊以“过多的篇幅和注意力来报道政治上的一些琐事、政治领导人员的一些个人问题”都是对的，但替代这些内容的仍然应该是新闻，是确实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列宁这里所论述的报纸内容的转变，实际上偷换了原来报纸新闻的基本内涵，变成了“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当然，如果这些事迹具有新闻价值，可以作为新闻加以报道，但不应是报纸内容的全部。
　　列宁批评以往报纸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指出的问题也是应该批评的，但他认为，要把“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并不恰当。[15]简单的“变成”，反映了列宁对报纸基本职能认识的偏差。报纸可以进行经济教育，介绍新的组织劳动的方式，但它只能主要以报道新闻和评论时事的方式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如果用减少99%的日常新闻来达到经济教育的目的，就把报纸本身的职能改变了。何况，“日常新闻”本身就应该包括经济新闻。
　　列宁首次集中使用“工具”谈报刊职能，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口述稿里。在中文语境里，工具是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或比喻为达到目的而采用某事，因而“工具”不具有自主意识，不可能成为行为主体。列宁1917年以前很少以“工具”一词说明报刊，因此有必要对中译文中的“工具”根据俄文原文进行一点考证。以他连说五个“工具”和两个“变成”的段落为例：
　　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16]（黑体字是为便于对比，本文作者改变的）
　　这段话对应的俄文原文是：
　　Мы должны превратить- и мы превратим- прессу из органа сенсацийиз прост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для сообщ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овостейиз органа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ной лжи - в оруд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воспитания массыв орудие ознакомления массы с темкак надо налаживать труд по-новому. [17]（黑体字是为便于对比，本文作者改变的）
　　这段话里的五个“工具”，对应俄文分别是三个词。第一个和第三个“工具”原文是“орган”（органа是前置词要求的第二格）；第二个“工具”原文是“аппарат”（аппарата是前置词要求的第二格）；后两个“工具”的原文是“орудие”（第四格，保持原型）。这几个词内涵相似，翻译为“工具”没错。oрган指有机体或组织执行某些功能的一部分，如器官、机关刊物、部门等；aппарат也有工具之意，指仪器、机械设备等；рудие指借助某物完成某项工作，如方法、工具、手段、火炮等。这三个俄文名词均为同义词。列宁的口语表达，用词没有引申意，可能感觉表达要讲究文采，有意更换同义词，变换一下说法。其中“орудие”带有更纯粹的“工具”的意思。
　　与两个“变成”对应的是俄文动词превратить （第二个词尾变化为第一人称复数变位），带有强调的意思。意思是换个样子、转移到另一个状态，翻译准确。
　　在正式发表稿《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列宁仅使用了一次“工具”，即“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 [18]这句很关键的话里，“工具”概念列宁选择了орудие而不是орган，强化了报刊纯粹“工具”的含义，表明他心目中对报刊职能的认识有偏差。
　　列宁的这篇文章1921年就译为中文了，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苏俄的政权形式——苏维埃，其中关于报刊的论述并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注意。口述稿译文1958年首次发表，引起我国新闻教育界的关注，因为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一口气说了5个报刊“工具”概念，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需要对列宁当时的叙述有所分析。
　　除了上面引证的较为宏观意义上的报刊“工具”外，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话，集中于共产主义试验时期，大约有20处，要求非常具体。例如：
　　“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19]“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0]“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我们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在赶跑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怎样生活，怎样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21]列宁说这些话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工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自觉，怠工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会有少数自觉劳动的事和人，例如列宁一再表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22]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多少意识到这一点，但又想很快推进共产主义的进程，因此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
　　列宁将报刊报道新闻的主要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思想，显然是有偏差的。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把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列宁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将报纸变成了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文件，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被消灭了。
　　
三、“榜样的力量”和报刊“黑榜”设想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定稿中唯一使用报刊“工具”的一段话，提出了苏维埃报刊两个相辅相成的任务，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23]这里要注意，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无论如何是不能依靠“强制推行”实现的。
　　列宁认为，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树立榜样来推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会失败，因为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榜样的力量就能发挥作用。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阶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24]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 [25]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便是由列宁这段话引发的。列宁认为，只要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原来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榜样推行的理想社会就可以实现。这仍然是空想。榜样在社会主义宣传中是需要的，但其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
　　成功推广一种社会制度性质的榜样，除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外，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文明程度的问题，以及社会共同富裕的程度问题等外在条件。在一个基本生活资料尚未得到保障的社会中，没有商品交换，没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单纯通过宣传“榜样”来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有些天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通过“榜样的力量”[26]来推广一种社会制度是从不相信的。他们深知，一个社会的进程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结构中，绝不是用人为制造的典型、通过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批评说：这是“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27]1866年，一群法国社会主义者企图用他们在法国的试验，宣传蒲鲁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讽刺说：“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 [2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批评道：他们“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29]这种宣传方式注定失败的原因在于，宣传者深信这种“事实”的宣传万能，却不顾及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
　　与此同时，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30]列宁在这里所论述的背景是：在取消了商品交换以后，没有了物质的激励机制，大批工人为了寻求粮食，擅自离开企业，到处流动，或去进行个体贸易。为了整顿秩序，先是采取公布逃跑者名单的办法，后来把他们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实行“劳动军事化”以后，主要企业和机关中的职工按照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职工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按战时逃兵论处。
　　列宁要求通过舆论的力量批评各种不良现象是正确的。不过，当时这种报刊的“黑榜”，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报刊评价，而是行政处罚、司法制裁的组成部分。这与列宁的改革目标有关，他要求“废除议会制（立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31]这种让法律的执行者与立法者合一的改革，则是非常有害的，造成社会管理的高度集权和管理者权力的滥用。
　　列宁要求报刊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一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但报刊的“黑榜”报道，只是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达。直接依据报刊“黑榜”的报道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将当事企业或当事人送交人民法庭，就使得媒体在这一相互联系的行动中真的成为审判者之一了，这就超越了法治原则。
　　
四、列宁“公开报道”要求的意义
　　列宁在1918-1919年的文章中集中论述了报刊的“公开报道”，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在批判“商业秘密”和相形对照之下，他提出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建立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写道：“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 [32]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就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33]他后来多次要求报刊打破“商业秘密”：“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34]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为背景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实行“新经济政策”，没有再批判过“商业秘密”。他是否改变了对于“商业秘密”的认识，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现阶段，“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不得公开商业秘密属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
　　第二，公开揭露生产劳动中、机关工作中的落后、阴暗的问题。列宁多次批评报刊对这类行为揭露得不够多，他写道：“这样的坏蛋难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报刊对这一切默不做声。即使谈到，也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像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来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的铁拳所粉碎。” [35]列宁强调公开报道，主要是为了揭露强制实行共产主义时出现的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怠工、浪费等行为。
　　特别需要辨析的是，这段话里，“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的意思很明白，即苏维埃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机关报，要发挥揭露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1975年“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学习“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新闻学界有的人以列宁这半句话为依据，强调“报刊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尽管“文革”后这句话不再提了，但是作为思维的惯性，在新闻学的文章中仍有引证。其实，列宁这半句话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词句本身所表明的，不可以引申为“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报刊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
　　尽管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有共产主义试验的背景，但他关于“公开报道”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对于社会主义报刊来说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公开报道”观念中，明显地含有人民知情权的意识，这是很宝贵的。他当时指出：“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 [36]此前他还指出：“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37]在这里，列宁谈到人民知情权的三个内涵：知道一切、判断一切和从事一切，“知道一切”是后两者不言而喻的前提。
　　
五、报纸免费分配制的施行与取消
　　由于取消了商品交换和实际上取消货币，报纸订阅制自然改为免费分配制。当时的苏维埃报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分配下去，仅在各单位内部实行货币结算（货币在这里只是一种计算）。列宁将报纸作为企业的存在，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他看到了报刊资本化可能导致的弊端，希望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报刊可以规避弊端，真诚地希望公平地将多数报刊分配给工人农民。然而他发现，实际情况却相反：负责这项工作的苏维埃官僚主义者首先侵吞了大量报纸，各种领导机关占有了报纸数量的绝大部分，能够发到最基层的报纸少得可怜，因为国家机关掌握的用于结算的货币（尽管只是一些数字）很多。他谴责这种侵吞行为，要求将现有的60万份中央机关报（《消息报》35万份、《真理报》25万份）只给机关留下几千份，剩下的都分配给基层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因此，1921年3月23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对出版物的货币结算的决定》[38]规定，从1921年1月1日起，一概取消对出版物的货币结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通过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向各机关和组织免费供应出版物。教育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就此颁布了实施细则。列宁决定这件事情的思路是：“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没有关于书籍的材料；大概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 [39]由于分配权在中央机关，列宁发现还是不能达到他原来大大减少各个机关占有大量报纸的目的；而且废除货币结算还给各报社和出版社造成新的经济困难。于是，他在同年11月15日指示，废除3月23日的决定，[40]人民委员会于11月28日另行颁布《关于实行报纸收费》和《关于不定期出版物收费》的法令。这两个法令规定，任何个人、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和企业无一例外地均须交纳报费，实行订阅制。同时，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对合理分配给基层报纸和向广大劳动群众供应出版物（即公共使用部分）进行监督的细则。从此，苏维埃俄国结束了报纸普遍免费发行的做法。
　　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分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认识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而订阅制是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订阅制自然得废除。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恢复了报刊的订阅制，即承认报纸的商品属性。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变化，但缺少更多的材料证明这一点，只有1921年11月他签署的实行报刊收费的两个决定及修改决定具体事项的两行字，从侧面反映了他认识的变化。
　　
六、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
　　1921年苏俄的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相当程度上的市场经济）。人的思想有延续性，列宁1918-1920年关于苏维埃报刊彰显“榜样的力量”和开辟“黑榜”的论述，去掉了空想成分，内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仍使用过榜样、黑榜等词句。这个时期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无法全面展开，这里主要谈以下几方面：
　　1.纠正党代会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的决议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广告由国家垄断，只能由各级苏维埃报刊刊登广告。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消息报》刊登广告的决议。但由于很快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广告自然与报刊的经济来源和经营无关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恢复了商品交换，广告重新成为报刊的经济来源之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重新开始刊登广告。其他多数传媒，包括新出现的私人报刊，自然也有广告。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开始刊登广告，以解决自己的部分经济来源。但在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上，党的理论家达·波·梁赞诺夫提出在《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草案》中，加入停止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广告的内容。经过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党代会代表阿·米高扬（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修正案，即仅禁止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广告，其他地方党报可以刊登。
　　列宁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这次全体大会，但出席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在主席台上看到了这个决议，给主持大会的列·波·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据说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真理报》上的广告？能否纠正？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 [41]加米涅夫认为不能改变大会已经通过的决议，主张寻求其他资助《真理报》的办法。在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后，列宁发言建议撤消《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中关于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的部分。理由是：在新经济政策下，靠从黄金储备或税收中为党报拨款是不对的，党报应当通过刊登广告增加收入，减轻国家负担。列宁的建议被大会接受。
　　列宁在大会上说：“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想请代表大会变通一下程序和常规。按程序规定，决定通过以后，对该问题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对的。我请大会给我四五分钟时间，以便对一项已通过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当我听说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决定，还听说梁赞诺夫同志为它辩护……（梁赞诺夫：这不是事实）好极了，总算有一个荒诞决定的通过与梁赞诺夫无关。如果在我们面前真是一个昨天才听说世界上有共产主义的12岁左右的天真的年轻小姐，她穿着洁白连衣裙，系着红色绦带，说共产党员们是十足的生意人——这固然可笑，但对此可以宽容地一笑了之。然而我们现在郑重其事地干些什么呢？你们不准《真理报》刊登广告，它到哪里去拿钱呢？请问，为了使《真理报》不落后于《消息报》，它需要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 [42]十月革命后，列宁只有两次对党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第一次是对这个决议，第二次是1922年10月对党中央全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决定提出异议。尽管实行新经济政策已经一年了，代表大会能够通过这个提案，说明多数党代会的代表仍然认为报刊的广告经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列宁这时显然完全改变了他在1918年所持的观点，讽刺“纯粹共产主义”的幼稚，赞同党报以广告补充报社的经费来源。他不惜改变党代会的规则，把请他发表闭幕词变成了对一项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没有重大的认识变化，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
　　2.提倡报刊发表有新闻价值的经验以指导经济建设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强调介绍各方面的工作经验，指导经济建设。他在1921年5月的一次关于地方经济工作的演说中强调：“地方工作总是经常能够提供许多非常振奋人心的材料。我们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不善于广泛地利用卓越的范例（这种范例在我国并不多），使它们成为大家必须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还没有提出过具有实际经验的真正的模范地方机关。” [43]列宁也很注意发现各方面的典型经验。1921年6月，他看到一篇用水泥浆替代金属管的文章，这个发明可以解决石油钻探中面临的巨大困难。他马上批评石油总局：“你们竟把这样的消息埋没在纯学术性杂志的一篇小小的短文中，……为什么不大加宣扬呢？为什么不交给普通报刊去发表呢？” [44]1922年10月，他看到育种专家彼·伊·利西岑取得了燕麦培育的成绩，马上致信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列·谢·索斯诺夫斯基，要求他“了解一下良种燕麦培育工作的情况，并给《真理报》写一篇论文讲讲这项工作的意义”。[45]1922年4月12日，列宁致信副农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因为他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很好的介绍地方经验的文章。信中写道：“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树为榜样。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和知识分子（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 [46]这个时期列宁论述报刊介绍经验的理由，不再是用先进的公社作为标准来鞭策落后的公社，而是建立在俄国读者相信事实这一接受心理之上的。他多次谈到这样的观点：“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 [47]即使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时期，他也谈到在这方面向资产阶级报刊学习。他说：“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 [48]列宁提倡的各方面的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只是“表现稍为突出”、“处于领先地位”。他注重实用，而且这些实例大多有些新闻价值。这样做其实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报道的内容接近普通人，可学、易学。列宁的这种要求与我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高、大、全”的典型报道是有区别的。
　　3.提倡报刊监督政府机关的工作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又使用过一次“黑榜”概念，不过内涵变了，指的是揭露从中央到地方机关经济工作中的缺点（而不是揭露怠工的工人），这种监督不再直接参与行政处罚、司法审判，而只是一种多少有些权威性的社会评论。
　　揭露政府机关的各种弊端和具体的错误缺点，对政府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是这个时期列宁不多的关于报刊工作指示中经常强调的内容。1921年9月1日，他致信《经济生活报》编辑部，指出：“这张报纸应当成为战斗的机关报……把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让大家批评”，“决不放过向有关机关上报报表不准时或报表不全的问题，把失职人员登在黑榜”。[49]就在同一天，他因看到《经济生活报》上揭露的问题，立即以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请办公厅助理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打电话，指出：“卡克滕在《经济生活报》上描述了克里沃罗格矿区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侵吞公物现象和令人愤慨的管理混乱现象。请注意此事，准确查明应负个人责任的人员。” [50]9月15日，他从《消息报》上看到一篇短评，谈到250万普特的贵重金属躺在沼泽里任凭盗窃和损坏。他立即致信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写道：“如果符合事实，请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点、保管……这些财产，并严办失职人员。请给我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注明如此不负责任的失职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 [51]除了这类渎职现象外，对严重违反政策的问题，列宁要求报刊进行监督。1922年1月3日，列宁从《真理报》上看到关于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奥登博格尔自杀的调查报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几位高级视察员粗暴、挑剔和官僚主义，以及该厂领导的漠不关心，造成这位精通业务、忠于职守的技术人员自杀。列宁仔细阅读了这篇报道，提议党中央组织局设立特别法庭公审该厂的整个党支部，责成各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52]列宁的提议被中央政治局通过，涉案人员受到了刑事或行政的处罚。这个案件引发保护专家的政策讨论，讨论在报刊上持续了两个月。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仍然提倡公开报道，但强调的侧重点转移到对各级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公开批评，因为他意识到：“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上边，都有反对如实公开，如实评价地方经验的强烈倾向。他们害怕家丑外扬，害怕赤裸裸的真相，‘瞥上一眼便了事’，像托洛茨基同志恰当地形容的那样，只是浮光掠影地瞥上一眼。” [53]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报刊监督的内容，已经从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时期揭露工人懒惰盗窃等，转变到报刊监督政府机关工作方面了。从他以有限的精力二十几次关注报刊的报道与评论、直接干预相关事件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报刊监督功能的新视角。
　　
七、对于广播、电影宣传功能的重视
　　列宁关于无线电广播的信件、电报、电话和签署的决定，1918-1922年共有三十多件。1922年5月11-19日，仅关于广播问题就写或口授信件、记录等七件。随后他离开莫斯科到南郊的哥尔克村休养，1924年1月在那里逝世。
　　列宁对广播技术功能的认识，体现在两封信件里。1920年2月5日，他致信发明家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您正在创造的不要纸张、‘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将是一件大事。” [54]1921年1月6日他致信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这件事十分重要（这是不要纸张不要电线的报纸，因为利用扩音器和收音机，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所看到的报纸，这种收音机经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改进，将很容易地成百成百生产）。” [55]关于无线电广播的任务，列宁认为它是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1922年1月2日，他在无线电实验室申请拨款的报告上写道：要“注意到它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它在最近的将来在军事和宣传方面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56]1922年5月11日，他在给多夫加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这项工作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试制成功，将会给宣传鼓动工作带来极大好处。” [57] 5月19日，列宁致信斯大林：“无论是就进行宣传和鼓动，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的居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来说，还是就转播讲座来说，实行这个计划都是我们绝对必要的。” [58]列宁关于广播的论述，主要从政治家角度看待，关注使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收听而接受远距离的宣传和鼓动、可以远距离地转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讲座，以及用于军事宣传和军事通讯。列宁设想的第一个广播建设规划，传播范围以莫斯科为中心，在方圆2000俄里（=2133.6公里），围绕着传播“莫斯科的声音”，即围绕着宣传展开。
　　由于列宁的精力集中在如何利用广播生动广泛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因而他对广播技术的认识，以报纸作为参照系，做出了“不要纸张、不要电线、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的喻证。有的介绍文章称赞这一描述是“科学论断”，为广播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北京广播学院，1977：85）。但实际上列宁的比喻虽然形象而生动，但只从报纸的特征来认识广播，并未从广播延伸人的听觉的角度进一步深刻思考，也无形中遮蔽了人们思考广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问题。
　　列宁也很重视电影。1922年1月17日，他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摄影和电影局的指示里，将电影划分为娱乐、宣传两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的背景，他写道：“应规定一定的比例：（1）专为做广告和赢利的娱乐性影片（当然，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以及（2）纯属宣传性质的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影片，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国际联盟的活动、柏林的饥民等等。不仅要放映电影，而且也要放映有宣传意义并附有适当文字说明的照片。必须使私营电影院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以租金形式上交国家。要给企业主扩大片目和上映新片的权利，使企业主能从制作和生产新影片中得到好处……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在东部地区兴建电影院的工作，在这些地方电影院还是新鲜事，因而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 [59]1922年2月，列宁与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再次谈到电影：“如果你们有好的新闻纪录片……严肃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那么为了吸引观众，就是同时放映一部或多或少像常见的那种无益的影片，也无关紧要。”他还说：“应当扩大生产，特别是在大城市观众中（在乡村观众中更是如此）推广内容健康的影片……你们必须牢记，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 [60]列宁论述电影，虽然是从宣传角度谈的，但他关于电影是艺术的认识、对电影具有娱乐性质的承认、保护电影放映业权益的措施，在刚刚从共产主义试验转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刻，属于观念上的创新，难能可贵。
　　
八、如何评价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
　　1918-1920年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实验时的很多决议和法令，以及报刊的宣传并不成熟。例如，1918年11月26日，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宣布对香烟、糖果点心、咖啡、食盐、火柴、纺织品、煤油、肥皂等商品实行国家垄断。1919年元旦《真理报》宣布，由于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果，年内就可以消灭货币。1919年3月，俄共（布）制定的党纲规定：“用把银行机关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的机关的办法，根本修改和简化银行业务手续。随着把计划的公有经济组织起来，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把它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处”。[61]1919年8月，俄国出海口彼得格勒市禁止18-50岁的男子从事贸易工作，完全禁止私人市场。1920年初，关闭一切市场。1920年1月1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人民银行”的法令。1920年10月17日的《真理报》写道：“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努力下，商品制度的千年基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垮台。我们的儿子长大以后只有靠记忆来认识货币，而我们的孙子只有通过历史教科书上的彩色图画来认识货币。” [62]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全部中小工业国有化。
　　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关心的重点是分配，而不是生产，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危机。1919年，苏俄的钢铁产量为零，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1921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发生怠工、罢工事件，包括被称为“工人堡垒”的普梯洛夫工厂。由于强行剥夺农民的粮食，1920年的播种面积比1913年减少四分之一；1921-1922年，在35个省的9000万人口中，4000万是饥民，死亡500万人。农民暴动遍及所有省，仅1921年一年，红军为镇压农民暴动损失了17万人。1921年2-3月，被称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暴动，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时逢党的十大召开，数百名党代表被直接派去协助和指挥平叛，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表现为生产大幅度下降、遍地饥荒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和天灾，那么政治危机——工农兵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原因，就不能不认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杨彦君，1982）。
　　1921年秋以后，列宁多次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承认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他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3] “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大的罪恶了。……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64]列宁反复、密集地谈自己的错误，探寻错误的思想根源，指出错误的严重后果，难能可贵。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始终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我们”这个词表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关于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试验的研究论文有数百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从各方面，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但对这个时期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却很少有系统而实事求是的分析，甚至至今仍有文章继续把当时列宁的话视为完全正确，加以引证和延伸论证。这就需要补上列宁这段报刊思想的研究，厘清他的思想哪些需要继承和发扬，哪些需要作为认识偏差加以纠正。
　　列宁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没有经验，他为此做了艰难探索。成千上万的俄共（布）干部和党员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以此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历史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列宁勇于承认错误，并且努力通过调整政策来改正错误。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向列宁学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文涉及的具体事项已经较多，这里再做一整体评价：
　　1.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始终要求苏维埃报刊从政治喧嚣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即使迫不得已，一时必须以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为中心，他也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是暂时的，随时准备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20年11月制定的《生产宣传提纲》至今对中国媒体如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指导意义。
　　2.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时期苏俄宣传上出现“幼稚病”，列宁实实在在地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知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并认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65]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发生过苏维埃报刊历史上的同类错误，这方面我们需要向列宁学习，不回避以往发生的错误，更不能重复以往的错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追求梦幻般的伟大成功。
　　3.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在极为繁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中难以避免为追求制定的奋斗目标而把报刊视为“工具”，其实他理智上是不认同的。13年前，即1905年，孟什维克批评列宁要把党的出版物变成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接连四次批驳他们的诬蔑，最后一次批驳，他接过孟什维克扣给他的帽子写道：“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 [66]这才是列宁对报刊工作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不可以把“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视为正面意义上的。列宁是在尊重写作事业规律的前提下，要求把党的出版物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但不可强求一律，要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1918年，列宁在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时候，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前后使用了多个“工具”来喻证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正中了当年孟什维克攻击他而设下的陷阱——出版物工具化。不过，这只是一个概念使用上而不是实质性的问题。根据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列宁对报刊工作的一系列批示，列宁支持各家苏维埃报刊自主工作，并未真的把报刊简单地视为非主体的工具。有鉴于此，我们不应再把1918年列宁使用“工具”概念喻证报刊作为正面论述的依据，但他论述中体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报刊耸人听闻和政治喧嚣的批评等方面的思想，仍是正确的。
　　4.关于“榜样的力量”和“黑榜”。列宁在1918年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形下，从行政需要出发，把苏维埃报刊的报道内容简单化为表扬与批评，显然考虑不周；他否定报纸作为企业的运作，认为作为企业的报纸完全是“发财和欺骗的工具”，要求报纸的新闻减少到1%，显现出他对职业报刊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
　　除了1918年他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背景外，列宁对职业新闻工作的不熟悉，也是一个原因。他写了一辈子政论，主持过约40家党报党刊，但没有写过一篇新闻。1983年中国新闻界提倡短新闻，《新闻战线》编辑部约蓝鸿文老师和我提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写的短新闻，[67]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写过大量新闻，但几乎找不到列宁写的任何一篇短新闻。最后我从《列宁文稿》里勉强找到一篇三百多字、篇名为《最新消息》（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译为“最后消息”，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背景，译为“最后信息”更为准确）的文章，没有时间和具体地点。文章根据1905年起义的“波将金”号仍在行动的传闻，驳斥“波将金”号起义失败的判断（其实的确是失败了）。蓝鸿文老师提供了一篇一百多字的言论和一篇名为“广播稿”（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译为“通电”，那时没有广播，而是明码电报）的两百多字的小文章，均明显不是新闻。
　　列宁是懂新闻的，因为他要处理大量关于工人运动的消息，也需要翻阅大量各国报纸，但他没有给党外报刊撰稿的经历，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200多家报刊撰稿，写了一辈子新闻，创办和主编的党报党刊均为股份制运营。列宁对现代报纸运作的了解，仅通过版面和一些揭露报纸内部黑幕的书籍，例如他写的批判俄国最大的商业日报《新时报》的文章《飞黄腾达之路》，就是根据该报前记者提供的公开材料。他极为熟悉的是党报，而这类报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纸。
　　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不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在俄国初步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迅速熟悉了报刊面向社会的工作特点。他不再要求只保留1%的新闻，即使专门的“生产性报纸”（指《贫苦农民报》），也要求四分之一的版面提供一般新闻；至于“指导性报纸”（指《消息报》和《真理报》），只是一般性地要求减少政治新闻，扩大生产宣传内容，这就比较符合报纸的实际职能了。他1918年将报纸内容划分为表扬和批评两部分的简单宣传式思维，这时已经大大弱化，代之以较为丰富多样的报纸新闻与评论。他开始注意读者需要和新闻的特点。例如他肯定的几篇报纸新闻或评论，其标题“停滞不前”（《消息报》）、“典型事件”（《经济生活报》）、“饥饿的玉米”（《真理报》）、“贫困的亿万富翁”（《消息报》）、“抑郁不欢的发动机和无产阶级农业”（《消息报》）等，[68]就凸显了事实的新闻价值。这说明他注意到提炼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1921年9月，列宁指示共产国际建立情报（информация，对应英文information）所，搜集西方报刊上的事实性信息，提供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人报刊使用，他要求“事实筛选得完整、准确、妥当”，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而真实不该取决于为谁服务”。[69]如果西方报纸如列宁以往所说，完全是“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他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个机构了。这说明列宁对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报刊的认识，这时已比较理性。
　　
　　革命导师列宁也是普通人，他在激烈论辩或事情急迫、外部压力较大时，往往比较激动，言辞不够全面甚至有些极端。但当他平静以后，往往会检讨自己，和解或缓和局面，回到比较理智的状态。特别在他意识到犯了错误的时候，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和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只要做事情，就会有不同意见。列宁的个人作风民主，能够团结俄共（布）党内所有高级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同做好工作。他所以赢得全党的拥戴，不在于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在于他的总体路线正确和实事求是的诚恳工作态度。
　　既然列宁本人都是这样看待自己，那么我们作为后来人也应以他为榜样，历史地看待他在不同情境下的论述，采纳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而不宜把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视为真理。
　　鉴于他1918-1920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是失败的，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认识，深入研究列宁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价值，但需要深入挖掘。例如找到列宁所有批示过的报纸新闻、评论原文，搜集当时的社会反映，从而探究列宁报刊思想变化的轨迹。列宁苏俄时期与各主要报刊编辑之间的所有信件，以及与编务相关的文献，则又是一类值得挖掘的思想宝藏。■
　　
①《列宁全集》第2版36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列宁全集》第2版43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69-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列宁全集》第2版35卷第91-9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⑥《列宁全集》第2版35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1-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⑧《列宁全集》第2版38卷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⑨《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91、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16-18、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5]《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7]Ленин В И. (1918). вариант статьи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Издание пятоеТом 36. Изд-во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1974стр. 149.
[18]《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列宁全集》第2版37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2]《列宁全集》第2版37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3]《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俄文原文сила примера，俄文第五版《列宁全集》36卷第191页；英译文force of example，英文版《列宁全集》27卷第261页。
[25]《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德文原文Macht des Beispiels，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第490页；英译文force of example，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卷第515页；中译文“示范的力量”。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3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0]《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2、136、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3]《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4]《列宁全集》第2版35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列宁全集》第2版35卷第92-9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列宁全集》第2版34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7]《列宁全集》第2版33卷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8]《列宁全集》第2版41卷第384-38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9]《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0]《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1]《列宁全集》第2版43卷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列宁全集》第2版43卷第13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3]《列宁全集》第2版41卷第340-34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4]《列宁全集》第2版50卷第41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5]《列宁全集》第2版52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6]《列宁全集》第2版52卷第400-401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7]《列宁全集》第2版40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8]《列宁全集》第2版37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9]《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131-13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0]《列宁全集》第2版51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1]《列宁全集》第2版51卷第334-33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2]《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3]《列宁全集》第2版52卷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列宁全集》第2版49卷第244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5]《列宁全集》第2版50卷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6]《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38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7]《列宁全集》第2版52卷第43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8]《列宁全集》第2版43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9]《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0]《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59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1]杨彦君《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和教训》，《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7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2]郑异凡《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63]《列宁全集》第2版42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4]《列宁全集》第2版41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5]《列宁全集》第2版39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42卷第226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6]《列宁全集》第2版12卷第94-96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他三次批驳依次见《列宁全集》第2版8卷第167页、391-392页、40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7]蓝鸿文、陈力丹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写的短新闻》，《新闻战线》1983年2-4期连载。涉及的三篇列宁的小文章依次见《列宁全集》第2版10卷第330页、30卷第296页、33卷第324页。
[68]参见陈力丹编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新闻》第372-37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2版。
[69]《列宁全集》第2版51卷第262页。其中“而真实性不应取决于情报该为谁服务”一句错译，这里做了重译。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77）。《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北京：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内部出版。
杨彦君（1982）。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容、后果和教训。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力丹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本文为四川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专项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原典著作和报刊研究”（GJ2020001）成果。感谢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姚晓鸥协助俄文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