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
　　一、理解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框架
　　1.两个隐喻，一个框架
　　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甚至是吃力不讨好。国内有许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者，也有许多中共新闻史专家，我讲起来不一定到位。不过，这个题目由我来讲的好处可能在于，我是个批判学者，不怕被批判。
　　我来自浙江缙云山区，就从中国文化里两个有名的关于山的隐喻开始吧。一个隐喻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而言，可以说我们都在此山中。不过，我21岁就出国了，所以到外面看这个山相对时间长一点。另一个隐喻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在国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到国外研究了一番西方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现在再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我似乎有这样一种正反合的感觉。因此，这个讲座以此为构架来组织，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国际共运史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实践——看山是山”；第二是“从美国新闻传播学中看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看山不是山”；最后一个是正反合，即“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再认识——看山还是山”。如果说第一个关于山的隐喻包涵了内外的辩证关系，那么第二个隐喻体现的就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视角，两者的结合所产生的是一个相对立体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历史的认识，需要置于这样一个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框架里进行解释。
　　2.特殊历史时刻：一个新回合斗争的开始期
　　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现在是个特殊的历史机遇。1962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2012年习近平主持起草十八大政治报告，用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说法：“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阿芒·马特拉1979年说了一句话：历史上有些特定时刻，“特别青睐对现实的批判分析”，这种时刻包括：“革命的热烈时刻”、“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冷冽时刻”和“经济危机时期”。与此相应还有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其生产关系或者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就会全部展开，此时，人们才能真正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经济危机时刻就是这样一个让人能看到一些现存的、以前掩盖的社会权力关系，以及使得某些权力关系变得更清晰的时刻。实际上，历史上有过很多这样的危机时刻，从而产生过许多批判的、革命的思想与革命实践。当然，革命思想和实践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必然是在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斗争中才能得到不断发展，许多时候还会经历一个反反复复的曲折过程。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内部的抗争，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外的抗争可用三个回合的斗争加以简单概括。
　　第一个回合是上世纪前半叶，围绕1929年至1930年代危机前后的斗争和妥协。这个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斗争产生的结果，一是西方内部福利资本主义的出现，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去殖民化运动。波兰尼的名作 《大转型》就是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写就的。在波兰尼看来，两次战争证明了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是神话，市场秩序的扩展必然摧毁社会，所以他认为市场自由主义的神话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腥风血雨中彻底破灭了。波兰尼是社会主义者，他的理论也是后来福利社会理论的先声。但是，波兰尼不可能想象到，他认为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彻底埋葬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会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式在1980年代战胜福利社会思想，在西方社会再次复活。在中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给踩住的说辞，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述。
　　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反扑开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体系内的斗争完成了第二个回合。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到“民主对专制”的二元对立构建，是这个回合意识形态框架的一个重要变迁。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提到，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下层民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精英阶层所占的比例是二战以来的最高值。从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框架分析，我们可以说，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不得不动员民众的广泛参与和依靠他们的牺牲，西方统治阶级在战后秩序中不得不对本国下层民众有所让步，也由于共产主义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争取的是下层民众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精英阶层在整个资本主义积累中的份额就相对减少了。当然，他们不甘心，所以就进行反扑，其政治代表就是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这两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
　　与这一反扑相关，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也产生了“有意思”的变化。在冷战时期，当时国际上的话语对立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总统卡特及其政权有意的意识形态战略策划下，这个话语就变成了民主对专制了。与此同时，苏联内部官僚主义问题日趋严重，其领导层对社会主义也失去信仰，而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于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刚好是世界体系中同时进行的过程。总之，从1980年代开始，国际体系上的主导意识形态话语，就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变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立。针对这一话语体系的转换，一方面苏联领导层似乎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望甚至可能准备背叛了；一方面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从“不争论”慢慢到不谈“姓社姓资”。由于苏联和中国都不再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话语，也就是“民主对专制”的话语体系，就成了一套霸权话语。一旦进入这套话语体系，我们就被套进去了，仿佛成为“专制”一方，而西方俨然成为“民主”一方。这样对号入座必然失去话语的定义权和领导权。
　　我自己早期的学术问题意识也反映了这个回合的国际意识形态变迁历史过程，以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民主化国际学术话语体系。我的硕士论文选择研究新闻客观性，正是因为1986年出国后，受冲击的第一件事是里根政府1987年废除了美国广播电视史上的媒体公正准则（fairness doctrine）。公正准则是美国广播电视业在福利制度时代形成的，依据这一准则，无线电波属于国家的、公共的资源，虽然广播电视机构为私人拥有，但也要完成一些公共服务责任。一方面，广播电视必须报道重要的公共事务，不能天天报道花边新闻，娱乐至死；另一方面，报道的时候应该注意平衡，起码在两个主要党派之间保持平衡。而里根政府废除公正准则，就放弃了由公共机构实施媒体内容监管的机制，也不再要求新闻业必须平衡报道严肃而有争议的公共议题，这让我很震惊。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媒体公正准则的来龙去脉，里根政府为什么要废除，并把这个准则放在更为广阔的美国新闻体系中的客观性和专业主义这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中加以分析。也许，如果公正准则现在还存在，美国的新闻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可能出现福克斯（FOX）新闻的明显共和党倾向性。而公正准则的废除正是美国整个新闻制度新自由主义化的一部分。
　　虽然我出国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但面对强势的传播民主化主导学术话语，有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只有从属的地位了。我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和《媒介、市场与民主》这两部英文书，进入的都是传播民主化的学术话语。虽然前者聚焦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并把它与资本主义危机相联系，后者也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并试图说清不同模式的民主，可一旦进入西方主导的这套“民主”话语体系许多根本性的事情就说不清楚了，如新闻自由（按照这套话语，资本主义有新闻自由，社会主义无新闻自由）。
　　今天，要对中国新闻传播体系有一个世界历史语境中的全面理解，就必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有一个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框架，否则就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不小心就进入西方“民主对专制”这样一个框架，于是除了反对党对媒体的控制和新闻审查之外，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实际上，这个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也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扑和对福利社会的挑战，是一个系统性的跨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程。正如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中阐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1960年代是很边缘的，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有些人不断拱卒，用金钱建立智库，有意识影响媒体，最终在政治领域出现了里根和撒切尔这样的代表人物，使这个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套新的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第三个回合始于2008年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以及相伴而起的“马克思归来”。在新闻传播领域，这表现为西方新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内爆”，专业主义、自由主义、精英主义模式的失败，所谓“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以及“马克思归来”。北京大学王维佳副教授在《媒体建制派的失败》一文中，已经对西方主导的新闻模式的危机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我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马克思归来”表达的是这一轮危机时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兴趣，以及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期望，甚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在传播领域，这方面的鲜明表现是《马克思归来》这一英文学术特刊的出版。我与吕新雨教授主编“批判传播学”书系组织了对这部书的翻译出版。令我高兴的是，该书很快又被重庆出版社重新出版。
　　总之，随着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广告收入支撑的，以专业主义、精英主义、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即希拉里、硅谷或美国主流媒体所代表的精英群体和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我看来，在美国当下的政治语境下，“后真相主义”不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可选择另类，党派新闻的回归也不一定都是好事。但是，专业主义那一套，也是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并不是所谓的“新闻事业客观规律”运作的结果。我们可能以为，从党派新闻到便士新闻，再到专业主义，这是铁打的新闻事业发展规律，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当年的新闻专业主义高峰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即战后福利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得到缓和时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分裂不是那么厉害，主导精英及其支持者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认同，大家可以在这个意识形态框架下追求专业主义，而一旦这个共识破裂，连精英阶层也产生了分裂，专业主义就难以为继了。
　　
二、理解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三个视角
　　1.国际共运史视角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看山是山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它的理论合法性来自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对资产阶级新闻制度的批判，正如它的实践合法性来自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如果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的“新闻自由”叙事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核心，那么，对自由主义新闻自由理论和实践局限性的批判，尤其是对“新闻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揭示，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而这也正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内容。这一批判包含对比较明显的私人资本掌握媒体所有权的批判，尤其是对私人资本在媒体领域的集中控制和垄断的批判，更包括对更为隐秘、但也更为广泛和重要的新闻媒体的商业主义原则的批判，而对广告机制的批判则是对商业主义媒体批判的核心。
　　媒体的私人资本控制和媒体商业主义原则的建立过程，既是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全球扩张建立基础设施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从而使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在物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保证自己在精神生产即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虽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核心思想但是他们毕竟没有专门研究媒体的商业主义原则和广告机制。英国批判传播学者詹姆斯·柯伦从马克思的批判视角，研究了媒体商业主义原则的确立过程和广告机制的作用，从而彻底挑战了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主导性新闻自由叙事，丰富了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在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正如我在许多地方说过的，这一研究揭示了一个资本主导的、商业化的媒体体系，就是资产阶级得以掌握和巩固其文化领导权的主要机制。也就是说，所谓新闻自由的叙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战胜专制的叙事，而是新兴的商业阶级如何通过找到适合自己的媒介体制机制来巩固自己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媒体与权力》一书中，詹姆斯·柯伦通过分析英国劳工报纸在报业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指出英国报业市场自由化的实质，是通过开放市场打压激进劳工报刊，并将它们排斥在市场和媒体话语之外：“英国历史上对出版印花税的废除以及对报业市场的开放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经济行为更不单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叙事中所说的新闻出版自由对政府控制的胜利。”面对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报刊，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开放报业市场，通过广告保证自己掌握文化领导权，把报纸的意识形态掌握在本阶级手上的经济手段，这就是以广告为支柱的体制机制。综合柯伦对英国报刊史、丹·席勒对美国报刊史和加拿大学者对加拿大报刊史的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第一章，对英美加三国新闻史中党派新闻到商业新闻转型的相似性和不同性进行了综述，进一步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叙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呼应了西方批判传播学理论有关商业主义媒体制度如何边缘化工人阶级声音的论述，表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早就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媒体。陈力丹教授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中分析道，早在第一国际期间，国际工人运动就意识到工人阶级创办自己的报刊，尤其是工人政党机关报的重要性。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体现了作为无产阶级意识表现的关于报纸阶级性和党派性观念的形成：“现有的成千上万家日报和周报中，能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为劳动者事业而斗争的屈指可数。只要想一下，几乎所有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都是资本家的财产，都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我们必须尽力创办和扶持尽可能多的报纸和期刊。在这些报刊上，我们一定要提倡和捍卫我们自己的事业。”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不但明确了党报的党性原则，而且认识到，仅仅取消书报检查本身还不是“出版自由”的全部内涵，出版事业必须有独立于资本家牟利的自由，后者是“剥削者对于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因此，正如陈力丹所总结的，对列宁来说，“不掌握资本，就意味着没有出版自由”。让人深思的是，对国内很多拿新闻自由说事的人来说，不但列宁早被否定或遗忘，而且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也只是那个反对普鲁士新闻检查的马克思，而不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占有和支配的马克思。
　　当然，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并不知道这个革命应该怎么展开（也不可能全部预测到）。正如陈力丹的研究所表明的，列宁试图保留旧体制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报刊。但是，当这些报刊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军的叛乱中，站到新政权对立面的时候，和平利用和改造资产阶级报刊的理想已经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列宁并不是一上来就反对不同党派也可以同时有自己的声音，只是一旦阶级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状态时，那些资产阶级党派的报纸就开始要推翻新政权了。总之，阶级斗争的剧烈性不允许列宁实现不同政党和团体的报刊代表各个劳动阶级和阶层行使新闻自由的设想。这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现代媒体体系成了一党管控下的媒体体系。
　　具体到今日中国，我建议大家深入研读一下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此文发表于1949年6月，新中国即将诞生，毛泽东充满了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以这样的自信写就了这篇文章。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的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当年毛泽东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如果现在要解释我们的新闻体制，就必须回到这里，回到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回到新闻自由的阶级性立场，否则没有选择。如果要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那么，套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林春教授的一句话——“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我们要有信心说，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当然，我们要讲究言辞，尤其在外交场合；但是，如果国家的性质模糊了，如果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自己的新闻体制，也就没有理由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以上是所谓“看山是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角下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
　　2.从美国新闻传播学中看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看山不是山
　　我曾听说，在国内某知名高校，有篇研究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日报》对某一问题报道的博士论文被匿名评审者从选题的角度就否定了，因为《人民日报》不像《纽约时报》，不是大众传播意义上的报纸，而是宣传。这个故事的具体细节也许更复杂，但《人民日报》不是新闻媒体并以《纽约时报》为标准，这应该是中国新闻学界自己内在化了西方的“看山不是山”的最典型看法了。不过，美国新闻传播学术对共产党宣传和中共新闻媒体的看法还是多面的。我们可以选取美国传播学术七个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和事例，对这一话题的脉络进行梳理。
　　（1）拉斯韦尔对革命过程中“宣传”重要性的认识
　　被奉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1936年的著作《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Politics：Who Gets What，When，How）中，对革命过程中宣传的重要性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由于暴力行动使每一个人随时都有面临死亡的可能性，付给金钱报酬的作法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所以要努力提高的是心理报酬而不是物质报酬。因此要强调“荣誉”，强调颁发嘉奖状和勋章等带有充分神秘力量的做法。这样做既可以减少维持一定工作量的费用，又能避免把太多的思想花费在计算冒险与效益之间的比例上。为了培育重视荣誉的精神，苏联军队制度规定了十三个等级的荣誉称号。现代各国军队都已经开始依靠荣誉和实行系统的思想灌输作为对操练和处罚的一种补充。
　　由于统治精英通常掌握着物资的支配权，领导群众的反对派精英必须更多地依靠宣传，而不是物资或暴力。群众的潜在经济实力或战斗实力可以通过耐心和持久的宣传将其集中起来。在实际夺得政权之前，控制物资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象征方面，也就是宣传方面，而不是特指的经济方面。
　　虽然这个解释不是针对中国革命，也不能完全解释共产党对宣传、意识形态的一贯高度重视，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拉斯韦尔对革命过程中宣传重要性的理解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当然，对一个人来说，精神说不定比物质奖励更重要。毕竟，人最后是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也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人有精神。总之，拉斯韦尔的分析有功能主义的问题，也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但不失为对宣传重要性的一种阐述。
　　如果说拉斯韦尔试图解释的是当年的革命以及在此过程中宣传的重要性，那么，时至今日，解释中共政权何以依然存在就成了西方汉学家的难题。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等一批汉学家编著的《毛的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针对的就是这一问题，我也是本书作者之一，负责分析中国新闻媒体制度在坚持了列宁主义基本框架下如何变迁。裴宜理2015年在一个访谈中也说，与现在已经垮掉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相反，现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如古巴、朝鲜、中国、越南等，都经过一个漫长的民族主义和农民参与的政治动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政权知道怎么样跟社会取得联系，这些政权还特别强调文化治理，用我的理解，就是建立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裴宜理还特别提到，在这些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治理方面尤为重视。
　　（2）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年）
　　没有任何一本书比《报刊的四种理论》更能体现对中共新闻制度的“看山不是山”视角了。然而，仔细研读就会发现，本书根本不涉及中共新闻传播在“共产主义模式”中的特殊性，实际上也很少提到中国。但是，也许由于我们太急于告别革命，急于告别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新闻制度，所以也就急着对号入座了。《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冷战新闻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早已在西方新闻理论中被彻底清算，如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的《最后的权利》（1990年）。我与吕新雨教授主编的“批判传播学”书系之一《胁迫之术》，也阐述了美国传播学和美国政府心理战的关系，这里不再展开了。
　　需要指出的是，《报刊的四种理论》把中国当作苏联的卫星国来描述，完全忽视了中共的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和中共在与“苏联模式”斗争中形成的“中国特色”。更有意思的是，与该书出版相对应，从1956年中共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以回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到1966年，中苏两党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十年论战”，更不必说“文革”时期的中国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对苏联模式的背离了。因此，对于《报刊的四种理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号入座，这也不符合我们真正的历史发展。
　　（3）西方批判学派中的“中国道路派”和他们眼中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
　　批判学派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迈思可以被视为西方批判学派中的“中国道路派”。斯迈思深受毛泽东的影响，197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两次来中国，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传播、技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不仅斯迈思的文章《自行车之后是什么》（2014年由北京大学的王洪喆博士翻译并发表于《开放时代》）依然被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排斥在外，而且毛时代传播实践对美国主流“发展范式”转移的贡献也被遮蔽。后面这点正是下面要重点讨论的。
　　（4）1970年代开始，美国“主流”发展传播学重要人物罗杰斯对中共新闻传播实践的赞许性新认识
　　鉴于主流发展传播学，如罗杰斯所提倡的扩散研究、传播技术与现代化那一套的多年实践，并没有在第三世界产生多大作用，主流传播学内部开始了反思的过程。罗杰斯的《传播与发展：主流范式的消失》（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ssing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作为主流发展传播学者，罗杰斯到1970年代也开始对中国的传播实践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中国两个十年基于本土系统产生的“现代化奇迹”（miracle of modernization）激发了不少反思（stirred up a good deal of academic thinking）。可以说，他对主流范式的反思，部分是由于该范式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东的失败，部分是由于中国的成功或者说中国当时的实践对其产生的触动。
　　罗杰斯的话甚至可以用来为我们中国走自己道路做注释。虽然他是否受毛泽东有关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思想的启发不得而知；但是他那句“每个国家，也许每个村庄，都可能根据自己的道路发展”（every nation, and perhaps each villagemay develop in its own way）的话，简直可以拿来为中国当下提倡的每个国家应该走自主发展道路的说法背书。不过，罗杰斯说了这样的话也招来了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的学者的麦卡锡主义式“钓红”。所谓“钓红”（red-baiting），是指在西方做学术，一旦有点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表示同情，就会被说是共产党的同道者，甚至是共产党专制的帮凶。“恐赤病”就是通过这样的“钓红”，成为一种学术控制力量的。
　　（5）美国传播学对中共新闻传播理论的百科全书诠释
　　两年前，由于被邀参加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传播学卷第三版有关内容，我查看了美国几部新闻传播学百科全书。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编著、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四卷本《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应该是这方面比较权威的一部。该书第二卷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归入“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第三世界取向”（Marxist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Third World Approaches）范畴，认为第三世界对传播问题理论思考的主要贡献，来自二战以后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及其传播实践，并把毛泽东思想和格瓦拉思想当作最好的范例，认为这两位领袖都强调信息管理的重要性和传播是取得政权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词条还引述了毛泽东有关“凡是夺取政权，总要制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这一论断，认为这是毛泽东对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贡献。此外，该百科全书在把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群众路线思想当做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另一重要贡献的同时，还把他的这一思想与格瓦拉有关宣传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相区别，认为毛泽东把传播问题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从群众路线的角度谈到了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级的联系，而他关于要让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与人民大众建立有机联系的思想，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思想完全一致。更意味深长的是，该词条还认为，这一让知识分子与人民建立有机联系的思想是“文革”的一个中心主题，因为在“文革”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野遭到了强烈批判。最后，该百科全书还认为毛泽东对传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与直到1950年代一直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济主义和阶级化约论相分离，认为毛泽东在试图把握劳资矛盾的同时，坚持分析“人民”的不同构成和这种构成的具体历史变化。
　　除此之外，百科全书第三卷对“革命”、“政治传播”等有关解释中，还提到中国革命的长征对群众意识的影响，群众路线作为一种“政治传播”，等等。该百科全书中对“垄断／Monopoly”的解释也耐人寻味。该书认为，这一词汇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和中国所有媒体均由政府或建制政党控制……在这些国家，媒体的目标不是提供多元的观点或赢利，而是教育和鼓励民众实现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我们知道，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里，垄断天然是坏事，反垄断俨然具有无可争辩的道义正确性。然而，这里对垄断的解释与媒体制度的目标（不是提供多元的观点或赢利，而是教育和鼓励民众实现全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联系在一起，而该百科全书第二卷对“发展传播”的讨论，更是认为中国通过大众媒体动员在鼓励公民牺牲短期消费来实现发展计划和重大社会转型方面，可能提供了最惊人的案例（the most striking example）。
　　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内部有多元声音。我无意证明这部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主编的传播学百科全书是否真正代表主流，但它的确为我们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传播理论的贡献提供了一个从外面看的窗口。在我们国内，新闻学曾是基础学科，传播学是后来从美国引进来的，新闻学延续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统，而传播学，尤其是带有冷战色彩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在一定意义上，是被用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一“存量”不变的前提下，用传播学这一“增量”来淡化、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传统。有人甚至说传播学就是传播学，怎么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呢？这让人想起甘惜分的名言：（去政治化者）不是傻瓜，就是装蒜。
　　（6）中共新闻实践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冲击
　　如果上面的分析开始使“看山不是山”复杂化，让我们看到，美国的新闻传播学对中共新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远比《报刊的四种理论》更丰富，有些地方甚至颇有“看山是山”的意味，那么，最后还需指出，中共新闻事业“此山”对美国“彼山”也不是没有冲击的。从世界体系和全球史的角度看，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尤其是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是逼得西方资产阶级妥协，使其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外因（当然西方内部的社会斗争是主要原因）。因为，对西方主导阶级来说，如果不实行福利社会，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无法克服，工人阶级就要革命，而比起革命来，妥协是次优选择。所以，从一定角度上看，如果没有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美国工人阶级就不一定得到资本家曾经分给他们的那一杯羹。当然，美国工人阶级可能从来不这么想，他们已被那套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在化”了，用反共、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框架看待中国。
　　其实，当年正是因为在人权问题上共产主义国家的攻势，加上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对美国种族主义的批判，帮助美国黑人取得了民权斗争的胜利成果。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杜齐亚克（Mary L. Dudziak）把美国黑人在1950-1960年代所赢得的民权叫做“冷战民权”。冷战初期，美国一边在国际上急于显示其自由民主制度相对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一边由于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群体的种族压迫和隔离政策而成了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在与美国的宣传战中，苏联尤其抓住美国的这个弱点，拿种族问题大作文章。中国共产党也立场鲜明地支持美国黑人的反种族主义斗争。美国新闻署一份报告就写道，“北京的报道归结到一个主题，那就是，蔓延的种族主义已经‘暴露’了美国自由和民主的野蛮本质”。这就是当年我们的人权话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制度自信也体现于此。
　　（7）《纽约时报》难得的真问题
　　2003年，在半岛电视台的影响刚形成，还没有像现在变成其他阿拉伯国家群起而攻之的对象时，《纽约时报》评论说了一句话：If a free, uncensored press ever arrives in the Arab worldmany Americans will be shocked by what it says。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自由的、不经审查的新闻界在阿拉伯世界出现，那么，很多美国人都会为自由的中东媒体所说的内容而感到震惊。换句话说，中东新闻审查压制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民反美的情绪和声音。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一个让中国人民，尤其是底层民众都说话的新闻媒体，难道一定就会跟美国发出一样的声音吗？
　　
三、全球视野中的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看山还是山
　　近年来，我一直在结合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后殖民文化研究和转型政治学等学术理论资源，发展一种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从这一视野出发，我把中共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规范性内涵归纳为以下八条，并试图提供一个贯通中西的初步理解。
　　第一条是传播和舆论的重要性
　　中共及其领导人历来重视新闻传播和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这点毋庸置疑。不过，要对这一点有更全面的认识，就应当超越拉斯韦尔式的功能主义，把它提升到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的高度。
　　具体说来，一方面要把马列主义新闻传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统以及西方传播学（包括批判传播学和主流传播学）等中外新闻传播和文化精髓都有机容纳进来；另一方面还要贯通中国古今历史，包括中国作为马丁·雅克意义上的“文明国家”自古以来对宣教的重视。也就是说，共产党对宣教的重视，既有国家政权在中国革命锻造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及宣传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对经济主义的批判，也可能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中华文明对教化的注重，尤其是儒家传统对“以文化人”的强调。
　　第二条是媒体的非资本所有与控制原则和传播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
　　在“看山是山”部分，我们提到列宁对媒体非资本所有和控制的重要性的强调。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不仅商业主义盛行，甚至成了主导性原则，很多媒体以及党媒的边缘性产业已经资本化了，人民网和新华网都已上市，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彻底开放新闻业私人拥有的口子。列宁有句话，谁向资产阶级开放媒体，谁就不理解我们正在迈向社会主义。我不知道这句话至今是否依然影响中共的媒体所有权政策，但是，新闻媒体的非私人资本所有和控制原则以及传播的社会效益第一原则，应该是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业的根本原则，中国特色新闻学不容许私人资本拥有新闻媒体，尤其不能让跨国资本家在中国拥有媒体，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守住的底线。至于国家所有和控制——也即垄断——的媒体如何在管理上民主化，是另外一个话题。
　　实际上，媒体和广义的知识生产的公共性和非商业化，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的非商业性质。今天，孔乙己式“窃书不是偷”理念所包涵的知识非商业化和共享理念，与国内教授按课时拿讲课费的记件工资模式已经相去甚远。这种理念只作为“文化遗产”留存在社会边缘。比如，我在农村办学术活动，邀请一位初中毕业的老农给参与者讲授山村广播电视的发展史，老农很认真地准备材料，讲得也很生动细致。为此，我给他几百块钱作为讲课费或误工费，结果老农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写了个条子，托我的助手把钱还给我。在他看来，知识是很神圣的，讲课是很神圣的，不应该同金钱交易行为联系起来。
　　第三条是以正面报道为主的社会运动媒体和倡导性新闻理念
　　正面报道为主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学的基本原则。西方新闻学主要以批判和负面报道为主，看门狗的角色被提到很高位置，负面新闻或对非常规现象的报道成为新闻领域的“主旋律”。看门狗的角色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观念相关，而非常规现象的报道是以某种假定的常规为前提的——人咬狗之所以是新闻，是因为这不是常规。虽然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中也一直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十三大后这一话语又被“舆论监督”理论和实践所代替，但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其新闻事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角度，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以正面新闻和正面舆论引导为主，也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上相统一的。历史上，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报道在大生产中出现的新人新事。理论上，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引领社会，用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说，要移风易俗，就要有新的思想和观念，媒体应当倡导这样的东西。相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针对封建社会的舆论倡导已经完成了，媒体除了引导人们消费，帮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外，不可能去倡导批判资本主义的新价值体系了，所以主要以负面报道，也即报道对现有社会规范背弃的现象为主打。总之，只有在建设一个新社会或在一个现有的社会里倡导改革之际，才需要倡导性新闻，需要进行正面宣传。放在西方的批判传播理论里面，社会运动媒体也一定是倡导性媒体，而不是所谓的客观和中立的媒体。共产党当年打天下的时候，就是一个社会运动，它所领导的媒体就是一个倡导性媒体体系。今天，只要它还把自己的事业当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只要它还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在理论上说它所领导的媒体还是一个社会运动媒体，即一个倡导性媒体。但是，如果用“执政党”的话语体系，这一新闻理论与实践就讲不通了，因为，“执政党”是相对于政党轮流执政体制的“在野党”而言的，而在政党轮流执政体制中，垄断媒体、正面宣传等自然成为恶谥。
　　从传播学的视野中，威廉斯曾提到过residue、dominant、emergent三种意识形态存在。全球范围内，如果封建等级思想是遗存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思想是主导意识形态，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生的意识形态体系。当然，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场域的吊诡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这一在毛泽东时代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现实的舆论场中仿佛变成了遗存的意识形态，而封建等级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而颇有占主导地位之势。在新闻传播领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弱化、边缘化和虚化，就是一个表现，这是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的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迫切性所在。总之，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框架里，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框架里，回到国际共运的轨道和共产主义是一个社会运动这样的框架里，回到宪法序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基本框架里，中国特色新闻学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闻学，或者一个倡导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新闻学。虽然社会主义运动会有挫折，也可能有“进一步，退两步”的反复，但是，只要把中国特色新闻学放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视野里，那么以倡导性新闻为主就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运作。如果放到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框架里，讲客观性，那就没法说了，必然有矛盾之处：客观什么？对现存的不平等客观？对法西斯主义客观？实际上，资产阶级新闻学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它对共产主义从来不说要客观、公正、平衡。
　　第四条是政党的作用和群众路线作为政治传播模式
　　在“看山是山”部分已谈到列宁建立的媒体党性原则，在“看山不是山”部分又谈到中共群众路线是如何被理解成一种政治传播模式的。而在开场白中，我则谈到美国媒体重新党派化倾向。除了列宁主义，我们还可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新的自主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到中国传统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等民本思想等方面，来理解和分析中共新闻学中的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这一对相互关联的原则。基于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也部分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谁也不敢提共产党，甚至不敢提组织起来，以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以一种乌合之众的形式出现。在新世纪初流行一时的激进西方自主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没有任何组织的所谓“诸众”替代了曾经需要政党来组织的工人阶级，被想象成推翻资本主义的主体。后来，作为对自主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倾向的批判，“后-后结构主义”学者朱迪·迪恩（Jodi Dean）反思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出了一本书《共产主义地平线》，里面讲到需要一个政党。不过，虽然迪恩意识到没有政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她不但不提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存在，也没能在理论上说清楚她呼唤的这个政党是什么，如何运作。我邀请她来中国做讲座，她也始终不提“政党”。
　　第五条是全党办报／全民办报
　　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学的重要内容与独特传统。用西方传播学话语来解释，这一传统就是参与式传播。相对于精英主义和专业主义，参与式传播是所有传播模式中是最民主的，也是得到互联网时代证明的、支撑的。互联网时代被称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也就是参与式传播有可能大发展的时代。可以说，共产党的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早就体现了这种传播模式。从西方的“公民新闻”到拉美的社区媒体，再到今天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人人都是记者，也许可以说，中共的新闻模式早就比“西方主流”先进！在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理念里，领导干部包括第一书记要自己写新闻，毛泽东自己就经常写新闻，如今特朗普的推特可谓蹩脚的“第一书记”写新闻呀。这一理念并不排斥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角色，但它强调新闻事业不只是专业人员的事业、知识分子的事业、精英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第六条是强调“传输传播模式”和“仪式传播模式”的结合
　　美国传播学史上，先有主流传播学的谁对谁说了什么、有什么效果的“传输传播模式，后有詹姆斯·凯瑞从文化的角度，将传播模式分为“传输传播模式”和“仪式传播模式”，后者强调传播对意义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而不是只关注信息的传输。在我看来，中共的新闻理论和实践就是传输传播模式和仪式传播模式的有机结合。在一定意义上，《新闻联播》就是一个仪式性传播的典范，要理解它的意义，不但需要信息传输模式，而且需要仪式传播模式。理解中国的新闻、中共的传播，意义和文化认同共同体的构建而不只是信息的传输才是最重要的内涵。这又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仪式和“礼”的重要性的强调。中国召开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峰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发言很重要，当天晚上的文艺晚会也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礼——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能这样做。总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构建可以从“传输传播模式”和“仪式传播模式”相结合方面做文章。
　　第七条是超越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论的认知主义和理性主义偏颇，讲究新闻传播中情与理的结合
　　我在许多地方已经批评过哈贝马斯理论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这里就不展开了。与此相关，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里说到两种新闻概念，一是作为信息的新闻（news as information），是精英的，诉诸理性，提供民主政治所需的硬新闻；一是作为娱乐的新闻（news as entertainment）是大众的，诉诸情感，使人想起小报新闻、软新闻。在主导的西方新闻观里，前者是高级的，后者是低级的。实际上，新闻性和娱乐性都是传播的一部分，新闻有娱乐性，娱乐有新闻性。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中，新闻报道固然重要，而有声有色、有情有理的通讯体裁，同样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对哈贝马斯理论和舒德森两种新闻观的扬弃，还可与传统中国的传播思想和实践连在一起。比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中国传播实践的最高智慧之一，这里，情与理相提并论，同等重要。再如“心思”一词，也是中国传播思想最深层的文化沉淀。
　　第八条是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改造自己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知和行的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果说前面七条是相对于新闻机构及其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话，那么这一条更是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和学者来说，这是唯一的不会产生“异化”劳动的传播和知识实践。在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追求知行合一，不是封建士大夫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世主式劳动，而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事业。■
　　
赵月枝系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本文是作者在2017年首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授课实录，收入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第二版）》，本刊获授权首发。作者感谢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博士生张晓星协助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博士生、中国传媒大学助理研究员武楠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