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
　　【本文提要】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探索，对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者来说，一直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可贵矿藏。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延安时期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与新闻传播方面的历史档案、报刊资料、个人回忆和日记的整理与出版，相关延安时期中国新闻史论与传播实践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呈现井喷态势。然而，在研究成果迭出的同时，也还存在着某些不足与缺憾，亟待后继研究者给予充分重视、完善与补充。
　　【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共新闻业 党报理论
　　【中图分类号】G210
　　延安时期指的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具体是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小到大并实现从局部执政向全国范围执政转换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革命力量由弱至强并实现局部胜利向全面胜利转换的重要时期，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化、中共党报思想与毛泽东新闻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厘清当前我们延安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成果与基本现状，考察相关研究的基本面向与利弊得失，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既往研究的主要成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第一次实现历史性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随之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共陕北13年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等诸方面的自成一体，在整个中共社会主义新闻学建构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就了“延安新闻学”。回溯与检视既往研究步履，不难发现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日益步频加快、足音强劲，成果迭出。
　　（一）新闻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而展开，议题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
　　延安时期的党报改革及党报理论历来是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研究议题。首先是关于改版原因。李龙牧提出，《解放日报》实行改革的直接原因在于“文艺”副刊出了问题。1942年3月“文艺”副刊上连续发表了一些倾向不好的文章，对整风运动的健康进行造成了危害，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生活微词颇多，由此促发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①此后一些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论述多依此展开，如吴廷俊在分析改版前的问题时认为，“整顿《解放日报》是毛泽东清算遵义会议以前错误路线的整风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针对博古本人的思想改造；②陈力丹在《试论党报工作传统的调整》中认为，《解放日报》改版实际上是党报传统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党在农村环境的斗争需要，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报传统亦须适时调整。③
　　其次是关于改版过程。吴廷俊将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分为1942年4月至8月为版面改革，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为确立党性观念，1943年3月至1944年2月为树立全党办报观念三个阶段，④这一分法也被多种新闻传播教材使用。
　　其三是关于党报理论的内容与形成。吴飞在《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中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从本质意义上说是思想整风运动，其目的是通过整风，来强化党员的党性，改造世界观；⑤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的新闻事业代表了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其中《解放日报》及其改革完成了列宁主义的党报的建构；⑥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中认为，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是《解放日报》对大众化新闻实践的最高理论升华，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新闻领域的具体运用。
　　延安时期新闻理论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毛泽东新闻思想。此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与经典意义的当数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湖南省新闻学会合编的《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1984年）和窦其文所著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1986年），两者均系统梳理了毛泽东报刊实践和新闻理论。另外，宁树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民主革命时期）》一文比较了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党报理论的进步，认为在毛泽东系统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系统提出的整风背景下，党报经由对广大党报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党报观念转向中国化的实际，主要解决了报纸的党性、报纸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和宣传政策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就是从这里起步的。⑦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通过分析毛泽东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与主要新闻观点，认为毛泽东引导中国新闻事业走出了一条民族化、群众化的发展道路。⑧在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理论定位与探源方面，郑保卫的《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历史地位》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阐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其重要部分，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⑨
　　（二）新闻传播实践与业务研究主要围绕延安时期中共新闻业“典型报道”与“群众办报”而展开。
　　典型报道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相当丰富的命题，它关涉新闻史、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三大领域，既是研究中共党报新闻理论的“钥匙”，又是观照当下媒体实践、管窥未来新闻改革的“窗口”。对于典型报道缘起问题，较多研究均追溯到延安时期。如陈力丹就认为：“新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传统，形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期，而不是建立新中国的1949年。” ⑩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着重探讨了典型报道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关系问题，指出“典型报道理论是延安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并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特征”；[11]朱至刚的《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认为，吴满有之所以能够成为典范，是因为他既符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宣传新民主主义人物的需要，还符合陕甘宁边区形象建构的需要，又因为符合领袖的偏好而被边区认可为典范。[12]其他有关典型报道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角度展开：首先，把典型报道作为一种动员方式。郝仪从政治动员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进行了考察，其中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大生产运动中涌现的数量众多的劳动模范进行了报道，以激发边区群众的模仿心理和劳动热情。[13]其次是典型报道传播影响方面的研究。罗宁辉、晏国政以传播效果为切入口，认为延安《解放日报》在包括大生产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宣传中，扮演了党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角色，形成了“魔弹论”的传播效果。[14]其三是权力关系中典型报道效能研究。周海燕以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为理论框架，将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典型报道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叙事文本来研究，将大生产运动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来考察，探究大生产运动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对于当时陕甘宁边区以及新中国经济制度建设的影响，揭示“话语即权力”的时间逻辑。[15]“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史、党报理论的一种操作理念及价值取向。关于“群众办报”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群众办报是群众路线在信息传播领域内的实践方式。有学者将“群众办报”的研究视角拓展至实践载体及新闻改革。在实践载体的研究中，李文的《群众办报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黑板报》认为，“群众办报”的实践方式大致可分为群众办黑板报、群众读报、工农通讯员队伍的发展三个层面。他肯定了黑板报在“群众办报”实践中的作用，并对黑板报具体文本及结构进行了阐释。田中初的《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实践为视界》则以传播学“5W”模式为切入点，分析各革命根据地“群众办报”的全面景观。[16]淳风的《“群众办报”与新闻改革》中，对新闻改革、新闻生产中如何贯彻“群众办报”进行了论述，认为新闻改革与新闻生产应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以此为基点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17]（三）新闻史的探讨主要围绕陕甘宁边区新闻出版业与《解放日报》的发展变迁而展开，以专著形式呈现居多。
　　王敬的《延安〈解放日报〉史》分为《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新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内部工作等章节，对其初创、改版、机构设置、人事管理等方面有着详细介绍，[18]是研究延安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变迁的重要文献材料。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是一部全面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脉络的专著，其中第2卷第15章对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进行了专门论述，尤其对延安新闻事业的概况、《解放日报》创办改版和主要功绩有着详细介绍。[19]苏若望1986年整理出版的《万众瞩目清凉山：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文史资料（第一辑）》，是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出版，延安报社印刷厂印成的一本630页的党史资料（内部使用），内容为延安时期老新闻出版工作者们写的回忆录，共收录了93人的回忆文章。本书对研究延安时期新闻文化的行为习俗、制度规范与媒介进步来说，是一本难得的史料。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的专著”，[20]按阶段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新闻思想。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的报刊60余种，从新闻宣传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个侧面，详细描述了战争时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各斗争力量在新闻战线上的对垒。[21]刘苏华的《1937-1947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对延安出版10年的历史进行了纵向梳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延安出版的两个阶段——兴盛阶段和调整阶段的编辑、印刷、发行以及稿酬、广告、出版人的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做了纵向、横向的比较，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22]
　　
二、延安新闻学研究进一步探讨与突破的空间
　　综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余年国内学术界关于延安新闻学诸多方面的研究，既有值得肯定与可圈可点之处，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空白，需要后继者不断充实与完善。
　　（一）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低层次重复现象比较突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有待加强。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多年来，冠以“延安”、“延安时期”或“陕甘宁”、“陕甘宁边区”标题的各类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近900部，发表论文4500余篇（包括国外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但在这里面，真正具有深度，尤其是涉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观念、制度规范、价值伦理领域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从革命史的角度看，延安时期上承土地革命战争，中间经过抗日战争与整风运动，下接解放战争与新中国成立；从新闻传播史的角度看，其上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草创，中经《解放日报》改版与党报思想的成型，下接新中国党报理论的巩固与完善。在既往研究中，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文艺史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但唯独新闻学者在中共根据地新闻传播方面，缺乏持久性、规模化、系统化研究规划与定力，没有拿出可以与其他领域（譬如政治、文艺、教育等）相颉颃的高质量成果。
　　首先，尽管近些年来延安时期新闻理论研究论文每年以数十篇的数量刊发，但达到一定学术水准的研究不多。如“党报理论（或曰模式）”、“毛泽东新闻思想”、“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等选题最引人注目，可研究者大多在党报“四性”（群众性、党性、战斗性、组织性）上重复以往的论述。而在延安时期中共对根据地报刊实行直接与间接领导的体制下，“四性”精神与原则之间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联？这些逻辑关联究竟如何体现，体现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在根据地、国统区与沦陷区这种体现是否高度一致或各有所为？这些问题在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研究中是不能回避的。有的研究成果冠以“新革命史”之名，实际上与传统研究思路得出的结论没有什么两样。
　　其次，在新闻传播社会功能研究方面，很少见到整体全面探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媒体与宣传机构的社会作用与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相对集中在延安抗战时期《解放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前身）》《边区群众报》《抗敌报》《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包括国统区）的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的个案考察上。在笔者看来，张红春的博士论文《〈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在探讨延安时期国统区中共《群众》周刊的政治动员方面属于此方面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该文重点分析《群众》周刊在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及其效果，科学评价《群众》周刊对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特点、价值及其历史贡献。[23]其他个案研究的创新价值则不够大。
　　再次，在有关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中，对于新闻传播伦理与价值的专题研究最为少见且不成体系。涉及此方面的研究除了郭勋亚的《延安时期新闻伦理观形成原因探析》[24]这篇不到4000字的专门研讨文章外，其他只零零星星地散见于谢超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李稳根的《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等几篇硕士论文中。[25]即使是张曦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也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历史地考察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从启蒙、形成、深化到运用及其发展轨迹，从伦理学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分析归纳为四个方面：新闻党性原则是新闻伦理的本质属性，新闻自由是新闻伦理的价值指向，新闻真实是新闻伦理的实践依据，新闻正义是新闻伦理的最终目标。[26]这些研究结论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创新之处。
　　其四，有关延安新闻传播人物的研究存在疏漏与不均衡现象。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陆定一等人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其余那些新闻传播者、参与者、理论研究者与广大受众，无论从整体角度或个体角度上，都呈现出相对不足的局面。而对吴冷西、恽逸群、张友渔、杜草甫、甘惜分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实践与思想的研究就更显得不够深入与细致。另外，即使研究数量较多的有关延安时期陆定一的学术论文（至今已近200篇），仍然存在研究内容单一（集中于其对新闻定义的讨论上）、研究方法老套（唯物史观的重复阐释）的倾向。
　　（二）新闻史研究过分依赖传统“革命史”范式，新方法、新视角研究有待拓展。
　　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中共革命史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现代史（1919-1949）研究的主导范式。就已有延安新闻史论著来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事业领域的历史事件（如各根据地“锄奸运动”、“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及其发表讲话、《解放日报》改版、反“客里空”运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等）和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陆定一、博古等），并突出其政治意义，而对延安时期陕甘宁、晋察冀、冀热辽、晋绥、晋冀豫等全国18个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与之的关联与互动则有所忽略，其主要弊端在于过于简单地采用“政令—效果”模式进行研究。比如，在相关新闻传播史著述中，延安中共媒体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基本基调就是中共媒体在自身新闻思想与制度规范的规制下传播党的号召、倡导、政策，受众欣然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而缺乏文化角度下治史视野与路径。[27]因为延安时期中共根据地政权力量的强大，大多数新闻传播史研究者可能会有这样不言而喻的认识，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解放日报》改版与各根据地报刊，媒介组织与媒介工作者，新闻媒体与广大受众，就是单向的“传”与“受”、“挥手”和“跟随”的关系，中共媒体对党政方面的宣传和农民对革命的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考之历史事实，延安时期中共媒体（媒介组织）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亦即民间社会、广大民众并非处于完全被动的角色，经中共媒体传播的中共革命政策与方针的贯彻实施也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中共的政策法令与具体实践、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譬如1941年陕甘宁边区颁布的征粮政策超过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农民伍兰花等趁着天打雷击死自己丈夫之际，诅咒毛泽东也该被雷劈死，被毛泽东得悉，经过了解情况后调整了征粮政策）。由此可见，既往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在无意中忽略了共产党与党管媒体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在客观上大大遮蔽了中共新闻传播实践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从文化研究角度考量，现有关涉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科研成果的不足，可以整体上概括为：多见或只见新闻传播（树木），少见或不见新闻文化（森林）；“厚此薄彼”倾向明显，《解放日报》改版、党报理论、毛泽东新闻思想、陆定一新闻定义研究等占了有关延安新闻事业研究的半壁江山，且宏大的“革命史”书写范式，极易遮蔽普通民众、一般传者、社情民意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在构建新闻传播文化中的巨大支撑作用；新闻传播的文化环境、文化生活、文化心态与文化价值观等在既往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尤其表现在缺乏对社会底层、普通人物与采编人员，以及他们的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倾向的具象考察与观照。
　　从问题意识来看，以往的研究虽然有不少成果涉及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理念与实践问题，但许多涉及新闻制度、新闻生活、新闻心态与新闻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观中国化与延安时期整风运动关系与互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实践中的制度与规范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的伦理价值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主体，即新闻传播人物整体性、全面性问题研究，延安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全国各主要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研究，延安革命文化对新闻传播文化的影响与塑造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对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的作用与推动问题研究，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新闻传播文化与国统区、沦陷区中共新闻传播文化联系与区别问题研究，延安时期对外新闻传播思想与实践问题研究等等，都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受传统革命史的影响，已有关于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的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呈现出研究视角过于单一，研究内容过于集中，研究过程过于程序化，研究结论过于僵化与固定化等倾向。如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用“新革命史”观念，借助现代化、国家与社会、整体史、新制度主义等视角，采用比较分析方法、田野调查方法等，对延安时期新闻传播文化史进行研究，对已有研究会有很大的超越与突破。
　　（三）相关研究资料挖掘与运用需要更加深化、细化。
　　现有研究资料主要整理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且主要集中于延安中央根据地一地，其他十余个根据地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革命史﹢历史性事件陈列”的研究路线窄化了既往研究资料取材的视野。这些都是既往延安新闻研究资料获取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一些资料（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史料与报刊资料）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田酉如的《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中央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魏宏运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出版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等等，这些资料中包括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政治、经济等的调查和研究，十分珍贵。在对延安时期政治、经济、法律、文艺与社会制度研究成果的运用与汲取给养方面，档案文献挖掘不够，导致一些成果难以深入下去。另一方面，田野调查、口述史料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扩大研读资料的视野，重视档案、田野、口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必将有助于对延安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四）唯物史观定力不足，对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研究延安时期的成果回应需要加强
　　20世纪50年代海外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共何以取得政权，对中共取得政权与延安时期历史作出了各种解释。如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发表后，海外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积极回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大陆学者回应较少。[28]陈永发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发表后，大陆学者也几无回应。[29]这种情况的存在，一方面，影响了大陆研究中共延安时期历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使一些错误观点和结论大行其道，使一些国内读者对中共革命史发生错误的认识。尤其是对一些西方学者打着“现代化”范式，否定“革命史”范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有学者提出“告别革命”。这种极端范式的出现，其目的在于否定唯物史观对包括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因此，出现了抹黑中共革命的研究成果，如有的成果认为中共的新闻传播积极作用与效能就是动员了一批无产者流氓与泥腿子进行的，有的文章过分渲染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出现的个别极左新闻实践与做法等等。这些成果的出现，误导了人们尤其是非历史专业读者对革命根据地新闻传播历史的认知。
　　
结语
　　有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延安学”的学科概念但迄今为止，理应成为主要支撑学科之一的“延安新闻学”还远远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那就是研究者多“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迄今是影响未减”。[30]目前公开发表的几乎所有有关延安新闻学的论文、讲稿与专著都不同程度地类似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这也是目前延安新闻学，尤其是有关延安中共新闻史研究方面最需要创新与改进的地方。在现有中国新闻学书写路径中一种属于“现代化”逻辑一种则是“革命史”逻辑。这两种书写方式看似差异甚大但在史观及其对于新闻媒体的看法上“却有着共享的前提和假设:连续的进化观、整合一统的时空观、媒介只是一种受人使用的工具或载体等”，[31]除此以外应有一种新的新闻学（史论）书写方法即以媒体为重点以媒体实践为叙述进路。报刊不是本质的而是构成式的，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革命史”范式的转型与蜕变，这将是延安新闻学研究负重前行的必由之路。■
　　
①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第336页，复旦人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陈力丹：《试论党报工作传统的调整》，《新闻知识》2005年第1期
④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第340-3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⑥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第237-264页，清华大学版社2009年版
⑦宁树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报的改造（民主革命时期）》，《宁树藩文集》第23-36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童兵：《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⑨郑保卫：《论毛泽东新闻思想历史地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⑩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9期
[11]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8期
[12]朱至刚：《吴满有:典范生产的典型案例》，《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5期
[13]郝仪：《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14]罗宁辉，晏国政：《延安时期的传播“魔弹论”效果》，《新闻记者》2004年第12期
[15]周海燕：《作为规训的生产——以大生产运动叙事为中心的话语考察》，《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16]田中初：《黑板报：“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种实现方式——以中国革命根据地实践为视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4期
[17]淳风：《“群众办报”与新闻改革》，《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8]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9]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6年版
[20]方汉奇:《序》，载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王晓岚：《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2]刘苏华：《1937-1947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3]张红春：《〈群众〉周刊的抗战政治动员研究》，湘潭大学，2013年
[24]谢超:《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出版伦理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25]李稳根:《毛泽东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26]张曦:《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思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6年
[27]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8]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9]陈永发：《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新史学》1990年第4期
[30][31]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朱清河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受到国家社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2BXW014 ）与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