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磊　白贵
　　【本文提要】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新闻传播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对标”这一具有跨时代和全人类意义的理论创举，就要主动及时培养既有中国立场又熟悉世界话语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改革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冲击。本文从新视界、新定位和新使命三个角度，分析了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具有的公共价值，媒介对社会形态的改造和文明交往的价值；提出以全球化的文明观和“共情”的沟通能力来改革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
　　【关键词】全球化 文明观 共情 新闻传播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0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国际社会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一段时间，习近平主席在各种场合数十次谈到“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讲话。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相同步，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前者是实施路径之一，后者是终极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标志着中国的国家理念已经从“与国际接轨”转向主导设立新格局、新规则、新秩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和“中国特色”。不同于西方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殖民掠夺，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旨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框架，改变当代世界体系旧有的先进/落后、冲击/回应、资本/资源、输出/输入、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改变边缘地区对中心的依附状态，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南北差距，利用新技术和互联网，创造一种多边、和谐、平等、交互、共生的新世界体系。这种新的世界体系需要与之契合的国际传播，如何满足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理论需求，如何培养适应新形势、满足新需要的合格人才，对于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的人都是新的历史使命。
　　
一、传播的新视界：树立全球化的文明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崛起中的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新理念，而且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哲思。
　　首先，这个理念要求我们以包容、平等、开放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多元文明。
　　人类的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结果。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现有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东亚大陆与西伯利亚、中亚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就一直存在。前苏联考古学家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位于俄罗斯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上游的文化与中国东北、内蒙古和华北北部文化十分相似。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些文化是蒙古种人类创造的。①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上世纪中期前苏联考古学家在位于贝加尔湖沿岸的格拉兹科沃墓葬发掘出的公元前2000年的玉环，与中国殷商时代的玉环纹理几乎一致。②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的考古发掘也充分证明了早在张骞之前，中原与西域之间就存在着文化联系。
　　中国文明发源于东亚大陆，它的东边和南边是大海，北边是草原荒漠，西南是高山或者茂密的雨林，对于古代的技术条件来说，这些障碍很难逾越。道路的阻隔使中国与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交流不畅。在海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河西走廊，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通往西方的道路是中国与其他早期文明地区联系的唯一通道，尽管这条道路艰险难行，有的地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③但中央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在交往和斗争的过程中，都希望获得来自西方的信息、技术和资源。因此中国强大的王朝都要保有西域从而获得通往西方的道路。通过西域，中国的技术发明、哲学思想、艺术形式得以传播到全世界。而来自印度、波斯和欧洲的早期文明形式，如宗教文化、艺术生活、军事技术、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也通过商人、士兵、僧侣进入中国，有的甚至逐渐成为中国的国粹。历史上张骞的凿空之旅，法显和玄奘的西行，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这几次探索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都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古代文化。
　　唐宋以后海路兴起，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成为西亚、南亚商人来中国贸易的中心。白寿彝的《宋代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转引唐代《李翱文集卷十一·岭南节度使徐公行状》记载：“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 ④宋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宋史·大食传》当中记载，淳化四年（993年），大食国舶主蒲希密乘船到南海，因为生病不能前行，委托别人奉表并敬献象牙、乳香、镔铁等礼物给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蒲希密的儿子蒲押陁黎前来朝贡，受到宋太宗接见。蒲押陁黎对宋太宗说，自己的父亲蒲希密到广州做生意五年未归，母亲命自己来广州找父亲。⑤《宋史》当中记载大食国富庶“甲于诸番”，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花锦、越诺、拣香、白龙脑、白砂糖、琉璃器、象牙、乳香、镔铁、红丝吉贝、无名异、腽肭脐、龙盐、眼药、千年枣、五味子、扁桃、红丝、秀丝、碧黄绵、驼毛、兜罗锦、球锦襈、蕃花簟等几十种，如此丰富的商品说明当时海上贸易之兴盛。
　　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大体上与中世纪阿拉伯人海上贸易开辟的印度洋航线重合。郑和的色目人家族背景以及其船队中多元的文化色彩都是下西洋成功的技术保证。例如曾担任郑和船队翻译（通事）的马欢和郭崇礼，就和郑和一样出身于穆斯林家族。史料记载：“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马欢字）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率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劳，而二君善通译番语，遂膺斯选。” ⑥位于西安市大学习巷清真寺于嘉靖二年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载：“国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扬威德，西夷震詟。” ⑦明中期以后航海资料的散佚给今人的研究造成了困难，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经历了元代中国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大融合，明代初期中国文化多元并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活力。这种活力反映在明代小说当中，如《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记载域外风俗、神怪故事的小说，与明代早期中国人对域外的认识大大扩展有关。这种活力自明代中后期渐渐丧失，这是由于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下转向内卷式的发展道路。
　　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文明交往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指导当下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宝贵精神财富。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要主动了解不同国家与文明的历史及其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与价值。今天我们在面对世界各国的文明时，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看待，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古代由于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形成了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其他古代文明当中也很常见，比如古代波斯人也认为他们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欧洲人认为欧洲之外的人都是野蛮人，近代还由此产生了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在今天这种心态已经过时。互联网时代，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民族国家的边界逐渐模糊，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跨区域、跨国界交流越来越频繁。如今在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当中赴海外留学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据《中国教育在线》统计，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首次突破50万人（图1　图1见本期第33页），⑧出国留学已经走入寻常百姓家。中国的90后、00后已经越来越国际化，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已经大大超越了上一代人。对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文明价值的接受程度也大大高于上一代人，这为我们构建全球化的文明观提供了基础。
　　其次，传播技术的发展重塑了当代世界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形态。
　　媒介环境理论认为媒介具有形塑社会结构的作用。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狩猎采集阶段，到农业阶段，到工业阶段，再到后工业阶段，人类的传播媒介也相应经历了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和网络时代。每一次传播媒介的转换都面临着人类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和动荡。因为传播方式的转换导致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发生变化，这种调节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秩序重组的过程。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哀叹这种社会秩序重组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因为春秋时期和近代百年正好赶上了中国的传播媒介转换的时代。而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也同样是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互联网是人类有文明以来数千年传播方式的集大成。口语、文字、印刷和电子时代的媒介形态在互联网当中都可以找到位置，满足不同需求的受众。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也已经有了局限性。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不仅仅是电视机时代的口语传播，而且是一种容纳了此前所有传播方式的传播系统。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找到自己适合的传播媒介。
　　技术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对多的伞状传播方式被多对多的网状传播方式取代，每个个体既是信息的受众也是信息的发布者，都是传播网上的一个节点。人类由于出身、阶级、贫富、受教育程度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已经大大减弱。社会更加扁平化。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占有量决定的。过去一个处于信息链上游、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在今天如果不熟悉网络技术，不能利用数字资源，不懂外语，甚至成了信息方面的弱势群体。
　　
二、传播的新定位：发掘文化中的“共情”因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具有跨时代和全人类意义的理论创举。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超越性，又使其成为一个道义制高点，也必然会成为舆论的制高点和传播的制高点。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对外传播需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的明确指向和基础，致力于向世界人民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重大历史及现实意义等，要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在具体的对外传播策略上，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当中包含的“天下主义”和公共价值。
　　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一个由近及远，不断递进的过程。《大学》当中提出的“三纲八目”代表了古人对世界的思考。君子的人生目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充分重视人的能动性，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个人命运可以和改变世界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过程就是大同世界形成的过程。个人和天下之间是一个自然递进的过程，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天人感应”的体现。个人的成就最终要体现在为天下谋福利的事业中。而成就的方法是通过不断修持，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道德修养，由内圣开外王，最后实现天下大同。帝王的道德关乎国家的气运，如果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则是由于帝王品德有亏，需要帝王下诏罪己。这种天人合一的理论在古代曾经长时间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过去这种理论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其实它包含了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天下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今天挖掘。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观念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公共价值。对这些观念进行充分挖掘、阐发，寻找对外传播的契合点，将有助于减少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障碍，从而提升传播的实际效果。例如，儒家传统和伊斯兰文化都重视孝道，关于什么是孝，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这样回答：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第17章《夜行》第23-24节当中，这样阐述孝的内涵：
　　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俩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么，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像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 ⑨
　　在这两大文明当中“孝”都有要尊敬父母，对待年迈的父母要和颜悦色的内涵。“不要喝斥他俩”其实就是“色难”。类似这样隐微之处的共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
　　再比如中国古籍当中有对古代理想社会的描述，《礼记·礼运·大同篇》有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西方的古籍如《理想国》一书里，柏拉图对人类早期社会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将生产谷物，酿造酒类，缝制衣服，制造鞋子。盖好房子以后，他们大多数人将在夏天赤臂光足工作，冬天则穿上厚厚的鞋子和暖和的衣服。至于食品，他们磨好小麦烤制面包，磨好大麦制作点心。然后他们把一堆堆的面包和点心放在芦苇上或干净的树叶上来吃。接着他们躺在山桃枝和蔓草制的床上，和孩子们嬉戏作乐，共享天伦。饭后，他们畅饮美酒，头戴花环，并且歌唱诸神。⑩
　　这类描述都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色彩。人类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家人的爱，属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在任何文化当中都一样。在进行文明对话、文化传播的时候，发掘这种共有的朴素情感，对于增进沟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从治疗心理疾病的角度提出“共情”（empathy）的概念是指“精确体察患者心里的参照系，同时具有患者的情绪，假设自己就是患者，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忽视这个‘假设条件’”。[11]简言之，共情是一种去爱、理解和接受患者的能力，是从患者的角度理解他的思想感情。这个理论扩展开来，要求人们在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自己身边的人，也要考虑和自己不相关的人。在与人交往当中要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共情也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宗教、文化、种族、性别差异的接受，这是一种当代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这个理论在中国文明当中也有体现。比如孔子所说的“仁”，“仁”字从结构上解释，从人从二，就是说在处理问题时不要只考虑自己一个人，还要考虑他人，这样才能称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人皆有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些都是在中国传统中的体现。在跨文化传播当中，也需要传播者掌握这种“共情”的能力，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获得对方的认同。同时又不能失去自己的本色。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新使命：造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传播是一种文化交流，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则是在价值层面展开的。传播更要努力挖掘不同文明背后的哲学和审美价值，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传播最终是要由人来完成的，媒体人往往是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未来的人才适应我国新格局的需要，新闻传播教育要努力造就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
　　（一）未来的新闻传播需要具备综合能力
　　什么是21世纪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2002年美国学者凡登·格里高利（Vartan Gregorian）委托麦肯锡公司做了一次对各大新闻机构领导人的调查，调查内容是他们需要新闻学院培养什么样的未来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了在行业领袖眼中，未来新闻业从业人员最需要以下三个方面的素质：
　　需要具有强烈道德感，同时有分析思考能力的专业人员。
　　需要有特别专业的技能，例如能深入研究经济学、医学或其他复杂的主题，对宗教、文化、社会、语言等方面有直接的了解和认知。
　　需要最好的写作者及严肃的报道者。[12]2005年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奈特基金会联合加州伯克利、哥伦比亚等美国5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推出卡耐基-奈特未来新闻教育计划（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这是美国新闻学界为适应21世纪新闻业发展和新闻学教育而创立的一个项目。该项目资助大学设立新闻实验室（孵化器），探索新的学生培养方式。该项目运行多年以来已经有12所大学包括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陆续加入，使这项计划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这个计划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改变了过去单纯的新闻学课程，给学生增加了很多传统新闻学之外的专业化知识。以该计划的成员之一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院为例，得克萨斯州位于美国南方，与墨西哥毗邻，历史上曾经是墨西哥的一部分，因此人口当中有很高比例的西语裔（拉丁裔）人口。得克萨斯大学有三个有关拉美问题的研究中心，分别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xican American Studies）、巴西研究中心（Brazil Center）和洛迦诺-朗格拉丁美洲研究所（Lozano Long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这三个机构在美国学术界声誉良好。得克萨斯大学新闻学院（School of Journalism）和传播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在卡耐基-奈特未来新闻教育计划的资助下，与这三个机构在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上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由此，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的学生可以学习有关拉美语言、历史、文化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课程，大大扩展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在国际政治、拉美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水平。而这些技能对于培养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从业者非常重要。学院的领导人罗德里克·哈特（Roderick Hart）和特蕾西·达尔比（Tracy Dahlby）将新闻学院和传播学院的课程提升计划称作“21世纪新闻学挑战：沟通大学、社会和数字媒体”（The 21st Century Journalism Challenge: Bridging Campus, Community and the Digital Media Divide）。[13]这种注重学生知识面和综合能力的培养计划在未来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当中应该得到重视。
　　（二）未来的新闻传播需要具备世界眼光
　　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不断腾飞，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走出了国门，到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然而我们的留学生过多集中在欧美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传统的教育强国如德国、法国等。这些国家占了中国留学生总数的90%以上。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显得微不足道。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文化历史悠久、地位举足轻重的国家，如印度、伊朗、俄罗斯等，对于我国未来的国际战略十分重要，然而去这些国家留学的人数却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近年来中国赴印度留学生总数始终维持在2000人左右，比起印度2014年来华留学生13578人差距不小。[14]未来的留学生政策可以适当考虑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区域内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倾斜，改变目前留学目的地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诚然，欧美国家具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发达的文化，然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世界不等于欧美，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国家利益全球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如果把求学的眼光仅仅盯在欧美国家也是不够的，需要更加多元化的视角。
　　美国新闻界有一句俗语:Better to be lucky than good。大概的意思是说只有做到精益求精才能更走运。新闻传播教育也是一样。在新媒体已经日益成为舆论传播主渠道的今天，探索适合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做到精益求精，不断在教育理念上创新才能避免被时代所淘汰。教育理念要通过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等中间环节才能最终影响学生。因此，当下的新闻传播教育者应该具有打破因循固有模式的勇气，在课程设置上作出适当的改革与调整，加强知识体系的共享性，培养具有综合能力和世界意识的传播人。
　　（三）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要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沟通的渠道越来越畅通，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村落”。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全球化的进程也遭遇了很多逆流，世界上的热点地区冲突不断。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是贫富分化、文明冲突、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20世纪西方的左派思想家提出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当代世界体系由一个位于中心的发达经济体（欧美）和一个位于边缘和半边缘的不发达世界组成。这个体系自近代以来产生于欧洲，慢慢不断扩大，最后把全世界都纳入其中。“一体化”和“不平等”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特征。“资本主义能够一直繁荣，正是因为世界经济在其领域内有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种多重政治体系……世界经济便划分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地区。” [16]中心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边缘和半边缘不断进行剥削，导致世界的贫富分化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基于这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提出的。这个理念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多层面的实践，是全球对话、全球协商、全球治理的结果。
　　未来的新闻传播领域要培养既有全球化的文明视野，又具有“共情”的沟通能力的传播者，需要为全球对话和全球治理提供渠道和平台。这种全球对话的渠道和平台不仅仅是将国外的精神文化产品引进中国，或者将中国的经典文化产品推向国外那么简单。全球化的对话平台需要全球化的立场和全球化的思考方式，需要修正过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也要具有更多的现代视角。强调本民族历史、语言、文化至上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外力压迫之下的应激反应，具有时代性、合理性和革命性。日本学者吉野耕作这样描述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缺乏，不稳定和受到威胁时发生的，想通过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维持、强化来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一种活动”。[17]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这种过分强调本民族文化优越的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中国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要使这一蓝图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和积极合作，就需要站在高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参与更多的国际建设，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需要提出自己的世界主义路线图；在价值理念上需要更普遍地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在使世界受益的同时不断提高中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而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①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上）》第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苏]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第51页，王博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法显：《佛国记》第40页，章巽校注，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④白寿彝：《宋代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禹贡半月刊》第7卷第4期第5727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⑤“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迨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参见《宋史》卷490，列传249，《二十四史全译》，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版
⑥古朴：《瀛涯胜览后序》，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第10478页、后序第1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⑦余振贵、雷晓静编：《中国回族金石录》第185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冯承钧在《瀛涯胜览校注（序）》当中也提到了这篇碑文。参见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第7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⑧《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2月，http://www.eol.cn/html/lx/report2016/yi.shtml
⑨《古兰经》第214页，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柏拉图：《理想国》第47页，张造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RogersC.R.，“A Theory of TherapyPersonality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 Kohn S. ed.Psychology: A study of ScienceVol.3.New York, McGraw-Hill1959pp184-256.
[12]Susan King，“The Carnegie-Knight Initiative on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mproving how journalists are educated & how their audiences are informed.” On the Future of News, 2010Vol.139No.2pp126-137.
[13]11 Ibid.
[14]《中印互派留学生数差距大》，环球网2015年5月26日，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5/6524250.html
[15]《2016年中国出国留学发展趋势报告》，中国教育在线2017年2月，http://www.eol.cn/html/lx/report2016/yi.shtml
[1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第422-423页，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7][日]吉野耕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第11页，刘克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曹磊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博士生，白贵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导、新闻传播学博士一级学科带头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智库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