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璐　蔡骐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新浪微博账号@人民日报有关“共享单车”的微博及评论等内容进行话语研究，分析作为社会热点的“共享单车”被命名、被特征化以及意义生产与再造的社会化过程。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对“共享单车”的言说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达成了概念共意与情绪共意，但同时少数异议者用语言强调与他人的差异性，代表了社会不同群体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尝试。在社会日常领域的话语互动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接合与断裂，折射出微博话语实践的生活政治意涵。
　　【关键词】共享单车 话语 共意建构 生活政治
　　【中图分类号】G206
　　话语（discourse），无时不在，又无处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关话语的研究从语言学扩展到其他学科，话语的解释不再止于“语言中大于句子的单位”，①它与社会、政治和制度性行为相关联，话语研究不仅指涉语法、语义、语用，也关注生成话语的语境和规则、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微博是当前中国网民进行公开表达、信息交流以及社会交往的主要舞台之一，其话语问题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已有研究一方面从宏观角度聚焦微博话语权分配、微博话语博弈、微博话语权威建设等话题；一方面从个案出发讨论微博话语的特点与规律，此类研究多数关注冲突性个案，对不具明显对抗性的社会现象进行微博话语研究的尚不多见。虽然各种灾难、事故、冲突颇能凸显社会化媒体的话语状况及其策略，但是针对不具明显对抗性的社会现象的言说能更为细腻地呈现出微博话语的日常状况及内部张力。
　　“共享单车”作为2016年以来风靡中国的绿色出行方式和科技创新典范，本属于社会民生与经济技术领域，但由于其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继而又走出国门，被列入“新四大发明”的行列，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说欲望日趋强烈。由此，“共享单车”成为社会热点，其微博话语颇具典型性。在微博中，多方言说者是怎样定义、描述、评论“共享单车”的？这些言说是否具有某种一致性？或是具有明显的分歧？为什么会出现此种话语实践？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考察“共享单车”微博话语的言说重心与情感倾向，在多元与复杂、矛盾又接合的话语实践中一窥中国式的生活政治。
　　
一、研究设计
　　基于话语研究的理论视域与研究方法，本文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人民日报关于“共享单车”的微博为研究对象，对其微博内容以及网友评论进行话语分析。@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微博账号，自2012年7月开通以来，其迅速、权威、亲民、活泼的特点赢得众多赞誉，目前以5300余万粉丝的数量位列微博媒体排行榜首位。如果说@人民日报关于“共享单车”的微博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与观点，那么，网民对相关微博的评论则代表了意见市场的民间力量。两者及两者间的互动，代表了话语研究创始人之一——梵·迪克（Teun A.Van Dijk）所说的“话语是人类参与者间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②亦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系统地解释其所属对象的实践行为”。③
　　笔者在@人民日报的主页上通过关键词“共享单车”进行搜索，获得47条微博及评论，④排除无关内容后得到有效样本40条。这40条有关“共享单车”的微博共有评论10.9403万条，等距抽样（样本的抽取间隔为50条）后获得2188个样本，去掉部分不符合条件的样本，有效评论样本数为2066个。
　　本文的类目建设包括两个指标：
　　（1）宏观结构（主题）。梵·迪克将话语的具体结构分为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宏观结构即宏观命题，或称主题，它从句子、变换或移位等微观结构中衍生出来。“共享单车”的样本微博按照主题属性可分为指向个人的道德主题、指向社会的责任主题与指向国家的成就主题。若一则样本包含多个主题，只编码主导性主题。
　　（2）情感倾向。情感类别包括八类，即好（赞扬、尊敬、喜爱、感动、期望、相信等）、乐（快乐、安心等）、恶（贬责、憎恶、嫉妒、怀疑、羞等）、怒（愤怒）、哀（失望、悲伤、内疚等）、惧（恐惧、慌）、惊（惊奇）、无感情。⑤本研究样本中不包含“惧”的情感，因此编码七类情感，一个样本只编码一种主导性情感。
　　编码工作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生负责。正式编码前，随机抽取15%的样本进行信度检测，结果显示信度良好（克朗巴哈系数为0.82），符合定量分析的要求。
　　
二、“共享单车”与“照妖镜”：共意的建构
　　统计表明，@人民日报关于“共享单车”的40条微博共被评论与转发21.2595万次，社会大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弥合与对接在此悄然发生。当交流的各方在沟通中共同赋予某种话语以意义并进行分享，对事物的共识——共意（consensus）就此生成。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共意动员实际上是一种劝服性沟通实践，⑥在多方参与者有意或无意地言说与对话中，事物被概念化，进而又被特征化，此种集体认同有助于维系和再生产社会现状，亦有可能改变社会现状。⑦有关“共享单车”的共意建构即是如此。
　　1.概念共意：被命名的“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成为现象级热词的时间远远晚于现实中的尝试，这一概念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为之。如今被视为共享经济版图中亮眼明星的“共享单车”，与“共享经济”即“个人对个人的合作式消费” ⑧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Uber、Airb&b所共享的汽车、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个体，但ofo、摩拜单车们所提供的自行车属于平台方，因此这一商业模式一开始并没有给自己冠以“共享”的头衔。号称“全球共享单车的原创者”的ofo小黄车于2015年9月正式启动，微博账号@ofo小黄车官方微博一直称呼其单车为“ofo”或“小黄”，直到2016年1月28日才首次使用了“ofo共享单车”的概念，此后“ofo共享单车”在其微博中频频出现。随着无桩自行车分时租赁业务风靡全国，这一概念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并使用。通过微博的搜索功能不难发现，2016年以前“共享”与“单车”两个词汇基本没有被连起来使用，而2016年以来，“共享单车”的微博话语已经汇成巨大的数据。其中，@人民日报2017年2月15日发表第一条关于“共享单车”的微博，市场化媒体@新京报也是2016年12月8日才首次使用“共享单车”一词。从2月15日到8月31日间，@人民日报平均5天左右发布一条“共享单车”的微博，如此密集的话语表达既折射出社会对此的热烈关切，也表明这一语汇的概念共意已经完成。
　　冠以“共享”头衔的租赁单车在市场上大展拳脚，其模式本身的优势不可否认，但这一概念的使用契合了官方对低碳、绿色、创新、智慧城市的倡导，继承了民众对共享汽车、共享房屋的认知与想象，在客观上助推了社会对其的接受与认同。换言之，“共享单车”虽然具有共享经济的一部分特征，但其概念共意并非“共享经济”话语自然衍生的结果，而是商业组织将其捆绑、推广并最终得到社会大众和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过程。
　　2.情绪共意：被强化的“国民素质”
　　当“共享单车”概念被社会所接纳，其特征开始由多方言说者参与建构。数据显示（见表1），@人民日报对“共享单车”的主题言说中，指向中观层面的责任主题占比最多（45%），包括“共享单车”涉及的公民素质、众多骗局、企业管理与政府治理等问题的新闻及短评；其次是指向具体个人的道德主题，主要涉及个人的作恶（5条）与向善（8条）；还有9则样本（22.5%）属于国家宏观层面的成就主题，涉及共享单车挺进英国、成为“新四大发明之一”等内容。
　　面对新媒体环境下网民语言表达与接受习惯的变化，传统媒体的微博难以严守客观报道的原则。40条微博样本中，评论体裁占9条，其他31条都属于事实类信息，绝大部分使用了表情符号，如“吃惊”“允悲”“怒”“心”“衰”等，这成为情感倾向编码的有力依据。主题类型与情感倾向的交叉对比（见表1）显示，仅有5条微博无情感偏向，都属于责任主题，表现为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与共享单车的骗局曝光；积极正面的情感倾向（包括好与乐）共有18条微博（45%），其中呈现个体美德的道德主题（8条）和全部的成就主题（9条）都属于正面情感，1条“好”情感的责任主题微博是对规范共享单车征求意见稿出炉的正面评论；负面消极的情感倾向（包括恶、怒、哀与惊）共有17条样本，其中责任主题12条，道德主题5条。显然，@人民日报试图借助情感话语策略凸显人性之美与创新之力，在克制地报道负面个案的同时，用相对理性的话语策略批评共享单车的不良使用情况，提出社会、企业、政府的共同责任，设置议题、传递观念的意图相当明显。
　　从(表1 表1见本期第47页)与(表2 表2见本期第47页)的数据对比与具体的评论内容来看，不管是表扬好人好事，还是曝光不文明甚至违法行为；不管是介绍大量单车被恶意损坏的信息，还是兴奋于共享单车进入英国，@人民日报与大部分评论网民的态度与情绪基本一致。两者在正面情绪的分布比例上相差不大（45%VS39.7%）；负面情绪的分布（42.5%VS59.2%）看似相差较大，实则相对一致。因为@人民日报需要相对谨慎地表达情绪，所以愤怒的情绪在表1中占比很低，而很多网友会用较为激烈的话语表达着更为强烈、直白的情感，如此一来，相对平缓的“哀”“惊”甚至“无感情”评论相对减少，愤怒情绪的评论大幅度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单车成国民素质照妖镜”“共享单车体现全民素质”“共享单车是素质的试金石”等表达不但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微博文本中，更以刷屏的节奏大量出现在道德主题和责任主题的网友评论中，即使是看似无关素质的成就主题微博下，也出现了一些指责不文明用车的评论。在2066个网友评论中，涉及素质的评论内容高达1720个（83.3%），且观点基本一致，这说明“共享单车”微博话语达成了高度的情绪共意。“照妖镜”成为网友与官方共同建构的“共享单车”主体特征，这固然源自公众对现实中共享单车使用乱象及其涉及的公民素质问题的反感，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民日报借助话语策略、建构认同的努力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在不具明显冲突性的社会日常领域，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隔阂并不难跨越，各方话语的良性互动再现了正常运作的社会秩序，也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三、作为“国家骄傲”的“共享单车”：争议的暗涌
　　有关微博话语的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在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中，民间话语常与官方话语产生激烈对抗和冲突。⑨这一观点显然并不适用于“共享单车”的微博话语，各社会组织、媒介机构以及普通网民对这一“最后一公里”的最佳选择达成了相当一致的认知与判断。然而，共意的建构并不意味着无任何差别的言说，共识的生成也不意味着少数的不同意见失去了价值，相反，在社会日常领域的话语互动中，少数的异议与细微的差异作为社会多元心理的重要表征亦值得关注。
　　围绕“共享单车”的争议性话语集中体现在成就主题的微博评论中。@人民日报的9条成就主题微博高度赞扬了“共享单车”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成功尝试，典型表述如“【中国共享单车首入英国曼城老外乐懵了[笑而不语]】近日，中国共享单车正式登陆英国曼彻斯特。曼城人激动不已，立刻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一大波‘炫车’浪潮。”而在5条短评中，“共享单车”被称为“国家骄傲”“中国名片”“新四大发明”“爱上中国的理由”“技惊四座”等。这些极具鼓舞性的表达凝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共享单车”俨然成为形塑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感的典型符号。在330个关于成就主题的评论样本（见表2）中，表示赞扬的“好”情绪与表示开心的“乐”情绪共计228个，典型的评论话语如“就喜欢老外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很自豪地说：咱们中国可什么颜色的都有”“此生不悔入华夏，来生愿在种花家”“共享单车和淘宝一样真是改变社会的力量”等，以明确而清晰的话语表达着对官方话语的支持与认可。可以说，“国家骄傲”虽不及“照妖镜”获得的认同度高，但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冲突性个案中主流媒体抢占话语制高点的收效。但是，@人民日报对“共享单车”的“国家骄傲”言说，也收获了一定的负面或中性评价。61条表示憎恶、怀疑的“恶”评，16条表示愤怒的“怒”评，以及19条表示失望的“哀”评表达了部分网友对这张“国家名片”的嘲讽与贬损，典型评论如“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样的发明丢不丢人”“又在炒概念”“小粉红怎么还不来点赞”“我们这没有共享单车是不是说明我们不是中国人”等。
　　此外，差异的暗涌还表现为对英国民众不文明用车的评论中。关于不文明用车的评论，不管发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大部分网友都指责民众素质不高，但是对国外发生的不文明现象，三分之一的评论指向了“崇洋媚外”，如“这个时候公知集体失明了”“跪舔国外素质的人可以闭嘴了吗”等言论。
　　围绕“共享单车”的多元话语虽不具有强烈的撕裂与对抗性，但足以表明不同的“想象共同体”出于不同利益的话语表达。比如，“共享单车”的市场主要是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那么是否拥有共享单车就成为发达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一二线城市与城镇乡村的一种区隔符号，因此当地没有“共享单车”的民众在涉及不文明用车或骗局话题时与其他民众的意见基本一致，因为这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他们很难产生“国家骄傲”类的认同。而且，不能或不会使用共享单车的广大农民或小城镇民众或城市底层务工人员，恰恰不是微博的主体用户，所以在现实空间中此种差异性意见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精英主义者身上，对“新四大发明”贬低与呼唤“小粉红”的嘲讽皆出自对于民粹主义的反感情绪，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国家骄傲”的反面。而精英与民粹的对立，亦揭示了面对外国民众的不文明行为，网民态度呈现细微差别的部分原因。
　　
四、小结：“共享单车”微博话语的生活政治实践
　　上文的研究表明“社会实在并非一种纯粹自然的给定性的现实存在，而是在各种话语规则的约束和引导下，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一种话语性‘实在’”，⑩关于“共享单车”的微博话语隐含着“力量的差异、知识的运作和利益的争夺，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隐蔽的暴力和不平等”，[11]这种日常生活中具体现象的话语实践由此具备了著名学者吉登斯（Giddens）所说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意味。
　　吉登斯认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生存性焦虑、道德危机、生态环境等问题深深困扰着人类，“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讨价还价”，这是生活政治的时代。它指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12]换言之，生活政治意味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在选择与决策中认识并实现自己，从而将个体从现代化带来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这样来看，“共享单车中的好人善事”“共享单车大量破损”“出行是否可以并愿意选择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是不是国家名片”等问题代表着公民素质、社会信任、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城市管理、国家形象等高度现代化带来的重重危机。回答这些问题，是个体通过自主选择进行自我认同与自我拯救的过程，而且这种选择不仅是个体的，更由于微博这一社会化平台成为一种集体选择与认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中国民众对于“我们想要如何生活”这一生活政治问题的感知。
　　在生活政治的语境下，每个人在微博的话语表达都是在进行选择与认同，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微博平台上，传统的官方正面宣传得到的大部分网友回应是嘲讽与戏谑，冲突性议题往往引发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激烈对抗，[13]这被视为社会断裂、价值冲突的重要表现，引发官方对舆论引导与危机管理的高度重视。然而，“共享单车”的微博话语呈现出相对和谐一致的奇特景象，从个别企业开始使用概念到被社会大众和主流意识形态接受并参与描述，“共享单车”的概念共意与“照妖镜”的情绪共意表明各方话语彼此连接并形成了同一体（unity），而且主流媒体对“国家骄傲”的引导性描述也得到了大部分网友的认同与支持。显然，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并非绝对对立，无法融合，而是存在接合（articulation）的可能性。接合两种不同要素的环扣（linkage）[14]不但在于官方与民间在此并无利益与价值的根本对立，而且在于官方关切个体在生活中的不安与焦虑，通过“话语的技术化介入与使用” [15]与社会个体形成了统一战线。
　　然而，选择的多样性是生活政治兴起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共意话语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解开接合，甚至出现对立。“共享单车”的话语共意出现裂痕，是由于官方试图将其与民族主义情感进行接合。当下的中国社会处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撕扯与角力中，人们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作为对抗不确定性的武器，民族主义极易获得大众的认同，同时不再被国家单一垄断的民族主义话语表现极为复杂，也易成为争议的焦点。一方面，它对外表现为民族主义，对内则呈现批判现实主义。比如，面对英国人的不文明，网络爱国者的观点是中国人无须妄自菲薄，而面对中国人的不文明，爱国网友又成了批判现实者，批评国人素质不高。另一方面，不同言说者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选择是不同的。@人民日报对“国家骄傲”的标签化是官方的民族主义书写，大多数网友对此的认可是很多中国人现实情感的真实表露，而持有异议的少数网友并不认为自己不爱国，他们将“祖国”与“政府”分开，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进行宣传，这是对官方话语权力的不满表达。
　　可见，有关“共享单车”的话语言说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生活政治实践，正所谓“话语（discourse）构成社会，也由社会所形塑”。[16]在共意建构的话语接合、异议表达的弱势与无奈、内外有别的民族话语中，不难看到普通个体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尝试，也清晰可见语言使用被资本与权力争相形塑与控制的同时，亦成为对抗现实社会秩序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话语实践表明多元与复杂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权力与无权、权利与缺失、财富与贫困、发达与欠发达，表现和证明了话语者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和等级，源自社会资源分配的身份区隔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诉求与情感指向，多元话语的并存乃至冲突具有必然性，即便在不具冲突性的日常生活领域，亦是如此。■
　　
①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第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图恩·梵·迪克主编，周翔译：《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第3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米歇尔·福柯著，黄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第59页，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
④数据搜集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8月31日。
⑤徐琳宏、林鸿飞、赵晶：《情感语料库的构建和分析》，《中文信息学报》2008年第1期
⑥Klandermans B.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988（1）:173-196
⑦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Routledge2013:116
⑧Botsman RRogers R. 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Harper Collins，2010:12
⑨齐心林、谢精忠：《群体性事件中社交场域的话语互动与舆论引导——以近两年各地“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新闻界》2017年第3期
⑩谢立中：《多元话语分析：社会分析模式的新尝试》，《社会》2010年第2期
[11]郑震：《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49页，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史安斌：《危机传播的研究的‘西方’范式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6期
[14]Procter J. Stuart hall. Routledge2004:201
[15]Wodak R.Meyer M. Eds. 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age, 2009:89
[16]诺曼·费尔克拉夫等：《批判性话语分析》，图恩·梵·迪克主编，周翔译：《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第35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岳璐　蔡骐/岳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蔡骐系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化媒体时代的舆论博弈研究”（项目编号：17CXW038）和湖南省高校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网络生态系统中的信息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K05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