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孔祥雯
　　【本文提要】本文从新闻的客观性理念、媒介技术革新和媒介的社会功能三个维度，对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大众传媒生态背景下提出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其内涵是否需要被重构以及如何重构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作者提出，在新闻业承担的内容生产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中，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中寻找到独立新闻价值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之所在。无论未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业态如何改变，无论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要重构，但一些核心的东西，仍然会存续下去，只是不再仅仅是人的规则，也会成为机器的法则。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客观性理念 媒介技术 媒介的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G210
　　大量的学术研究都在说明，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卡斯特将其表述为“网络社会”。他解释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①他甚至宣称，“这是一个新存在的开端，事实上也是新时代及信息时代的开端”。②
　　二十一世纪以来，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等移动互联网终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模式发生巨大改变。而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媒体融合实践，更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生态系统。今天，更多的媒体公司强调的是“以用户数据为核心、多元产品为基础、多个终端为平台、深度服务为延伸的全新的开放、共享、智能化的系统”。③
　　对于新闻传播活动而言，人类先后发明了书报、广播、电视业等这些被我们称之为大众传媒业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较好地满足了人类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不过今天，“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媒生态，已经有多种新力量（如自媒体、互联网公司等）进入，而这些新力量并非可有可无的配角，它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统媒体话语权力削弱，也带来新的市场格局”。④诚然，移动互联网、物联网、VR/AR等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正在逐渐显现的智联网，正在倒逼着传统媒体的转型，人们使用信息的方式在发生重大的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新闻作为一种业态会消失，将会成为服务行业的附属性产业存在下去。不过，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到底意味着什么?就算只是服务性产业的一部分，那毕竟还是承认新闻仍是人类需求的东西，那么新闻能够发挥的真正作用是什么？未来的新闻信息服务的雄心是给舆论提供信息还是试图影响舆论？⑤就目前的媒介生态而言，互联网与社交平台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作为庞大的信息来源库，还是作为对于传统新闻采写的内容补充，抑或作为受众评价、反馈、消费新闻的平台，还是最终将成为情报的利用者和传播的操纵者？
　　同时，机器人写作已经越来越多地取代记者的工作，如九寨沟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写了篇新闻稿，写作用时25秒。这篇新闻报道用词准确，行文流畅，且地形天气面面俱到，几乎分辨不出文章出自机器。《今日头条》推出的写稿机器人Xiaomingbot上线不到一年时间，已完成5139篇体育类报道，总阅读超1800万，并收获过单篇十万+。虽然在每篇开头，小明会很老实地写上“机器人写作”字样，但大多数文章读者根本无法辨认是否为机器人的作品。据报道，Facebook的项目经理马丁内斯，对人工智能主导的未来深度悲哀。他认为，接下来30年内，一半的人类没有工作，大革命即将发生。他为此辞职，隐居在西雅图北部的森林。这虽不是本文讨论的主旨，但至少说明，这真是一个变化中的世界，一切都已经开始。
　　那么，在新的传播生态下，大众传媒生态背景下提出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或者其内涵是否需要被重构以及如何重构?本文将从新闻的客观性理念、媒介技术革新和媒介的社会功能三个维度，介绍并分析近十年来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前沿思考。
　　
一、新闻专业主义之客观性反思
　　新闻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源于它对社会状况的真实呈现。⑥要弄清新闻如何呈现真相、真相又如何被展示给公众的过程，自始至终无法避开关于客观性（objectivity）理论的讨论。⑦新闻学领域的客观性概念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曾被认为是自由写作与沙文主义的修正，⑧又经由主客观的区别意识、无党派立场与“倒金字塔”报道形式作为其内涵的补充，发展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用新闻平衡继续拓展新闻客观性的意义。⑨
　　近年来，有学者集中针对新闻行业客观性实践提出批判性观点与探索性回应。从理论角度和概念界定来看，有观点认为由于客观性的衡量标准难以达成共识，无法形成共同的规范尺度，因此关于客观性的问题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逻辑悖论。⑩费格德（Figdor）进一步结合商业新闻实践明确指出客观性原则的三大主要弊病：客观报道倾向直接导致新闻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因此难以完整、长久地发展；客观报道降低新闻文本的吸引力，难以吸引受众和广泛传播；新闻从业者作为文本生产主体很难从客观新闻中找到职业价值和追求。
　　实践层面，在探讨新闻客观写作的实际障碍时，最常被提起的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新闻体制因素、新闻话语（真相与事实）的表述与意义解释的争论。[11]有学者从感性客观和理性客观的不同角度去思考客观主义。新闻文本与其他各种类型的文本生产一样具有支配性，由全体新闻工作者的言行与新闻产物汇集起来，形成并引导着新闻行业规范。同时，新闻文本在关注现实的时候是具有引申义的，会在一定环境因素的催发下引发相应规模的舆论效应与社会影响。英国记者梅斯（Mayes）将这种具有情感引申的新闻文本描述为“治愈新闻”（Therapy News），她认为在局部战争与灾难议题下，媒体过分刻画了“受害者”形象，从感性层面上对受众产生影响，迫使其走入“感同身受”的状态之中。[12]那么，剥离情感渲染的中立报道是否可能？学者布达纳（Boudana）等人批判了这一概念，[13]并指出，感性客观和理性客观并不会产生真正的矛盾，新闻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立场的中立（neutrality）或者地位的平衡（balance）。[14]当新闻工作者们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考虑是否该用一个“标签”去塑造某事件或人物的形象时，新闻客观性便容易被曲解为一种中立与平衡的状态，而与事实本身（可能既不中立也不平衡）脱节。CNN记者阿曼普尔（Amanpour）认为，在战争中，无论是一个普通人还是新闻界专业人士都不应该固守着“中立”立场，而是必须要将事物放置于语境之中去理解。对于她而言，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事件的每一个方面，而是意味着给予所有立场一种公平倾诉的权利。而这种看待新闻客观性的独特观点在CNN内部就遭到质疑。阿曼普尔的编辑特纳（Turner）则认为，在事件中，出于氛围的影响，记者容易产生“越界”的倾向，而这种偏离则需要编辑去进行适时的调整和修正。[15]新闻机构与记者的社会独立性是保证客观报道的外部条件，反向观之，个体内在特质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影响因素。报道者和编辑常常被认为在新闻报道中容易带有个人立场、党派倾向或者政治偏见，但表明新闻事件受到偏见影响的证据尚属少数，因此还不能急于下定论。过去有相关研究指出，很多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客观性是难以达成的，除了之前提到的感性客观和理性客观的关系之外，从业人士的偏好甚至超越组织或体制因素。新闻工作者们受限于自身所在社会环境，这使得超越文化、种族和情感的纯粹客观性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具体言之，也有学者认为，在实践层面的电视新闻运作体制反而可以限制个人对于新闻报道过程的影响。人并不受制于决定论，而是受制于现实的既有条件。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超越个人固有观点和情感的基本职业素养和能力。
　　除了难以完全摒弃的记者个体印记之外，新闻及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受到时间地域上的差异、新闻机构的后勤保障、采写预算以及相关法律的种种限制。虽然从法律层面来看，新闻工作者可能会承担因诽谤被起诉的风险，这使得他们无法报道某些特殊类型的新闻，并且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甚至会有意无意地避开对此类新闻的报道，这使得新闻专业性意图追求的在大众面前信息透明和公开的目的难以达成。但是如果记者或编辑本身掌握了足够多的新闻要素去支持新闻报道中的推断，其客观性原则允许新闻工作者从经验元素中提取可以支持论断的证据，那么法律层面的风险完全无法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性产生威胁。[16]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技术反思
　　近10年来，社交媒体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快速发展，并且作为互联网的末端载体不断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延伸，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同时也打破了信息获取的传统模式。新媒体技术和网络平台带给新闻领域的改变主要在于提供高效的新闻内容采写的路径以及提升新闻流通速度，传统新闻记者与新闻现场之间的时空关系也受到巨大影响。对表达事实的捍卫与信息透明度的保障是新闻专业主义立足的两个中心支点，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对两者的展现方式更为灵活丰富，新闻专业主义也在时空高度压缩、采写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不断被重新解释和定义。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专业记者与受众间的边界在不断模糊，成千上万的网民自主或非自主地参与到新闻内容的网络平台实践中来。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并非简单地依靠内容或者简讯而流通。某一用户的个人简况、网络社交好友以及其转发的信息都在提供着附加信息。网络博主相较于专业新闻记者而言既是对照也是参照。总体来看，两者都重视对事实的呈现与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各自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新闻记者的专业性让他们更具备一种内在的职业警觉性，继而对真相的表达更为慎重。网络使用者可以借助即时和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信息进行多方面筛选和选择性表达，某些情况下甚至也能扮演新闻记者的监察人角色（watchdogs on the watchdogs）。[17]社交媒体的运作形式是通过人际信息反馈与同伴接纳的多重路径来建构个人身份，它可以通过提供联系人信息更新的功能加强群体内的个体间关联。与此同时，网络群体中的信息交换能够帮助建构信任关系。社交媒体的交往规则与日常生活既有所重叠亦有所区别。虚拟空间看似可以为完全摒弃社会不平等和偏见的交流提供一个完美场所，但实则却永远无法避开某一群体内部“主体–边缘”的影响强弱与关系等级高低之间的区别。[18]例如新闻网站Guerilla News（GNN）[19]可以计算某一新闻内容有多少人表示认可和支持，网站也会统计获得最多数量认同的文章并集结为“新闻头条”（top news），得到肯定的新闻发布者也同样会因此而受到更多关注，一个无形中的精英社会面貌在新闻社交媒体上形成自己的影响力，并会适时地转化为虚拟社区和现实世界的社会资本。
　　新媒体平台再次塑造信息传播的方式。一项基于1600名加拿大网民的在线调查结果显示，“分享”（sharing）已经变成新媒体使用者与新闻生产之间最核心的连接方式，[20]形成了受众、社交媒体与新闻生产之间的互动格局。用户开始把社交网络当作筛选和过滤新闻的工具，而不再单纯地依赖来自新闻机构和记者们的专业判断。社交网络的崛起展现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演变，新闻发布与流通也被网络化的公众面貌重新定义。社交媒体同样也在影响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和地位，使他们不再只作为以往公共话语的传统监管者和仲裁者。年轻的新闻阅读者群体更容易从社交媒体上的专业新闻发布账号中获取信息。尤其是学生群体，鉴于他们是社交网络的重度使用人群，因此更倾向于在浏览社交网络的同时阅读新闻。2012年，学者埃文斯（Evans）随机选择61名美国中学生进行调查和访谈，发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青少年获取新闻的重要渠道。年轻一代对专业渠道发布新闻真实性的态度日趋谨慎和保守，他们倾向于结合多重信息获取方式去“直视”新闻事件，[21]而信息丰富又活跃的社交平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渠道。有学者考虑到社交网络平台可能会制约受众获取信息的广度，而数据则显示不同的结果。大部分的社交平台用户认为，相较于传统新闻媒介，网络社交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信息获取渠道。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并不会影响受众对传统媒体新闻的需求。社交媒体使用者更容易接纳诸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22]这种结合新闻与独立博主评论的网络媒体。网络新媒体技术拓展了发布和接受个人化的新闻生产路径。新闻媒体的把关人角色功能逐渐被削弱和分散，并被转移到社交媒体使用者的家庭、朋友与熟人身上。
　　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报道的工具与平台，其突出作用在重大的、突发性的以及即时性事件中得以充分发挥。新闻记者开始转向社交媒体的主要目的是捕捉新颖的新闻角度与迅速、即时的受众反馈。回顾从传统纸媒到广播电视兴起的大众媒体发展模式不难发现其客观的、一对多的单向特点。非线性“多对多”沟通模式使社交媒体可以分散信息流，并逐渐将受众纳入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来，同时也在改变着新闻生产者（专业记者）和新闻消费者（受众）之间的单向依赖关系。在事发现场，社交媒体往往被非新闻职业人士用作发布现场照片、视频以及文字描述的平台，它带给新闻生产的影响使得新闻报道有机会摆脱精英话语的限制，使得大众更容易接触到关于某一重大事件的综合新闻内容。
　　学者赫米达（Hermida）提出“弥漫新闻”（Ambient News）的概念。[23] “微博”形式的社交媒体拓展了社会交往的边界。它使用户可以同时通过网络发布简短的信息，从而实现即时性的信息爆发。“Ambient”一词意在表达信息传播作为流动的、普遍蔓延的自然特点，使得人们感受和接受信息如同呼吸空气一般自然。新闻在人群四周“扩散”开来则意味着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掌握社会生活中的任何风吹草动。弥漫新闻的特点之一即可以实现全天候、不同平台的新闻生产，并且持续滚动发布标题式新闻。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弥漫新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弥漫新闻”的概念建立在将公众作为新闻接受者的基本设定之上，继而形成的“弥漫新闻业”则进一步考虑公众是如何参与到新闻生产中的。这并不意味着非新闻从业者有同等机会掌握各类简短信息，就能够有效地在新闻体制的框架下进行具有一定效率的客观性新闻生产，当中还要考虑新闻筛选、过滤和整合的专业能力。因此，只能说“弥漫新闻业”展现了一种面向多受众的开放式、碎片式新闻，允许社交媒体用户将若干细节内容拼接起来形成集合新闻。
　　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型博客社交网站上的新闻生产与扩散被认为是“弥漫新闻”的典型代表，其特点为持续蔓延、互相影响的信息动态性与碎片化。例如2010年海地发生里氏7.0级地震，在采集新闻内容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们迅速转向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24]他们从社交媒体的信息片段中试图去捕捉关键词，用以完成一篇出彩的新闻报道。除了可将社交媒体作为开放型数据库供新闻专业人员使用之外，成立于2000年的韩国新闻网站OhmyNews则尝试将新闻素材采写过程直接面向任何注册用户开放，有学者将其评价为这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节点，因为OhmyNews实现了新闻职业边界的突破，使得“公民皆记者”（Every citizen a reporter）成为可能。[25]综合不同类型的融合路径，并且为了更好地筛选和分析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动，有研究者提出一种社交媒体可视化信息分析工具Vox Civitas。[26]该工具越过复杂的数据收集等前期环节，简化了对社交媒体信息的过滤，继而可以实现帮助新闻记者在社交媒体上收集素材、选择独特报道视角，以及作为报道立足点促进更深层次调查等功能。
　　Vox Civitas工具为职业记者提供社交媒体资源高效筛选的功能，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交媒体在此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劣势，即其作为信源的不确定性、模糊性、片面性等特点。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后由用户上传到社交媒体的大量相关信息都被打上个人用户的烙印，这种以单一视角捕捉到的新闻内容也容易将真正可靠的信源埋没于众声喧嚣之中。因此搜索和筛选功能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交媒体作为鱼龙混杂的新闻信源库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也需要融入合理的机制对信息进行同步评估与取舍，确立信源的合法与可信，继而进行最终整合，在肯定社交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之外，也要坚守住新闻专业性立足的大本营——真实性和客观性，并以此为原则与社交媒体进行融合。需要明确的是，从作为信息流通平台的社交媒体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来看，社交媒体并没有颠覆既有的新闻采写的过程，也并未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产生剧烈影响，而是作为技术层面的突破，把信息采集定义为信源主动的、信息即时流通与新闻现场的过程。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需要不断发展和延伸，评估和整合在社交媒体上泛滥的多方信息、获取可靠信源为新闻专业主义补充进了新的内涵。
　　如果在操作层面上继续思考，应该如何对社交媒体信源进行评估和过滤？如何将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同步性移植到新闻记者的职业能力之上？在社交媒体逐渐改变人们交流方式的大背景下，社交媒体将继续从各个层面整合新闻实践，因而新闻生产工具也迫切需要升级和发展才能适应新环境下的新闻工作需求。据媒体报道，一家由两个在高中就退学的学生创立的公司——Owlin（公司网址是http://owlin.pr.co/），它的主要服务是抓取大量的博客内容、公司主页还有新闻网站的内容，依据多种算法呈现即时新闻并且分析新闻背景和可靠度。Owlin的业务拓展人员Sjoerd Leemhuis称：“当我们发现在世界各地都面临着资讯爆炸、新闻蜂拥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想要将资讯整合直接传递到用户的控制面板中。我们会为新闻提供发生的背景内容，用户在看到即时新闻的同时，还可以看到它在网络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大概就可以了解它是怎么出现的，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了。” [27]学者戴克普洛斯（Diakopoulos）进一步提出一个专门用于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平台SRSR（Seriously Rapid Source Review），并把新闻记者作为核心受益群体。SRSR的概念在于构建立体的新闻发布维度，涵盖新闻内容、报道时间以及新闻地点等基本元素，同时也加入“硬”新闻（政治、经济、犯罪等）与“软”新闻（娱乐、名人、民众兴趣）、常规新闻与非常规新闻。SRSR旨在通过整合社交网络具有关系黏性的节点，清晰呈现某一事件的信息来源、整合者与发布方身份，同时也会标明事件的某些关键细节是否得到相关个人和新闻机构的证实。
　　SRSR这一新闻平台的概念设置衔接了社交网络的即时性的碎片信息与新闻生产过程，又将来源核实与内容审查等环节考虑在内，尽可能规避社交媒体容易导致的信息爆炸与虚实混杂的现象，继而最大可能地保护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与此同时也应注意，SRSR虽然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化的社交媒体信息整合的模式，但在实际运用层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和阻碍。SRSR本质上还是要依赖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依托，是一种通过社交媒体上的大量信息来补充的新闻生产模式，因而在模式植入时要考虑SRSR尽可能地影响和限制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通，也不能使新闻专业主义变成新闻传播的限制因素去影响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众声纷纭，同时在技术应用层面也有关于网络开发和算法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有待解决。[28]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社会性反思
　　1.新闻机构自主权与职业价值
　　新闻专业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客观、独立、以事实为根据的行动路径，它引导新闻工作者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去发挥相应功能，而新闻业则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专业主义所规范的潜在职业内涵的集合。[29]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经常转向对新闻职业的社会学研究，更为强调职业特质（trait approach）。[30]新闻行业专业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它目前依旧处于一种动态的、尚未完善的状态。学者罗瑞（Lowrey）提供了一个多重因素影响新闻记者职业模式的循环过程模型。[31]《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资深记者尤金·迪昂（Eugene Dionne）认为，新闻媒体时刻处在若干严峻社会条件彼此交织的矛盾地带，它的首要原则应该是保持中立而不是盲目地掘地三尺，新闻机构和记者应该保持独立思考但同时也有义务向受众表达观点、施加影响，既要保持公平，也要把握边界。[32]在不断向前探索的过程中，新闻机构和从业者们始终在若干悬而未决、亟待厘清的社会伦理问题中寻找新闻生产的边界和准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目的与意义并不应仅仅局限于提供一个可实行且可测量的新闻行业基准，还应该包括以带有信仰意味的理想主义去规范与引导新闻实践活动的向前推进，并且使新闻业尽量避免报道立场的明显偏颇以及过度商业化，以形成一种具备高度可信性的新闻业形态。
　　新闻是社会体制的产物，新闻是一种中介和代理的形式。“新闻文化”被看作是新闻主体（新闻工作者、新闻资源与公众）与客观实体（媒介事件、媒介技术、新闻组织与机构与新闻体制）间的中间变量。[33]新闻专业性有其发生效用的语境和前置条件，新闻媒体和政治之间复杂的关系影响着记者们如何界定新闻专业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来源于西方新闻传统，同时在个体的新闻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成形。新闻记者、新闻机构与社会制度因素三者以链式关系持续运作：虽然新闻工作者有独立执笔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绝对不是在真空环境下发挥效用的。某特定条件下的“自由”也可能成为限制，为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个人自主性造成一定的阻碍；在面对来自外界评价的攻击和非议时，新闻记者专业性需要且依赖于来自新闻组织的支持和庇护；新闻专业主义之下的行业自治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因素，因此新闻机构自主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倾向于这种互动关系（新闻专业主义与制度）的特点。
　　新闻生产的日常实践中，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存在一定的限制，这与记者的个人新闻判断力、新闻资源获取路径与其所处的专业层面有很大关系。[34]新闻记者的自我呈现受制于集体共享的行业规范、价值以及隶属于某一专业群体的归属感。[35]霍尔认为，由无数细节构成的全套行为系统代代相传，常态下很难把握其运行规律，只有在这些规律被打破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其存在。[36]匈牙利裔美籍作家卡蒂·马顿在回忆录中讲述道，其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分别为美联社与合众国际社在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马顿夫妇一直生活在真相的呈现、故乡情感和政治立场的夹缝之间，并且在两人因为触犯政治底线的报道与言行被捕入狱之后试图向所供职的美联社寻求帮助与支持，并认为“（对我们的遭遇）美联社应该承担起部分责任……” [37]这种个人与机构共同分享的归属感在日常新闻实践中凸显的意义不大，而往往在新闻实践违背新闻理想并使得记者本人或整个新闻机构感到不妥和危机之时，新闻专业性与新闻组织归属感的清晰轮廓才可能会出现。
　　过去的以新闻专业记者为核心的研究多集中于新闻生产体制的跨文化比较，而并未过多关注新闻工作者们作为新闻生产的主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内涵、发展和文化中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实现职业身份认同的方式是什么。[38]相关针对记者群体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生产行业内部积极性有下滑趋势，记者们倾向于选择保守方式捍卫自身权利。一项涵盖5年时间跨度（2002–2007年）的美国新闻记者调查研究显示，[39]从事新闻行业的专业新闻机构人员数量呈下降趋势，该趋势与新闻从业者对其工作环境的负面认知和评价有关，甚至其中相当多的新闻记者有更换职业的想法和计划。概括其原因可以发现，新闻机构或公司的运作自主权与从业者的独立性产生动摇，在日常工作负担加重的情况下还要面临裁员或新闻机构被收购的压力。[40]美国立法通讯员协会（LCA,Legislativ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除了某些显而易见违反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例如事实偏差、道德沦落以及消极懈怠等），LCA的成员们倾向于将新闻专业主义的边界划在与政治领域区分开的有效自治区边缘。[41]记者们为了支持和捍卫新闻自主权，会在行业团体内部形成一些带有规范性质的条例，例如通过推行组织内部政策与设立行为准则来保护其独立自主性。记者们也会选择在个人生活中做出相应的牺牲和退让，以保证其新闻实践的专业性。值得一提的是，新闻媒体的自我管理除了包括通过内部条例进行约束，记者本人也会有意识地进行危险规避和自我保护。通过报纸发表社论与表达某观点可能会对撰稿记者产生影响，甚至引起争议，这使得记者可能会在面临新闻资源的选择时，通过规避敏感型新闻资源，有意识地与写作敏感新闻的同事划清“界限”，目的在于保护自己不受到相应问责的牵连。新闻记者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语境下的新闻事实去定义其职业规范，尽可能不让个人生活对专业判断产生影响，同时也运用具有象征意义的策略去划定新闻专业主义的边界与坚守内部自主权。
　　2.新闻生产中的公民实践
　　国内重大的政治变动往往会对新闻行业产生巨大影响。在2009年的伊朗大选抗议中，反抗民众运用社交媒体与政府意图控制新闻传播和信息扩散的行为做对抗。在政府信息管制的重压之下，西方通讯社记者的言行也受到限制：有些记者被限制在酒店房间内无法行动自由，有些甚至被遣送出境。但是官方的种种限制举措从另一角度助长和强化了社交网络上的公民新闻生产，继而也促进了主流媒体的新闻独立。2011年埃及国内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2012年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总统民主选举，政治的重压与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在2008年至2013年之间的埃及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自由方面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随着国内环境逐渐放宽与政治民主进程的推进，埃及新闻记者的专业性与自主性也有逐渐觉醒的趋势。[42]由此可见，国内局势的平缓为新闻业提供了较为安全和稳定的发展背景，政治重压和监管也可能迫使公民新闻因报道各类冲突事件反而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但对于本国内部新闻业与新闻记者而言，这仅仅是新闻自主意识觉醒的起点。如若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不安，新闻产业的发展也将随之波动不已，甚至停滞不前；如若新闻生产在重压下爆发，则容易陷入无章无序的杂乱境地，难以走向正轨。
　　社会环境深刻影响着不成熟的新闻产业能否找到支点实现后续的平稳发展，那么对于较为成熟的新闻体制和机构而言，局部战争或动荡政治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其边界又应该落在何处？一名普通记者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43]但在过去的20世纪，战争与社会动乱中有不少记者已经做出了类似的举动。战地记者们往往被看作是以身犯险的“英雄”，但是作为新闻捍卫者的英雄光环是否会与爱国主义有所冲突？近二百年来，无论是世界性战争还是局部动荡，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性之间的天平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出于保护国家利益与凝聚民众力量的考虑，战争议题下的新闻宣传往往不会过多考虑其是否有陷入将事实扭曲化、将外种族妖魔化的报道困境。[44]学者多德森（Dodson）认为，在伊拉克战争系列报道中，新闻专业主义变为报道战争真相的“绝对权威”，限制和阻碍了新闻工作者对军队运作提出批判和检视的空间和能力。[45]此时，新闻专业主义以一种意识形态幻象的形式产生影响，使得新闻记者沉迷于自以为是的“真实报道”。在战争报道中，媒体地位与新闻记者的行动力被压制于军方的影响之下，对于军方中央司令部来说，战争议题下并不存在立场独立的、可以靠一己之力核实信息的记者群体，无论是新闻来源还是报道方向，记者均容易深陷军方设置的信息“泡沫”之中。这种反思的来源很可能与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曾出现的新闻报道事故有关。《纽约时报》曾反思对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承认报道中有很多未加证实的误导性信息。《纽约时报》编辑丹尼尔·奥克伦特（Daniel Okrent）也曾对战争新闻报道中围绕“恐怖主义”的相关用词进行阐释和反思。例如，新闻报道中关于以色列方使用的词组“定点清除”（targeted assassinations），巴勒斯坦方则认为该用语不甚妥当，似乎在为以色列洗脱对暗杀中死伤的无辜平民的责任。《纽约时报》尽力在两方立场中权衡措辞意味，去避免使用这种引起较大争议的用词，但最后敲定的“精确打击”（pinpoint killings）还是更为以色列方采纳。对立立场下的中性用词可谓是难以决断，因而最终也由大背景下的第三方选择来为新闻确定报道倾向。
　　由此可见，从具体情境下的新闻实践层面来看，新闻生产往往需要职业规范与独立选择这两个层面的彼此妥协才能完成。新闻专业主义保持着与各个领域的信息相关性与内容生产的职业自主性，很明显，战争报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将战争逻辑、原理以及假设纳入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去。因此，在有限环境和有限信息来源的影响下，记者的战争事实报道也容易因为严格遵循专业性原则而被有意引导，继而在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固定化和进一步规范化。此种境地也并非完全将记者置于被动地位，强大的军方干预也能够帮助规避新闻工作者过度的自我审查与受到外界批评和质疑的风险。
　　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旨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革新以及政治趋势等多重外部影响下被描绘出来。此外，同时还有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这类行业内部的诸多分支与元素也在不断地引导传统的新闻价值观进行重新整合。[46]除了唤醒和重新定义专业主义价值之外，新闻传播的大众路径引导记者从新闻机构中去挖掘公共新闻业的实践性意义。公共新闻业影响着记者们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能完成何种公众责任，虽然“公共新闻”的概念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颇为熟悉，但是其真正的内涵是否被报道者与受众广泛理解尚存疑问。
　　学者阿赫瓦（Ahva）认为，公共新闻的概念可以从四个水平层面的维度去理解。首先，在公共新闻的领域内，新闻生产理应与公民利益息息相关，信息内容同时要具备有效性和可理解性，以保证民众可以充分获取新闻内容并进行理解和消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媒体的宗旨即是将民众以公民身份带入社会事务的参与中来，因此它承载着提供服务的意义。这一理解同时也强调了新闻业行使着将政治术语“翻译”成日常用语的功能。第二，公共新闻为公民提供了参与“讲述”环节的机会，创造足够广阔的空间给公民进行自由表达，尤其注重展现真实的民声、立场以及隐蔽性事件等。从这一角度来看，民声可以作为公共新闻业的信息来源之一，逐渐将新闻业的聚焦点和话语权从精英阶层转移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上来。公共新闻的第三维度则强调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新闻工作者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公民而存在。此时，记者并不将自己当作理应将信息传递给广大受众的中间载体，这使得记者自然而然地将自身置于捍卫公众利益的一方。记者们应当成为政府职能的监督者，而不是听命于官方指挥的盲从者。如果说新闻生产具有公共含义，它意味着所报道的内容必须是民之关切，也必须涵盖来自受众群体中的隐蔽性话题。在公共新闻业中，民众的影响必须要处于记者的职责与能力之上，同时记者也不能仅仅将“公民角度”的元素植入新闻生产中，而仍旧把新闻宣传的决定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公共新闻的第四维度要求新闻从业者需要支持和鼓励公民参与积极性。社会参与的意识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首先，新闻业要以开放的态度接纳非新闻专业人士以自媒体新闻等形式参与到新闻内容生产中来。其次，公共新闻业要为公民提供个人意见表达和公开辩论等行为的空间，使得经由新闻媒体进行的社会参与真正成为可能。总体来看，公共新闻的概念需要新闻从业者与公民共同建构。
　　抽象化的公共新闻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得以运用和验证？这一说法的提出似乎自动将自身置于实证主义批判之下。实际上，动态新闻的时效性要求与公民的新闻生产参与原则有所冲突。这意味着硬新闻（官方严肃新闻）与软新闻（社会日常新闻）之间的内在区别将直接影响新闻记者对于公民的公共新闻参与的理解与践行。同时也有质疑观点认为，某些情况下围绕新闻的公众评论可能会为新闻生产增添色彩，但实质上却并没有深层含义的新生产和新贡献，甚至可能会侵蚀新闻生产的严肃性。
　　
结论
　　围绕新闻专业主义的争议和讨论始终贯穿新闻业的发展脉络。同时，突发性新闻事件不断考验着新闻工作者们的专业价值判断能力和职业道德观念。此外，近年来动荡的局部环境导致地区问题尚处于未竟状态，战争与难民、宗教、医疗疾病、气候等问题作为局部敏感问题也在驱使新闻生产不断向前摸索和试探，以试图在诸多挑战中反复明确新闻职业边界和专业立场。
　　对于新闻生产来说，社交媒体极大地拓宽了新闻专业主义表达的方式与路径，新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以往的单向流通与单一关系模式：新闻从业者有在社交平台上交流分享私人生活的需要，普通网络用户也可以作为自媒体在新闻现场发布即时讯息。此类新媒体平台上个人用户身份和信息来源的多重性，以及彼此间日益紧密的互动关系与角色互置，使得传统新闻采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户的社交圈承担了新闻编辑决定某一新闻是否重要、是否值得刊载的传统职能。而现在流行的精确推送，就是利用一种新的算法，让程序自主判断用户的新闻信息偏好，并及时推送给每一个用户。同时，每一个人也乐意通过社交关系来发布和获取新闻，这一现象也在随着人们习惯于为喜爱和赞同的新闻“点赞”（liking）以及关注社交平台上的某位记者的行为而改变。社交网络对用户来说不仅仅是社会空间的虚拟拓宽，更加意味着人际信息交换渠道的拓宽。基于网络使用，社交平台成为跨地域信息分享与新闻发布的集散地。针对社交媒体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衍生出对信息同质性的担忧：用户更倾向于接纳个人社交圈内拥有共同立场的信息和观点。但综合来看，社交媒体使用者们将社交圈融入新闻发布和接受中去，这一过程并不是以削弱主流媒体信息消费为代价的，因此新闻机构和专业记者依旧拥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媒体环境影响下，由新闻专业主义引导的公共事务条例与公民参与并不再是单一路径的，其发生效用的方式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拓展。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新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网络现象。它具有新闻业本身的一系列特性，同时也融入了灵活多变的特点。新闻的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就是拓宽路径以便促进公共协商的进行。以Twitter为代表的“微博”形式是这一方向的现实实践。在社交媒体信息为公共新闻提供了某种不同的功能时，两者间的区别是比较模糊的，这些现象之间的区别与功能重叠同时存在。检视公民新闻与社会新闻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社会新闻应用于民主进程和公共氛围的潜在含义。基于新闻社交媒体的信息搜索功能，新闻社交平台的存在使得媒介形态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超过新闻内容本身。在认可“以内容为核心”是新闻生产的重要原则的同时，现在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去形成与规范新闻报道的信息来源与公众参与。
　　未来新闻业的发展重点在于如何更为灵活、精准、开放、透明。为了不断靠近这一理想目标，新闻工作者们理应把获取的公众信任置于新闻工作的重要环节。这也要求记者们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和重新检视新闻专业主义——记者的角色该如何在媒体技术革新的条件下去更好地诠释。归根结底，在新闻业承担的内容生产和社会责任的关系中，在信息爆炸与众声喧哗中寻找到独立新闻价值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关键之所在。
　　我们观察到，即使是偏重算法的技术型公司，如Twitter、Facebook、今日头条、腾讯、UC头条等，目前都设立了人工编辑岗位。这表明，经过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人工编辑目前相对于机器程序而言，他们对新闻信息传播的识别与把关能力仍然超过人工智能。毕竟到目前为止，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行业伦理规则等，尚无法以一种好的算法进入机器程序之中。换言之，无论未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业态如何改变，无论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要重构，但一些核心的东西，仍然会存续下去，只是不再仅仅是人的规则，也会成为机器的法则。■
　　
①[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34页，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41页，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③胡正荣：《媒体融合走向哪里?共媒时代与智媒时代》，载腾讯传媒研究院：《众媒时代——全球媒体想象》一书序言，中信出版社集团2015年版
④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⑤巴斯卡尔·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利》第16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⑥WienC. （2005）. Defining objectivity within journalism.?Nordicom Review,?26（2）3-15.
⑦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中对美国新闻业的客观性标准进行了阐述与批判。他认为，出于对理性的怀疑、对非理性的恐惧以及对民主社会的构想与期待，新闻客观性成为一种被渐渐塑造起来的意识形态。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109-1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StreckfussR. （1990）.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A search and a reassessment.?Journalism Quarterly?67（4）973-983.
⑨Mindich, D. T. （2000）.?Just the facts: How” objectivity” came to define American journalism. NYU Press.
⑩A.McGoldrick指出，如果缺少普遍认可的规范，那么对于“新闻客观”的定义无法流通，极容易陷入“主观”判断之中，即得到自我认同或者某特定范围内认同的“客观”报道无法从外界获得相同评价。C.Figdor通过若干步骤的哲学推理具体描述和评析了该悖论。
　　McGoldrickA. （2006）. War Journalism and’Objectivity’.?Conflict & communication?5（2）.
　　FigdorC. （2010）. Objectivity in the news: Finding a way forward.?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5（1）19-33.
[11]MorrisJ. S. （2007）. Slanted objectivity? Perceived media bias, cable news exposure, and political attitudes.?Social Science Quarterly?88（3）707-728.
　　Thomson, E. A.WhiteP. R.& Kitley, P. （2008）. “Objectivity” and “hard news” reporting across cultures: Comparing the news report in EnglishFrench, Japanese and Indonesian 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9（2）212-228.
　　Wahljorgensen, K. （2008）.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12]转引自PanttiM.& Wahl-Jorgensen, K. （2007）. On the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of therapy new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objectivity in disaster coverage.?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Review,?13-25.
[13]Boudana, S. （2011）. A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s a performance. MediaCulture & Society33（3）385-398.
[14]学者Hopmann等人也认为，“中立报道”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尤其是在政治新闻报道中。Hopmann, D. N.Van AelstP.& Legnante, G. （2012）. Political balance in the news: A review of concepts, operationalizations and key findings.?Journalism?13（2）240-257.
[15]Evans, H. （2004）. Propaganda versus professionalism.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5（1）35-42.
[16]Boudana, S. （2011）. A definition of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 as a performance. MediaCulture & Society33（3）385-398.
[17]SingerJ. B. （2007）. Contested Autonomy: Professional and Popular Claims on Journalistic Norms. Journalism Studies.
[18]对于此问题可以参照新浪微博平台上的“大V”群体，即经过实名认证、拥有大量关注者的社会知名人士。草根群体如若意图在平台上表达诉求，几乎都要在内容发布的同时点名“大V”以引起他们的关注和转发，该诉求才有机会被更多用户看到。
[19]GNN网站是一家以新闻和视频为主要内容的网站，由Josh Shore和Stephen Marshall于2000年在纽约创立，于2009年关闭。
[20]Hermida, A.Fletcher, F.Korell, D.& LoganD. （2012）. Sharelike, recommend: Decoding the social media news consumer.?Journalism Studies?13（5-6）815-824.
[21]MarchiR. （2012）. With Facebook, blogsand fake news, teens reject journalistic “objectivit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6（3）246-262.
[22]《赫芬顿邮报》是一家在线新闻博客网站，创立于2005年，综合新闻、原创博客、讽刺文学等文本形式，涵盖各个领域的社会热点问题。
[23]Hermida, A. （2010）. Twittering the news: 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76（2）E50.
[24]Diakopoulos, N.Naaman, M.& Kivran-SwaineF. （2010）. Diamonds in the rough: Social media visual analytics for journalistic inquiry. Visual Analy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p.115-122）. IEEE.
[25]Kim, E. G.& Hamilton, J. W. （2006）. Capitulation to capital? ohmynews as alternative media. MediaCulture & Society28（4）541-560.
[26]Diakopoulos, N.Naaman, M.& Kivran-SwaineF. （2010）. Diamonds in the rough: Social media visual analytics for journalistic inquiry. Visual Analy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p.115-122）. IEEE.
[27]由两个高中退学生成立的Owlin：金融即时新闻界的彭博社? http://www.cyzone.cn/article/15474.html
[28]Diakopoulos, N.De ChoudhuryM.& Naaman, M. （2012）. Finding and assessing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sources in the context of journalism.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2451-2460）. ACM.
[29]Giles Dodson. （2010）. Australian journalism and war. Journalism Studies11（1）99-114.
　　19.FigdorC. （2010）. Objectivity in the news: Finding a way forward.?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25（1）19-33.
[30]SchudsonMichael& Anderson, Chris （2008）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In K. Wahl-Jorgensen & T. Hanitzsch （Eds.）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New York: Routledgepp. 88-101.
[31]LowreyW. （2006）. Mapping the journalism–blogging relationship.?Journalism?7（4）482.
[32]转引自CunninghamB. （2003）. Re-thinking objectivity.?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42（2）24-32.
[33]Deuze, M. （2002）. National news cultures: towards a profile of journalists using cross-national survey find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134-149.
[34]Sjovaag, H. （2013）. Journalistic autonomy. Nordicom Review.
[35]AhvaL. （2013）. Public jou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reflexivity.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14（6）790-806.
[36]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第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7]1954年，安德烈·马顿于狱中写给妻子伊洛娜·马顿的亲笔信。马顿：《布达佩斯往事》第108-1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8]Deuze, M. （2002）. National news cultures: towards a profile of journalists using cross-national survey find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134-149.
[39]ReversM. （2014）.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Journalism?15（1）37-52.
[40]BeamR. A.Weaver, D. H.& Brownlee, B. J. （2009）. Changes in professionalism of u.s. journalists in the turbulent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6（2）277-298.
[41]ReversM. （2013）.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Journalism?15（1）37-52.
[42]Elmasry, M. H.BasionyD. M.& ElkamelS. F. （2014）. Egyptia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revolution: comparing survey results from before and after the january 252011 upri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敌对双方的“一般新闻记者”属于平民，应按照保护平民的规定，给予同等尊重和保护。如果新闻记者参与了军事活动，那么则不属于被保护的“平民”范畴。
[44]Evans, H. （2004）. Propaganda versus professionalism.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5（1）35-42.
[45]Giles Dodson. （2010）. Australian journalism and war. Journalism Studies11（1）99-114.
[46]AhvaL. （2013）. Public journalism and professional reflexivity.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14（6）790-806.
　　
吴飞 孔祥雯/吴飞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孔祥雯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