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君 高琳琳
　　【本文提要】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关系，是指通过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要素所产生的影响力。以互联网出现为分界点，可将社群分为传统社群与网络社群。从传统社群发展到网络社群，自媒体开启了话语权的平民时代，民众话语权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看，网络社群有助于民众通过网络发声，表达利益诉求；也有利于民众行使其政治参与和监督公权力的权利。研究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中话语与权力的新型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知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形态，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网络社群 社会形态 话语权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201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达特别是网络社会的兴起，“言说”渠道的拓展，民众有了更多表达意愿与利益诉求的途径。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产生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话语传播模式。关于话语权，著名思想家葛兰西指出：文化话语权集中体现在“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统治阶级通过话语的建构，巩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法国学者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是政治价值的宣教平台”。①网络社群作为新的社会形态，正改变着大众“话语权力”的弱势状态，也构建了社会治理的“第五种权力”。
　　
一、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的流变：一种新的社会地理
　　所谓“社群”，“是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一群人”，特征是“除了拥有共同的民族意识，还有一套基本的价值”。②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社群解释为人类结合成各种团体以满足自身需要，将城邦解释为人类靠契约所组成的最大最好的政治社群。人类互联网技术的普及，社群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线、地区等区分模糊化，网络社群衍生于实体社群和社区，网络世界交互则形成了相应的网络社群。
　　从原点考察，网络社群约始于2002年的QQ群聊，此后随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社群经历了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多种形态的发展，用户之间的黏着性、交流性和聚合性不断裂变，催生了新的民众诉求渠道和社会参与方式。从技术角度考察，从Web1.0互联网到Web2.0的发展，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变革。与Web1.0相比，Web2.0显现出许多新特点：
　　新的信息技术瓦解了传统社会等级结构，打破了传统话语权的壁垒，权力被稀释，并被分散到更多的群体当中。历史的吊诡是，作为技术革命的电视，催生了全球性的政治冷漠症，而同样作为技术革命的新型网络则强化了人们的参与性。政治观察家很早就假定电视造成了政治冷漠症。如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证实了“电视是造成政治冷漠的罪魁祸首”，普特南发现：“花在看电视上的每一个小时都与更少的信任度、更少的团体意识相连，而花在读报上的每一个小时恰恰与此相反。” ③
　　社群空间的当下意义表现为，现代化影响下的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种价值归属与认同。网络社群打破了地域限制，社群成员以一种自发自觉的形式聚合在一起。在网络场域中，单一优势意见时常被民众集合而成的群体意见所取代。网络社群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若作一个简单的分类，可归纳出四类较为典型的网络社群：
　　第一类：“网络红人”。一般指在网络媒介中因某个事件、某个机缘“博得眼球”从而走红，然后产生网络影响力的群体。严格说，“网红”可分为“文字时代”的网红（以文字安身立命）、“图文时代”的网红和“宽频时代”的网红。2016年《互联网周刊》发布“2015年中国网红排行榜”；④百度发布“中国网红十年排行榜”，以大数据盘点10年来人气最高的“网红TOP10”。⑤无论当下各类“网红”出名的起点如何，尽管“网红”阵容中存在“喧嚣的泡沫”，但他们都拥有话语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由“审丑”产生的“网红”，也会走向正面的社会形象营造。
　　第二类：“意见领袖”。通常指在网络社会中有较强读码、释码（解释与理解）能力，以其“观点”“态度”对他人产生影响力的群体。“意见领袖”（或“舆论领袖”）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用来描述传播过程中“两级传播现象”。⑥从传播规律看，在一个社会中，大部分资讯并非直接流向广大受众，而先经过“意见领袖”这一环节，由他们转达给一般受众，形成“大众传播→意见领袖→广大受众”的信息传播模式。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还对购物、时事、时尚等开展相关研究，也证实了“意见领袖”的存在。作为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继和过滤环节，“意见领袖”对大众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意见领袖”的资讯中介功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力可能是巨大的，也可能是微弱的；其性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客观地看，在信息轰炸、观点遍地、各类纷繁芜杂的言说泛滥、大众缺乏判断力的时代，意见领袖起到了“怎么看”的作用。“意见领袖”并不确定于特定的群体阶层，而是分布于社会各部分，每一个领域都存在“意见领袖”。研究表明，“意见领袖”不仅影响他人，他们之间也互相影响。
　　第三类：“网络大V”。一般指在新浪、腾讯、网易等微博平台上获得个人认证、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V”是指贵宾账户（VIP），经认证的微博用户在微博昵称后附有“V”图标，人们将这种经认证并拥有众多粉丝的“公众人物”称为“网络大V”。在新浪和腾讯微博中10万以上粉丝“大V”超过1.9万个，百万以上粉丝“大V”超过3300个，千万以上粉丝“大V”超过200个。
　　在传媒政治时代，对“网络大V”的影响力应给予客观评估。由于“网络大V”多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或名人，微博账号有大批粉丝追随，并时常成为爆料者的求助对象，与以往的“大侠”有某些类似，因此往往其一次转发就可使一种信息扩展开来。事实上，“网络大V”已是半个媒体——他们不仅传播话题、引导话题，而且还制造话题。在网络世界呼风唤雨，一举手、一投足都影响他人的“大V”，在不经意间极易成为各类流言的推手。而当其为博取眼球、吸引粉丝，把大量未经核实的信息或流言扩展时，就成为不当信息的“二传手”，误导人们的视野和判断。
　　第四类：“微信大号”。一般指在微信领域有社会影响力的微信号，它们或有庞大的信息转载量或有庞大的朋友圈，其链接转发量高。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微信已覆盖中国94%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8.06亿，用户覆盖 200 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据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微信公众号刷量行为分析报告》显示，微信公众号市场规模在过去三年里，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截至2016年已上升到378亿元。80.6%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过程中有过刷量行为，平均数据真实度为显示阅读数的30.7%。⑦
　　新型网络社群的不断发展，正深刻地解构着传统社群的存在形态。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的流变，产生了一个新的域场，也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地理，大众话语权“增量”，民众对于社会参与度加深。网络构筑起多元参与的社会生态模式。网络社群与话语流量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格局构筑了“公共舆论草地”。
　　
二、网络社群与民间话语的特征、性质与局限性分析
　　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流量呈现几个特征：一是开放性与互动性。网络社群中人们地位平等，由于可“隐身”，自主、自由，话语保持了较多真实性。二是审度性与平等性。网络公共领域是“零门槛”的传播模式，人们在参与社会审度和互动过程中，可产生对社会事物评价的多角度视野。三是聚焦性与现实性。网络空间在一些广泛受到关注的公共话题上易散易聚。网络意见虽无强制性，却能影响舆论，形成舆论共振，有助于社会议题从“虚拟”走向现实，影响公共部门的公共决策。
　　其实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是通过“话语表达”来加入社会资源分配之中、体现本阶层“存在感”的。传统的社会分层是以现实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但新媒体的发展，为新兴网络社群起了重要赋权作用，网络虚拟社会拓展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横向空间，“异化”甚至“颠覆”传统的现实社会分层依据和条件。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分层标准的变迁，即以信息资源的占有量和对于网络的利用能力为“看不见”的依据。网络虚拟社群削弱了社会精英对信息集权控制能力，这种“指尖上的革命”使广大民众得以更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促进政治社会化。现实生活中的“强势群体”，在网络社会里可能恰恰是不占主导的“弱势群体”。
　　这是一种文化性的变革。但是网络空间与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网络内外错位现象。研究发现，网络内部的社会分层变迁中，结构再生产是主导特征。现实社会中的资源优势会移植延续到网络社会中。⑧网络外部则存在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网络内人群互联成一个整体，他们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交易，成为彼此可以跨越地域与时间限制的“网络村”，网外世界的人们则与其逻辑毫无干系。网络内外上演的不是贫与富的“双城记”，而是不同社群的出局或入局。
　　第二，网络话语泥沙俱下。网络打开了话语渠道的阀门，各种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网络空间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特点。一是“网络脂肪”，网络社会中充斥着各类不负责任、空穴来风的言论。二是“网络粉底”，网络假象和欺诈、碎片化的传播，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无所适从。三是“网络暴力”，各种泄愤、攻击、“一言不合就”现象无处不在。新兴网络是情绪发酵场还是理性安全阀，取决于社群是否是有理性、会辨识的理智群体。如何引导民众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建设“绿色网络生态”，成为新的社会治理难题。
　　现代社会中公共治理的主题和形式已经改变，良好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沟通-说服”机制来实现的，任何粗暴的权力干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低绩效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治政期间，人们时常在乡校闲聚，议论风生，闲话朝政得失。郑国大夫然明看到这个情况，出于维稳，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人们不过是早晚干完活来这里聊聊政治的好坏，“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子产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故其相郑20多年，成就远在其他同辈人之上。
　　现代社会，言政不仅是国家治理“知得失”的依凭，更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权利。现代社会尽管资讯通达，但还是要有最基层的民意渠道，特别是“不毁乡校”的治政大略。一个“弱言论社会”是不稳定的，尽管它表面上似乎很稳定，甚至表现为超稳定。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扩大切实的社会参与实践，加深对理性、宽容等精神的认知，才能有效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与公共精神，也才能让网络空间充分承担起公共领域的职能，推动社会公共事件的处理与解决，保障群体能够在现有秩序框架内推动社会进步。
　　
三、更好地发挥网络社群与民间话语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
　　网络是治国理政倾听民声、集聚民智的“议政广场”，是更好地了解群众、走进群众的重要渠道。所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⑨知网络，才能知天下。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⑩学会通过网络搜集社情民意，集中民智、汇聚共识，促进公民意识的形成，是今天领导者应具备的“现代性素养”。网络空间与民间话语的社会治理参与功能，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有利于形成观点的“草根市场”。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曾提出“观点的自由市场”的思想，约翰·密尔将其进一步理论化，认为“只知道结论而不知道依据”，即便是真理也会变成一种形式，并且要警惕得势舆论的暴虐。[11]网络中各种观点的公共表达和辩论，各种思想、言论、意见、观点之间的自由辩论和竞争，以“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网络大V”“微信大号”等为代表的网络社群的兴起，有助于民众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拓展视野，提高理性认知；特别是有利于建构社会矛盾冲突的释放—缓冲地带，形成弹性化博弈地段，这对一个社会抑制冲突、消融矛盾、中和对立，功莫大焉。当然光有自由是不够的，责任之下的自由才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社会。
　　二是有利于知社情、晓民意。所谓“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12]重视民意，采撷民意，将民意作为治国依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当时有所谓“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的治政主张——即尽可能多的让人们发表意见，为政者广听博取，斟酌取舍，以使政事不偏离正道。如西周时期的“采风制”，通过采诗官吏采集各地民歌民谣，以了解民意、体察民情。《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西晋时期有所谓“登闻鼓制”，采取直诉制度以澄清吏治。由于民意表达与国家治理质量息息相关，更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重视。今天传媒政治时代，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包括以互联网技术为平台的网络社群更成为不可或缺的社情民意风向标。《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治国理政尤应知社情、晓民意、解民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三是有利于激荡公共理性，强化公共站位。现代社会一般实行间接民主方式，代议制在实现民主方面更多是“合乎逻辑”的民主。重视和发挥其他具有一定直接民主因素的民主形式，有利于弥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避免笼统代表众多高度差异化的个体，以裨补公共决策公共性之不足。正如政治学家们指出的，“公共政策的每个问题都包含各种彼此不同而经常是冲突的利益。在民主体制下，大多数应该得到政策制定者的倾听”。[13]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职能要加快从管理到治理、从掌舵到服务的转型，社会大众才是社会治理的真正主体，网络空间推动了人们进行“公共站位”，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精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四是有利于构成公众压力，监督“不作为、乱作为”。怠政懒政庸政自古就有，只是近年有加剧态势，其“特殊背景”在于强有力的反腐使一些官员瞻前顾后、噤若寒蝉，将应有的作为放一边，“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为了平安，宁可平庸”。“仕而不勤”则“众必受弊”，治理怠政懒政庸政最有效措施，是加大民众话语权并从制度上保障这种话语权。“网评”成为一种新的监督力量，网络社群与民间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公共监督角色。“一个问题拖延的时间越长，公众舆论对它的影响可能也就越大。” [14]另外，从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可以看到，腐败与公权力相伴始终，只有强化民众对于公权力的监督，才能实现反腐败效益的最大化。网络空间和公共社群事实上构建了一种监督性的社会地理生态，成为反腐败的有效力量。
　　中国历史上民众话语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从传统社群到网络社群，从一元空间到多元空间，从庙堂话语到草根话语，民众话语权有了突破性的技术拓展。以“网络红人”“意见领袖”“网络大V”“微信大号”等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系统成为一种公共草地，成为影响公共决策的重要域场。然而如前述，当下网络社群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网络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网络脂肪、网络粉底、网络暴力不一而足，网络话语泥沙俱下、难辨真伪，碎片化传播严重等，都是需要加以治理的议程。整治网络乱象，要推行网络社群自我约束与规范管理相结合，激荡更多公共理性。要着眼于发挥网络空间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促进良政和善治这一基点，来推进网络治理，加快推进我国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①FoucaultMichel,quoted in JB ristow,（1997）London:Routledge, 177.
②[美]劳伦斯·迈耶：《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第12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③[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18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④统计结果显示，“国民老公”王思聪力压历任网红而居首位。
⑤这份榜单依据在社交媒体的口碑、创作力、影响力进行综合排名。
⑥当时大多数选民获取信息并作出投票决定并不是受传播媒介的影响，而是受另外一部分选民的影响。这一部分熟悉资讯的选民被拉扎斯菲尔德等称为“意见领袖”。
⑦刘晓景：《微信严打公众号刷量 六成微信大号受影响》， 财新网2016年10月1日
⑧程士强：《网络社会与社会分层:结构转型还是结构再生产：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⑨（东汉）王充《论衡·书解篇》。
⑩《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
[11]［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论自由》第5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2]（宋史）《苏轼列传》。
[13][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科学》第209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4][美]布鲁斯·拉西特等著，王玉珍等译：《世界政治》第201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秦德君 高琳琳/秦德君系东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公共问题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琳琳系东华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