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兰
　　■徐玉兰
　　【本文提要】韩国总统弹劾案对于韩国政治进程以及整个新闻传媒界都产生了极具深远意义的影响。事件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舆论先锋作用既展现了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又呈现出不同媒体与政府、资本的复杂关系，从而导致不同阶段不同的媒体表现，本文分析了其原因及韩国传媒业生态现状。
　　【关键词】韩国 朴槿惠 弹劾 威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G210
　　韩国宪法法院2017年3月10日宣布赞成弹劾总统朴槿惠，朴槿惠由此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被弹劾罢免的总统，并在3月31日因涉嫌腐败和滥用权力被逮捕。
　　朴槿惠弹劾事件对韩国政治进程以及整个新闻传媒界都产生了极具深远意义的影响。事件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舆论先锋作用，各媒体均不同程度地投入力量跟进，铺天盖地地报道，深挖背后的真相。因此，很多人将此事件与扳倒美国总统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的确，《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围绕“水门事件”的一系列揭黑报道已经成为现代新闻史的一个神话，①但韩国的传媒生态与欧美有所不同，媒体与权力、资本既有附属关系，又有共生与合作、批评与竞争的关系。在朴槿惠弹劾事件中，韩国媒体经历了新闻自由与责任的考验以及与权力和资本的博弈。本文首先梳理整个弹劾案过程中相关媒体的报道过程以及角色，然后从韩国媒体与政府、资本等多重关系来分析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以及韩国媒体生态现状。
　　
一、风雨跌宕：韩国媒体对朴槿惠弹劾案报道始末
　　朴槿惠弹劾案尘埃落定之后，韩国舆论工会机关媒体“今日之媒体”称，“TV朝鲜、《韩民族日报》和JTBC合作弄垮了韩国的最高权力”。可以说，在整个报道过程中，TV朝鲜对财团筹款的质疑，《韩民族日报》对朴槿惠与崔顺实的关系揭发，JTBC对事件核心问题的果断报道，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最早开战——TV朝鲜
　　最早曝光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的应属韩国电视网（TVchosun，TV朝鲜）。TV朝鲜是韩国四大综合频道（综编台）之一，2011年12月1日开播，由《朝鲜日报》投资开办。2016年7月26日，TV朝鲜特别采访团队报道了“青瓦台首席秘书安钟范支援Mir财团、K体育财团500亿非法募捐”的消息，并在此后持续对两个财团的问题展开报道。TV朝鲜在采访过程中发现：1.两个财团显示出就连项目计划书都相同的姊妹关系；2.上传虚假会议记录等运营混乱问题；3.安钟范以及崔顺实的身边红人、被称为“文化界皇太子”的广告导演车恩泽深度介入财团事务；4.乐天、SK等大企业被迫为之巨额政治献金等。此外，TV朝鲜还独家披露了Mir财团、K体育财团与青瓦台的关联性。
　　但是，8月18日之后TV朝鲜突然中断了相关报道，显然与受到青瓦台的压力有关。8月21日青瓦台称TV朝鲜为“腐败保守势力”，8月29日，执政党新世界党国会议员金镇台在国会会议中爆料TV朝鲜宋姬永总编从大宇造船海洋集团那里接受2亿元贿赂的丑闻。虽然TV朝鲜当天免去了宋姬永的职务，但相关报道也就此沉寂下去。
　　2.重新挖掘被淹没的真相——《韩民族日报》
　　TV朝鲜停止报道之后，《韩民族日报》接过了继续探寻真相的大旗，让韩国各界对此事件持续关注下去，成为朴槿惠弹劾事件中的先锋。《韩民族日报》是1988年创办的韩国四大报纸之一，自称是世界第一家真正独立于政权和财团的报纸。
　　《韩民族日报》在这次事件中最早发现Mir财团、K体育财团和崔顺实的关联，以及崔顺实和青瓦台的关联。看了朝鲜TV报道后，《韩民族日报》的记者非常震惊，因为之前没听说过Mir财团的存在。在没有任何采访源的情况下，他们迅速组成采访团队，对Mir财团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没有像水门事件中向媒体爆料的“深喉”（deep throat），“只能从地面开始一个一个挖，在江南区三星洞一带200-300米半径之内彻底搜查认识崔顺实的人”。②采访三星洞的居民、房地产中介商、梨花女子大学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等，从诸多细碎的采访信息中找到线索，然后重新推理出事件的真相。终于，9月20日《韩民族日报》发出第一条独家新闻，指出K体育财团理事长是崔氏经常出入的按摩中心的负责人，即揭露了崔顺实是财团实际操纵者。第二天朴槿惠就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声称自己和崔氏固然“姐妹情深”，但在财团问题上她始终是清白的。到10月26日，《韩民族日报》共刊发相关报道57篇，其中独家新闻17篇，并把16篇放在了头版头条。
　　但是，与平时对热点事件韩国各媒体争先恐后跟进报道的情形大相径庭，在《韩民族日报》连续三十几天报道此次事件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媒体响应。孤军奋战1个多月后，舆论渐渐平息下来。《韩民族日报》为了不让此事件淹没，甚至把有些资料秘密泄露到竞争媒体，但其他媒体依然无动于衷，异乎寻常地保持着沉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韩民族日报》特别采访团队负责人在9月29日发表了给TV朝鲜社长的公开信：
　　……我在着手报道时发现，TV朝鲜之前已经对MIR财团做了详细的追踪。我很敬佩TV朝鲜团队的努力，但我发现目前崔顺实的有关问题还没有完全挖掘……不知从哪一瞬间起，TV朝鲜开始沉默了……很遗憾你们目前不再做后续报道，我们知道你们所掌握的都是‘致命的’证据。那些报道何日才能见阳光呢？③
　　在各种压力下，TV朝鲜于10月25日公开了其掌握的2014年11月3日监控视频，被称为“试衣间视频”，是推断崔氏和朴槿惠关系的关键性证据之一。
　　后来的几个月里，《韩民族日报》继续成为舆论的先锋，把弹劾案推送到了法庭门前。《韩民族日报》的报道也受到韩国民主舆论市民联合会和全国舆论工会的关注，他们的报道获得“本月最佳报道奖”“2016年度最佳报道奖”等奖项。在民众们纷纷指责下，检方急急忙忙地跟踪媒体的报道，将其作为调查线索，忙得不可开交。
　　3.从垃圾堆翻出关键证据——JTBC
　　整个事件过程中，民营电视台JTBC在揭开秘密并且点燃烛光示威行动中，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纵观JTBC电视台的历史，可谓韩国传媒界的“狠角色”，当年在报道“岁月号”沉没事件中就表现不凡。在本次对弹劾事件的报道中，JTBC的记者不畏强权，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职业精神。特别是JTBC记者徐福贤从垃圾堆中翻到被崔顺实丢弃的一台电脑，恢复了硬盘中的200多份文件，成为重大突破。没有徐福贤这关键性的证据，弹劾案就不会顺利完成。JTBC在10月24日④和25日连续独家报道，证明了朴瑾惠在总统大选期间乃至执政后，至少数十次在演讲前先将稿件发送给崔顺实“审阅”，其中很多关乎国家重大政策，如对朝鲜的对策等。
　　JTBC接连几天发表新的证据，25日晚播出的《News Room》节目收视率达到创纪录的8.5%。11月29日，朴槿惠第三次国民谈话结束后，KBS和MBC两大公营媒体只照搬报道其谈话内容⑤，而JTBC则对谈话内容一一反驳，甚至提出“改宪？只有下野或弹劾的选择” ⑥。JTBC揭露的真相也激怒了民众，29日首尔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烛光示威，2万多名市民走到首尔市政府和光华门广场，高喊口号要求朴槿惠下台。
　　4.网络媒体线上与线下联动调动舆论
　　对弹劾案一事，韩国网络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边倒地拍手称快，Naver上的热门新闻评论和Twitter上几乎都是要求朴槿惠下台、支持并参与烛光集会同时提醒民众要坚持到底的内容。Ohmynews⑦和facttv等媒体在集会场地进行网络直播，起到了凝聚民心的重要作用。这些媒体在设备和人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每次集会的整个过程进行了直播。他们采取现场采访集会参与者等多种形式，把未经过滤的报道生动地传达给了市民。
　　
二、另一面：公营、权威媒体失语
　　但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不难发现，一直以来韩国影响力最大的KBS、MBC和SBS等地面电视⑧表现萎靡不振。之前韩国地面电视的危机是来自频道多样化引起的广告收入减少以及新媒体引起的收视率下降，而如今地面电视的危机来自于“信誉度”的下降。
　　韩国放送记者联合会事后对朴槿惠弹劾案中KBS和MBC的报道的偏颇进行了批评。⑨包括：
　　回避或缩小朴槿惠的嫌疑。宪法法院宣布朴槿惠被弹劾的3月10日，KBS、MBC等媒体对弹劾案的结果进行了报道，但是不约而同对崔顺实的国政垄断、Mir和K体育财团设立等弹劾案的重要事由没有详细地报道，反而播出“选举女王”“原则与信誉”“第一女总统”等表现朴槿惠正面形象的新闻。
　　压制挖掘真相、限制相关时事纪录片等节目。KBS、MBC等媒体无视其媒体工会成立“崔顺实事件专门采访团”的强烈要求，因此在整个弹劾报道中几乎没有独家报道，仅有的几篇报道也是“抄袭”其他电视台报道。KBS和MBC还缩短或取消了不少时事节目，KBS和MBC“特别节目组”用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的关于烛光示威和弹劾案时事节目，也被领导层阻止播放。⑩
　　出现歪曲、偏颇报道。比如在反朴槿惠的烛光示威和挺朴槿惠的太极旗示威报道上出现严重偏颇。KBS和MBC一开始对烛光示威没有积极报道。3月1日民族解放运动纪念集会日，两个示威活动对峙激烈，MBC先报道3篇太极旗示威之后，接着报道了2篇烛光示威，时间长度比例是9∶2。在当时民调显示80%以上的民众支持弹劾的情况下，MBC的这种报道方式是严重的偏颇。在采访太极旗示威时，KBS和MBC没有经过验证直接把参会者的采访内容进行报道。比如2月11日MBC报道中被采访的太极旗示威群众说，“这次弹劾是在虚假言论的煽动下造成的，弹劾证据也被造假”，KBS采访的太极旗示威市民说，“各种证据被造假，弹劾政局是言论和从北势力煽动的结果”等。
　　韩国大选媒体监视组织[11]在2017年5月12日宣布的媒体监视结果显示，3月到5月大选期间“最坏新闻报道”共21篇，其中MBC占8篇居第一位，KBS有2篇，SBS有1篇。
　　这些事实说明目前韩国公营媒体存在严重的媒体舞弊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可以从韩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以及韩国现有媒体生态环境来解答。
　　
三、韩国媒体与权力的关系变化
　　韩国在不同政权时期，媒体与政治、资本的关系都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时代作为威权主义政治时期，政府对媒体实行强力操纵，实行新闻检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媒体则屈从于政府威权，媒体对政府是“压抑的从属关系” [12]。比如在1961年5月，朴正熙颁布《新闻、通讯社设施基准令》对新闻机构进行大面积的整顿，查封千余种报刊，并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民族日报》的左派社长被判处死刑。全斗焕时期是“国家化的媒体” [13]关系。1980年制定的《新闻业基本法》明确了媒体必须服从政府，而且将其制度化、合法化、极端化，并实施舆论统合，通过停刊、合并、强行国有化等方式将28家报社、29家电台电视台、7家通讯社整合为14家报社、3家电台电视台、1家通讯社，并停办172种定期刊物，解雇一千多名新闻人。在政治强权面前媒体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基本上统一口径，压制批评意见。
　　到了卢泰愚、金泳三和金大中时代，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夹缝中韩国实行民主政治。1987年卢泰愚发表“6·29”宣言，宣布尊重新闻自由，表示“政府不能控制新闻业”，废除《新闻业基本法》等。金泳三执政时，韩国的民主化力量加大，国家不仅不能高压控制新闻业，还逐渐与媒体形成协商、默契，甚至允许参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共生关系”。媒体产业迅速发展中又需要资本的介入，结果导致媒体还没有完全从政府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又陷入了资本控制之中，即政治与资本的双重控制之中。[14]值得庆幸的是，韩国在野党在民主政治舞台上的表现举足轻重，相互之间形成对峙或者博弈的关系，形成了两大阵营媒体斗争样态。
　　“进步派”的民主党代表卢武铉执政后，提出四大改革法案，其中就有一个“言论法”，扩大了媒体与政府共生的领域。“言论法”的本质是为了压制保守势力三大媒体《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比如为了限制大资本背景的保守报纸垄断市场，禁止通过送读者礼物增加订阅量等。2005年出台的“新闻法”和“言论仲裁法”进一步打击了保守媒体。“新闻法”规定政府建立“报业发展基金”，但是对占市场份额较高的报纸不提供支持。这些法案对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进步报纸”有利，而对占市场垄断地位的“保守报纸”进行了打击。
　　2008年保守派大国党的代表李明博上任。上任后不久就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被批判为侵犯言论自由。紧接着发生的“牛肉风波”[15]事件使青瓦台陷入困境，这一打击使李明博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与媒体的关系，采取了掌控媒体的一系列措施。第一个就是开除有进步派倾向的KBS社长郑渊珠，而郑渊珠面对政府的压力，一直拒绝辞职，称李明博政府试图通过罢免他来控制媒体并提起诉讼，结果政府被法院判决违宪。不久，李明博政府又把监督韩国广电的“放送通讯委员会”委员长换成了保守派倾向的《东亚日报》原政治部部长，把韩国最大的通讯社 YTN（联合通讯社）的社长和韩国放送广告公司社长都换成了自己竞选团队中负责公关宣传的干部。2008 年底，执政党提出修改与媒体产业相关的若干项法律，[16]其中包括允许大企业涉足电视广播，允许报纸和电视媒体兼营，并设立“互联网侮辱罪”[17]。2012年正式通过“放送广告代理法”，以往由韩国放送广告公司统一经营的广告代理业务，可以通过一些民营的代理公司经营或者直接可以从企业那里取得广告，财阀资本和保守言论对韩国媒体的控制面大大增加，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进步”倾向媒体更难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18]到朴槿惠政府时期，延续了李明博政府的言论政策，其实施的言论制压政策导致言论环境越来越恶劣。据2016年Reporters sans Frontiers公布的结果，韩国言论自由指数排在全世界第70位，止步于“部分言论自由国”的范畴。韩国言论自由指数在金大中政府时期排39位，卢武铉政府时期为31位，进入朴槿惠政府以来持续下降至70位。[19]指数的下降与朴槿惠政府通过两大恶法——包括带有刑事罪的“诽谤法”与“国家安全法”，打压新闻工作者和个人的言论自由有关。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精神有别，韩国的法律偏重对个人名誉的保护，不论相关言论是真是假，都不能出现中伤别人声誉的后果，否则的话，纵然言论最后被证明属实，若未有足够的公众表示支持，都会被视为侵犯了带有刑事检控元素的“诽谤法”，最低可被判入狱3年（言论被证属实），最高则是7年（言论证实是虚构）。这一条有潜在左右言论自由的“诽谤法”，近年不断地被朴槿惠政权使用。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前任的李明博在任5年间，曾30次使用过“诽谤法”控告民众，其中以民事居多。朴槿惠上台以后到2014年年底为止不到两年时间内，便曾20多次以该法控告别人诽谤，其中包括对“岁月号”提出疑惑的日本《产经新闻》首尔支局局长等政治家、学者、媒体人，而且其中近9成都是以刑事罪落案。虽然最终大部分案件都未能胜诉，但足以在社会上制造出言论恐慌，令民众往往自我审查，不敢向她的政权表达任何不满。这些因素也导致媒体对政界的敏感问题不敢及时报道等。另外，选举法规定的对候选人诽谤罪和虚假消息发布罪等法院判决数量在朴槿惠政府以后从2011年的10件增加到2012年的357件、2013年的294件[20]。这些法律的实施，使得媒体不敢轻易地对政界进行批判揭发。实际上在2001年开始的“韩国国民对言论以及媒体信任度”调查结果也显示，从2009年到2013年期间韩国社会对媒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21]，说明韩国保守党执政以来言论环境越来越恶劣。
　　
四、韩国媒体的政治、经济博弈
　　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时代开始以后，韩国媒体言论自由度有所扩大，媒体产业迅速发展。但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力量博弈中，仍然难以成为一支独立的专业力量。在这过程中韩国媒体作为重要的政治动者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这次弹劾案凸显出了韩国30年民主化（1987年-2016年）进程中韩国社会与媒体环境的新问题以及新挑战。
　　第一，言论民主化提升，而媒体发展受多重制约。在官商勾结的社会环境下，韩国媒体发展在政治权利、媒体集团、广告主等多重因素的夹缝中受控制，即陷入了传媒的多重“封建化”[22]。金泳三执政时期政治民主化以后，少数财阀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治走向。韩国新闻业凭借韩国大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支持快速成长起来。其结果是大企业控制媒体，形成了韩国媒体在长期官商勾结的顽疾下发展的后遗症，无论是公营媒体还是私营媒体都与政界有勾结，共谋彼此利益。另外，从李明博政府开始，韩国KBS、MBC、YTN等主要公营媒体的社长由政府任命，所以这些媒体无法摆脱政府的势力影响范围，没有摆脱过去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的思维方式。在朴槿惠弹劾案事件中，青瓦台通过取消TV朝鲜综编台许可、社长下台、中断广告支持等施加压力，迫使其暂停报道。
　　由于韩国媒体作为权力机构的一员被权力机构操控，所以很难实现真正的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导致强调媒体公共性的市民团体与国营媒体形成对立关系。[23]第二，韩国保守派言论一直支配着韩国主要媒体，并为了享有自己的权力，扩大再生产着既得利益势力。韩国主要媒体的党派色彩较鲜明，《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KBS、MBC等媒体保守性强，坚决维护公司及社长政权利益；而《韩民族日报》《京乡日报》、今日媒体、Ohmynews等则带有进步倾向；SBS、《国民日报》《世界日报》等属于偏中间立场的媒体。在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上，韩国两大倾向的媒体以直接的或较隐蔽的方式表露自己的倾向， 比如此次事件中KBS和MBC虽然没有为政府“呐喊”，但至少站在了沉默的一边。另外，据2013年调查显示，从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期间韩国媒体从业者的政治倾向越来越往右派倾斜[24]，这个因素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韩国媒体环境的保守化。
　　第三，在收视市场与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综编台选择了“揭黑”角色。2010年12月31日，占韩国70%媒体市场的《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每日经济》四大报业集团设立综编台，TV朝鲜由《朝鲜日报》开设，JTBC由《中央日报》设立。这四家报业集团可称为韩国报业的引领者，因为它们的历史比较悠久，其政治倾向偏向于较保守的政治价值观，因此，综编台的推出被称为李明博政府的“保险”策略。综编台主要通过IPTV播放节目，且韩国家庭85%加入有线频道，受众的年龄段主要是50-60岁，保守阵容舆论更有优势。所以，李明博政府极力推动此事业，朴槿惠大选时也多次出现在综编台，对提高她的支持率也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这次弹劾案事件上为什么综编台反而站在揭发朴槿惠的前沿呢？TV朝鲜主播严正燮说：“观众以为我们提供的是为朴槿惠服务的新闻，而我们着眼的不是政治，而是市场。”作为市场中的后起之秀，争夺市场是综编台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因此，虽然受到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这举国关注的大事件上还是考虑收视率以及相应的公众舆论。比如在“岁月号”沉船事件时，JTBC一次又一次地揭黑，使得其在民众心中的信任度、影响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与政界及媒体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三星等大企业也没有停止对JTBC的广告投放。就是说在强势媒体面前，不得不考虑它的影响力，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以资本去控制媒体了。
　　第四，新媒体的崛起，强化了市民政治表达，也影响了媒体生态环境。韩国是世界上信息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互联网与新通信技术的自媒体文化非常发达，所体现出来的社交凝聚力也很强大，为韩国人的民主监督、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舞台。从撼动政界的烛光集会，到风靡全球的“江南Style”，社交媒体在左右着韩国人民的中枢神经。这次弹劾案是继卢武铉当选以及去世、“牛肉风波”、天安舰事件之后的又一场“新媒体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社会运动，而激起广大民众参与议题并让他们走向广场的正是那些新生的网络自媒体。使用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主体是青年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次弹劾案中他们不仅直接呼吁朴槿惠下台，斥责崔顺实干政，而且制造网络流行语、表情包、讽刺漫画与流行综艺等来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
　　很大程度上，新媒体释放了民众的表达权利，让那些徘徊在政治权力与资本之间的传统媒体，受到舆论的压力之后站在了民众的一边。
　　
五、结语
　　韩国媒体在朴槿惠弹劾案中发挥了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及舆论动员作用，体现了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但另一方面，韩国媒体、反对党、执政党、国会乃至司法体系，都在弹劾案权力博弈中捍卫了自己的利益，体现了韩国政治运作和权力制衡的一大特点，也展示了所谓民主制度下传媒业的种种问题。
　　韩国在野党成功弹劾朴槿惠无疑是反对党的胜利，体现了彼此制衡和权力轮替的力量，也说明韩国政治新一轮博弈的开始。虽然弹劾结束了，但朴槿惠任命的KBS和MBC理事长和社长都没有变化，他们还有3年的任期。占多数议会席位的保守党极力反对“言论控制防止法”等改革法，也就是说韩国权利支配结构没有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不了公营媒体的现状。其次，韩国目前媒体生态来看，地面电视传统上一直占优势并且以公共资金来运营，因此其运营风险在于与政府的关系，哪个政府上台就与哪个政府保持更好的关系，是他们的一贯选择。而综编台以市场为目标，但政府把关审查力量仍不可低估。文在寅在竞选演说中多次提出KBS、MBC等媒体积弊要清算，而迅速壮大的企业与媒体又将与国家形成新一轮“紧张”关系，也会成为政党之间政治冲突的对象。■
　　
①迈克尔·舒德森：《水门事件与新闻界》，见《新闻的力量》第129页，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②Ohmynews：《朴槿惠弹劾中的媒体不仅仅是JTBC》，2016年12月12日，http://www.ohmynews.com/NWS_Web/View/at_pg.aspx?CNTN_CD=A0002269542&CMPT_CD=P0001
③《韩民族日报》，2016年9月29日，第27版
④10月24日JTBC有关“崔顺实国政垄断事件”报道获得了韩国民主言论联合会颁发的“2016年度最佳新闻奖”。
⑤参见民主言论联合会报告：《总统的第三次谈话，KBS和MBC与众不同》，2016年12月1日，www.ccdm.or.kr。
⑥JTBC，11月29日，“News Room”。
⑦OhmyNews是韩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新闻媒体之一，成立于2000年，网站的一大特点就是推行“平民新闻”制度，网站的任何一名注册用户均可成为OhmyNews的记者，还可为自己的新闻收取稿费。是韩国公民新闻网站的代表，以“公民新闻”理论为基础，基于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出了有鲜明特色的新型网络新闻媒体。
⑧韩国现有一个公营的韩国放送公司广播电视网（KBS，包括25个地方附属电台）；10个商业广播电视机构，其中包括一个半公营的文化放送公司（MBC，拥有公营股份，有19个地方电台）和主要服务首尔地区的首尔放送公司（SBS）。
⑨[韩]韩国放送记者联合会：《连机械的均衡都丧失的弹劾报道》，《放送记者》2017年第3期
⑩Ohmynews：《采访KBS、MBC、SBS工会主席》，2017年4月25日，http://star.ohmynews.com/NWS_Web/OhmyStar/at_pg_w.aspx?CNTN_CD=A0002319601&CMPT_CD=P0001。
[11]韩国从1992年开始由韩国言论学界和89个社会团体组成的‘大选媒体监视组织’在每次的选举活动时，对所有韩国大媒体进行监视，对偏颇报道和虚假报道进行及时的揭发和批判。
[12]李善烨：《放送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回顾》，《韩国行政史学誌》2010年第27期
[13]李善烨：“放送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回顾”，《韩国行政史学誌》2010年第27期
[14]张涛甫：《试论韩国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5]韩国曾是美国牛肉第三大海外市场，2003年因美国发生疯牛病而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牛肉。2008年4月，为推动韩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韩美达成放宽进口美国牛肉的协议，拟于6月实施。这一协议在韩国国内遭到强烈抗议和抵制，以至韩国总统府秘书室7名成员和韩国内阁本月集体递交辞呈。6月19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就与美国达成的进口牛肉协议向韩国国民道歉。
[16]2008 年，韩国放送协会就在酝酿关于综编频道的开播计划，并于当时由韩国国会通过了相关的媒体法律《报纸法》《电视广播法》《IPTV 法》等。
[17]互联网侮辱罪”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网页管理者可以不经过留言人同意删除其认为不符合事实的留言，并且追究散布有害言论人的法律责任”。
[18]王晓玲：“韩国媒体与政治”，《世界知识》2009年第13期
[19][韩]:《韩国新闻自由指数世界排位第70，史上最低》，《京乡日报》2016年4月20日，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id=201604201606001&code=940100
[20][韩]俞钟声：《应废除阻拦候选人验证的诽谤与虚假事实公开罪》韩国Pressian网络报2016年12月19日，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html?no=146394&ref=daumnews。
[21][韩]朴振宇、李正勋：《民主化时代的言论以及‘民主主义的价值’的倒退》，《韩国放送学报》2016年第5期
[22]展江：《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青年记者》2005年3期
[23]［韩］尹石敏、李贤宇：《李明博政府下的放送通讯政策体系再编与放送政策的变化方向》，《放送文化研究》2008年第6期
[24][韩]朴振宇、李正勋：《民主化时代的言论以及‘民主主义的价值’的倒退》，《韩国放送学报》2016年第5期
　　
徐玉兰/延边大学新闻系副教授、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受到海外韩国学中核大学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AKS-2015-OLU-22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