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中国人民大学杨保军教授治学多年，写下近百万字读书眉批。我们特请他整理出部分关于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科经典著作阅读眉批，分期刊出，以飨读者，相信对学子会有一些帮助作用，对学人或有一定启发之处。
　　另外，眉批、夹批、总批等形式，自古就是中国学者治学的重要形式，在今天，我们当然要提倡学术规范，但并不认为规范只能定于一种。这也是我们在编发杨保军教授文章时所想到的。 ——编者
　　1.形似小书，实则开山，是为经典，可敬伯轩。
　　《新闻学》是“论用合一”的概论性著述，搭建了理解新闻活动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论观念，树立了中西结合的叙述范式。读后印象深刻、启发多多。具体内容，见文中随感眉批。（扉页）
　　2.众多名家序言一致说明，伯轩先生乃中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名副其实的第一人。诸序大多要言不烦，解释了伯轩先生在中国新闻教育史、学术研究史以及相关机构组织建设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还有一两序（黄天鹏先生、方汉奇先生）进一步解释了《新闻学》的核心内容、历史意义以及现实启发。诸序出于大家之笔，值得细读深思。（序言）
　　3.学科成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孕育、萌芽、发展、完善。对象的相对明确；范畴、概念体系的相对完整；方法论观念及方法的相对稳定，这几点统一起来，大致标志着一门学科的成型。徐氏强调了对象或领域的发展水平，应该说抓住了最核心的、具有根基意义的一条。（P1）
　　4.对于新闻的效应，人们从一开始并没有走向单一正向，而是充分想到了它负向的一面。反倒是今天的一些媒介中心主义者，想当然地以为新闻带来的总是好处。对于普通人来说，新闻所起的作用，不过谈资而已，至于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影响，则以不知不觉的方式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P3）
　　5.新闻纸之职能，最重要的是刊载新闻，呈现舆论。新闻则具有特殊之功能，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作用，但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民权”。提出“民权”前提一说，是徐氏不被往人注意的东西，而在今天看来，这仍是最重要的东西。（P4）
　　6.新闻媒体传播的内容，对外界、对历史都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背后的力量一是人们的需要，二是技术的发展状态。徐氏的认知是准确的。（P5）
　　7.党报/机关报只代表党/机关，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公众，因而党性与人民性在徐氏看来是两回事，不可统一。这一看法说明，徐宝璜对党报、机关报有看低的意愿和倾向。可悲的是，徐氏当年批评的舆论景象在今日现实中依然存在不少。（P6）
　　8.伯轩先生不仅说明了引导舆论是报纸（媒体）的职能，并且说明了如何引导舆论的方法。引导舆论成为今日中国新闻的核心，是有传统的。现代报纸从进入中国开始，就首先是政治动员的工具、舆论引导的手段。（P7）
　　9.徐宝璜强调新闻业、新闻职业者的社会责任，足见其视新闻业为社会事业，新闻人为社会公仆。而其明确将党报与社会新闻事业加以区分，确有深刻的见解。党性与社会性（民众性）的关系已经蕴涵其中，且其偏向性的看法其实一目了然：党报与民报是不同性质的报纸，党报不可能是民众性的报纸。（P9）
　　10.徐氏用事实定义新闻，强调的是新闻的内容，而非新闻的形式，因而在完整的表述逻辑上将新闻定义为事实有一定的瑕疵，但这一定义无疑击中了新闻的要害，直抵新闻的本体。一些对徐氏新闻未定义为报道的批评并无多大实质意义。（P10）
　　11.徐宝璜对“有闻必录”的批评全面而深刻，但未交代清楚“有闻必录”的出处与原初赋义，后来者有考证，与徐氏所说稍有不同。
　　为什么新闻不能与意见混同，徐氏讲得简洁明了，就是为了不干扰读者（受众）准确认识事实。
　　徐氏明确区分了事实与意见的不同，并强调了新闻的事实性，指出新闻实践中将事实与意见混淆在一起是错误的做法。然而，直到今日，新闻界一些人还未明白这一点。（P11）
　　12.伯轩先生对能成为新闻之事实，首先作了时间条件的限制并以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为基础，对“新近”作了解释，准确全面。此定义为后继者如陆定一等人的新闻界定作了准备。
　　徐氏亦从读者需求维度进一步定义了新闻所指的事实，乃是阅读“欲知”“未知”之事实。这二者，为范长江的定义作了准备。（P12）
　　13.阅者“注意”的内涵，就是兴趣，而兴趣之起因便是“欲知”与“未知”；徐氏事实上已揭示了这样的新闻逻辑。（P15）
　　14.读过徐宝璜所引十人新闻定义，也就大致可以知道，他为何将新闻界定为事实，而不是报道。实际上，德国、日本、美国的几位新闻学“开山祖”，皆将新闻界定为事实，这也是很有意味的现象。也许说明他们想到的是新闻的本体，而非新闻的呈现形式。（P16)
　　15.伯轩先生所说新闻之“精彩”，实指构成新闻之属性，吸引/激发阅者之注意的属性，但紧接着又将这样的属性说成是心理之产物，显然自相矛盾、逻辑不通。（P17）
　　16.徐氏当时尚没有运用相关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概念，但实已在“精彩”名义下讨论了这些问题。（P18）
　　17.徐宝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更多从事实属性特征激发阅者心理方面讨论，即从受众方面讨论，从而说明受众需求/心理需要是选择新闻的重要标准。这充分说明中国新闻学早在开山之时便有充分的“读者”（受众）意识或观念。（P19）
　　18.“精彩”实乃徐氏用来描述“新闻性”的一个词语；其独到之处是从两个方面描述的：事之精彩，人感觉到其精彩；而是否精彩，终由相对之人来评判（新闻的相对性），故徐氏更多从心理方面界定新闻性，自有其中的道理。（P23）
　　19.九江伯轩在“新闻之价值”名下，实际讨论的是构成新闻价值的诸要素，他最强调的，用今日概念说，一是重要性，二是时新性，但通观本书，实际上讨论到了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诸多要素。但在徐氏那里，除时间要素外，其他皆未形成明确的概念，也未形成系统的价值要素学说。（P24）
　　20.徐宝璜所论新闻的价值，主要针对的是读者，是对读者的价值，这应该抓住了新闻价值的核心；但他又是针对报纸记者来论述的，实际上将报纸记者视为中介，指出了应该如何选择新闻，这里暗含或明示的传者应以读者（受众）需要为目的的传播思想/新闻思想，当然值得称赞。（P25）
　　21.伯轩先生讨论了如何实现新闻价值的方法，虽然是在时间要素名义下做出的讨论，但实际上涉及诸多方面。（P27）
　　22.对新闻的相对性、新闻价值的相对性有着明确的意识，说明他对价值相对性有着自觉的理论把握。（P28）
　　23.伯轩先生在书中常用“访员”但几乎未用“记者”一词（后文中有一处用记者），足见“记者”一词在当时尚未流行。但却提到“新闻记者席”之类的说法，亦说明“记者”已非陌生词汇，而是已被社会（主要应是政治界、新闻界）普遍接受的身份概念（职业概念）。（P29）
　　24.徐宝璜先生所说的新闻“略示”，即今人所言的“新闻线索”。如何对待新闻线索，徐先生提出的要求是专业化的核对，然后顺藤摸瓜，报道潜在的新闻。（P31）
　　25.伯轩先生本书所论采访方法对今日新闻采写亦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但我从中窥见的主要是编辑与访员（记者）在当时的关系。访员受约于或要接受编辑的安排。可见，当时中国报馆（社）中，编辑的（职务）地位高于访员（记者）；不知这在当时是否是对西方做法（编辑负责制）的借鉴或学习。（P32）
　　26.新闻的主要来源是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等，暗示/明说了新闻与公众的关系，实质上也是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不同社会中，获取新闻的难度不同。徐氏已提及新闻的公开性问题——信源的公开性，并实质性指出此与新闻自由相关（即是否尊重社会舆论）。（P33）
　　27.将采访内容（类型）一分为二：探问事实与征求意见，可谓言简意赅、一清二楚。即使今日之采访，也大致如此。（P34）
　　28.针对访人，徐氏讲了许多直接可用的详细方法，有心理的，有技术的，有操作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乃是：尊重被访人，信任被访人，或要取得被访人的信任。伯轩先生抓住了访人的灵魂，至今仍是明理、至理。（P37）
　　29.徐氏对如何采访，如何拣选信息、证实信息，如何写作、报道事实，都有详细可行的解释，其中贯穿着现行的真实、客观、全面的基本观念。（P39）
　　30.如何报道有价值的会议，徐氏讲得可谓细致入微，所说的具体办法今日虽已是无用，但其中渗透的观念，特别是必须遵守相关承诺的思想令人印象深刻。记者或媒体只有遵守承诺，才可与信源建立起长久的信任关系。（P41）
　　31.“发展新闻”这一概念今已不在伯轩意义上使用，但却转化成了诸多相关概念。如“后续报道”“追踪报道”“连续报道”等。徐氏对如何持续报道有关新闻事件以例证方式做了说明。处处以实例解释，是徐氏写作《新闻学》的典型特征之一，他充分注意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此一点特别值得自己学习）（P43）
　　32.徐氏所言的“特别新闻”就是今天所说的“专业新闻”，“特别访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狭义的“专业/专门记者”，或“专家型”“学者型”的对口记者。（P44）
　　33.徐宝璜先生所列访员采编新闻应守金科玉律，条条具体可行，无虚词空语，这对今天如何制订记者守则有极为重要的启示；至于具体内容，亦有可鉴之处。从学术上说，以学者身份列出访员金科玉律，在我国徐宝璜也许是第一人也（但这需要考证）。（P45）
　　34.伯轩先生从品性、心理、知识、性格等诸方面论说了访员的资格，除技术能力未及外，几乎都已提到；同时说明了这也是编辑应有的资格，固在中国传统中，采编身份，二职是合一的，直到今天大多新闻机构依然如此。（P47）
　　35.徐氏对访员与通讯员之异同作了详解，对通讯员的特殊职责、注意事项，在简短的文字中竟然“事无巨细”加以解说，足以说明他对通讯员的重视。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通讯员依然是各机构性媒体的一大核心力量。
　　通讯社之必要与如何对待通讯社之通信。寥寥数语、句句中的、要言不烦。（P49）
　　36.所列三个附注实乃前述正文之有益补充，对访员、编辑、新闻社皆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价值。徐宝璜先生撰写此著，不只是为了研究新闻学的各种事项，还在于为新闻界构成可操作的服务。这对我们今天如何撰著相关研究著作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P55）
　　37.“新闻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这一定义，足以说明在徐宝璜先生心中，新闻媒体，实是/应是社会公器，应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反映公众呼声。至于党报、派报，他在前文已经说过，那只是党派的喉舌。（P56）
　　38.伯轩先生明确区分了新闻与意见，事实是事实，意见是意见，二者不可混淆交融。他还多角度论述了为何要在新闻媒体中区分二者，承继了客观新闻思想。（P57）
　　39.徐氏比较系统陈述了编辑/新闻编辑观念，从新闻纸性质，到事实与意见关系，直到新闻写作结构，从大到小，逻辑顺畅、见解清明。（P58）
　　40.徐宝璜先生虽未明用“倒金字塔结构”术语，但他明告读者美国报界用此结构写、编新闻，乃是先进做法；中国新闻界应该抛弃老套文学化做法，向美人学习。（P59）
　　41.伯轩先生在讨论新闻之格式（结构）时，以“撮要”指“导语”，“详记”指“主体”，其核心观念有两个：一是5W1H要素要齐全，二是实质性的倒金字塔结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伯轩先生始终把读者（受众）的方便（需要）放在首位，有着自觉的今日所说的“受众本位”观念；同时，他始终是用新闻价值观念来论说文本、版面结构的；还有，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新闻编辑的效率问题。所有这些思想，今日看来仍是恰当的，甚至是先进的。（P61）
　　42.编辑方式应与编辑技术、印刷技术相适应。徐氏的说法，相当得精细，是有实际经验的论述；文字简明，击中要害。（P62）
　　43.徐氏举了两例，说明何为新闻格式，并一目了然地证明了新闻格式的优长，“中国式新闻”套路的短处与落后。如此“小书”，能举如此长例，足见作者用心乃在新闻实践。如此写作姿态，实可效仿，尤其是对应用新闻学而言。（P63）
　　44.“造题”乃今日“制题”（标题制作）之说。制题职责为何主在编辑：一是编辑改定稿件；二是制题是个慢活，更是个难活。徐氏文字几行，便说透了。（P72）
　　45.徐氏关于新闻标题之目的、功能的解释，“便利阅者”“引人注意”，虽不及今日诸多教材论说之全面，但抓住了核心。更可贵的是，伯轩先生近百年前，便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标题党”式的做法，并要求制作“以事实为根据，以诚实为标准”“切不可用以评论新闻”。我看这比今天的很多论述更为准确先进。（P73）
　　46.徐宝璜先生在标题制作注意事项上的论述足够细致，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以“消息”（硬新闻）为核心对象，以实现新闻标题“目的”为依据，以题目结构（主、副、分）为目标，以版面编辑为参照，以比较方法（与书名）作解释，以诸多可能错误为省示，全面系统深入细致说明了标题制作的要求，是可操作的规范。（P79）
　　47.社论撰写，无论对于新闻纸（媒体）还是作者，都是责任重大，风险甚高，操作甚难的事情，远比新闻报道要复杂得多。徐氏指出这些都是因为社论是直接的意见表达 ，是否正当，影响的不仅是报纸（媒体），更会影响“正当舆论”的创造。这实在是于理论、于实践的明见、高见。（P80）
　　48.新闻与社论是两回事，因而不可混同；社论基于事实，但本质却是意见。读者可基于事实有自己的看法，可完全不接受、不认同媒体的社论。这是读者的自主，亦是他们的自由；社论不可强迫，也强迫不了。（P81）
　　49.徐宝璜先生极为看重社论，亦非常看重社论人才；没有独有的人才保障，是难有高质量社论的。（P83）
　　50.社论，素被称为报纸（媒体）之旗帜、灵魂，是媒体针对有意义、有价值之重大新闻发表的看法或意见，明示媒体的倾向和立场，具有极为重要的制造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与影响。伯轩先生就如何才能发表正当舆论，从选题立意到结构、修辞、文字一一作了精当阐释；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社论作者（实则是媒体）必须“抱正大之宗旨”，才能做出真正好的社论。而所谓正大宗旨，核心是“以国利民福为归”，而非一派一人一私一利为宿。这也正是撰写人（媒体）的责任。这些论述，时至今日，犹可铭记于心。（P84）
　　51.伯轩先生广告之论，虽然精短，但几点要义，却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广告是报纸（媒体）生存的命脉，因而不是可有可无之物，事关报纸的独立自主（实际就是经济自由与新闻自由的问题）；二是刊登广告要讲广告伦理，不可什么广告、什么方式都用；三是（也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广告乃是一门专业，需有专门知识、专门技艺、专门人才，万不可随意为之。这些基本认识，今日看来，依然正确。（P89）
　　52.新闻社，本质上是一生产传播新闻的机构。徐氏说其是“制造厂”，产品是“新闻纸”，形象生动。直到今天，新闻机构千万个，又有各种类别，产品早已不限新闻纸，但最核心的属性、功能，大致依旧如此。（P90）
　　53.徐宝璜先生创设了“制造新闻”“创造新闻”两个等义的概念，实际所指既不同于今日新闻界所说的“制造新闻”，也不同于“新闻策划”，而是指报社编辑部“策动”的新闻，类似今天新闻媒体策动的公益新闻，但不同的是，徐氏所言的“制造新闻”，报社并不直接参与 ，并不形成“自报自”的现象。（P93）
　　54.新闻部，徐用新闻股；摄影（记者），徐用照像师；此节出现“记者”，而非惯用的“访员”。（P94）
　　55.经济独立与新闻职责之关系，在“营业部”一节有明确判定。总结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新闻自由。当然，有了经济自由，是否必有新闻自由，则是另一种关系。伯轩先生对此在整个《新闻学》中未有专论。但通观全书，徐对社会媒体，是一个自然的自由持论者。（P95）
　　56.审理部的主要职责是审查与更正。徐氏赞扬了《纽约时报》的制度，其意在提醒中国新闻界应有更正的制度保障。但近百年过去了，更正作为制度在中国新闻界仍是稀罕事。（P97）
　　57.“设备”一章实则论述了一家新闻机构应有时代水平的“软”“硬”件。今日看来亦如是。如若软件、硬件设备跟不上时代步伐，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是比较困难的。（P99）
　　58.在徐先生心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要有好销路，必须有好内容：好新闻，好社论，好广告。可谓“内容为王”。（P102）
　　59.本章两节对通讯社特别是新闻通讯社加以简要介绍，使学习者形成关于新闻机构的比较完备的认识。因此书撰写出版之时，尚无广播、电视之类，对于新闻活动，最重要的机构就是报社与通讯社。（P104）
　　60.徐宝璜先生1923年为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所作序有几个要点，值得长提永记：一是再提他在《新闻学》中所见：“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二是他实际上已认为新闻工作乃是专业工作，需有专门知识、技能和专门人才，因而应“设立新闻学校，养成相当新闻人才”；三是确认了我国新闻教育滥觞于北大所立之新闻学研究会这一历史事实。（P108）
　　61.《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与《新闻学》内容有重复，但有几点似值得注意：一是明确提出新闻定义，要从传收两端把握；二是文中出现“舆情”一词，《新闻学》中似无；三是对“消息”一词的特殊用法，指未经证实之新闻信息，从而将“消息”与“新闻”加以区分。这显然与我国古语中消息的词义相关。（P109）
　　62.新闻纸（事业）是人类新闻需要的产物，是人类生存、生活、工作、休闲、交往、交流的需要；人是求知的动物，亦是群居的动物，还是交往不断、繁多复杂的动物，因而新闻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徐宝璜先生这些一般的论说都是恰切的。（P119）
　　63.《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尽管大部分内容与《新闻学》中相同，但有些内容明显高于《新闻学》的观点与见解，最突出的有这样几点：其一，比较明确地提出言论自由、新闻公开的思想；其二，提出了近乎系列的关于新闻公共性的概念，如新闻纸是“社会公共机关”“报纸为社会之公器”“应以社会之利益为利益；新闻纸为社会产品，新闻纸应关注营造公共问题，应受社会之支配”，这是极为宝贵的新闻思想；其三，伟大之记者，应该敢于反映民意、代表舆论；其四，明确提出报纸监督政府的职能；其五，提出报社要处理好公私利益关系，说明私利之正当性。（P126）
　　64.20世纪30年代，徐宝璜提出新闻事业“四化”——报纸公共化、报社商业化、新闻事业化、广告艺术化——之说，实为先进之说。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实现；前三者果能步入正常轨道，新闻业必是一番另样的景象。回头再读先人的思想，真不知应作何感。（P127）
　　65.从次序言（《新闻学刊全集》序言）中可再次看出，伯轩先生对新闻业的属性、功能、价值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这大致说明中国新闻业无论如何曲折起伏，仍在不断进步，而新闻学术、教育亦在不断提高。这些本身就表明徐宝璜先生的历史贡献。（P133）
　　66.余家宏教授对《新闻学》的分析评点抓住了核心，也较为全面，但在今天看来，徐宝璜的一些重要思想尚未点出，亦可说是余老师评析本身的历史局限所在，正像我的眉批一样，他人一定也会认为有一己偏见或历史局限。历史性，是每个人都逃脱不了的，但这是任何阅读解释的必然现象。（P135）■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