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可　栾萌飞
　　【本文提要】本文以中美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2007-2016年对上海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基于框架理论，综合采用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对样本话语和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纽约时报》对上海报道存在报道偏好，而中国媒体的报道空白，加剧了受众的刻板印象；（2）中外媒体的内容彰显文化共通性与认识差异性；（3）中国媒体采用温和的报道框架及单一的报道主体，削弱了上海城市形象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对外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建议。
　　【关键词】新闻框架 城市形象 《纽约时报》《中国日报》
　　【中图分类号】G212
　　Kevin Lynch于1960年首次提出“城市形象”，是指一个城市在其经济、文化、生态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整体风貌，也是公众对城市内在实力、外在活力和未来发展前景形成的综合评价。①作为全球超大型城市，上海一直是世界城市经济发展的领军者，其国际形象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上海市政府一直致力于上海城市形象的塑造，但根据我们团队的前期研究发现，依然有54%的国外受访者对上海的城市形象持消极认知态度，大多数未到过上海的受访者提及大众传媒的报道对他们的上海城市形象认识产生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比较中美两家英文报纸《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对上海报道框架的异同，分析框架下双方塑造的上海城市形象，提出可以减少和消弭障碍提升上海市政府和媒体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议。
　　自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城市形象建设与传播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发现，在传播主体方面，官方主流媒体依然是上海形象对外传播的扩音器；②在内容构建方面，提出融合上海的城市核心理念、硬件设施的感观传递和城市品牌形象建设为主要元素的结构识别系统；③在传播渠道方面，除传统官方主流媒体投放外，各类全球媒体事件渠道已经成为提升上海城市形象的催化剂；④在传播效果方面，国内外公众对上海城市形象的认知与政府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认为上海城市品牌特色不够鲜明，城市软件建设欠缺，新媒体信息渠道仍不畅通等。⑤但此类研究中，还鲜见以中外新闻话语框架对比来进行的上海形象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此为研究点，深入分析中外媒体对上海国际形象的构建。
　　
一、研究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框架理论，综合采用内容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进行研究。De Vreese认为，一些跨越议题限制，可在多种议题报道甚至不同的时间和文化语境中普遍使用的框架可以被称为“通用框架”。⑥De Vreese，Peter和 Selnetk界定了七个新闻通用框架：事实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后果框架、领导力框架。⑦
　　1.抽样与样本
　　媒体选择：本研究以《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作为研究对象。《纽约时报》是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拥有良好的权威性；《中国日报》是国内唯一有效进入国际主流社会且国外媒体转载率最高的中国报纸，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
　　样本选择：笔者分别在ProQuest总平台和China Daily在线网站获取《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历史报道的数据样本，通过以关键词“Shanghai”在标题中搜索，在2007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符合检索条件且通过阅读统计排除无关新闻报道后，得到《纽约时报》有效样本128篇，《中国日报》有效样本1426篇；为了进行有效研究，将《中国日报》按系统抽样10%，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40篇。此外，为了深度探究中外媒体的报道框架，本文另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期间，有关金融危机的所有报道进行深度研究，有效样本《纽约时报》7篇，《中国日报》29篇。
　　2.类目构建
　　（1）报道框架要素：报道数量；报道内容，本文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及体育、社会和旅游五个类别；报道倾向，本文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
　　（2）新闻通用框架：借鉴De Vreese的新闻通用框架，把金融危机的报道划分为事实框架、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责任框架、道德框架、经济后果框架和领导力框架。
　　3.编码与信度检验
　　本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三名经过培训的学生担任编码员，在正式编码前，随机抽取20%的样本进行信度检测，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为0.83能够满足编码员间信度标准的一般要求，可以进一步进行数据分析。
　　
二、中外两报上海报道的比较
　　（一）报道数量、内容及倾向
　　1.报道数量：中外报道数量差距巨大，事件跟踪为中外媒体共有关注点
　　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日报》对上海的报道总体呈上升趋势，《纽约时报》对上海的报道数量呈现波动变化态势，并无明显增势；从报道总量上进行比较，《中国日报》明显多于《纽约时报》，报道数量高达10倍之多。（图1　图1见本期第65页）
　　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3年为两个报纸对上海的报道高峰期，2010年达峰值。对应峰值年份，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让全球聚焦上海；2013年，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这说明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大事件更吸引中外媒体持续性、多层面的跟踪报道，对城市的国际化传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2.报道内容：报道偏重点各不相同，旅游、政治是国外媒体关注的热点
　　《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对上海报道的侧重点有较大差异。《纽约时报》在文化和体育方面报道数量最多，占所有报道的40%，显示出文化的共通性和适应性更吸引国外媒体；《中国日报》在经济方面的报道占总报道量的近50%，彰显中国媒体对上海形象中“金融”和“经济”“标签化”的关注。《纽约时报》关注政治（12%）和旅游（16%）方面的报道，《中国日报》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仅仅各占1%。（图2、3　图2、3见本期第65页）
　　3.报道倾向：中外报道倾向差异明显，国外媒体凸显刻板印象
　　《纽约时报》有关上海报道以中性为主，占比54%，负面报道占28%，略高于占比18%的正面报道；（见图4）《中国日报》有关上海的报道中，正面报道占60%，负面报道仅6%，中性报道占34%。（见图5）深度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对上海的不同报道有鲜明的倾向差异：经济、政治和社会报道呈现明显的负面倾向，文化体育和旅游方面主要呈现中性和正面倾向；（见图6）《中国日报》的正面报道主要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经济报道的正面信息占比70%，中性信息主要集中在文化与体育方面，政治和旅游方面各仅1篇，皆为中性报道。（图7　图7见本期第66页）
　　（二）报道呈现的上海形象
　　1．经济形象：国际化的蓬勃发展的金融中心，但存在不稳定因素
　　研究发现，国际化合作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国际化企业合作”的议题报道贯穿10年，报道较为客观、积极。《纽约时报》对此议题尤为重视，报道占比一半以上；《中国日报》更重视上海经济建设的具体进程，说明国外媒体的议题选择更侧重中外互动合作，中国媒体则注重自身发展的报道。特别是2007年至2010年全球经济危机，《纽约时报》与《中国日报》对上海股市的报道呈现明显的区别。《纽约时报》在此期间对上海的经济震荡进行了持续性报道，数量达七篇之多，呈明显负面倾向；《中国日报》则侧重于“股价上升”的新闻报道，显现正面报道倾向。（见表1）可见，《纽约时报》更关心上海经济的国际间往来与合作，以及其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市场可能带来冲击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日报》则关注塑造具有鲜明标签的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城市形象。
　　2.政治形象：报道的空白，模糊了上海政府立体的形象塑造
　　《纽约时报》对上海的政治报道中，人权和民主问题的报道贯穿十年，且为负面报道。2007年，《纽约时报》更是针对中国腐败问题连续发表三篇负面报道。相较之下，在140个《中国日报》报道样本中，仅有一篇报道涉及政治领域，且报道呈中性。（表2　表2见本期第67页）可见，《纽约时报》更倾向报道上海政治形象方面的负面新闻；《中国日报》的报道却习惯性避开了一些政治议题，在信息传递方面为西方受众留下了全面了解真实上海政治的空白。
　　3.文化和体育形象：中外媒体共赞的上海教育、文化及国际赛事
　　与其他领域报道截然不同的是，文化的国际适应性和共通性使得《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在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报道议题和倾向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尤其对“教育”议题的报道中，《纽约时报》针对上海学生在PISA国际测试中展现超强知识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事件对上海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赞赏上海教育方法的优越之处，改变了以往国外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教育仅停留在死记硬背教育的认知。《中国日报》也同样通过报道上海教科书在英国出版等事件彰显上海教育的优势特征。此外，中外媒体还各有侧重地对上海丰富的文化生活、国际化的艺术合作和各大体育赛事进行了报道。（表3　表3见本期第67页）总而言之，《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的报道在倾向上达成一致，都体现出上海文化的正面形象。
　　4.社会形象：中外媒体在上海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进步之间博弈
　　在社会新闻层面，《纽约时报》将重点放在意外事件的报道上，内容包含火灾、列车相撞、氨气泄漏、跨年外滩踩踏和机场爆炸等，并多篇持续报道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后续处理，暗示意外事件背后政府行政的失职和负责人的疏忽。不过，对于上海市政府采取的低碳措施，《纽约时报》给予肯定。总体而言，《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呈现出上海社会不够稳定、意外事件频发、政府与民众矛盾明显的负面社会形象。《中国日报》在社会层面更关注政府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在客观提出存在问题的同时，肯定了政府在控制物价、房价，医疗建设，餐饮补贴等方面的努力，对上海近年来践行低碳环保理念、构建绿色生态的努力进行了正面报道。总体而言，其报道虽客观展现了上海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和不稳定因素，但明确表明上海市政府的努力不可忽视，整体社会在趋于进步。（表4　表4见本期第67页）
　　5.旅游形象：国外媒体热推的具有旅游价值的上海，却被中国媒体冷落
　　10年间《纽约时报》对上海的景区、美食和住宿推荐等内容做了多达19篇报道，多为正面报道，勾勒出充满吸引力且迸发蓬勃活力的上海旅游形象。相反，《中国日报》对上海旅游方面的报道却只有1篇，说明《中国日报》并未重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价值。
　　（三）上海形象深度框架分析：以金融危机事件为例
　　为了更好地研究上海城市形象的报道框架，我们以在全球城市指数评估中，上海表现最为突出的商业为研究基础，选取《纽约时报》（17%）和《中国日报》（45%）对上海的经济报道中占比例最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为例，来更深入地了解和分析两个报纸的报道框架。（表5　表5见本期第68页）
　　在主要议题和报道框架方面，《纽约时报》的报道冲突性更强，《中国日报》的报道则更为温和与客观。具体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以冲突框架和经济后果框架为主，侧重于通过报道上海股价大跌的状况和金融泡沫的产生来批评中国股票市场的不成熟和股市制度的不完善；将上海股市与全球经济市场相关联，认为上海股市的大跌引发了美国甚至全球金融业的震荡，传递了上海金融问题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不利的负面信息。《中国日报》则多采用事实框架进行报道，大量报道了上海股市指数的变化情况，且股价上升、经济回稳的新闻远多于市场疲软、股价大跌的报道，整体反映出上海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依然能及时回稳，有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分析了中国市场存在的经济泡沫和市场过热等现实和原因，还运用人情味框架，通过描绘外国人对上海的喜爱和经济的认可来侧面对上海经济进行了肯定。
　　对新闻主体频次进行分析发现，《纽约时报》在单篇新闻中采用多主体式报道，如在领导力框架的新闻报道中，就综合运用了政府、公司、官员、分析师和经济学家这五种新闻主体，使得报道立体而深入，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信度。特别是其报道不仅采用了分析师、经济学家等权威人士的分析，还大量倾听普通民众的声音，以此表达中国股票市场疲软、民众缺乏信心。相比之下，《中国日报》的报道主体较为单一，集中于“分析师”和“经济学家”视角，使得报道不够立体和多元化。
　　
三、结论与讨论
　　1.国外媒体对上海报道存在严重的报道偏好，中国媒体留出的报道空白，加剧了受众的刻板印象。
　　大部分国际受众，特别是没有到过上海的受众对上海城市形象的认知主要依赖于媒体传播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功能。⑧《纽约时报》对上海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进行报道时，信息“把关人”选择性地报道事件的负面信息，对危机事件的评论带有个人偏见色彩，对上海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提出质疑和抨击（负面评价分别占比67%、54%和55%）。而《中国日报》对政治方面的报道涉及极少，形成信息空白，可能加剧受众对上海城市形象的误解与偏见。因此，应主动重置议程设置，向国外媒体提供更为全面立体的上海城市信息，帮助其获得有新闻价值的素材尤为重要，进而可能打破意识形态壁垒，逐渐减低其对中国媒体新闻信息的偏见，对上海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消除刻板印象。
　　2.中外媒体内容报道的一致性与区别性，彰显出文化共通性与认识差异性。
　　《纽约时报》和《中国日报》对上海教育、文化以及赛事报道上高度的一致性，证明了深植于不同国家、民族的东西文化共通性，⑨也体现了全球化进程中中外文化在互动、融合中所产生的文化适应；⑩而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报道中，国外媒体对于上海政治方面的执着跟踪与中国媒体的刻意回避，都显示出中外在跨文化传播中因内部文化特征而形成的冲突和对文化认识的区隔而形成的传播差异。因此，上海在进行对外传播时，需特别注意调适中外文化的差距与冲突，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尽量利用西方文化的内在构成建构新闻报道的框架，消除文化屏障造成的文化认同差异，重构真实的上海城市形象。
　　3.中国媒体采用温和的报道框架及单一的报道主体，削弱了上海城市形象的话语权。
　　《纽约时报》在对上海城市形象，特别是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中，常采用冲突框架，在这种框架下，误解易滋生更多偏见，并经媒体的放大效应产生广泛影响。[11]冲突框架比起事实框架和人情味框架明显会削弱上海在处理危机中的实际作为及城市温情，对受众产生负面的引导作用；加之其采用多主体的新闻报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出新闻的立体性和权威性，极大地增强了受众的报道信度。在这方面，中国媒体不妨借鉴，遵循国际受众喜爱多角度、多元表达的信息偏好规律，主动设置与之契合的内容表达机制；并根据报道目的选择合适的报道框架，通过新闻主体的多元化使用和表达方式的灵活运用，使国际受众在议程交互中形成内容共识，从而影响国外的主流舆论导向，生动立体地塑造上海的城市形象。
　　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会增加“话语接受”层面新闻框架与受众框架的互动影响研究丰富本研究的厚度。■
　　
①Lynch, K：The Image of the City，The MIT Press，1960：46-90
②薛可、陈晞、余明阳：《上海5家主流报纸关于5·12地震新闻报道的主题词研究》，《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③孟建：《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分析——基于视觉文化传播理论的世博诠释(上)》，《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刘士林：《城市声音:一种新的城市史与城市文化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④徐成龙、刘东锋：《2013年上海F1大奖赛对主办地城市形象影响研究——基于对英文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体育文化导刊》 2014年第10期
⑤叶巍岭、周南希：《“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怎样的城市形象广告片?——上海城市形象广告片的受众认知和态度比较研究》，《上海经济研究》 2011年第9期
⑥De Vreese, C.H.: Framing Europe. Television New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AmsterdamAksant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⑦De Vreese, C.H.PeterJ.SemetkoH.A.: Framing Politics at the Launch of the Euro: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s in the New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2001
⑧Xue KChen XYu M: Can the World Expo change a city’s image through foreign media reports?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238(5):746-754
⑨TaylorE.B.: Primitive Culture，Kessinger Publishing，2006
⑩Berry, J.W.: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11]王雅琳：《关于冲突框架下的新闻偏见探讨》，《科技传播》 2014年第21期
　　
薛可　栾萌飞/薛可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栾萌飞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ZD05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4BXW04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