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华 韩娜
　　【本文提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技术条件下，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恐怖组织越来越成熟地利用媒体来传播极端思想、发布恐怖信息、发展组织成员、策划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除了借助传统的外在的硬性手段外，更需借助内在的柔性手段，从思想上、舆论上瓦解恐怖主义生存和扩散的基础。将战略传播引入反恐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国家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可以将反恐传播工作与政治、外交、国防、宗教等工作有机融合，实现信息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深度整合，大幅度提升反恐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关键词】恐怖主义 反恐 战略传播 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1
　　世界知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院发布的“2015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显示，“9·11”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增加了近5倍。2013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约1.8万人，较2012年增加了61%。①恐怖主义的横行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伤痛，中国也深受其害。相较“旧”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具性是“新”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和核心要素，恐怖活动与信息传播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恐怖主义信息传播表现出了突出的全媒体性。因此，分析传播在恐怖活动中的作用与特点，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对反恐工作尤为重要。目前，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将战略传播理论应用到了反恐斗争中，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我国有关部门也应创新反恐思维，除运用硬打击的反恐策略外，还可以顺应时代潮流，从传播角度入手，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恐战略传播机制和策略。
　　
一、恐怖组织利用媒介传播的新特点
　　目前，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凭借多元化的传播渠道来架构自己的“恐怖主义话语体系”，以低成本、现代化、即时性的传播媒介，采用极端化的方式对教义进行曲解，给参与者洗脑。恐怖主义传播就是恐怖分子通过信息交流实现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工具，被恐怖主义组织用作信息发布、成员招募、资金募集、暴恐策划的平台。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运用媒介进行恐怖主义传播的行为，是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环节。
　　（一）作为内容的媒介：恐怖信息的发布平台
　　英国学者西蒙·科特（Simon Cottle）认为，在现代社会，新闻界在冲突的传播中占据中心位置，冲突各方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管理公众形象和信息，并展开传媒接近使用权和事件意义阐释权的激烈争夺。②近年来，恐怖组织已经把传播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除了用各种方式影响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之外，还通过自媒体或者恐怖组织自办媒体来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招募潜在的恐怖分子加入“圣战”，进而达到其政治目的。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恐怖组织将恐怖主义传播升级为“精准传播”，力图通过信息传播和交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与组织内部成员及其潜在支持者的关系，二是与不信者、西方国家及其公众的关系，三是与媒体的关系。③恐怖组织通过战略整合传播的理念，来塑造自身的全球形象，传播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播也从大众传播发展到了小众传播、精准传播，恐怖组织在宣传中也会战略性地选择宣传的对象，并主动地进行“议程设置”，以此吸引更多的潜在“圣战者”在更广范围内实施极端恐怖活动。在激进的恐怖主义话语框架下，恐怖组织将“圣战”塑造成穆斯林针对外辱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行为，召唤“圣战”支持者和激进人员参与到战争中，待恐怖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还会积极地出来认领袭击行为，并站在宗教的高度对其称赞，以激励更多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西方和异教徒的“圣战”中。
　　（二）作为渠道的媒介：多元交互的参与平台
　　恐怖主义活动在历史各个阶段的宣传模式都不尽相同，传播不仅充当了恐怖组织宣传的手段，也为恐怖思想传播提供了多元化渠道，恐怖分子以及潜在受众在多元化的平台中，参与到恐怖信息传播和恐怖活动中来。当前，随着媒介形式的不断改变，恐怖组织的宣传从原来的仅靠实体发动恐怖袭击来造舆论声势，发展到了现在的多元传播，大量恐怖组织从实体攻击转向网络宣传。在互联网世界中，恐怖分子可以通过网站、BBS论坛、聊天室、社交媒体等进行信息共享和交流、募集资金、技术培训、思想宣传、协调攻击等。近年来，随着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更由于移动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传播广泛性、跨国性”等特点，恐怖组织逐渐注意到了利用自媒体进行恐怖思想传播的重要价值，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开设账户，借助社交网站功能诱导公众，依托网络支付筹集大量资金，通过网络影音图像、电子刊物等煽动恐怖袭击，影响力与战斗力大幅提升。④近年来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有从网络宣传、培训、招募、募资等向网络攻击转向的趋势。
　　（三）作为工具的媒介：社会动员的集合平台
　　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的工具属性仅仅局限于恐怖思想的宣传和一定范围内组织人员的交流，但是随着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发展，媒介的工具性呈现出了社会动员的特征。恐怖分子利用网络进行网络集合行为，并呈现出两种向度：一种是线下暴恐活动，此时网络媒体成了暴恐分子进行恐怖活动动员的手段和途径，恐怖分子利用网络等新媒体手段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组织动员、指令传达、行动指挥等，以配合或者发展线下暴恐活动；另外一种向度是线上暴恐集体行为，此时网络媒体为暴恐分子提供了场域和工具，暴恐分子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发动网络恐怖活动，例如黑客攻击、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网络抗议、网络谣言、网络募集资金等反社会的行动。在宣传中恐怖分子会丑化异教徒以及异教徒国家，以博得穆斯林社会的同情和对西方国家的愤慨。在这场被话语塑造的“非对称战争”中，恐怖组织正是利用了当地穆斯林对所谓不公正待遇的不满情绪，来煽动穆斯林加入反对异教徒的圣战者队伍中来。在自媒体的环境中，恐怖组织更容易自由地鼓动追随者参与“圣战”，进而发展成为“独狼式”恐怖分子，用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人们。⑤在社交媒体上，恐怖组织把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年轻人作为主要鼓动对象，他们是消费者同样也是传播者，他们之间的双向互动形成了更多的、更小的组织结构，在现代恐怖主义活动中，恐怖分子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特征开展活动。⑥
　　（四）作为组织的媒介：恐怖网络的管理平台
　　在网络媒体和移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恐怖组织的管理网络从传统的分层化、纵向化转变为扁平化、碎片化，在这一过程中，恐怖活动的发起和指挥脱离了传统的实体领导和大规模进攻，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远程指挥和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传统恐怖活动组织的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为等级化的“金字塔”形：⑦高层策划、基层实施，指挥命令逐层下达。高层策划者处于金字塔的顶端，负责恐怖活动的指挥、恐怖战略的制定和组织意识形态的架构；其次是恐怖组织的管理者，负责各个分支恐怖活动的管理以及总部计划的实施；再次是分布在全球的恐怖活动积极支持者，主要为恐怖活动组织提供沟通、藏身、收集情报、后勤等方面的服务；最后是恐怖组织的潜在支持者，这些人不直接参与恐怖活动，在精神层面支持恐怖活动，是一群极易转化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人群。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恐怖组织出现了扁平化趋势，“独狼”袭击逐渐增多，他们长期受到网络中极端思想的侵蚀，其行动的组织策划可能仅仅来自一个个小规模的朋友圈。许多潜在的具有极端化倾向的参与者，由于长期在社交媒体里受到恐怖分子的蛊惑和煽动，可能是在一瞬间完成极端思想到行动的转变，并在领导的远程指挥下实施“圣战”。在暴恐活动实施之前，每个网络之间相互通信，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行动，以推动一定范围内暴恐活动升级或者“独狼式”自杀式袭击的实施。与传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活动相比，这种经由网络媒体组织策划的恐怖活动更具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反恐部门提前预判的难度，为反恐工作带来了诸多新挑战。
　　
二、传播在反恐工作中的价值与挑战
　　当前恐怖组织已经开启了恐怖活动的社交媒体时代。在新形势下，应该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高度重视传播在反恐工作中的作用，认真研究如何应对网络恐怖主义、如何做好反恐报道宣传、如何应对国际舆论的挑战等，制定科学合理高效的传播战略，把握反恐工作的主动权。
　　（一）价值
　　1.在舆论上，消除恐怖主义生存的基础
　　恐怖主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意识形态和思想问题。恐怖活动之所以恐怖，往往不仅在于其造成的实体破坏，而是其制造的心理恐慌。恐怖分子通过全媒体途径传播的各种恐怖主义言论、图片、影像，将恐怖氛围做到了立体式的扩散。尤其是当暴恐事件发生后，暴恐谣言不但在公众中引起了恐慌和混乱，而且也给反恐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困难。因此，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恐怖活动特点，并将其应用到反恐斗争中，意义重大。
　　反恐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打击，即依法对发现的恐怖分子、发生的恐怖活动采取行动加以打击；二是防范，除了将恐怖分子企图进行的恐怖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外，还要防止恐怖主义思想的扩散和恐怖组织的扩张。从长远效果来看，防范工作更为重要。而做好反恐斗争中的防范工作，一是要依靠群众，二是要重视传播。2016年8月，公安部围绕“如何构建全民反恐格局”召开专门会议，指出必须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善于发挥民众作用，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推进构建全民反恐格局。⑧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和改进反恐传播：一方面，通过积极主动的传播，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性沟通，增进民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化解误解和矛盾，不给恐怖分子造谣和滋事的借口；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对负面舆论的回应，及时澄清事实、反击谣言，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影响，并对各种恐怖主义言论及时进行有力批判。而当恐怖事件发生时，有关部门应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不但可以揭露恐怖主义的罪恶本质，也能避免在民众中形成心理恐慌。总而言之，以创新的思维和精神对待反恐传播，掌握好反恐传播的时、度、效，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挤压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舆论空间。
　　2.在思想上，掌握去极端化的主导权
　　宗教极端思想与民族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反恐斗争等交织并存，已成为影响我国稳定的重大现实威胁，宗教极端势力的目的、动机、基本主张、组织形式和活动手法，完全暴露出它已完全脱离了宗教的范畴，是宗教蜕变的产物。⑨宗教极端势力只是借用宗教名义，歪曲宗教教义，目的是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分裂祖国。
　　当前，影响我国稳定的三股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暴力恐怖势力——在境内外势力的相互勾结和呼应下，在多样化传播手段的支持下，快速在我国一些边疆地区甚至内地蔓延。其中，宗教极端势力是三股势力的灵魂，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思想庇护。宗教极端势力通过媒体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宣传，提出极端化的主张要求，并通过极端组织成员、追随者的行为活动而外化，实施暴恐活动。如果不采取思想领域的去极端化措施，并积极掌握去极端化的主导权，将使反恐工作陷入泥潭。近年来，新疆在去极端化的工作中提出要从思想、文化、习俗、宗教、法治五个方面协同发力。在此过程中，传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疆的去极端化工作进行了分众化的精准传播，将宗教人士、信教群众和非宗教教职人员群体、“80、90、00后”青少年群体、学校师生群体等作为传播的重点对象人群，根据他们的特点通过多种媒体途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正统宗教思想，揭露极端思想的本质、暴恐活动的危害，消除极端化思想和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⑩
　　3.在国际上，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化的今天，任何一国的反恐工作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国范围内，而会被置于全球的聚光灯下。反恐问题涉及到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发生在我国的恐怖活动以及我国的反恐工作的报道，充满了偏见乃至歪曲，不但客观上影响了我国反恐工作的效果，也对我国国家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在反恐中加强传播工作对于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意义重大；而在反恐传播中尊重新闻信息传播规律和国际传播规律，对于我国国家形象构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要从国家形象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实施反恐传播，加强主动的正面的信息传播，化解境外媒体的负面的乃至恶意的信息传播。
　　此外，随着恐怖主义活动国际化越来越明显，反恐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加强我国反恐工作的国际传播也越来越重要。加强国际传播有利于传递有关我国反恐的真实、准确、权威的信息，让各国更好地了解我国恐怖活动及反恐工作的真实情况和最新进展，不但有利于国家形象构建，也会更有利于各国在情报共享、边境管控、网络监管、人员逮捕和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反恐合作，提高我国反恐工作的实际效果。
　　（二）挑战
　　众所周知，反恐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事关宗教和谐、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国际关系等。将传播应用到反恐工作中意义重大，但是同样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严峻的挑战。
　　1.媒体专业性与反恐斗争特殊性
　　整体来说，媒体对恐怖活动的报道是反恐斗争的重要环节，有助于人们了解恐怖组织的残忍和政府打击暴恐活动的努力，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认同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其一，即便没有主观故意，但媒体的报道难以避免会传播一些与恐怖主义相关的信息，而恐怖组织往往会利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有的甚至会在恐怖活动发动的时间、地点、标志意义上有意迎合媒体的报道。这样一来，媒体有可能客观上间接充当了恐怖组织的传声筒。其二，反恐斗争有其特殊性，有时需要对相关信息及其发布进行管控。《反恐法》规定，恐怖事件发生、发展和应对处置信息，由恐怖事件发生地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的恐怖事件，由指定的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11]这无疑会与新闻报道追求的时效性、客观性产生矛盾。
　　2.网络信息监管复杂性与暴恐谣言多元性
　　当今网络传播的最大特点是不可控性强，传播主体多元、传播速度快捷、传播范围广，使得谣言和恐怖主义言论可以在瞬间以几何级数飞速扩散，且很难查出源头，很难及时阻止和消除影响，给反恐部门的舆情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监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网络访问审查、网络通信、网络防御系统等技术问题，更涉及到法律、政策、管理、机构、人才、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需要很大的协调成本。
　　3.暴恐问题国际性与反恐传播跨文化性
　　如今，反恐不仅是一种国际性的打击犯罪行为，还是一种跨文化的国际传播活动。除了对国内传播，反恐问题的传播涉及国别众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都有所差异，这就使得信息在不同国家间流动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损耗或者产生误读现象。国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找到本国与对象国文化的共同处，用具有人类共识的文化内容作为纽带，促进文化的认同，进而才可能使外国受众从观念上更易于接受本国新闻。在反恐问题的对外传播上，受众的跨文化性很可能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传播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战略传播：反恐工作中的新视角
　　战略传播是指政府或组织为实现特定战略利益，动员协调各种资源，向特定目标受众传递信息、施加影响的过程。[12]战略传播最开始应用于商业营销领域，商业机构通过整合的营销手段来刺激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依赖和信任；随后在美军中大规模应用，尤其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制定了详细的战略传播策略，提升了对外传播的战斗能力；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国务院设立专门的战略传播部门，通过整合各个部门工作，将战略传播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一种整合的国家营销行为。
　　战略传播可以通过广泛的公共外交、事务参与、国际传播等行为来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目标的达成。相比较于公共外交，战略传播更侧重于公开的战略性行动，以国家战略为主导，以国家软实力为基础，整合各个国家部门的传播机制，以提升国际话语权，达到形象塑造、价值认同、态度转变、行为转化等效果。
　　第一，战略传播的整合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综合能力
　　传统的反恐传播往往只是某个反恐部门或某个媒体的单独行为，可以利用的资源有限，“单兵作战能力”有限。有的时候不同部门、不同媒体之间难免会要么因重复劳动而浪费资源，要么因互相冲突而损耗传播效率。而战略传播以国家软实力为依托，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机制协调与整合，可以实现从信息到媒体等各种传播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各个相关部门和专业组织等各类传播主体的协调行动，使反恐传播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整合行为而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和能力，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传播效率。
　　第二，战略传播的策划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的整体效果
　　传统的反恐传播通常都是工作导向的，主要是配合具体某项反恐任务，由于时间紧迫而仓促应对，效果并不理想。而战略传播注重“正确分析受众、效应、信息及其手段的复合影响”，[13]围绕特定传播目的，精心设计传播方案和实施计划，采用各种合适的手段和方法来达成传播意图。在反恐工作中，战略传播可以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方面的优势，对反恐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全面、严密、科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第三，战略传播的聚焦性有利于提高反恐传播的精准度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传统的反恐传播基本上是面向所有受众的大众传播，无法真正抵达目标受众，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而战略传播在国家支持下可以获得丰富的受众信息资源，可以找到抵达目标受众的具体路径，可以制作面向目标受众的专门内容，从而可以使反恐传播从一开始就避免了随意性和盲目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精准度，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
　　由于战略传播具有上述特点，而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反恐传播复杂性的需求，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战略传播用于反恐传播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部门以及北约都设置有战略传播部门，以应对国家面临的突发事件和安全威胁。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部下设战略反恐传播中心，统一协调全国各反恐部门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合作，明显改善了美国国家反恐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反恐战略传播机制
　　面对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挑战和日益繁重的反恐任务，鉴于反恐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针对我国反恐传播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我国应该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在反恐工作中引入战略传播理念，将反恐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建立并尽快完善国家反恐战略传播新机制，同时调整和创新反恐传播策略，以进一步增强传播效果，更有利于反恐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一）整合资源，建立健全国家反恐战略传播组织机构
　　战略传播机制的核心是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权威的战略传播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个领导机构和一个运行机构。
　　领导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全国反恐战略传播领导小组，其成员来自公安、外交、国防、司法、宣传、民族、宗教、金融等部门。这个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能是根据国家反恐目标和需要，进行全国反恐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和资源整合，包括制定中长期规划、确定近期工作重点，协调相关部门资源和工作，统筹指挥重大反恐战略传播任务等。
　　运行机构：可在公安部设立一个全国反恐战略传播中心，从事反恐战略传播的具体工作。这个中心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全国反恐战略传播领导小组，可以从反恐相关部门和新闻舆论部门抽调人力组成。其主要任务，一是根据国家反恐长期目标，负责日常的反恐战略传播，旨在为反恐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配合国家反恐工作的现实需要，制定并实施重大战略传播项目规划，帮助反恐工作取得更好效果。
　　（二）主动应对，建立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
　　一般情况下，成熟的国家都会建立一套科学的危机预警体系，用以监测潜伏期的危机并及时处理，把危害降到最低。恐怖活动虽然常常作为一种突发事件而爆发，但又往往有着许多前兆和预兆。因此，对战略传播的角度考虑，在反恐工作中，建立一套敏锐快捷的信息预警机制尤其重要，它可以将恐怖活动化解在萌芽状态，大幅缩小恐怖主义的影响和伤害。
　　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恐怖活动信息监测，通过各种手段搜集和监测恐怖分子散布的各种信息；二是恐怖活动信息评估，对各种恐怖活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其危害性和可控性；三是恐怖活动信息处理，根据其危害性和可控性，及时向反恐相关部门发出警报、提出建议。反恐传播信息预警机制的建立，需要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和媒体的资源，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信息平台，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信息监测工作流程和信息评估体系。
　　（三）各展所长，不同媒体实行“分层传播”
　　以往我国的涉恐报道呈现非常单一的局面，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声音、一种样式、重复传播，这样的做法有悖新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规律，也不适应新形势下反恐工作的变化和需要，应该加以突破和改变。根据我国媒体多样化发展的现实，在今后的反恐传播中，可以根据不同媒体的属性实行分层传播：
　　第一层是中央级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要承担传达官方声音的责任，在涉华反恐问题中要立场统一，要有权威性和刚性。
　　第二层是市场化传统媒体。除了党报以外的媒体基本上可以称为市场化媒体，它们可以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发出社会声音。当然要有主旋律，但是可以有多种层次、多种话语，更加灵活多样，可以适时多角度发布对涉华反恐问题的多元声音。
　　第三层是各类新媒体。网络媒体，尤其是当今非常火爆的社会化媒体，是草根百姓的言论自由市场，这类媒体应该发出民间的声音，应该实行多元、多向的传播，允许在网络上不同的声音博弈。同时，还可以利用外国社交媒体平台来传递加强与国外公众的信息交流，传播中国民众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看法。
　　（四）借用外力，加大公共外交力度
　　美国的反恐战略传播部门设立在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部下，可见他们更多的是从公共外交的视角看待战略传播的。这种模式固然是根据美国国情而设计的，而且其效果如何也有待观察，但从中反映出来的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国的反恐战略传播工作中，应该更好地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借助公共外交的平台，加强与国外公众的交流互动，更好地传播我国的反恐理念和政策，增进国外公众对中国恐怖主义活动现状、中国反恐成就和思路的了解和理解。■
　　
①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Institution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Global-Terrorism-Index-2015.pdf
②西蒙·科特著，李兆丰、石琳译：《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第8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姚志文：《现代恐怖主义的传播转向》，《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④柳思思：《伊斯兰国的互联网攻势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2期
⑤陈海强:《社交网络与恐怖主义》，《中国信息安全》2014年第7期
⑥Gabriel Weimann. New Terrorism and New Media.Wilson Center Research Series Vol2.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STIP_140501_new_terrorism_F.pdf.
⑦汪勇：《推动国际反恐斗争战略转型》，《人民日报》2016年3月22日
⑧中国警察网，http://news.cpd.com.cn/n3559/c34303644/content.html
⑨阿班·毛力提汗：《认清宗教极端思想的实质和危害》，《红旗文稿》2014年第14期
⑩陈芳：《新疆去极端化调查》，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jqjdh/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1月
[12]U.S. PresidentNation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2010. https://fas.org/man/eprint/pubdip.pdf.
[13]于朝晖：《整合公共外交－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沟通新视角》，《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
　　
唐润华 韩娜/唐润华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韩娜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讲师。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多语种涉华国际舆情案例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16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网络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舆情危机管理机制研究”（16SRC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