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敏
　　有人说：报纸已死，电视仍在死的路上。在众人纷纷唱衰传统媒体的当下，在新媒体喧嚣着对旧媒体进行“降维”打击的今天，对于“行将就木”的电视媒体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似乎非常不合时宜。然而，熟悉传媒迭代历史和规律的人知道，任何一种武断的媒介消亡论都是不负责任的。从书籍、报纸，到广播、电影，这些传统媒体的辩证发展、融合汇流、螺旋式进化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出向死而生的蜕变与革新，而这一次，开始轮到电视了。
　　时至今日，电视，作为深深依赖并曾得益于技术革新的电子媒介，无论在传播方式、内容生产模式、受众调查，还是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都走到了成熟期。但在摩尔定律、工业4.0等技术先导的今天，电视却正受到自己所依赖的技术变革的影响。内容媒体向社交媒体进化，进而演变为场景媒体，后仰式媒介消费逐渐让位于前倾式消费。在这一背景下，电视是被抛弃还是迎难而上？答案无疑应该是后者。而迎接挑战过程中电视媒体的传播观念、生产方式、管理体制等诸多要素，都必须发生深刻的改变。正是在这样的转折与变革的关口，胡智锋先生及其研究团队推出的“电视论丛”（包括《电视艺术新论》《电视文化新论》《电视发展新论》三种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其独特的视角与价值，体现出作者团队清醒的认知力、笃定的判断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在这个大家都对技术与营销趋之若鹜，迷失于层出不穷的形式出新、出奇的时代，这套著作不仅与现实保持了一定距离，而且立足电视本体与基础理论，放眼文化视野，探究发展之道，自成其经典性与创新性。就此而言，在这样一个电视媒体渐趋成熟但又急需寻求突破的节点上，对其进行相对系统而完善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恰逢其时！
　　
一、艺术审美、文化审视、发展务实三维价值
　　从这套丛书研究内容而言，“电视论丛”紧密观照电视作为传播的媒介、作为组织的媒体、作为消费的文化产品所经历的观念、文化与体制的变迁。具体而言，《电视艺术新论》《电视文化新论》《电视发展新论》聚焦艺术、文化、发展三个维度，分别从电视本体与基础理论、电视文化意味与社会关系、中国电视发展趋势与动向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构成电视新论的多维立体布局。
　　《电视艺术新论》以艺术审美、哲学思辨之维，探讨了电视艺术的真实性、电视媒介的仪式性、电视剧的连续性、电视剧的戏剧性、电视节目的创新性和电视节目的规制性，哲学辨析和审美意趣蕴含其中。《电视文化新论》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宽阔的背景去审视，把电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系统进行分析，围绕电视文化生态、政策、角色、传播、创意等多元角度进行探讨。不仅厘清了电视文化内部各元素的一体性与关联性，同时也把电视文化与人、社会、国家等各种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极大推进了电视文化研究，丰富了电视文化理论。《电视发展新论》则放下身段，从中国电视传播现实发展中的痛点、热点、焦点去探索前瞻性的命题，但研究并没有落入细微的现象描述中，而是高屋建瓴地从中国电视发展的新形势、电视内容生产新景观、电视文艺新动向和电视纪录片新亮点等几方面，梳理其规律和发展态势。三本书的研究角度构成了其基础理论价值、经典学术旨趣与现实前瞻话语的立体架构，极具理论归纳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理论探索、本土立足、传承创新三重品格
　　如果结合作者团队的学术背景和发展经历做进一步的审视，“电视论丛”不仅选题布局巧妙、内容构思精细、学术研究扎实，更重要的，就电视传媒的现实发展和作者团队长期坚持的研究领域和著述思想而言，这套丛书难能可贵地体现了胡智锋先生和其研究团队长期扎根基础理论探索、立足中国本土研究、注重团队传承创新的理论发展建设。研究团队学术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其问题与理论研究的延续性和传承性，而绝不是蜻蜓点水、雁过拔毛地追赶时髦技术与问题，在当前纷纷扰扰的传媒学术和媒介现实环境中，这样的学术研究品格实属不易。
　　1.基础性与本体理论研究的勇气
　　电视虽经不到百年的历史，但其发展迅猛，影响力非凡。而从电视诞生之日起，就被许多行里行外人士认为其实践发展远远大于理论建树，理论指导往往滞后于实践发展，有术无道，有方法无理论。而在学术考量中，要么是从新闻传播、艺术审美的整体去研究；要么聚焦电视传播、电视报道、电视表现及其效果，更多是从技艺和方法上去分析，鲜有从电视本体的基础理论去探究。但这样一个不到百年历史的媒介，恰恰需要的是基础理论的正名与辨析，需要价值意义的不断考问与思量。显然，在实践上，电视研究是门显学，但在理论建树上要走的路还很长。这门学科理论如何立起来，它不可避免地要回答“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基础而终极的命题。虽然电视艺术是一个高度综合的艺术，但如何从其传统的艺术中剥离开来，如何探寻自己独有的生存与发展根基，显然，简单地照搬和移用是万万不可的。而基础理论构建是需要耐性与韧性的，其从无到有，从稀缺到丰富，需要几代研究者和实践者开拓建树并持续发展。正因此，电视基础理论的构建发展相对于火热的传媒热点而言，进展并不顺利。从这一点来说，“电视论丛”正是为相对冷清薄弱的电视基础理论丰富了自己的视角。
　　这样的基础研究显然需要坚持而笃定的耐心，也显然需要传统的综合理论基础同与时俱进的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实践梳理、规律总结、理论抽绎、层层递进，离不开长期冷静观察与独立思考，容不得跟风追潮与妄下论断。另一方面，电视发展的实践性决定了其理论研究不可能是象牙塔里的玄学，也绝非简单的描述与总结。“技进乎道”，它需要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把现象掰开揉碎，反复咀嚼，长期验证。因此，电视理论的建树和发展有其特殊性、长期性，研究难度大，进展缓慢，正因如此，作者敢于触碰基础理论的勇气和决心值得钦佩。比如，在《电视艺术新论》中关于电视艺术的真实性，作者从“真实”问题的本质辨析，谈到电视艺术“真实”的美学特质，进而辨析虚构类节目、非虚构类节目以及当下两者杂糅状态下的“真实感”呈现，最后落脚到电视“真实”的接受效果。其“多重假定的真实”这一电视美学分析、不同类型节目的真实呈现等诸多观点独到而精辟，不仅体现了作者多年的学术积累，也浸润了作者对实践发展的长期深入观察与思考。胡智锋先生兼具中文与戏剧美学的理论学术功底，笔者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关于电视“真实”、电视纪录片的“真实”、电视艺术的“真实”曾经有过激烈的争鸣，胡智锋先生也积极参与其中。现在这套论丛不仅延续了这一理论辨析，而且在电视艺术审美日趋杂糅与混搭的当下，对电视艺术真实性、真实的观念做了进一步拓展，反映了其学术思想的一贯性与连续性。
　　2.立足中国本土电视的坚持
　　作为技术的电视诞生于西方，作为方法与观念的电视同样来源于西学，正因此，在基础性理论与方法论上，无论是内容研究、传播研究、受众研究等，我们大量借鉴的是西方的研究成果。显然，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电视的运行正如中国国家体制的运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由于在体制、机制以及具体发展路径上，中西存在着差异，西方诸多理论并不能回答中国电视传媒的现实问题，洋为中用常有水土不服。但也许，打开这扇门的钥匙恰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关键是我们要勇于去回答，勇于立足本土去探索，西方的技术与具体方法需要中国的魂去统摄。
　　通过这套论丛，我们看到作者及其研究团队长期立足于中国电视的发展，剖析了中国电视发展每个关键点和转折点。在学者之外，胡智锋先生作为电视策划人，一直参与指导电视实践的运行，深入研究中国各层级广播电视媒体的运行规律和特点。同时，作为国内新闻传播学顶级刊物《现代传播》的主编，其每年首期刊物推出的“年度对话”，不仅是对前一年中国电视发展的盘点，更是开启未来指向的引领者。而这套论丛正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中国本土电视发展的所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研究体系。从宏观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的探索到微观的新闻报道、综艺节目、电视剧、纪录片等内容生产与创新、创意的分析，作者解剖了中国电视的各个层面，不仅有丰富的样本，更以问题为导向，紧密围绕中国电视本土实践进行思索。比如，“中国广播影视产业未来发展的五个重要问题”从政策导向、着力点、发展方向、发展结构、支撑性因素等五个方面提出分析与思考。“对影视文化创意产业若干问题的思考”则整合了影视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意产业等概念，提出了三个关键和基本的命题——四大要素间的关系（创意、艺术、技术、产业）、体制和政策、影视文化传播与社会影响，并深入探讨了创意的创造力、艺术的生产力、产业的推动力、政策体制的生命力等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四个基本问题。“开拓城市广播电视创新发展新空间”则从中国地市级广电媒体的角度探寻突破。
　　在新闻传播西学东渐的时期，研究团队就能以自省、自信的意识立足本土研究，长期积累，终有收获。可以说，“电视论丛”是对其多年来本土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与检验。
　　3.传承创新的团队格局
　　理论的建树是长期发展的结果，绝非个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电视在其成长发展、成熟过程中，实践的丰富性与研究角度的多维性构成了非常庞杂的电视学研究体系。“电视论丛”正是作者研究团队观照电视理论多重维度的结晶。所谓大师带团队，领导者和创新团队的紧密合作构筑起了理论的金字塔。胡智锋先生和其团队成员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与电视相关的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传媒艺术学等各学科研究领域，无论是学科结构和年龄结构上都体现了很好的梯队层次，对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无论是电视基础理论还是媒体融合语境下的理论内涵与边界的扩展，都具有很好的延续性和开拓性。
　　可以说，这套论丛是作者锤炼团队、培养后进的结果，反过来说，非此团队无以建构这样的理论基础，使命与责任担当，舍我其谁？
　　
三、现实与理论、历史与前沿、宏大与微观的三个衔接
　　从论丛的研究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电视论丛”至少体现了现实与理论、历史与前沿、宏大与微观的三方面的衔接。
　　1.现实问题与理论提升衔接
　　“电视论丛”分析的立足点基本是中国电视传媒发展中的热点现实问题，从问题出发，基于鲜活生动的电视实践。分析的材料基本覆盖政策管理、内容生产、传播、受众效果等诸多环节的体制、机制和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没有做简单的评论和表象的描述，而是努力做更高的理论提升。比如，电视媒体的仪式性、电视剧的连续性等问题的探讨都颇具哲学思辨与理论意趣。
　　2.历史承载与前沿发展衔接
　　作为深入观察中国电视传媒发展二十多年的研究者，作者见证了中国电视发展的每个关键点，剖析了每个重要的电视传媒现象，从这方面而言，作者是历史镜中人。2004年，胡智锋先生在《现代传播》发表第一篇年度对话，题目是“会诊中国电视”，在电视盛世时，即清醒地提出电视传媒本体意识的回归。从此每年一篇，十数年过去，而2015年《现代传播》的年度对话题目则为“媒介融合与网络强国：互联网改变中国”。年度对话是对中国传媒热点现实的紧密观照，这一变迁恰恰印证作者的学术思想与理论方向的变迁。如今，当这套论丛问世，作者又仿佛是当代观镜人，其历史承载与前瞻性的思考可见一斑。而在这套“电视论丛”中，其对电视节目的创新性、电视文化创意论等问题的探讨，与当前电视传媒前沿性问题衔接，体现出作者与时俱进的使命感。
　　3.宏大命题与微观问题衔接
　　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融会贯通处，宏观与微观皆可为理论出发点与落脚点。“电视论丛”着眼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宏大背景，又能紧密关涉技术、艺术、方法等微观问题，既把握体制、机制等宏观与中观命题，又关注内容生产、表现方法，传播方式等微观呈现。其对现实问题症结的精准把握极好地体现了作者敏锐观察发现的能力，而其抽绎和思辨能力也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团队的理论功底和学术素养。
　　
结语
　　媒体融合的时代洪流势不可挡，媒介迭代的速度难以预判。但作为见证电视成长发展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我们不应做哀叹古今兴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循环论者，更不应做望洋兴叹、作茧自缚的困守者，而是应该以更宽广的胸怀、更宏大的格局、更强的使命感、更大的智慧去审视媒体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去探究这场媒体大汇流中的历史发展之河。同理，这套“电视论丛”不是为电视媒体画上句号，不是为电视作传，不是追古伤今，而是意味着这一媒介发展理论渐趋成熟与稳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需要新的突破与发展。
　　毕竟，我们进行的所有本体观照与理论提升都是为了新的出发。■
　　
曾祥敏/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