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新闻业的灵魂。它既是理论，更是关乎国家发展、人民福祉的政治，也是业界学界人人皆知，而又似乎常常“被风干了挂在墙上”的招贴。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科学与价值，正本清源，守正出新，对于新闻工作及其研究无不关系重大。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
　　
一、当下问题：失序与失魂
　　当下触目所见的问题当属“失序”，可谓乱象丛生。先看几个案例。
　　首先是《新闻记者》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假新闻。2000年，《新闻记者》策划评选年度十大假新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对日益泛滥的虚假报道产生一种制约。没想到，评选之后，一切照旧。于是，第二年又评了一次，还是一如既往。结果，就这么一年一年评下来，评出的虚假新闻千奇百怪，如新浪网的“千年木乃伊出土后怀孕”等。评到第八个年头，杂志编辑部无奈叹息，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八年都打赢了，而杜绝假新闻还遥遥无望。
　　再看一个新近的典型案例，《财经》杂志的假新闻事件。2016年情人节，《财经》一篇报道《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引起社会关注与舆论热议。报道反映的一系列农村问题令人惊愕，如“村妇密谋组团‘约炮’”。这篇报道开宗明义写道：“我要写的故乡杂记却显得些许残酷和悲戚，可惜这并非杜撰虚构，而是真实的写照。”然而，新华社记者去东北了解情况时，却发现这篇报道纯属杜撰虚构。这比假新闻更令人震惊。因为，《财经》自诩专业媒体，一向以《纽约时报》等为楷模，在海内外声名卓著，竟刊发如此赤裸裸的假新闻。更令人惊愕的还在于，出现这一丑闻，媒体没有反思，主编没有辞职，记者没有受到处理。《财经》道歉信中反而曲意回护与辩解，说刊物由于把关不严，发了一篇随笔。什么，随笔？《财经》何时改为文学期刊了？即便是随笔，也不能不讲事实，胡编乱造。作为对比，看看《财经》引为楷模的《纽约时报》怎么处理类似问题——2003年，《纽约时报》曝出记者的系列造假丑闻，举世震惊，总编辑与执行总编辑宣布辞职，记者永不续用。①
　　如果说，上述案例仅关乎职业道德的话，那么下面的案例就涉及政治价值了。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违法，被警方带走。当天《新快报》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版面——“请放人，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俨然一副为民请命、铁骨铮铮的架势。尤其触目惊心的是，“请放人”三个大字通贯版面，占据头版中心，大得几乎覆盖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仿佛“黑奴吁天录”。然而，事实表明，陈永洲确实涉嫌违法，警方不过依法行事，该报后来不得不发了一则不起眼的致歉声明：“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布大量失实报道。”类似案例还有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什么“中国梦”“宪政梦”“自由梦”云云，一度还被海内外媒体炒成沸沸扬扬的热点事件。习近平2015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格外令人深思：“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最后看一个更令人深思的案例， 2013年央视报道曼德拉逝世的新闻。以上案例要么出自商业化的动机，要么出自政治化的取向，而这个案例则纯属中央主流媒体出于加强其国际传播能力的动机。作为一代政治领袖，曼德拉去世自然是重要的国际新闻，央视第一时间做了大规模报道，新闻频道从早到晚滚动播报，时间及时，信息充足。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央视的报道丧失了中国对这一新闻以及相关背景的解读，成为西方媒体及其话语的传声筒。换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曼德拉逝世报道，实际上接受的是西方的一套政治宣传。对此，年轻学者王维佳写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国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的问题》，令人悚然而惊，豁然而醒。文章指出，央视报道曼德拉，无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帝反殖的时代潮流与正义力量，无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对亚非拉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力支持，将曼德拉塑造成个人英雄，信奉一套西方自由民主宽容理念，仿佛通过个人魅力就化解了种族冲突，这种形象与话语恰恰是欧美刻意塑造的。事实上，曼德拉当年曾经积极从事革命斗争，组织武装暴动，不幸被捕入狱，为南非当局提供曼德拉行踪情报的正是美国中情局。曼德拉入狱后，与世隔绝几十年，同后来的历史进程基本隔绝了。而央视的报道却遵循西方媒体的口吻，按照欧美刻意扭曲的曼德拉形象，讲述了一个西方乐观其成的曼德拉神话，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判断。正如王维佳文章所言：“所有的报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国际力量，这样的报道不是真实客观的，它基本上等于是一场政治宣传。中国的媒体积极主动地参与了欧美主流新闻媒体所主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政治宣传。”此事还有一个下文，同样让人哭笑不得——王维佳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业界学界关注，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不料时隔一年，某所名校联合名流，搞了一个年度电视节目评选，名列第一的竟是央视报道曼德拉，而获奖理由则是不足为奇的“与国际接轨”！
　　以上是一些失序的案例，而背后根源则是这里要谈的核心问题：“失魂”。
　　“失序”背后是“失魂”，魂儿没了，魂儿丢了。那么，什么是魂儿？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看看欧美记者，无论报道什么新闻，往往体现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政治价值、政治观点，也就是他们的新闻魂。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更是一语中的：“新闻观就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在我看来，习近平这篇讲话的灵魂正在于此。当然，他讲的新闻观不是别的什么新闻观，而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灵魂。失去这个灵魂，就好像一个人失魂落魄，势必导致以上乱象丛生的问题。
　　关于失魂，当代诗人昌耀在平生最后一首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诗句：“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何谓神仙的说教？举个例子，某位曾经暴得大名的央视记者，在一篇访谈中侃侃而谈新闻的核心就是一个“知”：“记者只是观察、记录、认识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干预……”这位据说不去干预而只是“知”的记者，却在2015年两会前夕，与境内外势力合纵连横，策划了一个满城风雨的大动作，借环保话题做了一把捅破天的文章，看来所谓“知”也是自欺欺人。当然，诸如此类的新闻观不必特别介意，倒是学界业界的“流行曲”更有影响力，试举几例。一是信息论，信息时代，传播共享，新闻只是提供信息。一是专业论，所谓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客观中立，不偏不倚云云。一是公器论，新闻媒体属于社会公器，公器自然公用。最后最流行的是自由论，记者是无冕之王，媒体是第四等级。诸如此类的理论早已成为业界学界暗流涌动的新闻观，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说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至少也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这就是所谓“失魂”问题。对此，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尖锐指出：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混乱和媒体从业人员的价值观混乱互为因果，已经危及国本。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里，也一针见血地挑明：国家精英和媒体精英缺乏意识形态性的价值认同，他们之间只有利益认同，而基于利益的认同显然很不牢固，一旦经济出现问题，政治出现变故，那么这些记者包括体制内的得益者，就会毫无心理障碍地站到对立面，为政治危机添砖加瓦。想想苏东解体不正是如此吗。
　　
二、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以上从失序到失魂，谈了一些触目可见的现象和问题。下面谈谈怎样再塑新闻魂。鉴古知今，我们先从历史的角度谈起。
　　中国现代新闻业曾经形成三种主要形态，三种形态又对应着三种主义，三种主义实际上代表着三种不同的道路。第一种是自由主义与私营报业，像《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第二种是保守主义与党国报业，如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及中央社等。第三种是延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报业、人民报业。
　　先看自由主义。清华大学胡伟希教授撰文谈到，近代中国的主题是独立与富强，反帝反封建，而对于广大劳苦大众来说，这一主题一点儿也不深奥，相反十分浅显，无非是一个生存权利与基本温饱的问题。萧红的名著《呼兰河传》里有一段朴实文字：“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面对这个问题，自由主义的方略要么是与列强军阀当权者合作，实际上是助纣为虐；要么是同他们讲道理，说白了是与虎谋皮。他们想以此解决中国的危局，不仅没有发生效果，反而使他们失去了广大民众。美国学者格里德对胡适的总括性评价，也适用于现代自由主义文人与道路：“胡适的价值标准和思想抱负表明，他对于他的人民的‘社会愿望’或他们生活的‘实际条件’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认识。”
　　思想史学者何晓明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喻为“不结果实的精神之花”，他在对比了三种主义、三条道路后指出：激进主义以其昂扬的气势、痛快彻底的解决问题方式以及英雄主义的精神感召力量，比较容易赢得苦难民众的认可。保守主义迎合了社会大众既想改变现状，又怕打破坛坛罐罐的普遍心理，从而在历史遗产格外丰厚的中国拥有宽广的社会基础。唯独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既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榫机理，又生不逢时，加之自由知识分子一贯的精英做派和鄙视民众的贵族心理，与几万万民众的“悲惨经验之间几乎存在着无限的差距”，自然与大众相疏远，相隔膜，他们的主张也就无法得到历史的青睐和社会的采纳。结果，自由主义终究只能在精英知识分子中流行，在教授的沙龙、太太的客厅、文人的书斋中高谈阔论，而无法成为激励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劳苦大众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旗帜。
　　海外传播学者李金铨讲到“文人论政”时，也谈到类似看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报刊，凭借良心和理念讲话，针砭时弊，只有抽象想法，没有具体主张和运动策略，他们的社会地位高高在上，他们关注的民主、言论自由、宪政对那些为温饱而挣扎的普通百姓来说未免陈义太高。
　　结果，自由主义及其报业的命运，最后就像徐志摩诗中写到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下面再看马克思主义和保守主义。也以两个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为例，前者是毛泽东及其《新民主主义论》（1940），后者是蒋介石及其《中国之命运》（1943）。抗战后期问世的《中国之命运》堪称保守主义的政治宣言，蒋介石由此不仅失去民心，而且也失去曾经对其寄予厚望的自由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经过“五四”洗礼，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意识深入骨髓，而《中国之命运》却想开历史倒车，退回到仁义礼智的儒家传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充满生机勃勃的现代精神、现代意识，如一把光明的火炬照亮黑箱子的中国，最终成为人民民主新中国的奠基石。而历史也由此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赢得中国。
　　那么，现代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天津师范大学徐大同教授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从文化基因的角度对此作了独到剖析。文章讲到，中国人民拒绝西方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文化基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文化基因中，也有一套自由观。这种自由观简单说就是我行我素，不要任何干涉。这种意识同西方自由观很不一样，后者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个人权利为诉求，负有相应社会责任的政治价值观。而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则是不要任何束缚，天马行空。最早的一例，就是上古歌谣《击壤歌》，表现一位农夫耕田之余，悠然吟唱的心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他是何等自由自在，天王老子也管不着。这种自由自在的意识，在几千年隐逸文化中更是不绝如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一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近代列强入侵，积贫积弱之际就成为致命的问题了。孙中山先生就曾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是专制，不是缺乏自由，而是自由过度，一盘散沙。所以，现代中国拒绝自由主义就是势所必然了。
　　同样，现代中国选择共产主义，也是文化基因使然。中国的文化基因有脉连绵不绝的大同思想，而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同器官移植，外来的共产主义同中国的社会肌体若合一契，源远流长的大同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关于大同，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有段经典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段话凝练地表达了中国文化一脉源远流长的意识，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天下为公，四海一家，也就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思想。这种大同意识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成为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量，如唐末黄巢自号“均平大将军”，北宋钟相、杨幺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耕者有其田等。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均为大同思想的近代范本。孙中山说过，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作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大同思想自然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
　　北京大学强世功教授在《中国香港》一书里说：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过去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强世功教授指出，中国人民信奉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为了自己的翻身解放，独立自由，在这一救国救民的现实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一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典大同理想一脉相通，中国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心目中还憧憬着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又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重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段话前些年一度被断章取义炒作一番，所谓不改革就死路一条云云。事实上，邓小平的思路一以贯之，用他的话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其他，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才是死路一条，就像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导致亡党亡国。所以，十八大后启动全面改革的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还用两句话简明扼要地说明：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
　　
三、实事求是：新闻魂的科学内涵
　　前面回顾了现代中国的三种报业、三种主义、三条道路，最后万水朝东归结到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报业，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业就是革命报业的历史延续。下面再通过革命报业的理论与实践，谈谈我们的新闻魂。
　　革命报业在新闻史上属于重头戏，人们耳熟能详，大略说来从建党前后开始萌芽形成，《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均为先驱，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救亡运动，一步步成长壮大，到延安时代总其大成，走向成熟。其中，延安整风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更是一个里程碑，不仅形成了新中国新闻业一系列传统、精神、机制等，而且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思想，为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业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和灵魂。
　　关于革命报业以及《解放日报》改版，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即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这一认识来自历史性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有三个关键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2013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习近平在纪念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三个关键词，并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做文章。可以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共产党新中国的活的灵魂。这里，我们也用这三个关键词追溯《解放日报》改版和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魂。不过，我们把独立自主作为一种总体性追求，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新中国的建设路线，改革开放的发展路线，无不体现了独立自主的追求，常说的“中国特色”也可谓独立自主的宣示与诉求。从革命报业到新中国新闻业，同样贯穿了这种独立自主的意识，从而使新中国新闻业在世界新闻业中独树一帜。而这一追求与意识，集中体现为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所以，下面重点讲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而独立自主则融入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之中，就不单独谈了。
　　先看实事求是。
　　马克思在《好报刊和坏报刊》一文中，写下一段经典精辟的论述：“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这句话区分了两种基本的新闻观，一是唯物论的，一是唯心论的。唯物论的新闻观自然是根据事实描写事实，唯心论的新闻观则根据希望描写事实，也就是根据记者头脑中的想象描写事实，报道新闻，就像《财经》记者的东北农村报道，美国媒体配合美国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而想象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毛泽东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出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创办了《政治周报》，撰写了发刊词，其中写道：
　　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周恩来对实事求是的表述更是精辟：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如果连基本事实都不尊重，那么何谈尊重真理呢。邓小平说得同样干脆：拿事实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期间，陆定一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文章要点有两个，一是新闻的实事求是，一是新闻的群众路线。关于实事求是，他写道：
　　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
　　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陆定一的文章是《解放日报》改版的一个标志。以此为契机，解放区新闻界展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对新闻记者确立实事求是意识，老老实实做新闻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两个小故事，可以略见一斑。
　　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毕业于鲁艺，本想从事文学创作，结果分到《解放日报》，干了一辈子新闻。穆青当记者之初，遇见一件事，让他铭记终生，直到晚年接受记者访谈时还念念不忘。当时，博古派他去采访一个苏联专家的报告会，他写了报道，拿给社长博古，博古一看，脸色就沉下来了，问穆青去现场了吗？你看报道是怎么写的：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博古说，如果大家一直拍巴掌，那么专家还怎么做报告？这就是陆定一文章里说到的“老老实实主义”。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已故老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也有过类似经历。他年轻时跟穆青一样同属文学青年，文采风流，妙笔生花。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东北日报》当记者。一次，他去采访乌兰诺娃。乌兰诺娃是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大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一批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其中有乌兰诺娃。范敬宜采访后，写了一篇可想而知的优美报道。然而，当他拿给总编辑，心里兀自得意时，不料总编辑批了八个字，让他刻骨铭心——涂粉太厚，未必是美。这里，同样体现了一种老老实实的新闻观。
　　范敬宜二十多年前，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善意批评当时新闻界一些不良作风：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现在一些记者恐怕连宾馆小车都省了，蹲在写字楼，看看微信，玩玩手机，网上扒拉扒拉就可以捣鼓一篇“新闻”了。甚至还有专家学者为此鼓吹，说什么互联网时代采访都过时了，用电子邮件，视频连线，再看看网上评论，搞些大数据，就可以生产新闻了。还说什么“只需采，不需访”，就是说不必深入新闻现场，只需像客里空趴在后方掩体，就可以编排前线的战地报道了。范敬宜的高徒、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社长王慧敏，2016年在《新闻战线》发表文章《不改初衷》，批评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派：“不少记者走出校门便跨进了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编采大楼，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了解社会靠的是网络。即便下去采访，也是星级宾馆听汇报，隔着玻璃看庄稼，围着饭桌话沧桑。”他认为，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
　　关于实事求是问题，最后还需强调一点，我们所说的唯物论是辩证唯物论，不是机械唯物论。什么叫机械唯物论？举个例子，网络上林林总总的东西，东一下，西一下，鸡一嘴，鸭一嘴，即便桩桩件件都是事实，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全都确凿无疑，也不叫实事求是，而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论。这种所谓事实堆积得越多，真实世界的面貌反而越模糊，越让人恍兮惚兮，云里雾里。什么叫辩证唯物论？也举一例。刚刚获得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在《鸟儿歌唱——二十世纪猛回头》里谈到：“改革开放，前提是中美接近。中美接近的前提是中苏交恶。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招，哪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有在联系的、辩证的、总体的意义上把握事实，才能趋近真实世界及其本质，这就是辩证唯物论。对此，列宁有段话说得好：“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新闻观：“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这也是王慧敏等人民记者的共识：“只有把握了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四、群众路线：新闻魂的价值内涵
　　1942年3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前夕，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改版座谈会上，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延安时期，他对新闻界有个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走进清凉山的延安新闻博物馆，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题词。经过延安整风和《解放日报》改版，革命报业形成一整套体现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新闻传统，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这两句话看似寻常，深究起来却大有文章，其中恰恰蕴含着一整套独立自主的专业内涵与价值追求。清华一位博士生正在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一个概念“业余”。何谓“业余”？业余是针对时下流行的专业及其主义而言的。按照专业主义的逻辑，新闻是一门专业，有一道专业门槛，需要经过专业训练，普通百姓显然与之无缘。而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传统正在于打破这种专业壁垒，把新闻当作全党的事业、全体人民的事业，为人民所分享，为人民所参与。在新闻传播中，群众不再是被动的看客或所谓“受众”，而是积极主动介入其中的主人或“主体”。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个典范，是延安时期一份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边区群众报》。《边区群众报》的创办者周文（1907~1952），是左翼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文艺大众化、群众化、民族化的先驱，25岁参加革命，26岁入党，曾任“左联”党团成员，作品获得鲁迅先生赏识。1940年来到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中就大众化问题作了深入交谈，然后在毛泽东支持下，筹办大众读物社，创办《边区群众报》，调胡绩伟任主编，胡绩伟改革开放后出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周文在《大众化工作研究》序言中，谈了大众读物社及其创办的《边区群众报》，指出这一大众化新闻传播网络形成了如下有机环节。
　　首先是大众化的报纸。《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略识几个字都能看得懂，即使不识字也能听得懂。其次是大众化的新闻通讯网，报纸不仅是几个专业记者在忙活，而且更有一批工农兵通讯员，遍布各行各业，提供丰富的报道内容，广泛传达人民心声。最后是大众化的读报组，报纸发到基层后，还组织老百姓，由识文断字的人念给大家听。所以，这份报纸与群众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成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一面旗帜。《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时，习仲勋写来贺信，称赞它为群众服务当得起“群众报”的光荣称号。1950年，37岁的习仲勋出任中宣部部长，毛泽东向胡乔木、周扬等副部长介绍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在1951年西北区报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典范。仅看这篇共产党新闻经典的标题，就不难体会新中国的新闻魂——《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这种新闻观在林林总总的西方新闻教科书中自然看不到，在时下流行“去政治化”的新闻学与新闻业中也是难觅踪迹，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人民报刊的灵魂。按照马克思的有名说法：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对作威作福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在大革命时代的《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也就是说，为什么办报，为什么发展新闻业，不是为了专业主义的客观中立、不偏不倚，更不是为了一个所谓“知”，而是为了人民当家做主。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邀请，去报社访问参观，道别时，王芸生请他留下墨宝，毛泽东挥笔写下“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新闻记者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为种种利益集团服务。
　　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谈了两个要点，一是实事求是，一是群众路线。他说，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得到真实的新闻呢？他的回答是：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他还特别提到，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的记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非专业的记者。正如王维佳在一篇新近发表的文章中就此阐发的：
　　在传播实践中，从事新闻工作的知识分子面向劳工、走向基层、服务大众，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由此形成的“群众路线”传统是党办媒体中最重要的政治特色。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群众路线”凭借组织工作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编辑和记者不但被要求走向基层去采访，还被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并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共产党报刊普遍实行通讯员制度，数以万计遍布基层的报纸通讯员为党办的这些新闻媒体提供了大量群众新闻，打破了新闻职业的分工边界，推动了新闻的大众化。这种所谓“群众办报”的理念，“把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与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结合起来”，相比新闻专业主义，显然更具有民主进步色彩。②
　　既然新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那么，新闻记者就必须时刻勉励自己做人民的公仆，千万要有群众的观点，不要有“报阀”的观点。陆定一的这番话当下更有现实针对性，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做人民的公仆，还是高高在上，做颐指气使的“报阀”，已经成为业界学界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回答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看看如今还有多少人真心实意甘做人民的公仆，又有多少人处心积虑想做炙手可热的“报阀”？从一些新闻名流的王婆卖瓜中，从纷纷攘攘的传媒领袖大讲堂、传媒领袖讲习班中，人们不难发现公仆意识越来越淡，“报阀”意识越来越浓。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人。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重申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延伸一下，也可以说社会主义新闻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新闻。为什么共产党、新中国的新闻业如此注重人民，为什么如此强调人民主体？说到底，这是由共产党、新中国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既然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然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奉行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价值，那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形成党性与人民性水乳交融的生命纽带。说到党性与人民性问题，如今正反两方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本质化思路。为什么说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一，通行的一套话语恐怕难让新闻记者与学子入脑入心，心悦诚服。一次，我同几位研究生、博士生聊天，谈及这个话题，请他们谈谈各自看法。于是，大家滚瓜烂熟复述了一通理论。我说，这么说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道理上似乎还难以让人信服，恐怕你们自己也未必真心相信吧。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我试着说说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达到彻底的程度，说明党性与人民性是有机统一，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没有先进的政党及其党性，就没有人民及其人民性。有人说，人民是永恒的，是永远正确的，而党是一个历史性产物，常常犯错误，所以人民性高于党性。如果不加深究的话，这套逻辑听起来仿佛振振有词。其实，没有先进政党及其党性，哪有人民及其人民性，没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哪有人民这一政治主体。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人民是一个现代政治概念。现代国家无论什么国体政体，均以人民作为立国之本，从资产阶级的人民主权到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无不如此。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与政治概念，追根溯源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所召唤的价值相关，如自由、民主、人权，如人人生而平等。按照现代这套政治价值，国家是属于人民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就像林肯《葛底斯堡演讲词》的著名表述：民有、民治、民享。总之，人民是一个现代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从古及今，天然如此的东西。
　　有人或许会问：古代难道没有人民么？孟子不是讲“民为贵，君为轻”，魏征不是也讲“民如水，君如舟”，故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么？其实，此民非彼民，古代所谓民以及民本思想，同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格格不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那个民，不过是马克思形象概括的一个个土豆，一麻袋的土豆搁在一起还是土豆，故需大人先生为其做主。也就是说，古代的所谓民，是没有政治意识、独立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小民、草民，是马克思说的人的依附关系中的附庸，同现代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主体风马牛不相及。当然，现代社会的人民虽然摆脱了人的依附关系，又陷于物的依附关系，沦为物化体系的附庸。
　　相对于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人民，传统中国的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孔乙己、闰土，平日里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一旦小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揭竿而起，杀进东京，夺了鸟位，然后一切又恢复老样儿。将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小民草民，召唤为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政治主体，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正是有赖先进政党及其现代理念的启蒙。如五四运动、《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先驱，通过他们发起的文化革命，推动的文化运动，一步步召唤起老百姓的主体意识，借用毛泽东的诗句：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对共产党领导的安源罢工进行了专题研究，发现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是把人的尊严带给了底层。安源罢工有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正是现代政治的核心理念。特别是在革命报业的风雨进程中，《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劳动者》等一大批进步报刊，“都开始大量关注劳工问题，他们不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传播共产主义理念，而且展开与工人生存状况和抵抗运动相关的调查，更可贵的是，这些媒体都开辟专栏让工人发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农村，用同样的方式，中国共产党负责组织农民运动的机构主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农民报刊，宣传农民革命的墙报、传单、标语、漫画等宣传品更是到处可见”。③
　　由此可见，没有先进政党——共产党，没有先进理念——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先进政党运用这些先进理念去启蒙，去召唤，怎么可能有千千万万觉醒的现代政治主体——人民？低眉顺眼的祥林嫂怎么可能成为自立自强的吴琼花、李双双？所以说，没有先进政党及其党性，就没有创造新政治的主体人民及其人民性，就像《娘子军连歌》所唱的：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
　　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没有人民以及人民性，先进政党及其党性也就无所依托，失去意义，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此说来，没有人民以及人民性，也就无所谓党性了。《共产党宣言》有段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如果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既摆脱人的依附关系，又摆脱物的依附关系，那么要共产党干什么？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干什么？同样，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还忙活什么？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又为了什么？说到底，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追求、奋斗与梦想点点滴滴不都是为了人民吗？对此，毛泽东讲过一番通俗而深刻的道理：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这个说法既形象，又深刻，共产党人好比是种子，没有这个种子，也就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故没有党性就没有人民性；而只有种子，没有土地，没有人民，那么再好的种子，也只是优良品种而已，同样什么东西也长不出来。可见，没有现代政党及其先进理念，就没有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以及人民性；而没有人民以及人民性，先进政党及其党性也就失去任何意义。所以，党性与人民性是有机统一的。
　　问题是，当下正如王维佳所言，一套美国的所谓“专业主义”新闻观及其价值观广泛渗透于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正在逐步对“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进行改头换面。而一旦离开“群众路线”和“党性原则”的相互统一，新闻业的“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也就失去合法性基础：
　　仅用“党性原则”和“党管媒体”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理念是有失偏颇的，“群众路线”是这个革命政党宣传理念中更原始、也更根本的核心部分，这是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灵魂所在。
　　让“党性原则”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是“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怎样为“党性原则”找回“群众路线”这个灵魂和活力源泉。
　　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谈了未来中国道路的“八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2015年开启十三五规划、实现全面小康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又讲了六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同样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在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谈到：新闻记者要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结语
　　今天的话题是重塑新闻魂。什么是我们的新闻魂，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我的理解有两点——科学与价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更是震古烁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故新千年之际，马克思被西方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与此同时，仅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还远远不够，因为任何科学都有缺陷，任何科学理论早晚都可能被新的理论所超越，如同爱因斯坦体系超越牛顿体系。所以，仅仅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科学还远远不够，同时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更是一套伟大的价值，是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思想体系，犹如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孔子、老子等圣人及其向往的美好世界，而这一价值显然是永恒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四海一家，天下为公，就永远是人类向往的美好理想，马克思主义作为伟大的价值体系也就永远不会过时。与此相应，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而言，同样是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科学性体现于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既注重微观事实的准确无误，又强调宏观事实的完整把握。价值性体现于为人民服务，最终为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认识论与价值论已经深深印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南海的正门影壁上，镌刻着毛泽东的手书“为人民服务”，清华园的心脏“工字厅”同样悬挂着“为人民服务”的匾额。新华社记者穆青将“勿忘人民”作为座右铭。《人民日报》记者范敬宜在一首词里，用诗的语言表达了同样情感：“念白云深处千万家，情难抑。”中央电视台年轻记者何盈，以《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她的新闻理想是“做一个裤腿上永远沾着泥巴的记者”。清华园有处景观，大礼堂西侧苍松翠柏间，矗立着闻一多先生塑像，后边的影壁上镌刻着他的两句手书，上一句是“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如果只有这一句，那么一切诗人都会这么说，不足为奇，而只有说出下一句，才无愧是伟大的诗人闻一多：“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注释：
①2016年4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了对《财经》等15家媒体发布虚假报道的查办情况，依法吊销《财经》涉事记者的新闻记者证，并将其列入新闻采编不良从业行为记录，对《财经》以及未经核实而转载这一虚假新闻的相关媒体作出行政处罚，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②③王维佳：《“党管媒体”理念的历史生成与现实挑战》，《经济导刊》2016年第4期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根据近年来在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西安政治学院、厦门理工学院、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作的报告，并不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而成，2016年3月30日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定稿。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张珂记录整理，特此致谢。并感谢清华大学李海波、宁夏大学宫京成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