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克劳迪娅·马拉窦（Claudia Mellado）为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Valparaíso）新闻学院副教授。在加入该校之前，她曾在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等地任教和从事研究。她的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新闻学、新闻职业文化、新闻工作者的角色与表现等。其研究成果广泛见诸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Communication Theory, GazzeteJournalistic Practice等国际一流传播期刊，她同时还是SSCI期刊《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的副主编。
　　大多数的新闻学研究都包含一个这样的假设，即记者的角色观念必然影响他们所生产出的新闻内容，但是从实证层面却鲜有对这一假设进行探究的研究。在本期学术访谈中，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副教授马拉窦将结合包括她在内的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正在进行的一项名为“全球记者角色表现比较研究”的跨国研究项目，对记者角色及记者角色在认知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差距问题进行探讨。
　　
记者职业角色的概念化
　　王海燕（▲）：谈到角色，尤其是专业角色时，我们很容易把它与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传统联系起来，把它当成一个规范性的概念。但在你牵头的这个“全球记者角色表现”（英文简称：JRP）研究项目中①，“角色”有多个不同的层次意涵。请你首先谈谈在这个研究中“角色”的定义过程？
　　克劳迪娅·马拉窦（●）：好的。如你所说，关于专业角色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规范层面进行的，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处理的，很少有人质疑它，理所当然地假设记者的所思所想、所说所做，直接影响普通公众每天接触到的新闻，继而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但是，如果我们尝试去理解新闻生产的整个过程，把对新闻的研究和对媒体的研究联系起来的话，会发现其实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角色理论，理解记者的专业角色到底是如何与新闻实践和新闻内容相关的。职业角色到底是记者自己本人的一种想法（conception），还是带着他者印记的一种观念（perception），这是我们在概念化过程中考量的第一个问题。我曾与Wolfgang Donsbach教授②（很遗憾他刚刚过世了）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讨论的大部分是后者(perception)，而我觉得应该两个方面都考虑，尤其是前者，即记者们自己到底是如何看待记者角色的，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那么重要，这与他们的媒体机构认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是不一样的。
　　▲：大多数人不会很在意这两个方面的区分，不管是记者个人的想法还是作为媒体机构从业者的想法，“记者角色”都是关于如何做新闻的一种观念。
　　●：是。但是当你问一个记者，你必须非常小心你的措辞。因为有时候，他们会从他们所属媒体的立场回答问题，而非自己个人的立场。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Weaver团队、③Hanitzsch团队，④还有其他一些在全球范围进行的记者研究，倾向寻求的都是有关媒体角色的回答而非记者角色的回答。我认为这样可能会造成混淆。
　　▲：请你再概括一下，媒体角色和记者角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它们有关系，但不完全相同。打个比方，媒体机构所认为重要的事情和记者本人所认为的重要事情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会造成角色冲突。这种冲突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比如你是一位大学教授，你有你所认为的大学教授的角色，但是大学作为一个机构，会期望你承担一些和你自身定位不同的职能。
　　▲：所以这种冲突尤其反映了机构与专业人士之间的冲突。
　　●：是的。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清楚，记者们说起他们的专业角色时到底是从自身角度出发还是从媒体机构角色出发的。这就是我们研究“角色”时要注意的第一件事。进一步就到了下一个层次，即记者对自己实际工作中体现的专业角色的看法，这属于角色表现的范畴，但是角色表现不仅可以在新闻生产的产出阶段进行衡量，也可以在之前就进行衡量，比如对新闻生产的过程进行民俗志或其他相关方法的研究。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概想来设计这个项目，因为我们认为把角色的概念进行这几个不同层面的区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新闻业文化。
　　▲：其实，你提出的是记者角色的三个层面，而不是两个，不仅是在观念层面上的记者角色与媒体角色的区别，还有一种是实际表现层面的记者角色。
　　●：是，换句话说，我们进行角色研究时至少应该问记者三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你认为你做到了这些吗？以及，实际上你是怎么做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对记者角色定义模糊的问题？
　　●：和这个领域里面的其他学者一样，专业角色研究我也做了好几年。但同时，我对新闻报道的实践也特别感兴趣。于是我开始研究把关人（gatekeeping）、多层次影响（hierachy of influence）等理论。我的困惑越来越明显，因为一方面，关于职业角色的研究大多包含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记者的角色观念对于他们的行为和生产新闻的内容是有重要影响的。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从媒介社会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又表明，记者对新闻的最终产出的影响程度其实非常低。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两个方向的研究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我认为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是我们对“专业角色”的概念想得还不够深，理论化的努力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对媒介社会学和专业角色的连接研究感兴趣，就是把媒体研究的视角和新闻学研究的视角结合起来，而两者本来就是不可割裂的。
　　▲：我们读过很多前人对于记者角色的研究。早期如Johnstone等在上世纪70年代对华盛顿记者的研究，⑤然后是Weaver & Wilhoit针对美国记者的全国性调查，⑥再后来有Weaver团队的全球记者研究，⑦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了。你牵头组织的JRP项目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怎样的贡献和补充？
　　●：我觉得这些前人研究是重要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比如让我们知道了记者对自身的职业角色有什么样的认识，有哪些方面他们认为对其从事的职业特别重要，等等。但我认为这些并不是这个领域的全部，尤其是角色和实践之间的差距不能忽视。毫无疑问，把对角色的理解分为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两个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记者在实现其职业角色的过程中到底有何种程度的自治。我们认为这种概念的拆分是一种衡量记者自治的很好的办法，这种方法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记者是如何完成工作的、是如何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将其职业角色落到实处的。
　　
研究方法设计的考虑
　　▲：在研究方法上，什么样的设计能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你想看到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之间的差距，想知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差距的形成，那么研究的总体设计是如何考虑的呢？
　　●：我们知道的大部分关于角色认知的研究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的，但是我认为，用问卷的方法可以调研人的观念，却不能调研人的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使用混合的研究设计会比较有效。我们结合了问卷调查和内容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这样的设计有助于我们将认知层面的记者角色和新闻内容中表现出来的记者角色进行对比。当然，这个研究中最大的挑战是研究样本的获取方法。有这么多不同的抽样方式，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设计我们的抽样比较有效？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差距，因为这个研究最感兴趣的是观念和表现的差距。
　　●：但衡量两者差距的前提是我们要得到能使两者进行对比的数据——记者生产的新闻材料和他们对问卷的反馈。做到这样的对照有几个难点。 首先，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是哪个方面的代表性，是记者，是新闻，抑或是两方都要做到代表性样本？但难题来了，我们很难将两部分的样本联系起来，因为做记者调研不容易，要进入媒体的新闻编辑室做研究是很困难的，而且越来越难，要么是经济的原因，要么是政治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记者们越来越不愿接触学术研究者，在大部分国家都如此。还有，要确认一篇新闻作品的背后，作者和编辑是谁也很困难。当然，除了对记者编辑进行代表性样本的调研之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加总的层面进行研究。比如，提取一家媒体新闻报道的内容，然后尽可能多地调研该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这种方法，你也可以看到差距。但是，这样的话对于个体层面的解释性就缺失了。也许用这种策略，你可以用平行设计的方法获得两方（新闻内容和新闻从业者）的代表性样本，然后进行比较。但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对造成差距的个体层面的影响很感兴趣。
　　▲：所以我们不得不牺牲一点代表性。
　　●：对。这是在样本的代表性和更好地衡量造成角色认知和角色表现差距的影响因素之间的权衡。
　　▲：所以整体的设计是先获得新闻内容的代表性样本，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去调研负责该新闻的记者。
　　●：是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角色的表现层面，即内容的层面，保证所选取的样本能够代表我们所研究的相应的媒介系统。然后，我们再去搞清楚这些内容和记者的角色认知之间的差距。
　　▲：对这一研究设计，你听到一些什么样的评价？有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我听到的大多数是积极的评价，像“很具创新性”、“有趣”或“一种聪明的研究方式”。但是也有一两个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通过新闻内容来衡量记者角色是不行的”。
　　▲：你认为这是个问题吗？
　　●：不是，因为我们认为用新闻内容来衡量角色是完全可能的。这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角色”这一概念，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可能是更关注抽象层面的“角色”。
　　▲：是的，观念层面的“角色”。
　　●：但即使你问记者们，问他们在做什么和他们觉得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一般都不会用特别抽象的词句来回答，他们会和你说他们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别具体的、实际的事情。所以同样地，我们可以把记者角色转化为非常具体的、实际的指标，用以衡量他们生产出的新闻内容。如果你不去想那些很抽象的、理念化的“角色”，而把它转化成为日常工作的实践进行衡量，这个过程就不会很困难。
　　▲：是的。实际上，记者的日常工作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
　　●：没错。假如你对记者做些深度访谈或者焦点小组访谈，你问一个开放式问题：“作为一位记者，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角色？”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说出像“我们是独立的观察者”，或者“我们是看门狗”这样的回答，他们不会这么说话，他们会以一种更实际的方式来回答，比如，他们会说：“我觉得保持批判性很重要”或“要在社会事件中发声”，甚至是更具操作性的回答，如“要使用不同的信源”等等，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因为这才是他们每天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怀疑，觉得不可能从内容来衡量记者角色。但后来看到你发来的三十多页的文本编码表，发现这是可以实现的。请你说说这个文本编码表是怎么做出来的？似乎之前没有什么人尝试过用内容来测量记者角色的这条路子。
　　●：其实已经有一些学者尝试过，像Tim Vos的团队，⑧但他们可能没有制订这样的编码表，我们做出来的编码表可能是最深入最完整的。
　　▲：Tim Vos的团队加入了这个编码表的设计？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帮助。一开始我是自己做的，然后我与Lea Hellmueller⑨取得了联系。她帮了我很大忙，Tim Vos，Arjen Van Dalen⑩等人也一直在做类似的研究，也贡献了他们的点子。我用了两年时间制订这个编码本，工作量特别大。我在写一篇关于角色概念的文章时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当我意识到这个领域几乎没有类似研究的时候，觉得挑战很大。当我试图制订研究计划时，我去了ICA之类的会议，每到一个会议，我都去问认识的学者朋友，比如“我知道你是研究调查性报道的专家，你能告诉我‘调查报道’在实践层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们都沉默了，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没办法说啊”。然后我去找报纸编辑，我说：“我们来谈谈以公民需求为导向的新闻。这在你的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你能说说见解吗？”我也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回答。
　　▲：所以你也和很多一线的记者编辑交谈，让他们贡献点子。
　　●：是的，我做了很多访谈和焦点小组，去了全国（智利）各地的新闻学院，还去了不少国家。我和我遇到的任何人都聊这个话题。我想要了解这些概念在实际中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的难题，也同样让他们为难——他们没办法将这个概念在新闻实践中进行操作化定义。于是我又转回到文献，去看一些教科书之类的文献，比如新闻手册，试图找到在谈论特定实践时候都会出现的、与特定新闻类型或者新闻角色相关的关键字。光是阅读和记笔记就花了我一年的时间。然后，当我拿到了需要的信息和对于这些概念和实践的具体想法之后，我又回到了新闻编辑室，再一次通过访谈记者来确认。
　　▲：所以基本上你花了两年时间来完善测量内容的编码表。
　　●：是的。这个编码表很长，有很多指标。但我也知道我们肯定漏了一些，所以我们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完善它。肯定有一些特定指标可以继续加到里面去，它还不完美。
　　▲：你是什么时候觉得有足够的信心能把它用到真正的研究中去？
　　●：在我们测试了它之后。我们在智利和美国先测试了这个研究设计。我们先用这个编码表对新闻内容进行编码，再分析得到数据，随后进行了因子分析，测试我们所划定的记者角色的维度是否存在。而我们的测试结果表明，那些维度确实存在，这个模型是很有效的。
　　▲：在进一步推广到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之前，我想一路走过来一定有不少修正吧？
　　●：对。我们做了很多修订。我们排除了一些指标，改变了一些指标、措辞、定义等，比如，让这个模型能够用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新闻从业者，我们排除了一些具有很强文化特性的指标，因为很难根据它们去对比不同国家的新闻。
　　
国际合作的构想与推进
　　▲：JRP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有30多个国家加入其中了，像这样的国际合作学术项目，一方面对学界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又很有挑战性。你似乎很早就已经计划把这个研究做在一个非常国际化的语境下，而不仅局限于智利和美国。你做国际比较研究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对这个问题我有好几个答案。在个人层面，我觉得智利空间有限，一直想在国外寻找一些合作伙伴，所以我特别喜欢和国际同行合作。这对我来说一直都很有好处，也许是因为我曾在海外留学。但另外，我也认为你要对未来有想法。一般来说，在学术界的任何领域，只要你想解释整个事情，就要考虑所有的层面。我觉得对于当今的学术来说，只要你想要去解释，你就要去做跨国研究，这很重要。其实当你把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国家做对比的时候，你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但是，做跨国研究比较难的地方在于资源的获得，比如如何获得做此类研究的资金，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获得研究拨款都是很困难的。
　　▲：资金是一回事，但人脉又是另一回事。你自己在拉丁美洲，你很熟悉美洲和欧洲，但你的这个研究也需要亚洲、非洲和很多其他地方的学者，你是怎样组织起一个国际的团队的？
　　●：当你开始想要做这样一个国际项目的时候，你总会听说有人在另一片大陆和你在研究相同的东西。举个例子，当时我马上想到了西班牙，因为我在那里留学过，我研究过Hallin & Mancini的媒介系统，[11]所以我又想到了德国、丹麦和爱尔兰。这样就有四个国家可以研究了。我和那边的人共事过，所以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同意加入了。非洲很棘手，因为那边做系统化研究的人不多。另外，我与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合作过，在亚洲我知道你，还有科林·斯巴克斯教授，[12]以及一些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优秀学者。所以我想，可以开始了。后来，当我们开始去向ICA [13]和IAMCR [14]那些会议报告我们的研究主张和初步发现时，也有一些学者主动表达他们的兴趣。这样，慢慢地项目的团队就越来越大了。
　　▲：这些国际学术会议对发展研究团队非常重要。
　　●：当然。对我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些会议上，你基本上能见到跟你做同样研究的所有人。
　　▲：团队协调上的难度大吗？
　　●：要协调这么大一个团队真的很花精力。你能想象在修订研究量表的时候，前前后后要和不同时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几十个人讨论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距离，一切问题都很难当面谈，都要通过邮件反复沟通，最后终于达成一致。
　　▲：这个项目的团队涉及到多少种语言？
　　●：没数过，大概有9~10个语种。
　　▲：而每个国家最后都要根据自己的文化特征将编码表和问卷翻译成自己国家的主流语言，同时又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是的。你说得对，听上去的确有点雄心勃勃。这个项目看上去很激动人心，但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开始之前真的要三思而后行。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项目，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因为它是理论导向的，我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我们有一个好的出发点。而且这个项目是可以不断继续做下去的。你可以继续修正、把它运用到不同的媒体平台和社会情境来获得不同的结果，这样的项目能够诞生很多可能性，不仅为学者，也为未来的研究生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那边就有很多研究生参与这个项目，并据此完成相关的毕业论文。我喜欢这种对他人有所帮助的感觉，而且就我而言，这让我变得更善于社交，让我更紧密地成为了像ICA或IAMCR这些社区的一分子。
　　▲：但是你也提到，在这个国际合作的过程中还是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毕竟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学术标准，不同的研究伦理，不同的文化。
　　●：没错。我知道和所有国际项目一样，我们也面临一些相似的问题。比如有人会编假数据，或者给你发未完成的数据，有的国家碰到政策的限制，有些时候这是难以控制的。但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只能舍弃一些。
　　▲：现在总共31个国家里面还有25个以上在这个项目里。
　　●：对，整个非洲都做不成，欧洲也流失很多。像丹麦，聘请编码员的费用特别昂贵，所以丹麦就没法完成了。此外，我们在澳大利亚也遇到一个问题，他们聘编码员没问题，但是编码过程没控制好，结果不可靠，最后一检查，发现所有的步骤都做得很糟糕。
　　▲：是的，有如此多的流程需要控制，你需要从你的层面，控制整个团队、全球的研究人员，然后在每一个国家依靠当地的研究人员控制编码和问卷的过程。
　　●：在这样的国际项目中，你要先确保当地研究人员是可靠的，才能把研究推进到下一阶段。
　　▲：这很重要，我知道。比如我和科林·斯巴克斯教授做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部分，我们花了半年时间训练编码员，经过了好几轮的编码者信度测试，这个过程我们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但即便如此，研究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不可测因素，要一个个去解决，真的是要尽全力，才能控制好这些过程，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是的，的确很费力气。这个过程中我还经常到像阿根廷这些离智利近的国家去帮助他们，我去和他们一起做了两次培训，还用视频通话和西班牙那边做了一些培训，用了各种办法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
　　
记者新闻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有哪些研究发现？
　　●：我们还在收集所有国家的数据，所以现在还没有最终的结果。目前只有一些地区的结果。从所有国家看来，符合我们一开始对于记者角色的理论化假设。首先，不同的记者角色不是相互排斥的，一则新闻可能表现出几种不同的记者角色。其次，我们还发现，无论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媒体之间，记者角色的表现是有差异的，显著性程度取决于媒体类型和新闻条线。还有，从已经完成了编码和问卷调查的那些国家来看，我们发现记者的新闻理想和他们的新闻实践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这是总体的结果。如果就记者角色之间来比较，在目前已经完成材料收集的国家里，可以看到有的角色表现差异比较大，而有的就相对较小。比如在拉丁美洲，在更传统的媒介角色上，如“看门狗”记者角色，表现出来的理想与实践的差距更大。
　　▲：那么差距最小的是哪些类型的记者角色呢？
　　●：普遍来说，是娱闻模式的记者。
　　▲：那么也就是说，从事娱乐新闻报道的记者在实践中可能会感到比较少的矛盾感和分裂感？
　　●：娱闻模式的记者角色可能出现在任何条线中，也许是娱乐条线的记者，也许是政治条线的记者，都有可能，我们说的只是报道中体现出来娱闻模式的记者角色，没说那些记者就属于娱乐的条线。
　　▲：我知道。但为什么呢？
　　●：这也就是我想要搞清楚的一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他们压力没有这么大，如果你去研究那些更接近娱乐、娱闻或者服务导向的报道者，你会发现他们感受到的理想和实践的差距并不大。差距最大的还是在“看门狗”模式和“公民”模式。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那些倾向于做看门狗新闻的记者，可能在学校里接受的就是比较理想化的新闻教育，其次是他们的同行，周围的社群文化也告诉他们说“记者就是要做社会的看门狗”，但在现实中，批判的新闻通常不受欢迎，媒体机构也认为这些新闻会带来麻烦，当然还有政策的原因，就这样，来自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压力导致了他们理想和实践中的巨大差异。
　　●：对，还有一种解释是，作为媒体从业者，重视其“看门狗”的角色，这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他们一般很愿意表现出对做“看门狗”新闻的积极性，但这种思想上的积极性不代表执行上的效果，所以就导致了这么大的差距。我做记者的时候心里也很清楚，在我们国家，“看门狗”这样的记者角色是很难做的。
　　▲：那是不是说“看门狗”的角色对我们的记者来说太理想化了？
　　●：不。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在这些角色上理想与实践的差距会如此之大，并不是要对新闻业应该怎么做提出建议，“看门狗”的角色对社会无疑是重要的，但艰难也是事实。
　　
从新闻界到学术界
　　▲：说说你的个人经历，你提到你以前当过记者，你在新闻业做了多久？这方面的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我当了四年全职记者，在读博士之前，当时主要做的是政治和宗教新闻，在圣地亚哥的一家报纸。
　　▲：当记者是什么感觉？
　　●：我很喜欢当记者，如果不是要去留学，我还想接着当记者、做新闻。但后来我还是选择像我父亲一样，去出国留学，进入学术界。我觉得作为一名学者，有做过记者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对于新闻学的学者来说，常常会听见的一种批评是“你教这个，但你自己都没有做过”。所以对我来说，当过记者是件好事。虽然只有几年，但它也很有意义，好过没有。在我的教学中，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来讲课，这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对我的研究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于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来说，这种割裂是很不幸的。这种割裂哪里都有，中国肯定也是这样。学界觉得怎样，业界就觉得学界完全是搞糊涂了，他们没办法给彼此有用的信息。
　　▲：中国的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也有过这样的辩论。记者会批评学界，说他们太天真，不切实际，没有真正理解和关心记者身上发生了什么，记者在挣扎什么。
　　●：对，都一样的。所以我说做过实务对于做研究来说特别重要。就拿这个研究来说，这种经验会让你更容易和记者编辑搭上话。我一直想要把这种学界和业界的割裂给补上，但我也知道这很困难，因为在学术界有一些标准，导致我们做的东西可能常常是空中楼阁，不切实际。我觉得我们做的这种研究项目就可以让一些一线的记者的声音被纳入进来，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
　　▲：你觉得可以怎样做？
　　●：可以做一些研讨会、报告会，把我们的结果拿给他们看。我曾经做过这类试验，很成功，这很有趣。他们对我说，“你把我的日常工作用非常学术的术语表达了出来，不过你说得对”，“我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说这个事情，但是你讲的听起来合乎逻辑，很有道理”。他们也能理解，即便他们会说：“我从没用过这样的方式来反思我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在教学上，也能帮到学生。在智利的试验研究中，和我合作过的编码员（学生）说，他们从编码表中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给媒体写新闻报道的技巧，这是一种系统化的、不能在学校课堂里面学到的技巧，这很棒，因为他们学到了他们能够应用的知识。■
　　
①Journalistic Role Performance around the Globe可参考网址：http://www.journalisticperformance.org/
②Wolfgang Donsbach教授生前是德国德累斯顿大学传播系主任，曾担任国际传传播研究学会（ICA）会长，也是JRP研究项目的德国负责人，不幸于2015年7月26日不幸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65岁。
③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David Weaver教授。
④德国慕尼黑大学的Thomas Hanitzsch教授。
⑤Johnstone, J. W.C.E. J. Slawski& W. W. Bowman (1976) The News People: A Sociological Portrait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Their Work.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⑥WeaverD. H.& WilhoitG. C. (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Bloomington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⑦WeaverD. H.& WilhoitG. C. (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1990s: U.S. News People at the End of an Era.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⑧WeaverD. H.& WillnatL. (2012) (eds.) The Global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⑨WeaverD. H.& Wu, W. (1998) (eds.) The Global Journalist: News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⑩Tim Vos为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副教授，https://journalism.missouri.edu/staff/tim-p-vos/ 。
[11]Lea Hellmueller 为美国得克萨斯科技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https://www.depts.ttu.edu/comc/faculty/faculty/lhellmueller.php 。
[12]Arjen Van Dalen为南丹麦大学新闻研究中心副教授，http://findresearcher.sdu.dk:8080/portal/da/person/avd 。
[13]参考：HallinD.and ManciniP. (2004)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Colin Sparks教授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
[15]ICA为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缩写。
[16]IAMCR为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学会年会）缩写。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感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2级本科生李昱崴对本访谈的录音进行整理和初步翻译。本文为广州市大数据与公共传播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