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
　　【本文提要】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政治性应用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考察了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影响、社交媒体在大选中的应用研究、在日常政务中的使用研究以及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力研究等。
　　【关键词】政府 社交媒体 政务微博 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国外学者很早就对政党与网络媒体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在理论界，“把互联网用于政治目的的作用已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中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审视”。①从现今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国外“早期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各种日常使用服务”，②如Web 2.0下的社交媒体研究、信息伦理研究、社交媒体在线行为的预测、社交媒体与社会变革研究、社交媒体政治应用研究、社交媒体在灾难中的预警研究、电子口碑研究，以及社交媒体在商业、高等教育、健康、游戏娱乐等方面的应用研究。文本分析、数据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主题建模等是国外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路径与方法。社交媒体在西方主要用于人际交往和公共关系的营造，因而，社交媒体的个人表达功能研究、社交媒体的社会功能研究、社交媒体舆论生成研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研究等成为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而探讨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政治性应用的直接研究成果却相对较少。相关的研究多散见于传媒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著述或期刊文章之中，主要涉及到社交媒体对社会个体权利、社会参与、政治竞选、政治运动、社会舆情掌控等层面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对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
　　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政治现实的反映和符号化，包含了政治说服、政治修辞和政治沟通几个方面的内容。Twitter等新媒体技术的进步赋予了公民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言论自由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对政治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政治传播提出了一项新课题。国外学者立足政治传播视域，研究了Twitter等网络社交新媒体对民主和政治参与带来的相关影响。事实上，“民主是新媒体技术和政治方面的国际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③有关数字媒体是否能加强民主和增加政治参与、话语权如何掌握在民主的手中等相关的讨论自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使用时就开始了，迄今已有很多成果问世。如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所著的《媒体与民主》，加拿大学者哈克特( R. Hackett )、赵月枝所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等，均涉及新媒体与公民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转移到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来。有西方学者指出：“由于政党和他们的代表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的互动功能，以及使他们的沟通更加个性化，这会增加公众之间的政治参与，也将最终促进民主。” ④美国学者Stieglitz, S.等人认为：“Twitter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政治参与潜力。因为Twitter具有转发这一强大的信息扩散机制，不仅是传播信息的理想平台，也是政治观点和想法不断得到公众认同和加强的平台。” ⑤美国学者乔斯·马里卡（José Marichal）在《Facebook民主》一书中，除就Facebook的特征和社交功能进行论述之外，还论述了其在技术革命、政治交往、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动员、政治时代的个人权利与隐私等方面带来的深入影响。尤其重点论述了Facebook对政治、民主进程和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认为Facebook深深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动员、深思熟虑、态度形成。⑥甚至有学者指出，当今美国的民主制度需要很多变化或“完整的检修”，70%的美国人对其缺乏信心，而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有利于公众重拾对政府的信心和希望。⑦荷兰学者Maurice 在研究了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荷兰政党和网络受众在对Twitter使用的情况后认为：“如今，在社会公众对政治日渐失去兴趣的时候，Twitter的问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家和网民的互动，为公众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空间，也缩短了公众与政治间的距离。” ⑧此外，还有很多研究者认为，社交媒体可以为个人提供情感、金钱、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支持，用来反对那些独裁的领导人和独裁政权，可以促进民主的进程；它们可以将传播权力从精英阶层和权力机构转移到普通公众，改变文化权力的平衡。通过社交媒体，普通公众可以制造“新闻”内容，向公众传播和放大他们的声音。
　　当然，通过社交媒体是否能够很好地实现政治参与和发展民主，也有很多学者持相对谨慎的态度。如Delia Dumitrica指出：“当技术被视为民主困境的解决方案时，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因引诱而离开对民主决策机制本质的批判性的质疑，这让我们无法认识到由于参政能力上的结构性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让我们没有能力处理民主进程中的冲突性问题（有时是不可调和的）。” ⑨Dhiraj Murthy认为，Twitter等社交媒体并非“我们时代的命运”，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享有民主的权力，而且Twitter也只是给了用户在Twitter上选择信息的自由，并没有改变以精英为中心的统治广播传播权的局面。⑩Paolo Mancini指出：“多元民主模式可以从新媒体中获得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因为日益增加的复杂性而有崩溃的危险。” [11]也有学者指出，Twitter等社交媒体是“民主的威胁”，“因为它鼓励自发性和无知的决定”。George Robert Boynton等认为，由于虚假账号和用户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政治组织活动、公共领域的构建，以及政治参与的实现。[12]
　　
二、社交媒体在大选中的应用研究
　　选举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在一些国家，政治竞选与公众投票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和兴趣点。这主要是因为，Twitter等新媒体技术给西方国家政治上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候选人的竞选方式，促进了选民对政治的了解和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如今，“技术经常被看作是促进选举竞技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3]在西方政界，如果谁不迅速从电视政客转变成为网络政治家，肯定就会被选民抛弃，故有“技术+政治=成功”这一说法。
　　一些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社交媒体运用于政治选举中的功能，看到了其具有左右舆论走向、改变政治媒体生态的潜力。他们认为社交媒体使得信息发布实现“民主化”，能够传递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不能报道的新闻，或者能够将某一事件提前曝光于公众视线，使公众随时了解全国舆论热点。此外，社交媒体还能用来征集选票、宣传竞选人的政治主张、促进政客与选民的沟通等，从而助候选人以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国外学者分析的重点内容。
　　如Budak在《脸谱、推特和巴拉克·奥巴马：新媒体和2008总统选举》一文中，以2008年奥巴马参与总统竞选为例子，分析了推特等社交媒体在政治选举中的作用。他认为此次竞选可称为“推特选举”，是推特等新媒体的一次胜利。文章专门分析了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参与政治进程、政治传播和政治选举中的优势，如无壁垒、成本低廉、便捷等。但文章也对过于扩大社交媒体在政治竞选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4]Linh Dang-Xuan和Stefan Stieglitz在《竞选期间情感在推特政治沟通中的影响与作用的调查》一文中，也论述了推特在竞选期间的政治沟通中所起到的作用，探讨了公众的个性、政治人物的评价等因素在对其使用微博时带来的相关影响。[15]它表明研究者已开始从心理角度、社会角度来分析社交媒体的政治作用。
　　此外，还有很多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和选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如荷兰学者Todd Graham等人在《政治消息的传播与选民互动》一文中探讨了英国保守党、工党和自由民主党对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文章指出，政治大选中采用动员、帮助、咨询与选民沟通的政治家能够更好地维持和公众之间的紧密关系。[16]另一荷兰学者Sanne Kruikemeier在《政治候选人如何使用Twitter及其影响》一文更是直接论述了社交媒体在政治竞选中的互动功能及其积极影响，并明确指出，在竞选中，使用社交媒体参与竞选的候选人不仅能展现个性化，而且能够实现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因此，能够获得比那些没有使用网络的候选人更多的支持和选票。[17]对于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政治大选中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美国学者Rachel Reis Mour`o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在201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 Twitter上的对话只限于少数精英记者和政治家。[18]甚至有学者指出：“时尚的光泽掩盖了这样的事实：推特是高度分层的。” [19]还有学者从选举的动机和效果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戈尔贝克等人，研究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活动，发现他们对Twitter使用的主要目的是推销自己，而不是公共利益。”“选举结果和政治家的初始或最终的追随者之间没有关系，和他们的增长率也没有关系。” [20]
　　
三、社交媒体在各国日常政务中的使用研究
　　自2006年Twitter问世以来，其不仅为广大用户提供了交流服务平台，也广泛地吸引了各国相当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在上面“落户”。社交媒体在各国政党和政府中被广泛用于发布政策信息、设置政治议题、与公众交流、公共外交、防范公共危机等方面。
　　国外学者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以描述性论文居多，多为作者自身的观点阐述以及对各国的案例介绍和评论，并且侧重从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各国政党、政府机构与政客们对微博等社交媒体的运用。如美国学者F. Dianne Lux Wigand在《Twitter与Twitter转发：Twitter让美国政府插上翅膀》一文中，在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传播学理论，探讨了美国各级政府和公众使用Twitter的原因和使用情况。此外，他还就政府使用Twitter面临的挑战，如Twitter内容控制和立法情况进行了探讨。[21]有的学者对政府使用Twitter的传播模式、议程设置、新闻报道策划进行研究；还有的学者研究官员微博，涉及其传播资讯、分享信息、自我宣传等功能以及官员信誉度等问题。如，针对韩国各大政党通过社交媒体寻求数百万青年网民支持这一现象，韩国学者Sungwook Hwang在研究官员Twitter后指出，官员在使用Twitter中的表现会成为韩国年轻人用来观察和评价政治领导人诚信度的重要依据。[22]还有的韩国学者研究了本国的官员微博在宣传政策、联系选民、拉近官民关系、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赢得政治竞选等方面的作用。以色列学者Noa Aharony还通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英国首相卡梅伦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三人推特使用情况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三人中奥巴马的Twitter使用最为频繁，但这三位政治领导人都十分注重运用Twitter的推广和透明功能来宣传和推销自己。[23]另外，还有的学者研究了以Twitter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控制和主导公共舆论、政治议题的形成、政治议程设置方法和政治议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等方面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John H.Parmelee和Shannon L.Bichard所著的《政治与推特革命》一书，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全面考察Twitter如何在政治上影响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分析了Twitter在当今美国政治传播中的角色地位，对Twitter政治进行了全面审视和介绍。在书中，作者在调查研究、内容分析、框架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Twitter这种社交新媒体的力量和重要性，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对政客使用Twitter不当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对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如何有效地使用微博进行了介绍。作者认为，成功的政治家能利用Twitter表达意见、传递信息、解释政治主张，通过互动展示个性，吸引观众并使自己的形象更加丰满。[24]加拿大学者Small Tamara A.在《140 字里的加拿大政治：Twitter的政党政治》一文中探讨了加拿大国内政党对Twitter的使用情况。文章指出，尽管许多加拿大政客们使用Twitter，但其主要用途是用来播放官方信息，并没有发挥其在互动及电子民主等方面的功能。[25]针对Twitter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Rachel Reis Mour`o指出：“有经验的记者和政治战略家应共同关注推特可能导致浅层报告、群体思维和自我内卷化。” [26]
　　
四、社交媒体政治运动影响力研究
　　政治运动又称社会运动，贯穿于历史进程之中，它可以是执政当局体制内改变政治体制的行为，也可以是民众或社会团体在体制外表达某种社会变革的诉求。作为新媒体，社交媒体的一大功能是政治家们向追随者进行宣传、鼓动和号召；另一功能就是让观点迅速扩散，引发政治运动和政治变革。因此，社交媒体既是社会信息扩散的平台，也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平台。美国互联网观察者克莱·舍基指出，新技术使得“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27]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网站被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用于政治组织活动之中，因此关于传播技术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近几年来，在“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具有全球影响的社会运动发生之后，很多国外学者开始注意到社交媒体在这些运动背后所扮演的角色，并从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出发，运用案例研究等方法来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Aaron S Veenstra等认为，Twitter等社交媒体是社会动员和政治变革的支持力量和重要平台，是社会运动理想的信息提供商，“对社会运动的成功或失败有着重要的影响”。[28]正是Twitter等数字化媒体，提高了公众的思想认识和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促使个体和地方群体的诉求和不满变成社会集体的意识和集体的行动，使政府封锁不利消息、抑制有关抗议活动变得更加困难，导致了北非和中东一些国家政治变革的发生。如学者Lim、Merlyna通过对2010年突尼斯运动的分析，认为社交媒体推动社会运动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能够打破区域和阶级的限制，将那些运动积极分子有效地连接起来。而这样的连接和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第一，可以把一个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地方性的可视事件放大；第二，通过定向关注某个意见领袖来达到整个人口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共鸣；第三，通过激活各类媒体的连接功能来促进各类人群达成集体行动。[29]对此，Rajesh Kumar和Devam Thapa持相似的观点，他们指出Twitter等社交媒体促成集体行动的四种方式：（1）使得那些不满的公众在公开的行动中变得更容易协调；（2）通过创建信息瀑布来强化抗议者对成功的可能性的认识；（3）使得执政政权大幅度增加镇压成本；（4）通过信息区域性和全球性扩散来增加公开性。[30]此外，亚历山大·塞格贝里也认为，2009年的“推特革命”激活了社交媒体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她凸显了二者关系中的三个明显特征：一是Twitter信息流彰显了示威生态中的交互网络机制；二是Twitter信息流渗入到不同类型的把关进程中；三是Twitter信息流适应了社会运动生态的动态变化。[31]与其他学者不太相同的是，该研究者注重从信息流形成的角度来探讨Twitter与社会运动形成的关系。
　　当然，国外一些学者对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中的负面问题也进行了关注，Lindsay Ems甚至认为，“Twitter是激起社会骚乱的力量，而非重要的社会工具”。[32]正如学者Aday 所指出的那样，“在研究新媒体在民主化和社会变化中的作用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观点，既要看到新媒体的正面影响，还要看到其负面的影响”。[33]对于新媒体的负面作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东媒体专家Marc Lynch指出，2010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骚乱向世人展示了新媒体对专制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他认为Twitter等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个人能力、集体行动能力和组织的能力，能够实现信息的世界性传播和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但同时这些因媒体而聚集在一起的组织，因缺少党派式的精英人物，无法有效地约束和加强自身的组织，而且这些作为政治工具的新媒体的最大的弱点是在政权更替之后很难就民主的转型达成一致，以及有效地处理新出现的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34]格拉德威尔 ( Gladwell) 等人也认为，由于媒体活动去中心化和弱关系的特点，很难真正产生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35]
　　
五、简要评论
　　通过对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社交媒体的政治性应用的研究成果的分析，我们能看到：随着社交媒体的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电子媒介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逃避压抑性的、‘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政治潜在方式。” [36]人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理念结成各种网络共同体，反对科层化、集权化的政治体制，追求个人平等、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为了不被现代化的潮流所淘汰，国外一些政党审时度势地把如何利用和处理好同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关系当成重要的课题加强研究和破解。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西方相关传播理论的时候，一方面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关注西方相关理论研究和应用的最新变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中西方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传统和社会语境，不能用他们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而应该从本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实践出发，从对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建构出发，考察社交媒体传播与社会之间的融合性和嵌入性的影响关系。■
　　
注释：
①Anders Olof Larsson“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Social media practices by Swedish municipali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28(6)pp. 681-695.
②[13]Anders Olof Larsson and Hallvard Moe“Studying political microblogging: Twitter users in the 2010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 New Media & Society201114(5)pp.729-747.
③Bo Nilsson and Eric Carlsson, “Swedish politicians and new media: Democracyidentity and populism in adigital discourse” New Media & Society2014Vol. 16(4)pp. 655-671.
④SanneKruikemeierGuda van Noort“Getting closer: The effects of personalized and interactive onlin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28(1)pp.53-66.
⑤Stieglitz, S.Linh Dang-Xua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through Microblogg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entiment in Twitter Messages and Retweer Behavior,” System Science (HICSS)2012 45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2 IEEE, pp. 3550-3509.
⑥José Marichal, Facebook democracyAshgate Pub2012.
⑦Thomas J. Johnson and Barbara K. Kaye, “Site Effects: How Reliance on Social Media Influences Confidence in the Government and News Media”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14pp. 1-18.
⑧Maurice VergeerLiesbethHermans“Is voter only a tweet away: micro-blogging activities 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fo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of 2009 in the Netherlands” http:// opensiuc. lib. siu. edu/ pnconfs_2010/13/.
⑨Delia Dumitrica“Imagining engagement: Youthsocial mediaand electoral processes” New Media Technologies, 2014pp.1-19.
⑩Dhiraj Murthy,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Media: Theorizing Twitter” Sociology201246(6)pp. 1059-1073.
[11]Paolo Mancini“Media FragmentationParty System, and Democrac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1318(1)pp. 43-60.
[12]George Robert BoyntonAndrew Bates“The Reach of Politics via Twitter—Can That Be Real?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Vol. 03(3)pp. 91-97.
[14]Budak, “FacebookTwitter and Barack Obama: New media and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ource: Masters Abstracts International2010Vol. 48(4)p. 2043.
[15]Linh Dang-XuanStefan Stieglitz“An investigation of influentials and the role of sentiment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n Twitter during election period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3Vol. 16(5)pp. 795-825.
[16]Todd Graham, “Between broadcasting political messages and interacting with voter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3Vol.16 (5)pp. 692-716.
[17]SanneKruikemeier“How political candidates use Twitter and the impact on vot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4Vol. (34)pp. 131-139.
[18]Rachel Reis Mour`o, “The boys on the timeline: Political journalists' use of Twitter for building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ournalism, 2014pp. 1-17.
[19]Dhiraj Murthy, “Twitter: Microphone for the masses?” MediaCulture & Society201133(5)pp.779-789.
[20]Cristian Vaccari and Augusto Valeriani“Follow the leader! Direct and indirect flow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uring the 2013 Italian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New Media Society20157(17)pp. 1025-1042.
[21]F. Dianne Lux Wigand, “Tweets and retweets: Twitter takes wing i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olity, 2011Vol. 16(3)pp. 215-224.
[22]Sungwook Hwang“The Effect of Twitter Use on Politicians’ Credibi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ians”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13Vol. 25(3)pp. 246-258.
[23]NoaAharony“Twitter use by three political leader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2012Vol. 36(4)pp. 587-603.
[24]John H.ParmeleeShannon L.Bichard, Political leadership---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United States, Md: Lanham, 2012.
[25]Small, Tamara A.“Canadian Politics in 140 Characters: Party Politics in the Twitterverse,” Canadian Parliamentary Review, Vol. 33No. 32012.
[26]Rachel Reis Mour`o, “The boys on the timeline: Political journalists' use of Twitter for building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ournalism, 2014pp. 1-17.
[27][美]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人人时代》第14～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8]Aaron S Veenstra, Narayanan Iyer, Chang Sup Park and FawazAlajmi“Twitter as ‘a journalistic substitute’? Examining #wiunion tweeters' behavior and self-perception” Journalism, 2014pp. 1-18.
[29]Lim, Merlyna“Framing Bouazizi: ‘White Lies’Hybrid Networkand Collective/connective Action in the 2010-11 Tunisian Uprising,” Journalism, 2013Vol. 14No. 7pp. 921-941.
[30]Rajesh Kumar and DevamThapa, “Social media as a catalyst for civil society movements in India: A study inDehradun city,” New Media & Society2014pp. 1-18.
[31]Alexandra Segerberg& W. Lance Bennett ,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114(3)pp. 197-215.
[32]Lindsay Ems“Twitter's place in the tussle: how old power struggles play out on a new stage” 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4Vol. 36(5)pp. 720-731.
[33]Aday“Blogs and Bullets: New Media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U.S. Institute of Peace2010http://journalistsresource.org/studies/society/internet/research-arab-spring-internet-key-studies#sthash.rT8FvGu2.dpuf.
[34]Marc LynchAfter Egypt:“The Limits and Promise of Online Challenges to the Authoritarian Arab, ”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11Vol. 9No. 2pp. 301-310.
[35]GladwellM.“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The New Yorker, 2010.
[36][美]赫伯特·席勒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陈文胜/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博问政’与党的建设创新研究”（12CDJ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