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雪　李莉编译
　　自从博客和公民记者成为美国媒介环境中的常客，他们就发现自己与传统媒体记者之间存在冲突。应该说，这场冲突是由博客挑起的，从一开始他们就拉开了对抗主流媒体的架势，在他们看来，那些主流媒体正在败坏美国的政治。然而，公民记者和博客在网上发布新闻并吸引了大量眼球之际，传统纸媒记者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他们不但缺乏专业性和道德底线，而且过于依赖被他们所指责的主流媒体。在2013年的一次调查中，有51%的记者认为公民新闻并不是真正的新闻。
　　诸如此类的冲突在新闻界不算什么新鲜事。纵观新闻业的历史，任何意义重大的新兴媒体的出现，都会导致保守者和新风格实践者之间的冲突。
　　但是，竞争并不是记者们互动的唯一方式。各种媒介组织在新闻采访和新闻生产活动中的合作由来已久。比如媒体依靠通讯社的新闻稿来补充自己的报道，甚至照搬通讯社稿件。正如迈克尔·舒德森在《发现新闻》一书中所说，新闻业的制度似乎天然就需要大量的合作。即使处于竞争之中，记者们也总是彼此需要，合作是新闻业非常重要的标志。
　　数字环境似乎同时为竞争与合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新机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推特（Twitter）已经成为记者获得荣誉和声望的平台：它既独立于现存组织，又为新闻采访与生产提供便利。记者们在推特上实时发布报道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这样一个新的职业环境中，传统媒体记者和新兴数字媒体记者之间的分歧似乎依然存在。研究发现，数字媒体记者会同时关注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报道内容，而那些来自传统新闻机构的记者往往则会将他们的关注点局限在其他传统媒体报道上面。在推特上，这样的模式仍会继续吗？如果传统记者和数字记者之间的强大联系是有目共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推特有助于降低职业门槛，并能够使传统记者坦然面对待网络同行的工作合法性。但是，如果这种联系不那么明显的话，则意味着两类记者之间在声望和意识方面的差异会持续存在，即使这种影响信息自由流动的藩篱正在减少。
　　
一、记者合作传统与部落主义
　　记者的公众形象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特别是在电影中看到的更是如此，可事实却相反，他们更需要合作。虽然，为了获得独家新闻或得到对手错过的报道细节，在截稿日期之前记者们一般都会毫不留情、来势汹汹地进行竞争。但是，不同机构的新闻工作者历来都会共享信息，甚至共同致力于同一个新闻报道。在一个特定的新闻机构中，尤其是处于合作环境的编辑部，记者们都欣然接受任务和资源共享的观念。
　　但他们也接受了持续至今的部落主义——他们更加倾向于与同类媒体同行联盟（纸媒与纸媒，广电媒体和广电媒体记者，以及当下的数字媒体和数字媒体记者）。即使在同一媒体中，为不同受众撰稿的记者也通常只在自己的圈子里开展合作。
　　盖伊·塔奇曼在她经典的编辑部研究中，描述了记者个体，即便是来自对手媒体的，是如何信息共享的。但这一过程有些潜规则：易于获得的信息可以自由交换，而私下获取的信息却很少共享。同一时期赫伯特·甘斯的研究中也发现，记者们无论是在新闻机构的内外，都会利用彼此作为灵感的来源和判断新闻重要性的依据。
　　记者与同类职业领域同行联盟的意向，使他们形成了谨慎合作的惯例，而这个惯例一直持续到21世纪。
　　
二、科技与新闻工作
　　近年来，新闻业的最大变化之一是社交网络成为新闻采集、发布和讨论的重要平台。早期有关记者使用推特的研究表明，这一平台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新闻发布工具，以及作为一种市场营销、研究和检验事实的工具。然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记者和用户的互动方面，而不是记者行业内部的互动。
　　证据表明，一些无视新技术魅力的记者依然墨守成规，特别是那些将互联网及其交互性视为前进障碍而非改变机遇的新闻编辑部。但是，更多记者接受了新媒体的便利性。他们喜欢在推特上表达意见，参与讨论，追求公开透明，并通过关联外部新闻网站而让渡自己的把关人角色。这种从物质工业思维向虚拟的后工业思维模式的总体转变正在推动所有的新闻记者，包括那些不情愿的人，共同去接受一种参与合作式的新闻业。
　　过去的研究表明，记者参与社交媒体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媒介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拉索尔萨（Lasorsa）和他的同事声称，精英们更倾向于坚持传统的新闻工作标准，而在较小新闻机构里的普通阶层则更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把关人身份而追求新闻合作。继这一发现之后，本文旨在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的新闻机构之间是否存在网络行为的区分？
　　
三、不断变化的新闻环境
　　然而，如何界定那些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在推特持续改变新闻业的同时，技术和经济转型也正在改变新闻工作所处的媒介环境，它使“数字”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这里，我们借用吉拉德·罗坦及其同事分析2011年土耳其和埃及革命期间的推特模式的分类方法。他们区分了既通过网络形式又通过传统形式发布新闻的“主流新闻机构”和只发布在线新闻的“新媒体机构”。我们将使用这一明确的区分来锁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还有一个另外的类别，“混合型新闻机构”——基本上是数字的，但拥有很多小型的模拟电视频道。我们将任何一家在线用户（推特或网站浏览用户）超过其纸媒发行量或广播受众9倍以上的新闻机构视为此种类型。
　　鉴于这两种职业领域过去被截然分开，而且主流媒体毫无悬念地占据了优势地位，在线媒体和线下媒体领域之间的缓慢融合尤其值得关注。一项莎伦·梅拉兹（Sharon Meraz ）在2009年的研究发现，虽然博客经常链接传统媒体，但主流媒体却没有回应，主要还是主流媒体之间的相互链接。同样在2009年，一项由里斯科维克（Leskovec）、巴克斯特姆（Backstrom）和克莱因伯格（ Kleinberg）开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发现，网络新闻媒体的报道往往会迟于主流媒体的新闻发布（尽管只是稍晚）。
　　这里的主要问题看似是对机构和职业声望的考量。自网络媒体出现以来，它就比传统媒体低人一等，受人嘲弄。至于证据，我们只需看一看大众文化是如何描绘博客的就可略知一二：人们说博客是不诚实、自私自利、自我吹嘘的八卦贩子——或者在报界内部，自博客诞生以来，那些抨击固执己见的博客危险性的文章就已经成为了范本。不足为奇的是，已经遭到受众和收入减少打击的主流媒体会想方设法与那些“野蛮人”（这是Gawker网的创始人尼克·丹顿发明的讽刺性称谓）隔离开来，以保证具备优势的主流媒体仍然能够在声望上超越其在线的网络竞争者。
　　在推特上，两者之间究竟是壁垒减少、职业沟通的加强呢，还是主流媒体记者和数字媒体记者渐行渐远呢？
　　
四、推特分析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着手对来自这三种新闻机构的记者的推特使用情况进行初步分析。由于我们对不同机构的记者们之间的互动有兴趣，因此主要对转发行为进行考察。
　　我们的分析是基于对中等数量的推特所进行的人类学考察而非大数据的计算机分析。
　　在每一个新闻机构，我们确定了5位拥有最多推特追随者的政治新闻记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每一个人的50条转发进行了分析。虽然某些媒体并非政治新闻记者最受追捧，但鉴于我们当前的兴趣点在“硬新闻”上，因此还是将分析限定在政治新闻记者。
　　针对传统媒体机构，我们选择了《纽约时报》。并使用在线工具Muckrack（一个新闻从业者社交网站），选取了时报的5位记者作为研究样本，他们分别是乔纳森·马丁（Jonathan Martin）、约翰·哈伍德（John Harwood）、大卫·伦哈特（David Leonhardt）、尼古拉斯·康菲索瑞（Nicolas Confessore）以及迪克兰·沃尔什（Declan Walsh）。
　　针对新媒体，我们选择了BuzzFeed。由于Buzzfeed的政治专栏只列出了11名职员，因此我们调查了每个记者的推特账户，并确定了其中5位拥有最多追随者的记者，他们分别是安德烈·卡钦斯基（Andrew Kaczynski）、麦凯·卡宾斯（McKay Coppins）、罗茜·格雷（Rosie Gray）及约翰·斯坦顿（John Stanton）。
　　最后，针对混合型媒体组织，我们选择了“政治”。在国会会议期间，该网站会每周发行5次报纸，休会期是每周一次，并在华盛顿和曼哈顿免费发放。正因如此，其报纸发行量在2012年约4万份，同期的推特账户用户超过60万，网站访问量每月高达600万人。迈克·艾伦（Mike Allen）、布莱克·洪雪尔（Blake Hounshell），亚力克斯·伯恩斯（Alex Burns）以及迪伦·拜尔斯（Dylan Byers）的推特账户成为了我们的考察对象。
　　我们在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对每个记者推特页面进行访问，并分别加载其已有的50条推送，同时对原始内容进行存档。选择星期六是为了避免工作日里发生重大新闻产生的层叠效应，但在分析中却发现，推文样本中包含一个重大新闻事件（2013年10月末美国政府关闭），而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选择的常态意义。在推文信息下载的两周之内，我们完成了对它们的分析，以确保我们使用的实时数据有可能模拟推文的原始发布。
　　对于每一条推文，我们记录了几个特质。首先，我们复制了推文的网址。如果推文是所谓的“手动”转发（即表现为“RT＠【推文】”，而不是在末尾用“【记者】转发”来直接呈现原推文），我们就把原始推文作为分析基础，记录被推送的账户身份。包括以下六个类别之一：传统新闻机构、混合新闻机构或数字新闻机构；传统记者、混合记者或数字记者。我们区分某一记者属于何种机构类型的关键取决于记者的自我定位和认识。对于那些不在任何媒体机构里工作的人，我们将之称为“其他”。由此，《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员工被划分为传统记者，而沙龙推特账户（＠salon）就会被当作一家新媒体机构。作为研究样本的推文数量为750条。
　　
五、谁转发谁？
　　初步分析的结果既证实了我们的预期，又给我们带来了困惑。正如在过去被广泛报道的那样，传统媒体记者的在线互动主要集中在同一职业领域内的记者之间。63%的《纽约时报》记者转发的推文来自传统媒体组织和记者，只有10%是转发的数字记者和组织，而对混合型媒体和记者的转发只有8%。阅读这些传统记者的推文感觉像是在听新闻编辑部的闲聊——记者插科打诨地聊娱乐，互相恭维，并相互交流对政治事件的看法。如此看来，传统媒体的政治新闻记者毫无变化，他们主要对其他具有高威望的传统记者感兴趣。
　　然而，对数字新闻记者而言，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我们的数据中，以往数字记者主要从传统媒体那里获取新闻线索的趋势已经被颠覆。数字记者经常转发其他数字记者（45%），虽然这个比例低于传统记者相互转发比（63%），但与之前的趋势相比，仍然是表明了一种显著的改观。仍有约三分之一的BuzzFeed记者转发了传媒媒体记者推文，但只有6%转发了混合型记者。看下来，BuzzFeed记者的话题比《纽约时报》记者的更加集中，虽然仍有相当数量的题外话，而且这种随意的交谈似乎更多地是为了制造一种融入的感觉而非满足自身的需要。
　　分析发现的一种现象是：每个职业领域的记者都在不遗余力地维护自我以及其特有的一套价值观和规范。对于那些追随BuzzFeed新闻记者、通过网络获取新闻的人来说，他们会看到一个由数字新闻作为主要信息源的世界，数字记者之间彼此合作、互动和欣赏，而非野蛮的职业角逐。通过数字记者的转发所描摹的虚拟新闻编辑室汇集了各色人士，而不像《纽约时报》的政治记者独揽天下。
　　虽然传统记者主要转发其他传统媒体记者的推文，但他们最不可能转发自己单位的记者。而对数字媒体记者或数字新闻机构而言，其机构和员工转发的三分之一是自己内部员工的。如果作为一种信息生成策略，这种转发不是好事情：内部员工收到的平均转发总量为18条，而其他组织的记者收到的平均转发总量为45条。但是，如果将这种转发特征视为能够建构职业声誉和机构声望之策略的话，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混合型记者呈现了一种似乎名副其实的混合模式。与数字媒体相比，混合型记者对传统记者和组织的转发要多一些，但是比传统记者转发的要少（比例达到43%），而他们转发数字记者和组织的情况则相反（比例只有24%）。混合记者处在新旧组织机构之间，并成为沟通二者鸿沟之桥梁。他们似乎对提高自己领域的声望没有太大的兴趣。然而，混合型记者对混合型记者和组织的转发比任何其他记者都多（比例为19%），但这个比例仍然远远低于其他类型记者对自己圈子的关注度比例（传统记者的比例为63%，数字记者的比例为45%）。
　　当然，部分的原因在于可供转发的混合媒体组织相对较少。但是，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新兴媒体模式具有意义，混合型记者们的兴趣不在于打造新的东西，而旨在维护传统媒体地位的同时向数字媒体的经济优势借力。
　　
六、数字记者可能正在形成自己的关注圈
　　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作为一个职业领域的数字新闻业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之前的研究表明，数字新闻工作从内容到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要依赖于广播和印刷媒体。然而，在对数字新闻工作者推特活动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已初露头角。数字记者不再对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亦步亦趋，也不再依赖权威记者“带路”。相反，像BueeFeed已经形成自己独立专业的网络，尽管它引进了一些精心挑选的主流媒体记者，这些记者具有强大的在线业务能力。与此同时，在迎接网络记者的新浪潮中，传统记者并没有走得很远，他们主要倾向于和自己圈子的其他记者互动。虽然数字新闻无疑是创新，但就我们研究的记者而言，这些创新还主要停留在数字媒体领域。
　　能够为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之间搭建桥梁的是我们称之为混合媒体的组织。像“政治”这样装备齐全的新闻机构虽然只发行少量的报纸，但却拥有高于线下受众九倍之多的在线受众。在这种组织中工作的记者，就像一只脚在传统领域，另一只脚在数字新闻业中一样，他们对其他职业圈子的转发要远多于自己圈子的。随着更多媒体公司的进入，这个领域会成为创新之地。但是我们的发现表明——变化小于发展：尽管混合型记者大部分时间在线工作，但是他们仍然更加关注传统媒体而非数字化媒体。
　　事实上，尽管发现数字记者变得愈加独立的事实让人振奋，但我们的研究却表明，对网络新闻业其他方面的期许并未实现。有些人认为，数字新闻业不仅仅是传统新闻业的替代品，而应该是传统新闻业必须适应的一种根本性挑战。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公司已经将在线风投纳入其投资组合之中，但这些公司似乎依然在维护传统记者职业环境的封闭状态。相反，传统记者使用推特的方式与其他记者的方式相同：发表同事的报道并对其他人言及的事情发表评论。尽管新闻业的合作历史悠久，但这种合作发生在推特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至少转发上没有。
　　虽然如此，从我们研究中看到的是总体乐观的前景。新闻业的历史表明，建立任何一个独立的职业领域都非易事。如果数字新闻记者自诞生以来只用20年时间就能设法完成的话，那这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虽然那些行业先驱们无疑将会继续进行创新，但是，数字新闻业能否自食其力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骆雪　李莉/骆雪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李莉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本文原题为“WHO RETWEETS WHOM? HOW DIGITAL AND LEGACY JOURNALISTS INTERACT ON TWITTER”原载于哥伦比亚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2015年3月5日发布的Tow/knight报告，原文作者MICHAEL L. BARTHEL、RUTH MOON、WILLIAM MARI均为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Oriella, “Th New Normal for News: Have Global Media Changed Forever?” 2013www.oriellaprnetwork.com/sites/default/fies/research/Brands2Life_ODJS_v4.pdf.
②Doris Graber, “Seeing is Remembering: How Visuals Contribute to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0(3)1990134–156.
③D. L. Lasorsaet al.“Normalizing Twitter: Journalism Practice in an Emerging Communication Space” Journalism Studies13(1)201219–36.
④SharonMeraz“Is Thre an Elite Hold? Traditional Media to Social Media Agenda Setting　Inflence in Blog Network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42009682–707.
⑤Matthew C. EhrlichJournalism in the Mov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
⑥Kevin Barnhurst and John Nerone, “U.S. Newspaper Typesthe Newsroom, and the Divisionof Labor” Journalism Studies4(4)2003435–449.
⑦Gaye Tuchman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1978)74.
⑧Herbert Gans,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the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Newsweekand Time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5)126.
⑨Nic Newman, “Th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its Impact on Mainstream Journalism,” Working paper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09.
⑩David Domingo“Interactivity in the Daily Routines of Online Newsrooms: Dealing with an Uncomfortable Myth,”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2008680–704.
[11]Lia-PaschaliaSpyridou, et al.“Journalism in a State of Flux: Journalists as Agent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merging News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5(1)201376–98.
[12]John Pavlik, “Th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2)2000229–237.
[13]D. L. LasorsaS.C. Lewisand A. Holton, “Normalizing Twitter: Journalism Practice in anEmerging Communication Space” Journalism Studies13(1)201219–36.
[14]GiladLotanErhardtGraeff Mike Ananny, Devin Gaffey, Ian Pearce, and danahboyd
“The Revolutions Were Tweeted: Information Flows During the 2011 Tunisian and EgyptianRevolut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20111375-1405.
[15]Jure Leskovec, Lars Backstromand Jon Kleinberg“Meme-tracking and the Dynamics of the News Cycle”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009497-506.
[16]Ben McGrath“Search and Destroy: Nick Denton’s Blog Empire,” Th New Yorker, 18 Oct. 201050–61.
[17]Joshua Benton, “Th leaked New York Times innovation report is one of the key documents of this media age” Nieman Journalism LabMay 152014www.niemanlab.org/2014/05/the-leakednew-york-times-innovation-report-is-one-of-the-key-documents-of-this-media-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