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本文提要】本文以2014年国内发生的三起涉疆暴力恐怖事件为例，从报道规模、消息来源、议题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美国三家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的报道特征，并探讨其报道建构中国恐怖事件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地区民族冲突框架下的意义评估、新疆“7?5”事件作为关键事件所带来对恐怖事件动机目的的推测、模糊不清的受害者和行凶者是影响美国媒体对中国恐怖事件建构的主要因素。克服偏见或可从三方面着手：加强国内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增加美国媒体对国内消息来源的可接触性和外交政治的互动。
　　【关键词】恐怖事件报道 消息来源 报道建构　
　　【中图分类号】G216
　　近年来，我国恐怖事件频繁发生。恐怖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媒体报道与公众认知、现实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恐怖事件报道也充满争议。在此背景下，境外媒体是如何报道我国发生的恐怖事件既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也与我国恐怖事件的发展和控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境外媒体对中国恐怖事件的报道体现了怎样的特征，而这些报道特征又是怎样受到其既往工作经验的影响？本文以2014年国内发生的三起涉疆暴力恐怖事件为例，分析美国三家报纸的报道特征，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美国媒体对中国恐怖事件的报道建构的影响因素。
　　作为分析对象的三起恐怖事件分别是：3月1日发生的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4月30日发生的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事件，以及5月22日发生的乌鲁木齐集市爆炸事件。这三起事件发生于同一年份，时间前后相续，伤亡人数众多，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具有比较高的研究价值。基于对媒体定位和媒体综合影响力的考虑，纳入分析的三家美国报纸分别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其中，《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是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精英报纸，前者定位时政综合报道，后者侧重财经报道，而《今日美国》则是美国全国性的综合性大众报纸。
　　本文通过ProQuest报纸数据库检索三张报纸对三起事件（下文分别简称为昆明火车站、乌市火车站、乌市集市） 的报道情况。分别以“Kunming”、“Urumqi”为关键词，以事件发生的前一日为起始检索日期，获取样本后，逐篇阅读，剔除其中不相关者和重复者，获得研究样本共36篇文章，其中《纽约时报》13篇，《华尔街日报》21篇，《今日美国》2篇。这些构成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恐怖事件的报道特征
　　消息来源和议题结构是分析新闻报道特征的常用指标，为了从整体上了解媒体对所报道事件的重视程度，本文还对媒体报道规模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1.报道规模
　　本文从报道篇数、报道持续天数、文字报道总字数（篇幅）三个方面，对三家报纸的报道情况统计如下表：
　　从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精英报纸和大众化报纸对有关中国恐怖事件的新闻价值评估并不一致，精英报纸更关注中国恐怖事件。三起恐怖事件都得到《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持续报道，而《今日美国》只报道了昆明火车站案，对于紧随其后的两起规模和影响范围差不多的袭击事件则完全没有报道。
　　另一方面，精英报纸虽然定位各有侧重，但就对中国恐怖事件的报道来说，其重视程度并无二致，从报道篇数和总字数来说，侧重财经报道的《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恐怖事件报道的重视程度要超过综合性的《纽约时报》。从就对同类型事件报道来说，两家报纸都倾向于对事件作常规化处理，在大体相同的报道框架之下，后来的同类事件被简化处理。
　　2.消息来源
　　媒介报道的内容情况直接受到消息来源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媒体选择怎样的消息来源，就会呈现怎样的内容状况。因此，消息来源分析一直是媒介分析的重要环节。我们对三家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与事件直接相关的一般民众（包括受害者、受害人亲属、目击者、本地居民等）和政府官员（包括地方和国家相关机构、官员和国家领导人等）；二是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其中互联网作为消息来源包含内容广泛，从一般网民的发言、知名人士的网络发言到政府机构的网络公告到正式媒体的网络版内容，凡是被明确交代为从互联网获取的信息，我们均将其视为互联网消息来源；三是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瓜葛的专家学者和分析人士，由于所处地域和所供职机构都对意见表达构成影响，因此我们又将此类消息来源分为境内专家学者和境外分析人士两个子类别。除此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类型的消息来源，包括境外媒体、总部设在海外的世维会发言人、外国官员等。各家媒体的具体消息来源引用情况如下：
　　从上面的统计可见，在消息来源引用上，三家媒体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引用我国媒体的报道，《纽约时报》占比29.4%，在所有消息来源中排名第一；《华尔街日报》占比25.0%。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媒体是新华社，《今日美国》引用2次，其余两家报纸的都是10次。其他经常出现的媒体还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可见，就恐怖事件报道来说，国内中央级主流媒体对海外媒体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一般民众”是恐怖事件的直接／间接的受害者或见证人，因此也是恐怖事件报道中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一般民众”基数庞大，媒体有比较宽广的选择空间，不同选择所呈现的内容状况可能会有明显的差距。不过，尽管如此，以“一般民众”作为消息来源至少可以表明两点：一是媒体要到达事件现场，可以感受现场的真实氛围；二是媒体重视事件在相关人和本地人之中的具体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尔街日报》更加重视恐怖事件在当地民众中的实际反响，其“一般民众”消息来源占比26.7%，是排名第一的消息来源；而《纽约时报》的“一般民众”消息来源占比14.7%，排名第三，也就是，《纽约时报》对事件现场的报道力度稍弱。
　　《纽约时报》是一家非常善于利用互联网资源的媒体，“互联网”消息来源占比高达23.5%，排名第二。从具体应用来说，《纽约时报》既通过互联网跟踪国内主流媒体的最新信息，如《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信息，也通过互联网跟踪政府和相关管理机构的最新动态，如新疆自治区公安局在网上发布的通告、自治区官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天山网的动态。《纽约时报》还关注网民在互联网上自主发布的各种信息，如恐怖事件现场目击者的微博、知名学者发布的网帖等。《纽约时报》还引用了一则财新网上发布的报道，并评价“财新”是“以其富有进取心的报道而知名”，“发布了昆明袭击案中少有的独立报道”，可见其对国内媒体的报道情况也有比较广泛的关注。相比之下，“互联网”消息来源在《华尔街日报》则不够显著，主要用于报道一些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如机构通告和现场图片信息。
　　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和分析人士也构成报纸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专家学者和分析人士通常提供关于事件性质意义、影响趋势之类的评论和意见。《纽约时报》两者合计占比20.6%，《华尔街日报》两者合计占比28.3%。值得关注的是，“境内学者专家”和“境外分析人士”的比例相对平衡。这跟《纽约时报》对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报道相比，有显著差异。在“7?5”事件报道中，纽约时报以“外国专家”作为消息来源，占比高达18%，而以“国内专家”作为消息来源的比例竟然为0。③“境外分析人士”的构成情况也十分值得关注。《华尔街日报》的“境外分析人士”全部是由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恐怖主义或研究亚洲／中国政治的专家构成，而《纽约时报》的“境外分析人士”有一半是人权观察组织的发言人或研究员。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个有明确意识形态立场和关注点的带有宣传性质的机构，这些预存立场势必会直接影响其对恐怖事件分析的着眼点和意见表达本身。
　　对“政府官员”消息来源的引用较少的原因可能在于，除了新闻发布会等少数场合，很少有官员直接接受媒体采访，媒体对政府态度和官员意见的引用主要通过转引国内媒体的报道和政府机构发布的互联网通告。
　　3.议题结构
　　荷兰学者戴伊克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新闻结构进行分析和概括，认为“报界的新闻报道是由约定俗成的新闻格局（news schemata）构造组织的”，而这种新闻格局的分层系统的底层则是由主要事件、环境、以前事件、历史、后果（事件／行为）、言语反应、预测、评价这样一些因素构成。?这些被称为新闻话语的上层结构，也是后来学者借以分析新闻报道框架的基础构件。
　　本文采用戴伊克的新闻分析方法对媒体报道的议题结构进行统计。具体分三步进行，首先对相关报道以段落／句子为单位进行话题描写，再在话题描写的基础上概括出新闻报道所涉及的议题类型，然后对每个议题类型的篇幅进行统计。
　　我们将这些议题概括为6个类型：一、当前事件和次生事件，介绍当前所发生事件的概况、进展，描述事件现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如通缉和抓捕嫌疑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等；二、先前和相关事件，包括以前发生的类似事件，以及此前此后发生的并不直接相关但被媒体纳入当前事件语境进行考量的事件；三、事件评价和分析，包括报道中直接出现的主观性较强的解释评价、分析型报道中的分析，以及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四、事件归因，和评价、分析一样，归因属于观点性内容，不管新闻报道是以怎样的方式体现出来，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选择性。之所以将“归因”单列出来，是因为就恐怖事件来说，事件起因备受瞩目，也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事件的评价。五是民众反应，是一般民众对事件的情感和态度；六是高层反应，是政府和官员在事件发生后的言论表态。民众反应和高层反应均是戴伊克所说的言语反应，拆分出来的原因在于，民众反应属于社会感受，比较直接和具体，高层反应则属于高层态度，具有比较强的政治性。“其他”包括对新疆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的介绍，对高层官员背景的介绍，世维会的发言等。
　　(表4　表4见本期第73页)是三家报纸的议题结构情况。从议题统计可以看出，总体上，媒体报道的重点在于当前事件和次生事件、先前事件和相关事件，以及对事件的评价和分析上。但《纽约时报》更注重报道先前事件和相关事件，而《华尔街日报》更注重报道当前事件和次生事件。
　　当前事件是引发媒体报道的核心事件，媒体几乎没有选择空间，但是在次生事件的报道上，不同媒体则体现出相当大的差异，除了报道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审判信息外，《纽约时报》重点报道的两个次生事实都是媒体动态：互联网上关于昆明暴恐案的谣言传播、中国媒体对外媒报道的不满和抱怨。这与《纽约时报》高度重视互联网和国内媒体消息来源是吻合的。《华尔街日报》体现了很强的搜集事实的能力，报道的次生事实主要有：中国官方展示疆独新月旗帜、受害者家属赔偿、中国追捕一名ETIM分裂集团成员。这些信息在国内媒体上往往只是片言只语提及，甚至完全没有提及，如3月28日专文报道的议题是昆明暴恐案中受害者家属质疑政府赔偿。《今日美国》则没有报道次生事件。
　　先前事实和相关事实只是作为主体事件的背景出现，但可以对主体事件的意义和内涵形成某种暗示和勾连，因此，对于新闻报道“不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重要。各家媒体对这一议题的报道比重差距比较大。《纽约时报》占比28.1%，甚至超过对当前事件和次生事件的报道（21.6%）。《华尔街日报》占比10.6%，其对当前和次生事件的报道则占比30.0％。可见，《纽约时报》善于通过先前事实和相关事实的勾连来分析当下事件。而《华尔街日报》更注重报道当前事件状况。
　　“事件评价和分析”在《纽约时报》占比23.7%，而《华尔街日报》的占比是34.1%。除了对所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性质和意义进行解读和评价外，分析的议题主要有：恐怖事件的动因、新疆地区的维汉民族关系、中国在新疆的经济政策、政府对有关维族事务的处理，以及中国对袭击事件的处理方式等议题。只有《华尔街日报》有较少的内容是分析中国的反恐形势和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风险社会问题。
　　“事件归因”和“高层反应”都只是罗列相关各方（如维族流亡团体、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语态度，具体分析则被列入“事件评价和分析”，因此所占篇幅都比较少。值得关注的是“民众反应”的篇幅也比较少，《纽约时报》为7.5%，《华尔街日报》为5.4%，《今日美国》2.4%。恐怖事件的威慑对象是普通民众，因此，他们的态度和反应能比较有说服力地展示恐怖事件的影响和后果，以及维汉民族关系的真实景况。媒体报道“民众反应”不仅篇幅少，而且一部分是以群体称呼的形式出现，如“本地穆斯林说”（local Muslims say）、“乌鲁木齐居民说”（Urumqi residents said）。
　　
二、恐怖事件的报道建构
　　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新闻报道是新闻工作者凭借以往对类似事件的处理经验，选择议题，确认新闻价值，并按照一定的组织规范和工作惯例来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结果。一是报道框架的共享性。塔吉曼认为，⑤新闻价值是一种共享的现象，新闻报道体现的是从事新闻报道的各个机构之间的协商，因此，对于同类型的事件，媒体更倾向于采用类似的报道框架。二是关键事件（key events）的影响。博饶西和伊普斯(Brosius & Eps)研究了德国四起典型的暴力袭击事件对随后其他袭击事件报道的影响，⑥发现记者的新闻选择明显受到这些关键事件的影响，跟关键事件相似的袭击（如受害者、地点、事件类型）有更多的机会被报道，他们认为，新闻选择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事件特征和记者新闻采访惯例的互动过程，可以用原型过程（prototyping process）来解释。
　　从上世纪90年代，框架理论成为分析媒体新闻报道建构的常用工具。恩特曼（Entman）曾经将“框架”界定为“选择”，即“以促进对一个特定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或）对所描述事项的措施建议的方式，从所感知的现实中选择一些方面，并且使其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突出出来。” ⑦也就是，媒体对事件的建构主要是通过问题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估和措施建议这四个方面的选择来实现的。针对恐怖事件的特征，杰哈兹和雪弗(Gerhards & Sch?fer)根据其对欧洲发生的四起典型的恐怖事件的媒介报道情况，?认为对媒介报道的分析主要有七个元素：1.意义（对事件重要性的呈现）；2.评估（事件是怎样被评估的）；3.受害者（哪些受害者被描写和怎样描写）；4.行凶者（哪些行凶者被描述和怎样描述）；5.动机目的（行凶者的动机目的是怎样被描述）；6.反应（哪种反应被表现和怎样表现）；7.情绪表征（什么样的情绪被表达和怎样表达）。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恐怖事件的报道建构：事件意义和评估、行凶者和受害者、动机目的与关键事件。“事件意义和评估”体现媒体对恐怖事件作为新闻传播的价值判断。“行凶者和受害者”是恐怖事件中的最重要的行动者，对行动者的描写是媒体对恐怖事件重要的呈现层面。在恐怖事件中，施害者的动机目的直接影响人们对恐怖事件的认知和态度，而既往研究表明，恐怖事件的复杂性使媒体的呈现往往非常深刻地受到所谓关键事件的影响。
　　1.地区民族冲突框架下的意义评估
　　虽然具体的报道策略有不同，《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这两家有很大国际影响力的报纸对三起恐怖事件的意义评估体现出很高的一致性。恐怖事件的残忍、非人道，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效应并不是吸引媒体关注的原因，地区紧张关系的升级和中国政府对形势的难以控制，才是这些恐怖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理由。在两家报纸看来，冲突的一方是在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下倍受压迫的维族人民，另一方则是代表汉人利益和立场的中国政府。在对冲突双方进行这样简单勾勒的情况下，恐怖事件中的是非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
　　这在昆明火车站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纽约时报》在3月2日关于昆明袭击的第一篇报道中，简略介绍了袭击造成的伤亡情况之后，紧接着就是对意义的评估：袭击“意味着维族穆斯林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可能超出动荡的新疆地区”。《华尔街日报》在3月1日的报道中则评价：“这是几十年来维族分裂主义者发起的暴力运动中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也标志着一种暴力策略上的迁移，过去的袭击目标通常都是新疆地区的警察、武警和其他政府权威的象征。”由此可见，恐怖事件对媒体的首要意义在于其跟新疆地区一直以来的民族冲突的关联，至于恐怖事件本身的血腥残忍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未加提及。
　　尽管美国政府在昆明火车站案后不久就公开承认其是恐怖事件并加以谴责，但在媒体报道中，恐怖行动的本质一直被地区冲突的框架所掩盖。这种地区冲突的报道框架也一直延续到对后来两起事件的报道中。对后来的两起事件，媒体的意义评估仍然集中在时间、地点和行动策略三个方面。从时间上，后两次袭击都发生在国家领导人访问乌鲁木齐不久之后，都是在政府监管最严格的时候发生，可见其对政府的控制能力提出严峻挑战。从地点上，新疆是全国安保最为严格的地区，意味着政府安全措施的失败和分裂主义者更强的行动能力。从行动策略上，袭击对象由原先的警察和政府转向无辜平民，表明冲突的升级。只有《华尔街日报》在5月26日的一篇分析性报道中，在罗列了从2009年“7.5事件”到2014年的这三起事件之后，才明确承认最后一起事件（乌鲁木齐集市案）“毫无疑问是恐怖主义行动”，但仍然认为其对于新疆，对于维族和中国的意义仍属推测。
　　对事件内涵和性质的这种基本认定也影响到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格局，政府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及其带来的影响成为报道的重点。例如，《纽约时报》3月6日发自喀什的长篇报道《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城市改造，民族裂痕扩大》，认为喀什旧城改造的五年计划虽然获得一些富裕居民的认可，但贫穷者为此却不得不搬往郊区，经济的发展在维族人看来成为对其民族文化认同的破坏。在昆明袭击事件的连续报道中插入这样一篇并无特别新闻由头的喀什报道，其暗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失败是恐怖事件的根源。即使是专家分析，媒体也将重点放在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上，尽管实际上不只一位专家提及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安全问题，因为恐怖事件表明新疆分裂运动的组织能力加强，中国的反恐形势很严峻。
　　相比之下，《今日美国》对昆明暴恐事件的报道则要中立一些。在3月3日的报道中，今日美国首先引用诸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消息介绍事件概况和受害者的故事，而后则是引用政府和新华社的消息来源对事件性质和归因作简短的评价：“这是中国最糟糕最致命的恐怖行动之一”，“是由寻求疆独的分裂势力制造”。 2.推测的动机目的与关键事件
　　西方学者在研究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时，曾有几点发现：1.媒体在恐怖事件报道中存在一个全球化的模式，对恐怖主义行径进行谴责是其基本特征。⑨2.美国“9.11”事件是媒体在报道恐怖主义事件时建立全球化标准的标志性事件，它所构建的穆斯林作为恐怖主义者的强有力框架，在西方世界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领域。3.媒体在报道他国恐怖事件时会尽量选择一个更接近本地的案例作为参照系，如在报道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时，荷兰媒体更多提及2004年的马德里爆炸案，而英美媒体则更多提及“9.11”事件。⑩
　　对照上述西方媒体在恐怖事件报道中的惯例，可以发现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恐怖事件时的迥异特征。首先，除了中国政府的官方表态外，报道中基本没有对恐怖行径的谴责，包括专家分析和民众反应的内容板块；其次，“9.11”事件所构建的全球公共领域并不包括中国在内，尽管中国所面对的恐怖问题也包含穆斯林元素。其三，作为报道中国恐怖事件的参照案例，也并不是欧美的同类案例，而是2009年的新疆“7.5”事件。
　　《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三起恐怖事件的报道中，都不止一次提及“7.5”事件，而且显然并不是将其简单地作为同类事件进行罗列，而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事件被突出出来。例如，在报道中都提及新疆地区紧张的民族关系演化成暴力行动，而“7.5”事件则是一次“致命的公开爆发”。《纽约时报》甚至借境外专家之口明确表示，新疆的紧张局势“起源于政府对维汉民族冲突的‘7.5’暴力事件的处理方式”。[11]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型恐怖主义鲜有声称负责，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些仅仅是以“发泄不满和报复，或以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坏为动机的暴力宣泄”，[12]因此媒体对恐怖事件动因的报道常以推测为主。尽管中国政府将2014年的这三起恐怖事件都归因于受境外伊斯兰势力支持和训练的疆独分子，但对行凶者个人的作案动机并未披露。因此两家报纸也主要是从宏观社会的层面对事件动因进行分析，其基本观点是，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对维族文化认同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汉人涌入新疆地区并在经济上占据优势所引起的维族人的不满，是导致暴力恐怖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此推论，恐怖事件的动机目的则是受到压迫并且不能正常表达的维族人借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这样的推论，一方面将制造恐怖事件的极少数犯罪分子等同于维族人全体，另一方面也将恐怖事件中的道德评判逆转过来。
　　3.模糊不清的行凶者和受害者
　　媒体对于行凶者和受害者的报道可以从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来看待。从群体来看，受害者体现为一串死伤数字，被每一家媒体放到突出位置来报道，行凶者也倍受瞩目，行凶者的数量、着装、动作都被仔细报道和还原。但是，群体的介绍并不能替代对个体的描写。没有行凶者和受害者个体的故事，特别是没有受害者前后生活的对比，其实也就没有真实的行凶者和受害者，恐怖事件的内涵也不能被完整展现，因为无辜者的苦难若不被展示，则恐怖主义的残忍无法被彰显。
　　从受害者个体的角度，三家报纸中，《今日美国》在3月3日的报道中用了一半以上（56.5%，约270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受害者家庭的故事，虽然报道的绝对篇幅有限，但相对于其一共两篇报道来说，受害者个体的报道占报道总量的31.7%。《纽约时报》完全没有报道恐怖事件的受害者和亲历者，只从目击者的角度对事件现场有简略的描写。《华尔街日报》在3月3日有约1200字的长文报道幸存者对昆明“3.1”事件现场的叙述，其中包括一些严重受伤者。这些死里逃生的人们比较有感染力地还原了行凶者的残暴和无辜者在现场的惊恐和无助，也表达了恐怖行径给他们留下的心理创伤。对另外两起恐怖事件则没有从受害者个体角度的报道。
　　在行凶者个体的层面，三家媒体均没有报道。针对中国政府曾经指责的恐怖事件背后的团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ETIM）和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华尔街日报》在5月26日曾刊文进行分析，认为ETIM在2003年随着其领导人的死亡而不再有影响力，TIP兴起于2005年，但跟新疆地理隔绝，缺少资源，人数有限，其影响可能仅限于互联网。也就是说，近来的三起恐怖事件和这些团体关系并不明朗，尽管这两个团体皆是被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为恐怖组织。如此，行凶者既在个体层面缺席，又在群体层面是面目不清的。
　　模糊不清的行凶者和受害者，既使人们容易忽略恐怖事件给无辜者带来的苦难，又给媒体对行凶者的解释以很宽广的空间。其在媒体上表现出来的就是：1.对反恐议题不同程度的忽略。如《纽约时报》不仅对受害者个体报道缺失，对“一般民众”消息来源的引用比例也比较低，这使《纽约时报》对恐怖事件的报道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而完全忽略了恐怖行径的现实伤害，以及反恐的议题。2.将行凶者与维族全体混为一谈。《纽约时报》多次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官方在公布行凶者的情况时没有交代其民族状况，只是从姓名特征上可以判断是维族。对民族身份的过于强调，也就是忽略了恐怖主义分子其实只是极少数的极端主义者这样一个事实。强化了维、汉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忽略了极端主义者对平民进行袭击的恐怖本质。
　　不过，如果比较《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情况，可以发现，《华尔街日报》对受害者个体报道较多，也相应地对恐怖议题报道得更多。这可能是源于观察的立场不同，对受害者的采访本身也可以修正记者对事件的认知。而没有这种第一手材料的接触，偏见是很难被修正的。
　　
小结和建议
　　总体而言，美国精英媒体和大众媒体在中国恐怖事件报道上体现相当大的分化。精英媒体非常重视中国事件，对三起恐怖事件都有持续报道，尽管受事件常规化处理的影响，对后两起恐怖事件报道规模有所缩减。精英媒体的报道注重事件分析，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性。而大众媒体的报道则相当简略，对恐怖事件鲜少分析，兼以主要引用国内媒体消息来源，因而在报道倾向和报道框架上受国内媒体影响也十分明显。
　　跟5年前的新疆“7.5”事件报道相比，精英媒体在引用专家消息来源上表现得更为平衡，中国专家在中国事件上有了更多的表达空间。国内媒体作为消息来源也对美国媒体的报道有很明显的影响力。
　　从报道的内容结构上来说，精英媒体对当前事件和次生事件的报道只占报道总量的2~3成，更多的篇幅用来报道对事件的评价和分析，以及先前事件和相关事件。对当前／次生事件的报道量与先前／相关事件的报道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对当前／次生事件报道越少，则对先前／相关事件报道越多，反之亦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因为对当前事件了解有限，媒体需要通过对先前类似事件和相关事件的报道来补足对于当前事件的认知。
　　事件评价和分析在精英媒体内容结构中的比重很高，在两家报纸的内容比重中都超过对当前／次生事件的报道。“评价和分析”的报道有着比基本事实报道更大的选择性。不过，从《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具体报道情况来看，在民族冲突框架主导的背景下，“评价和分析”与对当前／次生事件、先前／相关事件的报道状况也体现了一定的相关度。报道更多的当前／次生事件，则“评价和分析”中对恐怖主义和反恐的分析就多一些，而报道更多的先前／相关事件，则“评价和分析”中民族关系和民族冲突的分析也更突出。
　　已有研究表明，在对他国恐怖事件报道中，美国报纸的报道总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自身社会中的偏见，议题选择和报道框架都不会挑战其已有的对于他国的认知。[13]在报道中国恐怖事件上，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媒体没有采用全球化的报道框架，而是采用地区民族冲突框架，对中国事件体现出较强的刻板偏见。不过，随着事件进展，其对中国恐怖事件的认知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华尔街日报》在这一点上较为明显。如果说在昆明事件中，《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完全是民族冲突框架，在后两起事件中，则多了一些有关恐怖主义的视角，特别是乌鲁木齐集市事件，甚至有专文分析中国的反恐形势。[14]这表明偏见固然存在，但也并非不可克服。
　　从美国媒体对中国恐怖事件的报道特征和报道建构来说，克服其报道偏见，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加强国内媒体对恐怖事件的报道。国内媒体作为消息来源对美国媒体报道中国恐怖事件有明显的影响力，那么，国内媒体全面详尽的报道也有助于美国媒体对恐怖事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分析性报道，为恐怖事件提供较为详细的背景。从报道的内容结构可知，美国精英媒体非常重视对事件的分析解读，国内媒体的分析性报道可以为其提供参考和引导。二是加强对受害者个体命运的报道。如果说行凶者牵涉到诸多因素，不能或无法详加报道，至少可以通过加强受害者的个体叙事，来更清晰地展现恐怖事件的残忍面。三是为恐怖事件建立合适的参照系，如行凶者／行凶者组织在其他地区和国家所制造的类似事件，能比较快速为读者建立认知当下事件的框架。
　　2.增加美国媒体对国内消息来源的可接触性。一是进入事件现场，二是增加中国专家在中国事件上的表达空间。境外媒体报道中国事件属于跨文化传播，媒体从其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中国，偏见和误解很难避免。社会心理学的接触假说认为，减少这种偏见和误解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增加亲身接触。对于媒体来说，就是进入事件现场。而相比于境外专家，国内专家对中国恐怖事件的分析往往也会更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
　　3.外交政治的互动。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媒体在报道国际冲突性／争议性事件时深受国内政治精英的影响，如果精英团体对某个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评估一致的话，这种观点通常也会被非常强烈地表现在媒体上。[15]如此推论，如果美国政治精英能承认中国的恐怖事件，对于削减媒体报道的偏见当有助益。实际上，对2014年的这三起恐怖事件，美国国务院和白宫都先后公开声明其恐主义性质并表示谴责，而《华尔街日报》会在后两起事件的报道中慢慢增加关于中国反恐形势的分析，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受到这种政治精英的微妙的影响。■
　　
　　
注释：
①《华尔街日报》报道分网络版和报纸版两种，所有刊登于纸质版的内容都首先刊登于网络版（往往是提前一日）。因此，这里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篇数和总字数的计算，只计网络版，与网络版重合的纸质版报道不纳入统计。也只统计网络版的相关报道天数。
②⑨以单篇文章为基本分析单位，统计有明确交代的消息来源。在同一篇文章中，同一机构或同一人物若反复出现，只记一次。《华尔街日报》有5篇文章属于分析性报道，2篇文章是专栏式的特约文章，没有纳入消息来源统计中，因此，《纽约时报》实际分析文章为13篇，《华尔街日报》实际分析文章为14篇，《今日美国》2篇。
③陈红梅：《框架与归因：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④［荷］冯·戴伊克：《话语 心理 社会》，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⑤塔吉曼：《做新闻》，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⑥Brosius, H.B.and P. Eps. (1995). Prototyping through Key Events: News Selection in the Case of Violence against Aliens and Asylum Seekers in German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3):391–412.
⑦EntmanR.M. (1993).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51–85.
⑧[14] Gerhards and Sch?fer(2014). International terrorismdomestic coverage? How terrorist attacks are presented in the news of CNNAl Jazeerathe BBCand AR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6(1): 3–26.
⑨Norris PKern M. and Just M. (2003). Framing terrorism. In: Norris PKern M and Just M (eds) Framing Terrorism: The News Media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New York: Routledgepp. 3–26.
⑩Ruigrok & Atteveldt (2007). Global Angling with a Local Angle: How U.S.Britishand Dutch Newspapers Frame Global and Local Terrorist Attacks?. 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2: 68－90.
[11]见《华尔街日报》2014年5月2 日和23日报道《纽约时报》3月6日A8版报道。《纽约时报》5月2日A6版报道“China: 2 Attackers Died, Report Says”。
[12]朱素梅：《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13]Schaefer, T.M. (2003). “Framing the US Embassy Bombings and September 11 Attacks in African and US Newspapers.” In Framing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errorist Threats and Mass Mediaed. P. Norris, M. Just, and M. Kern. New York: Routledge.
[14]MaWayne.“China Market Attack Exposes Security Failures; Inefficient Intelligence Gathering in Spotlight in Face of Ramped-Up Threat”， Wall Street Journal23 May 2014
[15]Bennett WL (1990). Toward a theory of press-state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103–125
　　
　　
陈红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提升我国媒体对重大事件报道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2BXW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