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定
　　【本文提要】互联网所带来的新闻业的“大规模业余化”，正在引发传播业的大变局。以“去规模化、去中介化、去中心”为特征的变化，为未来高质量新闻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种种现实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正在孕育，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正在重新集结，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会走反专业化路线，专业传播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都不会消亡，公众对其专业能力、专业操守要求可能会更高。
　　【关键词】业余化 专业 变革 对话
　　【中图分类号】G210
　　美国著名互联网研究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一书中提出，由于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许多行业职业的类别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大规模业余化”现象，而传统媒体行业则首当其冲。
　　回顾我国近年来一些突发事件的相关报道，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趋势也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2010年9月发生的江西宜黄强拆事件，①报道主场在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但细考察，可以看出，那还是一次传统媒体人主导的报道活动，《凤凰周刊》记者邓飞等一战成名。但是，事隔不到1年，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②许多观众应该都还记得，连央视播出的事故现场航拍画面，都是人保温州分公司的保险业务员陈斌驾动力伞拍摄而成。那架拂晓时分凌空升起的动力伞，几乎就是新闻传播走向业余化的一个象征。而后来到2012年的王立军事件，我们看到，在特定的情形下，甚至像这样的时政事件，业余人士也不无发挥作用的空间。
　　
一、“大规模业余化”引发传播业大变局
　　从人类传播史上看，一种新的媒体的兴起，并对原有的媒体形成冲击，的确并不鲜见。一如广播之于报纸，电视之于报纸和广播。但是，正如克莱·舍基所说：“互联网并非是在旧的生态系统中引入新的竞争者，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因此，以往传统的经验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深入地理解传播格局当下面临的重大改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兴起，到底从哪些方面改变了传播生态呢？
　　根据互联网的基本特质以及新闻传播业在当下出现的新变局，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新闻传播业的基本发展态势，会有以下几个特征：
　　1.传统商业模式走到尽头，媒体机构作为大规模的商业机构存在的形式难以为继，去规模化已成为当下新闻传播业的大势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传统上成功的大众传播媒体，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机构，其生产的媒体产品，也都有追求规模的冲动，报纸动辄十几版到数十版，有所谓“厚报时代”一说，电视台也是努力扩张频道数量。但是，媒体的规模化生存，主要是由商业模式决定的。媒体传统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只有大规模的公司，才更容易获得高额利润。
　　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兴起，公众信息消费模式和习惯有了巨大转变，传统媒体受众大量流失，广告亦随之锐减，在商业模式失败的情形下，媒体机构要维持既有的庞大规模一无可能，二无必要。从2014年始，美国的大型媒体集团纷纷拆分，③可视为媒体去规模化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专业传播机构将以中小型为主，这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2.专业新闻工作者对媒体及媒体机构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信息传播去中介化具有了现实可能
　　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传播过程，因为大众传播要面向不特定的多数发言，必须借助一些精密复杂的专业设备，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均是如此，普通人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设备。传播媒体属稀缺资源，这是新闻传播形成一个职业的一个前提。大众传播时代，每一个从业者都隶属于一个专门从事信息传播的媒体机构，即便是后来出现的大量自由撰稿人或“公民记者”，究其实，他也没法离开某个媒体机构完成某项传播过程，他与职业记者的唯一区别，只是没有与某个媒体机构形成长期的稳定的雇佣关系而已。
　　但互联网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局面。进入网络时代，尤其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向公众发布信息变得易如反掌。“只要连上互联网，每个用户都可能使用一个免费和全球性平台，这些传播工具不仅更便宜，而且更好用。” ④这样一来，一方面，传播主体多元，形成我们前面提到的传播的大规模业余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专业新闻工作者对媒体及媒体机构的依赖性被大大降低，可以不再必须隶属于某个媒体机构，长期以来，横亘于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中介——媒体机构，其重要性开始降低了。
　　3.大众传播媒体在整个信息传播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一去不复返
　　人类将逐步由大众传播实现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大众自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为大众担当信息的把关人，大众传播媒体在整个信息传播格局中处于中心地位，发布信息或接收信息，都离不开媒体。即便强势如政府，向社会发布信息也需要通过媒体。但是，随着网络的兴起，信息传播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网络带来了媒体的民主化趋势，传播主体多元，大众媒体机构为受众获取信息取舍把关的时代已经结束，专业媒体机构将只是众多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个。公民在生产新闻内容，同样的，政府、公司以及其他组织也可以绕开媒体直接向公众发布信息。“在这样的环境里，新闻工作者像是在一个四周没有围墙的大门口站岗。” ⑤
　　
二、为什么高质量专业新闻业还值得期待？
　　以上传播格局的变化，概括起来，也就是去规模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这一变化，当下还只是一个端倪，但已引起媒体行业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媒体行业很多人为自己职业的未来而焦虑，社会各界则对人类未来是否还会有“高品质的新闻业”忧心忡忡。这些担忧或焦虑，应该说都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杞人忧天。比如一批媒体或许会倒下，一批媒体人或许要离开，这些情况，现实中其实已经在发生。
　　但是，也正如克莱·舍基所说，大规模业余化的兴起，让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业余人士和专业人士之间旧的界限不是一个裂缝，而只是坡度上的分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专业新闻的消亡，而是更高程度的专业化以及对专业精神的重构。而因此忧心人类未来是否还存在高品质新闻，我觉得多半是基于一种情感而对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的整体水准做了高估。真正置身媒体行业内的人，都深知大规模商业公司主导的媒体运作，如何制约了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新闻生产。如果我们细加考察，其实不难发现，以“去规模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变化，至少为未来高质量新闻业的发展也提供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种种现实可能。
　　1.由于媒体传统商业模式的失败，一方面导致了现有媒体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也为新闻业探求更多的获利方式以寻求更为多元、更为符合新闻业本质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机会。
　　从人类新闻传播史上看，媒体走向商业化的道路，通过刊登广告的方式获得利润，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创新，正是通过商业化道路，媒体找到了摆脱依靠政党津贴生产新闻的独立立场。但是，资本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当商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原本为维系媒体独立的宗旨就会被追求高额利润的逻辑所取代，一个媒体内部，商业逻辑与新闻逻辑必然产生冲突，根据新闻专业主义规范提出的一些制度设计，如“编辑与经营分开”，目的就是为了缓解新闻业内部这一矛盾。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商业化尤其是追求高额利润并不必然与新闻传播相伴生。追求商业利润并进而发展成规模化商业公司，只是新闻传播在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商业化过程中，新闻传播业除了发展出一套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以协调专业与商业的关系外，人类其实也一直在努力寻求新闻传播的非商业化路径，公共广播、公共电视等，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只是，大众传播媒介运营的高成本限制了这类媒体的发展空间。
　　而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新媒体发展，为新闻业去规模化、低成本运营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新闻传播业告别商业化模式，更多地走向非营利模式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
　　美国学者舒德森等针对美国新闻业现状，主张政府在不控制新闻内容的前提下加大对新闻业支持力度，认为资助的方式除了资金外，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如在纳税上给予新闻机构以合法的非盈利性组织的待遇，减少或免除某些税费等。舒德森接受学者访谈时强调，他的这一主张，其实就是学习欧洲模式，其实也就是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媒体模式。⑥
　　西方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由基金会、大学、NGO组织等资助的专业新闻机构，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小规模、非营利。如美国的ProPublica，就是一个独立从事调查性报道的在线非营利新闻工作室，由桑德勒基金会及一些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这一工作室拥有32名记者，专门从事基于公共利益的调查性报道，他们的报道独家提供给传统的新闻组织。与此类似的还有英国伦敦城市大学附属的调查新闻社，它由大卫和艾琳娜波特基金会出资200万英镑支持。这两家工作室生产的作品，都曾获得过包括普利策新闻奖、汤森路透奖等在内的重要新闻奖项。⑦
　　而我国台湾的weReport则代表了新媒体时代的为提高新闻业质量进行的另一种探索。这是一个由新闻学界和业界几位旨在寻找能够支持优质新闻生产和流通有效机制而建立的新闻机构，它强调立基于“群众资助”（大陆一般译为“众筹”，crowd-funding）与“群众参与新闻生产”（也即“众包”，crowd-sourcing）的理念，主张通过吸引小额普通民众捐助来建立一个不受政商力量操控的非营利新闻报道平台。它以台湾为主，面向两岸三地华人社会，除了既有主流媒体编制内全职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提出申请外，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向平台提交选题，尤其欢迎自愿或非自愿离开新闻战场但对新闻仍然怀抱热情的前新闻工作者、公民记者等提交选题，寻求资助。该平台为了切实落实公众参与精神，让选题获得更多的小额捐款民众的支持，因此规定任何人捐助，都不得超过任一选题所需经费的二分之一以上。⑧这一平台自2011年年底创立以来，尽管也面临许多困难，但仍然取得骄人成绩。平台成立三年来，累计共有57个调查或深度报道提案，以及一项公民新闻平台筹备提案，并已完成55个报道。weReport平台赞助人次超越一千人次。⑨
　　最近，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支付功能的完善，读者以“打赏”形式为自己喜欢的阅读内容付费变得极为简便，网民为自己喜欢的内容付费的习惯正在养成。
　　以上种种，目前还只是一种探索与实验，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新闻传播业以非营利化方式存在的种种可能，当媒体传统商业模式失败，因新媒体兴起而导致媒体去规模化实现之后，由于可以探索种种非营利性的存在方式，长期以来，对新闻从业人员坚守专业立场造成重大困扰的商业逻辑与新闻逻辑之间严重的矛盾与冲突，有望得到缓解。这对渴望坚守专业主义立场，努力生产优质新闻产品的媒体人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2.由于网络的去中介化，新闻人有了独立于媒体的可能性。
　　在大众传播体制内，就本质而言，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是新闻生产流水线上的一环，因此，与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相比，新闻从业人员工作自主性受到较大限制，没法独立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即受众提供专业服务。所以，在大众传播体制下，一个忠于新闻理想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为了坚守信念，他可以从一个媒体机构辞职，但如果要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他只能在不同的媒体机构之间腾挪。不同的媒体可能有完全不同的企业文化，即使同一个媒体，有时也会因主事者价值观、行事风格等，企业文化前后泾渭分明，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提供的自由度、专业空间有非常大的差异。但就本质而言，并无根本之不同。
　　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开媒体因为外界压力以及商业利益所要进行的种种自我审查无形中限制了许多记者外，从媒体本身而言，首先，报纸有版面空间限制，广播电视有播出时间限制；其次，一个庞大的媒体机构为了有效运转，必须建立严格的科层式结构；第三，媒体机构都要考虑成本产出。比如近年来，很多媒体发现调查性报道、言论是费钱费力不讨好的一类产品，因此，许多媒体开始撤销深度报道部门及评论部，将调查记者人力重新配置在其他非调查报道的工作上。
　　这一切，无疑都可能对专业自主性形成严重的束缚，但这又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在大众传播时代必须面对的宿命。而由于网络的兴起，由于新闻传播去中介化的实现，新闻工作者有了摆脱这一困局的种种可能：
　　比如离开媒体，加入到上述类似ProPublica这样的专业工作室，这样的机构很大程度上带有传统“同仁办报”性质，一批旨趣相同的人，专注地从事调查报道。
　　据《凤凰周刊》的报道，“2012年，是台湾独立媒体人的爆发年。离开了主流媒体但并没有停止观察及报道的台湾独立媒体人，依靠网络传播手段和更贴近真相的独特视角越来越昭显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⑩他们离开主流媒体，绝大多数是不满意台湾媒体流行的“业配新闻”，讨厌“被赋予业绩压力，不得不厚着面皮向采访对象讨预算、要业配”的工作状态。扛了15年摄像机的东森电视台摄影记者李惠仁，从请长假在医院陪父亲时开始，对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价值产生怀疑，他深感自己的精力“10%用来做报道，剩下时间都在应付长官”。他感觉自己“受够了每天追着新闻的浪潮跑、要有画面要有话题有冲突性趣味性、不停跟着流行转弯的电视新闻工作，遂请辞”。
　　这批新闻人离开媒体，依靠网络，办起各类“独立媒体”，关注视野包括劳动维权、环境保护等，虽然独立媒体发展受到种种限制，但是，似乎正在成为改变台湾媒体生态的重要力量。
　　大陆也有一批媒体人做类似的尝试，当然，这种方式，适合个人品牌影响力比较高的媒体人。
　　总体看，当下正是新闻传播行业的盘整期，一批不适合从事新闻传播的人，一批对新闻传播专业失去兴趣的人，正在选择离开，一批媒体的退出，也正在发生。由于内外交困，许多媒体的品质正在下降， 但是，我们相信，新兴的网络正在凝聚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深谙传播技能的人加盟这个行业，他们有些是传统大众传播行业内真正富有理想的资深人士，也会有很多对新闻传播充满挚爱，也有能力从事新闻传播，但由于长期以来种种因素不能得其门而入的人。媒体的开放，不仅仅是为普通业余者提供了参与新闻传播的机会，同时，也是凝聚培养新一代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平台。
　　3.由于去中心化，受众的大量参与，传受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等状况也有可能改观。
　　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的公信力出现危机，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信息不对称。这是由传受双方分离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在内的传者居于中心地位，受众被边缘化。这种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使新闻传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道德风险，处理不当，容易引发两个问题:一是导致媒体的传播可能是低效率的，甚至是无效率，二是导致受众对媒体的正常需求受到抑制，媒体市场得不到充分发育，甚至出现萎缩。
　　在传统媒体时代，大众媒体营造公信力也做了大量努力，但努力的效果常常事倍功半，因为传受双方被媒体隔离的情况下，受众的反馈总是滞后的、困难的，传受双方重建互信存在诸多障碍。
　　由于网络带来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大众传播媒体及大众传播工作者在传播格局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一方面，传统上的“受众”变身“创众”，大量介入传播过程，大多数时候，媒体只是众多发布者中的一员，媒体不再拥有垄断信息发布渠道的特权。
　　另一方面，由于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生产的过程在某种程度变得比较透明，受众反馈机制被大大强化了，受众与媒体、受众与新闻工作者的交流互动从以前的间接变成直接，甚至几乎可以和作品发表同步进行。
　　因此，由于网络的兴起，新闻传播出现大规模业余化现象，这当然不可能是人类传播重回传受双方混沌不分的时代，而是人类在从“大众传播”走向“大众自传播”过程中，告别传播者与受众机械分离，构建新型传受关系，重建传播过程中受众主体地位，营造更有效率、更富有人文关怀、更有公信力的传播文明。
　　
三、大规模业余化时代新闻业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精神
　　网络新媒体正在重构人类的新闻信息传播生态，但不会改变人类对新闻信息的根本需求。对高品质新闻的渴望，既是人性的需求，也是民主制度良性运作所不可或缺的。
　　如前所述，重构中的新闻传播生态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颠覆现有新闻传播的基本格局，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正在孕育之中，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正在重新集结，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会走反专业化路线，专业传播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都不会消亡，公众对其专业能力、专业操守要求可能会更高。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独立与客观，都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它不因技术的改变而丧失意义，只不过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重新定义其内容。
　　1.放弃专业自负，强调新闻是一种对话
　　传统上一个“专业”，意味着设立一定的职业准入门槛，建立有别于大众伦理的专业伦理规范，成立专业协会，追求专业自治。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多半缘于这道与社会大众的壁垒。这道壁垒的存在，维系了专业的基本水准，但是，也容易形成专业人士某种程度上的专业自负。
　　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从业者也一直在努力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阐释、倡导来确立新闻在社会中的专业地位，跻身专业人士的行列。但是，随着网络的兴起，新闻传播业进入大规模业余化时代，新闻传播成为一个职业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专业壁垒已然被打破，在这种情形下，专业媒体人需要在与公众的对话中塑造公信力，重建专业尊严。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成为更具有参与性的公民服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不再是讲授，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对话。” [11]以积极的姿态邀请公众参与新闻生产，一个真正的、具有开放心态的新闻工作者，对于一个在网络时代寻求机会的媒体，大规模参与到新闻传播中的公众，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盟友和机会。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网络时代公众参与新闻传播，可以是“众筹（crowd-funding）”公众以小额捐助的方式资助专业记者从事特定选题的报道，为以调查性报道为代表的优质新闻业提供了新机会，这是公众用钞票投票，为新闻从业者的报道选题把关。这是一种相对间接的参与方式，更为直接的参与方式，是将互联网中的“众包模式（crowd sourcing）”广泛运用于调查性新闻。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行动的“人人时代”，形成了可观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众包调查，其实就是利用大众的智慧和力量，集体完成一个新闻调查计划。[12]公众参与新闻生产，于公众与新闻工作者而言，是一个相互赋权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让普通公众养成关注公共话题的习惯，培养如何辨别事实真相的能力，对普通公众是一种最好的公民训练；对媒体及新闻工作者而言，不用说众筹为新闻工作者找到了摆脱商业化束缚的良好途径，公众利用互联网平台参与新闻传播，亦大大提升了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力量和效率，以前经年累月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利用“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且因为分享利用了众人之智，质量更高。
　　聆听公众最严苛的批评。新闻传播开启对话模式，作品的发表不再是一次传播行为的结束，而是开始。由于受众反馈滞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改变，这些年，我们看到，许多权威媒体引用权威消息来源的报道在基本事实层面都遭到公众有理有据的广泛质疑，很多严重失实现象被揭露。而在价值层面，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公众往往会有非常多元的解读。这一切都在提醒专业新闻从业者，在网络新闻业时代，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已无法垄断对信息的发布，也无法垄断对某一个新闻报道意义的赋予。
　　2．把新闻传播过程的公开、透明作为新闻客观性最重要的实践方式
　　由于传播的去中心化，传播主体多元，政府机关、商业企业，还有种种利益集团都通过网络向公众直接发声。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传播生态中，要塑造传播公信力，唯一的途径是专业新闻从业者在更高的传播技巧、专业水准之外，表现出更多的坦诚。在新媒体时代，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满足受众知情权，不仅仅是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信息， 还要主动向公众公开自身相关情况及新闻生产过程。总体看，需要向公众公开透明的事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报道经费：传统媒体强调“编辑与经营分离”，用这一制度设计保证编辑独立，不受商业经营的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媒体往往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小型团队或个人，这时，“编辑与经营分开”这一原则显然已不适用，因此，对于专业生产新闻的新媒体来说，向社会公众公开每一项报道经费的来源、数额、使用明细，让公众自行判断报道是否受到利益集团的支配影响，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报道动机：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从业者应该向公众交待清楚以下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一选题？这一选题的公共价值在哪里？个人与报道对象是否存在利益对价关系或恩怨纠纷等。
　　报道过程：采访对象有哪些？这些采访对象是否为事件亲历者？如非亲历者，他的消息来源是什么？采访对象是主动找记者爆料，还是被动接受采访？采访对象对相关问题是否足够专业等等。当然，报道过程的透明这一原则，有时可能要受为消息来源保密、事涉当事人隐私的限制等因素制约，因此比较复杂，这里不做专门讨论，但一些报道中的特殊情境并不足以挑战透明公开这一基本原则。
　　报道局限性：要对自己的专业局限有深刻的省察，向公众坦承报道存在的缺陷。不隐瞒自己可能的偏见。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提交的研究报告及论文中都要求如实报告本项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负责任的报道，也应该借鉴这一要求。
　　3.专业媒体人应有更纯粹的公共关怀
　　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传统大众媒体往往有两个局限，一是传统新闻价值观强调冲突、具有悬念的事件才具有新闻价值；二是媒体看重受众的商业价值，强调以所谓精英强势人群为目标受众。
　　这两点，对于一个商业机构而言，是完全符合市场逻辑的理性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从大众媒体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而言，消极影响却是非常明显：首先，它往往造成媒体对很多重要社会意义题材忽视；其次，造成社会弱势人群的媒介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第三，弱势群体的声音及利益诉求往往失去有效的表达渠道。
　　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以上这些问题，很难通过市场化手段去解决。但是，当有更多的媒体利用新媒体发展的契机转型为非营利性机构时，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因为在新媒体时代，一方面，由于有大量业余人士会在新闻热点现场提供大量碎片化信息、影像，专业新闻工作者在更多的时候，可以从一些初级的报道事务中抽身出来，正如有专家指出：“付出专门的努力去采编被我们忽略的新闻，而不是为了提升网站的流量而在现有的合唱中增加一个声音。” [13]另一方面，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可以就某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和报道，通过众筹或申请基金会支持等方式，这样就可以摆脱媒体常规时间压力，通过借鉴一些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做比较深入的报道。
　　甚至一些专业媒体人可以通过社会资金的支持，以低成本非营利方式，专门创办以社会弱势人群为目标服务对象的新媒体。台湾的“苦劳网”即是一例，这是一个主要针对台湾劳工阶层发声的所谓“独立媒体”。2007年11月，“苦劳网”获得卓越新闻奖基金会颁发第二届“社会公器奖”。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官方新闻稿指出：“‘苦劳网’长期关注社会议题，使用网络媒体讨论劳工、外籍新移民者、残障者等弱势团体在台湾的社会适应及其问题，在主流媒体之外，发表另类观点和相关资讯供社会大众参考，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当前主流媒体的若干资讯空档。最近几年并逐渐扩及人权、环保、文化议题的报道，并提供网络空间给数十个弱势团体作为交换意见的平台，重视弱势者的传播人权。作为一个媒体，‘苦劳网’以极其有限的资源长期为公益发声，其用心与成效，值得肯定。”■
　　
　　
注释：
①2010年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发生一起因拆迁引发的自焚事件，三人被烧成重伤。其中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事通过新浪微博，引发舆论密集关注，该县主要一些领导被追责。
②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次动车组列车运行至甬温线上海铁路局管辖内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双屿路段，与前行的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动车组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四节车厢从高架桥上坠下。这次事故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③张建中：《分拆：美国媒体集团的变迁》，《中国电视》2015年第4期
④[美]克莱·舍基著，胡泳 、沈满琳译：《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第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11] [13] [美]比尔·科瓦齐 罗森斯蒂尔著，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第177、178、18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邓建国：《我对新闻业未来谨慎乐观：迈克尔舒德森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
⑦胡泳：《高质量新闻的命运》，《新闻记者》2013年第8期
⑧参阅胡元辉、罗世宏：《开创优质新闻业的人人时代：weReport的创设及其意义》一文，见胡元辉主编：《公众委制新闻时代来临：weRrport调查报道平台的意义与展望》，（台湾）优质新闻发展协会2012年版
⑨引自weReport 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官方网站 http://we-report.org/about-wereport
⑩张薇《台湾独立媒体人》（香港）《凤凰周刊》2013年9月
[12]张建中：《众包调查新闻：网络时代新闻业的创新与实践》，《光明日报》2013年12月30日
　　
　　
王天定/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