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波
　　【本文提要】《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表述了中国新闻业“群众路线”的核心理念。但这套官方话语在学界和业界非但失去了规范意义，而且成为备受批评的反面教材。本文将“群众路线”置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场景之中，分析其基本内涵、内在逻辑以及在新闻界的实践变迁，认为“群众路线”是中国新闻人摸索出的一条独特的现代新闻规范，其中蕴含的政治能量有待于在新时期重新开掘。
　　【关键词】新闻伦理 专业主义 群众路线 历史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06
　　
一、“群众路线”遇到的挑战
　　在这个时代，“新闻专业化”、“专业主义”这套伦理规范体系，无疑是学界和业界共同遵奉的主导范式。在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上，既书写着“独立”、“自由”等形而上的价值诉求，又包含“平衡”、“客观”等形而下的操作规范。其中，行业独立性是这套话语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内涵”。①在这方面，陆晔和潘忠党的论述影响甚巨，“专业主义……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②与之类似，陈力丹在阐释新闻职业道德时也强调，“它不是政治要求，也不是市场要求，是一种职业意识”，“一个中间地带”。③
　　外来的“主义”独擅其美，自家的传统难免落寞孤寂，乃至成了不合时宜的历史陈迹。比如中国记协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自1991年颁布以来，“为适应新形势新变化”，1994年、1997年、2009年经过三次“与时俱进”的修订，④但中国现代新闻业“党性”、“人民性”、“群众路线”等伦理规范仍然一以贯之。不过，在业界实践和学界讨论中，这套官方话语实际上已然沦为反面教材，被批评为“规范的失范”——即准则本身毛病多多、缺乏效力，不但无法规范职业行为，反倒是行为失范的原因。⑤对于病因的诊断，结论大致相似，“非职业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 ⑥，“党建语言，缺少新闻职业的特征” ⑦，“政治语言和职业语言相混淆” ⑧，等等。开出的药方亦大略相同，“必须从职业化角度去改” ⑨，“减少政治套话和词汇” ⑩。要言之，上述对《准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新闻业的政治属性，“批判的武器”和理论资源则是“专业主义”，强调新闻业作为一门行业的独立性。
　　2009年修订后《准则》的第一条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求新闻从业人员“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这条总则又包含三个细则，“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和服务对象”，以及“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正确呼声和意见”。[11]这些广受批评质疑的“党建语言”和“政治套话”，正是中国新闻业“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那么，“群众路线”这个蕴含丰富政治含义的官方准则或“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在中国新闻史上有过怎样的实践？在何种情况中遭到冲击并日渐式微？在当前语境下是否已经失去合法性，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群众路线”的内涵与实践
　　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政治思想和民主实践，“群众路线”是中共在一个后发国家动员民众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原创性贡献，被认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贡献”。[12]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激烈斗争中，如何有效地发动群众，不仅关系着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也决定着革命的成败。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堪称中国革命获得奇迹般胜利的一大法宝。[13]与此同时，“群众路线”包含着独特的政治参与思想，“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14]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有力地挑战和抗衡了西式民主。
　　一般而言，“群众路线”涵盖两方面要素：一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15]上述“四句式”表述，出自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其概括简练而精当，被此后的官方政治宣示和学术研究广泛采纳。
　　“群众路线”成熟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做出过重要阐释，毛泽东在1943年最早从领导方法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件），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16]从这段表述可以看出，“群众路线”从实施步骤来看，是一个典型的信息（意见）流动过程，与现代政治传播学领域的“决策过程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本质性差异。[17]更重要的是，作为党政系统组成部分的党报和作为“文化干部”的新闻工作者，本身便是上述信息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扮演着《准则》中所说的连通上下的“桥梁纽带作用”。
　　这样的工作方法，必然要求新闻工作者走出报社，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据曾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的田方回忆，1942年时任社长博古（秦邦宪）曾告诫一批青年记者，要求大家“以小学生的态度，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居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18]博古还算委婉，毛泽东则严厉许多。在1948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懂了。”至于如何“改造”这些新闻工作者呢？毛泽东的答案是“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深入劳动生活中“去做去看”。[19]由此可见，延安时期包括新闻工作在内的政治参与模式，并非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而是独具特色的“逆向参与”。[20]曾于1944年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赵超构，对此有过生动概括：“倘说我们社会的人才流动，有如选手制度，即是各地的优秀分子，一级一级的向上发展，向大都会集中，则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恰是相反。他们的方针是优秀干部向群众中去，向四方分散开来。” [21]不仅如此，普通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是“群众路线”的题中之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2]在延安的新闻实践中，普通群众通过“读者投稿”、“通讯员”等制度化的方式，确实成为党报采编的重要部分。据田方回忆，“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 [23]
　　
三、“群众路线”的结构与逻辑
　　在简要梳理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涵义及在新闻界的实践之后，仍有一些关键的逻辑问题尚待澄清。比如《准则》中第一条的表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问题在于，新闻工作者如何并行不悖地服务于这些对象？从组织原则上说，新闻媒体隶属于党政体系，如果党的方针政策出现差错，新闻媒体何以独善其身？这也是1980年代初期引起轩然大波的“党性”和“人民性”争议的焦点。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厘清“群众观点”的内在结构，其中核心议题是政党的性质。
　　关于“群众观点”的诸多精炼表述，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向人民群众负责”等，实际上都隐匿了实施群众路线的主体，即政党。而在领导人讲话和党代会报告等文件中，则有着较为全面的说明。中共历史上对“群众观点”最为系统的阐释，当属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党的建设理论的一座伟大里程碑” [24]，其中刘少奇专设“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一节，从党的性质、人民群众的地位、党群关系等方面，将“群众观点”提升到政治哲学的层面，解答了党性和人民性为何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25]在这份报告中，刘少奇多次提及“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先进部队”。这也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核心，即“‘先锋队’型政党，不同于选举型政党，不是从阶级的基础中产生，而是先有理念，以理念凝聚职业革命家，再以职业革命家为火药，颠覆传统社会，酝酿势能，调动群众，塑造新的阶级”。[26]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或者说先锋队的代表性，首先在于少数领袖掌握了先进的理论武器，能够洞察社会发展规律，并且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因此能够充分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27]在这个过程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真理）的洞悉至关重要，事实上国际共运史上的大多数领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家。这一真理经由“先锋队”政党以及葛兰西所说“有机知识分子”的中介和诠释，将受压迫的群众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28] “阶级意识”的启蒙与形塑，正是由政党从外部来灌输和推动的。中国革命中的“诉苦”等群众性政治运动，也应该放在这样视野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次，先锋队除了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其自身没有独立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识，“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29]邓小平的表述则更加理论化，“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0]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其实预设了先锋队与群众的两分法，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张力，是对政党的极大挑战。如景跃进形象指出的，“这是一根必须始终保持警醒才能走好的钢丝，只要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31]出于这样的警觉，刘少奇在《论党》中一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认为党内某些同志“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32]毋庸置疑，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理想关系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这也是中共长久以来从未抛弃的政治宣示。在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岁月，这样的理想关系是一种常态，例如在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工作的杨子青曾深情回忆道：“捧上满腔热情，先去做群众的学生，地头上促膝谈心，火线中身体力行。坐在坡头树下，反复经历的情景，激情顺着笔尖滚滚而下，向群众报喜鼓劲。” [33]
　　
四、新时期：从“群众”到“受众”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生存环境和主要任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很快对政党本身产生了影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在科层化、专业化的压力下日益官僚化，行政吞噬政治，政党国家化，党员干部日益脱离群众。” [34]迈斯纳认为，这种难以遏制的官僚化冲动，自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际，就已经显现端倪——
　　迅速的工业发展，或至少是工业迅速发展采用的模式（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必然导致两类新官僚精英（虽然仍处于萌芽时期）的出现，他们在其各自擅长的领域里掌握着越来越大的权力。一类是政治精英，是由迅速成为管理者和职业官员的党的领导和干部组成，分布在控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扩大的国家机关中。另一类是技术精英，是由工程师、科学家和厂长组成，他们负责日益扩展的现代经济组织的经营。这两类新的社会精英主要为职业和专业所支配，马克思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对他们作用不大。地位、权力和物质利益的差别，使他们越来越脱离工人和农民。[35]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原本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本身成了首要目标，而且经济发展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不仅使中国社会“远离而不是接近革命曾经许诺的社会主义前景”，[36]而且使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并最终导致“代表性断裂”。[37]在迈斯纳看来，解决上述手段与目标的悖论，正是毛泽东晚年发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深层动机，而自1980年代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获得了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成就，但前述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
　　在新闻领域，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呼应着上述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改版宣称的“为读者服务”，“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实际上对“党代表人民”的传统理念构成了挑战。“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期，党性和人民性的争论正式摆上台面，因为该话题对党的合法性具有极大的颠覆力，这次辩论被迅速叫停，此后在很多关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官方采取了“不争论”的办法。不过，理论问题并没有彻底澄清，如此混沌状况一直延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官方话语与民间认识严重脱节的困境。与上述“去政治化”的过程差不多同步，从美国引进的“受众”、“信息”、“传播”等概念，因其“中立无害”，获得了官方和学界、业界的一致认可，随着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度推进，“受众”最终取代了“群众”。[38]然而，历史远未终结，市场逻辑并不能解决中国新闻业的所有问题，反倒引起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端，例如城市中心主义倾向，传播民主化程度降低，基层组织力消解，以及传媒业自身的利益集团化、政党化。[39]　2014年3月底，《经济导刊》杂志社邀请17位人文社科界学者，共同检讨中国媒体的现状。专家们分析了中国媒体的诸多乱象，如公信力严重丧失，世界观、价值观颠倒错乱等“重度雾霾”。引人瞩目的是，黄平、李玲、潘维、李希光等人不约而同地重申“群众路线”，认为这是走出当前舆论困境的最佳途径。[40]虽然迄今并无切实可行的方案，尽管突破现有体制和格局绝非易事，但思想的解放、意识的转变必定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注释：
①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②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③⑥⑨ 陈力丹：《新闻理论十讲》第240、242~2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张凌云：《突出指导性、实践性和针对性——中国记协有关负责人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光明日报》2009年11月29日
⑤⑩ 周俊、毛湛文：《规范的失范：基于历年〈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实证研究》，《国际新闻界》 2013年第10期
⑦陈力丹、蒲媛：《重塑报格的前提：编辑部与经营部分离》，《青年记者》2010年第7期
⑧刘必华：《论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有效性——从〈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新修订谈起》，《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11]中新网：《〈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版全文》，2009年11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1-27/1988722.shtml
[12]Peter Zarrow.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895-1949). London: Routledge Press2005p.3
[13]王国斌著，李伯重、连玲玲译：《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20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1992p.319
[15][27][31] 景跃进：《“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6]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4~85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7][20] 王绍光：《毛泽东的逆向政治参与模式——群众路线》，《学习月刊》2009年第23期
[18][23]　田方：《回忆延安〈解放日报〉》，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28辑）》第37~4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9][22]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192页，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21]赵超构：《延安一月》第96页，上海书店1992年版；转引自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第64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4]石仲泉：《〈论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的一座伟大里程碑》，《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25][32] 刘少奇：《论党》，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4~37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34] 修远基金会：《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的当代实践形式》，《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
[2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6~1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63.
[29]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载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7~76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0]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06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3]杨子青：《心声》，载陕西日报社、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编：《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第225页，陕西日报社2006年版；转引自王维佳：《中国党报向何处去？》，载陈昌凤编：《新闻学研究前沿》第102~10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5][36]迈斯纳著，杜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1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7]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38]Zhang Yong. From Masses to Audience: changing media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ism Studies20001(4):617-635.
[39]王维佳：《传播治理的市场化困境——从媒体融合政策谈起》，《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40]本刊编辑部：《中国媒体现状检讨》，《经济导刊》2014年第5期
　　
李海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