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藜
　　【本文提要】　本文认为，追求“彻底的多元性”的后现代思维方式，对当下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具有刺激和激发效果。这在研究出发点上体现为：承认多样性视角与路径的共在，有利于健全“批判”视野的养成，并力戒对某种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无意识复制；研究的多元化只有在冲突层次才会富有成果，也只有在彼此间“真切的对抗”基础上才能达及“批判”的真义；传播研究对未来筹划的合理性，只能显现于多种“地方性知识”的彼此映照之下，传播研究应将具体殊异的时空及其历史演变视为探究过程、探究对象的内在构成。
　　【关键词】传播想象 后现代 彻底的多元性 地方性知识 批判　
　　【中图分类号】G206
作为批判性思维品格的“后现代”
　　若放开胆子，模仿一下围绕“媒介”、“传播”出现的那些无论新旧总有思维刺激的表达，诸如“媒介即讯息”、“媒介即隐喻”（尼尔·波斯曼）、“城市即媒介”（Friedrich A. Kittler）、“物的媒介化”（LashS. & Lury, C.），似乎也可以说，“理论即媒介”。仔细想想，并非一点儿道理没有。比如传播学教材中勾勒和展现的所谓“流派”，如果说他们被建构为一个个的小共同体的话，大抵也是围绕着对某种特定“理论”（或“范式”）的认同组织起来。进一步，如托马斯·库恩所揭示，如果“范式”这一特定“媒介”发生了变化，那么“新理论意味着支配常规科学原来实践的许多规则要发生改变”，从语言、世界观到日常工作乃至共同体认同。①事实上，这可理解为学术研究自身的传播史。
　　当然，对这个表述需要谨慎的是，不能将“理论”与“经验”做二元对立的理解，学界同道经常喜欢引用一个说法：“理论”是用来烛照“经验”的分析工具。的确如此。不过同时还需看到，“理论”本身也不过是特定时空下某种抽象层次的“经验”表述，因而，任何“理论”在用于照亮“经验”之前及之中，也都须得到对其前世今生和效用边界的深层辨析。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补充说明，很明显地蕴含了某种“后现代”的意味。事实上，上述对传播研究的自反性运用，也正是想引出本文标题的后半部分，即在当下学者同道们正展开传播研究重建性反思的语境下，本文想将“后现代”视为一种有利于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暂且放下这个“共同体”从规范意义上是否存在的纠结）重建研究前景的触媒。所谓“触媒”并非是说，理想的传播研究应围绕“后现代”的范式重新组织，这既有悖“后现代”的基本精神，实践上也不可能，毋宁说，“后现代”在本文理解中不仅仅是某种理论流派或是对历史进程的表达，而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品格或思维方式，它可以作为一种触动、刺激学术思考的媒介，帮助当下传播研究从某些僵化的路数中挣脱出来，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更富洞见的知识生产与更真切的学术对话之中。这个理解的前提是，理论是媒介，学者是有着能动和反思精神的媒介使用者，“触媒”催生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机械力学。这个说法也不新鲜，英国传播学者、现任教于香港的柯林·斯巴克斯教授（Colin Sparks），在接受《传播与社会学刊》学术对谈时就指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的最主要的范式转移，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的转变，只是传播学界“相当多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转变”。②
　　怎样展示“触媒”的作用，这需要对标题中的另一概念做个解释。所谓“基点”，中文含义众多，在笔者使用中主要是指starting point，也即“出发点”。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如果“后现代”确能促动传播想象的开放，那么首要的，传播研究的立足点需做怎样的调整？这个出发点联系着怎样的智识理路，特别是研究者在其间如何想象自身与他者的关系？其二，传播研究该如何筹划它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未来？如果“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流动和多变的文化丛林中，传播研究该怎样走出自己的林中路？又能把自身的智识理路建基于何种土壤之中？两者密切交织，既关乎转变的方向，也牵涉如何转变。
　　详细展示繁复纷歧的“后现代”及其对传播研究的丰富启迪，超出了笔者的能力，本文仅将思考集中于立足点上的变化，并特别瞩目对反思与重建至关重要的批判意识本身。在此，借助了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对“后现代”特征的凝练概括，即“彻底的多元性”。③之所以选择韦尔施，主要基于本文欲从“后现代”中感受正面刺激的意图，而韦尔施被认为对后现代做了不遗余力的鼓吹，又主张把现代和后现代结合起来，恰好切合此处的实用考虑，换言之，韦尔施的观点不过是本文所谓“触媒”的具体化。此外，下文所论的三个方面，基于自我反思和对传播研究实践的观察，努力有所针对，也因而带有个人的偏向。
　　1.传播研究在追求多样视角和路径的差异性共存过程中，应时时省察自身边界，这有利于健全的“批判”视野的养成，也特别要警惕重蹈对某种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无意识复制；
　　2.传播研究的多元性只有在冲突层次上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每种视角和路径要将自身力量的获得置于与他者“真切的对抗”之中，并由此达及“批判”之真义；
　　3.传播研究对未来筹划的合理性，只能显现于多种“地方性知识”的彼此映照之下。传播研究应将具体殊异的时空及其历史演变视为探究过程、探究对象的内在构成，“批判”也自然蕴涵其中。
　　
“彻底的多元性”与“真切的对抗”
　　所谓“彻底的多元性”，在韦尔施看来，“跟以往的多元性相比”，“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总体视野范围内的一种内部现象，而且涉及任何一种这样的视野、框架或基础。它影响了视野的多样性，导致不同的概念框架，宣布决定各自的基础的多样性。” ④所谓不同视野与概念框架“决定各自的基础”，意味着“彻底的多元性”是对任何一种企图占据“本质”和“唯一”地位的视野及概念框架的批判。众所周知，它最鲜明地体现为后现代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所谓“彻底”，用哲学学者赵敦华的总结，即说后现代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批判的集成，“并把这些批判推向极端”。换言之，为后现代哲学所批判的种种“现代性”表现，诸如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尤其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知识论上的“基础论”，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反映论，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没有一个不是已经被先前哲学派别和哲学家（黑格尔之后——引者注）所批评了的”，但“后现代”则要求全面彻底的，且是怀疑、否定、解构和颠覆意义上的批判。⑤
　　回到当前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语境，将“后现代”作为触媒而非照单全收，意味着传播研究能够在剥离其隐含着的某种绝对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前提下，从“彻底的多元性”既汲取批判的锋芒，又避免重建的误区。一段时期以来，大陆学者对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进行了持续的反思与批判，映照“后现代”不难觉察，以实证主义效果研究为表征的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本身即联系着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这已为学界先进反复指陈。这些指陈也有助于传播研究从对“黄金美国”的盲从下挣脱出来。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似乎还少有人关注，即批判者自身的知识视野是否经过了“彻底多元化”的洗礼？批判者是否挥舞着“解放”的话语利器而对自身的“支配”意图不自知，甚或自以为是？甚至，所谓的“批判”是否因缺失了历史的同情和视域的融合而陷入简化而粗暴的解读？张勇锋博士针对大陆传播学者以“批判”面貌出现的对美国传播研究的肤浅理解，有一句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们对经验功能主义的批判亦是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关于经验学派的几个老生常谈的缺陷，成为需要时随时可以摘取的方便标签。” ⑥问题在于，除了那种距离真正学术研究很远的贴标签式的“为批判而批判”，是什么样的因素限制了学者的批判力度？
　　如孙玮教授所指出的：“将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研究取向（也只能算之一）当作人类传播研究的全部价值与意义，正是当前大陆传播学学科危机感、身份焦虑的主因。” ⑦换言之，缺失了多元知识视野的滋养，所谓的“批判”不仅很容易扭曲批判的对象，也很容易蜕化为对“被支配身份”焦虑不满的简单表达，更难以展示本身就应该与“批判”相表里的建设性的可能。即是说，要想真正从美国主流范式的支配下走出来，传播研究必须能够看到更多别样风景，也是更多重建资源，“彻底的多元性”有助于此种健全视野的养成。这些风景包括美国传播学中被“边缘化”的取向、美国之外的传播研究饶有成果的建树，以及“传播学”之外的那些围绕传播现象所做的卓越思考。事实上，这些研究成果，⑧长期以来一直与所谓的“主流范式”在知识世界中共在，只是受制于诸如学科设置、教科书、翻译出版等知识社会学所探讨的各种权力因素，在中国大陆又尤其与实用取向相关，丰富多元的研究实践就此被裁剪、定义和维护成一种“主流”，此种“主流”反过来又遮蔽、拘囿了学者的眼界，导致传播知识生产的空间越来越窄化。因“危机感”和“身份焦虑”而不满现状，但视野却未能从禁锢中抽身，这样发自不够开阔胸腔的批判之声，激越固然激越，却难以形成宽厚的回声。
　　这在根本上体现着批判者视界中与其他研究者的关系构成问题。韦尔施认为“彻底的多元性”“袒护多，反对独一无二，抵制垄断，揭发干涉”，它的批判精神不仅仅是对“独一无二”和“垄断、干涉”的解构，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对未来的预示，因而“它和真正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⑨从这个角度看，在批判“主流范式”之支配性权力的同时，不仅能够“非常积极”地看到别样风景，还要以“真正的民主精神”，与这些不同风景，也包括“去主流化”后的“主流”，共存共在，这是“后现代”带给传播研究起点上的第一个教益。就反思性批判而言，这也是对批判对象的尊重，即将之回归到原本就是“多元存在中的一支”的本来位置，其合理性反而自有光辉。
　　与之相表里，它还要求任何关于传播研究反思性重建的努力，都必须要警惕不能让自身重蹈批判对象的覆辙，这种历史重演体现为以“开放”为由，特别是借着“范式转换”的名义暗度陈仓，试图以一种新的“独一无二”和“垄断”取代旧有“主流”，从而无论借助于制度性权力，还是对某种“真理”的信仰膜拜，再次将之封闭、僵化起来。这种貌似的“范式革命”不是“开放”，不是“翻身农奴得解放”，而更像“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彻底的多元性”提醒传播研究者，不能仅仅把对“唯一和本质的真理”观的反对停留在时髦的口头声称，要想真正建构并维护复数、多义的“真理”，“真理”的探寻者必须在出发时和探寻中时时省察自身的边界。
　　只有在与差异的共存中，才能意识到自身的边界，但意识到了他者与自身，却陷入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或者，仅仅保持一种形同陌路的“点头之交”。这样的“共存”或许是一种存在方式，但却未必能够激发并保持传播想象的活力，也难以促成传播研究的百花争艳。韦尔施在论及多元性的实践时指出，“只有在不同的构想冲突的层次上才会出现多元性，这样的多元性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换言之，彻底的多元性实践，不能倚靠“懒散”或“以减轻精神负担为目的”，要么以“依我看来”做独断独行的伪装，要么乞灵于“怎么都行”的漫不经心，多元并不代表不同的主体，而是“主体们有义务用论据重新参与争异”。⑩这是一种从正面肯定冲突的积极的差异哲学，彼得斯曾借助海德格尔对“真切对抗”的呼唤，高度倡导这种“让世界袒露”的交流观。[11]此种差异哲学主张在彼此共在中“真切对抗”，事实上前文所提及的“批判”，作为“对抗”的形式之一，也要纳入这种衡量之下。它给传播研究重建带来的教益，就从表面的“多元”更进一层：“开放”传播想象，意味着在不同的视野与路径之间要展开有“冲突”的对话——也就是实质性思维与智识的碰撞和交锋。这既包括已多为学者所提倡的与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交流，也包括着“传播学”这块“地盘”内部的彼此对抗。或许，在实证、阐释、批判的范式及话语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可通约性，就如利奥塔指出的，话语种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深渊”，但韦尔施认为，“只有通过冲突和争异才能逾越话语种类之间的鸿沟”。从这个层面上看，新近学者之间展开的“对反思的反思”，考虑到特别重视“和谐”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样真切的碰撞不是太多而是太过罕见。
　　“真切的对抗”既展现于面对面的交流，也存在于学者的思维方式并外化在文本的写作与阅读中。上文所谓“在出发和探究中时时省察自身的边界”，也就是一种主动、积极地与“差异”无声辩诘。其意义还不仅仅是韦尔施所言的“主体们有义务用论据重新参与争异”，更是研究者的“主体”本身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更进一步，“真切的对抗”，就是一种把自我与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彼此间无论谁是泰斗权威或谁名不见经传，“同时显现”意味着既不让自我消失在他人之中，也不用自我代替他人。[12]这样的研究让人看到的，是研究者本人跃动着的生命，以及由他/她所中介出的、同样是跃动生命间的对话，既互相争鸣又彼此肯定。不妨换做诗意一点儿的表述：传播研究者的每一次出发和再出发，每一次主动或偶然的相遇与再相遇，以及恼人或甜美的对抗，都是对“世界”、对“我”的一次再发现，传播研究不仅仅是这种发现的记录，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存在，也是我们存在力量的展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个疑问或许并不重要，学术共同体本身也只能存在于一次次这样的交流之中，研究者或许心怀着彼此超越的“智识雄心”，也只有“真切的对抗”，才能真正在知识积累的层面上得以实现。
　　作为知识整体，这里或许隐含着传播研究的未来出路。[13]它体现为以“开放”与“对抗（互动）”的辩证统一所推动的知识积累：“对抗”以“开放”为前提，“开放”则以“对抗”为路径，个体以创新的知识生产自我要求，并通过群体的互动提升整个研究领域的水准。但必须注意，这种良好的前景绝非一厢情愿所能筹划出来。在彻底的多元性面前，与主体一样，作为领域的某个学科本身也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过程，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双重阐释
　　从人作为意义存在的角度，“对抗”之所以发生，根本上缘于存在着不同的对自我和世界未来的想象；所谓“真切”就是在承认与不同想象或规划共在的前提下，让各自的筹划在彼此对诘中更清晰地生成并显现出来。韦尔施在强调后现代“多元性”之“彻底”时指出，“如果说以往的多元性被看作是统一的开放形式、挑战或发展理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所有的描述、所有的战略和所有的解决办法今后都得以多样性为根据”，“必须以多样性为出发点，不再反对它，而且把统一纳入多样性的范围”。[14]传播研究的重建需要有强烈的自反精神，这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认真审视作为“实践”的自身对世界的筹划，这既体现于知识生产过程，也体现在与社会诸场域的互动之中。对自身边界的时时警惕，除了缘于研究者所依凭的工具存在着视角和路径上的不同，还因他们的探究对象——多是那个日常生活世界——本身也是这样的多元存在，且都有着各自的边界。“真切的对抗”既体现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同时也涉及了如何处理学术阐释（内蕴着学者及其社群的价值）与研究对象的生活意义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即研究以何种规范性为根基的学术政治问题。在“彻底的多元性”面前，这已成相当棘手的难题，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评述后结构主义者的困难时所说，“他们在否定中重复了启蒙主义的批判姿态”，这既包括“话语的书写”的批判形式，也包括“探讨普遍主义的主题而同时又否定普遍主义的要求”。[15]或者用一句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相互批评的表述，“冷漠正是显现在对后现代主义极乐的盲目沉溺中的”。[16]“地方性知识”可视为探索、求解这一难题的可能选项之一。当学者从某种规范性立场以描述、阐释或批判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之时，“彻底的多元性”所体现的“真正的民主精神”，已经预示了所有用来作为规范或价值评判尺度的那些概念，诸如“自由”、“公正”、“平等”，以及与这些尺度或隐或显相关联的理论概念，诸如“公共性”、“共同体”、“娱乐化”等等，都必定要从“放之四海”的“宏大叙事”形态，落回到实实在在的具体时空的历史经验当中。在一本颇具后现代色彩、也与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作中，作者就指出，“谁有权利或力量为公义下定义”，是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17]吉登斯、汤普森、延森[18]等学者都鼓吹学术方法论上的“双重阐释”（double hermeneutics），这双重阐释的每一重，生活世界中的日常意义，学术研究中对这些意义进行的与理论话语相联的再阐释，都可以理解为与不同“地方性”紧密相联的“知识”，研究对象的具体时空、研究者所处的时空，也都交织、叠加在这种复杂之内。“彻底的多元性”或“真切的对抗”，意味着学者虽无须借助科学“客观”的外衣掩饰自身立场，但却必须能够层层辨析自身与他者、分析工具与研究对象、话语与行动中的种种“地方性”，在艰苦的智识劳作中做到“把统一纳入多样性的范围”。也唯此，在学者对社会政治关切中闪耀的宝贵的“解放”或“批判”光芒，才能扎根于坚实的民主土壤。换言之，一旦研究者沉潜入“理论”与“经验”的往返穿梭之中，围绕着不同传播实践所叠加着的复杂关系和多重时空进行层层剖析、提炼问题、展示对话，不用刻意标榜，“批判”之真义自然蕴涵其中。
　　事实上，这已成为时下国际传播学界既重要又迫切的议题。据卜卫教授介绍，[19]第63届国际传播学年会（2013年6月）的主题是“挑战传播学研究”，其下设有“挑战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主题分会，传播研究的一些重要核心观念诸如“社会和文化认同”、“公共领域”、“全球化”等，都受到了学者的批评。例如针对“公共领域”理论，有学者提问：产生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如何揭示全球化的世界？被媒介化的公共领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由此回到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就有两个路径或面向对反思性重建格外关键：将美国“主流范式”或任何一家西方理论，回归到其理论脉络中，也即对其所处的具体时空演化的透彻理解中，在将其还原为学术场域中特定的“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以其规范与分析相映照的“洞见”为提示而非为“药方”，深入透彻地发掘、探究中国本土社会的传播问题。或者相反，从具有独特中国“地方性”的传播问题入手，[20]仔细检视学者自身、研究对象所蕴含着的社会关系在具体时空中的层层勾连，并将意义建构的历史叠加层层剥离，在审慎地构建中国传播的“地方性知识”努力中，与“其他山谷的他种声音” [21]彼此呼应，“真切对抗”。
　　这两个路径实际上更像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更进一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还是“西方”，我们的路径是“由西入中”还是“由中及西”，在一定程度上无关紧要，它们本身就无法彻底分割，毋宁说，传播研究一直穿行在复杂、流动和多变的文化丛林中，需要不断地拨开各种知识和心智迷雾，以对各种传播实践及关系的敏锐感悟、对媒介与文化不断的历史回溯、以及自我与他者的真切对话，探寻富有自身个性的林中之路。一句话，对自身与他者共在的展示，也交织与辉映了对双方同时展开的肯定与批判。
　　彼得斯呼吁在当下恢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种传播视野的活力，[22]本文借助“后现代”触媒所尝试的，是将此呼吁首先着眼于传播研究的实践本身：既要面向世界敞开自身，真切地对话；又要立足实践，尊重差异彼此承认，并努力找到行动之协调。在此前提下，凯瑞的一个具体倡议很对此处的胃口，“人应该先理解自己国家内发生的对话，才有可能理解别处的对话”。[23]或许，在如何重塑当下大陆传播研究“基点”问题上，这属于既已非常迫切、又切实可行的方向和路径选择。■
　　
孙藜/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版）》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黄煜、王海燕（编）：《社会转型中的媒介研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媒体》，《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第31期
③④⑨⑩[14]韦尔施著，洪天富译：《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⑤[12]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第291~292、122~1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张勇锋：《经验功能主义：还原、反思与重构——对中国语境中传播学经验功能主义的再认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⑦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⑧这些成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枚举。仅以研究视角为例，在G. J. Shepherd与 J. S. John合编的一本文集中，就细致呈现了27种“传播作为……”的视角，每种都附有相关研究文献。StriphasT. G. (2006). Communication as...: perspectives on theory. G. J. Shepherd, & J. S. John (Eds.). Sage Publications. 也可参见孙玮教授论文中的例子。
[11][22]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第14~16、13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3]感谢陈卫星教授在“经验与想象：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苏州大学，2015年6月）上对本文的批评。此段所论受其启发，但也有差异。
[15]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第5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转引自：普雷斯：《差异、公共领域、身体和技术：女性主义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载库兰主编《大众传播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17]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第2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8]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第1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9]卜卫：《国际传播学研究：危机、批评与挑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12期
[20]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载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第35~5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1][23]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74、54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