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涛 黄顺铭
　　【本文提要】传播学要为记忆研究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媒体记忆的边界就不能太宽泛，内涵也不能太狭隘。本文主张媒体记忆领域应以新闻媒体为核心，并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聚焦新闻再现中的“历史”元素、媒体记忆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以及新闻生产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这一界定引出一系列具有批判性的经验研究议题，包括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联、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记忆与公共生活、媒体记忆与中国近现代的国族意识、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新闻界的集体记忆等。
　　【关键词】媒体记忆 新闻生产 记忆实践 全球化 国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G206
　　在论及文化记忆时，扬·阿斯曼（Assmann）指出：“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整套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对它们的‘培育’有助于表达和稳固该社会的自我形象。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情况下，每一个群体正是在这种关于过去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身的统一性与特殊性的意识”。①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无疑是记忆元素最重要的“培育者”之一，它既日复一日地生产出林林总总的文本和图像，又提供各种仪式展演的象征舞台。②媒体的记忆实践是其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被动意义上，媒体扮演着“平台”和“渠道”的角色，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在其间围绕历史事件及其“遗产”而展开记忆协商；在主动意义上，媒体借助于各种叙事方式“重访”或“再现”过去，建构并“介入”现实，参与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③
　　正如奥利克（Olick）与罗宾斯（Robbins）所言，记忆研究是一个不具备特定范式、无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般性的研究范畴，探讨过去对当下产生影响的种种方式，其间所牵涉到的记忆工作在性质上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既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私秘的，既可能是物质性也可能是交流性的，既可能是共识性的也可能是挑战性的。在他们看来，不应该将“集体记忆”本质化，而应具体考察“不同社会场景下所展开的各种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倘若如此，我们便无须假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集体心理，也不必涵盖一切研究对象，而是去探究“过去与现在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 ④。
　　本文是对于媒体记忆研究的一个文献回顾。我们希望为纷繁庞杂的文献理出一个基本线索，并廓清其边界。我们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展媒体记忆的边界，而应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向外推展，从而与以“电影”和“文学”等媒介作为研究对象的集体记忆传统之间展开对话。同时，媒体记忆不应狭隘地聚焦于“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 ⑤，而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关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批判性议题。
　　
一、媒体记忆的边界
　　学者们在讨论媒体记忆的时候，往往强调这是一个“媒介”与“记忆”相结合的跨学科领域，却很少有人对其做出准确的界定。因此，何为媒介记忆，其边界何在，往往言人人殊。
　　阿斯特丽德·埃尔（Erll）在《文化中的记忆》一书中辟专章讨论了“媒介与记忆”。在她看来，“文化记忆离开了媒介是不可思议的。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从想象” ⑥。埃尔所说的媒介的外延异常宽泛，从母子之间的谈话、家庭中的交流、口头与文学传统，到摄影、印刷、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再到纪念碑等承载象征意义的纪念实体。她强调，媒介和媒介化过程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比如“目击”）“外化”为文化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只有通过交流和媒介接受才能“内化”有关过去的共享知识。因此，一部记忆史也就是一部媒介史。
　　阿莱达·阿斯曼（Assmann）从历史维度分析了文化记忆的媒介。她认为，最初的“文本”（texts）让位于非文本化的“痕迹”，包括遗迹、碎片和歌谣，这些痕迹只能指向过去，不像文本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而试图在20世纪的电子媒介文化中寻找过去的痕迹，则不啻于在“垃圾”中翻找历史真实。⑦在这里，媒介无处不在——无论有形或无形的记忆载体都可以被视为媒介，但也正因为此，它们常常散落或者隐没在其他的研究传统之中。
　　正是在此意义上，奈格（Neiger）、迈耶斯（Meyers）与扎德伯格（Zandberg）在论文集《论媒介记忆：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应该将“媒介记忆”仅仅视为一种“渠道”或“过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现象来对待。他们认为，媒体记忆研究应该系统地考察如下几个方面：由媒体所叙述的集体过去、借助于媒体来叙述的集体过去，以及叙述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去。⑧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它聚焦“媒介”与“记忆”相交汇的界面，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形态、相应的记忆实践方式，以及不同的研究路径。他们试图明确地将“媒体记忆”发展为一个理论性与分析性的概念，同时彰显其多层次和复杂的本质。具体而言，在纪实与虚构的两端之间，包括了虚构的影视剧、虚实相间的纪实剧、纪实的纪录片与新闻。就媒介类型而言，媒体记忆中的“媒介”又可以指向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涵盖了广告和新闻等截然不同的叙事形式。
　　也许是受这种驳杂宽泛的界定的影响，一些综述性文章在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问题上也显得比较杂乱。举例来说，周海燕在梳理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文献时，并未对媒体记忆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过，透过征引文献所牵涉的议题和对象，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窥见这一交叉领域的驳杂性。这篇综述牵涉到的基本问题和热点话题包括小肯尼迪逝世时的新闻杂志封面报道、报纸对社会骚乱的纪念报道、加拿大有关一战的小说、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博物馆展览、土耳其的电影文化、伪满洲国的报纸和杂志报道、伪纪录片、知青文学、文革小说、网络照片共享、互联网、流行小说、电影、漫画以及维基百科。⑨诚然，“文学”和“电影”是媒介，但它们所对应的学科领域早已形成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路径。我们认为，传播学者应该与之对话，而不应将其笼统地纳入“媒体记忆”的范畴。
　　然而，与对媒体记忆的宽泛驳杂的界定相反，媒体记忆研究对于“记忆工作”（memory work）的理解却是相当狭隘的。
　　狭隘之一，过分聚焦于媒体所生产出的“记忆文本”，这通常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的方法，而忽视了记忆的生产和消费／接受过程。坎斯坦纳（Kansteiner）指出，大多数记忆研究将聚焦于“对特定年代、地理与媒介场景下的某些特定事件的再现，而对这些再现的受众却不作探究”，结果，“关于过去和当下的历史文化的大量新洞见并未与特定社会集体及其历史意识建立确凿的联系”。⑩他由此建议，为了捕捉文化传统、记忆生产者与记忆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应该更多地借用传播与媒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媒体接受分析。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媒体记忆的研究。以新闻媒体上的历史事件为例，无论是新闻聚像的生产与调用，还是媒体的纪念报道，研究者通常都聚焦于“记忆文本”，而极少追溯文本从生产者向受众流动的过程。
　　狭隘之二，过度聚焦于新闻媒体上的“纪念性”的记忆，而忽视媒体上的其他记忆运作以及新闻叙事对于公共记忆的塑造和影响。舒德森（Schudson）曾区分出“纪念性”与“非纪念性”的公共记忆形态，前者包括纪念碑、博物馆、主题公园等纪念场所和纪实电影、教科书、国家仪式等公共渠道，而后者则是那些将过去带入当下从而令过去得以存续的心理、社会、语言及政治过程。他以“水门事件”为例，说明历史事件如何依靠个体生命历程、法律等社会制度，以及语言和符号系统等“非纪念性”的记忆方式而得以延续。[11]此外，关于媒体纪念性记忆的研究——诸如名人讣闻、回顾性的专刊，以及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周年纪念报道——比比皆是，因为此类研究材料容易获取，也相对容易分析。
　　
二、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
　　可以肯定，前面所述及的宽泛界定和狭隘理解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媒体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提出如下两个主张：首先，媒介记忆的边界需要适当收缩。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从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理论视角——特别是媒介生产、媒介文本与意识形态、受众接受、解读以及身份认同——切入讨论，将有望取得独特的贡献。其次，新闻媒体与集体记忆不应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记忆工作”，也不能只关注有意识的记忆建构（例如纪念报道），而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探讨新闻媒体如何参与记忆生产，形塑公共记忆的面貌。
　　为了“在一个相对中间的层次上阐发记忆在具体社会体系中的运作机制” [12]，我们有必要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这并非偷换概念，也并非简单地在新闻生产与记忆实践之间画上等号，而是希望既收窄媒体记忆的边界，又突破记忆工作的狭隘理解。
　　就记忆建构而言，立足于当下的新闻报道和立足于过去的记忆工作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昨天的新闻可以成为今天的历史，而昨天的历史也可以成为今天的新闻。这一概念化之所以不是语言游戏，首先在于它指出了新闻媒体在集体记忆研究中的一个尴尬处境：尽管新闻媒体是记忆实践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而重要的制度场景，然而记忆研究长期以来却并未给予它应有的重视。[13]在《记忆研究》创刊号上，芭比·泽利泽曾撰文分析了为什么记忆领域对于新闻的研究和新闻业的记忆工作不重视。在她看来，新闻研究和记忆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却失衡的关系。记忆如此频繁地进入到新闻传递的过程中，以至于新闻媒体的记忆工作呈现出普遍性和多面性。虽然新闻媒体是重要的记忆实践主体，但新闻从业者却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而记忆学者也尚未给予新闻业应有的重视。[14]结果，记忆处于前景，而新闻则退隐到了背景之中。
　　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能够帮助我们拓展新的研究议题，并发展出更为多元的研究路径和策略。
　　第一，在狭义的层次上，它指向新闻文本中的“历史”元素，包括历史语境、历史类比和纪念报道，[15]使得我们既可以关注媒体如何利用特定的契机“重访”过去，也关注常规的、非纪念性的新闻工作对“过去”和“现在”的建构。[16]第二，它提醒我们聚焦媒体记忆的生产与消费逻辑，这既牵涉到新闻舞台上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所展开的合作、协商与争夺，也牵涉到发生于特定政治、社会与文化场景下的记忆接受过程。在对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中，正如坎斯坦纳所建议的，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创造性以及记忆消费者的颠覆性。正是“这三种不同的历史主体通过协商建立起了记忆政治竞技场中的交往规则” [17]，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努力重构这一协商过程。
　　第三，它致力于探究新闻生产与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既关注前者如何塑造后者，也关注前者如何从后者中调用符号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更一般意义上和更长的时段内，要关注新闻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和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如何构成历史的脚本，如何影响代际记忆和记忆文化的形貌。概而言之，在“新闻”与“记忆”之间，存在一系列连接性的可能性和记忆实践方式，新闻媒介既会“调用”或“启动”历史元素并将之转化为象征性的话语资源，也会“生产”、“挑战”、“遮蔽”、“储存”和“扩散”公共记忆，而公众对媒体再现的“消费”则构成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基础。[18]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新闻媒体如何在文化、政治、技术和社会的场景中，通过与其他社会机构或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塑造集体记忆。被纳入麦克米兰“记忆研究”丛书中的《新闻与记忆》一书是迄今为止新闻记忆领域最为系统的回顾和探究。[19]该书第一部分讨论媒体记忆研究的轨迹，第二部分则触及到新闻与集体记忆的三个不同领域：新闻与叙事记忆、新闻与视觉记忆、新闻与机构记忆。其中，机构记忆将“新闻媒体依靠言语与视觉符号展开的记忆工作与作为社会机制的新闻业自身的独特价值、历史和权威联系在了一起”。[20]这三个领域将新闻媒体与其他的记忆场景区分开来，试图勾勒出媒体记忆的基本版图。不过，它们还是未能完全辐射到上文所论及的媒体记忆的几个层次以及相关联的一系列批判性议题。而对这些议题的深入探究，惟有结合集体记忆的基本问题意识、不同的民族国家情境（全球化）以及“后广播电视时代” [21]里媒体环境的急遽变化，才能对集体记忆研究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三、媒体记忆的批判性议题
　　1. 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
　　在大众媒体中，谁是记忆生产者？新闻媒体上所展开的记忆工作到底有何独特之处？既然媒体机构置身于独特的记忆情境（如国家-媒体关系、政经环境、制度安排），并且其新闻生产还要遵从特定的逻辑（如叙事方式、生产流程、把关方式），那么这些制约因素如何合力塑造媒体记忆？已有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在记忆实践中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叙事方式或话语策略。例如，媒体倾向于将历史“私人化”，即通过讲述那些值得尊敬、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的故事，从而赋予历史事件或时代以一种人性化的色彩。[22]同时，新闻媒体倾向于强调历史事件的重大意义（如“分水岭”），建立“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23]此外，“时间的压缩”也是纪念报道常用的一种话语策略。[24]要理解媒介记忆工作的独特性，自然离不开对记忆文本的系统分析。不过，我们还必须要进入媒体的生产过程，以便厘清新闻记者的特征、新闻常规、组织结构、组织间的竞争，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对于记忆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此外，我们也需要将其他的媒体记忆主体——特别是国家、社会团体与一般民众——带入到理论框架和经验研究之中，考察它们在媒体记忆实践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发出的声音。
　　2. 记忆与遗忘的辩证关系
　　记住（remembering）与遗忘（forgetting）相辅相成，实为一体之两面。保罗·康纳顿（Connerton）曾论及遗忘的不同类型。他强调，文化记忆研究者普遍视“记忆”为善、视“遗忘”为恶，然而这一假定并非不言自明。“遗忘”牵涉到不同的群体行为与社会机制，诸如强权国家抹除记忆、迈向和解的遗忘、锻造新身份所牵涉的遗忘、结构性失忆、为解决信息超载而采取的记忆删除、为促进生产循环而采取有计划的废弃，以及由耻辱感而导致的沉默-遗忘。[25]媒体记忆研究通常关注媒体如何记忆，这主要是因为被记忆的事件在媒体上留下了材料，于是研究者能够追踪其变动轨迹，而遗忘则似乎渺茫难寻。事实上，康纳顿所概括的几种遗忘类型与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研究媒体记忆中的“遗忘”，我们必须从媒体再现之外寻找经验材料，或者采纳比较视野与长时段的观察，而追踪特定事件或议题的生命史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26]夏春祥在研究台湾媒体对于“二二八事件”跨越半个世纪的报道之后发现，该事件在军事戒严时期遭遇了“结构性遗忘”，其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27]李红涛和黄顺铭系统地分析《人民日报》自1949年以来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报道，描绘出了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被记忆、遗忘以及再发掘的生命历程。[28]因此，可能的研究路径和问题包括，在不同时段、不同年代的“国耻”叙事中，哪些事件得到强调，哪些被弱化？相似的历史事件为何有的被记住，有的竟至于湮没无闻？媒体在对特定时代的记忆书写中，哪些时代元素被凸显，哪些被遮蔽？在特定的历史事件上，官方记忆的压抑如何催生出民间记忆或反记忆？媒体记忆衰退或浮沉的历史轨迹如何？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如何减弱，进而主导叙事如何得以浮现？
　　3. 新闻对公众记忆的影响
　　哈布瓦赫的经典论断“记忆的社会框架”早已是集体记忆研究的基本共识，它精辟地指出，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而发生的。[29]不过，哈布瓦赫并未明确地把大众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框架。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无疑是启动、制约、更新、改写人们的记忆的最重要的社会框架之一。不论是社会个体自身的记忆，还是历史记忆，都受到新闻所提供的材料和新闻框架的深刻影响。[30]从这一视角出发，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关注，例如，我们今天有关革命年代的公众记忆有多少来自媒体宣传？集体记忆的“代际差异”与媒体接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媒介事件对于形塑记忆的面貌有何影响？媒体报道在公众脑海中打上的“烙印”如何成为他们评判当下事务的依据？
　　媒体经验可能成为公众记忆的构成要素。《公共记忆中的新闻》一书运用焦点小组的研究方法，比较了九个国家不同世代——广播世代、黑白电视世代和互联网世代——的人们与新闻媒体相关的记忆，特别是人们对于青少年时期“媒介环境”、媒介互动以及媒介报道的政治事件的回顾，以此来探讨在20世纪这一“大众传媒”世纪中，不同的媒介技术和形态如何“殖民”人们的生活世界。[31]此外，也有研究者运用“媒介世代”的概念，考察社会阶级、性别、年龄等因素如何与不同的媒介技术互动，从而影响了不同世代的人们对于“全球性事件”的记忆。研究发现，电视是最重要的记忆机制，而媒介记忆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女性、上层社会阶层和成年人更容易形成“全球化”的媒介记忆。[32]最近，有研究者受议程设置理论的启发，提出了“记忆设置”的概念来检视“媒体记忆议程”与“公众记忆议程”之间的关系，由此探究媒体如何影响公众对于过去的集体感知。[33]如果说把记忆设置与议程设置并举稍显机械的话，那么坎斯坦纳的建议则提醒我们去关注公众对记忆文本的接受与解读如何将记忆资源转化为实际的集体记忆，以及这一接受过程如何镶嵌进社群成员所处的文化传统之中。
　　4. 媒体记忆的全球流动
　　在9·11恐怖袭击十周年之际，全世界的媒体刊发了大量的纪念报道。同样地，我国的一些媒体也围绕如何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产生了分歧和记忆争夺，可谓是9·11全球记忆的一个缩影。萨默斯坦比较了美国《纽约时报》和法国《世界报》在9·11纪念报道中如何使用新闻图片、广告和政治漫画来建构不同的视觉叙事。她发现，两份报纸的纪念报道都倾向于简化现实，降低事件的多样性，都较多地呈现男性、精英受害者，而忽视女性和中下阶层人群。同时，与事件的不同“距离”也导致了视觉呈现方式和视觉叙事的差异。[34]不过，不管9·11记忆在不同国家如何引发地方反应，并形成不同的记忆版本，这一过程都创造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记忆”[35]。
　　记忆的国际化与新闻的国际化相互呼应，而新闻的全球化流动也影响了媒体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援引或调用记忆的方式。泽利泽指出，新闻媒体追求的受众规模越大、越庞杂，新闻实践中蕴涵的记忆成分就越倾向于简单化和模糊化。在西方媒体报道非西方的过程中，它们倾向于最小化地方记忆，代入西方熟稔的记忆，以代入的记忆框架替换原初事件，最后将之移植／应用到其他地方情境中去。在上述的每一个阶段，西方媒体都能将自己的记忆阐释加诸地方经验，最终导致非西方的地方记忆被吞噬。[36]李金铨等人考察美国媒体如何将一起重大国际事件转变为“新闻聚像”，也发现了类似的“类比”逻辑以及该逻辑对于当下的“遮蔽”后果。[37]尽管如今新闻业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触角延伸到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外，然而记忆研究仍然主要聚焦于特定国家的新闻实践。[38]很显然，只有透过跨国和跨文化比较，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及民族文化等因素对于新闻记忆生产与消费所产生的影响。
　　5. 媒体记忆与公共生活
　　对历史事件的记忆经由新闻媒体进入当代的公共生活，进而影响关于某些当代议题的公共话语。首先，新闻媒体常常以过去为镜鉴来报道当下的事件和议题。[39]对于“新闻聚像”的研究发现，用历史来界定当下，成为新闻人描摹和框定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的一种策略[40]。例如，“挑战者号”的先例就影响了新闻记者报道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事件的方式。更有甚者，媒体还会把“历史先例”当作评判标准和道德寓言，比如，对莫拉克风灾的报道就频频提及9·21大地震。[41]新闻叙事不仅会从既往报道中打捞可供使用的“新闻聚像”，还会从公共记忆中捕捉可用的资源。中国媒体在报道雾霾议题时，大量援用伦敦大雾（特别是1952年冬的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并在不同媒体间展开对雾霾的框架竞争。[42]透过这些新闻实践，新闻媒体将历史事件、人物或画面带入当代公共生活，并以“非纪念”的方式更新或重塑了过去。
　　同时，新闻媒体对当代公共生活的辩论也常常牵涉到记忆问题，甚至发展成不同社群之间的“记忆斗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中日关系的讨论就几乎摆脱不了历史的阴影——从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教科书修订议题，到钓鱼岛事件中过去与当下的纠缠。我们注意到，媒体上的有些公共讨论直接关乎哪些历史事件不应该被遗忘，是否应该纪念，以及应该如何纪念。近年来，关于“红卫兵”是否应该忏悔、宋彬彬针对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致歉等事件，都在媒体话语中触发了公共辩论。某些时候，这些辩论还牵涉到正义的问题，像社会冲突之后的和解，或者针对历史议题的补偿措施（如慰安妇与对日民间索赔）。[43]6. 媒体记忆与国族认同
　　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到霍布斯鲍姆等人的“发明出来的传统”，再到诺拉的“记忆场所”，国族认同构成了集体记忆研究中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1990年代以来，随着两德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由国家层面所推动的重写历史的种种努力将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推到记忆研究的重要位置。围绕历史与认同的记忆争夺也从传统媒体延伸到了新媒体场景之中。由吕滕等人主编的《记忆、冲突与新媒介》一书考察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在线记忆战。通过若干个案，检讨这些国家如何运用记忆工作来应对“二战”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遗产，新媒体又如何为这场跨国记忆战提供重要的话语空间和纪念工具，进而影响到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建构。[44]有关中国的国族认同的媒体记忆研究则主要围绕两个相互关联、一体两面的核心问题而展开：一是神话的制造与流传，二是创伤叙事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新闻媒体致力于建构各种民族与政治神话，这些神话进入文化传统，变成了公众记忆的一部分。这些神话既包括“义和团”[45]、“鸦片战争”、“抗战”等宏大历史叙事，以及“龙的传人”[46]等大的神话，也包括围绕政治领袖（比如周恩来逝世后联合国降半旗致哀）与英雄模范形象（比如雷锋）的小神话。同时，研究者经常将国耻叙事与1980年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结合起来。[47]不过，柯文对二十世纪初期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国耻叙事”的追溯[48]和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在二十世纪变迁史的讨论[49]提醒我们，有必要将“神话建构”和“国耻叙事”放到更长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进行观照。此外，这些议题还应该放到中港台和东北亚之类的参照系之中来审视。除了面向过去的历史书写之外，新闻媒体针对当代事件展开的历史化（例如汶川地震的周年报道）的过程中所浮现出的国族认同，也同样值得关注。
　　7. 媒体怀旧与日常生活
　　新闻杂志对于某个时代的回望，带出了媒体记忆的另一个问题，即怀旧与日常生活。例如，2013年8月，《新周刊》第400期推出“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专辑，开篇引用了北岛的散文《波兰来客》：“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该专辑后来发行了单行本，这是从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绵延至今的“八十年代热”中最晚近的一次怀旧记忆实践。
　　基奇在回应泽利泽有关媒体记忆研究现状的文章时指出，既有的研究过于关注精英媒体机构对于重大事件或极端事件——战争、革命、刺杀、灾难——的报道和“闪光灯记忆”（flashbulb memory），而忽视跨越时空的寻常而持久的记忆运作。她强调，研究者应该扩展对新闻记忆的界定，将视野从重大事件延伸到日常生活。[50]基奇指出，媒体记忆与日常生活牵涉到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怀旧”和“流行”，而她对新闻杂志的时代叙事和名流纪念报道的研究[51]堪称这一领域的范例。
　　举例来说，基奇分析了过去四十年间美国新闻杂志对黛安娜王妃、肯尼迪之子、朱迪·嘉兰、约翰·列侬、约翰·韦恩、猫王等名流逝世的报道，发现公众通过新闻媒体对这些名流表达哀悼之情，从而媒体变成了全国性的“疗伤者”。同时，新闻媒体建构出“仪式性的叙事”来描绘这些名流的生死悲喜，其核心主题是：每一位名流都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并代表着我们心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他们的死亡是不幸的，然而他们却让我们重拾失落的社会价值。在此过程中，新闻就成了“神话”，于是代际、社会以及国家层面的主流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就得到了强化。[52]8. 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
　　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媒体记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泽利泽对新闻界重述肯尼迪遇刺故事的研究，将媒体叙事、新闻业的权威与公共记忆联系起来。[53]她对“阐释共同体”的讨论也牵涉到新闻记者如何运用“双重时间”(新闻事件的发展和新闻事件的重述)来发展出对重大事件——例如“水门事件”和麦卡锡主义——的集体诠释与共享意义。[54]舒德森对于“水门事件”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堪称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发现，美国新闻界对该事件的集体记忆的“神话化”形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神话：一是“水门事件中的新闻界”，核心主题是《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单枪匹马将美国总统拉下权力宝座；二是“新闻业的水门事件”，核心主题是该事件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业，让新闻业变得更强大，更有声望，更富攻击性。藉由一系列未经证实的命题，“水门事件”在美国新闻界的神话体系中取得了最核心的地位。[55]近年来，对新闻业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关注了新闻界名流的逝世所激发出的纪念话语。[56]这些研究多半是在“新闻权威”的理论框架下，探讨纪念话语如何将逝去的新闻偶像及其时代理想化，如何以此为契机来对当下新闻环境进行批评，从而更新或强化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最近，卡尔森与伯克维茨将此类记忆工作与“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相联系，试图拓展出新的理论空间。[57]近两年来，我国学者也对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保持了关注，例如周海燕对“大生产运动”的研究[58]，白红义对著名报人江艺平退休的个案分析[59]，郭恩强对《大公报》百年纪念活动的分析[60]，以及张志安和甘晨对“孙志刚案”的集体记忆的分析[61]。关于集体记忆与新闻业的文化权威，下面这些问题也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中国独特的新闻制度环境下，新闻记者所建立的新闻业集体记忆意义何在？在阐释共同体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记忆实践与新闻业的正当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是否应该从共识的建立转向记忆的协商与竞争？中国新闻业的历史叙事是否形成了某些传统，乃至新闻业的“神话”？这些传统和神话的建立、修改与挪用的逻辑相较于西方新闻业有何不同？■
　　
李红涛 黄顺铭/李红涛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黄顺铭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 的资助，课题号：11YJC860023。感谢李金铨教授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修订意见。五年前，李红涛在博士后期间参与由李金铨教授主持的研究， 更直接启发了他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兴趣。
　　
注释：
①Assmann, J.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125~33p. 132.
②Edy, Jill A. (2006). Troubled Pasts: News an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ocial Unres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KitchC. (2005). Pages from the past: History and memory in American magazin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ZelizerB. (1998). Remembering To Forget: Holocaust Memory Through the Camera’s Eye.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iger, M.Meyers, O.& Zandberg, E. (Eds.) (2011b). On media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in a new media age. Palgrave Macmillan.
③本段论述来自李金铨教授的建议和启发。
④[12] OlickJ. K.& RobbinsJ. (1998).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4105-36p. 112.
⑤李红涛：《昨天的历史、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
⑥ErllA. (2011). Memory in culture. Palgrave Macmillanp.113.
⑦Assmann, A. (1996). Textstraces, trash: The changing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 Representations56123~34.
⑧NeigerM.Meyers, O.& Zandberg, E. (2011a). On media memory: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 Neiger, O. Meyers, & E. Zandberg (Eds.)On media memory (pp. 1~24). Palgrave Macmillan.
⑨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⑩[17] Kansteiner, W. (2002).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179~197p.179.
[11]SchudsonM. (1997). Liveslaws, and language: Commemorative versus non-commemorative forms of effective public memory.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 (1)3~17.
[13]Zelizer, B. (2008). Why memory’s work on journalism does not reflect journalism’s work on memory. Memory Studies1 (1)79~87; ZelizerB.& Tenenboim-Weinblatt, K. (2014a). Journalism’s memory work. In B. Zelizer& K. Tenenboim-Weinblatt (Eds.)Journalism and Memory (pp. 1~14). Palgrave Macmillan.
[14]Zelizer, B. (2008). Why memory’s work on journalism does not reflect journalism’s work on memory. Memory Studies1 (1)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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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金铨教授建议在“新闻媒体”和“记忆”两个名词之间，安插一些形象化的动词，以此释放想像力，构思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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