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柯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主任。他早年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得博士学位曾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37年（1974～2011年），任该校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传播与媒体研究所所长。他也是学术期刊《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 的创刊人之一。
　　斯巴克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体与民主化、媒介的全球化、互联网对大众媒介的影响等，他长期致力于对中东欧地区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学术研究，研究建树蜚声国际。主要著作包括《报业传说:媒体注视下的全球化争论》《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大众媒介》《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21世纪的记者》《媒介与大众文化》等。
　　
一、报业危机，中国不是一个例外
　　王海燕（▲）：大概是2008或2009年，当时金融风暴横扫整个欧洲和北美，我和您有一场关于传统媒体全球性危机的谈话。当时您的看法是这场危机只是局部的、区域性的，您还特别举例说，在中国和印度，报纸仍然处在健康的增长通道中。但是现在到了2015年，从中国报纸产业最近的状况来看，您是否仍然认为中国是个例外？
　　Colin　Sparks （●）：首先，尽管我以及很多传媒业人士都曾经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例外，但是现在我需要对这两个国家的差异进行区分。印度媒体目前仍然保持着相对健康的增长，报纸行业的多个指标或多或少都处于上升趋势。然而，近年来中国报纸的大部分指标，尤其是发行量已经停滞，有些甚至出现了下滑。3年前，世界报业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的年度报告曾经用这句话作为标题：“西方暗，东方亮”（Gloom in the West; Boom in the East），如果这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话，而今天或许还可以说东南亚报业兴盛，但却不能包括中国了。
　　所以，我想在对话开始前就明确我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并不能成为世界报业危机的解决方案。
　　▲：去年中国很多报纸出现前所未有的营收锐减，多家报纸宣布停刊。几年前大家就开始说“狼”来了，而现在“狼”真的来了。您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吗？
　　●：我的确感到有点吃惊，至少“狼”来得比我想象中的快。我以前估算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认为城镇化的进程会导致报纸发行量进一步上升。不过现在我依然认为，城镇化会延缓报业的衰落，因为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将在城市定居，这意味着报业市场越来越大。实际上，城镇化也是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目前印度也正在历经这样的变化。我当初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报纸会熬过难关，进一步增长。现在看来，尽管这些因素可以缓解报业衰落趋势，但至少对于一些市场化报纸而言，我们的确看到衰落已经在发生了。
　　
二、报业危机源于落后与社会结构变化
　　▲：那么您认为什么原因导致了报业的衰落？
　　●：很多人会说，互联网的发展是造成中国报业危机的原因。但美国的情况表明，报纸发行量的下滑在互联网全面普及前十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新闻。所以不能把美国报纸读者的流失归咎于互联网。大范围的互联网使用和全新的网络资源加速了这种衰落，但并不是引起报纸衰落的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只是被学术界少数人用来进行小范围沟通的工具，那时网络报纸还没出现，但当时报纸发行量就开始下滑了。所以，互联网绝不是导致衰落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报业有着更深层次的危机。我觉得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与新闻本身的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社会发展变化有关。
　　现在的新闻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太落伍，太20世纪。随便拿起一份报纸，你可以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大量关于战争、冲突、政治、足球或其他运动的话题。这些报道是男性导向的，呈现的是男人的世界观。这契合了我童年时的世界，上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爸爸出门去工作，妈妈留在家里。报纸是爸爸买的，所以报纸必须有大量男性主导的新闻，这样才可以促使他们去购买，尽管在我爸爸下班把报纸带回家之后妈妈可能也会读，但她并不是报纸的首要目标读者。所以，那时报纸的首要读者是男性，也必须如此。
　　然而在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报纸仍然是在为男性打造的。以英国为例，在几乎所有报纸读者群中，男性都占主体地位。唯一的例外是《每日邮报》（Daily Mail），该报男女读者各占一半，可以说这是英国唯一一份觉察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报纸。如今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仅是男性，女性不再只是“家庭主妇”，现在女性经济独立了，这在半个世纪前是无法想象的，而新闻业总体上还未能跟上这种变化。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就是说，社会现实的性别结构与新闻的性别结构出现了分裂，新闻依然在以男性主导的观念运作，而社会差不多已经渐趋男女平等的状态了。
　　●：是的，至少在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已经不同往日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男性主导已经不存在，实际情况也许还是如此，但在英国，女性已经占了全部劳动力的47%。女性不再只是结婚，辞掉工作，然后呆在家里。或许当孩子还小时，她们仍然会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但总体上，她们会视自己为薪资工作者中的一员。今天大约有67%的劳动适龄女性在岗，但新闻没有跟上这种变化，仍然以男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
　　
三、公共领域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
　　▲：您在以前关于通俗小报和大众化报刊的研究中，①也曾提出过类似观点。
　　●：这个观点我曾经提到过，但当时还不是我的主要观点。性别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已经在享受着相对较高的生活标准，社会也比较和平，公共生活或者说公共领域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人们也许还是会四年投一次票选举总统，两年投一次票选举议员，但除此之外，其他的时候，你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生活无忧，政治跟你的日常生活联系不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那么关心公共事务了。
　　●：是的，参与政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当然，像“9·11”那样的事情发生时，政治还是很重要的。但总体上，在一个繁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纯粹是个人的、私人的事情，公共领域很少与私人领域发生交集。而新闻，尤其传统意义上的“硬”新闻，本质上就是关于公共领域的。
　　如果公共领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自然看报纸的人会越来越少。政治或者说公共生活仅局限于华盛顿的环城路内，或者威斯敏斯特议会厅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关。这是专业政治家们的事情，与普罗大众没多大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参与选举、加入政党的积极性不高，很少参与公共活动，报纸也是可看可不看的，因为硬新闻里描述的世界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更多由个人的事情主导，而非公共事务。
　　▲：传媒研究中有一个很有强的规范理论，就是公共领域理论，理想的状态是媒体作为公共领域的一个机构，其作用就是将公众纳入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是的，但是如果公众不想被“纳入”呢？性别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媒体的过错，21世纪的新闻从业者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观念中醒悟过来。但是公众对媒体的兴趣下降并不是媒体自身的过错，而是根植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社会结构变迁。换句话说，在一个繁荣、稳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过着富足生活的人们对参与我们所认为的反映公众利益的新闻兴趣并不大。
　　▲：所以我们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新闻媒体本身，因为新闻本身的定义是公共的，而如今社会却是私人化的。
　　●：是的。读报的人群越来越集中于社会上层阶级，在英国、美国情况都是如此。随便拿起美国的一份报纸，比如《纽约时报》，你会发现文章无比晦涩难懂，一般都是复杂的句子结构、冗长的段落、成堆的文字，再配几张很小的图片。报纸服务的受众明显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能读会写，并且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群。我认为，这种报纸所服务的精英市场虽然会一直存在，但能否服务大众市场却是另一回事了。
　　实际上英国的新闻市场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两个极端模式，一边是符合公共利益取向的精英新闻，一边是迎合社会个体的大众新闻。大众新闻模式更加迎合社会个体，报道的内容一般脱离政治，更多与丑闻、性和娱乐等耸动性话题相关。大部分互联网转型成功的纸媒，他们网站的内容娱乐倾向也很明显。比如《每日邮报》网站上，大量有关名人的短故事和图片，人们就是喜欢这样的新闻。
　　▲：所以从《每日邮报》网络报纸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报纸转型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向满足普通大众个人需求的大众市场传媒转型。
　　●：公众对这方面内容也许更加感兴趣。但同时，专注于公众利益的媒体也会继续存在，只是由于这种媒体过于正式，普通大众理解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他们很难塑造出真正的公共领域。比如，我妈妈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她现在已经不在了。她可以逐字逐句地看《金融时报》，但并不能真正地读进去，因为文章太长，引用较多，语言晦涩难懂，让她根本就摸不着头脑。
　　▲：前不久我和几位记者进行了一场讨论，他们有人说，为什么报纸必须是公共的？为什么就不能只给公众提供娱乐信息？公众没必要知道国家主席是谁，以及中南海发生了什么，这些跟他们的生活根本毫无关联。但也有记者反驳说，发生战争、洪灾、地震等灾难的时候，人们还是离不开关于公共事务的媒体报道的。
　　●：我觉得第一位记者对日常生活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第二位记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想让公共事务完全远离个人日常生活不仅不可能，也是愚蠢的想法。特别是在中国，相较于西方，中国社会更加政治化。这是由其社会变化的步伐决定的。公共生活不断被塑造，被改变。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附近的农村，很可能会丢掉自家土地；如果你是做建筑的农民工，你很可能拿不到工资，因为老板经常“玩失踪”。即使你属于城里中产阶级的一员，生活虽然相对舒适些，但糟糕的空气质量却令呼吸都变成一件奢侈的事情。
　　基于这，我认为新闻在中国更加不可能会“死”。
　　▲：刚才我们讨论了几个促进或延缓报纸衰退的因素。有性别、社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您能不能简要总结一下这一部分的观点？
　　●：好的。基于美国的情况，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长大的这一代人开始对报纸失去兴趣。究其原因，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相关，政治开始慢慢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这与他们父辈那个年代不一样，在那个时候，政治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被招募去越南从军打仗的可能。再往前推一点，他们的祖父辈可能被派到欧洲或者太平洋地区作战。所以生在那个年代的美国人是有足够的理由去关心公共领域的事务的。但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没那么恶劣了。今天，普通人的大部分时间和生活都与国家没什么关联，与公共生活没什么很大的交集。就拿2014年的美国议会换届选举来说，投票率只有大约36%。即使是2012年的总统选举，投票率也只有54%，这意味着即便有权参选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也差不多近一半的选民不屑参与。而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成年合法公民的投票率超过70%，可见那时的政治参与度比今天高得多。
　　由此，那些专注公共生活的报纸变得越来越无趣，对于民众的价值也越来越少，自然读报的人少了。如果他们要读新闻，可以通过电视或者互联网获得。严肃新闻是美国报纸的主流，但现在每天把大量的时间花在长篇的新闻报道和分析上，大部分人觉得是浪费时间。
　　
四、互联网严重冲击了报纸广告
　　▲：近几年，与报纸的衰落形成对比的是，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微信，在中国发展迅猛。如何理解互联网对新闻媒体产生的影响？
　　●：首先，虽然英美国家报业衰落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开始了，但互联网的出现，的确加速了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的衰落。
　　互联网对报业的影响主要是严重冲击了报纸的广告收入，但并没有直接造成发行量下降，而发行收入只占报纸收入的很小部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报纸极度依赖广告收入。以2000年为例，当年美国80%的报纸收入来自广告。在互联网出现前，大部分美国报纸不存在实质性的竞争，完全处于垄断地位。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真正的竞争到来了。
　　互联网带来另一方面的经济影响是，就广告的效果来看，互联网比报纸效率更高，主要因为互联网是可以搜索的。如果你想买一辆汽车，在传统媒体时代，你必须时刻留意报纸上有关汽车的所有广告，比如奔驰、宝马，之后或许才可以买到自己支付得起的一辆二手福特。有了互联网，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要求，搜索想要的车，而且会得到很好的反馈。所以网络广告大多依靠搜索引擎。这给欧美报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危机。
　　新闻业从诞生起就主要依靠广告支撑，中国过去30年如此，英国和美国过去100年也如此。但是，我认为报纸依靠广告支撑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回不到那个黄金时代了，你不得不承认，像Google这样的新媒体就是一个更好的广告平台。
　　其次，互联网似乎鼓励，或者至少允许公众的浅层次阅读。公众上网读新闻，更加喜欢那些简短的、概括性的内容。以英国BBC新闻网站为例，上面的文章比《卫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等网站的同类故事更加简短。简短是合理的，因为BBC懂得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不只英国的情况是这样，像CNN等美国网站也如此。我认为，在网上看新闻更像是看电视新闻节目，一般你只会花两到三分钟来了解一个事件，不可能像看报纸一样花至少10分钟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五、两极分化也许是一个机会
　　▲：所以这种新闻的浅层化接触使读者从报纸转移到了屏幕？
　　●：互联网并不是把读者转移了，而是更好地满足了受众对新闻的需求，这也符合现在生活的节奏。
　　以上两方面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影响。还有第三个影响，互联网大大加强了新闻市场目前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一边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精英市场，一边是迎合公众需求的大众市场。对前者而言，互联网极大提高了信息供应的数量和质量，也为提供更深层的新闻分析提供了可能。不仅对《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财经报纸如此，其他严肃报刊也可以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相比纸质媒体，互联网带来的大容量资源可以更好地促进精英读者对新闻事件全面深入的了解，更好地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给那些专注流行文化的媒体提供了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的机会，通常这类媒体更加关注娱乐、丑闻、性和运动等耸动性话题。打开《每日邮报》的网站，映入眼帘的是数以万计的名人故事。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不可能装下那么多内容，新媒体却做到了。
　　精英和通俗是报纸的两个极端，互联网给这两种模式都提供了编辑上的便利。
　　▲：这是不是可以给中国的报纸经营者们带来一些启示？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瞄准精英或者通俗其中一个市场，两极分化说不定是一条出路。
　　●：我所说的是，互联网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编辑意义上的“人生线路”，不一定是经济意义的。第一条走高档路线，主要针对那些关心政治、对国际经济或者类似话题感兴趣的人群。另一条是走低端路线，主要迎合只关心碧昂斯或卡戴珊姐妹等娱乐新闻的人群。由于这两种新闻模式体现的是不同的新闻价值观，同一个报纸要兼顾这两种模式，同时服务两个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两级分化或许是一个机会。
　　
六、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那么您认为互联网时代给新闻业带来了什么机遇？
　　●：很明显，互联网给好新闻业带来了一些机遇。像数据新闻，以前是很难办到的，但在互联网上，获取数据变得轻易快捷。网络采访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传统媒体人或许会说，这是闭门造车式的新闻，作为记者就应该到外面去，到采访对象工作的地方，采访到本人，调查性新闻不可能依靠一部电脑就可以完成，你也必须出去采访，比如伪装成一个农民工，这样你才可以真正挖掘到特定情况下的真相。这些说法是正确的，但无可否认，互联网确实给新一代的新闻业带来了机遇。
　　▲：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定义新闻的意义？包括报道的准则、伦理、专业主义都需要重新理解。我们不能再说哪个是好或者坏新闻了，因为新闻的定义已发生变化。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找不到一个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准确描述新闻业的真实情况。你如果说新闻是X，Y或Z，那么我可以马上从英国和美国报纸的历史找到与之相反的例子。说到电视，我可以找到与福克斯新闻和BBC不同的新闻模式。报纸也是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轻易找到与《卫报》或《金融时报》不同的新闻模式。或许在今天中国，这还不是很明显，但那些宣称新闻应该具备什么标准、伦理准则、专业认知等的尝试，也即企图给新闻一个标准的定义，在我看来大部分是规范性理论，而非分析性的。我觉得新闻业是在不断改变的。同为记者的Emile Zola与Ed Murrow就有很大不同，后者生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供职的媒体也不一样，他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不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各异。我认为，新闻业要在互联网时代存活，必须做出重大改变。
　　
七、规范理论缺乏解释力
　　▲：所以您建议我们不应该从规范化的视野来理解新闻业，而应该采取分析性的态度。
　　●：是的，我向来就这么认为。
　　▲：但是卡茨（Katz）认为，如果没有规范理论的话，就没有新闻业，您怎么看？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怎么可能正确？他或许希望是，但有没有一个规范理论可以同时解释福克斯新闻（Fox News）和《纽约时报》？你或许可以指出新闻业的一些共通的准则，比如美国那一套让很多人崇拜的新闻准则，平衡、公正、严肃、道义、勇气，等等。这些原则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或者其他美国报纸中可以体现出来。但同时你要看到其历史发展的情况，实际上这些原则的确定有其特殊的物质基础。问题首先是，这些报纸针对的读者群是多样化的。如果读者一半是共和党，一半是民主党，这样的话，强调平衡两党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如果你只呈现共和党或民主党单方面的观点，实际上你冷落了一半的读者。美国新闻业形成的那套让人崇拜的客观性原则是很难得的，但也建基于一定物质基础上。美国报纸雇佣的员工一般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所在的区域处于垄断状态，他们的盈利能力是巨大的，甚至是其他行业的两倍，他们也因此雇得起大量的记者、信息核实员以及驻外记者等。那些在人们看来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专业标准，对我而言，只不过是特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我同意您的观点，新闻业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它的形态如何是取决于一定历史、经济、技术等社会条件的，所以给出一个规范性的理论是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规范理论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守卫住自己职业的边界。所以您可以看到，在这方面学界和业界一直以来就存在很大分歧。
　　●：是的，确实经常如此。但我可以解释记者这个群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其实几乎所有职业都一样。在所有那些要求高技能以及需要做出高水平独立判断的职业中，掌握这种技能的专业人士总是希望可以自主做出决定。他们需要创造以及维护这个可以做出自主判断的空间，专业主义自然成了他们有力的武器之一。这对于教授如此，对于医生、记者等也是如此。为了维护这个空间，他们热衷谈论专业主义，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清晰地表达出自身职业的需要。■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2014 级研究生莫业林对本次访谈的录音进行整理和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为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 ( 编号：1409099-17000-31610129) 成果之一。访谈全文将刊登在即将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5）》（张志安主编）。
　　
注释：
①参见：SparksC. & TullochJ. (2000) (eds.) Tabloid Tales: Global Debates Over Media Standard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