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 钟琦 贾鹤鹏
　　【本文提要】当前，提倡科学家与公众平等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正在取代传统的科普形式，成为科学传播领域的主导模型和实践指南。转基因等公众广泛关注、科学家一方也有一定积极性应对的争议性话题，本应该为科学家与公众对话提供很好的机遇，但是近期发生的“崔（永元）卢（大儒）之争”，以及前不久在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方舟子之间有关转基因的公开争论，却都变成了难以产生共识的争吵。那么，争议性话题中的公众参与科学是否可能？本文在梳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对此进行了多方位探讨。
　　【关键词】缺失模型　公众参与科学 科学传播 转基因　
　　【中图分类号】 G206
　　继发布赴美调查转基因的专题片获得广泛关注后，崔永元再次因为转基因议题引发了媒体关注。2015年3月26日晚，崔永元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讲堂”上，发表了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提问环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热心科普的卢大儒举手提问，崔永元与卢大儒随即爆发了长达17分钟的争论。这段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后引发了强烈反响。尽管如此，各方面都不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同时，对这一事件的媒体报道也没有建立让双方平等对话的平台，反而让科学与公众之间的裂隙再次加大。
　　这次对话，也让人联想到2013年9月到2014年2月崔永元与科普作家方舟子之间以微博为平台就转基因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那次争论，尽管持续时间更长，论辩双方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引经据典，查找证据，微博平台也容易创造更多互动，但结果同样难说有效。除了双方完全拒绝对方的立场并互相指责外，双方网友的对立也依然尖锐，丝毫看不到彼此的差距有被弥合的迹象。
　　与崔卢之争、崔方之争等难言成功的对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外科学传播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认为，应该用以平等对话为标志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取代以科学家教育公众为特征的缺失模型，也就是科学界与公众的对话，应该取代科学界对公众的科普。那么，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崔卢、崔方之间的对话难以取得成功呢？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应该如何构建双向交流的公众参与模式呢？
　　本文将在对公众参与科学理论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分析崔卢之争和崔方之争等“对话”难以取得实际效果的原因，并以这些争议性科学话题为例，探讨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我国科学传播领域遭受的挑战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一、从科学普及到公众参与科学
　　传统上，科学普及是由“缺失模型”所引领的。195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传播界发表了很多报告，认为“无知的”公众在知识方面的“缺失”需要科学家去填补。这也就是所谓的缺失模型，它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①以及公众是等待科学知识灌输的“空瓶子”这样一种假设，其目标是补偿公众在科学方面的缺失。但是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并非公众知道的越多，就越能接受科学。②
　　一般来说，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开启了公众参与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该报告认为，由科学家教育公众来理解科学的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公众对新兴技术可能造成的环境和健康伤害的担忧，以及他们对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等局面。因而，“理解”（understanding）不仅仅包括对一些科学事实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活动及科学探索之本性的领会。③
　　在现代科学传播理论的奠基人米勒看来，“理解”的目的不在于使公众赞赏科学，支持科学的发展，而是通过揭示科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使公众对科学的全面认识。④虽然公众理解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公众支持科学，但只让公众理解科学，而忽视了科学家理解公众，便会导致科学传播忽视公众的关切，不了解人们为什么不接受科学。虽然《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及米勒等科学传播的早期学者并没有直接论述公众参与科学，但其主旨已经接近了提倡平等对话的参与精神。
　　科学问题的不确定、专家意见的不一致，频繁的争议、众多学者的反思和科学传播实践工作者的推动，让具有民主精神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逐渐成为欧美科学传播的重要形式。学者们普遍认为，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标志着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正式提出。该报告认为，过去的科学传播只是从科学共同体到公众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而当前的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对话，或者说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这一模型强调科学（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在科学与社会的相关性上，并不比其他知识（人群）具有更高的发言权。因为公众对科学“兴趣有余，信任不足”，科学“正在开始走出实验室，进入社区，从而参与到对话中去，旨在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⑤受这一模式的影响，一系列公众参与科学的新模式和新做法开始涌现，包括科学咖啡馆、愿景工作坊、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共识会议等等。这一阶段的受众开始变被动为主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共同合理地建构科学传播的“公共领域”，并强调公众和科学共同体处于同等地位，双方平等地开展对话协商。
　　然而，公众参与科学在近年来也面临着诸多实践与理论的挫折与挑战。学者和实践者都发现，以反对科学中心主义为由简单抛弃缺失模型，并不能解决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客观存在的知识差距；只是“让”公众“参与”科学，并不能解决公众与科学界在很多热点争议问题上的对立。⑥
　　
二、科学对话面临的形式挑战
　　从道理上讲，通过公众参与科学——或者说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参与的各方本该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有可能做到更多理解。但科学对话所经常涉及的艰深知识以及参与各方必然具有的知识差距，构成了对话顺利进行的第一个挑战。
　　近年来，在热点科技争议问题上，如厦门、茂名拟建的PX（对二甲苯）项目，广州、北京等地的垃圾焚烧厂项目等，以及在超越地域性质的转基因、地震预报等议题上，地方政府和科学界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公民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不论是作为环评必备环节的公众听证会，还是科学家（也包括科学传播者）与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都不得不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崔方的微博之争除外）。
　　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参与各方缺乏必要准备，甚至缺乏理解对方立场的意愿的情况下，专业问题往往以“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专家们得出一致结论”等表述进行总结。而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争议性议题的对话中，公众一方往往并不相信科学家、专家的立场，这直接导致了对话各方无法在基本的知识性议题上取得共识。
　　不仅如此，对话在呈现更多供人们理解的“立场”时，也会暴露出更多的挑起争论的素材。而对话中的专家一方，有时还会因为在知识本身上的欠缺而居于劣势。虽然任何人都不能完备各种知识，但公众却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家应该具有全面的知识。
　　以崔卢对话为例，值得玩味的一点是崔永元对卢大儒的突然发问：“黄金水稻转入了几个基因？”对此并不熟悉的卢大儒（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与人类肿瘤相关的遗传问题）一时语塞，而崔永元立刻抓住了这一点，得出了“科学共同体不靠谱”的结论，并以此主导着两个人的整个对话。
　　客观地讲，生物科学种类纷繁复杂，各有自己的特定语境和内容，卢大儒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难以准确回答，并不代表其生物知识的欠缺。但在激烈争论的语境中，卢大儒这种知识的欠缺则影响了对话参与者对其的信任。
　　科学对话还会挑起更多情感性的投入，从而让对话双方的立场更加极化。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现代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习惯。⑦
　　在转基因等争议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但当激烈的争论突然在现场、媒体或网络空间激发了人们对转基因的兴趣和情感投入时，公众往往会迅速抓住最能打动他们的信息并形成态度，而这种信息经常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做一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以转基因为例，已经有研究表明，参与辩论的公众在转基因议题上的态度，比同期民意测验所反映的公众态度更加极化。⑧
　　
三、科学对话的体制性障碍
　　另一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科学传播人士开始重视对话，但他们仍然将之视为普及知识的过程，公众应该对“被推送”的科学全盘接受，因而不太注重与公众就科学的议题进行“商议”。而实际上，按照《科学与社会》报告的总结，（科学）“与社会打交道是一个双向过程，涉及不同的价值标准（尽管不一定对立）之间的对话”。⑨
　　争议性话题涉及到众多方面，除科学传播这个维度外，还存在着经济、社会、管理等众多维度。比如，从崔卢的辩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卢大儒试图切割科学与管理和伦理，确实是认识到后者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公众接受科学的影响。但他显然没有认识到，对于公众而言，两者很难切割，在激烈的争论中这种分割就更加不可能实现。这也是形式上的对话，并没有让更多公众接受有争议的科学的原因。
　　再比如，2014年茂名公众抵制PX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宣称“PX事件还处于科普阶段”。⑩显然，这一把公众抵制PX描写为他们需要被科普（或仍然需要进一步开展科普工作）的表述，忽视甚至掩盖了该争议事件所关涉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担忧。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前不久古雷PX项目发生爆炸后有媒体惊呼“一次爆燃让多少PX科普打了水漂”。[11]《科学与社会》报告也指出，“与公众之间直接的对话应当不再是关于科学的决策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不再是研究团体与学术机构活动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而应当变成这个过程正常的、整体的一部分”，而面向民主的科学的目标是“帮助创造一个对话的公共空间——把分贝降低，尽可能地增加那些能够导致更加积极的结果的真实信息和交流的含量”。[12]可以说，之所以以崔永元为一方的两次对话（方崔之争，崔卢之争），以及地方政府就争议项目举行的公众对话没有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公众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了常规科学活动或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附属品”，从制度安排的层面没有创造出适合对话的对等的公共空间。
　　
四、公众参与科学与国家立场的对立
　　科学对话除了面临不可避免的知识性挑战、体制性障碍，以及心理因素的干扰外，在现实中，政治力量还会借用其可以调动的科学资源来论证争议性政策的合理性，而且经常会表现出权力对其他参与因素的支配。例如，在推动茂名PX项目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召开了各种具有互动和参与性的座谈会，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强迫石化业职工家属及当地在校师生等群体支持该项目。[13]这些强制措施引发了公众的强力抵触。
　　这种情况也体现了科学传播上的两种立场——即国家立场的要求与公民立场的需求——的对立，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明显。从立场来说，提高本国国民的科学素质是政府的战略目标。[14]政府作为科学和技术资源的管理者，通过科学传播实现科技治理和科学决策是其核心利益所在，为了更好实现政策目标、改善治理环境、增强国家竞争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成为政府部门参与科学传播的首要目的。[15]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说明政府对于科学传播的重视。
　　同时，由于在我国，大部分科学家为政府工作，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的立场会“裹挟”科学共同体的立场，也会让公众认为，科学家或各种专家不过是政府立场的代言人。结果，政府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公众对环境健康安全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公众对国家立场的对立与拒绝，也导致了他们对科学结论的质疑。以崔永元为一方的两次转基因争论，也凸显了两种立场之间的这种对立。
　　在崔永元与方舟子的转基因微博辩论中，崔永元一方也充分表现了对政府部门和科学界的质疑，声称方舟子及农业部“撒谎成性，欺骗公众”。崔永元还在其微博中多次引述：“一位研究生对我说，他们在实验室会把含转基因成分的残留物直接倒下水道里！”在谈及常规的食品安全管理不力后，评论说：“就这水平，你相信他们能管好转基因食品?”崔永元也集中批评转基因科学家是既得利益群体，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目的是中饱私囊。例如，崔永元批评转基因育种科技重大专项：“这个利益链也要揭开，花了国家几百个亿!” 而在崔卢之争中，卢大儒力图分割开管理这一更容易导致中国公众对科学失信的因素，而崔永元则紧抓这一点不放，不仅提及黄金大米实验的违规，也把前工程院院士李宁在转基因专项中的违规和贪腐放大到整个科学界。在崔卢之争发生后，崔永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的采访时也表示：在监管方面，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依旧未能赢得他的信任。[16]随着公众意识的觉醒，公民对获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呼声不断增加，同时他们也会基于自身的立场和需求来获取科技信息，特别是在争议性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会更加饥渴。一旦基于国家立场的科学传播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科学传播的“失语”现象便会显现，这两种立场也会发生碰撞，从而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张力。
　　对公众需求的供给不足与公众对管理的不信任会进一步加大这种张力，对政府立场的不满（特别是对管理的质疑）会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不信任和质疑，从而产生了“砖家”与“叫兽”的称谓，并将使科学传播陷入不利的境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立场对国家立场的抵制。[17]
　　
五、完善公众参与科学
　　虽然崔方之争、崔卢之争以及围绕PX、垃圾焚烧等议题的对话没有产生令人期待的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以对话为特征的公众参与科学已经成为当代科学传播的主流趋势。[18]从本质上来说，公众参与科学最直接的定义是指制订发展和应用科技的政策时吸取公众意见。[19]贝尔纳曾提到：如果不让全体公民在一生的某些事件和许多公民在其终生都亲自积极参加科研工作，科学就永远也不会真的普及起来。[20]这也印证了公众参与科学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参与并不是临时性的或者阶段性的，而是需要系统的安排和全程的参与。
　　美国科学院2008年出版的《公众参与环境评估与决策》报告系统综述了公众参与科学与环境治理的1000多项研究，它们在总体上指出，公众参与是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但恰当的议程设计、代表选择、知识运用对保证这些参与活动的成功至关重要；通过程序设置来确保平等和有效的表达才能让环境科技议题的讨论卓有成效；公民参与的深入讨论是否影响政策对于公民参与的效果有直接关系。[21]从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的科学传播活动中，仍然很有必要开展基于公众参与模式的科学对话。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国现有的体制安排，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评估的公示程序、重大项目（在我国往往由政府部门主导）对征求民意的要求（即便不涉及环境评估）、各级“两会”及两会代表的民意咨询已经为公众参与科学提供了法理基础。虽然国家立场与公众立场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至少从法理层面上，推动国家立场更加贴近公众立场并非不可能。
　　但是对话不是争吵，各方应该有共同认可的立场和情境，同时还需要系统组织公众参与科学模型下的各种活动。在确保公众参与模型的有效运转方面，特别是争议性话题的科学传播上，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第一，要认识到科学传播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认识到真正的公众参与科学，应该抛弃科学的优越感，让其与对公众有意义的各种知识平等对话。[22]科学（界）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在科学与社会的相关性上，并不能支配其他知识（人群），因而公众参与科学应该不再将公众看作是一种客体，一种被操纵、支配或者控制的对象，而是让公众以主体的身份对科学进行主体间的构造。
　　第二，理想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需要理性的程序安排，确保参与科学的公众与科学共同体在一个“共有”的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互动，让参与科学——或者说通过各种形式对话——的公众和科学（共同体）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有可能做到更多理解。否则，双方便会力图在话语上压倒对方，取得自认为的知识上的胜利，并把这作为其主要诉求。只有存在双方共同认可的一种“符号”，平等的对话才有可能发生并且被彼此理解。否则就会出现不同观点话语体系的“自说自话”，其双方都试图对对方话语进行控制（比如，崔永元问卢大儒黄金大米转入了几个基因，而卢大儒则试图表明转基因不是安全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第三，媒体在科学传播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转基因等争议性话题的传播和参与方面，其作用尤其不可或缺。但从目前我国已经发生的一些科学对话活动中的媒体表现来看，媒体并没有在设定有价值议题、扩展对话空间，以及深化后续讨论等方面促进科学对话。相反，部分媒体报道或预设价值立场、或致力于煽动情绪，从而没有促进科学对话及平等参与科学的有序开展。要开展有收效的科学对话活动，媒体负责任的参与也必不可少。
　　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包括互联网民意在内的公众呼声，决不能被赋予颠覆科学权威的权力。在科学对话中，科学的真理绝不能依靠民意来投票，或者因为论辩术上的高明而主导科学问题的解释权。相反，这种对话应该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特别是在转基因等争议问题上，“不应以宣称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来作为基于价值取向的反对意见的借口”。[23]通过公众参与科学这一模型来解决科学争议，就要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心地位。以转基因争议为例，当我们要讨论对“转基因管理不善”这一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担忧时，我们要考察在多大程度上，转基因的管理问题需要依赖转基因安全与否这一科学命题来解答。
　　可以肯定，在新媒体时代，通过结合线上的民主参与和线下的公众参与科学活动，以及通过突发事件中的及时对话，我们可以构建相对便捷、低成本、覆盖广泛的交流平台，促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更加踊跃地投身到科学传播的实践中，努力促进对包括转基因在内的科技争议的解决。■
　　
王大鹏 钟琦 贾鹤鹏/王大鹏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钟琦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 科技传播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贾鹤鹏系美国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生、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原总编辑。
　　
注释：
①④刘兵、宗棕：《国外科学传播理论的类型及述评》，《高等建筑教育》2013 年第22 卷第3 期
②[印度] Nidhi GuptaArnout R.H. Fischer和Lynn J. Frewer： Socio-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public acceptance of technologies: A review，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1121(7) 782-795
③[2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⑤⑨[12][英]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贾鹤鹏: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年第11期
⑦朱冬青、谢晓非：《危机情境中影响科学普及效果的因素分析：心理学视角》，《科普研究》2010年第5期
⑧[英国]Wouter Poortinga，Nick F. Pidgeon：Trust, the Asymmetry Principleand the Role of Prior Beliefs，Risk Analysis, 2004，24(6): 1475-1486
⑩《广东茂名：PX项目仅是科普阶段》，《南方周末》2014年4月2日
[11]《一次爆燃让多少PX科普打了水漂》，财经网2015年4月9日，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50409/3857791.shtml
[13]周清树：《 茂名PX事件前的31天》，《新京报》 2014年4月5日
[14]杜志刚、孙钰：《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 一个综述》，《中华科技论坛》2014年第3期
[15]赵立新、王黎明：《科学传播中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及规范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年12月第30卷第12期
[16]《崔永元回应复旦舌战：“文傻”最有资格被科普》，腾讯网2015年4月3日，http://cul.qq.com/a/20150403/025784.htm
[17][美] Nelkin D：Science controversies: the dynamics of public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sanoff SMarkle G EPetersen J Cet al (eds).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First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444-456.
[18][美]Fisher E：Editorial Overview: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lars: Engaging Whom? Science & Engineering Ethics, 201117(4): 607-620
[19][美]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CAISE):Many expertsmany audiences: 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informal science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AISE2011: 11. Url: http://informalscience.org/images/research/PublicEngagementwithScience.pdf
[20][法]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21]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81-6.
[22][英] Wynne B： Public engagement as means of restoring trust in science? Hitting the notesbut missing the music，Community Genetics, 200610(5): 211-220
　　
崔永元与卢大儒复旦对话节选
　　卢：黄金大米实际上出现的问题是程序上的问题，伦理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跟转基因混为一谈。就让转基因更加妖魔化。
　　崔：什么叫混为一谈？我没听懂。
　　卢：科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是两个问题。黄金大米有很多科学需求，对于夜盲症儿童、对于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许多公益项目的支持，才把这个项目做出来。
　　崔：这是您的观点吗？
　　卢：应该是业内专家共同体的观点。
　　崔：什么叫业内专家共同体？
　　卢：我不是做这个工作，就是做转基因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
　　崔：这个共同体跟作家协会不一样吧？
　　卢：就是转基因研究的业内专家。
　　崔：只要是研究转基因的专家都叫业内共同体，是吗？
　　卢：这就是你们做新闻人和我们做科研人的不同。我不跟你计较这个细节概念。这些细节，没有意义。
　　崔：我跟您说，有意义！因为在我刚才争论的时候，他们说，这是科学家的共识。我说：“是吗？这是生物——分子生物科学家的共识，是吗？这是‘有良心的分子生物科学家的共识’。”
　　卢：你这话不要这样去展开。我只是说他把转基因——黄金大米的科学性，跟它的伦理、程序的问题混为一谈。我讲的是这件事情，对不对？好，有必要再展开吗？
　　崔：我们先说黄金大米本身的问题，再来说。
　　卢：不，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我认为科学的，你讲不讲科学，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讲了，问题是在程序上，是在伦理的问题上，对不对？你一定要跟我讲这个科学性，说句老实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这个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
　　崔：您不要那么激动。
　　卢：我不是激动，（你为什么）要纠缠这个问题呢？
　　崔：你没必要这么激动。
　　卢：我没有激动，我是要纠正。
　　崔：不是要纠缠，我要在这给大家说清楚了，您告诉我黄金大米转入了几个基因哪？
　　卢：它有几个基因（是）转基因，中间有几个代谢酶，但是我跟你讲，它还在不断地完善。
　　崔：它转了几个？在湖南实验的这个，转了几个？
　　卢：它是将胡萝卜素代谢酶的两个基因转进去的。
　　崔：几个？两个吗？
　　卢：这个（黄金大米）有第一代和第二代，这个我就跟你讲……
　　崔：我，问，你，湖南的黄金大米实验，转入了几个基因？这个问题不简单吗？您是老师啊！转入了几个？
　　卢：我不是跟你今天来争论这个的。
　　崔：你是不是开玩笑？你这太开玩笑了！你知道吗？你连转入了几个都不知道，你就说安全呀？
　　卢：这个，这个我跟你讲，细节……
　　崔：几个？你说定了，几个！
　　卢：有两个还有一个的，都有。
　　崔：七个！
　　卢：不是七个。不全是七个。它这个代谢途径有很多种……
　　崔：而且我告诉你，说黄金大米不安全，不是我说的，我确实没有资格说。这是XXX教授说的，这也是生物科学的专家，明白吗？
　　卢：不能因为某一个生物学的科学家就否定这个共同体……
　　崔：不是某一个和某一个，这就说明在科学家之间有争论！不要说什么“业内共同体”，我想问你，你学过播音主持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论呢？
　　卢：你今天是来讲转基因的，你不讲转基因，我还会和你争论吗？
　　崔：莫名其妙！
　　卢：你才莫名其妙呢！
　　
　　对于科学传播的问题，本刊2015年第5期还刊登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新技术时代的理念与实践原则》（陆晔、周睿鸣）、《公民记者与科学报道的张力与交融》（贾鹤鹏、金兼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分析，读者不妨参看。——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