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
　　【本文提要】 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是目前研究互联网公共讨论的两个重要理论视角，其基本观点却相互矛盾。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认为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公共领域最终形成的是同质群体；另一方面，群体内成员的观点必然有所差异，从而可以形成理性的讨论。本文认为，互联网技术给群体关系和公共讨论带来新的特征和挑战，从整合的视野，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互联网讨论与真实生活感知的关系、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控制因素和互联网讨论在现实社会的功能。
　　【关键词】 网络讨论　公共领域　群体极化　
　　【中图分类号】 G216
　　从公共讨论的角度，公共领域理论和群体极化理论可以说是一对矛盾的命题。来自政治社会学的公共领域强调通过理性、平等、公开的讨论而形成公共意见，并将此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因素。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群体极化则认为群体讨论并不必然比个人意见高明，当群体成员的同质程度高，群体认同感强的时候，群体讨论的结果尤其容易趋向极端，带来错误。
　　互联网传播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公共讨论的发展，但如何看待这种网络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学者们给出的结论往往迥异。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认为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聚集的往往是同质群体，而互联网上群体意见的极化也与现实的社会过程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
　　英国学者约翰·基恩是较早对互联网传播抱有乐观预期的学者。1992年，他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发表《民主与传播媒介》一文，①对市场媒介所带来的弊病进行深入阐发，并对当时新兴的微电子媒介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称其为“潜在的民主技术”。1998年，凯尔乐（Kellner）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互联网产生了新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s）。②他认为，在论坛、聊天室、网页的纷繁的讨论话题中，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的公共话语得以形成，在互联网上，批评性的意见可以在传播扩散中不断完善，互联网具有使民主重焕生机的潜力。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本是用以描述现实生活空间，如果将其用到网络传播分析上，首先要对概念重新界定。戴伯格（Dahlberg）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话语伦理和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思想出发，将“公共领域”的条件概括为六项：③1.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的权力，也就是讨论必须是基于公民关注，而非行政权力或商业力量的驱动；2.对具有道德－实践性的议题进行交流批判，即讨论要提供论据，而不是简单的论断，这样的议题才具有可批评性；3.反思性，即参与者要对他们的文化价值、假设、利益，乃至更大的社会背景进行检讨；4.想象的角色代入，即参加者要能聆听他人意见，并从他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论点；5.真诚，参加者在考虑特定问题时，要设法弄明白讨论背后所有的信息，包括讨论者真正的意图、兴趣、需求和愿望；6.包容和平等，即任何感兴趣者皆可平等参与讨论。戴伯格认为，在这六项条件中，第一、二项是基础，它们决定了一个议题的话语是否具有互动性，以及是否具有审议性；其余四项则具体影响到话语的品质。
　　不过，戴伯格所罗列的六项条件描述的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公共话语的状况，在真实的社会过程中，很难全部满足，特别是关于反思性、角色代入和真诚这几项。即使如“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的权力”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状况，实际上，在互联网发展高度商业化的今天，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站中鲜有完全独立于商业势力控制者。因此，普尔（Poor）简化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条件，并将网上公共领域（online public sphere）的条件限定为四项：④1.公共领域是一些话语空间，通常是媒介化的；2.公共领域允许新成员，特别是此前被排挤的成员加入；3.讨论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4.对观点的评判论事不论人。
　　从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角度，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上的互动空间拓展和增强了公共领域里的理性批判话语，网络讨论具有公共领域的一些最核心的品质。例如，坦勒（Tanner）对1998年智利人围绕前总统皮诺切特被捕一事的网上讨论所做的个案研究，⑤她发现线上论坛具有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关的四个特点，即可接近性、自由交流、协商结构和公众理性，因而构成公共空间。论坛参与者的争论不仅形成了一致舆论，而且产生了对过去时代的集体记忆，线上论坛由此而成为智利人重新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艾尔－萨格夫（Al-Saggaf）研究了阿拉伯世界的网络媒介在培育市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上的潜力。⑥传统媒介在阿拉伯国家一般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它更多代表政府的意愿和立场。而艾尔－萨格夫对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阿拉比亚电视台（Al Arabiya）官网的网民发帖和跟帖进行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网民的评论内容虽然也受到政府监管，但阿拉伯人在网上不仅挑战电视台新闻报道中的战争观点，而且就事实真相提供了自己的版本，从而形成了网上公共领域。
　　但是，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戴伯格在讨论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时曾提出六点担忧：⑦日益加剧的互联网商业化发展威胁到公众在线互动的自主性；网络审议鲜少具有反思性；在线论坛鲜少具有聆听他人和容忍差异的品质；对有关身份的陈述和信息难以核实；由于社会不平等，仍然有许多人被排除在网络论坛之外；网络话语不管是从量还是从质的角度总是倾向于被一些个人和群体所主导。
　　帕帕切瑞西（Papacharissi）从互联网传播的技术特性出发也提出三点质疑：⑧1.互联网的数据存储和回溯能力可能会混淆讨论和信息，而其他传播方式则无此虞，另外，互联网接入的不平等和新媒介素养都限制了网上公共领域的代表性；2.网络技术使全球讨论成为可能，但也使政治话语碎片化；3.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网络技术的最大可能是适应当下的政治文化，而不是去创造一种新文化，因为技术可以为政治讨论创造新的空间，但不能保证这个空间变成公共领域。
　　
二、群体极化的风险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又译团体极化）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决策（group decision）研究。上世纪60年代，多项研究发现，群体决策在方向上与个人决策一致，但比个人决策更倾向于极端化。比如，个人决策倾向于保守，那么群体决策的结果会更保守；如果个人的倾向是冒险，那么群体决策会更具风险性。这种群体决策向极端偏移的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
　　群体极化的原因有三种解释：⑨1.说服理由假设（persuasive argument hypothesis），即在群体讨论中，因为其他成员提出新的理由支持某项观点，所以会加重态度趋于极端；2.社会比较和自我展示理论（self presentation processes），即在群体讨论中，人们会首先了解他人感受和群体意见倾向，为了能够在群体中受欢迎，许多人会同意他人观点并表现得更极端一些；3.社会认同过程（social identity process），即在群体讨论中，个人重视群体认同，就会感受到压力，改变自己的观点，以和群体标准保持一致。总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群体极化是人性的弱点，而要避免这种风险，增加对立观点的接触是比较有效的路径。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搜索引擎和信息屏蔽技术，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多元意见接触的担心，不少学者认为网络在促进人们的交流和联系时，也存在隔绝交流的潜在危险。在1996年提交第17届国际信息秩序会议的论文中， 阿斯汀和宾杰桑（Alstyne & Brynjolfsson）就认为，⑩互联网使人们之间的沟通可以突破地理的障碍而进行，但由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个有限的常数，而且人们在接触信息和建立联系时会体现出一定的偏好，所以网络传播带来的未必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转换，从原先地域性交流转变为以共同兴趣和偏好为基础的交流。
　　不少学者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尽管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存在着无限多样性，参与讨论者的身份也复杂多样，但是网民们在搜寻信息和参加互动时总是从他们的个人立场出发，避免接触与其自身相左的意见。例如，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桑斯坦（Sunstein）通过对60个政治网站的随机研究发现，有35个（60％）链接到志同道合的网站，却只有9个（15％）链接到不同看法的网站，而且这部分链接中有一些并不是为了关注多元意见，而是为了展示相左意见的愚蠢和危险。他认为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现象很普遍，在成员未曾深思熟虑之下，群体就会推出一个极端结论。[11]维尔姆（Wilhelm）对网络群体的研究也发现，即使那些通常被认为最容易卷入多元意见的政治议题的讨论群体也经常发展成意识形态同质的“兴趣共同体”（communities of interest）。[12]除了对网民信息接触行为的调查和研究，学者们还深入分析了网络讨论中的意见影响模式，以探讨网络上的群体环境与参与者的意见表达倾向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不管是通过控制试验，还是对真实讨论状况的调查，学者们对网络群体意见极化的可能性都不是很乐观。
　　普拉丝等以2000年总统候选人布什和戈尔提出的税收计划为案例，调查了60个网上群体的讨论状况。[13]他们从心理学家德尔奇和杰拉德（Deutsch & Gerard）所提出的关于群体对个人决策的两种影响模式，即规范性影响和信息性影响的角度，研究网上群体的政治性讨论对个体意见表达的影响和改变。他们认为，网络讨论对个体意见表达体现的是信息性影响，而非规范性影响。所谓信息性影响指网上讨论本身所带来的劝服性效果，规范性影响则指群体意见和规范对个人意见表达所产生的约束性效果。但尽管如此，网上群体意见的辩论气候依然影响到群体意见的形成。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上的群体往往意识形态上具有同质性，看待问题的视角接近，如此，虽然网络讨论对个体产生的是信息性的影响，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接受了他人的信息，也就接受了相应的观点，所以从整体的讨论状况来看，群体依然具有强大的规范性影响。
　　李（Lee）通过控制试验研究了在匿名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去个人化的信息是如何影响人们遵从群体规范。[14]研究者设计了一个选择困境，要求参与者必须作出抉择，然后通过电脑与三个被默认为反对派的合作者交换他们的决定和理由。实验结果表明，去个人化的信息导致人们对群体规范的更加极端化的理解，从而对互动者（interactant）的论点做出更好的回应，更积极的评价，促进了人们对群体规范的遵守。李认为是因为匿名环境弱化了人们对群体中个体差异的感知，并导致了群体态度的极化。
　　总体上，因为群体认同、群体成员的同质性、匿名传播带来的群体内差异的弱化，以及群体讨论的动力机制等诸多因素，相比于真实的生活状态，互联网上的群体意见似乎要更加极端化一些。
　　不过，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网民并不回避对不同意见的接触，并以此来论证互联网讨论对审议式民主的价值。如，斯特姆-甘利（Stromer-Galley）对69名网络时事政治讨论的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发现，[15]这些网民认为相比于现实生活，网络提供了更多的接触不同的人和观点的机会，他们欣赏网络交流的这种特征，并表示自己会与意见不同者进行互动。尽管在遭遇那些“保守”的“违背基本常识”的意见和直接反对自己的意见时，他们也表示自己会心生不快。美国皮尤中心（Pew Center）针对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网民的互联网使用调查结果也表明：“互联网用户并没有把自己关在信息的回音室里，从而和其他不同意见绝缘，相反，他们比非网络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政治争论。” [16]
　　
三、整合的视野
　　实际上，群体极化和公共领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野。公共领域强调不同意见的人聚集到一起，倾听并设法理解彼此本真的想法，通过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克服分歧和差异以达成共识。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讨论最后形成的是某种意义上同质的群体。从另一面来看，即使是同质的群体内，每个成员的观点和视角也必然有所差异，如果每一种观点和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讨论，那么，群体内的讨论也可以达成理性的话语，而不会走向极端化。因此，即使最早对网络群体极化大声疾呼的桑斯坦后来也调整了说法，认为如果群体极化是以彼此之间聆听学习的方式形成，而不是群体动力的结果，那么也可以被看成是审议式的讨论。
　　如果放大对于社会群体的视野，就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根本上是一个追求同质的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维系，社会将趋于混乱和不稳定。即使从微观角度来看属于过激的群体讨论和行动，在更大的社会范围，或许也是努力在寻求重新建立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共识和群体。基于此，戴伯格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post-Marxist discourse theory）的“权力”视角，对“公共领域”和“群体极化”提出与传统看法完全不同的理解。[17]戴伯格认为，传统的“公共领域”概念忽略了权力在理性审议过程中的影响。实际上，传统的公共领域所代表的只是精英的公共领域，是社会主流阶级的主流话语，而那些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并不被这个主流话语所容纳。这个话语过于强调了“差异”对于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以及理性审议对于达成社会共识的重要性，以至于“差异”在公共领域的视野中多少有些被异化，从这个视野看过去，群体极化就显得尤其可怕。他认为，尽管不是所有的差异都值得尊重（如对于他人不同的不能容忍和极端的生活方式），但“尊重差异”恰恰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而且从边缘阶层的角度，网下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的不平等，导致了他们在网上的声音与主流阶级相比也仍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对于这些被遮蔽被排除的群体议题和群体身份，通过极化来挑战主流话语，或许是他们吸引社会关注，从而被重新整编进主流话语体系的最为有效的路径。从这个角度，戴伯格认为，网络极化和网络激进主义（cyberactivism）所呈现出来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只是各种被边缘化的个体和群体挑战主流话语的边界，从而使原先被排除的议题和身份认同能进入“主流”公共领域的努力而已。
　　戴伯格的观点或许过于激进，但他确实提醒了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待公共领域与群体极化的辩证关系。而从互联网传播的角度，新的技术给群体关系和公共讨论都带来新的特征和挑战，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整合的视野进行深入研究。
　　1.互联网讨论与真实的生活感知
　　没有一种意见是空穴来风，互联网上的意见也并非是孤立的，它跟真实的生活感知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此看来，互联网传播在意见表达上首先遭遇的就是全球化问题。互联网带来全球受众，网上政治讨论也相应全球化，这使一些本来纯属国内的政治事件产生严重的全球影响。但是，在脱离了地方文化和地方政治的语境下，这种全球化的讨论会对意见形成和意见结构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原先松散的地域局限的公共领域所不曾遭遇的新问题。
　　多艾和纳弗尔（Douai & Nofal）以瑞士和美国的两项行政决定为案例，研究了阿拉比亚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这两家阿拉伯电视台的官方网站上的网民讨论情况。[18]两个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分别是：2009年11月瑞士宣布境内禁止建造清真寺，同年12月纽约市议会批准在“9·11”遗址附近建立伊斯兰社区中心的项目。研究发现，在两个案例中，两家网站的网民反应都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两极化倾向。以半岛电视台网站为例，就瑞士禁止建造清真寺的决定，反对瑞士禁令的评论占20％，支持禁令占56％；就纽约市议会决议，支持者占59％，反对者占20％。研究者认为，网民对案例的讨论框架与电视台官方立场有明显差异，这表明网民讨论体现了网上公共领域的自主性。但调查也表明，不少参与讨论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人士，而是一些居住西方或其他地方的说阿拉伯语的外籍人士。对这些国际事件，外籍人士的经验阅历使他们的观点具有特别的说服力。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公共领域具有一定程度上意见的混合，这或将重塑政治认同。
　　在互联网群体意见极化与生活感知方面，沃杰扎克（Wojcieszak）做的一项比较研究值得关注。[19]他以新纳粹网上论坛作为对象，一方面测量了参与这种激进的同质化的网上群体对个体意见极端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参与者在网下对不同政治意见接触的强弱程度对其网络意见表达的影响。调查的结果表明，网民对网络讨论参与程度越深，在网络群体的影响下，其观点也就越极端化，这支持了网络群体极化的观点。但是，对网民在网下接触的调查则印证了偏见处理假说（the postulate of biased processing）。该假说认为，[20]个体自身的动机直接影响到其对所接受信息的认知、解释和评价。对于与自己立场一致的观点，人们倾向于从自身已接纳的信息出发，对其进行理性化处理，由此得出支持自己先前观点的理由；对于那些与自身立场完全不符合的观点，人们则会对其细节吹毛求疵，或者否认它与议题的相关性，或者直接攻击这些观点。沃杰扎克的调查发现，那些在网下与不同意见的朋友（家人或熟人）互动程度高的网友在网上表现出更强烈的极端主义倾向，而那些网下对不同意见接触程度低的网友极端主义的程度反而比较低。由此可见沟通之艰难，在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面前，不同意见接触也并不总能调平意见极化。
　　其实，不管是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上，群体极化都有可能发生。人们之所以对网络群体极化特别担忧，是因为在面对面的日常交流中，在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下，即使人们愿意，也很难刻意回避掉所有不同意见和不同类的人。但是在互联网上，借助技术的帮助，回避不同意见就变得轻而易举。因此，人们假想，网络群体犯错的可能性更大，也更值得警惕；而互联网的全球化传播无疑使这一局面更趋复杂。
　　2.互联网传播平台的技术控制因素
　　互联网是一个高技术的平台，这个平台上软件和硬件不同的技术设计都可能对依托于其上的讨论产生直接的影响。莫瑞森和纽曼（Morison & Newman）观察到，互联网应用界面影响到人们在网上写作和商讨的方式，即时讯息系统上人们总是匆忙地发言，而BBS系统则允许人们提交慎重思考过后的言论。[21]萨克（Sack）则将互联网这种基础的技术设计称为“话语架构”（Discourse Architecture），[22]可谓非常贴切。赖特和斯屈特（Wright & Street）总结欧洲政府网站论坛的三种技术设计模式，[23]这三种技术模式都直接限定了网民可以对怎样的议题，以及用怎样的方式来参与讨论。其一是“政策论坛”模式，网民发言将直接影响到决策过程，因此这类论坛都是高度结构化的，人们可以阅读政策文件，但只能就特定的问题发表意见；其二是“说一说”模式，结构化程度低，网民可以就任何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发表意见，其结果是讨论的聚焦程度低，对政策的影响也相对有限；其三是混合模式，同时设置“政策论坛”和“说一说”板块。基于此，赖特和斯屈特认为在研究互联网上审议性话语时一定要将技术设计的因素纳入考虑。
　　实际上，面对网上超大规模的用户和大量发布的议题，以及一些用户的滥用系统的行为，传统的聆听和商讨是无法进行的，以某种形式对议题进行调控在所难免。普尔以源代码开放的Slashdot论坛为例，具体分析了网上公共领域的运作机制。Slashdot论坛主要使用技术手段来对人们的阅读和讨论进行调控。[24]这些技术手段包括：1.评分系统，用户可以通过查看帖子的评分，过滤那些相对无用或无关的议题与话语。2.积分威望系统：那些在论坛发布无用信息并被调控的用户将被减去积分和威望；相反，发布有用信息并被采纳的用户将获得积分和威望。3.主持人审核系统。除了论坛管理方的审核外，面对庞大的信息量，根据论坛系统设置的条件，一些用户也可以获得临时的主持人权力来审核信息。
　　即使是一些更微小的技术手段也对互联网上的讨论状况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国内论坛里常用到的“只看楼主”设置，这一技术应用允许用户在浏览一个帖子时只看到主帖发帖者的言论，而跳过大量其他参与者的发言和互动讨论的过程。这似乎违背了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里关于聆听他人意见的基本要求，但在一个帖子动辄有成千上万回复的论坛里，“只看楼主”的技术设置确实方便了浏览者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大致把握意见发展的脉络。这是网上讨论可以容纳无限大规模参与者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后果。其他值得深入关注的技术设置还包括论坛帖子的排序、对帖子的置顶处理，是根据最新恢复、最新发帖的时间，还是根据最多回复的次序来排列帖子，都直接影响到人们在网上讨论的话语状况。
　　3.互联网讨论的现实功能
　　理论上讲，互联网是个全球化的平台，但在实际运作中，就单个互联网站点来说，它所聚集的往往是某个层面相似度比较高的同一个群体成员，不同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不同的站点。因此，如果说互联网上存在公共领域，那么，这里并不存在单一的公共领域，而是多个公共领域并存。例如，艾尔－萨格夫对阿拉伯语论坛Al-Saha Al-Siyasia的研究就发现，这个站点聚集的网民主要来自沙特，他们讨论的都是本国政治和内部公共事务，他们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往往采取一致立场，表达对政治决策和政府官员的反对意见，极少数的情况，这些讨论还有可能引发集体行动。[25]基于互联网讨论的这种特点，富特和施奈德（Foot & Schneider）提出用“网络领域”（web sphere）这个概念来限定“网络公共领域”（online public sphere）的内涵。[26]因为网络公共领域通常是指某个单一的站点，但有时又跨越多个站点，其边界变动不居，这样构成公共领域的站点也是变动不定的。而网络领域则是指“围绕核心主题（议题）跨越多个站点的动态数据资源所构成的超链接组，共享的主题和临时的框架划定了网络领域的边界”。
　　在哈贝马斯的概念中，“公共领域”是一个现实中的介于政治领域和生活领域的空间，所考察的也是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但是，互联网上多个公共领域并存的局面下，每个领域的内部讨论以及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同或抗衡关系，使网上公共领域的讨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需要重新考量。
　　例如，雅迪和博伊德（Yardi & Boyd）对社交网站Twitter的意见表达情况的调查提示我们，网上看似极化的意见仍然可能具有积极社会功能。雅迪和博伊德以2009年5月发生的梯勒医生（George Tiller）遭枪击案为例，[27]分析了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的1万多条twitter信息。梯勒医生因为支持孕晚期流产而遭袭击，网上观点可以分成亲生命（pro-life）和亲选择（pro-choice）两派。两位学者发现，人们在网上虽然可以遭遇更加多元的意见，但无助于不同意见之间进行有意义的讨论。相同观点的个体之间的回复强化了群体认同，不同观点的个体之间的回复则强化群体归属感。研究者还认为，尽管“差异”和“争论”是社会重要的构成因素，“但是在灾难事件中，同质性却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交支持和有助于平复情绪，而这两者对于悼念和讨论戏剧性事件都有重要意义”。■
　　
陈红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约翰·基恩著，冲礼译：《民主与传播媒介》，载《民主的再思考》第280、29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Kellner, D. (1998). Intellectualsthe new public spheresand techno-politics. In C.Toulouse & T. W.Luke(Eds.)The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reader (pp. 167-186). New York : Routledge.
③⑦ahlberg L.(2001).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ritical Analysis .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1).
④[24] Poor, N. (2005). Mechanisms of an online public sphere: The website Slashdot.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0(2).
⑤Tanner E. Chilean Conversations: Internet Forum Participants Debate Augusto Pinochet’s deten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June 2001pp.383-403.
⑥[25] Al-Saggaf Y. (2006)The Online Public Sphere in the Arab World: The War in Iraq on the Al Arabiya Websit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311-334.
⑧PapacharissiZ. (2002).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4 (1)9-27.
⑨TaylorPeplau, Sears著，谢晓非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十版)第3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Alstyne M.& Brynjolfsson E. (1996). Electronic Communities: Global Village or Cyberbalka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ClevelandOH.
[11][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41、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Wilhelm, A.(1999) . Virtual Sounding Boards: How Deliberative is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B.N. Hague and B.D. Loader (eds)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p. 154-77. London: Routledge.
[13]Price, Nir & Cappella (2006). Normative and 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in Online Political DiscussionsCommunication Theory 16:47-74.
[14]Lee, E. (2006). When and How Does Depersonalization Increase Conformity to Group Norms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6): 423-447.
[15]Stromer-GalleyJ. (2003) . Diversity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 on the Internet: Users’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8(3).
[16]HorriganGarrett & Resnick (2004). 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Debate. Washington, DC: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17]DahlbergL. (2007). Rethink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yberpublic: From consensus to contestation. New Media & Society9(5)827-847.
[18]Douai A.& Nofal H. (2012). Commenting in the Online Arab Public Sphere: Debating the Swiss Minaret Ban and the ‘‘Ground Zero Mosque’’ Online.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17:266-282.
[19]Wojcieszak M. (2010). ‘Don’t talk to me’: effects of ideologically homogeneous online groups and politically dissimilar offline ties on extremism. New Media & Society 12(4) 637-655.
[20]KundraZ. (1990) .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 480-498.
[21]Morison, J. & D. Newman (2001). Online Citizenship: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New Labour’s Britain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Computers and Technology 15(2): 171-94.
[22]SackW. (2005) . Discourse Architecture andVery Large-scale Conversation. in R. Latham and S. Sassen (eds) Digital Formations: IT and New Architectures in the Global Realm. pp. 242-82.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Wright S.& Street J. (2007). Democracydeliberation and design: the case of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New Media & Society. 9: 849－869.
[26]FootA.& SchneiderM. (2002). Online action in campaign 2000: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U.S. political Web sphere.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42(2)222-244.
[27]Yardi S. & Boyd D.(2010). Dynamic Debates: 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Over Time on Twitter. Bulletin of ScienceTechnology & Society 30(5) 316-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