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静
　　【本文提要】　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逻辑集中于在职业与业余之间划定边界，以形成新闻业内权力和阐释的共同体。而在新技术格局下，职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等边界早已模糊，以功能界定成为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次新的尝试。其间，加拿大学者艾佛·夏皮罗采用更理论化的路径，将现行民主体系的大众化进程与剧烈变迁的新闻操作实践相关联，力求在学界、业界和公众认知上达成对新闻业操作实践及其理念根基的新共识。作者认为，现代民主体系中，新闻业仍无可取代，但界定新闻业的标准不再是“谁”而是其“专业功能”——新闻业需要以其服务民主社会的独特功能作为界定自身的首要标准，无论所属机构、聘用方式、工作地点如何，达到这一标准的才算是新闻人。
　　【关键词】　专业主义　定义　新闻业　原创性　职业认同　
　　【中图分类号】　G210
　　前不久，国际知名新闻学刊《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刊发一组文章，讨论当前新闻业面临的危机。虽然中西方情况不同，这些视角各异，理论方法多元的讨论，对中国业界、学界不乏启示意义。为此，我们组织编译了其中部分文章，与读者分享。 ——编者
　　自19世纪末欧美社会专业化运动以来，①新闻专业主义就一直处于不断被消解与建构的张力中。对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权力路径偏重考察取得专业地位后所获得的利益，以及争取独立性背后的政治意涵；结构功能路径关注专业特质以及专业化的过程，后扩大到专业间对工作管辖权的协商等。但无论哪种路径，“定界”都成为一个核心概念。
　　Lewis认为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的过程就是一种“定界”（boundary work）的过程，②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协商与建构。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逻辑集中于在职业新闻工作者与业余人士之间做出定界，③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权力和阐释共同体。④而在新的技术和媒介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公众得以积极介入新闻实践，一些学者认为新闻业正在遭受“去专业”的严重挑战，⑤但也有学者开始以“功能”而非“职业/业余”为标准来重塑新闻专业的边界，从而以“功能型专业主义”的权威，来维护新闻业的合法地位和运作原则。
　　作为对新一轮专业主义消解所做出的回应，《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曾发“何为新闻之鹄的？”之问，引发热烈讨论，并被认为是比“谁是新闻人？”更值得探究的问题。与此一脉相承，加拿大学者艾佛·夏皮罗（Ivor Shapiro）在一篇题为《为何大众化的民主更需要功能型的新闻业定义》的文章中，采用更理论化的路径，将现代民主体系（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的大众化进程与剧烈变迁的新闻操作实践相关联，力求在学界、业界和公众认知上达成对新闻专业典范的新一轮共识。
　　作者认为，在任何现代民主体系中，新闻业都无可取代，但无论所属机构、聘用方式、工作地点如何，界定新闻业的标准不再是“谁”，而应是其“专业功能”——由功能型支撑的专业典范成为界定新闻业的首要标准，做得够格才算是新闻人。
　　
何谓功能型定义
　　艾佛·夏皮罗是加拿大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新闻系主任、副教授，长期研究新闻生产和职业道德等问题，担任加拿大记者协会伦理咨询委员会主席，并有着丰富的媒介从业经验（6次获国家杂志奖，并曾入围加拿大记者协会调查记者奖）。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首先从给新闻业一个既观照现实、清晰准确，又符合社会期待的功能型定义开始。在作者看来，这是澄清新闻业之根本并划定与其他社会部门关系的契机。因为无论定义者如何努力，有效的定义还是要在不断地被引用和演化中获得其生命力。新闻业的定义不仅是职业新闻业的内部事务，而且需要在学界、法律界和社会公众认知上都达成相应的共识。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定义”类似词条编撰的工作：它是描述性的，要能充分表述所描述对象的确切意思；又是限定的，能够简洁明了地区分出什么是“新闻业（的）”而什么“不是”；并且需具有尽可能的包容性，能覆盖种类繁多的形式、领域和文化背景，适用于所有现行民主体系。
　　至于“功能型”这个修饰词，在这里并非指社会学意义上的“在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中界定新闻工作的角色”，也不是像功能主义者那样将其固定为某项职业，而是使用其字面⑥或者语汇上的意义。泽利泽（Zelizer）曾列出不同研究路径下“journalism”概念的五种主要的定义范畴：一项职业、一种机构、一群人、一类文本以及“一套操作实践”。⑦比较而言，前三类都属于“经典”定义，因为它们排除了一些人群，第四种说的是工作产品而非工作者或他们的活动，而第五种（“一套操作实践”）则是本文所说的“功能型”的。
　　
民主社会亟需功能型的新闻业定义
　　遗憾的是上述共识此前也许从未达成。虽然至少从19世纪末以来，新闻业就被认为是与报道新闻相关的某种特定的职业，但人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仍有着强烈的分歧。比如新闻业到底是不是一项“专业”（profession），新闻从业者是否天然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利和义务而区别于普通市民等。在日益民主化/大众化的新闻生态中，如果定义过于狭窄会将一些值得社会和法律保护的重要活动限定为某些特殊的作者或发布者所专享，从而会有些不公平。正如哈格里夫所言，“在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权传播事实或思想，无论多琐碎，无论多粗鄙”。
　　而在当下剧烈变迁的媒介环境下，上述分歧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变得更为棘手。虽然现代民主制度依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制度环境，并依然承认专业新闻业的重要地位，但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时间里，新闻业与其他大众传播形式之间，以及新闻人与之前所谓的“受众”之间的边界发生了严重混淆。媒介技术的进步以及新的修辞方式、规范理念的转变（比如“囧司徒秀”中喜剧调侃式的虚拟新闻的走红）迫使新闻人们去做一些“划界”工作，以维护“新闻专业典范”的权威性。后者作为一套价值体系为其阐释共同体提供公认的标准、价值和实践准则。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对当下新闻生态的判断采用了民主化（democratizing）一词，这与现代民主共和体制下权力不属于少数特权阶层，而被社会公众所共有的观念，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新的新闻业定义能够顺应这一基本趋势，将服务于民主社会的所有新闻行为包容其中。
　　一些保守者认为单以“哪些构成了新闻行为”而不是“谁是记者”来下定义会使新闻的专业界限消退。但是真正的功能型定义不该在“职业/主流”与“业余/其他”中设置樊篱，而是要将新闻工作与公共关系、娱乐及新闻聚合等其他行为范式区别开来。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在大街上对陌生人提问，人们大都能立即判断出这是记者还是突然到访的政府或商业人员。在许多国家，那些被认为是在履行新闻职责的人们可凭此获得法庭、议会大厅以及记者团的特殊席位，甚至可以进入体育赛事的休息室而无需忌讳性别。这种“记者特殊”的想当然会越来越带有歧视性——原则上，这张假想的“媒体通行证”会随着“边界”的日益模糊而向所有人开放。
　　不仅如此，在司法领域，当新闻人试图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时，立法者和法官都常面临界定上的难题。比如加拿大魁北克省（遵循法国民法典）法庭承认新闻的专业特性，认为对新闻的评判需要参照其专门的职业规范，自1999年以来就一直依据“负责任的新闻业”的原则来审理诽谤指控。而在此后加拿大普通法系的法庭辩护中，评判标准演变为“对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负责任的传播(活动)”，因为加拿大最高法院明确拒绝了将新闻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要求）。首席大法官写道：
　　传统媒体正在迅速地为一些新的传播公众关心事物的传播方式所补充，其中有些是在线的，并没有记者参与其中。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将这些新的新闻和信息传播者排除在外，他们应与所有现行媒体产品一样适用相同的法条。
　　如上所述，在新的媒介生态下，新闻生产领域和社会法律领域都要求一个清晰的新闻业的“工作定义”。尤其是后者，法律是新闻业“定界”的制度性确立和保障，判定界定难题的频发则凸显出清晰划定新闻与其他社会部门间界限的迫切要求。
　　
此前关于新闻业的定义
　　对关键概念的界定本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学界内部对新闻业定义的共识也尚未达成。目前可供参考的定义数目寥寥，并大都不令人满意。如泽利泽的研究所示，来自不同背景（社会学、历史学、修辞学、伦理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倾向于从极为不同的视角来思考新闻业。因此，“新闻业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包含着许多相互冲突部分的大箩筐”。作者无意进行任何学术冒犯，但仍想说明，缺乏共识的定义确实会造成实践难题，而即便众口难调，一个合理的定义还是可以努力实现的。
　　在众多关注新闻以及新闻工作、新闻工作者角色和自我意识的研究中，新闻业的定义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语义循环或不够全面。其中许多模糊地提到了新闻工作，比如收集和散布“新闻”、进行“新闻生产”，提供“公共事务”相关的信息和评论。泽利泽将新闻业定义为“负责处理和散播新闻、时事材料，具有组织性和公共性的（人的）集合”。并且将“新闻”定义为“通过系统性的、公开的方式与他人分享的关于特定事件或话题的最新信息”，但她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同义反复。康博伊的定义更为“功能型”，认为新闻业是一种工作，以寻求“提供关于当下的真实描述”及“以事实或基于事实的观点的方式，报道关于世界最新动态的信息”。
　　在关注新闻工作职业角色认同的研究中，韦弗及其同事所做的对31个国家新闻工作者的实证调查深受好评。原则上，想要在比较研究中锁定研究对象通常需要有清晰的定义，但在韦弗的系列报告中对新闻业或新闻工作者的表述却是五花八门的。最常被引用的清晰描述是认为新闻人需承担一定的“编辑职责，以便更好地解释和传递新闻故事及其他信息”，却没有进一步说明“编辑职责”或“新闻”的含义，以及具体还要列入哪些类型的“其他信息”。其中有些研究对象是依照工作地点或聘用形式（香港）、是否是新闻行业协会的会员（丹麦、芬兰、瑞士、加拿大魁北克省）、是否有政府颁发的执照（巴西、法国）、或者政府普查时所作的职业分类（澳大利亚）来界定的。还有一些国家的研究则选择干脆不去界定新闻人或新闻业（在中国、瑞典、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
　　韦弗系列研究中最全面的定义来自其德国团队，他们指出，不同于其他传播形式（比如公共关系等），新闻业“独立地并且连续定期地向公众提供被认为是具有新闻价值的，相关并且是基于事实的信息和话题”。
　　采用更理论化的路径，亚当·斯图尔特（AdamG. Stuart）将新闻业定义为一种用于在公开媒体上报道和评论事件和思想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通常由五条“设计原则”所决定，包括新闻或新闻评判、报道或取证方法、语言技巧、叙事技巧以及阐释和研究方法。虽然亚当的描述影响深远并极具启发性，但却很难被作为严格的定义来使用。一方面，这个定义依托的“新闻”这个概念同样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其中许多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非新闻领域，比如历史或广告。
　　2012年加拿大新闻联合会伦理委员会采用了更严格的定义路径，发问：“哪些不算新闻？”文章认为所有的新闻工作都需包含一些原创工作（与单纯的新闻聚合、复制或引用不同），一套“自觉的伦理规范以提供关于事实和观点的准确、公正的描述”，并以将提供信息本身作为“核心目标”，而不是去考虑报道可能引发的或好或坏的直接后果。无独有偶，美国“新闻保障法”（2013年信息自由流动法）也将新闻业定义为一种工作类型，负责“向公众传播与地区、国家、国际以及其他公众关切事务的新闻或信息”。
　　
对新闻业功能的评价标准
　　在勾勒新闻工作具体内容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的价值规范研究也作了回顾。虽然道德评价并不等同于定义，但“阐释共同体”所秉持的价值典范确实有助于界定社群本身，究竟选择哪些功能（工作内容）列入新闻业的定义则需要参考相应的价值体系来加以把握。
　　比如，德耶兹（Deuze）认为，全世界的新闻人分享着一套共通的“职业意识形态”，这是“职业新闻人所特有的且广为认可的一组价值、策略和代码规范”。主要包括五条理想型的特性或价值：公共服务、客观性、自主性、及时性以及伦理性。
　　科瓦奇（Kovach）和罗森斯蒂尔（Rosenstiel）描述了新闻业的社会目标——供应人们所需的信息以助其获取和保障自由与自制，并指出新闻人有核实信息和坚守事实的义务，忠于公民的职责并须坚持独立性而不受报道对象的干扰。他们的角色是权力的监督者，并为公众提供“批评和妥协的论坛”。新闻业需要有趣味、贴近、包容、平衡，训练独立意识和履行公民基本的权利与义务。
　　加德纳（Gardner）、契克森米哈（Csikszentmihalyi）和达蒙（Damon）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描绘新闻行业中，新闻人以及不同的利益关联者如何理解其领域的标准和期望。他们提出，是对“适当距离”和“客观性”的追求以及“坚韧意志”支撑着新闻人来应对工作中的挑战。
　　而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也曾提出过一套评估新闻业质量的五重框架，分别是：独立的观察、确保真实的努力、开放性（使受众都能够感知和获得信息与观点资源）、编辑力（将来自消息源的内容整合起来），并且在不受消息源、所有者、广告主及其他人干扰的状态下呈现出来。
　　上述对新闻业定义和价值规范的表述中，尽管不同流派各有所表，但还是能看出一些关键点在反复出现，反映出学界和业界对新闻工作内容和目标的基本共识。
　　
五项可用于定义的功能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者总结出五类共识性的关键语素，并囊括入一个新的功能型定义中。
　　第一个是对客体对象的选择。描述新闻业时最常见的词语就是“新闻”。很显然，新闻业从本质上需要聚焦新近事件。虽然最理想的新闻工作需将事件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去分析解释，而不仅仅是把最新涌现的事实传达出来。新闻业不是历史。
　　第二个是所面向的受众。新闻业不用作组织内部的传播；而是从定义上需要去寻找、拓展信息传播和被理解的范围。这要求新闻人要使用平实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形式，并使其不仅要对雇主和同行，还要对更广大的公众负责。新闻业不是私人的。
　　第三，新闻工作衡量信息的基本原则是事实的准确性。虽然新闻人所持“真实性”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但至少，新闻业不应故意作假，即使有时报道的主要内容是一些观念意见，新闻采写也会确保其中的事实陈述的准确性。需要明确的是：既然一篇报道要“实现”准确实际上是要做好评估工作，准确性方面，积极去实现准确的行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型定义的关键词。新闻业从不轻信。
　　第四个涉及传播者的利益。有人说新闻业必须保持“客观”，但不同的记者对参与/鼓吹的看法可能不同。比较确定的共识是记者的直接物质利益不能干扰事实陈述和观点判断。记者头衔要求传播者超然于报道所可能带来的结果。当然，做出“大报道”会让新闻人的职业生涯添光增彩，但这是服务受众信息需求的副产品，而非因为某些信息被传播或者被以某种方式理解而给某些个人带来的好处或伤害。换个说法，从新闻市场的角度，新闻人与其受众之间会“结成，至少是暂时结成，一个不由任何一方完全主宰的同盟”。新闻人搜寻信息并努力将其公之于众，是基于自己和受众对此信息的共同兴趣，而非仅仅是新闻人自己的，或者他们的老板、新闻来源对于报道可产生的特定结果的期待。新闻业不是宣传。
　　最后一个也是最显然的要求是，新闻工作必须从根本上包含一些原创性（original）——不只是拷贝，复制或者引用已有的内容或成果。虽然许多报道时常围绕其他行业的前沿成果而展开，但它不仅仅是对其的重复。新闻业不是新闻聚合器。
　　总而言之，简明而有力的新闻工作的定义需要明确涵盖所有上述五个关键点：
　　A.以新近事件为操作客体。
　　B.广泛的受众。
　　C.为保证事实准确性所作的努力。
　　D.独立性/超然。
　　E.有一定原创性。
　　为了关照现实情况，作者并未列入前人研究中另外两个常见语素：首先，以是否关涉“公众兴趣”和“公共事务”来定义新闻业可能将那些与政治较远或者经济领域的新闻排除工作，也会遗漏体育或生活方式报道这些软性新闻；此外，虽然新闻业大都为持续性地定期出版的媒体工作，但连续性并不能作为新闻业的界定标准之一。大量新闻工作以书籍或纪录片等独立载体或单独发行多媒体产品形式呈现，也应被列入新闻实践之中。
　　
推荐的功能型定义
　　综合涵盖以上五个关键点，作者给出如下定义：
　　新闻业是“为独立追求新近事件的准确信息，并将其原创地呈现给公众以予启迪而进行的所有活动”。
　　虽然作者认为这个定义只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的一次推进尝试，新的定义还是要经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检验，但描述共识上的进展确实可以帮助细化现有法律制度、协助司法判定的顺利进行。更重要的是，这项进展有助于新闻人对于他们的工作活动给出简明易懂的阐述，并赢得相应的社会信赖和委任，后者无论是对新闻工作的实际操作还是理念支撑都至关重要。■
　　
陶文静/上海政法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博士。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编号：12YJC860035）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2012EXW002）的阶段性成果。《为何大众化的民主更需要功能型的新闻业定义》(Why democracies need a Functional Definition of Journalism now more than ever)一文原载于Journalism Studies，2014年第15卷第5期。
　　
注释：
①LarsonMagali Sarfatti.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p.X.
②Lewis, S. C.“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5no.62012pp.836-866.
③NeroneJoh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normative model of journalism”Journalism, 2012.0(0)p.2
④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⑤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⑥牛津辞典将“功能型”定义为：“属于或者具备特定的活动、目标或者任务……与事物工作或者操作的方式有关。”其同义词应该是“操作性的”，但后者也同样容易被误解。
⑦为了行文方便，Zelizer的分类顺序有过微调。其中，“文本”新闻较好的定义是：“无论作者是谁，无论采用的是文字、音频、视频还是其他等方式，只要是对现实或社会生活尚未知晓的新现象、新特征所做的真实陈述或记录。”(McNair 19984cited by Zelizer 2004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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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Deuze, Mark.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 (4): 442-464. doi:10.1177/146488490505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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