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丰　吴晓平
　　新闻，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而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码在报道和利润追逐间筑了一道“墙”，一道拒绝亵渎的文化区隔。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是耶鲁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社会学新功能主义学派著名学者。最近，亚历山大教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及中山大学发表了题为《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的演讲，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对当前的新闻业危机进行了解读。在这里，我们根据他的演讲原文——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与Maria Luengo编著的《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一书的引言部分，对亚历山大教授的论述进行译介。
　　对身处公共领域的人来说，新闻是获取一手材料的唯一信息来源。新闻具有形塑社会生活与议题的强大力量。新媒体赋予公众代表自己的权力则源于受众相信，新闻是社会事实的真相，它能如实报道而不是从美学或道德角度加以建构。用这种方法定义新媒体，能为理解当下的“新闻业危机”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许多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理解这场危机：报业危机是数字化转型造成的。由于数字化革命的挑战，西方许多新闻机构经历了动荡、裁员以及持续的深层重组。在我看来，技术和经济变革并非主要原因，关注点应放在新闻的文化价值（cultural commitments）上。新技术也可以被形塑，进一步维系新闻的文化价值，而非削弱它。
　　新近的技术变革及其诱发的经济动荡被赋予社会意义，文化框架将技术革新阐释成社会危机：它影响了行业、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这种文化解读不仅触发了对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极端焦虑，更提供了一种控制后者的路径。但是，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
　　
一、脆弱的自主性
　　民主社会依赖大众传媒的独立解释功能。新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开辟了一条“讲真话”的渠道，赋予随机事件有意义的文化符码和叙事框架，从而制造一种中介距离（mediated distance），让受众批判地参与社会议题。不过，这取决于新闻的专业独立性。重要的是，新闻记者拥有与国家、市场相抗衡的自主行业组织和自我规范。通过组织管理自身的工作流程、制作与发布新闻的标准，会唤起记者透明、独立、负责、平衡与准确等职业道德意识。
　　新闻职业道德与广义上的民主话语存在相似点：一套支撑独立公共领域的信念。在民主的诸多条件中，新闻是制度文化的一个关键要素。正如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常常受到来自市场、国家、道德、宗教组织等的倾轧，新闻自主性也常受到威胁，常因边界被僭越而令人忧心不已。可以说，新闻的独立从未得到有力保障，权力机构掌权者竭力阻止新闻独立性。①东西方民主社会常标榜这种专业性的维护是成功的，但记者仍然能感觉到独立性随时受到威胁。即便成功捍卫了职业道德，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记者们更感觉到新闻独立性不堪一击。
　　新闻业的发展总伴随着不断爆发的行业危机。不过，事实上它反而有助于新闻独立性在新技术中得以延续。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Times Picayune ）和其他大城市日报以及瑞典、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纸案例研究展示了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经济技术变革间如何碰撞融合，如何打造新的新闻平台。
　　即使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共享美国式自由中立的新闻准则，但大西洋两岸的记者都怀抱了一种对报道和机构独立性的职业认同。数字化与经济因素对这些准则的挑战同样诱发了两地的新闻业危机，造成了组织结构的剧变与经济压力。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脆弱的行业制度面临严峻考验。②但同时，批评性报道与数字化的结合推动了新的组织形式的发展——容许新技术维系新闻生产的民主文化氛围与机制。
　　我们需要理解报纸的经济危机，它并不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而是要依靠新组织的文化智性（culturally-informed）重建。思考在数字化条件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容许民主新闻的文化价值得以延续？在保障新闻公共性的同时，传统新闻记者正努力适应数字时代的要求，相应地，网络新闻产品是否也要做相应调整呢？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与专业主义相对抗的“公民新闻”的理念？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新闻博客和专业新闻写作间的关系如何平衡？与简化论不同，我认为：新闻具有独立的文化力量。这种理论纠偏可以促使许多经验研究对新闻业危机的诱因与后果分析更为透彻。如果那些经常被忽视的潜在机制能得到应有的关注，那么这一发展进程的分析也将更清晰明了。
　　
二、化约主义的问题
　　尼古拉斯·勒曼曾谈到：“新闻业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很难真正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便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座谈讨论会和连篇累牍的博客文章，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提供多少可靠资料。” ③十年来，大量研究者投身新闻业危机的议题中，许多经验性研究探讨新闻业危机的原因、现状、短期后果和长期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在于缺少数据，而是缺乏可靠性。这些大相径庭的结论，缺乏普遍意义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这场新闻业危机的真正内涵。这些研究存在理论上的问题，经验分析依靠大量理论假设：社会如何运作、什么激发了社会行动、何种机制最为重要、它们如何以及为何反馈。理论而非方法论决定了如何正确开展社会学经验研究。在分析新闻业危机时，理论方向本身就有偏差，有时甚至是彻底错误的。只有找对理论，我们才能真正重新思考新闻业危机，对于新闻业危机的经验研究已然受到技术和经济决定论左右，只有质疑并纠正这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m）倾向，才能真正理解当前危机并继续前行。
　　很显然，互联网技术因造就了当代新闻业的危机而深陷漩涡之中，然而，新技术的社会后果不能简单从纯技术角度理解。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叙事，一种类似于 “变革代理人”④（agent change）的激发信仰的文化结构。诞生伊始，它就被卷入乌托邦的社会叙事中：“机构去组织化、社会全球化、控制弥散化，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美国麻省理工教授尼葛洛庞帝二十多年前曾预言：“互联网正创造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带领人们进入更和平的世界……。” ⑤作为创造自由和谐的技术，互联网的出现对大众媒介产生了神奇深远的影响：把我们从反民主的专业精英文化的窒息中解放出来。纽约大学的新媒体教授克莱·舍基宣称：“从现在开始，新闻可以甩开传统媒体，直接闯入公众意识”。⑥《圣何塞信使报》辛迪加专栏作家兼Silicon.Valley.com博主丹·吉尔莫则宣称“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 ⑦
　　互联网作为技术救赎对新闻业的经济影响深远。“技术赋予我们一个传播工具箱，任何人用最少的成本就可以成为记者，当复制和传播的成本消失时会怎样呢？当用户可以自己完成新闻报道，与出版机构再也无关时又会怎么样？我们消除了公共表达障碍，突破了大众传媒的发展瓶颈。结果，媒介专业化技能被大规模业余化了”。⑧
　　报纸新闻被迫上网，网络文化的乌托邦期待也拒绝网络新闻收费。在大多数情况下，建立收费门槛的努力仍被污名化。“收费门槛并不会增加获利空间，相反，受众数量被压缩，局限到小部分还愿意付费的人。” ⑨积极推崇新技术的报业大亨约翰·巴顿认为：“作为职业记者和经理人，我们已进入一个新纪元，此刻我们所知道的和传统做法终于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便是零。” ⑩网络的属性并不意味着“信息免费”，但新闻业却要为此付出代价。报纸无法承担那些制作新闻的劳动力，不能依靠新闻市场化来弥补广告下降，出现了严峻的市场竞争。博客不花成本，却很好地将新闻商品化。毫无疑问，报纸的成本消耗开始远超利润，报纸的底线开始坍塌。
　　熊彼特信赖“经济结构从内部开始不断革新，不断破坏旧有结构，不断创造出一种新结构”。[11]这一过程最终会吞噬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础。面对愈来愈多的现代高效技术时，这种经济逻辑一成不变：秉承商业组织的其他盈利模式必须取代报纸，新闻业的经济基础终将破坏，只有这样信息的流通传播才能以一种更高效的方式进行。
　　正是这种化约论，让《新共和》杂志发表了名为“报刊亡殁”的文章；促使菲利普·迈耶断言“正在消逝的报纸”和亚力克斯·琼斯宣称“传统的新闻机构会转型成为小报”；马塞尔·伯洛尔斯马也预言新闻业“进入了一个渐衰且无法逆转的境地”。
　　
三、新闻业作为一个神圣的职业
　　错误的理论预测的结果并未成真。新闻业并没被颠覆，反而开始回击。
　　新闻，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根深蒂固的文化符码在报道和利润追逐间建筑起了一座实在的“墙”，[12]一道拒绝亵渎的文化区隔。调查、写作和编辑制度使得新闻文化备受敬畏，在很早以前就发挥着类似宗教信仰的作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出版的《新闻记者守则》中写道：“明晰的思路、清晰的表述、准确性和公正性”是新闻业最核心的部分。当代新闻从业者将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期待》推为“圣经”，并将科瓦奇奉为新闻业的“主教”。他们断言“新闻的第一要务是告知真相”，因为“新闻首先要忠实公众”，而不是对权力负责。若记者是“权力的独立监督者”，那么他们“必须超然于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性，并实践他们的个人良知”。如果践行了这些职业道德，这本“新闻圣经”向读者保证：新闻会“提供一个论坛”，不仅吸纳“公开批评”，且包容“和解与协商”。[13]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有神圣都会被玷污，没有所谓的宗教热情，任何职业都没什么有荣誉或令人生畏和尊敬的东西。”事实上，这种预言问世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新闻继续发挥着令人尊敬的能量，它的职业道德具有崇高意义，专业准则落地生根，落实在日常实践中。当代学者利维斯记叙了新闻职业的“成功与失败的符号、迷思和叙事是如何根深蒂固的”。[14]它的职业文化不仅体现在平凡实践中，更有新闻英雄的传奇史诗，有不少人为了追求自主和公正、为了批判与监督恶人恶行不懈抗争，牺牲自我，甚至献出生命。
　　化约论仅将新闻产品描述为信息，如果新闻只是关于信息的产品，那么确实它也仅是一种技术，注定会被高速高效、具有良好用户体验的网络所取代。将新闻化约为信息会让人相信新闻会被取代的宿命论。但假设新闻是一份需要精巧技能的职业，它的产品必然超越机械记录与信息传送。
　　迈克尔·舒德森描述了一旦新闻与速记毫无差异，将如何变为一种“基本的翻译和解释”，对事件的意义梳理将转移到“不具备整理分析能力的公众” 身上。[15]安东尼·史密斯将新闻报道描述为“建构现实的艺术，而非简单报道现实”。[16]唐纳德·马西森展示了1890~1930年间，新闻如何从“纯信息”转变为一种细微的、深度阐释的深奥叙事：“采访、总结、引述与编辑的文字记录让（新闻）宣称能反映现实，它所采用的方式更客观、因而也更权威。”
　　
四、新闻业作为一个公民机构
　　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将新闻要素定义为“帮助那些具有自治能力的人适应越来越复杂世界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人们更自由自主地进行自我管理”。新闻不光是职业道德，更是公民道德。中立、洞察力、距离、自反性、理解当时当地社会叙事等特点都超越了某种具体的道德与专业技能，从而将新闻职业准则纳入到了更广阔意义的民主生活中，新闻遵循的神圣准则升华到公民道德的神圣殿堂。当记者在每个事件中找寻意义，将偶发事件转变为典型案例，他们采用了公民社会宏大的叙事话语。公平公正不仅是狭义的专业责任，更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要求利益各方都遵循游戏规则，在为自身诉求博弈时能设身处地为其他人着想。实践个人良知、在消息源中保持中立、在采访中让新闻源发声、提供中立的信息等等让协商变为可能。正如詹姆斯·斯里普所说：“新闻是一门公民艺术。”这种信仰促使民众批判世界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让理想可以重获支配地位。
　　詹姆斯·凯瑞曾将“公共性”描述为“新闻的神谕”……将新闻与民主神圣联结。然而，用公共领域的词汇定义新闻可能会让人们不能正确理解当下的危机。汉娜·阿伦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借用希腊政治的理想视角，将民主与公共性、公开与透明相联，断言人人都可以听得见，看得见。信息交换成为关键。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理论家高喊网络是一个伟大民主产物，能加深透明度，拓宽参与面。曼纽尔·卡斯特尔等社会学家分享了他们的热忱，开始将社会视为传播节点编织的大网……。
　　纵然千变万化，公共领域和网络理论都是化约论的分支，将传播技术视为独树一帜，会直接衍生出来的社会新形式。然而，从文化社会学视角来看，公共领域并不占据制高点。与民主生活的公共力量一样，它为偏执的煽动行为提供了成功契机。博客既拓宽同时也窄化了网络，让趣味相同的人们在虚拟的公共领域中聚集起来，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排他倾向的传播节点，自成一个“小世界”……。[17]新闻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有利于消除这种狭隘，但公共领域与网络理论家们却对新闻的文化意义熟视无睹。在他们眼中，新闻业的命运在信息时代的车轮下已经微不足道。
　　新闻不仅是宣传，或是将信息网络化，而是广泛普遍地“阐释”信息。“不光是一条机械传送带，而是从一连串新闻事件中解读出意义 ，它提供社会问题的语境、阐释与主题”。[18]新闻或者民主都不是用来让更多人，更快速，用更公开的方式诉说欲求的。新闻提供信息，但知识却是在严苛的道德判断标准中过滤出来的。新闻不仅提供观察，还提供判断、将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污名化，对不公正的抗争行为戏剧化。新闻不仅包括公众，还包括了公共领域。
　　从新闻业及其所处宏观环境来看，即便历经了十来年的经济困难与无以复加的道德恐慌，新闻业最终也没被排挤出局。事实上，“经历了一段时间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悲观主义慢慢消散”。最近，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主任大卫·列维在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时说到：“跳脱网络谋杀了新闻业这一思维定势，采取一种较平和的观点可以让行动者将关注重心置于怎么改善境遇上。”
　　
五、反击：新闻业维护独立性
　　来自行业内部和外部的反击拒绝归顺市场和技术逻辑，坚定维护新闻专业伦理和公共道德。相关报告显示，至少10%的记者失去了报纸工作，这些被迫从传统媒体转型到新媒体的记者，也仍会坚守传统专业操守。反击同样来自新闻背后依赖的公共领域。过去十年，我们见识了公共知识分子、学者、专栏作家、宗教当局、公众人物甚至政治家合奏的危机之曲。
　　玛丽亚·卢恩戈对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发现：道德、新闻和公民话语一直被争论双方提及。2012年5月，纽豪斯出版集团宣布《时代花絮报》削减报纸发行量，印刷周期改为一周3天，同时大幅度增加旗下24/7网站的新闻。这一做法引起了激烈讨论，既有来自新闻业和公众方面的抗议意见，又有观点认为这是报业顺应经济技术变化的合理举措，这两种意见反映了相同的深层文化价值。卢恩戈通过对这些话语的梳理发现：“事实”、中立性信息很难获得了。“新闻报道也改变了，新闻实际上是被编码了的事实，事实在报道中显得单薄，记者通过编码公共和反公共话语使报道看起来丰满。”
　　传统报纸代表怀旧，意味着打击腐败、提供公共服务。一名牧师呼吁教会为《时代花絮报》以及那些丢工作的记者祈祷。新奥尔良市长即便经常被报道，但依然确信“记者的奉献精神和专业技能使公共事务和机构更强大、透明和诚实”。对他们来说，《时代花絮报》的数字化转型有必要制定相应规定以保持职业道德和公共道德……。卢恩戈指出：“丧失公共性的恐惧言论”促使从业人员加紧捍卫数字化转型中报纸的公共性。尽管这有些自相矛盾，但两者皆“鼓励社会力量探索捍卫新奥尔良新闻准则新途径”。
　　新闻机构没有式微，本地新闻也并未消失……虽然数年后，这个城市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新闻媒体在新媒体增长情况下坚持运营。但在《时代花絮报》缩减发行量、裁员和扩展网站等举措后，一些记者重新找到工作，有些记者转投《拥护者》。《时代花絮报》编辑则宣称将继续坚持严肃调查性报道的专业标准，并先后发起了一系列关注竞选经费的“路易斯安那贿选”调查性报道，开启了数字时代的小报——《时代花絮大街报》（TP Street）。
　　
六、文化的力量和混杂性
　　成倍增加的新闻业危机话语充斥着纯洁与危险、神圣与世俗各种针锋相对的说法。然而，新闻实践越来越体现“混杂性特征”。[19]当然，许多学者对博客和推特带来的“沉浸新环境”做了许多观察，新闻和信息、编辑和市场、传受界限被打破，创造了一个公民自我报道的新世界。当发生大规模政治镇压和极端自然灾害，传统媒体无法作为时，社交媒体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替代。除此之外，网络很少能做到报道信息的同时遵循职业规范。
　　正如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在对《纽约时报》的研究中指出：新技术重新利用了传统新闻生产方式；数字媒体呈现了熟悉的印刷媒体报道方式，在线记者表现出与印刷媒体记者一样的把关人职业认同。简·辛厄关于记者博客（J-bloggers）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政治记者博主以高度互动和主动参与的形式广泛使用链接，主要关注其他主流媒体网站，尽管经常会发表各种意见，但大多数记者仍在坚守把关人职责。” [20]辛厄总结新闻记者是这些博客“正规化”（normalizing）的一个要素，在某些方面，加强和完善了传统新闻准则和惯例。多米尼克·拉索尔莎发现，推特中记者用户对博客文化消除了偏见。在对纽约奥尔巴尼政治记者的民族志研究中，马蒂亚斯·利维斯观察到“记者已经乐于将推特纳入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但他警告说，“用甲取代乙的想法是荒谬的”。即便是在那些最年轻、最常用推特的记者中，新闻专业主义是“讨论的永恒主题”，他们拓展而不是背离了传统速度、准确和负责、透明准则的含义。小型社区新闻网站的研究也关注到了正规化和混杂特质。如尼基·亚瑟最初相信的一样，“新技术允许公众自己定义什么是公共关注的焦点”，而不是依赖“传统新闻的传播内容”。通过研究，她发现：“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商业和专业的双重冲动加速推动新闻机构左右公民议题。” [21]在对西海岸100家新闻网站的分析报告中，大卫·莱夫写道：这些网站最初打算做一些不同的事，但还是迫于信息来源、受众甚至是广告商压力，采用更符合新闻模式的新技术……，因为信息来源、广告和信誉是直接相关的……，被归为网络写手而不是记者不仅会打击这些人的自尊心，这背后可能威胁到网站运营。
　　如果对“技术乌托邦”（technotopian）话语有所了解，就不难理解互联网和新闻可以从敌对关系变成朋友关系。化约论建构了虚假的希望和恐惧，无论技术还是经济都不能单独产生社会后果，新闻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是两者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和每一项重大技术的出现一样，网络引发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是真实的、具有破坏性的，但其社会后果被夸大了。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暗黑物质”（dark matter），不可见却拥有非凡力量。新闻的文化力量能对抗技术和经济决定论。文化赋予个人和群体能动性，记者及群体不仅能抵抗危机，而且也会积极修复。越关乎职业核心理念和制度危机，越会引发更多为行业生存而进行的防御战。几个世纪以来，新闻职业道德和民主实践、制度等公民道德缠绕在一起。只有理解这点，我们才能理解新闻业危机存在的原因。只有明确了这场危机的文化根源，我们才能重思危机。
　　
七、重建途径
　　新闻并没有面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预言的信息变革也并未出现。热门网络产品——不管是谷歌、脸书、亚马逊，或是如《赫芬顿邮报》这样的聚合引擎，都直接或间接采纳新闻采写模式，否则，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内容。新闻业创造性的重建路径还不明朗，但私人企业投入新闻业的混杂法看来不成问题。在美国，全国性私人新闻机构正显现活力。2011年，《纽约时报》建立收费墙，现拥有75万电子订阅量，已经成为全世界访问量最高的网站。报纸经济收入恶化、破产的趋势被遏制了，《纽约时报》的拥有者苏兹伯格家族也不会流离失所……这是否意味着新闻的政治经济学新开端？……至少，从全国范围来看，伦纳德·唐尼和迈克尔·舒德森的观察是对的，“新闻消费者已经可以从指尖获得更新的新闻资讯……这是前所未有的”。[22]区域和地区报业情况不容乐观。上百种小城镇报纸正在消失，城市和区域性报纸的销量已大量萎缩。由于分类广告转向特定博客，当地市场营销也转向网络网络广告的竞争压力成为主要的经济因素。当然，也有一些是报纸的自身因素。正如克里斯·安德森和大卫·莱夫所提到的，某些报纸直到经济上捉襟见肘才转向混杂。事实上，造成美国本土新闻业走向衰落是很多长期因素造成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闻就渐渐出现阅读能力退化现象，受众对长篇大论和非煽情性报道慢慢失去兴趣。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许多城市的“一城一报”现象持续数十年之久，国家大型新闻媒体开始成打收购小镇报纸，煽情新闻和娱乐新闻取代了严肃报道，这也造成了地方电视新闻内容上的娱乐化转变。最终，一些家族经营的区域性报纸也被卖给大型媒体公司。
　　某些潜在因素造成了区域和地区新闻业的衰败。即使一开始为创建全国性大报提供了条件，但由于文化的高度同质化，美国人对本地新闻的兴趣已经锐减。另一原因是家庭资产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工业时代积累的家庭资产可以支付更加大众化的媒体。正是存在众多变量，单一因果分析变得困难，将地方报业衰落原因仅归结为互联网的兴起，这也是一种化约论错误。
　　然而，不管什么原因，地方和区域新闻的商业模式已出现问题。为了应对地方报业危机，新闻网站纷纷涌现，这是新闻混杂趋势的有力证明。但靠大量投入高效联通、更富创造力的新闻网站是否能挽救地方报业衰退呢？曾为美国新闻业做出贡献的地方性和区域性媒体也许要退出竞争舞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使艺术、教育、广播电视都成了所谓的公共商品，所以不得不将新闻去商品化。在美国，这种去商品化的努力来自慈善家和一些非盈利性基金，2005至2009年，共投入了12.8亿美元资助建设网络平台。虽然美国政府不可能全面地提高政府补助，但有可能通过税法改革这样间接的方式来补偿。在美国本土以外，也许地方政府、地区政府和国家政府机构都将参与到网络平台建设中来。
　　
八、新闻业的表演性
　　有多少有实力的网站做严肃新闻会恪守职业和公民道德？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进行最后一个关键的理论修正。新闻应被视作解释而不仅仅是信息，因此新闻不是告知而是阐释。由于网络新闻的广泛性和及时性，新闻观点引发的公共效应更像是一场表演。新闻话语的空间和时间要素显著增加。当权威论坛报道公共事件时，就成了全国和国际新闻。是否与上百万民众相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事件作出反应。[23]正如菲利浦·迈耶所言：“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需要这样的新闻，但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舆论影响力的，喜欢新闻的忠实受众总是需要的。”当被问及“如果新闻受众仅限于这样的铁杆粉丝，民主是否将陷入危机？”迈耶说：“根本不会。”[24]如果有影响力的受众在合适的场合发表看法，那么重要的新闻观点一经权威发布必会触发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力。回顾一下约翰·奥斯汀的观点，通过恰当的发表方式，不论是印刷成文，还是在线发布，新闻的文化效应往往都能实现。公民（受众）会假定他人阅读、解码了同样的新闻观点，那些社会的中流砥柱也在作出同样的判断。舒德森说：“不管受众多寡，新闻成了一个剧场……。” [25]新闻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文化活力，发布新闻的平台越来越少，严肃新闻读者减少至少数忠实读者。然而，那些需要引导的公民构成了庞大的受众群。新闻是不断上升的螺旋，拥有营造公共舆论和动摇权力的能量，并促使其他机构进行回应。■
　　
周红丰：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吴晓平：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出自Jeffrey C. Alexander、Elizabeth Breese与Maria Luengo编著的《重思新闻业：文化的力量》（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即将出版）一书引言部分。2014年4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新书推介会上首次发表。2015年1月，Alexander教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及中山大学发表了同题演讲。
　　
　　
注释：
①ArangoTim. 2014. “In ScandalTurkey’s Leaders May Be Losing Their Right Grip on News Media.” New York TimesJanuary 12: A11; BuckleyChris and Gerry Mullany.2014. “Hong Kong Paper Ousts Top Editor, Stirring Concern.” New York TimesJanuary 31: A4.
②MinderRaphael and Doreen Carvajal. 2014. “Third Spanish Paper Ousts Editor Amid Financial Woes.”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9: A5; RamirezPedro J. 2014. “In SpainFired for Speaking Out.” New York TimesFebruary 6: A23.
③LemannNicholas. 2013. “On Borrowed Time.” Times Literary Review, December 20.
④Knopf; Sanz, Esteve. 2014 “Open Governments and their Cultural Transi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4: 1-15.
⑤NegroponteNicholas. 1995a. Being Digital. New York.
⑥ShirkyClayton.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⑦GillmoreDan. 2004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O’Reilly.
⑧ShirkyClayton.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⑨ShirkyClayton. 2010. “The Times’ Paywall and Newsletter Economics.” http://www.shirky.com/weblog/2010/11/the-times-paywall-and-newsletter-economics/
⑩MutterAlan D. 2011. “The Value of Journalism, SirIs not ‘Zero’. Reflections of a NewsosaurJune 13: http://newsosaur.blogspot.com/2011/06/value-of-journalism-sir-is-not-zero.html
[11]SchumpeterJoseph A. 1975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3rd edition.
[12]ReversMatthias. 2013.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 Journalism 15(1).
[13]KovacsBill and Tom Rosenstiel. 2007 [2001].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4]ReversMatthias. 2013.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s Performance and Boundary Work: Source Relations at the State House.” Journalism 15(1).
[15]SchudsonMichael. 1982. “The Politics of Narrative Form: The Emergence of News Conventions in Print and Television,” Daedalus 111 (4): 97-112.
[16]SmithAnthony. 1978. “The Long Road to Objectivity and Back Again: The Kinds of Truth We Get in Journalism,” pp. 153 in G. BoyceJ. Curran and P. Wingateeds.Newspaper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Constable.
[17]RyfeDavid. 2012.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at American Newsrooms.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18]BarnhurtKevin G. and Diana Mutz. 1997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the Decline in Event-Centered Repor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7 (4): 27-52.
[19]ReversMatthias. Forthcoming (a). “The Augmented Newsbeat: Spatial Structuring in a Twitterized News Ecosystem.” MediaCulture & Society;ReversMatthias. Forthcoming (b). “The Twitterization of News Making: Transparency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SingerJane B. 2005. “The Political J-Blogger: ‘Normalizing” a New Media Form to Fit Old Norms and Practices.” Journalism 6 (2).
[21]Usher, Nikki. 2011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Hands Off! Citizen Journalism as Civic Responsibility,” pp. 264-276 in R.W. McChesney and V. Pickardeds.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22]DowneyLeonardJr.and Michael Schudson.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ctober 19.
[23]SpenceMichael.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
[24]Meyer, Philip. 2009.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Saving Journalism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2nd edition.
[25]SchudsonMichael. 2010 “News in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nic – And Beyond,” in David Levy and Rasmus K. Nielseneds.The Changing Business of Journalism and Its Impact on Democracy.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