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舟　韦路
　　【本文提要】 本研究旨在考察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的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变迁。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人借助“记者节”这一特殊历史时刻，不仅会分享职业理想与现实工作之间的矛盾，更会重申自身认为新闻人应该承担的规范性角色，从而共同建构话语基础上的阐释社群。随着时间推移，“新媒体/传统媒体”话语呈明显上升趋势，发展成为“理想/现实”之外新闻人使用最多的一组二元对立话语。同时，“理想”话语与“新媒体”话语之间的张力也逐渐凸显，一方面，新闻人越来越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因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种种压力，另一方面，新闻人愈发强调应对转型期危机的根本仍然在于坚守“新闻理想”。这一话语实践的变迁揭示了中国新闻社群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维护身份认同、重塑职业正当性的努力。
　　【关键词】 新闻人　社会化媒体　话语　记者节　职业困境　
　　【中图分类号】 G214
　　新媒体怎样改变中国的新闻业？这是当下传播学界和新闻业界都在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这样的提问背后存在着技术决定论的逻辑——即当前的社会变革都是由互联网技术驱动的。互联网研究现在越来越多采用的是社会塑造论的视角，即认为科技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是互为形塑的关系，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只有在社会情境尤其是人们的技术使用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社会实践，从而推动社会变迁。①
　　从社会塑造论的视角出发，本研究拟探讨的是社会化媒体强势发展的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新闻社群怎样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借助热点时刻的自我阐释建构有关自身及新闻职业的意义？其话语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历时性变迁？这一变迁何以在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及新闻业转型的语境中发展出来？通过这些研究问题，本研究将考察新闻人利用社会化媒体展开的话语实践，揭示中国这一特殊情境中科技发展与话语变迁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阐释社群的中国新闻人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新闻人何以构成一个社群？传统上认为，新闻人群体之所以能被视作社群，关键在于他们的专业性，即他们都接受相近的教育，拥有类似的知识和技能，享有相应的职业自主性，共享某种专业操守。②然而，不仅新闻人接受的教育和掌握的技能大相径庭，而且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新闻理念或专业操守，更不必说新闻业的自主性还受到各种结构性因素的钳制，因而很难从这一角度定义新闻社群。由此，Zelizer提出，可以将新闻人群体视为“阐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社群成员通过共享话语和集体阐释来建构有关自身及新闻工作的意义，与其他成员形成非正式的连接，从而构成一个话语及叙事基础上的新闻社群。③
　　这一共享话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变迁，每逢特殊的热点时刻，新闻人就有可能集体阐发专业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重申规范性准则。④据此，本研究选取的这一热点时刻是中国的“记者节”，因为在这样一个节日，新闻人更有可能思考、表述和分享其专业理念与从业感想。由此，我们将在社会化媒体上开设认证账号的中国新闻人群体视为阐释社群，以此分析每年记者节中国新闻人如何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解说或重构自身的职业话语，进而强化身份认同，巩固职业正当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化媒体时代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变迁，因此，我们选择目的性抽样的方法，利用中国新闻人使用最多的社会化媒体平台——“新浪微博”进行检索，设置检索关键词为“记者节”，检索时间范围为2010年至2014年每年记者节11月8日的0时至23时，在检索得到的结果中，抽样由认证为新闻人的用户发表的原创微博和带评论转发微博，每年各随机抽取100个与记者节有实质关系的样本，最终得到5年共计500个样本。
　　通过内容分析，我们首先将新闻人围绕“记者节”所发表微博的主题编码为五类：1=节日仪式，2=规范角色，3=职业困境，4=象征式调侃，5=新媒体/传统媒体。其中，“节日仪式”主题采用仪式化的表达方式，或向自己和同行祝贺节日快乐，或表达入行以来的苦辣酸甜；“规范角色”主题即新闻人认为自身应承担的规范性角色，包括对专业理念及新闻伦理的看法等；“职业困境”主题是新闻人对自身工作所面临困境的表述，涉及结构化因素和个人因素；“象征式调侃”主题是职业困境的另类表达方式，新闻人运用歌词、诗句、图片、视频等符号来自嘲工作中的各类钳制；“新媒体/传统媒体”主题包括对新闻业前景的担忧和思考以及社会化媒体带来的传播生态转变的看法。有两位研究者参与编码过程，每位编码员对10%的样本数据进行编码，从而计算Krippendorff编码信度，得出的信度值为0.886。⑤
　　然后，我们对所得样本进行话语分析，解读每年作为阐释社群的中国新闻人如何看待其规范性角色，如何阐释其职业困境，这些话语实践呈现出何种历时性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各种结构化因素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发展及新闻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2010年至2014年“记者节”期间，采用“节日仪式”主题的微博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新媒体/传统媒体”主题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图1　图1见本期第4页）。在社会化媒体发展早期的2010年，使用这一主题的新闻人仅有2%，至2014年则跃升为20%，可见中国新闻社群愈加认知到新媒体的重要性。
　　这一主题下的表达既包括对传统媒体前景的评价和思考，相关高频描述词有“传统媒体”、“冲击”、“转型”等，也包括对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以来传播方式转变的看法，相关高频描述词有“微博”、“自媒体”等（表1　表1见本期第5页）。
　　“职业困境”主题每年都占据最高比例，这表明“记者节”某种程度上也是新闻人集体抱怨的时刻。根据表2的词频统计及话语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困扰新闻人最多的几大因素。首先，“理想”一词每年都高居榜首，说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占据中国新闻社群核心的一组二元对立话语，至于所谓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新闻人的诠释是“恪守着媒体的社会责任”（样本93），即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责任。理想遭遇的现实又是什么？“作息不定，吃睡无律”（样本93），这是身体因素；“能力差的会被发行逼死，胆子小的会被广告压死，酒量小的会被场子灌死”（样本55），这是商业因素；“收红包，做有偿新闻，新闻寻租”等陋习（样本465），这是伦理因素；更不必说“传播技术的革命正在对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媒体人进行一场残酷的洗牌”（样本409），这是新媒体因素；但“若为理想故”这些都不要紧，关键是“写篇文章还不能随心所欲”（样本55），这是政治因素。
　　“象征式调侃”主题是职业困境的另类表达方式，各种隐喻指向的仍然是困扰新闻人的各类结构性因素（见表3）。例如，“富婆”喻示主导着新闻机构广告收入的商业公司；“无眠之王”从“无冕之王”发展而来，意喻职业理想和现实工作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规范角色”主题是新闻人从专业理念出发，表达对自身应承担规范性角色的看法。其中，我们可以明显区分出两种角色：“专业主义”角色和“倡导公正”角色（表4　表4见本期第6页）。“专业主义”角色强调新闻工作是为了报道事实及追寻真相，从而为公众利益服务，相关描述词有“真相”、“事实”、“监督”等；“倡导公正”角色则强调新闻人需要具有扶助弱者的社会使命感，肩负倡导社会公正的道义，因而不仅是报道者，更是参与者和改造者，应以行动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相关描述词有“参与者”、“道义”、“进步”、“公正”等。每一年“专业主义”角色相关的描述词都要超过“倡导公正”角色相关的描述词，可见，“专业主义”角色是中国新闻社群认同程度最高的一种规范性角色，这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中国的落地化息息相关，它强调的是冷静理性的专业主义态度。但与此同时，中国新闻人在文人论政传统和英雄情怀的左右下，对于“倡导公正”角色亦有相当程度的认同。⑥
　　
五年来的职业话语变迁
　　以上我们梳理了2010至2014年间中国新闻社群围绕“记者节”展开集体阐释的整体趋势，以下我们将具体分析这些话语实践产生的历时性变化。
　　（一）2010年：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
　　在我们取样的500位新闻人中，有68.8%的新闻人在2010年以及之前就开始使用微博，可见相当比例的新闻人都属于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早期多数跟进者”。⑦这一年，在“新媒体/传统媒体”主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表述是微博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记者”，表明记者的概念在新媒体环境下已经开始酝酿变化，也有少数新闻人已经认识到了“互联网突飞猛进新媒体凯歌高奏”（样本73）以及网络记者即将“后来居上”的趋势（样本47）。
　　但这一年新媒体显然还没有成为大部分新闻人的担忧，因此新闻人仍然主要使用“理想/现实”这组二元对立话语来表达其职业困境，纠结着的新闻人用“坚持”或不要“放弃”这样的表述来为自己打气，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有“加班”各种辛苦，但还有“激情”和“梦想”在支撑。只不过有时候仍然免不了各种结构化因素的左右，如“象征式调侃”主题下的描述词“富婆”和“老板”对应的正是商业和政治这两类困扰新闻人最多的结构化因素。
　　“规范角色”主题方面，2010年，微博刚刚开始使公民获得赋权，对公权力运行展开监督，媒体本身的监督职能和公民诉求之间由此产生了一种呼应与联盟，因而“责任”、“监督”等描述词在“专业主义”角色相关的表述中凸显出来，而“倡导公正”角色相关的描述词中，“参与者”一词也指向新闻人更多参与到社会公正行动中去的意愿。
　　（二）2011年：新媒体/传统媒体二元对立的形成
　　根据CNNIC的统计数据，⑧2011年是微博用户数量增长最快的年份，这一年另有27.5%的新闻人新加入到使用微博的行列，从而使得新闻人的微博使用比例达到96.3%，相较于2010年以前加入的新闻人，他们属于创新扩散理论中的“晚期多数跟进者”。⑨这一年，新媒体对传媒行业的影响逐渐凸显，因而新闻人开始更多地谈论“传统媒体”面临的困难及其应对方式——“转向适应新媒体需求的内容生产提供商”（样本115），并预言“近两年内就会出现平面媒体记者走向网站记者的走穴潮”（样本186）。“传统媒体”这一高频词的出现（见表1），代表“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话语的正式形成，当新闻人刻意强调传统媒体时，其隐含的逻辑正是新媒体技术可能引发的行业危机。但就在传统媒体人对未来“深表杞人忧天”（样本187）之际，“网络媒体”人却“喜迎”这样的变化（样本188）。
　　在“职业困境”的表述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仍然是新闻人的首要关注点（表2　表2见本期第5页），“象征式调侃”主题中出现的“滚滚红尘”这首老歌被新闻人用以隐喻职业理想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距（表3　表3见本期第5页）。“规范性角色”方面，“倡导公正”角色相关的描述词频率有所上升（表4　表4见本期第6页），其中新出现的高频词“权力”和“弱者”更好地诠释了认同这一角色的新闻人的价值观，那就是公民在权力关系中是弱者，新闻人应扶助弱者，防止“权力失去制衡”（样本105）。
　　（三）2012年：无眠之王的英雄梦想
　　2012年，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⑩，微博用户数量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长幅度放缓，“微信”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体，正在取代微博成为新的增长点，而这一年只有2.8%的新闻人新加入到微博使用的行列。可见普通网民的微博使用在时间上明显滞后于新闻人，新闻人多为早期多数跟进者，而普通网民则更多是晚期多数跟进者。
　　这一年，传统媒体遭遇的冲击更为剧烈，以至于新闻人不得不承认“这些变革已经不是某项技术，而是我们的社会生活”（样本223）。三大传统媒体中，纸媒环境尤其“恶化”，新闻人不禁怀疑这“也许是最后一个”记者节（样本35），故而在职业困境方面，2012年，新出现的三个描述词——“离开”、“涨工资”、“艰难”，都折射出新闻人职业困境的加剧。生存困境之下“离开”成为部分新闻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收入不增反降”（样本235），还要像“癫狗”那样拼命工作，想做“无冕之王”却成了“无眠之王”，敏感的新闻人开始酝酿转型并付诸行动。选择坚持的新闻人则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悲伤，却没有足够的资格离开”（样本252）。规范性角色方面，2012年是微博更进一步发挥公权力监督作用的重要一年，因而新出现了“进步”、“公正”等指向“倡导公正”角色的描述词。
　　（四）2013年：颠覆式冲击下坚持操守
　　2013年是微博使用整体下降的一年[11]，只有1%的新闻人新加入到使用微博的行列。作为传统媒体行业危机严重加剧的一年，“新媒体/传统媒体”这一主题下新出现了“冲击”、“转型”等高频词（见表1），无怪乎有新闻人疾呼“2013年传统媒体业正面临着颠覆式的冲击”（样本341）。有人悲观地感叹转型艰难如雾霾深罩（样本356）；也有人乐观地期待新媒体的冲击给纸媒指明方向，使之在深度上和专业上作更多尝试（样本344）；更有新闻人敏锐地察觉到，新闻人个体层面的职业转型也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总结出传统媒体人的几大去向：创业、转向新媒体或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门等（样本384）。
　　一边是传统媒体人的纠结，另一边网络媒体人也面临着自身的尴尬，因为新媒体的新闻人甚至“还不叫记者”（样本383），也不如“传统媒体那么受重视、那么权威”（样本389），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向部分网站新闻人发放记者证，则被网络媒体人认为是可以让自己腰板挺直的“里程碑”（样本390）。
　　“职业困境”方面，2013年“陈永洲”事件使得“寻租”、“彷徨”等成为新出现的高频词（见表2），这一年也成为从伦理角度表述职业困境最多的一年，有新闻人称之为“愁云惨雾笼罩下的记者节”（样本377）。事件使得媒体公信力大受影响的同时，也使坚守的新闻人更加“彷徨”（样本302）。悲观的人认为这是“媒体行业现状的一个悲剧缩影”（样本381），自嘲自己做不了行侠仗义的“游侠”（表3　表3见本期第5页），乐观的新闻人则表示“寻租绝不是记者和新闻业的主流”（样本388），但这一事件无疑使得新闻人自觉警钟已经敲响（样本380）。提出的解决方案除了应该“坚守节操、奋力前行”（样本382），更要担当起“向真相掘进”的使命（样本385），喻示着新闻人对回归“专业主义”角色的强烈诉求，因此“节操”一词成为了“规范性角色”主题下的高频词（表4　表4见本期第6页）。
　　（五）2014年：以新闻理想抵御新媒体冲击
　　2014年记者节，新浪主编陈彤离职和罗昌平宣布创业成为两大“标志性”事件（样本476），新闻人惊觉原来门户网站也已成为“传统媒体”（样本404），不得不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技术、商业、管制”三重冲击下职业转型的迫切性（样本403），“焦虑”不出意外成为高频词（见表2）。大胆迎接这一变化的新闻人强调，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已在引领新闻的3.0时代（样本497），这一机遇期不仅见证着新媒体最初的野蛮生长（样本500），更意味着一个新“黄金十年”的开端（样本494）。
　　与之相对，还未行动的新闻人，一方面越来越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咎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种种压力，如以“俯首赔笑升斗米，沽酒酩酊入秋冬”这样的诗句感叹同行们在饭局上不谈新闻反谈赚钱（样本462），抑或是认为“21世纪网”等传媒公信力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新媒体环境下经营压力加剧而导致的职业操守危机（样本488）；另一方面，更多留守的新闻人强调应对转型期危机的根本仍然在于坚守“新闻理想”，不少人言及“新闻理想”是坚持这份职业的根本动力（样本496），而这份理想的内核就是“对真相、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样本432），不忘“初心”因而相应地成为高频词。
　　由此，“理想”话语与“新媒体”话语越来越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出现，伴随着“新媒体/传统媒体”主题的上升，“理想”一词的出现频率也达到5年来的峰值。如果说新媒体话语表征转型、创业和赚钱，那么理想话语表征的就是最初选择新闻业时立志服务于公众利益的职业愿景以及对新闻伦理的坚守。可见，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新闻人通过运用“新闻理想”这一象征性资源，重塑其职业正当性，缓解职业危机带来的焦虑感，维护身份认同。
　　此外，网络媒体新闻人的处境仍然尴尬。已经转型的新闻人提到从报社到了新媒体后，“拿着翻倍的工资”，却仍有“淡淡的忧伤”，原因在于大部分网络媒体新闻人仍然没有资格持记者证（样本495），其新闻人的身份也得不到传统媒体新闻人的承认，例如，有传统媒体新闻人就认为未经过编辑考试的网络编辑算不上是真正的新闻人（样本423）。这表明，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新闻人，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前者的压力在于职业转型与新闻伦理，后者的压力在于是否能获得职业尊严。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化媒体大规模发展的2010至2014年间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变迁。研究发现，作为阐释社群的中国新闻人不仅会借助“记者节”这一热点时刻分享专业准则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矛盾，更会重申自身认为新闻人应该承担的规范性角色，其中“专业主义”角色是认同程度最高的角色，“倡导公正”角色次之。随着时间推移，“新媒体/传统媒体”逐渐发展成为“理想/现实”之外新闻人使用最多的一组二元对立话语，而且两者之间越来越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出现。这两个话语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却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杂糅的中国新闻社群话语体系。[12]从历时性变化来看，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变迁与社会化媒体时代媒介使用习惯的转变以及新闻业的加速转型之间，始终存在互为形塑的关系。2010年社会化媒体发展的初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仍是新闻人表述职业困境的主导话语，新媒体话语只被少数新闻人提及； 2011年，社会化媒体呈爆发式增长，新闻业加快转型步伐，新媒体/传统媒体这组二元对立话语开始成形；2012年，传统媒体行业困境加剧，新闻人怀揣着“英雄梦想”却不免成为“无眠之王”，因而部分新闻人开始酝酿转型；2013年，传统媒体行业面临颠覆式冲击，引发伦理及操守方面的行业危机，因此新闻人不断呼吁对“专业主义”角色的回归；2014年，“新媒体/传统媒体”主题达到峰值，“理想”话语与“新媒体”话语之间的张力也逐渐凸显，新闻人越来越倾向于将“新闻理想”的失落归因于新媒体转型引发的种种压力，同时更加强调应对转型期危机的根本仍然在于坚守“新闻理想”，这一话语实践的变迁揭示了中国新闻人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维护身份认同、重塑职业正当性的努力。
　　本研究从整体层面上关注了中国新闻社群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展开的话语实践及其历时性变化，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理想/现实”和“新媒体/传统媒体”何以先后成为中国新闻社群使用最多的二元对立话语，二者何以被神话化，其中又包含何种权力关系。■
　　
注释：
①LievrouwL. A.& LivingstoneS. (2006). Handbook of new media: 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fully revised student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②Moore, W. E. (1970).?The professions: Roles and rul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③④Zelizer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10(3)219-237.
⑤KrippendorffK. (2004).Reliability in content analysi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0 (3)411-433.
⑥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⑨RogersE. M.& ShoemakerF. F.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New York: Free Press.
⑧CNNIC：《第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2012年1月
⑩CNNIC：《第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2013年1月
[11]CNNIC：《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2014年1月
[12][英]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第3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丁方舟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韦路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研究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NDJC168YB）、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项目、浙江大学求是学社课题（QSKT1403）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