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欣如
此生有缘
　　第一次见到王维同志，还是1952年，我在复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余家宏老师为了新闻系的教学更紧密联系实际，专门聘请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领导吴建和王维来给我们上《新闻编辑》课，讲的内容有不少是他们办报中的实例，生动活泼，比较吸引人。王维不仅讲编辑案例，课余，也讲了他从安徽调到上海的一些经历，以及在“老三反”中曾被冤枉，错打成“大老虎”，但他坦然处之，相信党中央，最后得到彻底纠正的事。我们感到他的经历不一般，而且具有很强的党性，很亲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3年毕业时，我本来很想到北京《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工作，结果却去了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心中还有几分不快，我想，我学新闻是要办报，怎么到了机关？
　　报到时，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报刊处副处长的王维同志。他告诉我们，华东局是中央派出机构，并介绍了机关的性质和任务，还宣布了纪律：“这里该知道的，会传达；不该知道的，不要多问。”我们顿时觉得机关纪律森严，做事要小心谨慎。
　　粉碎“四人帮”后，经市委决定，王维重新回到《解放日报》，担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1983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解放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当时王维同志刚刚离开一线领导岗位，但仍然担任《解放日报》顾问。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在王维同志领导下工作，只能说此生有缘。
　　今年，王维同志已经95岁高寿了，前不久，我和一些老同事、老朋友一起为王维同志庆祝生日，回来后写下这篇小文章，也祝愿王维同志健康长寿。
　　
重新出山　创新不断
　　粉碎“四人帮”后，王维回到《解放日报》，首先抓的是整顿工作秩序，提早出报时间，改变“日报晚出”的情况。为此，党委决定恢复夜班编辑和排字车间工人晚上8点钟上班、校对晚上8点30分上班的规定，各环节抓紧，保证早晨6点半报纸准时发行。大家按时上岗，各就各位，号令一出，第二天果然恢复提前出报，比过去出报时间早了3个小时。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总社当天发了通稿，《解放日报》加以转载。一石激起千层浪。王维同志对“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深感有肃清其流毒的必要，由报社党委布置干部学习这篇文章，并冲破有关领导不让转载其他报纸文章的阻力，发表上海警备区讨论真理标准的新闻，冲破禁区，冲破束缚。
　　
首创“五个第一”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王维总能联系报纸实际，加以反思。眼见《解放日报》在“四人帮”时期被弄得不像报纸，常常是一个版只登二三条新闻，通篇议论，很少事实。王维同志对这状况称之为：“报纸杂志化，新闻文章化，国际新闻无新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解放日报》于1978年11月上旬在第一版开辟“短新闻”专栏，并写了提倡短新闻的短文。这些新闻一般不超过一百字，短的几十字，写的都是发生于昨天、前天的事，并要求编辑部各部门都来提供短新闻。
　　社会新闻是“文革”期间媒体不敢碰的领域。1979年8月，《解放日报》打破禁锢，在一版右下角刊登社会新闻，报道了26路电车翻车的消息，在全国新闻界轰动一时。
　　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王维还创办了《报刊文摘》。此事，源于胡耀邦同志1979年春的讲话，他希望《人民日报》办一张“报中报”，选登全国各种报纸上的好材料，并加以评论。《人民日报》迟迟未办，《解放日报》却在1980年创办《报刊文摘》。《报刊文摘》选稿的方针是“博采众家报刊之新，为读者提供方便”。还规定，不要求它像办日报那样配合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只要求它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有助于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结果，一张不起眼的小报，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从最初的5万份发展到最多时达300多万份。
　　重新出山的王维同志更多想到党报如何更广泛地联系读者。他以敏锐的眼光，提议《解放日报》连载小说。当时人们对于党报的认识止于严肃权威，连载小说这样的栏目似乎多少显得有点闲情逸致了。在“文革”后的报坛尚无先例。王维同志作这个决定确实需要“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他找到刚从宁夏返沪的郑秀章同志，要他来办这个栏目。郑秀章采访了一批解放前打入日伪、蒋帮警察系统的我党地下支部的特别党员，创作了一部小说取名《浦江红侠传》，1980年2月起在《解放日报》连载，深受读者喜爱，连《浙江日报》总编辑也打来电话询问连载的后续内容。有的读者还每天将连载剪下来，装订成册，以便欣赏传阅。报纸发行量也因此增加不少，可谓一炮打响。
　　商品广告在党报能不能登？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那么必定有商品的经营和销售，报纸深入千家万户，肯定影响广泛。
　　1979年1月，报社党委讨论春节期间报纸宣传内容，听说兄弟报纸春节要缩张，王维却提出，春节大家休息，应当把节日报办得好看一些，以不缩张为好。有同志提出兄弟报纸两个版，本报四个版，卖一样价钱，不是亏了吗？当时就决定登商品广告。在市广告装潢公司支持下，从正月初一开始接连几天在第二、三版下方，各登一长条广告，取得很好效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解放日报》提倡“短新闻”、刊登社会新闻、创办《报刊文摘》、刊出连载小说、恢复刊登商品广告，被称为当年新闻创新的“五个第一”，受到全国新闻界瞩目。
　　此外，20世纪80年代初，《解放日报》还和上海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了“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由市总工会牵头，团市委协助，发动职工群众参加自学，在职工中开展读书活动，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市出版局承担图书供应，《解放日报》负责宣传报道。由于这样的读书活动适应了社会、企业和职工的需要，一经号召，群起响应，个人踊跃报名，读书小组纷纷成立。很快，读书活动以各种形式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涌现出数以万计的读书积极分子和优秀人才。
　　
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工作
　　王维对报纸的群众工作更是十分关心、重视。当时，读者来信特别多，每天得用麻袋装。来信组只得采用“流水作业”的办法拆看来信，摘编内容，分门别类加以处理。王维首先要求群工部每天选送三封读者来信，写上他们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送给他，王维同志看过后，写上意见，由机要秘书退回。一天看三封信，数量不算多，但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上的真实情况。同时，他还尽量安排时间参加群工部每周一上午的情况汇报会，听来信内容，了解社会舆情，及时处理问题。读者来信所反映的情况，有的刊登在“本报接待室”、“每月信访综述”等报纸栏目上，还有的编成“内部情况”供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这样的做法深得读者和领导的好评。
　　读者来信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有的放第一版，甚至作头版头条。有段时间，报社收到不少反映一些单位失落货物的来信，《解放日报》工交部和群工部合作搞了一次“公物招领”的报道。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出“本报启事”，开列拾到的16件公物的品名、数量和捡到地点，请失货单位前往领取。紧接着，由本报记者跟踪采访，把怎样遗失、为什么失而不寻，通知了还不去领回，现在的态度，等等，一一落实报道，引起很大反响。接着，报纸以《公物招领说明了什么？》为题展开讨论。然后，又以《公物招领引出的问题》揭露某些单位“开门揖盗”、失窃严重，以及“野蛮装卸”等触目惊心的现象，发表了十余篇读者来信来稿，还配了评论、编者按，进行了一次爱护公物、加强管理、堵塞漏洞的宣传教育，效果很好，也是一次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实践。
　　从延安到上海，《解放日报》一直有重视言论工作的好传统。王维同志回《解放日报》后重建评论部，调配人员加强力量，为评论部同志在参加会议、阅读文件等方面提供更多方便，以便了解大局，了解领导意图。在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当时根据上海实际情况议定选题，由评论部同志执笔，先后撰写七八篇比较有分量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其中：《思想要跟上伟大变化》《战略转变和思想解放》《正确认识我国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端正思想路线是个根本建设》等评论，受人重视，有些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摘要转载，有的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赞许。
　　王维同志就是以这样的精神面貌，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把心扑在报纸上，一心办好党报，创造出党报的光辉业迹。当时《解放日报》发行数高达93万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领导的赞许。■
　　
作者系《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