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兵 樊亚平
　　【本文提要】 转型已成为当前传统媒体领域的热门议题。本文认为，对传统媒体来说最重要的转型是角色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从信息提供者角色向问题求解者角色的转型。这种转型既是因应当前媒体环境变化和我国社会转型中社会问题大量出现之现实的需要，也是媒体对社会进步与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要求。对问题的求解是一个由发现问题、传达问题到启发思考、引发讨论再到集纳众议、形成合意的符合媒体新闻传播特性与规律的过程。问题求解者角色与新闻客观性原则并不矛盾。
　　【关键词】 传统媒体　角色转型　信息提供者　问题求解者　
　　【中图分类号】 G210
　　传统媒体转型已成为当前媒体领域的核心关注，但究竟向何处转，转什么，如何转，业界和学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各种转型思路中，目前被讨论最多的是“向新媒体转型”和“向全媒体转型”。笔者认为，利用新媒体技术，学习新媒体长处，固然重要且必要，但对传统媒体来说，最重要、最根本的转型却是角色转型。
　　
一、传统媒体角色转型的方向：从信息提供者到问题求解者
　　传统媒体时代，不同媒体的角色虽因定位不同而有一定差异，但作为新闻生产者与传播者，其最主要的角色都是信息提供者。今天，媒体环境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也正处于剧烈转型之中。媒体环境的变化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共同要求作为新闻生产者与传播者的传统媒体应该转变其角色目标与诉求，将自身角色由原来的信息提供者转向问题求解者。
　　就传播环境来说，传统媒体时代只有专业化的媒体单位才能从事新闻生产与传播，新闻生产、传播的门槛较高，媒体的新闻触角相对有限，新闻信息处于相对稀缺状态。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媒体来说，提供信息自然是第一要务，信息提供者也自然是其最主要的角色追求。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包括社会化媒体在内的各类新媒体纷纷出现，这种情况打破了由专业媒体单位垄断新闻信息生产的格局，新闻信息生产主体极大丰富，新闻信息的稀缺状态很大程度上被改变，甚至出现信息泛滥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媒体来说，依然将提供信息作为第一要务，依然固守信息提供者角色，面对信息触角无远弗届的新媒体冲击，必然会日显劣势，甚至会渐失其存在之价值。因此，寻找新的角色目标，就成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谋求生存与发展和寻求自身新的价值增长点的急务。
　　媒体与社会是彼此建构的。人类新闻媒体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种类型、每一种形貌，都与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社会需要紧密相关。顺应社会环境与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社会功能与角色的媒体，必然能得到社会的欢迎，从而得以兴旺发展。今天，我国媒体面对的社会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大量出现，如公权力改革、行政管理改革、政府治理方式改革、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改革、社会管理改革、经济转型、文化创新、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国际交流、城镇化建设、法制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等等。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亟需统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同研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新的角色目标的传统媒体若能顺应社会需求，将过去所追求的信息提供者角色转变为问题求解者角色，必能在新的媒体环境中重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也必能在与各类新媒体的竞争中找到自己新的价值增长点。
　　变信息提供者角色为问题求解者，一方面是应对新媒体信息海量与全时性挑战，在新的媒体竞争环境中重新认识并确定传统媒体优势的需要。“面对整体处于知情状态的公众，专业媒体的优势将不再是呈现问题，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渠道。”“如果今天的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还将自己定位于信息的提供者，……这即便不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停滞。” ①另一方面，做问题求解者也是传统媒体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主动肩负时代与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媒体，特别是国家主流媒体和全国各地的重点媒体要肩负起中国社会改革、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责任，聚焦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和改革难点，突出一些重点的传播领域，广泛集中民智建言献策，用健康科学与智慧有效的信息传播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转型与发展。”这样做，“不仅能获得主管部门的支持，还能赢得广大受众的喜爱，吸引足够的‘注意力’，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份额”。②
　　从媒体普遍的社会功能与作用来说，媒体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能够对也应该对社会进步与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媒体发展的历史看，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媒体也无不对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发挥着十分强大的推动或干预作用。这一点即使强调媒体应做客观“记录者”与“旁观者”的美国也概莫能外。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的力量》中曾对美国媒体的社会作用做过极高评价，认为，“美国报纸是了不起的社会公共机构，它是一大重要的历史成就，今天成为现代公共意识最具代表性的携载者、解释者和创造者”，“无论在特定场合的人们有没有在听，新闻都履行着重要的民主功能”，“缺少媒体，当今世界的民主几乎不可能”。舒德森所列举的美国媒体的七项功能与所致力之目标中，至少有三项与寻求社会问题之解决渠道、推动社会问题之解决有关。③因此可以说，做问题求解者是中外媒体历史发展中原本就广泛存在的一种角色追求与选择。
　　我国媒体发展的历史与实践也一次又一次证明，那些致力于寻求社会问题之解决或最终推动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媒体，往往会成为最受社会欢迎和好评的媒体。近现代史上有影响力且名垂青史的报刊无不以探求解决国家积贫积弱之道、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径为己任。当今媒体业内，媒体同行对那些敏锐感知某类社会问题、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报道并最终促其解决的媒体或记者往往投以敬佩与赞赏的目光，给予特别的尊崇与看重。当今重要新闻奖项也往往授予那些对某类社会问题进行过深入探求或对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发挥过积极影响与推动作用的新闻报道。社会公众更是对媒体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有着非常强烈的期待。有问题，找媒体，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我国新闻界标杆式人物范长江在谈到记者抱负时曾认为，“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这抱负就是“为了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而不避艰险地工作”。他说：“在我们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许多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考察，去解决！” “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有时候甚至要搞它十年八年，而一旦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感到无限的快乐，这是记者的快乐。”一个记者若没有研究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的抱负与理想，其报道就只能是“就事论事”，“立脚点不高”，“报道很干巴”，也因此必然不会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力。④范长江的这些观点虽是50多年前提出的，但今天依然为众多对新闻工作怀有崇高理想的人所崇奉与追求。
　　
二、求解之道：从发现问题、传达问题到启发思考、形成合意
　　传统媒体将角色由信息提供者转向问题求解者，并不是让传统媒体取代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之角色，直接参与到社会问题的处理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去。媒体做问题求解者与政府实施社会治理、具体解决社会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媒体成为问题求解者自有其完全不同于政府的角色实现方式与路径。
　　1. 发现问题：从新闻敏感到问题敏感
　　成为问题求解者，首先要求媒体必须具备问题意识，能够敏锐感知社会问题，及时发现社会转型中亟需研究解决、亟需引起各方注意的各种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必须从过去对新闻敏感的单纯强调转向对问题敏感的强调。新闻敏感是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诸多素质与能力的综合体现，是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提供者最为重要的价值坐标与素质追求，它要求传统新闻工作者要有灵敏的“新闻鼻”、敏锐的“新闻眼”和快速的“综合感悟和反映能力”，即“新闻悟性”。⑤新闻敏感的目标是及时、快速发现并传播新闻信息，它与传统媒体的信息提供者角色一脉相承。也正因为如此，当传统媒体之角色由信息提供者转向问题求解者时，对新闻敏感的强调必然应为问题敏感所取代。问题敏感就是媒体从业者凭借其对社会运行和国家发展各领域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洞察，敏锐感知和发现各种未曾引起政府和公众普遍认识、关注或虽有认识、关注但认识尚不深刻、尚未引发足够重视的社会问题的能力。问题敏感是媒体实现问题求解者角色首先应具备的素质。具备问题意识，培养问题敏感，是传统媒体将其角色转向问题求解者的起始点。
　　2. 传达问题：从报道新闻到呈现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紧跟而来的便是如何利用自身传播渠道与平台呈现问题和传达问题，以引发社会公众及相关部门对该问题的充分认识和重视。转型中的中国，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有些是显在的，易于被认识的，有些是潜在的，不易被认识的。对这些问题的呈现与传播，无一不是既挑战智慧又挑战耐心的难题。对于那些希望将自身角色由信息提供者转向问题求解者的媒体来说，要想充分而有效地呈现问题、传达问题，跳出简单的报道新闻、提供信息之思维，培养一种新的具有媒体特色的对社会问题进行既有新闻审视又有逻辑分析与判断基础上的深度开掘与认知的综合性思维，便成为问题敏感之外需要努力的又一重要着力点。这种综合性思维是新闻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综合，是线性思维与非线性思维的综合，是单点思维与系统思维的综合，是对一个事件或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纵向与横向相结合、全面呈现与深度开掘相结合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信息加工处理之思维。具备这样的思维，才能突破新闻事件与社会现象的表层，进入到其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层面，也才能做到对该社会问题的深入、充分、有序、有效的呈现与传达。
　　3. 启发思考：从告知信息到引发讨论
　　呈现问题，传达问题，离不开对与该问题相关的所有富于意义的信息的全面展示和有序呈现。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超越单纯的信息告知之层次，努力挖掘信息背后值得人们思考、指向某种需要引起公众乃至政府相关部门重视的意义与内容之层面，通过对这种信息背后的意义与内容的深入开掘和有序呈现，巧妙设置社会议题，引发公众讨论，调动社会公众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思考，为该问题的解决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人类社会到处充满了矛盾，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有平缓、顺利解决的矛盾，也有长时间纠缠不清、无法摆脱的矛盾。”“社会矛盾的解决发生障碍，引起社会异变”，便产生社会问题。“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引起连绵不绝的街谈巷议，不断伴随着强烈的舆论活动。”同时，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借助舆论活动，需要“引起人们的激烈议论”，“激起人们的关注，不断有人发出解决矛盾的强烈呼声”。⑥这个过程既是一个为解决相应社会问题进行舆论动员、营造舆论氛围的过程，也是一个富于民主协商意味的征求民意、探求各种可能的解决渠道与方案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施与推进，最有效的主体便是媒体。
　　4. 集纳众议：从平衡观点到统合众议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问题无疑是多样而复杂的，既有政治、经济领域的，也有文化、教育、卫生领域的，既有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变化方面的，也有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多元方面的，既有劳资矛盾、官民矛盾引发的，也有贫富矛盾、阶层矛盾引发的。由于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对政府、社会公众还是对媒体自身来说都是全新的，因此，媒体在针对这些问题设置议程、引发讨论的过程中，必须避免自我中心主义的完全主观的选择和“把关”，而应以尽可能平衡和中立的态度广泛集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建议，让不同意见和建议都能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这既是民主、文明社会对不同成员自由表达权的尊重所必需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广借民智，为最终找到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最佳思路与方案奠定一个最广泛、最雄厚的基础。在集纳众议、让不同观点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基础上，要注意避免简单化的“有闻必录”和没有灵魂与方向的“杂烩”，应该有意识地对这些多样而复杂的观点和建议进行统合，尽可能使其条理化、系统化、结构化。
　　5. 形成合意：从散点多元到消弭裂痕
　　集纳众议、统合众议的目标是为了形成能够指向问题最终解决的最佳方案与方向的社会合意。在形成社会合意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各种散点多元的意见和倾向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引导，一方面激发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的理性心理诉求，育化并提高不同群体成员对通过充分讨论逐渐明晰起来的问题解决思路与方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培养社会公众理性、积极的心智品质，增进社会公众“社会学的想象力”，消除社会对立情绪，消弭社会心理与情感裂痕，为作为社会问题核心解决主体的政府最终落实符合众议的解决思路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中国的繁荣与稳定除需要制度改革与完善外，同样急需一个理性合意的社会作支撑，而这正是媒体借由传播创建共同体的职责所在。”“完美的制度不可能自然而然降临，需要社会合意和政府有为，而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新闻界不应仅仅是客观公正的记录者，更应是社会变革的主体，传递社会合意，弥合社会裂缝，抚慰社会情绪。” ⑦
　　
三、求解者角色与新闻客观性：客观性的可协商性与精神实质
　　传统媒体将自身角色由信息提供者转向问题求解者，与传统新闻学所强调的新闻客观性原则并不矛盾。
　　求解者角色与客观性原则并不矛盾，首先是因为客观性原则原本就不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文化、超越国家、超越时代的恒定不变的原则与标尺，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闻制度安排与新闻文化形式。西方新闻业曾经历过早期商业报刊、政党报刊、便士报、新式新闻业等时期，客观性原则作为一种新闻文化形式与制度安排只是在新式新闻业出现之后才得以逐渐形成并确立。按舒德森的说法，客观性的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诞生”，才得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而有效的标准”。⑧因此可以说，客观性并非一种超越历史的自有、永有的原则与实践。即使在客观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完全确立之后，它“也并非坚如磐石”，而“是灵活的、有弹性的并且是可以协商的”。⑨舒德森的名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和哈克特、赵月枝合著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中均有对客观性在西方新闻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的“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的较为充分的分析与说明。针对客观性报道中“主观性无法克服”之现实，舒德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20世纪30年代的客观性理念虽然是一个很流行的新闻学专业价值观，但它刚一形成便土崩瓦解了。” ⑩哈克特、赵月枝在其上述合著的“结论部分”中说：“我们认为，北美新闻业的主要问题就是它自我宣传的客观性原则并不是它在实践中为之服务的实际主子。” [11]而且，不论是舒德森还是哈克特、赵月枝，均强调客观性并非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共同遵循和追求的新闻理念与制度安排，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新闻业所认同和遵行的理念与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异，并非均以客观性为“上帝”。既然客观性是灵活的、有弹性的、可协商的、多面的甚至是复杂的，既然客观性并非新闻业的普适价值与原则，那么，根据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时代要求，探索符合新闻业自身规律且有助于新闻业价值实现的不同新闻文化形式与制度安排便是可以允许的，也应该是值得鼓励的，只要这种新的新闻文化形式与制度安排与客观性的精神实质与核心目标基本一致即可。
　　就客观性的精神实质来看，问题求解者角色与客观性原则背后的精神实质并不矛盾。客观性产生于英美国家的自由民主话语。自由民主话语的核心是公正、理性、民主、求实、科学和公众利益。“客观性体制与民主、公共责任、公共生活及公共利益等重要问题有割舍不断的联系。” [12]它是一种为实现自由民主话语的核心理念而采取的虽有局限性但相对较优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性仪式”。因此可以说，客观性并非新闻业所追求的最根本的价值目标，而是为实现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新闻业最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社会公正、推进政治民主、探求事实真相、维护公众利益。客观性原则正是为了保障新闻业实现这一系列最根本的价值目标而采取的手段。与此相应，客观性原则的精神实质便是对社会公正、政治民主的珍爱和对事实真相、公众利益的追求。就客观性理念诞生的具体背景来说，客观性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民主市场社会的价值和其内在逻辑遭到强烈质疑”的时期。这个时期社会公众“面对着30年代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显得茫然无措”，因公关业兴起和战时宣传引发的对“事实”的不信任和对“个体与组织绝对公正无私”的怀疑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心理情绪；与此相应，新闻报道中的主观性变得有恃无恐，“将事实和意见相糅合”的观点甚嚣尘上。[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性理念得以诞生。这种诞生背后的机理大抵如此：既然连“事实”都不可相信，既然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不可能绝对公正无私，既然新闻的主观性难以排除，那么，为了保障新闻业根本价值的实现，维护新闻业的尊严，较优的解决方案便是强调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客观性的重心并不在客观性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所指向的价值目标。既然如此，媒体由信息提供者向问题求解者角色的转变与客观性显然就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了，因为，对问题求解者角色的倡导和上文所主张的问题求解的系列思路，完全是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民主，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及公共参与，改善公共讨论环境，提升公共生活品质等为目的的，而这一切，正是客观性原则的精神实质与价值目标之所在。■
　　
注释：
①⑦童兵、徐玲英：《架起沟通的桥梁——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想到的》，《当代传播》2013年第5期
②王石泉：《中国媒体的转型发展与传播创新》，《新闻记者》2013年第7期
③[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第28~34页，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④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第1148~1149页，沈谱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第132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⑥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第41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⑧⑩[13][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110页，陈昌凤、常江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⑨[11][12]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第22页，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作者童兵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樊亚平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3批面上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3M53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