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 周玉黍
　　【本文提要】 本文分析了当下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及其深层原因，认为这一学科的危机来自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学科界定狭隘化等多方面的束缚；不完善的学科传统，使得传播学失去了作为年轻学科的活力和动力。传播学所需要的不是自我振兴，而是彻底解放，这就要求学术界致力于：再定义传播与传播学、重新发现理论、让学科向外生长。
　　【关键词】 传播学　效果研究范式化　经典理论教义化　学科界定狭隘化
　　【中图分类号】 G201
　　从1940年代开始，传播学研究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在美国，直到1966年传播学才正式被教育部认定为一个正式学科；但到1990年代初，传播学已经成为美国八大本科学位之一，每年都授予50000多个传播学学士学位，4000多硕士学位，250个博士学位。到2004年时，根据美国全国传播学协会（NCA）的统计，美国传播学博士项目已经增长到132个，每年输出的传播学博士数量也有了长足的增长。
　　然而，在传播学看似繁荣的表象背后，隐藏着难以言传的危机。学术界对于传播学的质疑从未停止过。1983年和1993年，《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曾就传播学的哲学基础、方法论、范式等核心问题，分别组织了两场著名的学术讨论。在这两场论战中，不少传播学者对于学科的发展表示悲观。Potter、Cooper和Dupagne①认为，传播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不成熟的探索研究阶段，大量的研究问题和假设仅仅来自低层次的现象描述，很多研究是对现象的归纳总结，而非成熟理论的推导演绎。不少学者认为，传播学研究不仅没有成熟的研究范式，连学科本身也只能称得上是“前科学”（prescientific）。
　　另一个问题在于，传播学发展多年后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普遍认同的核心框架，让学者们围绕这个中心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②
　　这种缺乏核心框架的众声喧哗，导致传播学看似热闹、实则空洞。在大学里，尽管传播学理论课程数量不断增长，各种关于传播学理论的教科书也不断涌现，不同的传播学理论在学刊和课堂上不断转手，但Anderson所做的一次分析却令传播学者十分尴尬③：分析7个传播学教材样本可知，它们共计介绍了249种传播学理论，但其中195种理论仅仅出现在一本教科书里，同时出现在3本以上的教科书中的理论仅占到了7%。换言之，传播学研究即使在学科内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
　　除此以外，传播学在整个学术知识体系中的贡献很低。Wilson称：“比较其他社会科学而言，传播学是一个新兴理论的接收和应用者，却极少向别的学科输出过任何理论。” ④同时，在传播学自身理论的建构方面过多依赖从别的领域学科借鉴理论、甚至方法，然而忽略了发展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⑤
　　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困境：知识框架的缺失，理论描述的无序，以及学科体系的被边缘化，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传播学的生存危机。
　　传播学研究的传统和范式流派，一般被归纳为三类：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阐释学（interpretive studies）、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本文旨在从社会科学这个主要视角分析传播学困境的深层原因，并讨论如何走向学科自身的救赎。
　　
上、困厄之源
　　1.效果研究的范式化
　　在传播学领域，技术决定论被认为是一个最基本的信条：技术的发展是改变人类传播行为的动力之一，从而也是催生理论发展的关键因素。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随着新的大众传播媒介诸如广播、电视的普及和应用，促使学者开始研究新的媒介对于个体、社会的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研究。如Payne基金会对于电影效果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研究等。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传播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和对象，同时也促进了传播学方法论的发展。譬如，拉扎斯菲尔德将科学的问卷调查引入了传播学研究，从而改变了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图景。
　　尽管二十世纪初的一系列经典研究给传播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它们在研究问题、框架和方法论等方面过于聚焦传播效果研究，反而为日后的传播学发展戴上了无形的枷锁。
　　从最开始的魔弹效果，到日后的有限效果学说，媒介信息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外在力量，对人的行为、思想、情感施加着无法抗拒的效果，这种效果的强弱随着人群、场景、媒介而有所变化⑥。Lang⑦总结道：大多数的传播学研究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传播媒介是一种中介物，它外在于人与社会，但对社会及人施加影响。因此，既然大众传播的作用如此，那么大众传播学者的工作便是找到并证明这些媒介效果。
　　于是，基于这种相互激励下的预期和约束，传播学者们醉心于在各种场景、人群、媒介环境中找到媒介效果，并去发现一个个“显著的”相关关系、回归模型，然后对发现的效果一一命名。⑧传播学主体既是这种学术生产模式，那也就不难解释Anderson⑨所发现的学科尴尬了：传播学中理论众多，而引用却极少。
　　效果研究的传统使得传播学者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而却忽视了对整个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行为宏观的描述，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探究。
　　林林总总的研究者，终其一生，大多执着于挖掘和发现“某种媒介或者内容的使用量”与“某种特定的短期行为、态度、情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
　　然而，如果对这类研究做一个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你却会发现这些“显著相关”平均只有3%左右的方程解释力。
　　简言之，这些分散的、热闹的效果研究，对于传播学的理论贡献是微弱的。在几十年来传播研究的历史里，传播学者的确发现了众多传播效果，然而这些发现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具有普适性的理论。
　　效果研究在最初激发了传播学的成长，它本身当然是有价值的；但非常令人困扰的是效果研究的日渐模式化、主流化，甚至范式化。设若把传播研究比作街上的人群，有人佩戴墨镜事属自然，满街都戴则难免令人生疑。
　　传播学学科危机产生于效果研究范式化的束缚，使得传播学者更多专注于局部的、表面的效果描述归纳（what），而忽略掉将传播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忽略了将传播视为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从而也就忽略了对传播背后原因、动机、过程等一系列机制（why）的探究。一个只有what而没有why的学科，无疑只会变得日益浅薄、含混和脆弱。
　　2.经典理论的教义化
　　传播学研究的桎梏，不仅体现在学术界自满于微观效果的归纳性描述，更可悲的是，还体现在后学对于经典理论的膜拜。很多学者都注意到，翻开任何一本传播学的国际学术期刊，都能找到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尽管这些文章采用了比Mccombs和Shaw当年首次提出议程设置时更加成熟的统计知识、研究方法，也更换了研究的场景，但是从方法论、分析，到结果，都与40年前的议程设置的研究大同小异，在本质上，这类研究并没有增进我们对 “议程设置效果是如何发生”的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也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理论突破，仍在使用那一套基于广播电视传播时代的理论来解释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媒介作用，而这些解释几乎仍然是老生常谈，并且缺乏宏观理论的能力。
　　在人类刚刚步入互联网时代时，有大量的传播学者开始将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放到互联网环境中进行检验，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诸如“互联网环境中的沉默螺旋研究”、“互联网下的第三人效果”、“互联网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网络媒体中的框架理论”等等。这类研究的确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新的验证，然而除此之外，又到底能够解释多少传播发生作用的机制呢？
　　将少数经典理论教义化，令一代代的传播学者向火而拜；这对于探索期的传播学科来说，是有害的。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关键，重点决不在于发现某个经典理论在特定条件下是否继续成立，而在于对人和社会的传播关系做真正的扎根研究。过多的“我注六经”式的研究，诸如“移动互联网中的第三人效果”、“中国好声音中的议程设置”等研究课题，对于传播学的理论贡献是不足称道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传播技术的变迁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传播学研究范式、研究问题、理论框架的变化。如果我们一再固守经典理论本身，而不回到问题导向，不回到现实追问，不回到作为研究者乐趣的求知导向，传播学理论便注定得不到真正的发展。
　　只有当学术界开始质疑、批判、改进已有的理论，才会重启一个健康的学科体系。诚如Rogers在30多年前所呼吁的：新的互动技术已经改变了人类的传播行为，这无疑促使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论、新的视角，而不是让之前的理论活得更久。⑩
　　3.学科界定的狭隘化
　　传播学并非天赋学科，而是人文社会学科间对话所致。它本身来自多种学科的培养，成长后亦扩张为符号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诸学科的认知场域。
　　但是，20年前，施拉姆对传播学的面貌发出警示道：“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学是一个场域，而非单一的学科。” Craig认为，传播学最佳的方式就是被视为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对话交流的空间，拥有跨越不同学科传统的研究预设，这样能够形成有效率的学术建构。[11]因此，对于传播学而言，需要有包容多学科的宽容度和理性汇集能力，建构一个跨越学科鸿沟的“元模式”（metamodel），从而有利于传播学的健康发展。
　　曾经，传播学研究从众多社会科学中走来，带来不同的研究工具、观点和视角，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一代学者为后来的传播学开辟了场域。但Bernard Berelson在1959年就曾失望地观察到：“众多的创新者已经离开或者正在离开传播学这个领域，随着他们的离开，传播学术的能力正在枯萎，整个传播学的发展已经减缓甚至停滞。” [12]在那之后，传播学日益成为一个完善、封闭、积极自我鼓吹的学术体系。传播学有了自己的院系，培养了传播学的学士、硕士、博士，有了一系列的专业学术组织和期刊。然而，学者们的担忧也随之成为了现实，“这一系列的学术体系化，的确使得传播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加方便，但是却阻碍了传播学的进步，使得我们失去了与其他社会科学间的联系。很多在传播学诞生早期的一些兴奋感正在消失。学科内部的确出现了理论和研究的多样化，然而学科间的多样化交流却消失了。传播学研究不再是一个‘场域’，而变成了一个‘学科’。” [13]传播行为仍然是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基石，传播学的议题仍然如此重要，它不断吸引着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等等的兴趣。只不过，与拉斯韦尔那一代人不同，晚近的学者们将这些基于传播行为、信息互动的研究留在了自己的学科内部，建构了与传播学者不同的一套独立的理论架构、话语体系。
　　传播学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袖珍王国，又如一叶孤舟漂泊在诸学科的海洋上。传播学仍然试图从别的学科中汲取理论营养，却与此同时又将学科间对话的大门紧紧关闭，以尽量维系学科的自我独立性和权威性；但结果，却一次次地失去了发展理论体系的可能。
　　框架理论（Framing）的历史，便是传播学学科边界桎梏的写照之一。人类学家Gregory Bateson在1972年首次提出框架理论的概念，将框架理论定义为“一系列互动信息的临时性的空间联系。”潘忠党将框架的分析，定义为“一个关于人们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 在本质上，框架理论涉及到人们处理信息时，如何将信息与现实场景进行互动，从而对信息再解释的整个过程。众多社会科学都循此对框架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行为经济学中，Amos Tversky和 Daniel Kahneman认为，信息的框架将影响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选择，框架理论成为其之后提出的著名“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学中，框架理论也广泛被利用来解释社会运动。[14]在心理学中，框架理论和启动理论（Priming）一直是认知心理学和决策行为研究中的重点领域。
　　这些学科的知识进步，说明框架理论涉及人类行为的多方面和社会活动的多领域，它理应成为关于人类传播的一个总体研究对象。
　　然而传播学界却没有将视角放在这一基本面上，而是将视角局限在大众传播中对框架效果作检验。学者们更乐于检验框架效果在媒体消费中是否存在，而不愿去思辨框架效果为何会产生。传播学者Dietram Scheufele更是将框架理论狭义地定义为一种媒介效果理论（theory of media effects)。[15]这一类画地为牢的学科行为，无疑只会导致自身的衰微：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成果，更多来自心理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贡献，而非传播学；本应成为框架理论主力的传播学，此时只是敬陪末座。
　　强调学科的自我话语体系，对于成熟学科来说，有一定的自励意义，但对于年轻的传播学来说，过早划定学科界限，恰恰失去了与其他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也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做出贡献的机会。
　　
下、救赎之道
　　1.传播与传播学的再定义
　　二十多年前，一批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即对传播行为有了新的认知。Byron Reeves及其同事认为，人们在面对大量被科技“中介”的信息时（如从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等途径获得的信息），依旧采用了与面对真实信息类似的心理模式。即：尽管传播技术不断地发展，人们对于信息的处理模式却仍然是一种本能反应。[16]1983年，在Rogers和Chaffee的讨论中，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信奉者，Rogers认为科技的改变将带来传播理论的变革；然而Chaffee却对此相当谨慎，认为传播行为是一种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是一种内化的本能机制，其理论架构不应受到外部变化的过多影响。
　　换句话说，传播行为是一种在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人、环境之间的本质互动，其理论架构不应该衍生出洋洋大观的分支理论。假若目前诸如广播电视传播学、广告传播学、互联网传播学之类仍有市场，只能说明传播学仍然处在一个极其初级的阶段。
　　去年，Annie Lang大胆地重新定义了传播活动，认为传播活动是“一个自然的进化发展，这种发展帮助物种和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以维系其生存和发展”。[17]这个定义具有两个认知前提：1）社会和环境是被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2）人类需要并且不断在适应这种变化。传播便是人类作出这种适应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我们认为，事实上，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行为，藉由信息交换与识别，产生个体与群体行动，并直接推动文明的演进。可以这样断言：对于这种动态的、互动的人类行为，传播学者的使命是去理解信息活动的整个过程，包括信息生产的动机、过程、行为；信息传递、接受、处理、理解、反应的一系列机制，以及信息影响个人、组织、社会的方式等。至于效果研究，也许是一个研究的起点，但绝不再是人类传播的重点，更不可以成为传播学的终点。
　　基于我们对于传播行为的新的认识，成熟的传播学，其本身不应该根据传播的专业行为来区分（如新闻、广告、公共关系）；不应该根据传播媒介技术来区分（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不应该根据传播的内容来区分（暴力色情、政治、说服等）；不应该根据专业领域来区分（人际、组织、大众、健康、政治、青少年等）。
　　只有破除这些既有的结构藩篱，我们才能逐步建构出一个研究关于人、社会、传媒、信息、行为之间持续交互过程的传播学科，进而从这一学科视角定义人性与世界的本质。
　　当我们对传播行为重新定义之后，传播学将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领域。即使人们不再使用电视、不再购买报纸，甚至互联网消失，传播学本身也不会消亡，因为人类的互动行为永恒。
　　2.重新发现理论
　　如果将传播学科的壁垒打破，其他学科学者纷纷涌入，那么传播学者应该做什么？传播学者应该成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发现者，理论体系的规划者，合作研究的促成者。回顾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我们沉湎于传播现象的归纳性描述，而忽略了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方面，传播学领域需要逐渐发展出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严重依赖于别的学科的理论。与其他学科相比，很多传播学者不知道如何建构理论，什么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要素，如何组织理论以及阐释丰富理论。
　　如果你问道于一个传播学研究生，他会表现出对培养理论、或使用与满足理论非常熟悉，神似熟读经文的僧侣。但他们中却很少人能清晰地洞察其理论价值：如何系统阐释？具体理论预设（assumption）和假设是什么？理论如何溯源？如何操作化和理论化地界定概念？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是如此，尽管在研究中反复用到这些理论，然而不少人却根本不去深究思想体系，更不要说创造性地思考了。
　　另一方面，如下文所述，传播学领域需要尽可能多地与其他学科对话。传播学中的众多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相关成果之间，其互文性是偏倚的：一般而言，传播学者会广泛阅读和引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但对方却很少会引用传播学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建构传播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要与其他学科建立有效的联系。
　　传播学者应该摒弃对归纳性描述的偏好，摒弃对单一效果或假设作检验的习惯，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理论的建构。归纳和推演是理论建构的两个必要环节，数据、理论本身需要有一个有机的互动过程；传播学领域里，由于很少进行理论的修正、反馈和证伪，因此理论建构本身十分单薄。
　　传播学者固然可以不断从其他学科“借”理论，但根本之道是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针对传播行为，共同修改或证伪传统理论，共同发现或完善新的理论。
　　3.让学科向外生长
　　如果传播行为不再被限定在媒体本身或媒介效果上，那么我们理应开放学科的大门，将传播学研究回归到一个多学科融合的场域。James Beniger曾撰文称，整个社会科学应该拥抱传播研究这个课题，而不是这个学科本身。[18]众多的学科正在对信息传播这一文化、认知和社会行为的中心要素进行探究，多学科的合作和整合是研究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认知、行为、生命科学，再到计算机、数学等学科，都应该围绕信息互动和传播行为，加速理论概念和文献上的统合。传播学的学生们应该涉猎媒介学、文化学、批判研究、认知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等来加深他们对于传播行为的理解。遗憾的是，这种多学科的整合并未成规模地发生在传播学界，理论突破也屈指可数。
　　Beniger曾经为多学科的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蓝本设想，即4C框架：多学科的研究者应该着力研究传播行为中涉及的心理认知（cognition）、文化（culture）、控制（control）和传播（communication）四个基础要素。他在对这四个要素的阐述和分析中，将传播行为视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基础行为（very idea），呼吁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加入到对于人类传播行为的分析、研究、解读过程中来，认为“美国传播学的未来取决于其界定自身研究对象和整合各个学科资源的能力上”。[19]传播与信息交互，是一切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基础。既往的传播学总体进程，是在不断将开放的场域压缩成封闭的学科，因此，其学科边缘化与理论创新的枯萎，也就在所难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科，理应包容开放，按照以下路线图循序渐进：第一步是甘为传播研究的走廊，第二步是充当诸学科的传播学海港，第三步则是成为融汇多源学科文化的理论海洋。
　　传播学所需要的不是向内的自我振兴，而是向外的彻底解放。正如70多年前拉斯韦尔等一大批其他学科学者涉足传播研究，带来传播学理论的勃兴一样，传播学发展的当务之急，便是将传播学建造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乐园，让最顶尖、最有创造力的学者们重新集聚在传播学领域，通过研究人类传播，共同衡定学科话语，携手开创新的谱系。
　　破除桎梏，激发想象；回到问题，回到传播研究最初的纯真乐趣。让传播学的解放来得更猛烈些吧！■
　　
注释：
①PotterW. J.Cooper, R.& DupagneM. (1993). 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 Communication Theory, 3(4)317-335.
②Craig, R. T. (1993). Why are there so many communic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3(3)26-33.
③⑨AndersonJ. A. (1996). 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④WilsonE.J. (2013). Communication scholars need to communicate. Inside Higher Ed,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3/07/29/essay-state-communications-scholarship.
⑤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and power.?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3(4)146-153.
⑥SparksG. G. (2002). Media effects research: a basic overview. BelmontCA: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⑦⑧[16] [17]Lang, A. (2013). Discipline in Crisis?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3(1)10-24.
⑩[13]Rogers, E. M.& ChaffeeS. H. (1983). Communic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A dialogu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3)18-30.
[11]Craig, R. T. (1999).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a field. Communication theory, 9(2)119-161.
[12]BerelsonB.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23(1)1-2.
[14]SnowD. A.Rochford Jr, E. B.Worden, S. K.& BenfordR. 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4-481.
[15]Scheufele, D. A. (1999). 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9(1)103-122.
[18][19]BenigerJ. R. (1993). Communication—Embrace the subjectnot the fiel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3(3)18-25.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玉黍系斯坦福大学传播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