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 张宁
　　2012年，张宁入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其间，曾与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兼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铨做过长时间的访谈，涉及他的学术生涯、研究旨趣及其变化。此后，张宁又多次与李金铨先生交流。本文为数次交流中的一部分，主要扣合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的问题，由张宁整理出草稿，并经李金铨教授修订润饰而成。
　　
史学与社会科学应相互吸收彼此之长
　　张：近十年来，您举办了两届“中国近现代报刊的自由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并在新闻史方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在学界颇有影响。但在很多场合，您都自谦是新闻史研究的“门外汉”，涉足这一领域只是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我也多次听您说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由是观之，您涉足新闻史研究也应该是一种必然。您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
　　李：这是米尔斯的说法。他认为社会学的研究要放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之中，一方面有全球比较的视野，另一个是有历史的视野，在时空中观照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我一直相信这种说法，觉得社会科学不应该脱离历史。但现在的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历史是历史，我觉得这样的趋势不太好。
　　现在整个社会科学受实证论的影响很大，一味向自然科学的方法靠拢，远离人文的核心关怀。社会科学本应是处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受到两者影响，并由此形成不同流派，开拓不同的学术兴趣。我们当然应该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但社会科学有哪些方法，是否只能跟随实证主义的路径亦步亦趋，这在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都大有商榷的余地。社会科学毕竟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学问，一旦抽空了人文的意义，很可能本末倒置，变成技术挂帅，问题干枯，结论自然索然无味。
　　我刚刚进入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念硕士时，偶然在图书馆翻阅到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一篇文章，说社会学研究的是现在的横切面，历史则是研究过去。拉扎斯菲尔德被施拉姆推崇为传播学的四大始祖之一，我初读其文，心中虽有疑惑，但初出茅庐，不敢断定自己的看法对不对。直到1977年左右，英国媒介社会学家腾斯托（Jeremy Tunstall）到美国访问，在喝啤酒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问他到底是做社会学还是做历史的，他说他向来认为社会科学是历史的一部分。当时我听了，吓一跳，于我心有戚戚焉。后来接触到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我的整个学术心迹就由此奠定了（米尔斯是拉氏在哥大的同事，但两人的见解南辕北辙，《社会学的想像力》第三章尖锐地批评拉氏代表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而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加，我愈发意识到，如果没有历史的深层视野，社会科学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是肤浅的、无根的。
　　张：您刚才所说涉及到社会科学与历史的融合问题。说到融合，在我看来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加入“史识”，有历史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研究，比如新闻史，在其中是不是也需要有社会科学的相关观念与方法的融入呢？
　　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即使不是史学的专业学者）需要有些历史的视野，就像我们都需要有些哲学素养，但并不一定都变成哲学家。我自己对历史有些兴趣，但没有下过全面的功夫，所以我在新闻史上是“门外汉”。我是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言的。
　　整体而言，在华文圈内，新闻史领域研究的素质有待大幅度提升。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新闻史研究都远远落后于整个史学界，到处充斥太多粗糙描述的东西。我想问的是：做这样的流水账，目的是什么？历史材料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内在联系在哪里？这样的研究对我们产生什么意义？
　　我的训练背景来自社会科学。我知道，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有概括性，意见并不一致，但社会科学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我认为，新闻史不妨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烛照史料，洞察史实背后的曲折意义和内在联系。当然，千万不要用理论来套史料，理论只是帮助我们勾勒史料；史料不是为理论服务的，但善用一些概念和理论却有画龙点睛或提纲挈领的作用。我不是提倡把历史“社会科学化”，而是提倡史学和社会科学互相吸收彼此之长。
　　我不是新闻史的专业学者，自知目光所触及的很窄，可能以偏概全，请姑妄听之。我的一般印象是什么呢？第一，坊间有些新闻史写作只简单叙述材料，但这些材料如何取得，信度、效度和代表性如何，却都交代得不够清楚，甚至完全没有交代。第二，这些材料常常是单方面的，叙述是单线条的，而不是旁敲侧击的，不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也不是从多方求证的。有时候甚至作者已经有了结论，再找一些例子权充证据，实在没有说服力。第三，还有些人急着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尽是想当然耳，这些议论与材料有何（或有无）关联，却不一定讲得明白。我劝我的学生要多分析，少议论。
　　
问题源于对现实的观照
　　张：能不能举例说明新闻史研究如何从社会科学获益呢？
　　李：做研究必须有“问题意识”。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所“感”。这种“感”，源于对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细致观察与体验；其次，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把史料读出味道来；第三，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工具。
　　例如这些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早年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突然热过一阵。有一位内地交换学生，要以芝加哥学派做博士论文，问我意见。我说，你如果要做知识社会学，既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对美国历史地理又浑然没有感觉，材料东抓一点西凑一些，那样做出来的东西怎能有创见？当然，在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做些介绍性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但学术价值毕竟有限。能读英文的人何必通过你的介绍？还有两位上海学生到香港宣读论文，都是关于芝加哥学派的部分面相。我应邀做评论人，于是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对芝加哥学派感兴趣。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国内懂的人少。我说，你们不是在搞“圈地运动”，向世界宣示这块东西是你们的嘛？我还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怕统计，特地“圈”一块没有数字的版图？那么为什么不去“圈”法兰克福学派，而偏要“圈”芝加哥学派？是不是因为芝加哥学派好懂，法兰克福学派难懂？玩笑归玩笑，我想问他们的是：早年芝加哥学派对当今上海研究有何启示？
　　百年来，上海形成一个移民城市，也处于工业化、都市化的复杂过程之中，不断吸纳各地人群，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文化。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当年所研究的是什么情境，他们提出什么问题，采用什么分析视角，对当今研究上海提供哪些学术资源？从这些问题出发，进一步发展，这才是重温芝加哥学派文献的意义所在。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要培养一具具活动的书架，能够炫博式地倒背如流哪个权威说过什么话，这种学究式的读书方法早已过时。再说，早年芝加哥学派对当今上海研究的启示，不可能是简单的横向移植。这个学派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的，必须深入接通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地气：它在美国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有何特色，与芝加哥学派的知识生产如何互动？芝加哥学派包含哪些分支，甚至内部有何不同？它是如何式微而又再度复兴的？后来为何远离传播问题？这些背后问题了解愈多，对上海研究的启发必然愈大。
　　张：我感觉您刚刚所说的，是指在历史的研究中，也必须对现实有敏锐的观照，以便提有价值的问题。但在此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多经典研究似乎其中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纯粹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李：你不会毫无理由一头栽进去研究一个问题的。例如研究美国传播思想史，其中必然有什么问题触动你，让你觉得有趣或有意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新闻自由，那是举世所独有的，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既保障又限制新闻自由？最高法院的判例和社会运动的消长有无关系？假如没有一些或隐或显的触动，必是一具僵尸，依样画葫芦，没有生命的活力在里面。准备考试的学生死记硬背，考完立刻还给老师，就是这个道理。
　　又如在研究芝加哥学派的过程中，需要关注芝加哥当时的“现实”，去问“为什么”，去寻求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这其实是对历史现实和历史经验的观照。许多研究看似与当下无关，但其实对当下有非常强烈的关怀，这种关怀决定研究者学术生涯的旨趣与走向，帮助他们提出更好的史学问题。葛兆光治中国思想史，从他的自述中可以体会到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联。孔飞力写《叫魂》，①通过对大量史料细致的描述与分析，逼出他的最后一章对君主、知识阶层、普通民众、官僚制度之间关系的分析与概括。他说得很清楚，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这样的问题，既从历史研究揭示当时的现实社会，对于思考当下的现实也有启示意义。
　　
以理论与概念烛照史料
　　张：第二个疑问是我感觉在关注现实（历史的与当下的）与真正提出问题之间，似乎仍有一段距离，那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这恐怕需要借助于“理论”的暗示或指引了。我们可以虚心学习西方学术的精彩之处，以概念概括材料，证据切实而充分，推理严谨。研究者必须借用一些概念（但不要堆积不相干的概念），经过逻辑推论，来组织材料与证据。否则，缺乏概念的暗示或指引，可能是材料像一地鸡毛，杂乱无章。流水账式的新闻史，提不出问题，缺少概念的指引，看不出什么框架与逻辑，读完以后觉得没有心得。
　　我写过一篇《记者与时代相遇》，②这三位著名记者我都有幸认识，而且我对个人在时局巨变中如何抉择一向有兴趣，这是我“有所感”的来源。但我并不只在意这三人做过什么，而是希望以小见大，提供一个时代的侧面。换言之，时代如何影响个人，个人如何影响时代，个人与时代如何交相辉映。我不断设想若在他们的处境我会怎么做，文章里其实有我的影子和寄托。这在社会学里，就是结构（structure）和行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是人与势、个人与时代互动（interaction）的问题。
　　理论概念帮助我们洞察、解释手头所掌握的史料，从中发现他人所未见的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非常心仪余英时先生。他的历史研究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层层剥笋，步步深入，直逼核心。在他的研究中，几乎很少直接出现西方社会学中的名词，但其思路与逻辑之缜密，不是受到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对传统中国史料极其熟稔，这些史料并非他所独有，但他总是能从这些大家都收集得到的材料中解读出更新、更深、更有价值的意义，并进而构建出原创性的解释。从既有理论进入，经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原创性理论，这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境界。
　　不过，在强调借用理论的同时，也需防止对理论的生吞活剥，将理论强加于史料。我曾撰文③批评过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教授所主编的以《申报》和《点石斋画报》及其他一些上海小报为分析对象的中国新闻史论文集，④他是拿着中国材料去迎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材料细碎但逻辑断裂，对材料的分析和材料所处的当下语境被割裂开来，是典型的削材料之足以适理论之履。相比而言，我宁愿掌握大量材料，细细阅读，慢慢归纳，归纳到最后，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再接通一些重要的概念，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使得整个研究中所运用的材料一下有了光彩、有了意义。在近代中国的学者中，翘楚人物如陈寅恪，他所著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唐代三百代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姓氏入手，在极其细致的材料的基础上，层层推进，最终揭示唐朝之兴衰，“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极其雄辩。我劝有志治新闻史的年轻学人，不要只在新闻史的小范围打转，应该有系统地阅读、品尝这类影响深远的宏著。
　　概而言之，在我看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亟需提高的是三种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理论意识，三是方法论的训练与自觉。而这些正需要从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从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中距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将之与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既不可大而无当，见林不见树，亦要避免陷于琐碎，见树不见林。当然，我有这样的观点，也和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学术道路艰难，须得不断磨练，方能略有所成。我一直以此自勉，也愿借这个机会和年轻学者共勉。■
　　
注释：
①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②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载于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第403~46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李金铨：《过度阐释公共领域》，《二十一世纪》2008年12月
④Rudolf G. Wagner (eds).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Albany: SUNY Press2007
　　
作者李金铨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宁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