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
　　【本文提要】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理论研究伴随着新闻业的蓬勃发展而兴起。客观性作为西方媒介专业化的重要标志，亦为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者所关注。本文认为，民国时期的研究从新闻业的社会地位、新闻报道的方式与职能、新闻从业人员培养等多个视角对新闻客观性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并对当时的报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民国　新闻学　专业化　客观性　徐宝璜　
　　【中图分类号】 G210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对于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并逐渐走向深入。1918年10月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一时期，新闻学的拓荒者们开始就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其中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等都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同时，也在对新闻学进行着自己的阐释。
　　在西方，客观性不仅是一种报道规则，还是一种职业理想。客观性作为新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同样，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们在研究新闻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时地触碰着这块最为敏感的理论区域，他们从新闻业的社会地位、新闻报道的方式与职能、新闻从业人员培养等多个视角对新闻客观性进行着学理上的研究。
　　
一、新闻业的社会地位
　　民国时期的报人在报业实践活动中注重保持报纸的独立性，新闻研究者也在理论研究上对此极为关注，认为报纸应为社会公有，与政府政党保持恰当的关系，以保持独立性。
　　（一）报纸应为社会公有，保持独立性
　　客观性的提出本身是一种新闻理念，在现实中面临着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挤压，因此，为了捍卫新闻的客观性，徐宝璜提出，报纸应该为社会所公有，具有公共化属性，这显然是学习借鉴了西方学者观点。在《新闻事业之将来》一文中，他论述到：“所谓公共化者，乃因新闻纸与社会关系愈趋密切而言。夙昔执新闻纸业者，辄以新闻纸为其个人私产，此殊失当。夫吾侪献身于社会时，即当视此身为社会所有，遑论其所执业”。①在徐宝璜看来，由于新闻纸与社会的关系密切，不仅不应将新闻纸视为私产，报人一旦从事了新闻业，就应当将自身也当作社会公有，应献身于社会。
　　任白涛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他在其著作中对于报纸的公共性也有过系统的研究，认为在新闻事业的诸多特性之中，最先应该被提及的就是作为“社会之公共机关” ②的属性，新闻事业是以多数人的利害荣辱作为自己的标准的，它完全以公众为本位，社会利益得到发展，也就是新闻事业的成功。而只有持真理、主公道、明善恶的新闻业才真正是公共的，才能够长久生存。作为新闻记者，“不问如何之时际、场所，其地位、态度常为超越的、独立的、客观的”。③
　　那么，报刊为何应为社会公有？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也有过深入的思考，其中徐宝璜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报刊之所以应为社会公有，首先在政治方面，“现代之政治为多数人之政治……此多数人未必具有新颖之政治常识，则其如何研究，将恃新闻纸以知识供给之矣。……新闻纸，或可作政治之中心点，力亦伟哉！” ④可见，新闻纸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供给知识的功能，因此新闻纸在政治中有时甚至可以起到政治中心点的作用。另外，新闻纸对社会的教育是普遍的，作用巨大，从其在教育方面的功能来讲，也应为社会公有。在宣传方面，“苟新闻纸所宣传为世人信仰，世人且以其宣传据为自己意见，收得之效果，更不以言喻”。新闻纸在宣传方面的优势及效果，使得它也不得不为社会所公有，否则因“不负责任”与“无强制力”的原因，丧失公信力，那么即使“其言果当”，而“世人亦不认为真”。
　　所以，新闻纸应保持其独立性，独立性是报纸作为社会之公有事业的地位所决定的，新闻纸要代表国民的舆论。至于如何保证新闻纸的独立性，徐宝璜认为通过经营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是正确的途径，但新闻纸仍是私人独立经营或集资经营，不可能完全无私，应注意保持公私兼顾，不能以私害公。
　　（二）与政府和政党保持恰当的关系
　　对于报刊与政府政党的关系，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者，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这和当时中西方报业实践中政党新闻业的报业生态是分不开的。邵飘萍非常关注新闻事业与政府政党的关系，他认为，我国的新闻事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主要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新闻业很难脱离社会环境单独发展。⑤只有报纸与官方、政党撇清关系，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是代表公意的报纸；而在经济或组织上依赖官方或政党的报纸无法保证其民间立场，更无法代表民意，保证公正、客观的报道。在1922年，邵飘萍撰写了《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一文，对《京报》的成功进行了总结：
　　“盖《京报》创刊之志趣，非有政治之目的，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实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故《京报》言论所注重者，不独政治问题。外交教育与夫社会上之种种事业，《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
　　可以看出，在邵飘萍看来，《京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受到各国媒体的关注，正是由于坚持了“作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的立场，“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对社会事件做“和平中正之指导”，从而“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京报》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依赖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办报宗旨，与邵飘萍在日本《朝日新闻》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朝日新闻》的办报方针是“立足不偏不党的立场，贯彻言论自由，为建成民主国家和确立世界和平而努力；基于人道主义，献身于国民幸福，排除一切不法与暴力，和腐败进行斗争；公允、迅捷的真实报道，以进步精神保持公正；常怀宽容之心，注重品格及责任，尊重清醒厚重之风”。⑥因此，邵飘萍努力将报刊与官方、政党保持距离，与军阀、政党所操纵的御用报纸有着明显的不同，在那个报界混乱的时代，他始终坚守着民间独立报人的客观性原则，并试图用这份坚守去影响和改变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畸形报业。
　　较之邵飘萍的观点，任白涛对于报纸与政党关系的态度则相对缓和，他认为带有党派色彩并非衡量报纸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衡量一份报纸的好坏，应该看这份报纸能否以公正与客观的态度报道事实，如若“故意歪曲事实，赞美自党，毁谤异党”，⑦则失去了这份报纸的价值，是不可取的。
　　
二、新闻报道的方式与职能
　　西方学者在研究新闻客观性的过程中，也曾以报道方式为切入点，如《哈尼创作指南》（Haney’s Guide to Authorship）、《年轻编辑指南》（Hints to Young Editors）以及《新闻学入门》 （Steps into Journalism），分别谈到了新闻写作的方法、如何处理新闻和社论的关系等。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者也在这些方面对客观性做了研究。
　　（一）全面、平衡报道
　　全面、平衡报道是报刊客观性的重要方面，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他们认为能否做到全面、平衡报道是衡量新闻纸是否称职的重要评价标准。
　　在报道的全面上，徐宝璜提出“关于同一事件之各种情形，均应据实完全登载。须知每一问题，必有两方，自须双方兼顾。切不可专选登利于一方及不利于他方之新闻，而将利于他方之新闻，隐匿不登，或登之至简，以蒙蔽阅者，使其受片面记载之恶影响，而不能为公平之判断焉”。⑧对于这一问题，任白涛也曾指出“每一个问题发生，须牢记其必有两方面，应尽取其两方面之事实”，⑨对于社会事件的各方，“宜昭一律”，这二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对待报道的平衡上，徐宝璜主张，要做到平衡报道，新闻纸要做到言论公开，“凡投稿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者，不问其见解主张之精粗激随，以及与本社所见相同与否，均应一一登布之，以供世人之研究，听公众之判断”。⑩
　　任白涛则认为，不应该将报纸本身的意见放入新闻之中，如果的确有政见，应该放在社论栏中。
　　（二）避免津贴本位、营业本位的新闻报道
　　对于用新闻换取利益的行为，任白涛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称之为“为了面包而失节”。[11]邵飘萍则将新闻纸分为几种类型，其中一种就是“津贴本位之新闻纸”，并且认为这种类型的新闻纸“我国在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暮楚朝秦，惟以津贴为向背”。[12]他曾讲到：“无论何种政府机关，苟其实际上无可取得国民信用之价值，纵挥霍多数金钱，言论界决不能颠倒黑白以为之助。不观数月以前之安福系之功德者，盖其根本上不能存在，言论界接受多金亦爱莫能助也。” [13]邵飘萍在郭松龄兵变时期，发表大量的新闻和点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张作霖为了收买邵飘萍，汇款30万元之巨，但却遭到邵飘萍的退回。
　　营业本位的新闻也是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所谓营业本位者，乃以公平确实、正直无私为其博得多数信仰之手段，故必使新闻纸完全化为商品”。他们认为新闻社既为社会公共机关，非但不应有党派之色彩，且目的尤不应在于营利，但是由于报纸生存的需要，若非以营利为目的，则必致失其继续存在发展之功能。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可以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将新闻事业做大，坚持新闻的专业主义，做到公平无私，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在实行商业化运行之后，也会带来一些受经济利益左右言论，影响客观性的因素存在，比如“新闻事业之商业化，却又有因只顾利益而压迫编辑记者之弊，以广告之故而左右新闻，势所不能免也。且资本之色彩日益浓厚，为精神劳动之记者，不能不仰资本主义之鼻息，盖所采之手段，绝不能与其所持理论相一致也”。[14]（三）舆论监督是天赋权利
　　正如美国政党报刊经历了半个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一样，中国的报业也曾经历过一个相当多数报纸沦为政党报纸、军阀报纸的时期，在这中国报业的黑暗时期，监督政府的职责被很多报纸所淡忘。邵飘萍看到了报业的颓势，将新闻事业看作是“国民舆论代表”，他指出：好政府也罢，坏政府也罢，都必须将它们严格地置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和记者这种“社会公人”的批评和监督之下。[15]邵飘萍指出，新闻机构作为社会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必须具有超越一切党派和集团的广泛的社会性，同时它还肩负有教育、批评，以及督导政府的“天赋”权利，因此必须从法律上保障和尊重它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性。他认为用新闻法制的方式来维护新闻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新闻法制的存在可以“依照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与新闻民主的程度，维护言论机关，突破上层秘密，实行自由报道，使国民增长政治知识，以及舆论监督和立言的权利和义务”。[16]邵飘萍的一生都在践行着他坚守的这一观念，其所办的报纸不断地向极权政治挑战。早期，袁世凯政府钳制舆论发展，中国报业环境恶化，邵飘萍以“阿平”为笔名，抨击袁世凯政府，袁世凯专门派特务对其文章重点审读；后来，反对段祺瑞政府，致使《京报》被查封，邵飘萍流亡日本；1923年揭发直系军阀曹锟依靠贿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以及在郭松龄兵变之后，抨击张作霖等，都体现了邵飘萍以“社会公人”的身份发挥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与他所提出的报纸具有管理国家、监督政府、自由批评政府的天赋权利是相呼应的。
　　
三、新闻从业人员培养
　　客观性无论是作为职业理想，还是作为新闻报道原则都和新闻从业人员密不可分。新闻最终都是由新闻从业人员所创造出来的，是新闻纸的直接操作者，因此新闻从业人员的品格对于新闻业能否保持独立性、成为社会公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报纸者，社会之耳目也。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访员得人，报纸方能尽其供给正确迅速新闻之天职，即社会种种是非，亦因以易明。吾国报社因经济关系，多仅有编辑而无访员，故其新闻多仰给于通讯社。” [17]徐宝璜认为，报纸缺少访员，单纯依赖通讯社的消息一方面会导致新闻源单一，新闻雷同现象较多，不利于多角度的报道事实，于客观性有损；同时，由于通讯社的党派色彩，所提供的新闻具有主观性，失实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报刊的客观性，不利于新闻事业的长远发展。总之，培养自己的访员，是扩展多元化的新闻源，维护客观性的重要举措。任白涛在其著作中也专辟章节论述新闻记者的资格与修养，认为健全的常识和刚健的意志对于新闻记者尤为重要。
　　因此，设立新闻学校，培养具有独立意志的新闻人才对于维护新闻客观性，保证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意义极为重大。“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自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创设新闻学研究会以来，国人对于斯学，渐加注意，近年以来，新闻界之各项改革，如采访之注重，编辑之改良，印刷进步等等，与当日该会所倡导者，均不无若干关系。” [18]徐宝璜认为：“要培养出社会和民众需要的合格的新闻人才，新闻教育必须坚持其独立于政治的办学立场，任何来自官方和政治派别的染指，都将给新闻人才的培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充分贯彻了其独立意志的新闻教育，才是‘良好的’新闻教育，亦才能够培养出‘良好的新闻记者’……” [19]因此，只有在独立的新闻教育下培养出的具有独立品质的新闻人，才能使得新闻纸真正具有社会公有的性质，发挥社会之公器的作用，保持独立地位，坚持客观性，从而形成能真正代表国民意志的健康舆论。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研究者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先驱，他们对于新闻客观性等问题在学理上的研究奠定了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民国时期的报业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④⑧⑩[17][18]肖东发、邓绍根编：《徐宝璜新闻学论集》第151、15、145、146、136、167、1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③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第4、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⑤[12][14]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15、136页，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2008年版
⑥[15][19]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第292、281、27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⑨[11]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120、81、10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13]邵飘萍：《通讯社有可以操纵言论之能力乎》，《京报》1921年1月7日
[16]孙晓阳：《邵飘萍》第3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本文系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项目“民国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Zszf13008；上海政法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客观性：民国报人的新闻专业主义”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XQN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