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本文提要】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其新闻论著中从结构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证了社交化媒体时代不断核实真相对新闻业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对未来新闻业的共识：即它是新闻专业人员与热心公共事业的公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然而，由于两位作者试图调和李普曼与杜威相互对立的民主现实主义与参与式民主，导致其结构和历史分析的逻辑基础都存在着各种问题。我们既要欣赏两位作者带来的各种启发，也要明了他们存在的局限。
　　【关键词】 李普曼　杜威　参与式民主　新闻业危机　
　　【中图分类号】 G210
　　在读完《真相》一书准备提笔写下此文的当天凌晨，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往北京，编号MH370的波音777客机与地面失去联系，直到我落笔写下本段文字时，飞机的下落仍然是个谜。这一时间，各种媒体上关于飞机行踪的猜测、推测和讨论完全是一场符号的大爆炸，但大家唯独缺失的便是真相。
　　刘海龙对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两位的作品似乎分外青睐，不仅亲自翻译了这两位美国学者合作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2007年修订版）》，而且又译校了他们的《真相》。在刘海龙的大力推荐下，近年来很少阅读新闻学著作的我也有幸认真学习了这两本可以被称为姊妹篇的作品，确实很有收获。这两部思路异常清晰且有着紧密逻辑关联的著述为我判断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论框架。
　　
一、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逻辑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分析模式其实很简单，但对我们思考当下的新闻业相当有启发。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模式可以从结构与历史两个向度加以描述。当然，正如我们后面要论证的那样，他们这两种向度的论证都是有问题的。
　　从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当前的新闻格局是传统新闻业与新媒体新闻相互融合和不可或缺的时代。他们的判断是，新媒体新闻业尤其是公民新闻尽管发展迅速，但恰恰是这种信息爆炸，为传统新闻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自媒体’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①所以，他们认定，新闻业的格局注定是一种共存的局面：“至少到目前为止，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老牌新闻机构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新闻依旧在新信息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真正的变化不是一种媒体的终结和新的‘自媒体文化’的出现，而是两者融合，共同迈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 ②他们反对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仍然是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才真正知道和掌控新闻的真相，另一种认为以自我修正的公民新闻为代表的信息民主可以取代一切。所以他们认为一方面公民比以往更多地介入新闻，公民的新闻参与需要得到鼓励和培养；而另一方面新闻业则需要比以往更加专业，他们需要意识到新闻环境的变化。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他们认为新闻的观念一直在随着媒介的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迁而演化。他们指出：“随着社会秩序的重组，大众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发两股知识流或两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基于观察和经验的知识，与基于信仰和信念的知识——之间重新产生分歧，简言之就是事实与信仰之间的矛盾。” ③其结果就导致新闻专业的核心理念不断发生变化。
　　今天新闻业的观念对立主要体现在以传播客观事实自居的传统媒体面对着以博客和社交化媒体上各种基于信仰和信念的观点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具有绝对权威的主流媒体，逐渐丧失了真相代言人的地位。“当时的美国主流媒体可能享有史上最高的美誉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当时的新闻业是一个受到严格控制、严肃履行社会责任、几乎意识不到自身缺点的行业”。④然而新媒体的出现，各种声音和质疑，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媒体的这种地位，以致主流媒体上的信息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唯一的真相。“在20世纪晚期，公众已经越来越不相信新闻工作者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在叙述中做到真实，或者存在一种客观的核实方法”。⑤因此，原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客观性或者深度报道的核心理念——用背景阐释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潮流，只有不断核实才是新闻业新的核心理念。“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⑥
　　在这两重维度上，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社交化媒体的时代，核实原则已经替代客观性原则成为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并且是他们所提出的新闻学的十大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这个主题非常清晰地体现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那么怎么才能核实新闻和获得真相呢？尽管一些具体的技巧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的第四章被提及，但也许是作者们觉得对此语焉不详，于是便进而有了《真相》这本书的问世。
　　《真相》一书细致地告诉我们如何判断真相。两位作者提出了判断新闻真相所谓的六步原则：第一步，识别自己所接触的是什么内容；第二步，识别一篇新闻报道是否完整；第三步，评估信源；第四步，评估证据；第五步，评估新闻如何利用证据和干扰证据；第六步，评估是否从新闻中获得了证据。⑦在我看来，《真相》一书的任务既是在教公众如何判断新闻的真相，与此同时也是在提醒新闻记者如何核实真相以应对公民的需求。表面上看，《真相》一书像极了一本公众媒介素养手册，但实际上它又像是一本记者报道手册。这大概集中地体现了两位作者对未来新闻业的共识：即它是新闻专业人员与热心公共事业的公众共同创造的文化，也是专业新闻报道与公民新闻共同创造的文化。
　　
二、 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背后的“李杜之争”
　　然而，问题也就此生成。提供事实的新闻从业者维护的是社会的信息秩序，是减少信息不确定性的真相的代言人；而公民新闻则代表着公民的言论自由，通常需要对所谓真相代言人进行监督与证伪。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全然不同，他们通常南辕北辙，何以能够创造一种共同的文化呢？在美国新闻学近100年的历史中，新闻应强调社会公平秩序与还是应强调公众民权自由这两方面观点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方案可以终结这种斗争么？
　　由此，笔者的思绪瞬间便回溯到李普曼和杜威关于公众的论争。“李杜之争”是否真正发生过是值得商榷的，但他们之间观点的对立却是个不争的事实。⑧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争执被证明是不会有最终结论的，在任何时代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比如舒德森与凯瑞在新闻与民主方面的分歧就可以被看作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李杜之争”。⑨
　　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一书中，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认为“李杜之争”直到今天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也表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属于“李杜之争”的范畴。很显然，两位作者在公众问题上更倾向于强调参与式民主的杜威：“对于杜威，我们在今天更容易心有戚戚焉。他相信，如果人们可以彼此自由交流，民主自然会从人类互动中成长起来。因此，民主并不是为了有效管理而使用的计谋和策略。” ⑩杜威认为，在利益受到威胁时，群众就会变成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公众，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毫无理性。有且只有公众的参与才能实现民主和民治，给他们参与的自由就会带来民主。这种想法与李普曼的公众观和民主现实主义是有较大分歧的。
　　1925年，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展现了对公众力量最大的怀疑：“种种优生的、教育的、道德的、平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弊端疗法都假设，选民们与生俱来拥有直接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他们正朝着这一理想不断前进……在我看来，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11]因为李普曼眼里的公众是这样一类人：“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然而，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共事务关他什么事，那几乎是他无法触及的。” [12]所以，在李普曼看来，受到偏见与间接消息影响的公众，通常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他们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况下，最明智之举是什么都不要做。公众都是些局外人，公共事务应当留给专家和局内人来做，给公众自由就会损害民主。局内人应当为公众做信息的把关人。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他指出，新闻业应当是真正神圣和宗教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通过把关，把事实、宣传、谣言和怀疑的混合物转化为真实可信的新闻。出于对这种观点的部分反对，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指出：“（李普曼）这种代表公众的唯一的把关人的隐喻现在越来越成问题——或者说甚至过时。” [13]其实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结构层面对新媒体时代媒介格局的分析，其论证逻辑也基本上是杜威的。彼德斯在评论20世纪关于交流的五种不同观点时，杜威是自成一派的。杜威的表述极其熟悉但也极其别扭：“杜威所谓交流的意义是共同参与创造一个集体的世界……杜威认为，参与性互动的消失或扭曲，是时代最突出的异化特征。” [14]杜威认为，这个问题是现代社会带来的，但与海德格尔的悲观不同，他认为，“新的民主依然可以期盼，这种民主建立于新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方式之上，新的传播方式可以带来新的社会共同体”。[15]这种说法如此之熟悉，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一种科学主义与庸俗进化论的陈词滥调：“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只能依靠科技本身的进步加以解决。”在强调传统新闻业与公民新闻共生格局时，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不断地强调传统新闻业的挑战来自新媒体和公民新闻，但传统新闻业如果要生存与繁荣，其机遇也来自新媒体。这是典型的杜威式的逻辑，标准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传统新闻业的危机是由社交化媒体造成的，但传统新闻业的未来必须建立在社交化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上。然而事实是，社交化媒体从渠道和内容上讲完全具有取代传统新闻业的能力。所以，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结构层面的逻辑基础是有疑问的。
　　在另一方面，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真是完全摒弃李普曼了么？其实没有，甚至可以说，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是典型的“外杜内李”，他们在骨子里是认同李普曼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讨论新闻专业人员的必要性，不可能强调新闻专业人员的任务是去核实新闻、捍卫真相。在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看来，新闻专业主义者当前的任务就是以不断核实的经验事实为武器，纠正公民新闻中基于观点的信息碎片。这里的潜台词是作为局内人的新闻从业人员显然比起那些局外人在这些方面更有专长更有优势。然而，当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人员是事实捍卫者的同时，他们忘记了这一判断本来就是一种信仰式的意识形态，新闻从业者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验事实的捍卫者。当然，公民新闻也不纯粹是偏见与观点，他们也可以是经验事实的捍卫者。所以，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在上文提到的历史向面的二分法，其逻辑基础也是不可靠的。李普曼塑造了新闻专业人员局内人和专家的神话，这种神话将新闻从业人员与真相联系在了一起，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其实并没有打破而且甚至在内心底里多少有些赞同这种神话，然而不破除新闻从业者的这种神话，真相便只是权力规定的真相。
　　写到这里，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用意逐渐明确起来。他们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框架，小心翼翼地在李杜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力图兼顾双方观点。他们想证明，杜威和李普曼的想法在今天新媒体的时代可以变成一种共生的事实。也许是社交化媒体的技术赋权让他们看到了实现杜威参与式民主的希望；也许是社交化媒体的信息混乱让他们仍然感觉到把关人的机遇。然而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未必既叫好又卖座：更倾向于社会秩序和效率的一方会认为他们的想法过于自由和理想主义，而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一方则会认为他们身上有挥之不去的精英气息。
　　
三、结语
　　在笔者看来，调和“李杜之争”暴露了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实用主义世界观的全部缺陷。调和李杜之争是很困难的，调和的结果不仅不一定取长补短，很有可能是更加集中地暴露出双方的缺陷。李普曼和杜威的逻辑都有自身的缺陷。李普曼的问题在于他无法证明媒体从业者能够比公众更好地把握这个世界的真相；而杜威则无法证明传统新闻业可以成为全民参与的交流平台，而这两个问题是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同样不能解决的。因此这种调和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现实是，李普曼的神话已经破灭，而杜威的神话仍然建立不起来，李普曼和杜威的想法可能都已经不再适用。在社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因为阻碍揭示真相的权力无处不在，确保真相的权力却已经死亡。真相在与信仰和偏见做斗争的过程中，正在被解构。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架马航的失联客机MH370，对于它，我们在不确定性和质疑中挣扎，没有确定的真相。由于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新建构，参与式的对话与协商则通常以话语暴力和相互伤害的方式告终。其实，按照科瓦奇与罗森斯蒂尔的想法，我们仍然不能获得真相。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教授的证伪方法只能让我们意识到什么不是真相或不完全是真相，而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相，这是他们理论最严重的缺陷；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和社交化媒体的加入，各种猜测与扯淡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使人们更加远离真相。因此，他们必须有所取舍，如果他们坚持要把“李杜”调和在一起，那么他们就会离不断核实真相的终极理想渐行渐远。
　　不过话说回来，笔者仍然喜欢和赞成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在当代新闻学领域所做的一切，仍然推荐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学子去阅读和思考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引发我们对这个时代新闻业与媒体格局更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他们在当代重述了“李杜之争”的核心问题。这一点比什么都更重要，因为正如米尔斯所言，重述问题的研究者往往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
　　
注释：
①④⑥⑦[13] 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陆佳怡、孙志刚译：《真相》第15、16~17、11、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②③⑤⑩[13]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著、刘海龙、连晓冬译：《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第8、4~5、77、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第25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⑨孙藜：《对美国新闻业遗产的两种建构：以凯瑞和舒德森的争鸣为中心》，《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
[11][12]沃尔特·李普曼著、林牧茵译：《幻影公众》第第22~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4]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标：传播思想史》第16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5]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第1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