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荟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时代》周刊先后10次关于蒋介石封面报道的仔细考察，管窥外媒视角中的蒋介石形象变迁，提出《时代》报道中蒋的人物个性特征符号先后经历征服者、抗日政治强人和自由、美国化中国的希望化身三个阶段，揭示出蒋介石不过是卢斯实现其“美国世纪”理念所构建出的中国童话的载体。
　　【关键词】　《时代》　 蒋介石　美国世纪　集体记忆　媒介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06
　　坐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档案馆，不能不被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所吸引——几乎所有读者皆忙于埋首苦读、誊抄《蒋介石日记》，尽管借阅规矩复杂，但造访者似乎乐此不疲。我想究其原因，诚如吕芳上先生所言，“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①目前，杨天石教授已经完成把“蒋从政治粪坑中拉回真实历史的阶段性任务”。②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③而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则借用马一浮的评价，认为“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余以先儒所言，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勉之，正为其病痛所发；若是王者，必下拜昌言，然他全不理会。”④
　　总之，华人社会集体记忆中蒋介石形象的非黑即白、“神鬼”之辩，无疑是吸引后学思考的动力。本文无意于讨论蒋的功过是非，只希望通过对美国《时代》周刊先后10次关于蒋的封面报道的仔细考察，管窥外媒视角中的蒋介石，讨论形成这一描述的背后动因，为读者提供多一个了解历史人物及其身处时代的面向。《时代》自1923年3月由卢斯和哈登创办后，很快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在曼哈顿典雅的第34层办公室里，最醒目的是一面墙大小的世界地图，他控制了数以百万计的头脑”。《时代》重视国际新闻，亦有实力派驻海外记者。作为历史亲历者的记者在中国记录下社会各个方面的丰富细节，而且西方主流媒体一向标榜公正客观，昨日报道已成今日珍贵的近代史料。由此，卢斯所办《时代》杂志适足为本研究之分析对象。
　　
一、谨慎对待：政权巩固中的征服者（1927.4~1936.2）
　　《时代》对蒋介石的兴趣开始于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成为国民党新领导人。1927年，蒋皈依基督教并与接受美国教育的宋美龄结婚，4月4日，蒋介石以素描像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画面上蒋介石棱角分明、眉头微蹙、目光阴沉凌厉，身着中山装。当期报道用三个称谓来界定蒋：首先是“征服者”：“一列让人畏惧的装甲车队从南方驶入上海。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车上，像现代骑兵保镖。站在第三辆汽车上，身形瘦削却能准确无误地领导南部中国的，就是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征服半个中国的蒋旋即用坚定、明确且冷静的语句，向外国列强强调中国主权的重要性，“中国是中国人的”，无论列强有多少军舰和士兵，中国绝不屈服。另一称谓是“第二个孙中山”。文章介绍了国民政府北伐的情况及蒋个人经历，凸显其道德自省的精神，他抛弃“吃喝、赌博、放荡生活”，转而“为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当孙中山初见蒋时，即惊呼：“啊！这是第二个孙中山，他应取代我的位置！……说说你的计划，年轻、新升起的太阳”。《时代》封面图片下方的文字，即借用Sun一词，双关蒋既为孙的继任者，也是中国未来的太阳，“蒋介石将军：从日落中升起”。第三个称谓则是“现代大元帅”（the first modern generalissimo），称蒋介石发展间谍和宣传机构以渗透敌方阵营，动员士兵易帜，他的目的就是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实现那句老套但充满激情的话——“中国人的中国”。⑤
　　1931年10月26日，蒋介石第二次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时，是与夫人宋美龄在一起的幸福合影，总统的马褂及夫人额前的刘海使画面带有浓郁的中国气息。《时代》详细介绍了一个月前日本在东北的暴行和华人拒买日货的爱国行动，也报道了军事政治方面团结抗日的策略。包括：蒋释放南京立法会主席胡汉民；广东外交部长陈友仁颁发爱国公报，宣布支持蒋总统；蒋训练的中国西点——黄埔军校学生将成为抗日军事的骨干。“除非日本改变，中国反日运动不会结束，日本需要坦诚地承认满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所宣称的权利和利益需要做出调整”。文章在宣传中国人抗日决心的同时，也对蒋本人的犹豫态度及中国未来命运表现出忧虑。“两周前，蒋总统曾威胁说要对日宣战。上周他又保持安静，急电北方军阀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想加入蒋军队，早也就加入了”。⑥
　　如果说1931年的报道侧重外患，那么《时代》1933年12月11日在封面推出的蒋介石故事则强调内乱，呈现出蒋介石腹背受敌的混乱状况。内蒙、新疆、四川发生叛乱；广东正在培育苏维埃萌芽；福建宣布成立新政府则是最后一根欲压死蒋介石这头骆驼的动乱稻草，南中国政治奇才陈友仁成为福建新政府的“大脑”，这打乱了蒋委员长决心加快江西反共的进程。对蒋而言，真正威胁政权的是不断扩张力量的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在江西有20万平方英里富饶的土地，蒋本打算率领30万军队剿共。蒋的反对者认为，蒋是“中世纪的头脑”、“政治上不忠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的叛徒”和“会毁了国民党、没有灵魂的独裁者”，并洞察南京国民政府背后真正的力量是“宋家王朝”。当蒋委员长统治中国后，宋霭龄（Pleasant）说：“我们宋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个男人。”她同意蒋介石抛开他的妻妾，同美龄（Beautiful）结婚。而她的弟弟宋子文（“书香公子”）则成为财政部长。⑦
　　1936年2月24日，蒋介石同日本天皇裕仁、溥仪、斯大林共同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蒋与斯大林头微侧，似互视对方，另两位则直视前方，标题为《苏维埃与帝国对决》。帝国为日本，而日本与伪满洲国是操控者与傀儡的关系。那么，此时的蒋介石与这三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时代》杂志的报道认为，几年来，蒋一直避免与日本或其他外国敌对势力发生冲突，主要兵力向内对付共产党，“刽子手的剑已使成千上万的红军人头落地”。尽管莫斯科共产党的金钱、军事顾问及其宣传帮助蒋征服中国，但他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在苏维埃政权和帝国势力之间，南京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宁愿向右而非朝左”。总体方向上，当时的“右”代表日本帝国。尽管每一个中国人，包括蒋委员长本人都渴望战胜日本，但南京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该文再次提到蒋的个人生活，抛弃发妻，与韦尔斯利毕业生结婚，变成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在列宁格勒努力学习如何革命的儿子蒋经国，则在《真理报》上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妈妈，我在中国人民面前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羞耻！”“母亲，难道您不记得他揪着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下来？他就是您跪着恳求不要将您赶出家门的人？是不是他？谁殴打和侮辱我的祖母？他不是我的父亲，满嘴仁义道德……母亲！我父亲是所有中国人的敌人，因此是他儿子的死对头。我宣布，我是全心全意走在宽阔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⑧
　　总之，在《时代》周刊上，初期的蒋介石虽被刻画为一位有强烈民族意识和领袖风采的征服者，但《时代》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他会成为美国伟大盟友的语句。当时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又身陷经济大萧条泥沼的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就业、物价等事关正常生活的事务，中国的命运并没有被重视。
　　
二、态度趋暖：从屈辱的绥靖者转向卓越的领导者（1936.11~1938.1）
　　1936年11月初，全世界都只关注一条新闻：“中国终于挺直腰杆，开始抗日”。《时代》这一期封面报道开篇即赞颂：蒋毫无疑问将成为“远东最伟大的人”。自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后，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中国“颜面大失”。中国人的脸被日本掌掴了一次又一次，但蒋委员长从来没有动摇他的“屈辱”政策，总是像基督徒一样允许日本“打完左脸给右脸”。他甚至让中国警察殴打关押数百名在北平、上海和天津举行反日大游行的中国学生；按照东京方面的要求，解散诸多当地国民党办事处。
　　如今蒋对日路线从绥靖转为强硬，在《时代》看来，皆源于蒋五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所取得非凡成就：基础建设方面，修建道路、发展交通运输，挖战壕、建碉堡、购买美国战机；政治上，国民政府已经“克服了共产主义恫吓和中国团结的双重困难”。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华北三巨头——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绥远傅作义及广东的政治对立面都表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指挥，共同抗日。外部环境方面，此时蒋似乎已修复与苏联的关系，日本预计，蒋可能会与独裁者斯大林签订苏中军事秘密条约。于是，文章认为，“上周，似乎是亚洲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并把蒋比作罗斯福，蒋介石对四亿五千万同胞的训话比作罗斯福的新政序曲。“前进，同胞们，重振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自我管理、自我克制和自我意识的品性，向世界展示中国人可以做伟大的事情！” 该文也把蒋同斯大林一样界定为独裁者，因其长着一副小骨架，故有时称其为“宁波拿破仑”。⑨
　　1938年1月，蒋夫妇成为《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时代》分析认为，日本虽军力雄厚，但缺乏卓越的领导者，中国虽为日本军国主义冒险的受害者，却有最能干的领导者。中国在最高统帅和他非凡的妻子领导下，“数以百万计的散沙般的中国人已经慢慢被赋予了民族意识”。文章描述了蒋氏夫妇对中国人精神和物质上的领导，认为这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建立自己的货币计划，修建道路，土匪变少，协调处理防洪和饥荒。“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完全处在混乱状态中，这样的初步成果是革命性的”。民国政府还推出“新生活运动”，提倡纪律、品德、秩序和整洁，教导人们礼义廉耻，杜绝腐败贿赂到用袖子擦鼻涕等一切不良现象。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蒋总统在购买美国战机时，不得不绝望地让自己的妻子亲自与白人推销员讨价还价。文章也提及西安事变，并介绍蒋的对日策略——拉锯战。认为蒋之所以不与日军作战，是因为他精明地知道，日本不是美国，资源有限，战线拉长就会拖垮日本经济，胜利最终必然是中国人的。
　　不过，文章对蒋也不乏揶揄的笔触。“蒋将军并无多少伟大特点”。蒋将军无坚不摧的革命历程，从广州、汉口到上海和南京，“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壮举”，“他几乎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苏联傀儡”。然而，征服者蒋介石随即又“与上海的中国商人交朋友，转身猛烈反共，屠杀了大约3500名党员”。蒋最大的特点就是共产党的骚扰成为他不打日本人的借口。蒋现在是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主人，但许多国民党政客把他斥为法西斯。“这位精明、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又冷酷无情的士兵谋求到自己的权力，也追求到漂亮、高学历、有头脑的宋美龄”，这使他成为国父孙中山、大银行家宋子文及孔祥熙博士的妹婿。蒋介石的原配毛福梅，看着丈夫飞黄腾达，也遭到被抛弃的命运。⑩
　　在第二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情绪不仅受到媒体和其他流行作家的影响，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趋势所左右。20世纪30年代末，世界似乎分为两个敌对阵营：民主、基督教、爱好和平的盟友与极权主义入侵者之间的对抗，中国被视为美国阵营中的一员。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的权力不断增强时，美国人亦开始关注日本1931年掠夺满洲事件。美国驻华记者在报纸和杂志上大量发表有关中国的新闻，并报道日本侵华残暴细节而且美国在华经济及公民人身安全均受到威胁。美国需要对中国制定新政策，旨在维持一个亲美的中国，作为还击日本、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堡垒。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确立，美国人想象广泛的爱国主义消解了两党纷争。因此，蒋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受欢迎，成为民族团结的有力象征，并几乎被所有媒体描绘成中国人民勇敢的领导人和实现一个基督教和民主国家的最大希望。[11]亨利·卢斯和其他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美国人用10年的时间观察蒋介石，10年后才对蒋抱有希望，认为在蒋的领导下可以形成一个值得骄傲的、强有力的美中联盟关系。1936年至1938年间，《时代》杂志对蒋介石的描述总体上颇为肯定，但远谈不上“热烈支持”，卢斯支持国民党的同时，也对埃德加·斯诺关于共产党的报道充满兴趣，1937年初《生活》杂志还连续刊载了斯诺拍摄的照片和采访报告。
　　
三、神话形塑：亚洲最伟大的政治家和英美重要盟友（1941.12~1955. 4）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向日本宣战，而与日本同盟的欧洲轴心国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欧亚两大战场合流。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卢斯一边监督修订《时代》和《生活》上的内容，一边打电话给他的父亲。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老卢斯尽管感到很震惊，但因为中国的缘故，他和卢斯倒是庆幸美国现在不得不对日作战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天晚上，73岁的卢斯牧师阖然离世。[12]
　　1942年6月1日的《时代》封面故事从个人修养、治国方略角度极力将蒋介石形塑为美英的重要盟友。“身为一个精明、务实的国际政治家，他知道自由中国的命运势必与自由的美国和英国紧密相连——如相信圣经一般，他相信这不是飘渺的理想主义。这场战役是世界的危险”。文章突出强调蒋是“国家男儿”的形象，他用行动和说服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今天将军就是“一座平静和信心的丰碑”，“自23岁以来，这位54的男子就将生命中每一清醒时刻都致力于国家的统一与自由”。蒋还是“军中战士”，他的农民士兵说：“伟大的蒋介石，坐如山，动如龙，行如虎”。文章在颂扬蒋的同时，不忘在开篇与结尾处指出蒋的抗战已到最艰难的时刻，而蒋除了充满迷信观念的农民军，没有其他武器，“他打的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战争，用18世纪的武器同20世纪的日本军队作战”。《时代》呼吁美英应给予蒋介石军事援助，美国当检讨其重欧轻亚的外交政策。[13]
　　蒋介石1945年9月3日第8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正是“八年抗战结束，和平经受挑战”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终于降临中国，这一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从未如此接近一个和平与进步的时代，经过一个世纪的外国干涉和西方帝国主义染指后，中国成为她自己的家园和命运的主人。在接受记者雅各比（Annalee Jacoby）采访时，蒋委员长对国家未来充满希望，“我很乐观”，“国民大会将如期召开”，实现和平统一是可能的。[14]
　　可是，三年后，1948年12月6日，当蒋第9次成为《时代》封面故事主角时，蒋的“威望已沉入江底”。一位在上海的美国游客写道：“他的名字在各阶层都是烂泥巴，他们对他的感觉就像美国人在1933年对赫伯特·胡佛的感觉。”文章认为，如果美国不援助中国的话，“一个西化进步的时代将随之结束”。文章中的小标题“从日出到日落”，同1927年蒋初次以“太阳”形象出现在《时代》上相对照，预示蒋处境已岌岌可危。蒋介石希望继续得到美国援助，但一无所获，此时的美国政治决策者也在计算卷入中国局势的成本与价值。“中国领土的五分之二已输给红军，去年7月以来，国民党已经损失180万人的兵力”。《时代》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将领表现不佳。“他们又老又累，20年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投机者。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囤积和腐败”。囤积货物的是银行家孔祥熙的儿子，蒋夫人侄子。上海新闻界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但几天后，该案件成了“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文章在呈现暗淡前景、分析问题之后，转而为蒋辩护，维护其形象。记者格林（Frederick Gruin）同长江边挖淤泥的苦力对话，问老百姓对政府领导者的评价，一人答道：“他们仍然非常尊敬和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有一些家族成员，像宋家和孔家，不是很好。他们应当为自己的金钱和权力感到羞耻。”一位米商也赞同这一观点，说：“蒋委员长已经尽力了”。文章通过对蒋生活细节的描写，呈现出他自律、勤俭、顽强、谦卑的一面。早上6点起床，用冷水洗脸，为了节省煤，他书房的暖炉大都是熄灭的。因而，尽管“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是傲慢、狭隘、缺乏想象力的，他是自己僵化意愿的受害者”，《时代》却认为蒋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是机会主义者，不是军阀，不是贪污受贿者”，蒋所面临的困局实际上是“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中国尚未解决好，蒋介石也未解决好”。故事以蒋在南京督教教会选取《历代记》为自己布道作为结尾，“对于我来说，我有心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但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蒋当时心境的写照。[15]
　　1955年4月18日，蒋介石最后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当期报道开篇即引用古希腊抒情诗人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的寓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在《时代》看来，反共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蒋却具有始终如一的笃定，如刺猬一般坚定于一件大事：“世界上的主要死敌就是莫斯科策划的共产主义阴谋。”不幸的是，蒋身处狐狸的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同胞、20世纪40年代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以及哈里·杜鲁门总统都被比喻为幼稚的狐狸，因为他们在蒋坚持剿共的时候，让其抗日或联合“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这些聪明年轻的狐狸会发现，“葡萄是苦的，自己犯下极大错误”。《时代》为蒋的失败辩护，认为正是由于他多年来固守单一信念，对其评价才会毁誉参半。尽管美国对台湾和蒋介石的态度一度存在严重分歧，但现在是各方普遍认为，台湾应该而且必须作为自由世界的防御堡垒而得到救助。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是未来安全的试金石。福尔摩萨对于自由世界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一件事：美国对弱小国家承诺的价值。”在《时代》看来，美国介入台湾防御问题，一是帮助亚洲国家对抗共产主义，二是提醒美国在亚洲国家的领导地位，不能因为台湾而失去其他亚洲国家对美国的信任。
　　文章虽指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一些问题，如语言、种族、一党甚至一人独裁的问题，“蒋管理的仍是一党政府，甚至是一人政府，靠的是自己人对他的尊敬与畏惧”。但绝大篇幅是用来介绍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蒋在台湾所取得的经济与政治上的成就，认为蒋的失败要归因于没有和平的环境。文章再次对蒋的个人特点进行深描，尤其突出他近乎精神自虐的内省和居台后的生活。例如，报道他每周末的日记中总有一页是用来自省。每天，蒋6点前起床，开始一天一个小时的祈祷和冥想。早餐后，仔细翻阅台湾和从香港运来的报纸，然后驱车前往国防部的办公室，蓝色的天鹅绒窗帘为安全起见总是拉着……晚饭后，蒋经常看电影或读中国哲学和诗歌，最喜欢的是儒家王阳明。蒋介石对娱乐、爱好或无意义的事情毫无兴趣，也没有亲密的朋友。他过的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16]
　　到了第三阶段，《时代》对蒋的刻画发生明显变化，溢美之辞凸显。美国原本无意将亚洲战场同世界冲突交织在一起，认为同日本的矛盾一直是可以协商的，因而也无意于卷入亚洲战场来救中国，突然爆发的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和中国迅速成为盟友。正如斯蒂尔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一书中所说的，这就像“订婚许久之后，突然奉子成婚，如果你情我愿，那么仍然是好姻缘”。[17]但是，1943年，中国内部状况已为公众所知，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堕落衰败和缺乏效能，无心抗日。1944年的史迪威危机，美国为中国冲突的形象、态度和政策所撕裂，对中国形势的幻灭、绝望和冷漠弥漫在美国人的头脑中。德黑兰战时领导人会议将中国视为全球性战争中的一潭死水。即便如此，卢斯还是一直在呼吁美国应当继续支持蒋，视其为反共堡垒。
　　
四、结语
　　卢斯和妻子克莱尔1941年访问重庆时，受到国家元首般的礼遇，他们也很享受所有精心策划的宣传节目。但克莱尔在日记中也承认“头脑中关于中国的想法让我很困惑”。[18]显然，国民党的公关系统并不能完全隔绝卢斯夫妇对中国现实的感知。笔者在审视《时代》关于蒋介石的10篇封面报道后，也同样因为其存在的内在悖论性而陷入困惑。例如，第7次报道称蒋纪律严明、受官兵拥戴，第10次则提及蒋自省退居孤岛的原因是组织涣散、腐败成风、军官叛逃；第6次报道开篇是最高统帅和他非凡的妻子的伟大领导，灌输国人民族意识和礼义廉耻，结尾处又冒出毛福梅只能隐忍地活在丈夫成功的阴影下，并在第四次报道中曾借蒋经国之口挞伐蒋虐待发妻，追求与宋的政治婚姻。而最大的矛盾则来自对内对外关系。比如1936年11月，《时代》欣喜于蒋抗日的同时，还不忘为其过往的绥靖政策做辩护，以福音训诫来说明蒋的不抗日原由，“若有人打你的右颊，把左颊也转给他。” [19]
　　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纠结之处，或许是《时代》新闻客观性的一种策略仪式，也是一种“小骂大帮忙”，或许也反映出卢斯本人对蒋认知的矛盾性。卢斯认为，新闻记者应当有一种内在的责任，即“去看、去了解、去告知、去教导、去创造秩序，这一直是西方世界发展的动力，……要让它成为蜜蜂的嗡嗡声一直停留在记者耳边。” [20] “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美国应当全心全意担当我们的责任，对世界全面施加我们的影响，从目的和手段上来看，都是合适的。” [21]而中国是正准备获得新生的、幅员辽阔却积贫患弱的古老国家，恰恰可以帮助实现“美国世纪”的两个核心内涵，一则为满足美国在全球的天赋使命，另一个是，有助于实现美国国内富饶的前景。
　　蒋介石就是卢斯选择实现他的中国童话的载体。于是，蒋的人物个性特征被简约化为一种易于识别的符号，先后被建构为征服者、抗日政治强人和自由、美国化中国的希望化身，因为，过多的细节会引起美国受众的抗拒，“简单化反而是更符合驯化的策略要求”。“新闻故事个人化，赋予人性或本土文化意义，再加上丰富的逸事细节，以令受众产生移情作用”。[22]我们不得不承认，卢斯是实现中国新闻美国“驯化”（domestication）的成功实践者，回答了如何令美国受众对遥远的中国新闻和领导者产生兴趣这一重要问题。■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系教授。本文为教育部《近代驻华美国记者及其报道研究》〈项目号：10YJC86003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话语、形象：近代驻华美国记者研究（1911-1949）》〈项目号：2010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吕芳上：《序言》，载于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陈永发：《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期
③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④汪荣祖：《“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东方早报》2010年3月21日
⑤CONQUEROR. Time. April 4，1927, Vol.9 Issue 14.
⑥Boycott, Bloodshed & Puppetry. Time,　October 26，1931, Vol. 18, Issue 17
⑦China Generalissimo’s Last Straw. Time, December 11，1933, Vol.22, Issue 24
⑧Soviets v. Empires. Time, 2/24/1936, Vol. 27, Issue 8
⑨Chiang Dares, Time, November 09,1936 , Vol. 28 Issue 19
⑩Man & wife of the year , time , January 3,1938, Vol. 31 Issu1
[11]Patricia Neils, China Images i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uc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1990,P55， P36
[12]Ibid，73
[13]The Incident Becomes a Crisis, Time, June 1, 1942，Vol.39 Issue 22.
[14]I Am Very Optimistic"Time. 9/3/1945, Vol. 46 Issue 10.
[15]“You Shall Never Yield...”Time， December 6，1948, Vol. 52 Issue 23.　
[16]Man of the Single Truth, Time, September 13,1955, Vol. 65 Issue 16.
[17]A.T. 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McGranw-Hill Book Company 1996,p22
[18]Robert E.Herzstein，Henry R.Luce ，A Political Portrait Of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Century ,Charles Scriber’s Sons,1994, P209
[19][德]韦伯：《韦伯作品集Ⅰ学术与政治》第258~2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Michael H. Hunt, East Asia in Henry Luce’s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 2(Spring 1999),P326.
[21]Henry R. Luce ，Giving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 No. 1, p66
[22]陈韬文、李金铨、潘忠党、苏钥机：《国际新闻的“驯化”：香港回归报道比较研究》，《新闻学研究》第73期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73、74、75、76、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