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艳红
　　当一些媒体老总在台上侃侃而谈“内容为王”时，或许压根就没想到“内容为王”背后的“王者”是谁？答案本来应该很清楚。且不论“内容为王”的观点是否正确，倘内容确实是“王”，那么生产、提供、丰富内容的必然不是物，而是人——新闻记者。故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内容为王”之“王道”就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成长环境。
　　然而殊不知，如今中国诸多媒体的一线记者群体正处于一个窘境：少、差、跳。
　　“少”者，“少”当益壮也。大多数冲锋于采访一线的记者是20多岁的年轻人，超过40岁已属于珍稀“老人”。即便招收成熟人才，年龄的“准入线”也一再压低：《新京报》原则上不超过25周岁，《法制晚报》的上限为30周岁。可以说，这也出于无奈，采访越来越成为一种体力活，每天如果不完成2000字的工作量都不好交差。非年轻人难以承担啊！
　　“差”者，职业境遇今不如昔也。十几年前，新闻行业还被视作精英荟萃之地，踏破门槛、挤破脑袋还未必能进入。而眼下，至少在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优秀人才越来越不愿意跻身其列。据悉，以“天下记者家”为傲的复旦新闻学院，近几年当记者的毕业生比例低得惊人，大部分“才子才女”要么出国留学，要么加盟外企、国企，或“国考”当公务员。
　　“跳”者，跳槽者日趋频仍也。在新鲜血液“供血不足”的同时，许多有经验、有能力的成熟人才也频频“逃离”新闻界，投奔他们所认定的前途无量的事业。他们中有的转身为新兴媒体如各种网站打工，有的完全改弦更张彻底转业，也有的则索性自主创业了。
　　这种窘境的形成，固然有传统新闻业衰退的外因，但从内因看，目前通行的考核、晋升机制存在的弊端显然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在一些都市类媒体的带动下，绝大多数媒体开始使用“工分制”对记者进行考核，并逐渐成为一个“行规”。所谓“工分制”就是根据数量和质量对记者的稿件打分，并根据分数计算收入。这种考核机制，使得记者的底薪非常低，通常仅数百元，所以必须“多写多得”。这就导致“跑量”重于追求品质，次品多而精品少。
　　客观上看，“工分制”实行之初，在调动记者工作积极性上确有一定的作用。考核和收入的压力使得记者们改变以往慵懒的作风，开始勤奋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分制”逐渐显露其弊端。首先，虽然考核将数量和质量并重，但实际上往往是以数量取胜。其次，在这种貌似公平公正、一视同仁的考核中，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往往占有极大的优势。为了填充大量版面，报社也默许这一规则，致使新闻工作居然也成了“吃青春饭”的行当。再次，这种准计件制的考核机制，客观上使记者沦落为“新闻民工”，对媒体的忠诚度、归属感急剧下降，职业素质的提升、事业心的养成，也了无动力。再加上在“工分制”实施之初，记者的收入在社会上尚属一流，而目前在沿海地区却已属于中下游，因此一些有想法有门路的记者都纷纷选择了离开。即便在内地，记者对职业的自我评价也随着收入的相对减少而不断下降。
　　就笔者所在的媒体而言，不管是“在编”的老人，还是“社聘”、“部聘”人员，均实行全员聘用制，收入的68%是“活化部分”，纳入量化考核，若生病或事假都只能拿到工资的32%。同时，实行淘汰制，连续三个月考核没完成工作量便直接解聘；连续两个月没完成工作量则待岗。所以，大家自感生不起病，请不起假，不得不像上足发条的机器，连续运转，透支体力心力。
　　在这种状况下，年轻记者身心疲惫不堪，却在晋升通道上难见希望。一般而言，如果35岁没有被提拔重用，那么记者就会产生心理恐慌。要是继续在一线采写新闻，压力过大；但不做记者，又能做什么呢？据笔者所见，一大批比较优秀的记者在40岁左右纷纷退出了采编岗位，涌向行政后勤部门，造成事实上的人才浪费。
　　新闻队伍的窘境，已经引起关注，今年以来，一些地方的主要党政领导提出要“善待记者”，不要把记者当做“计件工”使用，要让记者有归属感。这无疑非常正确，十分必要。为此，就必须革新目前的考核机制，为一线新闻工作者营造理想的成长空间。
　　首先，绝对化的“工分制”应该取消。在奖优罚劣的原则下，建立适合记者特点的考核机制，并充分考虑资深记者的实际情况，以切实鼓励记者多出精品力作。
　　其次，致力培养年轻记者。要让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成为以当记者为荣的职业新闻人。为此，在完成相应工作量的前提下，使他们获得体面的收入。
　　再次，建立健全“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的培养体系。要以政策为导向，鼓励记者立志终身在新闻界从业，当新闻采编的“写手”、“高手”、“多面手”。
　　如果说“内容为王”是传统媒体的“王道”，那么，这“王道”之“王”就是一支优秀的记者队伍。舍此，传统媒体的转型甚至是生存，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作者系《银川日报》社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