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瑶
　　【本文提要】新闻业对未来普遍存在着恐慌情绪，但本文认为，这种恐慌很大程度上是概念的混淆和认识的误区所导致的，商业化大众新闻模式的危机不应遮蔽新闻业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新闻业应重新回到满足社会需要这一根本出发点进行创新，为公众提供更好、更灵活的服务。同时，未来新闻业还应更加尊重公共性原则，更加开放，与公众联系更加紧密。
　　【关键词】未来新闻业 公共服务 社会需要 新闻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
　　
　　2013年4月底，一则“纸媒记者成了最差职业”的消息在网络上尤其是在新闻记者的微博圈中广为流传。消息源头是美国一家求职网站CareerCast.com公布的2013年职业排名，在其所调查的200个工作岗位中，报纸记者排名垫底。大洋彼岸的工作排名让国内新闻圈哀鸿遍野，尽管报纸记者这一职位在CareerCast.com的排名中已经连续5年位居末流了。无独有偶，2013年5月13日，《北京青年报》刊登消息《学生欲报新闻学记者当场劝阻》，报道主要讲述北京考生填报志愿的情况，文中提到了一个细节：一位女生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咨询学新闻学怎么样，记者建议其“入行要慎重”。标题对这个细节进行了放大，并得到多家媒体的转载和评论。这是个很小的新闻，但背后的新闻人心态却耐人寻味。为何一个相当普通的咨询建议的场景会被写入标题？为何报道中考生向教师咨询并得到同样回答的细节无人关注？为何这则新闻会被新闻同行广泛转载评议？
　　以上两则新闻之所以有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事实本身的新鲜或重大，不如说是因为事实的“象征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新闻人的普遍焦虑。正如CareerCast.com的调查所显示的，报纸记者职位的得分最低，主要不是因为其薪水低、工作强度大，而是因为从业者对这份工作的前景感到悲观。一些学者发现，“新闻业处于严重危机中”的判断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它显示了职业新闻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困惑。①因此，如果我们试图探讨未来新闻业的可能前景，就必须从当前这种因不确定感而产生的恐慌本身入手。
　　
一、对未来的恐慌
　　从表面上看，对新闻业未来前景的忧惧和恐慌来自显而易见的事实：连年下滑的发行业绩和广告收入、不断流失的受众、媒体组织裁员撤并、抛弃纸质形态甚或纷纷倒闭。美国一家名为“报纸死亡观察”（Newspaper Death Watch）的网站，自2007年建立以来就开始在首页上记录倒闭的或弃纸从网的美国重要城市日报，这些日报的名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长串“墓志铭”。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在一次讲话中流露出对新闻业黯淡未来的担心：“我很担忧，如果新闻的方向全变成了博客、观点，不再有严肃的事实核实，不再慎重地把报道放置在背景中，那最后我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人人隔空喊话，而不是相互的理解”。②这样的担忧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警醒人们重新思考新闻对社会的意义。但是，倘若仔细分析这种情绪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概念的混淆和认识的误区。
　　由于“新闻业的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这反而容易混淆“危机”的真正所指——出现危机的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新闻活动，还是现有的媒介组织？是讨论新闻信息本身的危机还是讨论新闻传播介质的危机？是预测新闻作为一种职业的整体前景还是谋划现存的、具体的新闻机构的出路？不幸的是，当前的大多数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缺乏明确语境的情况下展开的，并且容易将某种具体的问题笼统推及新闻业整体，再模糊地酝酿成悲观情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闻界曾普遍地将菲利普·迈耶提出的“到2043年第一个季度晚些时候，日报就没有读者了” ③的说法视为“末日预言”。实际上，作为一名资深报人，迈耶在《正在消失的报纸》一书中真正要表达的是其副标题——“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的意思，他提出了新闻质量与媒体利润的关联模式，并希望新闻业能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继续保持水准。显然，迈耶的用意是，新闻的纸质载体会消失，但新闻业会在信息时代变革并发展。2009年再版此书时，迈耶删掉了这个他认为被严重误读的“预言”。
　　对新闻业未来的恐慌还与某些思维定式有关。如果研究者对这些思维定式不加检视，选择性地观察现实，甚至从观点出发去“印证”现实，就可能陷入误区。这样的认识误区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们获得关于新闻业的真正的知识。
　　误区之一是“技术决定论”。这种观点容易将“新”直接等同于“好”，并且忽视技术变革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相应的，“传统媒体”的“传统”标签也就暗示了其“落后”的本质与落寞的结局；
　　误区之二是“受众堕落论”。有趣的是，这种观点与误区一恰好相反，但同样导致悲观的结论。事实上，对于人们因为采用新技术而会变得堕落愚蠢的观点从柏拉图时代就开始了。从书写导致人们记忆的丧失到网络的碎片化阅读造成理解力下降，几乎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会带来类似的警告，然而从未兑现；
　　误区之三是“历史中断论”。这种观点无视新闻业一直在变革的事实，认为目前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当然，纠正此类认识误区，并非要走向另一个为新闻业唱赞歌的极端。毋庸讳言，新闻业当下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但只有既不回避也不夸大地对待，才更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
　　
二、重回新闻业的根本
　　新闻业产生于社会需要。历史上，新闻业曾发明过多种形式来满足这种需要。比如，为了满足日渐扩大的社交和经济需要，早期新闻其实是奇闻异事、市井流言、志怪笔记、劝谕宣教的混合体，或者提供类似商品广告的“货价”新闻；随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服务于政治的需要，成为以政论为主的“观点纸”；19世纪初期，英美国家进入社会转型期，新闻业也随即发明出“便士报”，来满足不同于以往精英受众群体的“大众”需求。直到此时，新闻才开始以“报道”为主。但此时的“报道”尚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新闻产品，等到新闻界陆续发明出“采访”和“客观性”等新的实践技术与理念，新闻业才逐渐成为今日的新闻业。用舒德森的话说就是，“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视为‘传统的’新闻业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④
　　在这段历史中，英美所开创的商业化大众新闻模式无疑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学者甚至将现代新闻业称为一项“盎格鲁-美利坚的发明”。⑤但英美商业化大众新闻模式的大获成功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新闻业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也遮蔽了我们对新闻的深刻理解。以报纸为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报社被称为“现金奶牛”，平均利润率远高于其他企业，一般在30%或以上，有的报社利润率甚至高达50%以上，并且这样的高回报和高增长不可思议地维持了多年。2005年以后，美国报业在收入达到顶峰后开始下滑。从2005年到2011年，报业收入减少267亿美元，缩水56.4%，这种降幅在其他行业中也是极其罕见的。⑥对比之前的辉煌，利润巨幅缩水的现实显然会给投资者很强的刺激，由此产生的危机感在所难免。但是，商业化大众新闻模式下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庞大媒介组织并不等同于新闻业本身，这些组织的未来也不等同于新闻业的未来。
　　新闻业的根本，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新闻实践，它是历史性的、变化的、与社会不断互动的，不能简单理解为纸面的、刻板的职业教条。目前新闻业的真正问题在于，新闻实践的现有形式（包括选择和呈现新闻的方式、新闻盈利的方式、新闻与读者的互动方式等）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理解未来新闻业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在变化的社会情境中找到新闻实践的新的呈现方式。这种新的新闻实践方式并不以“技术”的新旧为区分，也不以商业利润的大小分高下。
　　比如，瑞典的《地铁报》国际集团、英国的《卫报》、美国的《赫芬顿邮报》就代表着不同方向的寻找新的新闻实践方式的努力，并且都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地铁报》创办于1995年，可以说是在互联网时代诞生的一份纸媒，但因为精准的定位和盈利模式的创新，这份免费报纸在纸媒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逆势上扬”，目前已经在全球23个国家的150多个重要城市发行，读者超过1800万，其官网自称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化报纸”；⑦英国《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则代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调适并创新的努力，这两份报纸都花大力气改造原有的新闻生产，组建团队进行大量的“数据新闻”、“交互式特写”、“众包新闻”等新闻试验，就目前来看，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赫芬顿邮报》则是在互联网上诞生的新一代数字媒介组织——完全“以网为生”，靠大量政治性博客和名人博客起家，倡导组织公民新闻实践，现在也在逐步增加原创新闻内容。2011年，《赫芬顿邮报》的记者大卫·伍德以揭示伊拉克和阿富汗老兵战后生活的《战场之外》系列报道获普利策国内报道奖。大卫·伍德本人是美国资深军事和政治记者，曾为《时代》周刊、《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工作多年。可见，这些媒体的经验很难说明哪些因素一定会导致成功，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试图改变或调整原有的新闻实践模式，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而它们所选择的不同路径也表明，未来新闻业将是一个拥有多种可能和灵活多元的新闻实践的舞台。
　　　　
三、为需求服务
　　未来新闻业的实践者，必须能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然而由于过去一个世纪的蓬勃发展，新闻业多少形成了施列辛格所称的“媒介中心主义”（media-centrism）心态，⑧对公众的需求缺乏真正的理解，其表现或者是感到“无法理解”，或者是用收入、教育水平、购买行为等简单的统计数据来代替对公众需要的深刻洞察。比如，一些报社主管无法理解为什么读者明知网络新闻鱼龙混杂却仍然愿意从社交媒体、博客中获知新闻而不愿再看更专业的报纸，也很少浏览报纸网站。
　　对受众的研究也显示了这种矛盾：用户在大量使用网络新闻的同时，对其评价却比预计得要差，甚至把网络新闻当成一种“次级商品”。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里斯汀森提出的“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y）理论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破坏性技术”会因为一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创新而被广泛采用，但是却不会导致更好的产品品质。对这一点缺乏了解，正是许多行业的领军企业失败的原因。⑩对于新闻业来说，网络和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方便和免费的好处就是压倒性的，受众会因此而接受“低端”的网络新闻。这并不等于受众的品位就此堕落，对更好的新闻报道的兴趣也始终存在，但关键是新闻业如何能更全面地体察所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不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标准来标榜“专业”和“高端”。
　　由此，克里斯汀森教授与尼曼新闻学者大卫·斯考克合作，将企业管理中的“需要完成的工作”（jobs-to-be-done）理论引入到新闻业的创新中来。他们认为，新闻机构根据人口统计、价格、购买和发行数据等简单的量化指标很难真正理解新闻用户的需求。而“需要完成的工作”理论核心是，将用户需要完成的“工作”放在企业为用户服务的首位，新闻业与其他服务性行业一样，应该尽力帮助用户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11]这个理论可以用来分析全球最大的家具零售商“宜家”的成功，同样也可以用来分析《地铁报》的成功。比如，当人们在上班途中总有一些时间需要打发，这就构成了一个“帮我填补20分钟空白”的任务，怎么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完成这个任务？《地铁报》采取的策略是：免费——因为人们上下班都很匆忙，通常不愿花买报纸的时间；方便——将免费报纸放置在地铁入口等人们随手可取的地方；通俗轻松——提供短小易读、具有普遍兴趣的文章，确保读者能在20分钟内看完。不同的对象当然会有不同的需求，同一对象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情境下也会有不同的需求，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任务”，未来新闻业所要做的创新就是围绕这些“工作”，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试举出如下一些可能的创新路径：
　　一站式新闻服务。宜家、家乐福和淘宝的成功都在于提供了一站式服务，新闻业同样可以借鉴这个模式，将新闻、邮件、搜索引擎等基本的上网需求绑定在一起，同时提供广泛全面的新闻内容，从而形成一些大而全的超级媒体机构。其发展路径可能是从搜索引擎等其他功能向新闻信息服务拓展，比如谷歌与雅虎，也可能是以新闻信息服务为基础向其他服务拓展，比如一些门户网站。
　　新闻入口服务。如果用户已经习惯于使用固定的邮箱、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或论坛，那么新闻机构可以考虑在这些地方提供新闻入口，方便用户链接。比如一些新闻组织已经意识到，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可以让更多的用户通过他们所熟悉的网络服务机构来分享新闻。2008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NPR）成为第一个采用开放API策略的大型新闻组织。2009年英国《卫报》开放API，到2011年每月已有7000万个API请求，有4000个外部使用者注册了《卫报》的API服务，《卫报》在为这些第三方提供免费新闻内容的同时也会附上自己网站的广告。[12]
　　针对不同共同体的新闻服务。新闻业以往的服务对象是想象的单一共同体，并提供看似针对一切人的“标准化”新闻。但实际上，“公众”是一个复合概念，公众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而不同群体对新闻的需求并不一样。新闻业目前出现的一些形态变化，比如社区媒体的备受关注、针对某一特定领域的垂直媒体的快速崛起等，都显示了为不同共同体提供新闻服务的广阔前景。
　　针对特定需求的新闻订制服务。这一直是以提供专业信息见长的财经媒体的重要收入来源。例如，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两大巨头——汤姆森-路透和彭博社都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金融信息咨询服务。而在信息时代，对新闻信息的定制需求已经不仅局限于金融领域，不同领域的用户都可能产生围绕特定议题的新闻信息搜集的需要。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数字化存储或制作数据库的方式方便用户从海量新闻中提取打捞所需要的，也可以帮助用户对新闻文本进行专业的信息分析，还可以记忆用户的选择偏好来满足受众浏览新闻的个性化的需要。
　　新闻聚合服务。网络技术之所以产生了很多“自媒体”，是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这意味着对很多突发事件和简单事实的报告与评论可以由公民自发完成。职业新闻机构所要做的是对这些公民自发生产的事实性知识和意见进行核实与聚合。这种聚合不是将碎片化的信息在形式上“摆放”在一起，而是要在诸多零散事实和观点中去伪存真、建立联系，并呈现意义。在可以方便获取大量资讯的时代，公众对于真相的需求和从整体上理解新闻事件的需求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而目前的新闻服务还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根据芬顿等人的研究，网络时代的新闻多样性并没有增加，反倒变得更为同质化。[13]这就为未来新闻业更有眼光的竞争者留下了广阔的舞台。
　　新闻沟通服务。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日渐多元，新闻媒体已经不可能成为重要信息的垄断平台，新闻当事人、权威人士和机构组织理论上都可以“绕”过媒体自己“说话”。但是“说话”并不等于“传播”，社会成员之间需要更多理解和沟通的任务仍然存在，而且甚至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媒体应该从过去信息获取的新闻生产模式转变为信息沟通的新闻生产模式，在当事人“独白”和“民意”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以专业新闻服务，打破不同舆论空间的自说自话，寻求建立社会共识的可能。
　　
四、以公共性为原则
　　在商业大众新闻模式下，新闻业的一个内在矛盾是始终要面对商业性和公共性的张力。密苏里新闻学院办公楼内墙上有一句话：“广告是自由媒体的燃料”，但在商业新闻的发展中，原本理应成为公共性之保障的经济利润，时常沦为传媒大鳄挥舞的违背新闻本性的经济大棒。尽管从传媒所有权归属和集中程度、对商业广告的依赖性、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指标上看，世界各国新闻媒体的体制性差异明显，但不可否认，商业性与公共性的冲突已经成为全球新闻媒体很难回避的矛盾。一些学者对此的反思值得慎重对待，如雷·西伯特等人认为：“媒体更热衷于俘虏最多的、最有价值的观众，而不是努力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要”、比亚吉提出的“公司价值的引入对大众传媒产业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的问题，等等。[14]很难断言新闻业背后的经济权力结构在未来是否会有实质性的改变，但一个可能的乐观判断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门槛降低，未来新闻业可以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加灵活的生存模式，被目前相对单一的新闻模式所遮蔽的“别样新闻”（alternative journalism）有可能兴盛发达，成为彰显公共性的重要力量。[15]同时，由于公众选择面和影响力的增加，公众与新闻业的互动关系也可能朝着更有利于彰显公共性的方向发展。
　　首先，不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新闻业是可能的。目前对新闻业危机的讨论很大部分其实集中在现有新闻媒体的财政危机上——发行下降、广告份额被蚕食、利润缩水等。实际上，如果不以赚取高额利润为目的，新闻业要获取足以支付新闻生产成本的收入并不难。一方面是由于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业用于搜集、核实和分析事实的生产成本相对来说降低了，未来可能出现大量小型的、社区型的或众包型的“别样新闻”组织，这也会大幅降低新闻生产成本，使未来新闻业变成公众“支付得起”的新闻业。另一方面，社会也不可能任由新闻业“劣胜优汰”的倒挂局面长期存在，公众为所需要的新闻“埋单”的意愿正在提升。比如，美国新闻业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从2003年洛杉矶时报网站首推付费墙项目惨遭失败开始，报业历经漫长的十年探索，现在可能终于迎来了一线曙光——美国报业协会的报告表明，2012年纯数字媒体订阅与数字、印刷混合订阅收入已占2012年报业收入的5%，成为10年来一个里程碑式的收获。到2013年3月，412家美国报纸开启了付费墙项目，目前看来，《纽约时报》所做的堪称成功。[16]此外，公民捐助、基金会资助、政府拨款等方式都可以作为非商业目的的新闻业的经济支持。
　　其次，未来新闻业可能会吸引公众广泛参与。在大众传媒时代，新闻媒体既垄断了新闻，也垄断了对新闻发布的渠道，形成了以媒介为中心的闭合式信息传播格局。而未来新闻业由于在这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垄断地位，不得不从闭合转为开放，吸收并吸引公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非正式的、临时性的公民新闻实践会大量存在，其特点是：随意、数量庞大、碎片化；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兼具业余性与专业性特点的各种公民新闻小组也会广泛出现。其特点是：兴趣持久、规模小、非盈利、专门性强。未来新闻业的开放性和吸引公众广泛参与的特点有时也会引起职业媒体从业者的生存焦虑，实际上这大可不必。随意性很强的公民新闻本身不会构成对职业新闻的挑战，它可能在某些热点议题上出现“井喷”，但是无法稳定地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全球第一个公民记者网站Ohmynews的兴衰就是明证——因为无法让民众持久地保持公民新闻实践的兴趣，Ohmynews已经从全球浏览排名100强跌落到1万多名以外，成了无足轻重的小网站。因此，职业新闻不应视公民新闻为“对手”，而应视其为“帮手”，通过倡导、组织、帮助公民新闻生产，使未来新闻业出现更大的活力。这方面《卫报》进行过一次堪称标志性的实验：2009年5月，《卫报》在网站上邀请读者参与审读长达9万多页的公职人员消费明细报告，超过2万读者通过认领审读报告的方式，完成了这个职业媒体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新闻生产任务。
　　但需要重视的是，公民新闻向职业新闻的转换也可能比以往更容易，一些从公民新闻兴起的媒介机构会成为职业新闻系统中的新入行者，它们对原有的职业新闻媒体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当然，这对新闻行业整体来说是好事，因为更开放、竞争更强的领域也会更健康、更强壮。
　　最后，未来新闻业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密切监督。新闻与社会的互动增强不仅意味着新闻报道的品质将受到公众的即时检验，更意味着媒体的立场、媒体的形象等隐形“资产”也随时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中。比如，由英国“窃听丑闻”掀起的风暴不仅针对失范的新闻采访，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公众对不受监督的媒介帝国的愤怒。最近的“斯诺登事件”也是如此，美国国内民众的争议和国际社会的抗议，使谷歌、雅虎、Facebook等网络媒介巨头深陷信任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新闻组织可能会因为更加容易遭到批评而更脆弱，但未来新闻业却会因为健康的监督而更强大。当然，实现新闻业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不仅取决于新闻业自身的努力，也取决于公众普遍的媒介素养。作为植根于当下社会、服务于当下社会的新闻实践，它的水准与公众素养的关系基本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也就给未来新闻业指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路径：不能局限在专业技能之中，必须更深刻地体察当下社会，与公众同步成长。■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Fenton,N.(2010).Drowning or waving? New medi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N.Fenton(Ed.),New Media, Old News. Sage Publications.pp.3-17.and Mancini,P. (2013), What scholars can learn from the crisis of jour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3(7),pp127-136.
②McChesney,R.W&Nichols,J.(2010).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 Nation Books.pp.ix.
③菲利普·迈耶著，张卫平译：《正在消失的报纸》第14页，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④Schudson,M(2013), Reluctant Stewards: Journalism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Dadalus.142(2),pp159-176.
⑤Chalaby,J.K.(1996),Journalism as an Anglo-American In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1(3).pp303-326.
⑥Soloski,J.(2013).Collapse of the US newspaper industry: Goodwill, leverage and bankruptcy. Journalism.14(3).pp309-329.
⑦http://www.metro.lu/lang/en/about/.
⑧Schlesinger, P. (1990) ,Rethinking the Sociology of Journalism: Source Strategies and the Limits of Media-Centrism, in M. Ferguson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London: Sage. pp. 61-83.
⑨Hsiang Iris Chyi&MengchiehJacieYang(2009): Is online news an inferior good? Examining the economic nature of online news among users.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86(3):594-612
⑩Clayton M.Christensen(1997),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vardCollege.pp.xv.
[11]Clayton M.Christensen,DavidSkok and James Allworth(2012),Breaking News:Mastering the art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journalism, Nieman Report,Vol 66 No.3:8
[12]TanjaAitamurto& Seth C.Lewis(2012). Open innovation in digital journalism: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Open APIs at four news organization. New media &society.15(2).pp314-331.
[13]Fenton.N(ed).(2010).New Media,Old News: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London；Sage，pp.3:16.
[14]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著，王玮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3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5]Tony Harcup(2011).Alternative journalism as active citizenship。Journalism.12(1):15-31.
[16]Megan O'Neil.Paywalls may be starting to payoff.www.ojr.org.2013-04-11.http://www.ojr.org/paywalls-may-be-starting-to-pay-off/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