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促进传统媒体“说真话”
——上海居民新媒体使用状况焦点小组访谈报告
□陈青文 张国良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法,并配合具有定量分析意义的问卷,初步了解上海城市居民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并进一步思考新媒体对日常生活、媒介生态的影响,以及新媒体的核心价值、新媒体对现阶段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 媒介素养 焦点小组
【中图分类号】G206
“新媒体前沿”专栏特约刊登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吴信训工作室
特约主持 吴信训教授
新媒体在中国蓬勃发展,对当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媒介生态的变化、生活形态的转变、社会阶层的重组、思想观念的冲击等等。究竟新媒体带给我们什么?对个人造成多大的变化?如何改变媒介生态?对中国社会又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力量?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从根源上来说,取决于人而非新媒体,即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素养与新媒体素养情况、对新媒体的认知与评价等等。惟有了解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思考新媒体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影响与意义。
本文为国家985平台项目《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大规模问卷调查的预调查成果,于2012年在上海组织了两场焦点小组访谈,第一组为基本学历组(高中及高中以下),第二组为较高学历组(高中以上),共21人参加。受访者是住在上海的普通市民,包括上海本地居民、从外地移居上海的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以及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外地民工,年龄介于24到60岁之间,男女比例相当,教育程度从初中到大学,籍贯分布与上海的人口组成较为符合,来自外地的居民略多于上海本地居民。在家庭方面,三口之家占了八成,家庭人口最少两人最多四人,已婚者占了八成。虽然家庭人口差异不大,但是家庭月收入差异甚大,家庭月收入最低为2300元,最高达到25000元,之间相差超过10倍。在从事的职业方面,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等)、职员(保安、仓管等),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离休干部与公司管理者等。
一、媒介使用情况
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四种主流媒体中,受访者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介都是网络,所有受访者都有上网经验,最长15年,最短1年,均值为8年。上网目的以信息、娱乐、交流为主,其次才是购物。虽然受访者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但是他们最信任的媒介却是电视,其次才是报纸与网络。在所拥有的新媒体设备方面,所有受访者都有可以上网的电脑,超过六成的人拥有平板电脑,超过六成人的手机可以上网,但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不到五成。在新闻渠道方面,电视与网络是受访者主要的新闻渠道,年龄较大的女性更多以电视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51岁),而年龄较轻的男性更多以网络作为主要新闻渠道(均值32岁)。
从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网络为何在受访者生活中如此不可或缺,因为依托网络技术且便于携带的新媒体,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延伸”,它更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且汇集了电视、报纸、书籍、广播等各类型媒体的内容:
1.网络即生活
受访者无论男女老少,皆离不开网络。一早起来就把电脑打开上网的人超过六成,看股市、看新闻,有的人还没起床就开始用平板电脑,甚至上厕所也继续用平板电脑,上班途中低头看手机,到了公司继续上网,于公于私,他们都离不开网络。L女士(55岁)说:“9点半上网看股市,听听里面的mp3音乐。一面放音乐,一面看股市,一面做做家务。到中午,股市没有了,就上上网,打打游戏。无聊啦,就看看新闻,在网上看看房子什么的,就这样过了一天。” X先生(29岁)说:“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电脑开开,在电脑上看新闻……边吃早饭边看。然后有事就出去忙,比如说在外面等人或者说很无聊的时候,就掏出手机来看看新闻。” K先生(39岁说):“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钟左右醒来,在被窝里看一会iPad,大概8点钟上班,上了班基本上就会和网络有关系,一直就上网。”
2.新媒体如影随形
手机、平板电脑等随身设备使得新媒体应用更加方便,也让非电子化、数码化的传统媒体在某些情况下沦为候补媒体,例如在公司不能上网时只好看报纸,在家中不能上网时只好看电视。K先生(39岁)说:“我们家的电视是个摆设,几乎从来不看,除非老人在家,他们会看一下。” P女士(38岁)说:“我们电视已经不大开了,一般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在电脑上也都能看到。”N女士(38岁)说:“上班时间不能上网有空就会看看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但是感觉现在的报纸好像没多大意思,政治方面的内容比较多……不太吸引人。” D先生(25岁)说:“我在单位里就看报纸,因为单位订报纸,就看,看《劳动报》,但是看的内容不多,因为有很多广告。一回到家电脑就打开了。”
从访谈中,我们发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上网已经超出了媒介使用的概念,新媒体也已经超出媒体的范畴。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的设备发展下,新媒体成为人们接收内容的终端界面,汇流了各种媒体的内容,一个小小的新媒体设备装载了电子书、电子报、电视剧、电影等等,这或许造成了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的错觉,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新媒体“包括”了传统媒体。
3.健康也是关键因素
媒介使用受到工作、家庭、身体因素影响,其中,身体因素影响最大,特别是视力问题。手机屏幕小需要好眼力而平板电脑的屏幕较大且容易操作,因而成为中老年人的“新宠”。W女士(52岁)说:“没事了,就在msn上跟我女儿聊聊天,我现在就是用iPad2,随时都可以坐在那里上网……手机主要是年轻人看看,对于我们字太小了。”而在外企工作十分忙碌的Y女士(25岁)说,回到家绝对不想再看到电脑,在地铁上也无法用iPad或手机,因为会头晕。
使用新媒体与使用传统媒体相同的是受到使用者闲暇时间多寡的影响,不同的是使用者在使用新媒体时,对辐射影响健康的顾虑多于传统媒体。Q先生很少上网,因为担心影响到怀孕的太太;Y先生天天上网,因为他“上班时很空”。Y先生(55岁)说:“我是物业管理,所以我上班时很空的,一上班就把电脑打开了,上班时就一直上网……如果碰到电视直播重大的事情,我还把后面的电视机打开来。”
二、媒介素养情况
本研究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主要根据美国媒体素养中心(CML: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的定义: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思辨的反应能力。对受访者媒介素养的情况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通过访前问卷的定量分析,二是通过焦点访谈内容的定性分析。在访前问卷中,媒介素养包含了“媒介组织”、“新闻素养”、“刻板印象”、“媒介参与”共四道题目,焦点访谈则主要谈及受访者对媒体的认知、理解、创造、质疑与思辨能力。
1.媒介素养有待提升
统计后发现,受访者的基本媒介素养依然有待提升。他们对媒介组织有基本的认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国外的媒体不一定是由国家经营的;但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的问题。受访者中有近四成的人将新闻等同于现实,以为新闻报道可以完全反映客观世界;近三成的人存在刻板印象问题,同意外地民工造成了上海的治安问题;而曾经通过媒体发表意见的人没有过半。
此外,受访者对媒体的质疑态度并不均等,且普遍相信权威。虽然他们最常使用与最不可或缺的媒体都是网络,但是无论学历的高低,最信赖的媒体都是电视,认为电视新闻“比较真实”。基本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是网络,而较高学历组第二信赖的媒体则是报纸。N女士(38岁)说: “网络上的新闻,我觉得不是全可信的。现在虚假的也挺多的,电视相对来说要真实一点。”受访者认为“官方”权威媒体还是比较可信的,且年纪轻与学历高的人有更加相信权威的倾向。W先生(25岁)说:“像一些官方的报纸肯定还是比较客观比较有权威性的。比如说像《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社的一些新闻,比较权威的机构、政府部门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有权威性的。”
2.广告素养有待加强
此外,受访者的广告素养也有待加强。访谈中,我们发现年纪轻的受访者对植入式广告的接受度非常高,不仅对无所不在的广告骚扰不以为意,甚至认为是一种智慧的表现。Y女士(25岁)说:“前段时间看《杜拉拉升职记》,本来就是讲办公室的事情,那如果她到茶水间拿一包立顿红茶,拿一个雀巢咖啡,这很正常,因为大家办公室就是这样的。”W先生(25岁)说: “之前一个电视剧叫《无懈可击之高手如云》,会打清扬的广告,我看得很开心,而且我去超市的时候就会走到那里去买,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做生意的人头脑都比较理智一点,但还是会受这方面的影响。还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一个选秀节目叫《快乐女生》蒙牛酸酸乳,我平时吃早餐的时候就会喝这个。”
由于新媒体带来更多新形态的广告营销方式,例如运用电子邮件等方式携带产品消息的“病毒式营销”(viral marketing),或以在线游戏的形式让使用者不知不觉中接触到广告信息的“广告游戏”(Advergames)等等,因此,广告素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且广告素养能力的建构难度也愈来愈高,不仅对广告信息要有分辨能力,还要对广告内容与广告出现的形式具备批判能力。Robert McChesney在2002年第一次ACME会议上即提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商业化与利益导向的媒体系统,这对于公民社会是很糟糕的事。他强调媒体素养教育不应只是告诉消费者媒体商业利益的结构,还要让他们知道媒体系统是如何与为什么运作,如此,他们才能批判并参与。
三、对新媒体的感受与评价
多数受访者对中国媒体的评价是“说不准”(66.7%),虽然如此,受访者对新媒体的正面评价极高,认为新媒体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即使他们也感受到新媒体犹如双刃剑,但一致认为新媒体对整体社会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所有受访者皆同意新媒体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加速社会改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发挥监督力量,促使传统媒体“说真话”。
1.新媒体传达民意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各方面的改革,虽然离“令人感到满意”还有一段距离。C女士(60岁)说:“现在国家政府也开了微博,很快就能听取民意。它还可以表达老百姓的呼声。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老百姓有意见就很快传播出去了,包不住的,而以前很多事情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些是没有办法报道的。但是离满意还很远。现在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期。”
受访者虽然乐见新媒体传达民意,但他们同时认为执政者的心态更重要,因为新媒体虽然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表达渠道,但关键在于上面听不听。Z先生(59岁)说: “这个得看媒体人肯不肯弯下腰让受众表达。我给你举个例子,中国北方一个县级市的市政府网站搞了一个对政府执政满意度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满意,一个是非常满意。”
2.新媒体透明公开
受访者认为新媒体透明公开,有助于维护个人权利、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并期盼新媒体能促进传统媒体“说真话”。M先生(51岁)说:“我觉得新媒体透明度比较高,有时候把社会的不公正一面揭露出来了。新媒体比旧媒体做得好。我们老百姓只希望媒体说真话,真实地报道。我认为现在媒体还是蛮开放的,真话已经达到了70%到80%,把我的视野打开来了。”C女士(60岁)说:“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新媒体在公正公平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你透明嘛,啥事情大家都知道,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受访者期盼新媒体能像太阳一样把一切照亮让大家听清楚、看明白,不仅在民间发挥作用,也把政府机关摊在阳光下。Z先生(59岁)说:“我希望新媒体晒晒各级政府。举个例子,房价涨啊涨啊……开发商说我的利润率就在10%到15%,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到现在为止,我就看不到政府向老百姓讲清楚。”
3.新媒体是双刃剑
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满怀希望,但同时他们对新媒体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担忧,主要的担忧在于信息安全问题。W女士(52岁)说: “像我们的信息怎么他们(电话诈骗)都收集得到的呢?我们的手机号码他们怎么会知道的?都是通过网络过来的,也不好。”其次,他们对未成年人依赖网络也感到担忧。Z先生(59岁)说: “我认为唯一值得担心的应该是新媒体综合征,大家离不开新媒体了。比如说上海停电三天,我估计有不少人马上要自杀去。”
四、结语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是赢者通吃吗?
新媒体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访者的媒介使用与生活形态,他们明显离不开网络,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成为媒介内容汇流的终端界面。虽然新媒体的使用频率已明显高于传统媒体,但是受访者对传统媒体中的电视与报纸信赖程度更高的情况,迄今尚未改变。在新闻渠道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主要收看电视新闻,而年龄较轻的男性则更多阅读网络新闻。由此看来,新媒体在媒介竞争格局中,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值得重视的是,“通过电脑看电视,通过手机读报纸”的大有人在,现阶段新媒体在设备方面(硬件)拔得头筹,但内容方面(软件)则不然。
事实上,从使用者或媒介内容的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界线正在消弭,因为技术的扩散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见,新媒体在媒介竞争局面中并不是取代性的,而是一股融合与引领的力量,引发我们重新思考媒体、媒体与人、媒体与社会的所有相关议题。
2.使用新媒体能提升个人的媒介素养吗?
新媒体时代,受访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知识面更宽广,但是受访者依然存在刻板印象、将新闻等同于现实,对于媒介的参与性与广告素养也有待提升。在新媒体素养方面,受访者虽然对新媒体有所认知,使用时没有严重的技术障碍,并且对新媒体相关议题了如指掌;然而,他们对信息的质疑与思辨能力并不高,倾向于相信权威。在广告素养方面,虽然受访者都知道什么是植入性广告或置入性营销,但是多数受访者不以为意,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者还认为这是广告商智慧的表现。可见,受访者虽然知道新媒体可以维护个人权利,但是对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尚未全面觉醒。
新媒体带给人们更便利的生活、更丰富的信息,并提供个人对大众发声的渠道,但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感受到,新媒体扩大了受访者的知识面,他们对各方面的议题都能侃侃而谈,但是其媒介素养并没有因为新媒体的使用而得到提升。新媒体让人们对信息(特别是大众关注的社会案件)有更好的掌握,但是对于个人的媒介素养,无论是传统的媒介素养或新媒体素养,都没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点需要在往后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中进一步验证。
3.从中国现阶段社会来看,新媒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英国ESRC项目“虚拟社会?电子技术的社会科学”(1997-2002)的研究结果指出探讨建构虚拟社会(网络)的新科技的五个原则:第一是语境的重要性,指新科技的吸收与利用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社会背景;第二是不平等的假设,指对新科技的恐惧与新科技带来的风险,在社会上的散布是不均等的;第三是补充而非取代,因持续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虚拟社会不会取代真实社会;第四是愈虚拟愈真实(the more virtual, the more real),研究结果发现在线活动与虚拟空间会修复并刺激真实世界中的活动与空间;第五是愈全球愈本土(the more global, the more local),反对距离已经消失的说法,因为在超越本土与推动全球的努力下,全球性已演变成依赖特定的本土经验和认同。
这五个原则或说结论在近年来得到不断的阐释与延伸,特别是第一条语境的重要性从未被推翻,可以说是关于科技与社会研究的金科玉律。据此,我们重新思考新科技支撑的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如何被吸收与利用,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背景(语境)中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意义。从访谈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新媒体的吸收与利用还很有限,显然他们“利用”媒体或参与媒体的能力比较欠缺,且对于大众媒体的产制过程、信息与内容产制者的意图与商业利益、消费者权利等认知皆有待提升。此外,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多次听到“老百姓”、“官方”等远离公民社会的字眼,新媒体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没有从这些一般居民的表述中体现出来。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受访者对新媒体的热情与赞扬之中,感受到新媒体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价值。他们对新媒体的评价远高于传统媒体,认为新媒体能够促进中国媒体与社会的整体提升。虽然受访者也认同新媒体是“双刃剑”的说法,但是整体而言,他们对新媒体充满期待。因此,我们总结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民众对它的期盼:一是盼望新媒体能促进中国媒体“说真话”,二是盼望新媒体能汇集民意成为与执政者沟通的渠道,三是盼望新媒体发挥监督功能,揭露社会不公正的问题。由此,我们推论,新媒体在技术的支撑下成为民众盼望的载体,这是新媒体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特有的核心价值。问题是这样深厚的盼望将“唤”来什么样的将来,盼望如何被满足,盼望与现实的距离,失望与社会问题等等。这些新科技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所带给一般大众的感受,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被持续关注的议题。■
(作者陈青文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张国良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文为国家985平台项目《新媒体与社会发展》成果之一,课题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徐璐、吴佳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有插图,详见本期第70、71页。)